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朱凱廸:要改變不要死亡

朱凱廸高票當選,原本只是一個「回顧與前瞻」的人物訪問,上周四卻因為一場「死亡威脅」而臨時延遲了。一時之間,朱凱廸忙於出入警署落口供,和律師商討對策,還要和家人搬遷到安全地方。奔走之間,他仍抽出時間,跟我們詳談了對這次威脅事件的看法,和對做立法會議員仍未磨滅的抱負。訪問時間和地點一改再改,到了最後一刻,筆者才知道會面地點。平日活動自如像「無腳雀仔」的他,今日要接受警員全天候保護,在街上活動也要戴口罩掩人耳目。他無奈說:「沒法子隨便到街上吃東西,十幾人(連同警員)被困在一個地方過着古怪的生活,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完結這狀態,我終於明白斯諾登和阿桑奇的痛苦了。」他提及的兩人,都是因為泄密而要亡命天涯的國際人物,令人想起朱凱廸曾經是《明報》國際版的記者,筆者亦在那裏跟他共事過。訪問進行了一個小時,他最初顯得疲累,顯然選戰後遇上這次「威脅事件」,令他體力一再透支,不過即使在紛擾之中,他仍對改革新界「官商鄉黑」的願景和計劃闡述得條理分明。談到夢想中的「民主鄉議局」,他雙眼放光,說到希望支持者做的事,思路仍然清晰。他坦言:「這些願景我推動了好幾年,但之前沒人聽得明白,或者不敢相信可以變成真。」筆者一直以義工身分參與朱凱廸部分選舉工程,還記得8月中,一場籌款素宴後,朱凱廸和我收拾物資,他忍不住揶揄自己:「我的支持度只有1%」。之後幾星期發生的事如同乘坐過山車,他不但高票當選,還收到威脅和恐嚇,情况愈演愈烈,即使一直經得起風浪的他也決定報警,可見事情嚴峻。他在訪問開始即提到,由於自己凝聚了大批市民支持,這種能量或會吸引一些人從中操作:「若有人覺得,假若我死了,會否可以觸發一場暴亂?我認為,我不可以死。如果我死了,我推動的議題便會失敗。暴力威嚇的破壞力不止是摧毀一個人,是會摧毀我在選舉中提出過的信念,若我死,連我所代表的的東西都會死。所以我要保護自己,令自己不要死,才可以繼續推動下去。」問:近日的生活怎樣?答:警方提供了關於保安的不同選項給我,最高規格是入住一間安全屋,但不能離開;我選了中度的保安選項,我們會在不同地點留宿,廿四小時有警察保護我和家人,若要外出他們會安排保護。現在不能隨意出街吃飯,出入很秘密。女兒由於太年幼,不知發生什麼事。問:有沒想過獲選後就被威脅?答:之前參加選舉論壇時,我一直有提及(官商鄉黑),我也預計會發生威嚇,只是沒想過選後的威嚇會來得這麼劇烈和急迫。由於我這個威脅是「香港境內」的問題,所以「想斬我的人」會一直留在香港。而我的立法會議員身分,亦令我要繼續工作,將來必會挑戰他們。由於未經歷過,我無從判斷這次威脅背後的操作有多複雜,我其實不掌握。問:「不掌握」的意思是?答:舉個例,假設想向我作出威嚇的人是A,可能有一位B君其實是A的仇家,於是B君可能向我作出威嚇,目的是嫁禍給A君,情况可能複雜到這樣。另外A君和B君之外,還可能有一位C君在背後操作。其實ABC這些人物是未能確定的,但我可以推想有這些可能性。這種恐怖 不止摧毀我問:外界只會想到你因跟進新界西議題,而推斷你受到的威脅是地區性的,為何會涉及多方角力?答:有網民也猜測,特首選舉之前如果有一場暴亂發生,會否令一些人得益?早前梁天琦被取消了立法會參選資格,並沒有激起一場暴亂。若有人覺得,假若我死了,會否可以觸發一場暴亂?我作為當事人,我認為,我不可以死,我要阻止這件事發生。如果我死了,我推動的議題便會失敗。我這幾天在思考,這種暴力威嚇的破壞力不止是摧毀一個人,是會摧毀我在選舉中提出過的信念,若我死,連我所代表的的東西都會死。所以無論威脅來自哪裏,我要保護自己,令自己不要死,才可以繼續推動下去。問:你說「有人想以你的死來引起一場暴動」,這句話是純猜測,假設性的想法?答:是純猜測、假設性,但也是基於對香港政治有一種悲觀認知之下的「推想」。香港過去發生一些暴力事件,如年初二的「魚蛋暴動」,背後都有種「令人覺得奇怪的推動力」。我推想,有一種很大很惡的力量想藉着威脅我,或者攞我條命,來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因為我現在得到很多選民支持,會吸引不同人士去發揮其影響力。問:選舉前你也曾受到威嚇,但是否在選舉之後才產生這種「多方角力」的想法?答:我要強調,現在仍停留在A君(威脅我)的階段,但B和C隨時已經出現。有權有勢的人特別不相信民主,所以當他們看到人民的呼聲湧出來(支持我),看到一個拿了這麼多選票的人是一個這樣背景的人(無權無勢社運人士),他們會有些應對的方案。問:你信任香港警察給你提供保護?有人說要籌錢給你請保鑣。答:我仍然覺得,警察應該擔當保護市民的角色。雖然我也相信「社區參與」、「民間自救」,但去到「公眾安全」範疇,我覺得「民兵式」的社會,例如發動群眾以暴易暴,這樣不理想,事情也未需要去到這個階段。事實上,一個社會的基本元素,是要讓市民感覺安全,如果連這些元素都瓦解了,難道要小市民自己買槍自衛?這樣只會令我們離開民主愈來愈遠。我也相信警方今次若做得妥善,會讓市民對警隊重拾信心。問:你一直提倡「希望政治」,但威脅卻令人想起恐懼。答:這些(威嚇我們的)力量其實一直存在,只是我們視而不見,今次是我無意中把這些力量引了出來。其實香港有些鄉村或社區,都有惡勢力存在,若對方想我們恐懼,我們要如何回應?我覺得不要太急躁,當下或會有種激憤情緒,有人或會想立即以牙還牙,但我覺得要找回一個空間,把事件帶向正面方向發展。問:團隊的士氣如何?答:我現在被人保護了,不能「搞我」,於是義工被威嚇的機會或會增加。以我所知,地區義工領袖已被「點相」。但幸好我整個團隊很機動,很organic,好像曱甴「小強」一樣富有生命力(談到「小強」,朱凱廸的眼珠一轉,表情變得鬼馬)。現在我被威嚇,就好像曱甴的頭部被冷凍了要暫停運作,但即使這隻小強被切了一條腿,牠也可以再生長另一條腿出來。我的團隊很有自發性,可以柔韌而強悍地面對這件事。問:你在這件危機裏看到希望?答:這幾天,我臉書多了新界原居民留言,說他們開始受不了這種暴力。我希望他們站出來。這星期我們有街站,希望原居民出來發聲,大家一起討論如何推動「民主改革鄉議局」。以前我講這些,沒人有興趣,現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鄉議局還未爛透 站出來問:支持你的人,可以如何做?答:表態式的「人人都是朱凱廸」,搞遊行呀,我當然感謝。但我會建議新界村民請你登記成為「村代表選舉」的選民。即使你不是原居民,只要在村裏住滿3年,你也可以登記參加「居民代表選舉」。而住在村裏的原居民可以同時登記為「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至於不在村裏居住的原居民也可以登記為「原居民代表」。以前大家會覺得,參加這些選舉沒用,覺得這些機制已「太爛」便不去參加,其實反而是劣幣驅逐良幣。(一頓)雖然做完這個呼籲,可能我會死得更快……因為對方會覺得,「嘩!你真是帶來了改變。」(苦笑)。問:只是呼籲新界村民參選,你覺得足夠嗎?答:我會建議新界村民,請大家在臉書上尋找住在同一條村的同路人,建立一些「民主改革鄉議局的Secret Group」,若每條村都有一個Secret Group,便可以動員大家登記做選民,互相支持,壯大力量。其實,這件事是何君堯「教」我的, 2011年何君堯推動鄉委會會章修訂,禁止任何人連任3屆主席,令當時的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劉皇發不能再參選,何君堯參選取代了劉皇發,所以證明修改章程是可能的。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推動修改章程,把鄉事委員會民主化,爭取主席改由直選產生。我跟人談了這件事好幾年,但從來沒人知道我說什麼,或不敢去推動改變。問:你對鄉議局仍抱有希望?答:有人跟我說,鄉議局這麼爛,把它整個局殺掉吧。但我覺得「鄉村」的代議系統是有需要的,一般議員,即使是泛民的議員,對鄉村可持續發展未必了解,他們覺得「丁屋」是不好的,只想到以「公屋」安置居民,這種城市模式的想法我認為不妥。為何我認為要有同路人去參選村代表、鄉事委員會、鄉議局?因為我認為公民社會就是包含這些體制,你不去爭取這些回來,便只是離地的民主運動。問:你可以想像到一個「民主化的鄉議局」,支持大家種菜,愛護環境,推動有機循環再造?答:(認真,眼神放光)對,我想像到。因為鄉議局的會徽章上有個「禾穗」圖案,所以它的根本就是農業。鄉議局應該「農業化」,不應「地產化」。十字路口 新界人的骨氣問:鄉議局的現况是何?答:鄉議局雖然是愛國陣營,但一向以來北京也覺得他們是一班「陀地」、「牛屎佬」、「惡形惡相」,難以信任,北京的目標是利用鄉議局封閉的體制,安插形象專業的西環親信,逐步強化控制。其實當日侯志強想(以鄉議局名義)參選立法會,代表着不想(向北京)妥協的聲音。鄉議局現正處於十字路口,究竟是被北京收編,還是轉向人民重建自主力量?他們要選擇。我做「外人」也夠膽發聲,現在要看新界人「有沒有骨氣了」。8萬選票找出1萬地區先鋒問:你的議題這麼艱巨,立法會任期只有4年,可以完成到什麼?答:我要交的「功課」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做到什麼,而是可以建立怎樣的「組織」。有組織才有能量,若議員只靠「吹水」,開記者招待會「爆料」,並不足夠。其實在選舉期間到開票後,我愈來愈感覺到我的團隊正在趨向西班牙左翼政黨Podemos的組織模式。他們發展出非常多幾百甚至幾千人的社區群體,在同一宗旨下自發推動社區互助計劃。(筆者按:朱凱廸在雨傘運動後,曾撰文推廣西班牙左翼政治運動Podemos的組織模式,他指出,Podemos的組織主要以「地區圈子」(circle)為基礎,小至一條村一個屋苑,大至一個像沙田大埔的區。每一個圈子最少由5個人開始發起,進行認識社區的活動,從最小的工作開始做:例如送寒衣、回收舊物;當參與者累積,處理的問題也會愈來愈複雜。圈子運作透明公開,只要認同基本信念就可參與,當圈子壯大至有能力在選舉中競爭,便可以決定派人參選。事實上,朱凱廸打選戰時,在不同地區舉行互助計劃,例如手造宣傳橫額,循環卡板木材工作坊,透過環保活動凝聚地區支持者。)問:投票給你的8萬多名選民,他們可以做什麼?答:民主不止是吹水,不止是投了一次票便完成。如果你是投了票給我的84,121個選民,其實你是參加了一場有8萬多個同路人的「馬拉松」,當中有二三百個先頭部隊(助選團)跑得比較前。他們會率先在社區內開辦推廣物資和知識共享的「維修咖啡室」或「社區廚房」,吸引其他朱凱廸支持者前來相認,若有需要,大家可以自行決定舉行眾籌來開辦分支。總之各區按地區需要找一些適合的東西來做。我有8萬餘票,我希望最少十分之一人,即約一萬人願意站出來,形成一股新力量,可以一齊改變香港。問:恐嚇事件如何影響你的組織計劃?答:(語氣平淡而緩慢)恐嚇這件事也不會成為長期焦點。如果我沒事,可能會被關注一星期;如果我死了,最多有人留意兩星期。(忽然有點情緒)其實兩、三日之前我的狀態很差,我真的不想死,我覺得很恐怖,事情發展成這樣。若我仍有希望,我仍想為香港做這件事(從下而上組織公民社會)。(語帶感慨)其實,我一直推崇的「希望政治」,當然可以失敗,那個「希望」可以是很脆弱的,我自己也很脆弱,怎樣可以贏?我也不知道,但,這就是「我交給香港的貨」了。「我們都是朱凱廸」的你 來社區吧問:城市人可以做什麼?答:新界有村代表、鄉事委員會、鄉議局;市區有業主立案法團、區議會,這些大家都要加入。為何我們平日覺得自己很自由,但去到社區層面就有一種挫敗感?我一直希望地區上的人,特別是有能力的一批人要出來,不止是向區議員「求助」的人才出來。如果大家真是覺得「我們都是朱凱廸」,請你們要「落地」,請你們要離開網絡世界,回到社區,不止是表態遊行,還要進入社區跟同路人見面,思考一些在地問題而且行動,不止是吹水做網民。問:未來的區議會選舉,你想組織支持者參選?答:選舉若只是為了維持現况,是一件很悶的事;若選舉是想推動議題,是很開心的。下次區議會,我想像在我拿得比較多選票的地區,可以找二三十人去參選。(用什麼名義參選?)先有這種參與,再想名義吧。問:你還有什麼想跟市民說?答:(非常認真)為了好好做4年立法會議員崗位,我有構想過,未來4年都居住在立法會大樓。為了確保在相對安全的地方而且做到事,我要住在立法會,在立法會裏生活,才能長期面對這種(被威脅)的狀態。其他支持我的朋友可以在地區工作。無論如何,為了繼續推動這件事,我會試盡所有方法,即使是「騎呢」的方法。問:高票當選後即遇上威脅事件,依我觀察,民望飈升得更高,你有什麼想跟市民說?答:這星期我的手被市民握得發痛,他們見到我總會說:「靠晒你啦!」,但其實我最怕「票王」、「人人都是朱凱廸」這種「造神」的群眾情緒。請大家千萬不要叫我「票王」,不要搞「造神」,你會害死我,害死整個組織的。不過,即使有很多人想「造神」,也別怕,造神只是一個浪潮,關鍵是我們緊記民主是什麼意思,大家要反思如何走民主這條路,我們務必要強化整個組織,要有思考。■問﹕譚蕙芸,認識朱凱廸10餘年,目睹他由熱血青年進化成為「成熟中佬」,對於社運和抗爭,除了有勇有謀,還漸漸發展一套完整的思維和論述。■答﹕朱凱廸,候任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以8萬4千多票當選。大學畢業後在《明報》國際版工作,後到中東遊歷,回港後參與社會運動10餘年,包括反對清拆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反高鐵,環保團體「土地正義聯盟」執委。2011年和2015年曾參選區議會,在八鄉兩個不同選區均告落敗,今年轉戰立法會,競選期間推動抗議泥頭山、反領展壟斷。已婚,育有一女兒取名「不遷」以紀念菜園村抗爭精神。朱英文名為Eddie,近日網民則暱稱他為Heidi。文﹕譚蕙芸圖﹕楊柏賢編輯﹕何敏慧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1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立法會選舉 朱凱廸

