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認同不易變 充其量改善成見——親身經驗如何影響香港青年的「中國印象」?

回歸20年,近年聽得最多的,不是兩地唇齒相依、互惠互利,而是「本土政治」、「中港矛盾」。2011、2012年,香港出現了以反移民、爭取獨立為綱領的本土派,現已成為不能忽視的政治勢力。本土化趨勢及抵抗中國的情緒在青年之間為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2016年10月的調查顯示,15至29歲的受訪者當中,首先認同為香港人(「香港人」及「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的佔85.1%,而首先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中國人」及「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只有13.6%。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6年7月進行的調查更發現,在15至24歲的青年中,支持港獨的比率接近四成。 香港青年「本土化」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講法認為,問題出於青年對中國不夠了解;而解決方法是鼓勵青年多到訪內地,使他們認識及熱愛國家。近日「國務院印發,共青團中央牽頭其他30餘個中央部門聯合制定」《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提出要創造更多港澳台青年交流機會,提高他們的國家認同。香港政府每年亦有投放資源為學生提供資助,令更多青年有機會回內地讀書或交流。可是,這些內地經驗真能如政府所預期,強化香港青年的中國民族認同嗎? 在趙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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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長」變成社會問題

最近,「家長」們的「所作所為」,往往會在公眾討論中成為焦點。一方面,所謂「怪獸家長」在媒體和評論者大力推銷下,彷彿成為了「人民公敵」。「怪獸家長」可以是學童自殺的元兇、可以是學生壓力的真正源頭、可以是「港孩」的製造者,甚至有人會認為他們過分重視學業,而忽略品格培養,把青年人變成「逢×必反」的推手。 但那邊廂,又有家長大力鼓吹兒童要愉快學習、不要TSA(全港性系統評估)、不要他們做「功課奴隸」,又要還他們一個真正童年。 我們對「家長」的認識都有點片面 有媒體評論就突顯家長的矛盾。他們認為,真正的「怪獸」家長,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一方面要成績好、進名校、入大學讀「神科」;另一方面,又要愉快學習,不要功課壓力。他們於是指出,家長不能「輸打贏要」,如要好成績,「操練」、「測驗考試」、「評估」、「壓力」不能避免。家長們反對TSA,只不過是一種保護孩子的情緒反應,他們不去反思自己才是壓力的源頭,反而「民粹」地去反對一個「高效率、零風險、冇操練」又能促進學習的「改良版TSA」——BCA(基本能力評估)。 究竟家長是否就是矛盾的化身?哪一邊才是現今家長的真實寫照?現實當然比「定型」(ste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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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被特首政綱遺忘?

一如所料,林鄭月娥女士以700多票勝出特首選戰。今次競選過程中,林太的政綱相當詳細,但在一個競選論壇中,趙永佳曾向她提問,為何她的教育政綱中高等教育範疇相對簡單?她回應是曾與高等教育界選委會面,不過對方沒有提出太多政策建議。而檢視全取高教界席位的「高教界民主行動」參選政綱也是「主打政治」,以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再加上民主發展訴求為主。 不過,選委的取態當然不應完全主導特首政策倡議。因此我們希望拋磚引玉,提出兩個高教界亟需關注的議題,希望候任特首能參考,更希望引起高教界同仁及社會關注。必須說明,我們同意學術自由、院校自主非常重要,沒有這條支柱,所有其他問題都無從談起。但選戰過後,我們也應收拾心情,除了要新特首「找數」外,也應深化討論,把高等教育的兩大問題放在枱面。 盼檢討教資會角色及研究評審方向 第一是教學與研究的平衡。有人認為在大學自主之下,教學與學術研究孰輕孰重,自然是各院校自決。但究其實,院校自主並無絕對,平常我們教研工作也受不少外部因素影響。尤其是大部分「公立」院校,經費來源都是政府通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因此在問責的大前提下,我們的工作要向公眾或政府(或教資會)某程度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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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改革由基層做起——給下任行政長官的路線圖

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佔香港公共開支約六成,每當有選舉的時候,這些環節都會引來不少討論。不過,本屆特首選舉,在各場選舉論壇中,教育及社會福利都有廣泛的討論,奈何醫療政策只是略略提過。當然香港有相當高的醫療水平,這點值得我們驕傲;也可能有部分人認為香港醫療制度非常高水準,並不需要重大檢討。但無可否認,醫療改革也是新任特首不可迴避的課題。 資源集中住院服務 基層醫療被忽略 隨着人口及社經狀況的轉變,公共衛生面臨不少挑戰。既要應付傳染病,同時非傳染病或慢性病亦日益增加,再加上精神健康及意外受傷等情況不斷增加,要維持一個持續發展的醫療架構並不容易,不可能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處理。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的比喻:一個成績優異的學生如果要保持良好的狀態,是否單靠在課堂上的增值?日常生活及居住環境是否要適當配合呢?目前香港的公共醫療制度資源集中提供住院服務,基層醫療往往被忽略,這個不平衡現象是否有助保持良好醫療質素呢? 李大拔曾於去年12月10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討論「自願醫保」時,指出公營醫療開支問題根源,在於長期以來單向發展醫院服務,忽略基層醫療的發展。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當一個人有病的時候,可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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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愛上中史吧!