詳情

到中央公園踩車去

數年前到紐約公幹,日程緊迫,只有半天到中央公園蹓躂,看到那裡有一條環迴單車徑,心血來潮非常渴望踩單車,但人生路不熟,走了半天也找不到租車處,最後唯有放棄,未能在中央公園踩車一直是我的遺憾。今次到紐約數天,下飛機放下行李後第一時間便往中央公園走,希望一圓踩車夢。我已上網調查了「租單車資訊」,有人提及新設立的Citibike,這是一種大部分先進城市也有的公共單車共享計劃,在日本、內地城市桂林我也使用過。由於借車和還車點遍佈全市,故是方便之選。我於是借用了Citibike,但踩了二十分鐘就覺得不對勁。它的車架又大又重,對嬌小東方女子特別不利;最大問題是它把爬坡需要用的「波段」鎖死了,但中央公園有不少斜坡,故此踩得異常吃力。雖然車租相對便宜,只需十元美金,卻令我掃興而歸。第二天,我心有不甘,改到公園周邊的單車亭租車,收費較貴,約十五美元一小時。但我踩了五分鐘便覺得物有所值,單車車身夠輕,而且波段變化得心應手。換了高質素單車後,我才能享受踩車樂趣。中央公園的單車徑設計細心,一條寬闊的路清楚分隔三種使用者:公園特許汽車、緩步跑人士和單車使用者。雖然這條路不過是一個大圈,但沿途風景優美,有森林、湖泊、山谷,加上到這裡運動的人個個打扮醒目有型,光是一邊踩車一邊欣賞紐約人的運動造型也夠趣味。踩累了的話,隨時泊下單車,在綠油油的草地躺下灑太陽,簡直如同去了人間天堂。不知道為什麼,我和中央公園一見如故,留紐約幾天,每天都要到這裡踩一次車才感到滿足。像我這種酷愛踩車的「單車友」,能夠每天在紐約市中心踩一圈,簡直如同VIP級的待遇。相反在香港,踩車友都只能到新界東的單車徑活動,對區外車迷來說非常不方便。只是這種差別,已令我覺得紐約的城市設計要比香港高很多班了。原文載於2016年5月22日《明報》副刊 美國 單車

詳情

記者的共業

一個月前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凌晨時分,我獨個兒坐尾班港鐵,到調景嶺體育館的點票中心。進場時,有保安員要求搜查我的隨身物件,才恍然大悟,今次選舉在「旺角衝突」不久後舉行,氣氛有點緊張。搜完袋後,看到兩條通道,一條是給「記者」,另一條是給「公眾」。當晚有消息指,當局對「記者區」收緊管理,凡是它認為不符合其定義的非主流傳媒記者,均「不獲邀請」進入記者區。我不過是一介新聞系老師,早有心理準備以平民身分進場,所以就聳聳肩,接過職員發的一張「號碼籌」,走進公眾席。從家裏到點票中心的路上,我不無焦慮,生怕公眾席籌派完會被拒諸門外。果然,當我進場時,整個公眾席已擠滿了人,要找個位置都有困難。公眾席位置不佳,距離宣布結果的「大台」最遠,簡直是「山頂位」。記者區呢?卻面積偌大,佔了整個場館約三分之二。但記者區的使用人數卻與其面積成反比﹕記者區小貓三兩;公眾席卻有人滿之患。再觀察多一會,我發覺「記者區」和「公眾席」的分野,若以區內活動為標準,今天這種「劃界」顯得蒼白無力。當日我看到的情况是「公眾席」有大量人士進行各種採訪活動。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他們身分不被當局認可,擠在公眾席作即時報道;我的學生指着一名網絡紅人說﹕「你看,他在使用facebook最新的live功能,現場直播。」我看到這個年輕哥仔把iPhone鏡頭對準自己,嘴部不停郁,挪動身子作三百六十度拍攝。我也遇到自己一直有拜讀的網絡媒體,他們的記者趴在木櫈上,扭曲着身子打稿。4年前的立法會選舉在赤鱲角亞博館開票,當晚我也在場,卻沒看到公眾席出現這種人人採訪的盛况,顯然這幾年傳媒生態發生了質變。相比公眾席的熱鬧,記者區顯得冷清。當晚有一幕是這樣的,無綫電視台的直播攤位最接近公眾席,它放了一部平板電視,熒幕向着公眾席。整個晚上,無綫播放點票數字均以細字標出﹕「資料來源﹕民建聯」。在場市民議論紛紛﹕「有無搞錯?民建聯參選喎,點解引述佢哋數字?」主播曾解釋,這些數字比官方公布的更快。我曾做過記者,嘗試理解當中邏輯,估計是民建聯在各點票站駐了人,能最快把數字匯報,但我亦覺得,即使數字夠快,傳媒亦要顧及公眾觀感,怎能給人一種偏袒某政黨的印象?當我思緒仍糾纏着的時候,觀眾席忽然起哄,群情洶湧齊喊「無綫新聞,是是旦旦」。我回過神來,望望表,剛好凌晨2時半,才發現他們的叫囂是衝着無綫記者陳嘉欣,她當時和攝影記者在遠處做直播,最初鏡頭還選定公眾席作背景,但當「是是旦旦」口號如海嘯般襲來,她唯有移步離開公眾席範圍,鏡頭轉向拍攝記者區的空櫈。我曾做過電視台記者,目睹這情况,第一感覺是替這名記者難過。如果我是她,一定覺得委屈﹕「我又無做錯,做乜噓我?」但很快,我又明白群眾的憤怒。群眾的信息﹕記者不配有特權遠的不要說,單看這晚,場地佈置了一條「楚河漢界」。這條分界,劃出一個「記者區」和另一個「公眾席」。記者區設施完備,有枱有櫈有電掣,幾間電視台還有專用直播攤位。記者區可以接觸各候選人,公眾席則必須等候選人自發走近才能訪問(當晚只有楊岳橋及梁天琦這樣做)。設施上,公眾席十分簡陋,只有幾張木櫈,兩區中間還有保安員站崗,生怕公眾會硬闖記者區。在這個點票中心裏,從空間上、資源上、access(接觸面)上,被認為是「記者」的人享受了某種特權。而這種「特權」不是「奉旨」的,是基於社會共識,認為記者是替公眾利益辦事,他們監察權貴,報道事實,為民發聲,所以理論上整個社會應該給記者採訪上的方便。但明顯這晚群眾的信息是﹕「(某些)記者們,你們不deserve這種特權。」有人或覺得,當晚公眾席上叫口號的只是個別激進者,但我在現場感受到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頗有代表性。我當時有種頓悟,「記者」這身分不是有權的人說了算,公眾是否認同你也是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常言道,記者最重要的財產是其credibility,公信力,有時是來自機構多年的track record,有時是一個記者多年來採訪累積而成的戰績。今時今日,部分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體制外的自由記者,可能還得到尊重。不滿主流媒體的人,在社會是少數嗎?近年我出席公眾場合,向不同背景的人解釋記者工作。當中有學生、公務員、教會人士、社運人士。無論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一致口徑是﹕「記者偏頗、不夠中立」;當中他們最想知道﹕「新聞自由大晒嗎?有沒有辦法投訴記者?」別誤會,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往往教育水平高,而且態度誠懇,他們的表情是一種大惑不解。面對着這麼多挑剔,我第一個反應和TVB記者被噓的感覺或許差不多,心裏只有委屈﹕「我自己做記者咁多年,採訪生涯已盡力做到公正持平,點解你哋對記者印象咁差?」最初我還覺得只要做好自己,就不需理會別人,但漸漸當我解說愈多,愈發現行外人的質疑是一個普遍現象。記者罪過多 公眾牢牢記着我思考了這個問題好一段時間,得到的部分答案是,這或許是一種「記者的共業」。讓我們撫心自問,記者行業有沒有人做過有損專業的事?答案是肯定的。那些年「還有突發新聞」的時候,假扮社工問死者家屬拿遺照的,有;明明受訪者談的是ABCDE,報道出來變了FGHIJ的,有;因為政治或經濟上的因素,有意無意寫好或唱衰某些被訪者的,有;因為貪快疏忽不小心寫錯資料又沒有向受影響的人道歉的,有;更加別說娛樂版狗仔隊侵犯藝人私隱了。這些問題可能是業界少數瑕疵,卻令公眾牢牢記着。那末,即使你和我沒有做這些事,我們坐記者這條船的,業,是報回來每一個記者身上的。你問我,香港有沒有有良心的記者,答案也是肯定的,我自己認識不少。他們學歷高,卻掙一份可恥的低薪,在艱難的生態下為着崇高的新聞理想而奮鬥。他們遠赴內地或海外,冒着生命危險採訪天災人禍;他們在傳媒機構日益收窄的採訪空間中,出盡吃奶的力尋找新聞自由的一片天;他們始終相信新聞價值,堅持做吃力不討好的偵查報道。近日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上畫,同業們在戲院暗自拭淚,除了為劇情哭,也是為自己的堅持而感觸。然而當我接觸「圈外人」愈多時,卻發現「行內」和「行外」人對新聞界有一種嚴重的認知落差。傳媒教育非常糟糕關鍵是,香港的media literacy教育做得非常糟糕。我在多場講座中解釋傳媒運作。即使簡單如「記者證」是如何簽發,大家都如接觸到新大陸。當大家聽到,香港沒有官方機構發出「記者證」,大學新聞系也沒有替畢業生發「記者證」,因為不少新聞機構會聘請非新聞系畢業生。故此,一般記者證是由「傳媒公司」發出的,即使「香港記者協會」也是自願參加,沒法子包括所有記者。這些在記者業內屬「常識」之事,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竟然聞所未聞。他們以為記者像社工和醫生,有組織監管和發牌,不少人聽到實情都O了嘴。然後,我只要略略解釋「中立」「客觀」的複雜性,大家又會把嘴O得更大。我舉例,早前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在議事堂讀出的WhatsApp信息,指銅鑼灣書店失蹤店員是去坐了「洗頭艇」到內地「宿娼嫖妓」。結果,兩間電視台以不同手法報道。詭異是,把聲帶平鋪直敘引述的一家似乎夠晒「客觀中立」,但其實卻把失實信息傳播開去;另一家在引述時把旁白寫得有引導性,反而提升觀眾警覺性,令報道更公平。另一次,有紀律部隊成員向我反映「記者不中立」,我舉例回應﹕「旺角衝突當晚,有攝影記者曾以身體擋住示威者,以免沒裝備的警察繼續被打。如果講純粹中立,記者根本不應介入事件,那位記者就是做了不中立的事。」我強調,我不是去判斷這攝影師做的事是對還是錯,而是想證明「中立」是很複雜的事。這人聽後深思良久,沒有答話。更複雜的操作,如新聞機構不應向警方和法庭提供原始採訪錄像和筆記;新聞報道什麼時候應具名,什麼時候可匿名等操作,普通人根本摸不着頭腦。所以,公眾對記者的不滿有時是基於對記者行業的不了解,一種認知上的偏差。而當我嘗試向他們解釋一些行內操作背後的理念,不少人聽了都轉向諒解。弔詭是,若記者的天職是要與人溝通,把信息傳遞,我們似乎沒有好好把這個行業的操作和邏輯解釋給公眾知道,即使解釋了,公眾似乎沒有接收到。在記者忙得連吃飯睡覺都沒時間的日程裏,我知道要求他們給公眾教育顯得奢侈。但觀乎每次新聞自由受威脅,我們義憤填膺一次又一次發聲明,不斷指新聞自由遇上了寒冬,結果卻好像落入了黑洞,依我觀察,除劉進圖受襲之外,大部分情况未能引起市民廣泛關注。說白一點,香港傳媒行業好像出現了「關公災難」。我無意批評同業不夠努力,事實上業內工會如記協一直努力推廣行業形象,但遺憾是,至少我碰到外界的人對行業的誤解仍然不少。而當這個誤解的鴻溝一日存在,記者出外採訪,只會受到更多不禮貌待遇。主流「沙石化」 公民記者走更前科技的改變,也令記者忽然出現大量競爭對手。年初二事件後,有一說法是﹕「記者是抗爭中的沙石」,那時的說法是指記者在衝突中受傷是無可避免。但我卻聯想到另一種意象,其實記者這行業近年漸漸走上「沙石化」之路,在一部分公眾心目中淪為可有可無的工種。隨着科技進步,普通人都可以做報道。社運人士如朱凱廸到嘉湖山丘進行「以泥還泥」行動,他自己可以開手機直播,不需要等你傳統媒體青睞。主流記者疲於奔命,以有限的人手與全港網民鬥快,衍生一些叫「車衣」「炒台」的工序﹕記者減少出外採訪,在電視機前看直播寫稿,只希望任何一宗新聞發布不會慢了一秒。有時,「炒台」「炒稿」能夠快速生產搶眼球的新聞,我知道有媒體向廣告商承諾一定數目clickrate,記者寫新聞時面對如經紀般的「跑數」壓力。一些剛畢業新入職的年輕記者曾反映,因為資源的緊絀,「上司不讓我出外採訪」、「一個月可能只有三次機會出外採訪」。當記者離棄現場,不重視現場採訪這門技藝,明顯記者這行業走歪了,但主管們都表示,人手不足又要「填版」和「填airtime」,是無可奈何。諷刺是,當主流媒體記者愈來愈變成冷氣房裏的鍵盤戰士,一些公民記者/網民卻湧到現場。自稱「獨立攝影師」蕭雲的現場文字紀錄,坦白說,要比一些主流媒體的出品更有可讀性。有主流記者無奈地承認﹕「別人始終在現場,這是值得肯定的事。而我們呢?在公司看直播來寫稿。」記者「沙石化」的另一事例,是新聞內容已沒法回應社會脈搏,與年輕人世界脫節。2月20日晚梁天琦造勢晚會上,多名網絡紅人撐場。事後有資深記者坦言,除了議員之外,他完全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更難堪是,當晚《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一度把出席造勢晚會的YouTuber司徒夾帶誤寫為「玄學家司徒法正」,後來才修正,這宗笑話被網民訕笑良久。主流傳媒結構性自閹為何主流媒體沒法回應時代?除了是科技改變,更重要還是新聞行業在政治經濟壓力下已一步步自我閹割。一些在傳媒有幾十年經驗的管理層私下異口同聲承認﹕「主流媒體已經沒希望了。」綜合大家意見,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已去到結構性,不是個別一宗新聞有沒有審查,而是廣泛存在於體制中﹕給記者有限資源作長時間勞役,令記者身心俱疲,變得有心無力;大量聘請年輕沒經驗新人,放棄聘請有專業訓練的新聞系學生,獲留任的記者往往較「聽話」。主管玩弄專業話語,動不動要求記者要「平衡」要「中立」,要求記者面對市民排山倒海的「投訴」,要求他們浪費精力不斷作出過度平衡,犧牲了新聞的批判性和可讀性。於是,新聞內容愈來愈保守,來來去去都是那種格式語調,記者不敢作有角度或有稜角的解讀,敏感的題材不碰為妙。新聞不再「新」,不再「真」,沒有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反而網絡上的消息或許雜亂無章,卻偶會貼近生活,觸動人心。所以,無綫一台獨大,港視不獲發牌,亞視「執笠」,商台新城最後一秒才獲續牌,紙媒歸邊,港台在無資源下硬食亞視頻譜等,都只是整個行業被無形之手操弄下衰敗的表徵。還記得3月24日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上,港台高層解說接收亞視頻道情况。我聽到光火,明明資源不足,新節目只三個,其他時段只是重播,但管理層依然堅持港台員工「士氣高昂」。以我所知,港台新製作的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竟由電台部負責,在沒資源又短時間要出街壓力下,員工惟有啞子吃黃連硬着頭皮死撐,無主播不夠廠房都繼續製作,更無奈的是普羅市民根本不明白製作電視新聞的難度,只知不好看便罵;那邊廂,卻有另一間公司港視,明明有財有人有製作,發牌依然遙遙無期。對於我城傳媒人的辛酸,我覺得荒誕到令人麻木。原文載於2016年4月3日《明報》副刊 傳媒

詳情

林本利 風平浪靜才是入市的大時代

上月股市癲升,筆者打電話給林本利,給他噴得一臉屁﹕「我好唔得閒呀,讀緊神學,點解你哋啲記者總是到大升市才找我?平日不找我?」待他掛線,筆者滿肚委屈,想跟林sir解釋﹕我沒臨急抱佛腳,他的專欄著作我早已拜讀,只是等待一個見面機會。一個月過去,終於在他位於北角的教育中心和林sir見面,我如數家珍說出林sir的投資心得,獲他讚許﹕「原來你係我長期擁躉,做乜咁遲搵我?」我鬼馬地說﹕「我暗戀你嘛!」他接招﹕「多謝多謝。」暗戀明戀他的人何其多,除了傳媒整天追着他問公共政策樓市股市,一般市民可參加的投資班,waiting list有200多人。林sir幾年前從理大提早退休,北角的教育中心頓成為他的「竇」,在這裏讀書、開班、寫專欄、見傳媒。由林sir親自設計的單位風格如其人,裝修平實,一套有點舊但熨得筆挺的西裝掛在牆上(他平日愛穿T恤、風褸及牛仔褲),旁邊黏着一張財經雜誌附送的揮春,上面寫着﹕「不做羊牯」。可惜,跟他接觸多年的傳媒人,不少是「羊牯」。這天,林sir約了兩位資深記者午飯,其中一人自中學已跟他補習,讀過Lam Pun Lee的經濟科天書,這天卻說跟了某「股神」友人買股,林sir聽過股名後皺眉﹕「咩嚟?」另一位已為人母,持蟹貨多年未返家鄉,被林sir斥﹕「你買時是短炒心態,你承認嗎?買咗教訓未?」該記者笑笑口﹕「我承認……從來都是(短炒)」。在林sir面前,資深記者個個變身無知「大媽」。筆者過去幾年也是「盲毛」一名,交了不少「學費」,痛定思痛死死氣向林sir討教,他語重心長﹕「股市有八成時候是風平浪靜,這時才應入市,當人人都搶着買時,就容易中伏。」在投資界有不少「明燈」,背後令人懷疑有多少利益掛帥。林sir身上卻散發出跟其他評論員不同的氣味,不止因為他是學者(林sir說,學術界有不少斯文敗類),還因為他多年行事為人。他一邊教人投資,一邊開聖經查經班;他批評為富不仁的財閥,自己以身作則把四成收入捐出津貼補習社和資助窮學生住宿。和他相處久了的傳媒都說,林sir直腸直肚、仗義執言,偶爾流露一點童真。這天他拿着智能手機跟我們玩自拍,卻因技術不好令相片「鬆郁朦」,但不忘自我安慰﹕「好吖!好似加咗soft len咁!」剛過了53歲生日的他發現wikipedia把他年齡搞錯,像個淘氣男孩般投訴﹕「哎吖,咁衰,將我寫大兩年!」林sir帶我們到補習社附近的素菜館,這裏已成他的飯堂,4人午餐,幾百蚊買單,他從吃到穿都不講排場。後來筆者堅持畀自己嗰份,獲林sir讚「均真」。說起大升市,他淡然﹕「一早在我預計之內」。「股市本來應該反映經濟前景的。現在你問我應否入市,我唔會出聲囉。」林sir是個數據人,把香港歷年大升市統計過,發現約7年一次旺市,還說今次已經「遲了少少」。他離開理工大學後,開始為自己設計了一個約有10種股票的退休投資組合(見表),4、5年間回報已有一倍。「對我個人來說,回報有一倍,恒指在我心裏猶如『4萬幾點』啦!」他續說﹕「其實,現在恒指距上次高位約一成(2007年31,958點),我覺得賺唔賺這10%對我不是那麼重要。其實投資呢,是在市况淡靜,交投比較少的時候去做,當大家不大有信心,但你覺得前景樂觀,你應該做定部署,物色較便宜的股票。所以,股市有八、九成時間值得入市,一兩成時間是高危。高危時候的確可賺很多錢,但那個未必是你。」今次升市主要是「資金市」,即使內地實體經濟數據差,官方卻用「放水」推高股市﹕「這做法是用谷高個股市來搞好經濟,本末倒置,股市本來應該反映經濟前景的。現在你問我應否入市,我唔會出聲囉。」在座幾位記者,都吃過虧。有些人選錯了股票,綁了幾年;有些人買貴了,望不見家鄉。大家說,不知道幾時入幾時放。林sir卻說,他買之前,會深入研究和對比同業表現,了解股票的「脾性」。無知小股民以為「無路捉」的股票,林sir研發了一些規律。如港交所股價是跟交投量成正比,每100億交投量等於20元,如此類推,現在平均每日有1400億成交,股價便等於280元。另外,中石油H股股價約是期油價格的十分之一,故此可以參考期油價格,判斷中石油股價是否便宜。筆者也有購入中石油,發現股價已偏離此規律,林sir解釋,中石油現股價已脫離他的公式,轉而取決於AH差價,受內地「大媽」股民追捧而攀升。另外,中移動也是林sir愛股,明明早前宣布業績變差,卻曾一度升值,林sir解釋,是因中移動佔恒指比重高,大戶希望殺掉熊證淡友等。大家呱呱叫﹕「林sir,咁深奧!我哋小市民怎會掌握到呢?」林sir安慰大家﹕只要股票有實力,長期會增長,不要被短期波幅煩擾,「買咗唔好理佢囉!」「第四季高危呀,這半年要計劃如何逃生了」在座資深記者問﹕「林sir,我們知識這麼差,是否不應沾手股票?」怎知林sir當頭棒喝﹕「唔得唔得,不可以唔買股票。」記者界苦水一大堆﹕薪金低,沒退休福利,若只持現金只會被通脹蠶食。林sir記得,兩年前曾開班教記者投資,怎知兩年後,部分人還未開始投資﹕「激到我嘔血,如果兩年前開始入市,到現在已經有逾五成回報!」筆者認識一些記者,盈富基金也不知是什麼,或因領教過匯豐股價一蹶不振而投鼠忌器。林sir自己研究能源及電訊,喜歡購買相關股票,亦有斬獲,他建議大家買熟悉行業股票,惹來在座記者噓聲,因有人擁有自己服務的傳媒機構發出的股票,多年前上市大跌至今。其實傳媒近年難做,業績麻麻,股價大多潛水。林sir有點不好意思,唯有建議﹕「買盈富囉!盈富過去十年平均每年連息有10%回報。」筆者覺得此言有理,話說5年前筆者天真地走入銀行找投資顧問,往後發展如電影《奪命金》劇情,個個月供款,買一些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基金,3年後虧本一成五。筆者耿耿於懷,但後來始知,連貴為經濟學者的林本利也曾因幫學生「開單」,買了連保險的基金損手離場。林sir研究過,部分基金手續費貴,表現比追蹤恒指的盈富更差。林sir教筆者看開點﹕「你要咁諗,你幫了一些從事金融業的年輕人,做人有時阿Q點才開心。」股市升浪未完,上周五恒指攀升460幾點,逼近28,000,不少人樂在其中,林sir警告﹕「第四季高危呀,這半年要計劃如何逃生了。」他指出,若美國開始加息,再碰上內地經濟數據持續欠佳,隨時拖累股市。「香港單位數目足夠香港人住,香港有269萬個單位,只有240幾萬住戶,只是空置囤積太多」林sir的投資法,有人形容為「保守」。內銀股他認為高危;科網股如騰訊升到「baba聲」,他說概念股看不通;賭股也因信仰不鼓勵大家買。但他推薦的「領匯」和幾隻能源股,是否沒問題?筆者化身「左膠」與他辯論。筆﹕「領匯」趕走了一些小商戶,是否地產霸權?林﹕我自小在鴨脷洲住公共房屋,見證過商場管理散漫,所謂的小店老闆其實有些已發咗達。現在回老家,見到領匯的商場做得不錯,仍保留診所雜貨店。我反而覺得,由政府管理,令有價值的資產變得很低價值,服務又差。筆﹕你曾批評李氏家族壟斷,又為何買其股票(電能實業)?林﹕我住誠哥樓(海怡半島),幫襯百佳啦!但佢唔啱我照樣批評,像2002年加電費,我即使是小股東,也反對他在經濟差時加電費。投資的決定,是基於我認為公司有價值。筆﹕能源股不是對環境污染嗎?林﹕在這個社會,你不能避免直接或間接和一些被認為不公義的業務有關。像小店的貨,不也是用貨櫃碼頭運入來?筆﹕我去耕田吃自己種的菜,不買現貨如何?林﹕你也要用電吧!筆﹕至少減少倚賴財團,不是有人發起「不幫襯地產商」嗎?林﹕這種人……(太理想化),(這種生活)做唔到的,除非你不路過商場。社會始終要進步,不能掛住懷舊;保育是要顧及,但要平衡。筆﹕新界東北呢?林﹕新界東北我反而認為不需要那麼快興建,我計過數,用千幾億發展六萬單位,怎計成本效益也是很差。筆﹕不是說香港唔夠地方起樓嗎?林﹕其實香港單位數目足夠香港人住,香港有269萬個單位,只有240幾萬住戶,只是空置囤積太多,我寫過文章,希望政府透過一些稅務安排(如加差餉退薪俸稅)減低空置單位數目,不過政府無乜反應(點解?)梁振英有自己的智囊啩……「今年初我說過,現在不是入市好時機,尤其首置和投資也免問」講開樓,林sir說,若覺得股票太複雜,花心機儲錢買人生第一個單位「更實際」。林sir沾手樓市比股市更早,樓市佔他整體投資七成「最大份」,股票反而只佔一成「細份」,其餘是外幣和債券等。他上車的故事,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林sir在1984年認識太太,拍拖幾個月決定三年後結婚。那時兩人在中學教書,林sir月入6000,儲3000,太太儲1000。兩人3年儲了15萬,購入35萬的400呎鴨脷洲居屋。拍拖期間,兩人只往內地旅遊,婚後才第一次坐飛機去泰國。乍聽之下,林sir 30年前上樓秘笈,和近日富二代劉鳴煒呼籲大家「少啲去日本,睇少場戲」的儲蓄方法非常類似。林sir說,非常同意劉鳴煒的說法﹕「我同意要為年輕人打造更好世界,但年輕人也要用讀書、儲蓄、投資裝備自己,至少儲定數十萬作一成首期,一旦樓價下跌,也有錢執平貨。」兩人不同的是,劉是富二代,林卻白手興家。林本利家境貧窮,住過板間房、木屋、徙置區,求學時代在街市、工廠、快餐店兼職,考入港大也要靠資助交學費。多年來,林sir從四百呎居屋細屋換大屋,到今已能享受千呎單位,並能為父母置業。在座記者忍不住呻,現在樓價貴,負擔不來。林sir也提醒大家別摸頂﹕「今年初我說過,現在不是入市好時機,尤其首置和投資也免問。」年輕人看到樓價比天高,一世也未能入市,未免泄氣,林sir呼籲大家回歸數據﹕「過去香港約每16至17年就會有一個樓市周期(之前見頂分別為1964/1981/1997),現在香港家庭平均月入24,000,不夠買3呎樓,按揭供款佔收入比率五成多,都是樓市見頂信號。」「經過驅蝗,有啲生意人已經『知衰』,有些地產商都知道自己形象差,嘗試回應啦。」林本利投資有道,他剛完成的「投資」,就是讀了6年的神學終於畢業﹕「我讀神學,是希望了解營商之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點樣可以提升整體社會利益。」在經濟學家中,林sir喜歡講適度規管的Joseph Stiglitz多於放任市場的Milton Friedman。他不是「齋噏」,多年來,說過不少大財團「唔啱聽」的言論,如要求打破貨櫃碼頭、電訊、燃氣、電力市場壟斷,批評發水樓,就紅灣半島、嘉亨灣、西九、數碼港等發聲,曾被電訊公司告誹謗,被電台列入受訪者黑名單。熟悉林本利的人形容他性格「疾惡如仇」。然而林sir說自己和財團私下仍「有偈傾」,希望未來花時間說服商界多盡社會責任。筆者反問,現在社會已撕裂,會否太遲?林sir依舊樂觀﹕「遲到好過無到,經過驅蝗,有啲生意人已經『知衰』,有些地產商都知道自己形象差,嘗試回應啦。」除了批評財閥,林本利對學府腐化也看不過眼。1990年代中,已有公司向他表示可讓他「內部認購」單位,暗示要換取他在政府政策上支持,他不為所動,卻見有學者歸邊;後來見大學裏出現肥上瘦下、私相授受、用人唯親的做法,他多次內部提意見不果。至2010年,他和理大同事張超雄等發出公開信,呼籲校方徹查管治問題。事件中,經濟學出身的林本利和社工系的張超雄並肩作戰,惺惺相惜。張超雄回想當日,讚揚林本利「有正義感,有使命感,不畏強權,是有原則的學者。」林透露,1980年代入讀港大時受楊森、周永新等老師感染,一度想過選社工系。午飯席間林sir透露,他在南丫島有一間700呎村屋單位,以4000蚊租了兩房給一名相熟記者(第三間房讓林sir度假之用),在座記者難以置信地表示﹕「嘩!對佢咁好?」。他笑說﹕「自己一向對記者很好的。」筆者隨即搭嘴﹕「你下次唔好cut我線啦!」他一笑。午飯完畢,筆者和林sir步行回教育中心,途經報攤,林sir拿出廿元,買一份剛出版的雜誌,裏面有他的專欄。後來有雜誌管理層跟我說,「林本利即使有專欄在我們雜誌裏,每次都會自己出錢買,不像其他人要我們寄免費雜誌。」■問譚蕙芸,曾任記者,現為大學教師,有一段時間在投資路上「不求甚解」,吃過不少虧。買過高價匯豐股票,入銀行買過基金,買過人民幣定期,問人攞過「冧把」,都得個吉或虧本而回。痛定思痛,決意學習投資,於是開始考察林本利的方法。■答林本利,經濟學者,港大畢業後曾任中學老師,出版過多本中四至大學經濟學教科書。1989加入理工學院(理大前身)至2011職級至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1990年代曾開補習班,替中學生補習經濟學,黄明樂、李慧琼、李兆富也是其學生。2011年從理大提早退休,開設非牟利教育中心,教授小股民投資方法。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投資