最近我為港台寫了一篇「香港家書」(2016年12月31日),以我小兒子(中一)的經驗,來帶出幾點我對教育與身分認同關係的看法。「家書」的篇幅很短,不容許把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因此驟眼看來我好像是「反對中國歷史」。在這裏,我希望再次重申,我絕對支持中學、小學加強歷史教育,包括中國歷史。現中史教育過分注重史實記憶我中史的啟蒙老師是預科時的毛sir,當年讀的是教會學校,但他的第一堂課,就是「唯物史觀與英雄史觀的分別」,後來更介紹了金耀基(我後來的老闆)的《從傳統到現代》。在中六暑假,我差不多花了兩個月來讀內地有關「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戰的學術文章。當時在他的鼓勵下,我還當了校內中國歷史學會主席,搞了一次聯校中史問答比賽。我在高考時同時念中史、西史,後來進港大時雖然在家人壓力下選了社科,但在主修社會學之後,還是對歷史問題較有興趣。我現在雖然不是專業歷史學者,也可算是「發燒歷史宅」。加上太太也是主修歷史,因此我們對自家孩子的歷史教育,還是相當關注。不過,從他們小學開始,我發覺現在的中史教育,還是過分注重史實記憶,而不是分析角度與提升興趣。課程傾向在短時間內教授大量史實,並在考評中測驗學生是否牢記。其中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都未必是中學生、小學生在某階段能容易掌握,令他們讀起來吃盡苦頭。回歸後中史承載兩種任務從自家孩子的經驗出發,個人愚見認為回歸後中史科同時承載了兩種任務,首先是學術知識科目,其次是國民教育。一方面,通過歷史科,我們要教授的是歷史知識與史學方法與能力,重點是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學科。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年輕人通過研習中國歷史,加深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也建立他與中國的聯繫與感情。現在的中史科,可能太着眼於知識與能力的培養,而未能協助同學發展對中國的情意與感受。我在小兒的教科書中,也找到以「夢見周公」與「烽火戲諸侯」等典故來提起同學對春秋戰國時代歷史的興趣,但因為課程內的知識量太大,孩子根本沒有餘裕來細看這些不太重要的「掌故」。小兒學校中史獨立成科,但世界歷史就併入綜合人文科教授。他的假期家課就是選取一個世界不同地方的歷史地標,來製作一個立體模型,因此他這幾天就足不出門,以紙板來製作一個瑪雅文明時代的金字塔。他上網研究之後,還喜孜孜的告訴我,有關它的蛇神傳說,和它四面的樓梯是有365階,每一階代表瑪雅曆一年中的每一天等等。我們可以想像,中史科在教完秦朝之後不是以測驗來評估對史實細節的記憶,而是以製作一個萬里長城(或兵馬俑)模型來代替嗎?又或者春秋戰國史要同學口頭報告一個戰國時代的大將?(順帶一提,他的「偶像」是日本動畫Kingdom中的秦朝大將李信。)我也找來初中中史諮詢稿中的建議課程大綱,從「用家」角度閱讀,也覺得課程修訂的方向——「學生為本」、「古今並重」、「培養興趣」——等看起來都很不錯。我尤其喜歡課程不以「斷代」為單位,「而是化繁為簡,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例如隋唐就是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唯一有保留的是中三花整年來讀20世紀中國,真的有點太沉重,不知道同學的反應會怎樣。我也留意到社會上對新舊課綱的異同和呈現的所謂「大一統史觀」頗多討論,甚至懷疑背後的政治目的。不過,我們從家長角度考量,認為無論將來孩子「愛不愛國」,他們也必須要認識中國;將來需要去內地(或外地)工作時,和內地同事一起共事應該要沒有問題。這只是很功利的角度,不需牽涉愛不愛國、有沒有國族認同的問題。而且如果課程嘗試「洗腦」,今日的同學根本就會自動「轉台」,甚至「熄機」,我們毋須太擔心。課綱「指導意義」或太強我更關心的是,孩子讀起來的效果怎樣。我覺得現在初中中史科其中一個問題,不是課綱如何寫和細節上的差異,而可能是課綱的「指導意義」太強,再加上教科書也對教學影響很大,令到學習內容太深太廣。在香港,「官訂」課程一旦出現,裏面的所有課題都彷彿必定要教完,教完又必定要考。這可不是個別老師的問題,而是整體氛圍。我相信無論新舊課綱,如果要在建議的課節內教完華夏文明的起源至春秋戰國(見表),就必定要在短時間內讓學生「學會」大量的史實,不嚇壞他們才怪!我不知道,現在初中中史科的老師在選取、剪裁課程上有多少空間。會不會有老師可以先介紹中國的民族神話,很快就跳到春秋、戰國集中討論某些課題,然後在測驗或習作中不是評估他們對史實的掌握,而是測試他們對該段歷史的理解與興趣?又看到有些評論,對新課綱刪減了不少內容表示擔憂,認為可能影響歷史學習的系統性及完整性;此外,如果不能涵蓋所有內容,而有所取捨或略教,又擔心老師無所適從,不能保證學習成果。我贊成要每周有兩節來教授中史,但課時是不是只用來保證完成教授所有課題?同學的負擔和興趣又怎樣考慮?究竟是不是一定要「教完」?怎樣才算是「學會」?學校和前線老師又能有多少自主性來剪裁課程?人們很怕學生讀中史囫圇吞棗、「水過鴨背」,但老師可以像IB(國際文憑)課程般選取某些課題,來深入探究而不是全面涵蓋嗎?這些問題,都不是課綱可以「寫死」、老師跟着做就可以,而需要學校和老師的專業判斷。我不是歷史專業,也沒有中學授課經驗。初中科的中史,究竟要如何教、要有怎樣的教學效果,又如何能不「趕客」及培養同學對中國的認識,我希望科目專業的朋友能多發表意見,讓我等「外人」能了解科目的運作與理念。我完全同意,學科的發展必然要以學術指導、專業為本,既尊重前線老師意見,又要照顧同學的興趣、能力與社會的需要。我這裏只是提出一些「外行」用家的看法,希望各位「行家」能開導、指正。盼由認識發展出感情我一向強調,不一定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才令現在的年輕一代的身分認同向本土「轉向」。社會上的爭議和政治事件和媒體的信息,有時比課堂上的授課影響更大。我的着眼點其實也只是希望孩子和年輕人能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從而對中國也能由認識發展出一點感情。我不認為中史科應該或能夠擔負大部分這樣的責任;但既然要教中史,又希望它對身分認同多多少少起到一些「平衡」作用,我們應該就這些問題多加討論。讓孩子愛上中史,是我這個「歷史宅」爸爸在新一年的願望。(作者按:相關文章見個人網誌「教育現場啟示錄」(edufrontline.blogspot.hk))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教育 歷史 中國歷史 中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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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通識惹的禍!