詳情

從世越號到光州學運 追尋南韓抗爭精神

港人去首爾,最愛入住明洞區的旅館,事關樓下有無限購物機會。化粧品店十步一間,操普通話的少女推銷員,一邊派面膜一邊喊﹕「買廿片送十片,好便宜啊!」那邊廂,時裝店外搭建了舞台和音響,百計韓國妹妹預備好自拍神棍,在烈日下呆站幾小時,只為等待K-Pop偶像出場;不遠處的樂天百貨,遊客瘋狂搶購辛辣麵、泡菜、士多啤梨。明洞恍如一個購物黑洞,把所有人的血拼基因勾引出來。在遊客眼中,明洞就等於購物。然而在化粧品店和炸雞店之間,卻出現教宗方濟各的身影,「他」正向人群微笑揮手。在物慾橫流的明洞遇上教宗,簡直如沐春風。當然這位「教宗」不是真人,而是個「紙牌公仔」,是一間天主教書店的橱窗裝飾。天主教在南韓舉足輕重,多達一成南韓人為教徒,而且南韓天主教並不「離地」,在民主進程中擔當重要角色。我走近紙牌教宗,發現他胸口貼上一條黃絲帶。去年5月世越號沉沒,導致近300人罹難,家屬苦苦追求真相,政府回應強差人意,教宗於三個月後到訪南韓,不但替家屬施洗,還別上黃絲帶扣針舉行彌撒。有傳媒形容,家屬過去一年最安慰的時刻,就是遇上教宗。世越號海難一周年,7萬人在市中心大集會,演變成警民衝突,我們幾天之後才踏足首爾,想不到也遇上「小規模」後續示威。當天我們坐巴士原定到總統府青瓦台附近,忽然巴士轉彎,乘客交頭接耳「嘰呢咕嚕」一會又回歸平靜,良久我才知道巴士因示威改道,慌忙下車轉搭地鐵,從地鐵站爬出地面時,卻被眼前畫面嚇一跳,幾排防暴警察正拿着盾牌對着我們。當我們走到街上,更覺震撼。4月18日星期六晚,市中心空空如也,多條行車線的主要幹道,被警察的大巴士打橫擺陣封鎖,千計防暴警察駐守大街小巷。然而警察士氣並不高昂,都是廿來歲年輕伙子,脫下頭盔後滿臉疲憊,有些圍起來抽煙,或玩電話,臉上好像寫上﹕「這些場面我們見慣了」的表情。我們嘗試向示威者聚集的光化門廣場走近,警察沒干預,知道我們是「遊客」還笑笑口讓路,一直走了15分鐘,感覺像從演藝學院走到中環大會堂那麼遠,最後被欄阻沒法前進,途中只見零星路人,連示威者影兒也看不見。翌日我在首爾便利店翻閱當地報紙,赫然發現,頭版大相不是報道示威,而是總統朴槿惠出訪南美,作風儼如內地官報。多位南韓市民跟我們說,他們已不相信主流傳媒,轉向網絡汲取消息。事後,我們從網媒才知道,昨午千計世越號家屬和支持者與警方激烈衝突,警察出動水炮驅趕,為防止示威者衝出馬路,把封鎖線拉到老遠,癱瘓交通。經歷過雨傘運動,今次再見識到南韓防暴警察的佈陣,就發現南韓規模要更誇張。光從外圍觀察,已知道南韓政府對付示威者,滴水不漏,寧濫勿缺,動用大批警力從外包抄,不讓物資和示威者加入,但當中耗費資源巨大,後來看BBC報道始知道,原來當晚出動了1.4萬名防暴警察,大巴士50架。令人心寒是,南韓已把裝備「制度化」、「常規化」(不期然令人想起港府攞錢買水炮車),除了封鎖路面的大巴,補給車輛也不少,有些警察巴士內設洗手間,我們看到警員人有三急上車排解,長期待命也沒問題。當晚因警察行動,市內交通一片混亂,原來20分鐘車程變了兩個小時。我們的民宿主人KJ,曾在美國留學,是一位中產精英男,他痛罵政府對海難家屬麻木不仁,不滿傳媒將家屬形容為貪錢,更難忍朴槿惠此刻離國。對於警察的行動,曾在大企業工作的KJ形容﹕「我認識一些警察,都是年輕人,心裏都幫海難家屬,但他們都是打份工,好無奈。」世越號,拒絕遺忘究竟南韓還有幾多人記得世越號?這問題一直懸在我心裏,事隔一年,300條人命,大部分是中學生,沉船仍未打撈,只要社會遺忘,真相就會石沉大海。然而遊走南韓街頭,光從掛上黃絲帶的人身上,就可看到南韓人那種追求真相的韌力。辦公室女郎、穿制服的鐵路員、三五成群的學生哥,天主教修女,胸口都別有黃絲帶;即使是麵包店、咖啡店,都把黃絲帶綁在當眼處;街上黃色海報都寫有4.16的日子。我曾用英語問南韓市民為何掛黃絲帶,答案都一樣:「Sewol Ho(世越號),remember」,不分男女階層,小市民都散發着一種拒絕遺忘的意志。雖說主流媒體受掣肘,但我在便利店找到一份Hankyoreh 21雜誌,該報業集團記者收取較低薪金,採取平民入股制,支持有心的報道。100頁盡是世越號的報道:從事發經過,打撈細節,到問責關係圖表都有,雖然我不懂讀韓文,但中間8頁圖輯已穿越文化隔閡,看者無不動容﹕放着叮噹文具的書桌、擺放了毛公仔的牀鋪、結他、獎牌、波鞋、小提琴、顏色筆,都是學生的遺物。世越號的家長至今仍把已離世孩子房間打理得整整齊齊。另一張相裏,穿着喪服的家屬抱着離世女孩的照片,遺照裏的女孩戴着kawaii的平光大眼鏡,手拿一個橙扮鬼臉,一臉稚氣。光是在首爾,已可感受到南韓的抗爭氛圍:警察和主流傳媒隻手遮天、動用有形無形手段阻截示威者聲音;小市民、獨立記者和教會等民間力量,以人肉城牆來支持受壓迫者。其實,這種對壘源遠流長,自八十年代對抗獨裁軍政府到後來民主化後,鬥爭從沒停止,深入南韓的社會文化肌理。近距離了解光州學運在旅程途中,我們南下光州,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近距離了解「光州學運」。這宗事件發生在1980年5月又稱「5.18運動」,被當時身處光州的《紐約時報》記者Henry Scott Stokes稱為「南韓的天安門事件(Korea’s Tiananmen)」,芝加哥大學韓國史專家Bruce Cumings甚至形容,慘劇死亡人數不比天安門少,官方數字200人死,但民間指逾千人死,受傷失蹤數千人(Cumings p.338)。當年光州學生市民,為對抗以兵變上台的獨裁軍人全斗煥,不惜十多日上街,卻遭政府派出空降部隊殘暴殺戮,男女老幼血流成河。事件震驚南韓,引發八十年代全國抗爭潮,間接迫使軍政府在八十年代末開展民主化,終在九十年代初開花結果,金泳三金大中等民人政府相繼上場。[caption id="attachment_49317"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5.18民主運動國家公墓」設有博物館,展示平民被警帶走,以及傷者被抬離現場照片等。(譚蕙芸攝)[/caption]在籌劃今次光州之旅,我充分感受到「書寫歷史的霸權」。事關未去光州之前,我們報名參加了「板門店三八線一日遊」,相比之下,三八線之旅方便得多,付一百美元給一間支持美軍的「民間組織」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他們就派人用旅遊巴載你到南北韓邊界,更有美軍做導覽,3年韓戰用幾分鐘powerpoint解說完,踏進JSA感受一下小藍屋的緊張氣氛,望過對面「數吓見到幾多個北韓兵」是最大亮點,還要睇吓南韓憲兵幾型仔,卻絕口不提韓戰中,美軍曾於北韓炸掉水塘破壞43公里農田或使用汽油彈滅村的殘酷行為(學者Cumings翻查機密資料有這些發現p.295-296)。參觀完畢你會覺得北韓是壞人,美軍是正義朋友云云,買埋紀念品就上車歸家。事實上,我們團友裏大半都是「很美國的美國人」,那種在美國中部會遇到的牛仔風保守式衣著的白人。美國在南韓的「功業」事後回想,美國真是很懂得搞公關,日復一日的三八線旅行團,其實是在書寫韓戰的歷史,書寫美國在南韓的「功業」。美國自二次大戰後深深介入南韓社會,從軍隊調動到經濟支援有其影響力,至今仍有近3萬美軍在南韓。學者Cumings在2003年甚至形容,美國自1945年後已「佔領」南韓至今。他指,美國的確大灑金錢支持南韓經濟,卻沒有積極推展民主,光州事件便是一例。相比遊覽三八線的方便,南下光州,旅遊資訊少得可憐,亦反映這段歷史在西方主流社會的「邊緣化」。打開歐美旅客用家為主的TripAdvisor,光州帖子少得可憐,曾參觀過紀念館的外籍人士都留言指,對此段歷史「聞所未聞」;改為中文搜索,只有幾個台灣背包客專程為去光州了解學運,卻因參觀資料混亂失望而回。猶豫間,我向韓國通香港學者鍾樂偉求救,他說:「要了解韓國民主運動,我大力推薦你去光州一趟。」就憑他這句話,我們踏上光州之旅。從首爾南下光州,我們無知地搭錯了慢速火車,原本兩小時車程變了四個鐘頭。到達火車站,在旅遊中心已看到「光州起義」小冊子,但看畢更覺混亂,裏面至少介紹了十個景點。懂普通話的車站服務員對我們的熱情再澆冷水﹕「5.18公墓可以去看,其餘沒啥看頭。」茫無頭緒,我們漫無目的乘的士到其中一間紀念館,卻發現展品資料貧乏,正當近乎絕望,卻讓我們看到一間亮了燈的辦公室,於是不理三七廿一衝了進去求助。[caption id="attachment_49314"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5.18民主運動國家公墓」展示死者遺照。(譚蕙芸攝)[/caption]皇天不負有心人,那裏是「5.18紀念基金會」總部,輾轉找到會說英語的職員Lynn Jeong,她對我們千里迢迢來看光州事迹,意外又感動。我向她抱怨,為何網上對旅客的支援這麼少?怎知討論一發不可收拾,我們用了個多小時了解,原來發生了近35年的「光州學運」名義上雖平反了,但在追尋真相、問責、賠償等事宜仍未如理想,近年更有人散播謠言,指事實不是民主運動,而是北韓間諜滲透的「暴動」,讓他們疲於奔命。(不期然令我想起某些人至今仍說「天安門無死人」云云)。我們顯得難以置信。坦白講,在我們這一輩「大中華主義」的港人腦海裏,「六四事件」是一個強大對比點。當天安門母親不能公開拜祭去世子女,光州學運的死難者已能長眠國家級公墓;當六四事件紀念館要躲在香港一個私人商廈單位裏,光州的紀念館又光亮又宏偉;當下令鎮壓天安門的北京官員逍遙法外,南韓的劊子手至少被審訊坐牢。我天真地反問:「I thought Koreans are proud of Kwangju(我以為南韓人會以光州為榮)」,Lynn一臉屈委,彷彿有理說不清。誰下令開槍? 死難者名單?原來,涉事的全斗煥及盧泰愚兩位軍頭(後來成為總統)雖然得到一些刑期(兩人只坐牢一年多就被特赦),但不少疑團仍在霧中,例如當時誰下令開槍、死難者名單,更重要是美國在屠殺中的角色,仍然充滿謎團,但國內仍有強而有力人士希望這段歷史隨風而去。至今「光州」在南韓仍是個敏感詞,3年前上畫的電影《26年》,取材自光州學運,疑因題材敏感,投資者中途撤資,令拍攝延誤四年,最後得網民捐款才成功開拍。事實上,不是每一任總統都願意參加5.18紀念活動,屬保守派的李明博,先後缺席兩次,並不准紀念活動使用廣為南韓人熟悉的光州抗爭歌《獻給你的進行曲》,更宣揚把是次運動以中立名詞「光州事件」取代「光州民主運動」(六四由「屠殺」變成「事件」,這種手法好熟悉啊)。家屬和官方就悼念儀式意見不合,紀念活動演變成警民衝突。隨着另一保守派總統朴槿惠上場,追究光州學運的希望更渺茫。民主路漫漫,當然,六四事件平反連個起點都未有,但光州學運即使平反了,但是有大量工作要做,像口述歷史、死難者名單、賠償、悼念是一場又一場的鬥爭。