今時今日,要撐教育局,並非容易,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國教」等都是惹來大眾批評的政策。不過,我們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撐一下」教育局在教育改革「大業」中「重中之重」的通識教育科。因為最近,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接連又有知名人士對通識提出批評。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首先,是早前曾鈺成先生在報紙專欄指出,通識雖然原意是培養學生獨立、批判思考,但「片面強調思考、批判,忽略了全面、準確地掌握事實的重要性……鼓勵了學生只憑一知半解,便對複雜的問題妄下判斷,並且以『獨立思考』為名,拒絕聽取跟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未經窮根究柢的『獨立思考』,不可能得出真知灼見,其實只能人云亦云」。幾天後,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教授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也花了不少時間來闡述他對通識科及教育改革的看法。首先,他認為通識科「實施不當」,出現了意外的「變異」,「有些教師承認正因為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而以價值和道德為基礎的明辨是非、分別對錯,已不再是學習主要目標。這樣做法是鼓勵學生在沒有道德與價值指導下進行爭辯。連大是大非的問題,亦可以因觀點與角度而變成灰色地帶。於是,連『非暴力』等核心價值,亦可以選擇性地任意踐踏」。兩位都是教育界的先進,他們的意見自然比一些不懂教育人士對通識的批評更值得重視。兩位的看法發表之後,有通識科老師和團體已回應,嘗試澄清一些對該科教學上的一些印象。我不是前線通識老師,但作為長期參與通識科規劃工作的「半個圈中人」,我是歡迎善意的批評。曾鈺成先生在文章發表當天,在中大發言時也補充了若「取消通識科」,「等於維護愚民政策」,並指「若有人頑固地認為青少年不應接觸政治,就是把頭埋在沙裏的鴕鳥」。通識由2009年面世至今,經歷了7年時間,迎來了5屆考生,其實還是新生事物,自然不會完全沒有問題。去年通識進行了中期檢討,我和許承恩老師在《明報》發表了〈通識科中期檢討,檢了些什麼?〉(2015年3月31日),也提出一些我們看到的問題和希望見到的發展方向,其中也包括了黃教授提出的知識基礎問題,但我們也提到了減輕老師和同學負擔、課程的刪減、公開試的考評問題,甚至是「圈外人」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的同學間能力差異問題。要讓通識科這顆幼苗茁壯地成長,風風雨雨不能避免,善意批評也是通識科社群與持份者向前行的動力來源。容易誇大通識科影響不過,從宏觀角度看,從來在討論通識科的問題時,我們都比較容易誇大了它的影響。曾先生和黃教授,都是從一些他們在年輕人當中觀察到的問題出發,然後推斷為通識科讓年輕人變得偏頗。我們都明白,兩位的着眼點,應該是少數在社會政治議題上,和他們立場不同又較激進的年輕人,而不是所有甚至是大部分的年輕人。那些青年社運領袖是否有他們指出的問題,我不願置評;但我在過去幾年在幾項研究中,接觸了大量相當普通的年輕人,就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禮崩樂壞」甚至任意踐踏核心價值等傾向。無疑年輕人在很多事情上面,和兩位,甚至我,都有不同看法,但卻不見得是罔顧事實、「為拗而拗」。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每年6萬名修讀通識科的年輕人當中,可能有一千幾百有他們觀察到的問題,那麼又是否反映通識科讓98%的學生明辨是非對錯?年輕人讀通識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事實上,那些熱心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的年輕人,在所有同齡人當中,都是「異類」(outliner),或有他們個人的經歷;要和某一個別科目拉上關係,是有點牽強。近年我也聚焦研究通識科對同學社會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發覺科目大抵上只是令同學開了眼界、對社會事務增加了關注,確實沒有把某些價值「塞進」了他們的腦袋。我們訪問了很多有較激進立場的年輕人,只有極少數表示通識對他們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很多其實是從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中接觸到,更反吷了社會對一些重大爭議的撕裂。我們要知道,今天年輕人在修讀通識之前,不一定是「白紙一張」,而可能從學校、課堂之外獲得了不少基本政治、社會態度與立場。我有一名舊學生於中五通識科教授「現代中國」單元的時候,想知道在沒有任何教學前,同學對中國內地有什麼認識或印象。於是,他要求同學將對中國所有的認識或印象記下,形成「腦圖」(mind map)。結果顯示新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並不一定在中學或學校形成,且形成的時期也未必是高中階段。因為很多「腦圖」中出現事件皆是他們年幼時出現的,如北京奧運、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發生,他們當時都只是初小學生。更重要的是,同學們也告訴我,通識課上的討論很多時會令他們更全面地理解社會上的爭議,反而會改變了原來「偏激」的看法。