[caption id="attachment_49313"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5.18民主運動國家公墓」(譚蕙芸攝)[/caption]窮鄉僻壤 孕育抗爭思潮這趟旅程,我一直思考,整個南韓也有示威,為何偏偏光州成為民主運動的主場?原來和其「政治經濟地理上的弱勢」有關。韓戰以後,軍政府朴正熙期間,官商勾結嚴重,稱為「財閥」的大集團,得到政府的優厚借貸條件,這種群帶關係並非惠及全國,首爾及朝鮮半島東南區最得益,因後者是朴正熙家鄉。西南部亦即光州位於的「全羅南道」就被排斥於經濟發展外(Cumings p.326-329),淪為鄉下,卻孕育了左派抗爭思潮,亦是反對派政治家金大中家鄉。西南區域的積弱一直維持至今,至今,光州市中心仍可見殘舊不堪的樓宇,發展步伐明顯比首爾落後。我們抵達光州後常被施以「注目禮」,因不懂韓語的國外遊客甚少。在多個五一八紀念場地,我們是唯一來參觀的遊客。西南的地域弱勢,亦可解釋為何旅客從首爾抵埗後,根本難以接觸「光州學運」的資料。Lynn形容﹕「南韓有地區之爭,國家不會花精力去宣傳光州學運,更逞論吸引遊客下來。」美國默許光州屠殺更重要是美國在光州事件的角色,讓「光州學運」難以進入西方主流意識。美國默許光州屠殺,是多名學者和記者的論點。美國學者Cumings指,韓戰後任何南韓軍隊調動,是由南韓與美國共同管理,美國根本沒可能不知悉軍人殺戮行為,美國的默許是因為擔心光州失控,憂慮北韓會乘虛而入。事實上,在幾次南韓兵變中,美國沒支持南韓民主化,反認為軍事獨裁有利其地區利益(p.359,p.375)。《洛杉磯時報》在1996年引述美國解密文件,指美政府當時知悉並支持出兵鎮壓光州。光州事件發生翌年,美國總統列根初上場便招待下令鎮壓光州的總統全斗煥訪美,高調支持其政權。在光州事件前,南韓人對美國還抱有感激之心;之後南韓人醒覺「自己國家自己救」,反美情緒出現,並催生八十年代的抗爭浪潮。至此,我恍然大悟。整個「光州學運」被遺忘,很大程度是因為美國霸權有意無意淡化這段歷史。學者Cumings形容,美國大部分人對韓國歷史無知,程度令人震驚。事實上,南韓工運在七八十年代規模好比「波蘭團結工會」(p.372);光州學運猶如韓版「天安門事件」。然而這些歷史在美國都遇上冷淡回應,知識分子沒興趣,傳媒忽視。而我醒覺,在「歷史書寫的霸權下」,美國不重視的歷史,就難以進入主流論述,甚至「不是歷史」。外人想追溯這段「光州學運」歷史,要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我感到自己好像一條逆流而上的三文魚;當到達上游時,能夠接近歷史真像,多辛苦也覺值得。翌日早上,我們身處距離光州市中心一小時車程的「5.18民主運動國家公墓」,在這裏遇上Lynn替我們安排的導賞員Kim Hyang Soon。Kim是一位全職主婦,卻是一位「社運師奶」,她義務用私人時間,自學英語,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她先教我們如何獻花,以正確的手勢上香,如何默哀,然後帶我們到後面安葬了700人的墓園,挑選一些逝者的事迹給我們介紹。公墓造型有點中國古代風,墳頭上堆有泥丘,Kim解釋﹕「泥丘是代表先人的房子」。今日宏偉的公墓是是在1997年落成,當年死難者被草草埋墓,連棺木也欠奉,後來才移到這裏安葬。她帶我們到一位中年男士墳前,Kim先彎腰用手指輕揉先人遺照,以示尊重。她說,這位男士39歲,剛參加完兒子的百日宴,準備離開時,軍人向他下命令,他沒反應,就被射殺,原來他是失聰的,聽不到軍人的說話;另一位紮着孖辮的女孩,16歲,並不是參加示威,只是去捐血支持傷者,離開醫院時被直升機上的狙擊手射殺;另一位名叫方廣范的學生在水塘游泳時被槍殺;另一位新婚女士,擔心在外丈夫的危險,四處尋人,卻被子彈穿過頭部,當時她身懷8個月身孕,一屍兩命。我們望着墳頭的搪瓷照片,照片裏的她披着婚紗,含羞淺笑。參觀當天烈日當空,卻有一種詭異的蕭瑟,Kim用蹩腳的英語解釋,偶爾哽咽,我好奇,她是否親歷事件?「那時我很小,但母親回憶,說有其他人在家中誤中流彈,她嚇得用棉被蓋住窗戶擋子彈。」她又指,光州全市當時只有七萬居民,但有兩萬人參與運動。這個全民參與的史實,和外電記者記錄相符。最初這場運動由大學生主導,後來發展成跨階層﹕婦女在街市做飯糰讓抗爭者吃飽,二百架的士堵塞街道保護示威者,連性工作者也去醫院捐血。這亦解釋了為何全光州市每個街角都是「學運景點」,從大學門口、到街市、到教會、到廣場都留有抗爭足迹,整個城市恍如一個「活博物館」,光州市亦有一條巴士線「518號線」把景點串連起來。[caption id="attachment_4931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Kim Hyang Soon(譚蕙芸攝)[/caption]殺戮行動代號——「華麗的休假」公墓設有博物館,展示了死者染血的手表,拾獲的子彈等,還播放了紀錄片,片裏軍人用槍敲向示威者身上,把死者拖行,其中一個畫面看到白色樓梯有條長長的血路,叫人毛骨悚然。更匪夷所思是,幾千名軍人當日殺戮平民,軍方行動代號竟是「華麗的休假」(Brilliant Vacation)。面對如此悲慘的歷史,難免令人意志消沉,幸好公墓當天來了百計小學生,只見他們在墳前聽導賞,時而蹦蹦跳。看到他們無憂無慮,我沒法不濫情感慨:「這些長眠地下的哥哥姐姐,不過比你們年長10來歲,要不是他們當日壯烈犧牲,下一代怎可呼吸自由的空氣?」離開公墓,Kim請我們坐她的車離開,她從車尾箱拿出一把黃傘子給我們看,原來是世越號的抗爭紀念品:「抱歉我今天導賞時聲音沙啞,過去幾天,我都參加了世越號示威活動。」我發現,從首爾到光州,從世越號到35年前的學運冤案,總有這些平凡南韓小市民的抗爭身影,那種對真相堅持的情操,始終如一。她說:「歷史在重複,無論光州,還是世越號,都是關於尋找真相,真相很重要,我作為一個韓國國民,一個母親,我視受難孩子如己出,我不能接受政府掩蓋事實,一定要發聲。」當年光州學運維持了十多日,5月27號最後一戰,百餘死士(包括10個女學生)明知犧牲仍堅持到底,Kim說:「那時以為學運慘敗,但事實證明最終勝利了,抗爭本身不能計較一時,過程本身有它的意義,因為那種精神會承傳下來。」這些說話,出自一個「師奶」口中,在香港或許是例外,但在南韓卻一點也不奇怪。學者Cumings形容,他七十年代在韓國生活,發現大學生有一種讀書人「憂國憂民」的儒家浪漫情懷,他在1972年參加過一個分享會,圍坐學生逐一自我介紹,最終都發誓「我願意為民主犧牲」,他形容,場面或許肉麻得「令人覺得可笑」,但近乎所有人都作出宣言,令他印象深刻(p. 340, 349)。這種情懷在南韓一直存在,南韓近幾十年,在抗爭中自焚、剖腹、在獄中被虐而死的學生、工人領袖、教會人士不計其數。Cumings寫道,1978年,40名參與工運的工廠女工面對流氓扔糞挑釁,面對防暴警察仍裸着身子築成人鍊頑強對抗(p.373)。後記:南韓抗爭 進退有道經常聽到有人批評香港人犬儒、和理非非,「睇吓南韓人哋,呢啲至叫勇武」,這論點或許是對的。南韓人抗爭風格的確比較激情(被指貪瀆的前總統盧武鉉2009年以跳崖明志)。2005年灣仔街頭抗爭的韓農,可謂是香港社運的「先驅導師」,當年韓農在灣仔街頭三跪一叩,高度紀律的示威方式,令港人刮目相看。當時我以記者身分,於世貿完結後到南韓追訪服毒自殺的韓農,見識了當地「殉道型」抗爭文化。我們不必簡化南韓人的「勇武」,細讀歷史,可見南韓的抗爭手法也不是「一味的衝」,也會進退有道,據五一八基金會著書紀錄,1980年5月光州學運期間,首爾的7萬大學生曾冒着戒嚴令上街,然而卻因為市民反應並不積極,擔心深夜和軍人衝突,決定在5月15日晚上從首爾車站撤離(今日香港沒社運人士夠膽說「撤離」,怕被標籤為貪生怕死);另外,南韓人對抗爭手法也有路線之爭,分裂不止是香港社運界獨有的專利。就像光州學運,最後究竟應「和軍方談判」、「死守」還是「交還武器」(在軍隊開槍後民間開始武裝起來成為「市民軍」)三條路線也有爭論,光州人也分成溫和與激進派,最終堅持死守的逾百人壯烈犧牲。在1987年民主化後首次總統競選中,反對派的金大中和金泳三也無法協商,一同出選,以至軍人盧泰愚漁人得利(對香港人來說這種反對派不團結實在很令人熟悉)。學者Cumings亦有分析,一旦民主政制到手,南韓的中產還是會回歸搵錢生活,主張激烈抗爭的仍是以學生和基層為主導(p.389),令人想起「離地中產」也不是香港獨有的群體。從光州我們回到首爾明洞。就在港人買面膜吃部隊鍋的那區,只5分鐘腳程,就是明洞天主教堂。表面看來這教堂沒特別,但它在南韓民主運動裏舉足輕重:1986年舉行過光州屠殺真相申訴大會;1987年舉行過抗議政府虐待學生領袖示威;1988年有大學生爭取釋放良心犯剖腹自殺。深受國人尊敬的已故南韓主教金壽煥,在這裏保護過多位學運領袖,還揚言軍政府要拉學生就先把他和修女拘捕。今日我在這裏看到修女掛着黃絲帶,教堂書店掛着黃絲帶。話說回來,我們到訪南韓,最初是有朋友看了杜如風的《流行首爾》,受節目的吃渴玩樂吸引開始籌劃行程。其實,最終我們都有吃部隊鍋,買面膜,然而讓我們最難忘的,卻不是杜如風推廣的「散錢精神」,而是南韓人的「抗爭精神」。在後雨傘運動時代,政改爭議沸沸揚揚的此刻,作為香港人看到南韓人堅韌不屈,需要好好緊記:「韓國人的抗爭是如此徹底,或許沒有一個國家比她更值得擁有民主。不論是哪一個社會,民主不是一份從天而降的禮物,而是要拚命持續爭取到底的成果」(p. 339),學者Cummings如是說。延伸閱讀l.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Bruce Cumings, 1997.2.《五一八民主運動》光州市五一八紀念文化中心, 2014.3.〈Come Clean on U.S. Role in Kwangju : South Korea: Its ‘trial of the century’ examined the nation’s militaristic past; Washington must now examine its part〉.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07, 19964.〈Zone of conten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2003 December.5.The Kwangju Uprising: Eyewitness Press Accounts of Korea’s Tiananmen, Henry Scott-Stokes and Lee Jai Eui, 2000文、圖__譚蕙芸 韓國