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與其說通識科令同學們的價值觀出現混亂,倒不如說它迫使他們審視自己的立場、評估別人的看法,再平衡利害,方才決定自己的行止。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在現時這種大環境下,通識科和老師們的角色可能更重要。確實,什麼時代的年輕人(包括我年輕時)都不會輕易改變自己,而跟從「大人」們的立場。單方面向年輕人「灌輸」、「宣告」某種立場,對他們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現今這個高度撕裂的香港社會,不光是年輕人和「成年人」,就算是「大人」當中,對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也可能持不同看法,而不是「鐵板一塊」。透過通識科,我們可以和年輕人放開討論爭議問題,再「因勢利導」令他們明白看事情總是不止有一個角度、一種回應。當然如果我們有不同意見,不一定可以折服同學們改變立場,但作為老師最後也應訓勉同學們深入探究、多方了解,才再作定論。除了通識,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科目,在目前的課程設計及空間之內可以做到這工作。此時此刻,其實我們更需要通識科。曾、黃兩位的意見,正好說明本科備受各界重視,也是提醒通識社群要不斷聆聽不同意見,檢視教與學的實踐,並探討如何在課程修訂教學支援、專業發展各方面來自我完善,以使通識更能做到課程的目標,令青年人更能面對時代的挑戰。反之,輕易地諉過通識科,更不利於社會反思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及過去幾年政治爭拗、動員對青年人的影響。(作者按:相關文章見個人網誌「教育現場啟示錄」(edufrontline.blogspot.hk/search/label/通識))作者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高中通識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9日) 教育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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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好,才能教育有選擇?

最近,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把35歲的「公民黑客」唐鳳,延攬為內閣負責數碼經濟和開放政府的政務委員(相當我們的創科局長)。唐的前半生充滿傳奇。5歲能閱讀各國經典著作,小二能自學編寫電腦程式,16歲創立網絡公司,擔任大型跨國企業的顧問,長期致力推動開放原始碼社群的發展,並以黑客方式公開政府資訊。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她的黑客團隊,將佔領立法院運動期間的所有言論直接播出、記錄和存檔,令公眾充分了解佔領者觀點並互相交流。不過,我的焦點不是她的社會政治參與,反而是她的教育歷史。她從幼稚園到小學,9年換了9間學校,長期對主流學校不適應,也因為「與眾不同」受霸凌和排擠。到了這裏,她的遭遇和一般「資優兒」可能差不多,但上了初中,她受網絡世界的自由與無限可能性感召,決定輟學轉而在家自學。而成長過程中,她的新聞工作者父母不離不棄,尤其是母親李雅卿,更為了她毅然辭職專心照顧,並深入研究另類教育方法,創立了「種籽實驗小學」,並大力推動教育改革和創新,主張讓學生完全自主學習。唐鳳「入閣」之後,一時之間,她的成長經歷,成了公眾焦點。深受主流教育之苦的群體,以她為另類、體制外教育的標竿,在家自學也由「怪茄」(另類)行為,成了熱門關鍵詞。李雅卿本來在另類教育界已享有盛名,唐鳳的成就,彷彿也成了她最好的名片。教育制度「再生產」社會不平等當唐鳳的故事被熱炒之時,就有聲音質疑她的成功,是否能證明非主流、體制外教育,不管是實驗性學校或在家自學,能令所有孩子受惠?有評論引用社會學的觀點,指出中產階層父母,往往會運用他們所有的資源,積極介入子女的教育過程;唐鳳能在體制外自學成才,原因是她的家境優越;勞工家庭「在缺乏充足資源保障的前提下,想要奮力衝撞體制,可能會先摔得粉身碎骨」。作為「搞」社會學的人,我對這類觀點可算是耳熟能詳。自己念社會學的第一個教訓,是「我們的社會,是不完美的社會」,充斥着各種不同的矛盾與壓迫。教育制度也不例外,往往不能達至教育機會或結果的均等,反而會「再生產」(reproduce)了社會既有不平等,因為背景較優越的家長,會動員他們的經濟、文化,以至社會資本,為子女尋找更適合的教育模式。市場內好像有選擇的自由,但卻只有家境好的學生才有真正選擇的機會。早前,2000名家長出席了名校的簡介會,也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以求成功踏入名校的門檻。這是一種選擇;為孩子尋找一間另類學校,甚至實行在家自學,也是一種選擇。名校的學費、面試班、才藝班的投資都不菲,更有在名校區買房的成本。另類學校,大多是私校,學費也在五六千元以上,而另類的「另類」學校——國際學校,就更要過萬元。在家自學不要學費,但一般最少要有父母一人全職「施教」,也是另一種負擔。教育是香港的「共業」對基層家庭來說,表面看來,香港的主流學校類型,好像百花齊放、各師各法。但我們有沒有察覺到,它們之間的分別,其實非常少?香港實行強迫教育,從好處看,是每名小朋友都有受教育機會;但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你無論是否滿意學校和教育制度,也別無選擇,要送子女上學「接受」教育。有少數家長因為對主流教育制度徹底失望,於是選擇了「在家自學」,但他們都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因為一旦頒下「入學令」,他們如不照辦,就會被檢控。現今許多小學生,早上7時未到便爬起牀上學;3時半下課後,到功課輔導班或回家寫作業。再加上溫習默書、測驗,往往要到9時、10時才能休息,童年基本上已被剝奪,遊戲、運動、課外閱讀都是妄想。有時跟家長朋友談起,甚至苦笑說強迫教育彷彿是個「勞改營」,政府只是把兒童關押其中,接受強制的「勞動改造」,又如何談得上「家長的選擇」?我們夫妻去年決定讓升中一的老三停學,再組織一整年的休學年(gap year)活動,讓他和5名小朋友進行「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過程中,我們也深深體會到,要在體制外為孩子闖出另一片學習的天空,真是「少個崩」也不成。因此,我們不會盲目鼓吹另類教育。而每當我們一面為自己的孩子們尋找、創造一個較「理想」的教育環境之餘,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無視其他無數的,尤其是基層家庭的小朋友,在主流體制下的困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知道,這不是要某官員、某校長下台,或老師們「多走一步」、「專業一點」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教育是香港的「共業」,真的不是你、我的錯,而是社會的錯。過去幾年,我們在為自家3個男孩籌謀教育的過程中,碰到許多有心人,也從實踐中,明白了原來已學過的社會學核心思想——「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不一定是即時的、容易的改變,但世上沒有不變的社會制度。個人不能改變社會,但集體就會有力量。用日常語言來說,我們可以發動「社會運動」。家長們要起來團結發聲香港的家長運動並不活躍,而官方家長組織也壟斷了建制內的諮詢渠道。幸好,我們遇上了另一批特別的家長,建立了「教育大同」這家長倡議組織(www.ediversity.org)。我們的口號是「教育有選擇」,但也明白,在體制之外無論做了什麼,「受惠」的永遠是極少數。我們自知沒有革命的能耐,因此只有走入體制,才有改變體制的可能。也只有這樣,弱勢家庭的孩子們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學習模式,才有選擇的可能。要衝擊現有體制,要有資源。個人的資源當然不足夠,但社會上還是有不少資源能被「動員」來進行教育創新。教育大同就得到賽馬會慈善基金的支持,連結了不少同道組織,為位於觀塘的堅樂第二小學策劃了一個「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為孩子們在主流課程之外,提供一連串「動手做」、「多閱讀」的體驗學習活動。而且我們也發現愈來愈多的主流學校(包括中學、小學),也在進行不同類型的實驗(註)。但「單打獨鬥」的難度很大,強調愉快學習、「不催谷」的基層學校往往會被誤認為學術水平不足,能充分關愛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的學校會被標籤為「低能」學校。我們因此正籌備「開心學校地圖」(Happy School Map)計劃,希望為不同社區提供適合孩子需要的另類教育資訊,而不是只是「有多少百分比能上band 1」之類。「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這不完美的社會,每個家庭「單幹」式的教養都會是困難重重、風險處處,因此家長們也要起來團結發聲。當然,參與社會運動,基層家長的限制很多,但也不代表是完全無感、無力。只有集結力量,一起與孩子們同行,我們才能有所改變。就算是一般家長,也可多了解孩子的需要,和現在的教學模式是否適合他們,並連結不同志同道合的家長群組,交流資訊(和訴苦水),再尋找自己覺得重要的議題發聲。去年的「反小三TSA(全港性系統評估)」運動,雖然未竟全功,但着實已將標準測試對小學教育的扭曲提上了公眾議程,也有不少家長開始反思自己的教育目標和策略。主流中的「另類」學校,更需要我們的認同、支持與保護。如果有幸你碰上了一名好校長、好老師因應同學的需要,而嘗試有所改變,最低限度,我們應該給予支持,而不要附和那些「功課太少」、「課程太淺」、「孩子太得閒」的風評。如果不幸覺得現在學校不能照顧到自己孩子的需要,努力溝通無效的話,就應嘗試找一家更適合的。雖然這實在不容易,但「開心學校地圖」希望「幫到手」。應以集體力量撼動「兩座大山」最後,我們不應忘記,唐鳳媽媽李雅卿女士,也不單是「幼吾幼」、「獨樂樂」。在她的倡議、實踐之下,台灣的教育改革比香港超前很多。2014年立法院通過「實驗教育三法」,鼓勵體制內進行創新,同時更容許「非學校形態」的自學式實驗教育,其課程不受公定課綱限制,甚至有財政補助。在香港,我們應該以集體的力量,來撼動「資源不對等」和「教育模式一刀切」這兩座大山,令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家長和孩子們,可以有多一點選擇與支援。註:《明報》,〈15校為學生減壓 減評估限抄寫 小學下午不教書 只做功課玩樂〉,9月13日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1日)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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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讀書」=「讀死書」?