詳情

雙城比:新加坡大酒店 真係你想住嘅地方?

有一刻,我覺得新加坡是天堂。它的東岸公園有條延綿十多公里的單車徑,只需幾十港元,就可以租一架性能不錯的單車,沿着綠草如茵的海邊飛馳。一路上可看到居民燒烤、玩滑板、緩步跑。政府規劃之貼心,令人讚歎。誇張點說,即使你閉着眼踩車也不會發生意外,因為行人、汽車、單車仔細分隔,稍有危險的地方都用油漆標誌。作為一個香港人,對於這種政府的細心關懷,真是有點「受寵若驚」。我躺在樹蔭下,享受着海風。這一刻,我放鬆得很,我確信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城市」,即使這裏很僻靜,即使我一個單身女子,也不擔心有賊人,因為這裏是新加坡,罪犯要面對打籐甚至死刑。我想起《李光耀回憶錄》裏說過,嚴刑峻法讓城市變得安全,似乎幾有道理。我開始明白,點解這個比香港更小的島國,連年被選為「宜居城市」。我想起香港的污染,危機四伏的單車徑,開始羨慕起新加坡來。然而,我對新加坡的好感,卻止於此。不少港人羨慕新加坡公屋,這裏有八成人住公屋,二百多萬港元便能擁有千尺,香港人聽到恨得牙癢癢。於是我到訪最出名的「豪宅組屋」Pinnacle@Duxton。七十歲的居民李伯,拖着小狗跟我談了一個小時。李伯說,他們要把薪金近四成放在一個戶口,裏面的錢要用在醫療、買屋和退休,加上他的成年兒子是嚴重傷殘人士,經濟壓力不小。令我意外是,不少星洲人反過來羨慕香港:「你們有最低工資、有失業綜援、公立醫院近乎免費,我們卻沒有」。原來,新加坡也有窮人。曾著書研究星洲國民認同的澳洲麥覺理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Velayutham接受我的電郵訪問,他說,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企業管理、公共房屋做得不錯,常吸引外國專家來考察。然而,光鮮現代的房屋裏卻藏了不少低收入人士、單親媽媽、殘疾人士:「若你說新加坡成功,你要問這『傳奇』對哪種人最有利?這裏有不少百萬富翁、大量跨國公司,他們享受低稅率,但弱勢社群卻得到很少支援」。BBC去年報道,新加坡有逾十萬人每月只有四千港元收入,窮富差距在先進國家中,僅次於香港。「黨」給你房屋投它一票令我隱隱不安是,執政黨身影出現得太頻繁,滲入生活每一角落。新加坡媒體人李慧敏在著作《成長在李光耀時代》提到,自幼已認識「人民行動黨」,因為幼稚園也是黨設立的。在組屋我見過一間高掛PAP牌子(人民行動黨縮寫)的幼稚園,幼兒穿著校服,心口繡有該黨「閃電」標誌。幾歲大的小朋友,自小穿著政黨衣服上學,讓我覺得有點不妥。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幾十年主導新加坡,「政黨=國家」是常態。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選舉特色是,國民認同建基於物質條件上,「黨」給你房屋、教育,國民就覺得要繼續投票給它,基本上,「國家」和「黨」是分不開的。在新加坡國立博物館,剛好有悼念李光耀展覽,前來悼念者可在卡片上留言,我細閱館內展示的幾百張卡片。我發現,這位「國父」在人民心中,並非留下什麼偉大的思想,而是建設了舒適的生活環境。一位Thulasy Ram寫道﹕「李總理你給了生活所需,食物和住屋,保障我們的安全。」一位Jasmine Ang寫道﹕「李總理你的傳奇是:乾淨的食水,建立組屋,讓路邊種滿翠綠的樹。」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國民身分認同,是一種掛鈎在物質生活的「功利」關係。前總理吳作楝也曾公開表示,擔心國民與政府只講金唔講心,把新加坡當作「酒店」而不是一個「家」﹕「Singapore risks becoming like those well-run, comfortable international hotels which successful business executives people check in and out.」學者Velayutham指出,造成今日局面,和政府管治手法有關,因為政府鼓勵國民「被動享受福利」,不是成為「主動關注社會的公民」。在新加坡,想關心社會,卻不跟隨執政黨主旋律會如何?我從市中心坐了一個小時巴士,去探望反對黨領袖徐順全,他曾被李光耀控告誹謗至破產,並因示威入獄。當我按地址找到黨總部,一道木門上只有一個號碼。我問,為什麼門口連招牌也沒有,徐尷尬地說﹕「業主肯租這單位給我們,已好好心,但他卻說掛招牌出來不方便。」當PAP的標誌無處不在,反對黨連門牌也不敢掛。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幾十年來,執政的也是人民行動黨,徐的政黨打正旗號以「人權、自由」作號召,更被邊緣化,不少新加坡人說﹕「講西方的人權自由,新加坡人覺得太抽象,沒有共鳴。」fine city「你肯定無人偷聽?」某天我在餐廳吃東西,一位侍應大叔知道我來自香港,瞪大眼用Singlish說﹕「Hong Kong has a lot of 『蒲test聽』(protesting),very scary。」(香港有很多示威,很駭人)。新加坡人常把「害怕」掛在嘴邊。李光耀在自傳裏說,從日治時代裏見識到「嚴懲」、「讓人不寒而慄」是有效的統治手法(《李光耀回憶錄》上冊P.92)。我和新加坡人閒談,常感到一種焦慮。當談及政治,大家就變成驚弓之鳥,會東張西望,疑神疑鬼,神色緊張問﹕「你肯定無人偷聽?」漸漸,我覺得小島空氣裏飄浮着一種詭異的鬱悶,我不認為新加坡人「本質上」如此,我更相信國民性格是學習回來。因為大家都知,在新加坡行差踏錯就會被罰。新加坡人自稱「fine city」(罰則之都),規管多多,不准吃香口膠不准夜晚在戶外飲酒。但更大問題是精神上的禁區。耶魯大學教授Jim Sleeper形容:「李光耀最出名是,用冗長細緻的『卡夫卡式』法律手段去阻礙言論自由。」就好像那條規劃得完善的單車徑一樣,國民在行為和思維上,都只能走在已被安排的路徑上,一有偏差不是被罰就會被批評為搞亂社會。「在新加坡搞示威 通通go to jail」一個新加坡中年漢看到香港雨傘運動的片段後,尷尬地苦笑,他承認,新加坡人覺得香港人「有點蠢」,明知無成果都去做,他反問我﹕「有乜用吖?在新加坡搞示威,通通go to jail。」老一輩都記得,八十年代,二十多社運人士在「光譜行動」中被指為「共產黨員」以國家安全法毋須審訊被拘捕;十年前,新加坡人在一個名為Sintercom的網頁評論時政,瀏覽人數多就被指為「政治媒體」需要登記,主事人唯有結束網站;近日,十六歲少年Amos Yee批評李光耀的視頻見光後轉眼便被拘捕。在新加坡,唯一可以「合法示威」的地方芳林公園,這裏劃出了六千平方米的範圍,還豎立一個牌寫住「Speakers’ Corner」。使用規矩也多:外國人不能參加,只限星洲居民使用,而且要事先申請。有人帶我去參觀,我看到這個只及維園足球場五分一面積的地方,忽然覺得香港原來尚算自由。相比起這細小的公園,我們還可以在大街大巷遊行。在新加坡,幾千人參加的已算是「大型示威」;當他們知道香港有幾十萬人上街,中文大學曾舉行萬人罷課,均表現震驚。在星洲的大學,讀「搵錢」的實用科目最熱門,星政府自知文科較弱,便邀請美國名牌「耶魯大學」來星設分校,主攻人文學科,卻惹來美國母校教授群起反對,擔心自由風氣不保,拖累「耶魯個招牌」。果然,去年新加坡分校Yale-NUS成立只三年,校方擬在課堂播放一套關於星洲流亡異見人士的紀錄片To Singapore, with Love,但電影已被官方媒體發展局以「破壞國家安全」為由全國禁播,學校一度向政府拿「批文」,然而導演陳彬彬卻不贊成大學「低調播放」,擔心此舉會營造一種「恍似有自由」的錯覺,最後Yale-NUS放棄播放該電影。短片太多Singlish 遭禁播不少學者指出,新加坡人連如何說話,也被規管。當地人說的英語例如「No good lah!」,被戲稱為「Singlish」,雖然文法不標準,但包含了華文及馬拉文影響,深富本土特色。有新加坡創作人以Singlish拍攝電影Talking Cock The Movie,宣傳短片卻未能通過新加坡廣播管理局審查,被指為「過度使用Singlish」。學者Velayutham 指,星政府視Singlish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錯誤語文」,反映官方只考慮經濟利益,以工具思維打壓本土文化,讓新加坡人思維變得死板,缺乏創意。Velayutham分析,「星洲人縱有不滿,但他們傾向相信政府的說法,認為一旦『在政治上開放就會令新加坡滅亡』。他們擔心會犧牲安逸生活,唯有犬儒地服從。當新加坡人看到香港或外國的示威,不會覺得是『公民抗命或行使政治權利』,而是覺得有對社會有害,敬而遠之,於是新加坡人在政治覺悟和文化創意上的發展都被窒礙。」去年底雨傘運動期間,Velayutham曾來港作學術交流,並去過金鐘和旺角佔領區考察,他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因為她是細小獨立的國家。基本上,除了曾經同是英國殖民地之外,香港和星洲沒什麼共通點。當你說要學習新加坡,你要知道她為『成功故事』付出了什麼代價。當新加坡走上『功利主義』和『對異見者零容忍』這條路,香港即使在九七回歸後,仍保持着抗爭精神。在新加坡,學生連在公共地方高舉示威牌都不敢;但在香港,我卻看到學生在佔領運動中的團結精神和勇氣,令我印象深刻。」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未去新加坡之前,我好奇,不明白為何常有人說,「香港要學新加坡」,甚至借用新加坡批評香港﹕「再爭拗下去,香港就會落後畀新加坡啦」。到訪彼邦之後,我反而覺得,香港有很多東西更可貴,是新加坡學也學不來的。新加坡雖然空氣清新,街道整潔,居所寬敞,但思想空間卻狹隘,精神領域令人窒息。我想跟那些一天到晚要求香港學新加坡的人說﹕放過香港吧,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若香港真的學新加坡,已故「鬼才」黃霑鹹濕抵死的創作、許冠傑諷刺時弊的歌曲,周星馳的無厘頭演技,肯定沒法通過審查;若香港學新加坡,唱作donald tsang, please die歌曲的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應該會坐牢了。如果香港學新加坡,大學就沒有集會,雨傘運動更是天方夜談。或許,這些正中某些人的下懷,事實上,香港管治已悄悄走向「星洲化」,向傳媒發律師信、向學術自由開刀、有人說要立「國安法」。其實,那些「達官貴人」想香港向新加坡學習,潛台詞是,把我們困在「Maslow金字塔」最低層,給你一間組屋,你在裏面「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用物質塞住你個口,大家就不敢「渴望心中富有」,像新加坡人一樣,無奈也好、甘心情願也好,總之就要你閉嘴。延伸閱讀1.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N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 2007 Selvaraj Velayutham2. Renaissance Singapore?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2007 Kenneth Paul Tan3. 《成長在李光耀時代》2014 李慧敏4. 《李光耀回憶錄》上下冊1998、2000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公民社會 新加坡

詳情

跟法國男到越南山區過「簡單生活」

如果Olivier沒離開法國,他或許會是個「毒男」。在法國東北小鎮La Voivre長大,大學主修網頁設計。在網絡上找他很容易,Facebook、Google+、Linkedln也有其蹤迹。加上性格害羞,說話陰聲細氣,藍色眼珠不直視你,頗有「毒男」氣質。然而他卻選了一條「脫毒」之路,畢業後到亞洲旅行,被越南北部Sapa的梯田美景迷倒了,留下來做導遊,學懂了當地話,更與一名少數族裔婦女結婚,誕下混血兒子。只有廿九歲,這個法國爸爸近年在當地深山建了一間民宿,以太太名字作招徠﹕Chez Xi Quan(即﹕「來住在XiQuan家」的意思)。我從河內坐了十小時車,行了四小時山,終於到達他家門。為了這趟深山之旅,我鍛煉了體能幾個月,有過來人溫馨提示﹕「有人喺嗰度行山行到受傷」「那邊常下雨路很爛呢」,好彩到埗後天公造美,總算能應付路程。反而是在Olivier家生活了三天,在物質條件簡約環境下,我不斷反思﹕一個來自先進國家的男子為何甘願在山區過簡樸生活?Olivier Tisserant的房子約千呎,處於山腰,即使開電單車入山,最後一段路還要走一小時。房子由木板和竹片搭成,水泥地板,煮飯要斬柴、喝的是山水。他買了個小型發電機,利用河流動力提供些微電力,僅夠支撐燈泡和手機叉電,但電壓太低,連風筒也用不了。剛到埗晚上,他們給我燒水冲涼,用柴煲滾鑊裏二十公升水加三十種草藥(這種草葯浴是當地風俗,給產子後婦女進補,現成旅遊活動)。搞了一小時,其間煙燻滿屋,大人細路嗆得流淚,我這個城市人有點內疚,不禁問﹕「山區人多久浸浴一次?」答案是「一年可能一兩次,其餘時間只用水抹身。」 網頁專家遇上繡花女當水煲滾,我正準備泡浴,Olivier突然指着天空說﹕「我聽到聲音,風暴要快來了。」我愕然,這人不是電腦專家嗎?他剛才說的話像漁民,單憑耳聽已可預測天氣,果然,十分鐘後,當我蹲在廁所的巨型木筒裏,就聽到外面像哭號的風嘯。這個「狂風中的spa」簡直畢生難忘。黃昏後,太太XiQuan回來了。「XiQuan」有「廣氏女兒」的意思,今年卅五歲是「紅瑤族人」。紅瑤族原居中國,幾百年前部分人南遷東南亞。XiQuan說,族人都有中文名,她讓我看銀手鐲裏刻着的名字﹕「廣李大妹Ly Ta May Quan」,但她卻不懂讀寫,只有少數男性學中文,文化主要靠口傳,少作筆錄。十多年之前,XiQuan與第一任同族丈夫生了三個孩子,丈夫去世後遇上Olivier。筆者問Olivier如何認識太太,Olivier害羞地說,在山區做導遊時遇上四處賣刺繡的XiQuan,當時XiQuan已懂說一點英語(這裏少數族裔婦為掙外快,會推銷紀念品或任嚮導,已練得簡單英語)。Olivier後來學懂了太太的母語。一家人對話,時而法文,時而紅瑤話,時而越南話,三語並用。 傳統民族服vs. North FaceOlivier不是山區唯一的外國人丈夫。十九世紀初,法國殖民者把Sapa開發作避暑勝地,至五十年代越共抗殖,法國人離開山區;廿年前越南改革開放,遊客湧入。因山區婦接觸遊客期間學懂英語,較易與遊客結緣,來自挪威、日本的男遊客有些後來做埋山區新郎。XiQuan像山區大部分婦女,愛穿色彩繽紛的民族服,胸前掛銀飾,頭戴紅帽子。這也是Sapa吸引遊客的賣點。我最初到埗,看到婦女穿著民族服四處推銷手工藝,有點反感,以為是為吸引遊客的「販賣風情」之舉,後來才知道誤會了,即使平日在家,婦女們都會作傳統打扮。五十五歲,Olivier的外母Vang Tio May自豪地展示一雙染紅了的手掌給我看。山區的婦女,不論老嫩,手掌都因漂布而染上紅、黃、或藍色。外母解釋,每套民族服要用一年時間手製,「我們覺得穿傳統服裝既漂亮,又可識別不同的族裔,若只穿越南服(城市人便服)就變成越南人了。」男人呢,愈來愈少人穿傳統服了。Olivier早年也有穿傳統服,後來覺得在山區走動易弄污衣服,覺得North Face「襟着」得多(越南有North Face工廠,真假North Face充斥市面)。 溫馨晚餐 薯條加米飯洗澡後,我坐在客廳(所謂客廳是矮木桌和一堆膠椅,旁邊是灶頭)看他們一家預備晚飯。昏黃燈泡下,父親、母親、女兒們各自忙碌,有人預備柴火,有人負責炒餸,有人負責餵禽畜。我見過,豬若吃不飽,會群起撞門(我這個城市人未見過這麼「孔武有力」的豬,嚇得我)。二歲半的兒子頑皮地偷吃餸菜,貓咪爬主人的膝頭求吃的。一家五口,三扒兩撥,一桌菜便預備好。我不想濫情,但這畫面太溫馨,這種一家人夾手夾腳做飯的默契,是城市家庭沒有的親密關係。法國爸爸特意造了French fries,薯仔是自家產,炸好後,加上爺爺嫲嫲早前從法國帶過來的海鹽調味。我一直好奇,兒子在亞洲娶了個山區婦女,法國老爺奶奶點睇?Olivier淡然說,父母都接受﹕「我父母愛來越南爬山,更常來探望孫兒,我也曾偕太太和兒子回法國探親。」他說,妻子去法國時穿上民族服,法國人都覺得「亞洲人穿民族服頗正常」,沒大驚小怪。反而他的故事成為法國一張地區報的新聞,當地記者形容,這個「法國鄉下仔」搬去亞洲深山做隱士是一項「壯舉」。開飯前,Olivier深明亞洲文化,囑咐小兒子「嗌人食飯」,孩子不情願地對我這位Madame叫了聲「bon appétit!」待客的餸菜比平常豐富。這晚桌上除了薯條,還有炒梅菜,臘肉炒沙葛、炸素春卷,配自家種米飯。山區少數民族,主糧白米都是產自梯田。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忍不住問﹕「米會賣嗎?」問了出口才知道買賣不是必然的。原來米田雖然幅員廣大,但產量僅夠家人吃,因為山區天氣冷,一年只有一造米,不及南方可以兩至三造。他們的耕種方法原始,不少人仍用水牛犁地。Olivier說,以前太太主力耕田,他和年長的孩子也會幫手,現在民宿生意不錯,他們轉而僱人代勞。我承認,自己對衛生有點「潔癖」,但在山區幾天,放下了戒心。我們喝的水是煲滾了的山水,但裝在透明水瓶裏還是看到不明浮游物,一次喝茶杯裏冒出一條不知誰的頭髮,浸浴的木筒是「滑潺潺」的,我還從水裏扯出一條爛布條。睡前大家也會擦牙,口裏的泡沬是吐在地板上。雞鴨通山走,我看到小童抱着一隻生雞把玩,腦海裏即響起香港政府日播夜播的「禽流感」警告聲帶。身體不適點算?Olivier說,小病有土法醫,大病才會去市內醫院。其實,民宿需經越南政府規管,不但要納稅,設施已比一般民居「先進」。雖然物質條件差,但留在山區幾天,身心感覺自在。多吃菜,少吃肉,走動多,空氣好,腸胃好。禽畜通山走,即使要吃掉牠們,罪孽感也低,因為覺得牠們比現代農場的擠迫戶幸福,生前自由快樂。早睡早起在城市是不可能,但這裏電力不足,天黑齊晚上八時自然入睡,早上七時公雞扯破喉嚨大叫(其實公雞凌晨四時已開始啼,入睡前需要用廁紙塞住耳朵),陽光曬進木板房溫柔地喚醒你,晨早雲海在山間飄過,野鴨在湖邊午睡,野生桃花漫山綻放。這樣的生活,是城市人千金難買,夢寐以求的。最難得是,孩子與遊客常交流,卻沒沾染城市人的物慾,Olivier說﹕「曾經三天沒有電,女兒們沒不高興,依舊滿山跑找玩意。」一次外出,Olivier沒鎖門,我問,有賊嗎?我心裏想着自己留在房間背包裏的美金,Olivier卻說﹕「錢沒人偷,花園的雞反而有人偷」。Olivier承認,現在過的生活,是法國人幾百年前過着的﹕「我長大的法國小鎮只剩下兩個農夫,沒人願意耕種。我討厭現代人生活,讓人坐在電視前癡肥下去,在這裏讓過的是簡單生活。」 山區的泡麵和迪士尼「簡單生活」四字在我腦海揮之不去,一個城市人像我來到山區過活,需要適應。一些在城市take it for granted的生活水平,像雪櫃、按掣便有熱水、這些基本生活條件欠奉。記得徒步往Olivier住處中途,我們路經一市集,因當地人也慶祝農曆新年,食店關門。我們踏進一家士多,十多個小孩擠在桌子前在吃泡麵。我第一反應是﹕「有無搞錯,山區不是吃自然風味,全村細路都食泡麵???」有遊客曾在網上投訴,山區居民以泡麵招待是「搵笨」。我到了Olivier家才明白,山區的「簡約生活」,泡麵是重要一環。因為開爐煮食太大陣仗,沒雪櫃很多材料都沒法保留,要快速醫肚,只需沸水的泡麵便成為山區美食。我見到Olivier不但讓兩歲半兒子吃泡麵,我吃完麵不敢喝的味精湯,Olivier竟「不浪費」拿去餵狗……我跟隨Olivier到親戚家拜年,主人家炮製的「盛宴」包括白切雞、煨花生、燻豬肉、這種排場一年只有幾次,平日吃的是飯、菜加少許臘肉,山區沒有胖子。「簡單生活」的另一代價是沒法上網。我最初找到Olivier因它的民宿有網頁,但我透過電郵找他,許久沒回應,到最後要打長途電話始找到他。到埗後才明白,人人都有一部二手「nokia農民機」,山區電話信號尚可。但上網就不是處處通行,奇就奇在Olivier本身是網頁設計師,但他家因太偏遠沒法上網,他要用一個半小時到市集才能收發客人的電郵。但是「簡單生活」竟又可以有點現代娛樂。一個下午,我在屋內休息,傳來迪士尼卡通「阿拉丁」主題曲A Whole New World的音樂,卻是法文版,我尋找聲源,原來Olivier用平板電腦給兒子看卡通。我問,你不是反對電視嗎,現在卻用iPad湊仔?Olivier說,他會挑選好片子給孩子看。可憐天下父母心,這些視頻又是用一個半小時出市集下載的。山區好像與世隔絕,但看到孩子在看迪士尼卡通視頻,又頗超現實。我最好奇是,這位爸爸對孩子未來有的看法。越南山區兒童多不上學校,男的種田、女的繡花。Olivier談起兒子未來,首次流露他對這片「世外桃源」的不滿。Olivier形容,「越南官方學校開始要求少數族裔上學,但內容洗腦味重,孩子不能認識世界,反而一味灌輸越南人優越。」批判力度之強,以一直溫吞的Olivier來說甚罕見。他說,有計劃將來送兒子回法國讀書,或者從法國申請網上教材在山區替兒子homeschool。一句講晒,他始終對法國教育系統較信任。 小小姑娘早出嫁,幸福嗎至於女兒呢,就更棘手。此行令我最忐忑的,就是了解到山區女孩的命運。山區隨處可見,不同年紀婦女,三五成群坐在一起埋頭苦刺繡。若從一個「左膠」角度去想,山區女性若對手製民族服有歸屬感,有一種族群身分認同,須予尊重,不能說這種勞動費時經濟價值低。然而,刺繡以外,紅瑤族也有一風俗,就是女孩年紀輕輕要嫁人,而且由父母撮合,某程度上盲婚啞嫁。Olivier繼女十五歲,已有人開始提親,但他希望女兒夠十八歲才出嫁。我問,你會替女兒安排結婚對象嗎?他語氣平淡﹕「由她母親決定吧,我不想麻煩。」我自己也是一個女性,對於這種按父母之命,未成年便出嫁的做法,心裏感到不舒服。我遇到當地婦女,三十歲前已生了三胎;在市集的手信店裏,廿二歲頂着大着肚子的女孩問我﹕「你有孩子嗎?為什麼沒有?」我失語,望着她,想起她的年紀,跟我在大學教書遇到的學生差不多,我苦苦想了好幾天,也不知道究竟那一種人生比較「幸福」,我沒有答案,也不知道可以怎樣解釋城市女人的世界觀給她們知道。事實上,山區的圖畫不是玫瑰色的,尤其對於女性。當地人說,有些山區婦女回家面對丈夫拳打腳踢;未成年的少數族裔女孩,有人曾被拐到中國大陸,因為內地農村男多女少,男人會找這些少女做妻子,這些悲劇還是存在的。農曆初三,隨Olivier親戚家拜年,我跟一個約十二歲,長相有點像「迷你湯唯」的小女孩份外投契,我們言語不通,但透過身體語言交流,我把相機借給她,我們穿梭山間拍下植物圖片,從照片構圖可看得出她十分聰明。爬山期間,我不小心把鞋弄得滿是泥濘,女孩伸手從矮樹扯下幾片葉子,我以為她是找拍攝物件,怎料她俯身用葉子替我抹掉鞋上的泥巴,我心裏泛起一陣感動。我看着她天真的笑容,心想,幾年後,她會嫁人?會成為母親?她喜歡刺繡嗎?她會留在山區種米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做了一件小事,讓這位從城市來的女子窩心了許久。 ■問﹕譚蕙芸,正職大學老師,副業寫作。近日黐起條筋,從牀下底把十幾年沒有用的60L背囊找出來,重新開始backpack式旅遊。一把年紀素顏式出走,才發現,世界真係好大,講多無謂,試下過啲唔同嘅生活,你會發現好多嘢唔係必然。 ■答﹕Olivier Tisserant,八十後,長大於法國東北部一個只有七百人的小鎮La Voivre,精通多媒體設計。除咗歐洲,大學畢業後踏足過的只有汶萊、泰國和越南。廿歲仔去到越南北部山區Sapa,他記得第一個感覺﹕「I fall in love with this place」,問佢,鍾意呢度啲乜,佢話﹕「朝早山上啲雲海飄吓飄吓」,果然有啲法國人的無厘頭。就咁就留低做導遊,還娶了個山區少數族裔寡婦做太太,生埋個B。四年前在山上建了新屋做民宿,第一個招待的香港客人就是譚蕙芸。文__譚蕙芸編輯/屈曉彤 遊記

詳情

譚蕙芸:動新聞勸不退大媽 厠所驚現禁制令

晚上十一點,隨朋友私家車駛入將軍澳工業區,路上遇上警察block,我從車窗探頭一望,交通警點頭示意我們可前進。我和同伴也奇怪:不知道這些block是否要來阻止旅遊巴把示威者車進壹集團。我笑說:「我們的樣子不像大媽,所以放行?」壹集團位處偏僻,車裡有一位壹集團前記者帶路,也兜了一會路才找到,可以想像,示威者要入來要有多大「誠意」,若沒有旅遊巴接載,根本沒法成事。甫下車,警察就查問我們是那間傳媒的記者(態度尚算不錯,似乎是擔心我們有事多一點)。 走近人群,我呆了,這個畫面我從未見過。幾十個中年男女,通通戴口罩,坐在馬路中間,中間隔著薄薄的一條警察人鍊(警察的眼神彷似說:「我覺得而家呢個位置做緊既嘢好無聊」),由一圈年輕人反包圍(相信是蘋果日報的記者和職員),包圍者說:「收工未呀?」「咁夜番屋企啦?」被包圍的中年男女,雙手緊緊抱著頭摀住臉。我從未見過示威者有這種身體語言,既不是理論,也沒戰鬥力,只是咬住牙關死守的樣子,但又隱隱透露出一種羞辱感。不少人見過都忍不住說:「好似警察拉賣淫集團的景像。」偶爾一個維園阿伯勇武起來向包圍者爆粗,有零星火藥味。蘋果日報外有兩條L字型的馬路,駿盈街駿發街,示威者分兩組,分別堵塞兩邊路口。走近大樓,懸掛在牆上的喇叭發出雙語廣播,重覆又重覆:「我地代表蘋果日報通知你地,禁制令內容如下,不得干擾進出蘋果大樓的員工,違反有機會監禁…」廣東話那把女聲,正是平日常聽到的動新聞配音員,最搞笑係佢個語調,雖然強裝嚴肅,但難免令人諗起動新聞那種尾音吊起的tone。那個普通話版,氣勢強很多,也是女聲,最後一句好荒誕:「潮潮厘敏,呢至呢kai,呢至呢kai(求求你們,立即離開)。」當然,你有你播佢有佢坐。駿發街尾正是tvb電視城,遠望可見,昏黃街燈下TVBUDDY擺出招牌扭屁股姿勢,再回看面前的示威人堆,我的同伴忍不住說:「真係好似拍戲咁。」講落又真係幾似,接近壹大樓那邊數十個示威者坐在地上,無厘神氣,就好似在橫店影城拍古裝劇幾十蚊人仔聘回來的咖喱啡的工作態度,唯一是領頭人「霞姨」比較激動有戲。人堆前面拖著一條大banner,上面用簡體子寫著「黎胖子漢奸走狗」;示威者手持標語,也有獨特的修詞風格:「肥佬黎禍港漁利,人神共憤」「毒蘋果蠱惑占中,學生當炮灰!」我在香港生活咁耐,都未聽過「黎胖子」如此cutie的稱號。我和同伴走進示威者堆裡,細聽他們的話。大部份時間他們都是用疑似是潮洲話溝通。偶爾和蘋果員工衝突後,大媽激動用歪歪的廣東話申訴著:「啲坑簡人(香港人)話我地係大陸人,你地唔係大陸人嗎,香港人唔係都係中國人嗎?」「香港本來好繁榮安定都給你搞亂啦!」講講吓就會有黎胖子出現:「佢阿媽同阿妹肯定畀黎智英瞓過。」(眾和議)沈寂了一段時間,一位激動大媽覺得大家死氣沈沈,用普通話鼓動:「我們站起來!(和敏爭齒lai)」怎知大部份都寧可呆坐著。我看到,有部份年紀老邁的婆婆,帶著櫈仔在呆坐,一臉茫然。一位衣著光鮮,一頭白髮恤得像陳方安生般整潔,戴朱二盛珍珠項鍊,優雅地抱著不知是真假的名牌手袋,她的臉如死灰。我們問:你累嗎。她答:不累。一些中年男索性戴著口罩倒頭在路邊大睡,旁邊有一箱礦泉水和一袋菠蘿包。數十警察在場,但蘋果職員和示威者偶爾也會有衝突。就像一個「迷你金鐘佔領區」,你會看到大媽拍打記者相機,便有人舉手包圍她,等好久才有警方處理。幾個火爆阿伯到處挑機,與男記者扯來扯去,也見怪不怪。他們看到單反相機就敏感:「你做乜帶呢個嘢,係咪假記者?」在群眾中,清楚可以領頭人物,他們拿着擴音器,與三兩個中年男人圍著討論。我靠近聽到他們說:「截稿….印刷」。據蘋果員工說,示威者每晚校正十一時到場,一直待到凌晨五時,為的是阻止載在報紙的車離開。星期一,大部份蘋果日報沒法面市。昨晚蘋果把出廠時間提出,算是突圍了一天。我是一個前記者,看到行家要提早交稿,犧牲了晚間採訪時間;又或者要放下採放工作,走上街勇武反包圍示威者,爆發語言肢體衝突,覺得很悲涼,更是荒誕,一位在現場「抗爭」的蘋果港聞行家說:「入行廿年,我無諗過原來真係要上街保護份報紙出版囉。原來新聞自由不只是嗌兩句口號,寫吓新聞稿,或者靠記協出聲明,一定要企出來才能出版一份報紙,諗都未諗過。」一位我認識的男記者,早前被大媽老屈非禮,請他再道出辛酸,他很難委地說:「唔好講啦,二次傷害呀。」又感嘆:「做咗廿年記者,呢幾晚簡直『超想象』『超幻象』。」更難想像的事還有。我看到示威者魚貫走進附近另一工廠大樓,細問之下,原來旁邊是「美亞影碟」的廠房,該大樓把廁所開放,方便示威人士。我和同伴都表示人有三急,需要用廁,看守的人竟釋出善意:「警察我地都讓佢用,女廁上三樓啦」。於是我就和大媽示威者,一起上三樓,走過了「一代忠師」「性工作者十日談」的電影海報,行入女廁,洗手時赫然發現,在洗手盤旁邊的一個洗地拖用的兜裡,發現了一份由蘋果日報發出給示威者的香港高等法院的禁制令。我想,應該是有人把禁制令交給示威者,示威者「黎手」把它扔進廁所。香港的法治,如今已被遺棄在溝渠。原文、圖載於作者facebook 傳媒