念社會學的人,對經濟學家一般都沒有好感。這當然有「眼紅」的成分,但大家的基本理念差異,也是原因。不過,凡事都有例外,今天我就要向大家介紹其中一位令我拜服的經濟學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赫克曼有多厲害?他是芝加哥大學教授(也是我普林斯頓研究院的前期「師兄」),在2000年和丹尼爾麥克法登(Daniel McFadden)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然不會是浪得虛名。最早認識他,是在研究院念計量經濟學時所學到的「赫克曼校正法」(Heckman correction method)。赫克曼的貢獻,在於他設計了一個方法,來修正因為樣本選擇問題出現的偏差。該方法涉及專業知識,這裏只能打住。但重要的是,他在方法學上的創新,成就了他在教育經濟學上的偉大成就。什麼能力對學生有用? 如何評量?當討論教育對我們的影響之時,大多集中在教育對認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的培養。不少教育改革家於是提出不少對策,如「小班教學」、「加強老師培訓」、「增加學校問責性」等等,但卻甚少思考究竟學校應教什麼,才可令學生將來能成功,並能對社會作出貢獻。赫克曼於是質問教育體系,究竟什麼能力(skills)長遠來說才對學生有用?又應該如何評量這些能力?他認為能力是多方面、動態及互補的(skills are multiple, dynamic and complementary)。其中,認知能力——獲取與保留知識的能力——通常最受重視;但他強調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如自控力、堅忍、高動機、自信等良好品格(character)也是人類核心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他認為美國目前的教育制度過分注重認知能力,強調以標準測試來量度認知能力,並將整個教育制度的運作集中培養認知能力,而忽視非認知能力的塑造。赫克曼的核心思想在於,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對人的一生發展可能同樣重要。他大部分的研究,就是以愈形精細的計量方法來分析大型數據庫,來論證這觀點。香港的家長最重視認知能力或其連帶而來的學業成績,但赫克曼告訴我們,對很多我們都覺得重要的青年發展指標,兩種能力的效果都不容忽視。利用一個在美國進行的大型追蹤調查的數據,他以複雜的計量模型來估算,在不同教育水準的30歲青年人當中,「控制」了其他因素後,每一「單位」少年時的非認知能力與認知能力,令薪金增加了百分之幾(圖1的Y軸)。如圖1所見,除了在4年制大學畢業的男性中間,少年時所量度的非認知能力比認知能力的影響稍低之外,在其他教育水準,前者的影響都比後者強,而在女性當中尤其明顯。還有,非認知能力對學業成就的影響,雖不及智力,但也有顯著影響。赫克曼也分析了另一個在英國進行的大型研究。研究調查了1970年4月5日至4月11日在英倫三島出生的所有嬰兒,然後在其後30多年間進行7次跟進調查。他採用了參與者1970年出生時的資料、1980年(10歲)時所作的調查來量度不同能力及在2000年(30歲)時的個人發展結果。在1980年的調查中,測量了參與者的語文、數學、閱讀理解等認知能力,也評估了自控、毅力、合作、專注、堅持等非認知能力。而在2000年的調查中,調查團隊蒐集了學歷、工資和就業,及各健康指標來分析不同類型的核心能力對青少年長期發展的效果。他的分析首先將教育程度的影響和其他核心能力分開,發覺在一定的學歷水準情况下,認知和非認知能力的總和,相對學歷在不少重要個人發展指標上都有一定重要性。接着他以統計方法將兩種能力的相對影響進一步區分,圖2表示了在中學程度的男性研究參與者當中,10歲時顯示的非認知能力,對不少指標都有正面影響,而且都比認知能力更強,如非認知能力較高的,會多做運動、較少吸煙和試吸大麻,也較少有情緒問題,更較少有健康和肥胖問題。反過來,認知能力對這些指標的影響,就稍有不同,如10歲時較聰明的人,成年吸煙的機會反而更高,也更容易有健康問題,而在其他指標上非認知能力的正面影響都有過之。女性和其他教育水準人們的情况大致相同。但總的來說,他認為認知能力的好處被高估,而非認知能力則應更受重視。迷信學業成就 同謀催谷學生他為了令公眾接受他的觀念,構建了個人網站(heckmanequation.org),把他的研究成果發表與總結介紹。我一邊看,其實一邊想起的是我們香港。赫克曼指控美國的教育政策愈來愈傾向以各種公開標準化考試來評估學生、老師甚至學校,如老師的薪水可與考試結果掛鈎。他指出,以公開試評估學生發展而向老師與學校問責,其結果只是「催谷」了學生健康成長和未來成功發展所需要的核心能力的一小部分。暫且不論公開考試是否能夠全面準確地評估學生的認知能力,但是學校和老師在壓力下,必然會專注加強與學業成績相關認知能力,但卻必然會忽略了其他非認知能力的培養。香港的情况其實好不了多少,因為我們不單是在教育系統和學校在公開試(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Pre-S1;中學文憑考試,DSE)問責制的魔笛下「全力拼成績」,甚至家長也往往迷信學業成就的重要性而「同謀」催谷子女。我不完全認同有些人士,對時下年輕人品格出了問題的指控,但也不能無視我們在學校與家庭中,確實往往把認知能力和學業成績作為關注的焦點。當然家長和老師不可能不知道品格的重要,但學業能力被追捧,也和教育制度中的升學機制有莫大關係。我們的公立大學學位相對稀少,而大學聯招制度卻是基本上以單一標準來決定同學們高中畢業後出路。雖然我們聯招制度中有各種各類的機制(如校長推薦計劃或面見),企圖冲淡考試成績的影響,但到最後,還是成績掛帥。大學各學系受制於制度,也不能不按本子辦事,因為每年,和同學們一樣,我們都會收到成績單,列出我們收生的成績(也是以公開試結果來計算),並要和同校其他學系評比,更有排行榜和升跌趨勢榜出現。打破魔咒不是易事無論我們是如何希望「適才入學」,但在既有制度之下,名大學要擺脫「成績至上」的束縛,並不容易。無怪乎最近有教育團體(「教育2.1」)提出要大學放棄現有收生基準,除考慮考試成績外,亦應重視學生其他方面的表現。換句話說,就是要在學術、認知能力以外,另闢蹊徑,容許多元升學。其實近鄰台灣,自2006年在各頂級大學間推動的「繁星計劃」,也有類近意義,但就偏重照顧偏鄉弱勢學生。不過知易行難,如何能打破單一認知能力的魔咒,鼓勵學校與家長培育同學們的其他能力,並在升學機制中建立有效而公平地評估各種非認知能力的方法,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後,當然也要承認,就算在經濟學界,赫克曼的觀點與方法,也不是完全沒有爭議。革命其實還未開始,謹希望各路有心人士繼續努力,為香港教育創出一片新天地。參考資料:.Heckman, J. J., Stixrud, J., & Urzua, S.(2006).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3), 411-482..Conti, G., Heckman, J., & Urzua, S.(2010). “The Education-Health Gradi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 234.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9月5日《明報》觀點版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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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國盃的體育世界邏輯

上星期2016年歐洲國家盃閉幕,結果由球星C.朗拿度帶領的葡萄牙,在決賽戰至加時,由「醜小鴨一夜變天鵝」的艾達,「一戰定江山」以1:0擊敗主辦國法國歷史上首次奪得歐國盃冠軍。體育世界自有它的邏輯,通過本屆歐國盃,我們究竟可以得到什麼啟示?平民還是精英?本屆歐國盃是歷史上參加隊數最多的一屆,也是歷時最長。本屆共有24隊,由6月10日開始進行分組初賽,直至上周一( 7月11日)的決賽,共有51場比賽。在1960年的第一屆比賽,只有4隊進行了4場比賽,之後陸續增加至8隊(1980年),及於1996年擴大至16隊。由16隊,以分4組得出8隊進行淘汰賽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上屆2012年波蘭、烏克蘭合辦的比賽。2008年歐洲足協前主席、前法國球星柏天尼倡議將歐國冠盃擴大至24隊,54國中有51國贊成。柏天尼擴大歐國盃有他的如意算盤。他希望通過增加參加決賽周對爭取一眾足球「小國」的支持,並因為比賽隊伍增加了,電視轉播權更值錢;而主辦國因為各隊觀賽擁躉增加,所以收入也大大增加。但「擴招」的最大理由還是要將賽事「平民化」,打破小數足球強國壟斷,令多數「小國」可以參與該項比賽,共享盛事。而本屆賽事中的亮點,也不是德國、西班牙、法國等強隊,而是冰島、威爾斯和匈牙利等「新興」隊伍。其中冰島打敗「日落帝國」英格蘭、威爾斯攻克比利時、匈牙利在小組不敗出線等,都令人津津樂道。而冰島、斯洛伐克、威爾斯、北愛爾蘭、阿爾巴尼亞都是本屆乘「擴招」之利,首次有機會參與本屆比賽。不過,反對「平民化」的也大有人在。他們認為之所以有外圍賽,就是讓每個國家都有機會打入決賽周,但決賽周席位卻應該留給有一定水平的球隊。換句話說,歐國盃決賽周不單是一場足球「煮飯仔」,而應是足球的盛宴,「擴招」後強弱懸殊的比賽太多,難免令比賽的可觀性大減。今屆比賽的平均入球也是近年最低,只有場均2.12球,之前幾屆都有2.4以上。在備受批評的分組賽階段,平均每場更只有1.92球。反對者也指出,本屆的黑馬,如威爾斯和冰島,都分別在外圍賽名列第二,在舊制之下其實都有機會出線,因此指「擴招」能令有質素的非傳統強隊入圍之說,也是不攻自破。當然,事情總有兩面,歐洲各國的足球水平差異是否很大是一個議題,而究竟是擴大至24隊令比賽乏味,還是分組階段的賽制,令四隊中的第三名都大有機會出線16強,使到弱隊,甚至強隊也變得保守?葡萄牙也就是憑3場不勝的紀錄晉級。「全民參與」,還是「精英競逐」,無疑是體育世界的老問題。全球化 還是本士?