詳情

譚蕙芸:講真話 No Fear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二月底被襲,其後的周日舉行了一場「反暴力」遊行。在添馬公園人群裏,出現了鄧萃雯身影。當時,筆者恰巧坐在她旁邊,這位視后被發現時,記者一擁而上。見慣大場面的她,沒流露「如妃」的霸氣,沒有「九姑娘」的強悍,反而有點錯愕。原來,這是雯女第一次參加遊行。她解釋,抱着一個普通市民心態來,沒想過受訪,有點緊張。雯女當時向記者說,新聞工作者受襲,加上連串傳媒異動,令她感到「香港變得陌生」。當天她特意穿了一件Amenpapa品牌T恤,上面寫着「I Love Truth」。然而筆者難忘她那帽子和墨鏡下,束着兩條翹起的「豬腸孖辮」,眼前的她,不像劇集裏她飾演的那種犀利惡女人,反而散發出淡淡少女味。遊行個多月後,我們終於坐下詳談,四小時訪問,筆者更確定,在劇裏演活「強悍女當家」的雯女,真人卻有一種孩子般的天真。談及大台拍劇辛酸,她快人快語:「公司就是公司,怎會是『娘家』?阿娘怎會(長時間要你開工)不讓你睡覺?」「拍劇拍到病也不可告假,你還怎會『愛回家』?」 逗得全場人仰馬翻,雯女眼珠骨碌一轉,擔心自己又說錯話:「我這樣說會否『好寸』?我只係真心為我的行業發聲,覺得不可以再這樣『不人道』下去,演員也會病。」筆者卻想起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裏面那個小孩,單純和率直地指出,皇帝其實沒穿衣服。雯女愛說真話,和希望報道真相的新聞工作者,感到親近:「我常被人批評說話太直,我也是說真話的人,所以劉進圖被人斬,我有很深感受!如果暴力是想恐嚇新聞自由,那我們更加要講多一點,講快一點。更重要是,我們要站出來表達,不要以為這樣可以打壓我們,我哋會繼續好像以前咁,sorry,咁樣打壓唔到我哋,我哋唔驚,No Fear!」第一次遊行 「說真話竟被人斬?」月前在政總遇上鄧萃雯,我們邀請她訪問,可是她一直忙,至近日她再主動聯絡我們成事。相約在樓上咖啡室,她準時到場,攝影記者大膽構思,請她把便條紙黏在身上,連頭髮裏也插一張。她不但沒抗拒,還興奮地參與。拍照時,她渾身是戲,時而煙視媚行,時而落寞無奈,時而自信高傲,讓筆者看到「四奶奶」、「九姑娘」、「如妃」的角色活現眼前。拍攝完畢,她又跳蹦蹦地說笑:「肥的不要刊出呀!」筆者告訴雯女:「妳這種才是正常身材。」她笑問:「是嗎?你知道我們這行業,正常便是肥了。」四小時對話,問答沒有禁區,有碗話碗,有碟話碟,不含糊,清脆利落。雯女反應直接簡單,喜怒形於色。筆者每條問題,她都認真思索,有時想得頭歪着,鼓起一邊腮,淘氣得像少女。說到激動處,爆出一串「哈哈哈」爽朗招牌笑聲。到尾聲,雯女輕鬆得抱着椅背打側坐,筆者發現,眼前這位不是什麼兩屆視后,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們由劉進圖集會談起。雯女一向給人印象較少涉足政治,今次「處女遊行」,成為外界焦點。她說,以前也想過參加遊行,例如HKTV發牌事件,然而有時因為要開工沒法出席,有時因為沒時間研究議題,有點猶豫而卻步。她說,藝人對社會有影響力,故分外謹慎,希望對事情充分了解才站出來。今次劉進圖被斬,她覺得是非黑白很明確:「雖然我不認識劉進圖,但很多資訊看到,他為人如何,多年來對做新聞理念如何。傳媒發生的連串事件,好像抽廣告、人事變動等,全部我也有留意,多件事累積下來,再發生襲擊,讓我相信,這種心裏的不安不是假的,當事情去到暴力,已是一個法治問題,好嚴峻。 」「劉進圖受襲,我個心很痛」「聽到劉進圖受襲,我個心很痛。每個香港人都希望新聞能報道真相。我也是一個說真話的人,我也算是媒體一分子,說真話竟然被人斬?為了這份正義,為了(新聞界的)專業操守,我只能做遊行這麼微小的事。」由於是第一次遊行,心情有點緊張,幾天前已向有「遊行經驗」的朋友查詢,亦找到幾位藝人之家的朋友陪伴。她說,不怕遊行現場會「亂」,因為相信香港人是理性和守規矩的。對於「處女遊行」的感受,她說,特別喜歡「默站」部分,覺得用安靜的力量表達一種理念,很有意思。將公民掛在口邊 「我愛這個地方」筆者問,藝人經常被狗仔隊纏擾,有人批評記者「作古仔」,操守有問題,覺得不值得為記者發聲。就像早前雯女因拍劇壓力大,一度情緒困擾,被傳媒寫成「患癌」。雯女承認,她也曾因傳媒作新聞不快,還開玩笑說:「或者有一些報業人士可能我也想打佢呢!(眾笑)即係你會諗,我都想『夾錢』呀!(哄堂大笑)」後來她卻體諒地說,曾和狗仔隊聊天,明白他們工作有壓力,未必立壞心腸。她補充:「(新聞工作者受襲)是全香港人的事,我自己嘅嘢,就微不足道啦。」筆者察覺,香港的藝人,甚少像雯女般把「公民」這身分掛在口邊:「我經常記住自己是香港的『老百姓』。很多人問我為何去這次遊行,因為我是香港人囉!我愛這個地方,肉緊這個地方,這件事發生,你就會很『上心』……我覺得我需要多一點去了解自己生活緊的地方係點樣。」了解政治 有助演戲雯女十八歲入行,一出道便做女主角,賺到名氣,卻對電視製作不見天日的拍攝方式感厭倦。九十年代曾毅然離開娛圈到美國留學,嘗試過「平凡人」生活,加上近年有信仰支持,敢於在事業高峰停下步伐。年前拍《金枝慾孽貳》期間壓力爆煲,她為了身心健康決定減產:「我覺得辛苦夠啦,步入咗人生另一階段,演戲已經唔係我當下最想做的事。」這一年她去做義工,上課進修,與家人旅遊,擴闊生活圈子,其中一個新的活動,就是多看新聞。其他藝人說「我討厭政治」,雯女反而覺得,一個演員對政治加深了解,對演戲也有幫助。她說,希望多拍攝社會性題材,更透露曾收到一個劇本,邀她飾演「政治人物」,卻未敢接拍:「做一個專業演員,你唔可以做一個井底蛙,我攞住一個政治人物劇本,都唔知點樣去演?如果想有競爭力,必須要增值。」我們好奇,這角色是讓雯女演「女議員」還是「女特首」?她故作神秘賣關子。訪問期間,亦好奇地向我們查詢了一些本港政治狀况。拍劇表面風光 卻不人道雯女感嘆,電視藝員要演活人生百態,卻沒空體驗生活:「我們拍戲是困埋,無日無之咁拍戲,外面有什麼新聞我們都不知道。」在電視台拍劇,過的生涯不足為外人道。若擔演主角,連續幾個月每晚只能睡數小時,更誇張是,她曾一邊病一邊拍戲,曾經試過要在一小時內完成「化妝、大解、吃飯、看醫生」幾樣活動:「精神狀况怎會不崩潰呢?拍劇外表風光,卻是不人道,扭曲的人生」。近年她偶爾到內地拍劇,驚喜國內製作可讓演員有足夠休息。近年「高清」技術出現,對女藝人更「殘忍」。雯女形容,年輕時有精力熬夜,但演技稚嫩;到磨練到成熟了,體力已不勝從前。她回憶拍攝《巾幗梟雄》時心情忐忑,笑中有淚:「我唔算貪靚,但當妳三十幾四十幾歲,不讓妳睡覺,把妳這種皮膚暴露在六十吋高清電視上,如何保持一個唔影響人食唔落飯,不要口腫面腫的樣子出鏡?我每日收工心情也很矛盾,剩下的寶貴四小時,究竟應該用來讀劇本,還是快點『敷』面膜去瞓覺呢?我是資深演員,念對白不好會覺得羞愧;但若我唔靚,觀眾會說『嘩,妳咁老咁殘嘅?!』妳幾好戲都無用,下一套唔係做『四奶奶』,而係做『四太婆』!」怎可把公司 當作「娘」呢?雯女在美國讀過書,見識那邊藝人有工會,曾憧憬香港演員也能組織起來,爭取合理待遇,但多年來成效不彰。很多年前,她也曾參加工會,成員之間曾經協定藝人不可接免費工作,須有基本車馬費,怎知只她一個人跟隨,還被批評麻煩。她義憤填膺:「這一行的風氣是,大家唔能夠放下個人利益,因為你唔撈,有第二個撈,怎能團結呢?」雯女說,有生之年希望可見到有工會改變現况,我們起哄,推舉雯女做主席。本身是基督教團體「藝人之家」現任主席,被粉絲暱稱為「主席」的雯女,幽大家一默:「我何德何能?做『習主席』就有用啫,做我這個『主席』無用啦。」雯女畢業於一九八四年無綫第二期訓練班。大台曾以「娘家」、「愛回家」等說法,吸引藝人回巢,她頗為清醒:「不過是口號罷了,我曾經病着去看醫生還被催促回去拍戲,又曾經工作至情緒困擾,卻沒人問候你一句,還能『愛回家』嗎?我不是想罵人,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搞錯,工作就是工作,當中也有沒人情味的時候,怎可把公司當作『娘』呢?」政府把業界一絲希望都滅絕雯女沒有替王維基拍劇,但多次就港視發聲,因渴望業界有競爭,港視未能開台,也令雯女失望:「(政府這決定)像是把業界唯一一絲希望都滅絕了,這麼多普羅大眾出來,表達想多一個選擇,都唔可以。」近日流動牌照再次受挫,雯女嘆口氣:「我個心沉到落底,難得有個傻人(王維基),這麼有衝勁也不成功,不止嚇壞有心做創意工業的人,好多想做生意的人都會驚。」由王維基事件到傳媒受壓,雯女開始相信,香港社會的表達空間似逐步收窄:「我覺得香港愈來愈陌生,以前認識的香港是個民主社會……政府不是以民為本嗎?民眾若想知道(決策原因),你可否告訴我們,令我們心悅誠服?你卻是不講。當好多嘢唔講之後,你卻發現『有講嘢』可能要被斬,你不願意也會諗:『咦?事情好像有迹可尋』,會開始把這些事件連接起來。」大眾生活愈艱難藝人當中,雯女算是關心時事,較為敢言。然而,她坦承自己對政治理解皮毛,對「民主政制」、「地產霸權」這些名詞,雯女謹慎地表示,未全面了解前不想妄下定論。但她近年做義工,「落區」機會不少,聽到的故事讓她覺得,市民未能安居樂業。「我們做明星的,賺錢比一般人容易,也覺得生活艱難,何况普羅大眾?受歡迎的老字號食店逐一結業,因交不了租。生意好的,做得畀心機的,一樣捱不住。好像你無論幾努力,最後也是業主得益,像總是為別人工作。這種社會並不健康,沒法令人安居樂業。」雯女九七年曾經歷負資產,熬很久才走出谷底,今日已再置業,她表示,自己的財富主要由辛苦拍戲而來,故從心底認同普羅大眾苦况。她也看到,這一代的年輕人處境困難,似乎沒法看到一種盼望:「努力讀大學的年輕人會覺得,出來找工作,付出努力和毅力,未必有成功一日。」筆者介紹她看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說的正是「年輕人下流」現象,她雀躍地叮囑助手抄下書名。雯女一直愛看書,杏林子、楊絳、鄧小樺、魏德聖的文字,她都會在微博分享。盼政府真的去體察民情雯女雖然心直口快,但有一種持平和謹慎。她強調,香港政府不是沒有做事,亦看官方有向弱勢社群提供支援措拖,然而,一些社會問題,如幼稚園因貴租被逼遷、天水圍二十萬人口至今區內醫院仍未落成,她的確看到低下層生活困難。雯女語重心長說:「作為一個香港公民,我希望政府體察民情……真的是去體察,若你有難言之隱,要用某種方法處理,你要讓市民明白,就像智叔(廖啟智)之前訪問說,人是有感覺的,政府和市民是互動的,我們不覺得心服口服,社會只會出現更多矛盾和憤怒。」雯女謙稱自己做的事很「微小」,然而,藝人小小一步卻影響不少人。三月二日,出席完「反暴力」集會,她把照片放上微博,還寫到:「作為香港公民,要堅持有個健康公義的社會,反抗黑暗暴力,挑戰香港法律的大是大非面前,只願以後吸到是自由新鮮的空氣。」她在微博有四百萬名粉絲,不少是內地影迷,部分人對此貼文感到驚訝,因為那天正是偶像的生日。鄧萃雯選擇在生日當天,沒大事慶祝,默默站在政總草坪,穿上黑衣,舉起藍絲帶,為香港新聞自由發聲。這樣做,雯女不覺得是犧牲,她淡然說:「過生日我喜歡低調點,一班人圍住你一齊說『又老一歲啦』有咩意義?我還可以引導粉絲們想一想:生日不一定要來享樂,不如用來做些有意思的事吧。」髮型:Kelvin Koo @HAiR化粧:Stephen Lau@STEPHENMAKEUP服裝:Calvin Klein platinum label場地:義匠工房文 譚蕙芸協力 阿離圖 余俊亮、資料圖片編輯 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Sunday Workshop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