另一個足球界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就是全球化是對足球有害,還是有利。一直以來,職業足球的全球化,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席捲全球。歐國盃賽事本身,成為一全球盛事,也是全球化的結果。而歐盟的成立,也促成了球員在歐盟地區的自由流動,成為歐洲勞工市場一體化的最佳典範。不單是國際比賽,對球會而言,與其他國家球會的比賽,也往往比本地聯賽更重要,也成了球會收入來源的主力。打從世界銀行前總經濟師Branko Milanovic的論文分析全球化對足球的影響之後,全球化對國家隊和球會的不同影響,就已是行內共識。Milanovic分析了1990年代全球化提速前後的世界盃、歐冠盃和本土聯賽。發覺在世界盃勝負比數是愈來愈接近,因為球員流動令原來弱國球員也有留洋深造機會,拉近了國家隊之間的距離;而且,足球先進國的聯賽充斥着外來球員,令本土球員的出頭機會大大減低。英國就是最好例子,歐洲一體化後「歐援」成了球會的主力,本土英格蘭球員反成了「異類」,其中前鋒與守門員位置,更成了「重災區」,可用之兵屈指可數。雖然英格蘭「日落西山」並不是一時之事,也不能全歸咎全球化和外來球員,但本土球員缺乏在頂級球會踢球的機會,也是令她不能復興的原因之一。反之,對一些擁抱全球化的「新興」國家,球員外流就成了振興國家隊實力的靈丹妙藥。以冰島為例,在歐國盃的奇蹟球隊中,竟然沒有一人是在本土作賽。陣中中場靈魂人物基菲爾施古臣(Gylfi Siguresson)最有代表性,15歲已加入英國球會雷丁的青年軍,輾轉在英格蘭和德國學藝;自從2012年加入英超球會史雲斯後,大熟大勇,並於本屆歐國盃光芒四射。而冠軍葡萄牙也是乘着全球化的浪潮,把頂級球星外送留洋,並在本土以青年球員加廉價外援為骨幹,令本屆歐國盃一方面有C朗及比比等世界級球星,也有不少還未留洋的新星。如本屆最佳新人之一的R.山齊士(Renato Sanches),上季在本土球會賓菲加嶄露頭角之後,也已早早被德國勁旅拜仁羅致陣中。勞工市場全球化,也是香港現在面對的一大挑戰。我們一方面要吸引全球人才,但另一方面又要令本地人才有機會出頭。如何能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甚至像冰島和葡萄牙一樣,能擁抱全球化並利用全球機遇來培養本地人才?最近香港球壇正熱烈討論是否接納中超球會富力以青年軍形式參加港超聯,就正好體現了全球與本土之間的張力。政府、市場還是社區?在足球世界,足總也儼然是一中央政府,與球會(企業)、與地方社區構成三角關係,其不同角色就對當地足球發展構成不同影響。與一般討論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是一樣,究竟在過程中,政府、市場,還是社區能發揮的作用最大?又以今屆的亮點冰島為例,冰島的世界排名由2010年的112位,跳升至現在的22位。而冰島的人口只有33萬左右,相對光是沙田人口有60多萬,大埔也有30萬。而且冰島的天氣苦寒,能踢球的日子只有夏天5至9月左右。冰島的成功,一般的看法都是由上而下(政府與足總)與由下而上(社區)配合得宜所達至。踏入21世紀,冰島足總首先大力推動教練培訓系統,令每名足球教練都已接受足夠培訓。現在冰島全國約有520名持有歐洲足協B級教練牌的教練,而擁有A級牌照的也有165人。B級教練可以執教職業球隊,而A級已可在歐洲任教頂級球會。本港最近的教練紅人、東方的「牛丸」陳婉婷,持有的就正是同級的亞洲足協A級執照。在冰島,幾歲大的小童也可以在B級教練指導下,進行每周幾次的有系統訓練,而U-10或以上的球隊更必須最少有B級教練。在香港,青少年足球卻往往只能由持有C級牌照的教練任教。為什麼冰島能訓練大量有牌教練?因為足總廣開門路讓所有有興趣人士參加,而且補助費用,令考取教練牌較歐洲其他國家都便宜。不能說「有牌教練」就一定好,但冰島足總的策略,卻顯然是今天成功的基石。球場設施也是一項重要的公共投資。在政府大力推動下,2015年冰島全國共擁有179個合資格足球場,約每128名註冊球員就能享受一個球場!小型球場也有166個,全部有仿真草地,更有不少建在學校旁邊。因應當地嚴寒天氣,全國各地區都建成多座室內足球場館,令球員可全年訓練。比較之下,香港只有83個草地球場,其中更包括曲棍球、欖球等的球場。至於社區參與,冰島差不多全國都是足球員或球迷。頂級球會大多是半職業,球員都有其他職業,而球員往往只效力一家球會,並與社區一起成長。成名球星則往往到國外效力,當然也有如施古臣一樣的在少年時期就到海外闖蕩。但完整的青少年培訓、社區的支持,令冰島不斷有好球員出現,也令國家隊踏上成功之路。當然,冰島的個案並非特例,近年比利時的足球勢力冒升、德國的中興,都有賴由足總帶領下的大型青訓計劃。而另一強國——法國也是由足總統籌精英青年培訓。尤其要注意的是,倘若由企業(球會)主導,青訓的對象,國籍可能是無關重要,歐洲頂級球會也正在全球網羅青少年尖子長期培育。因此本地球員的栽培,政府和社區的角色極其重要。在中國,中超聯賽在國家領導人鼓動,大型企業、地產商的加大投入下,打得火熱。但問題是在青少年培訓這問題上,政府和足協的承擔還是非常有限,社區中球場的建設在地產市場的擠壓下也沒大進展。所以儘管職業聯賽現在是非常熱鬧,但也是在球會以「天價」買入高質外援甚至教練堆砌而成,本地球員和國家隊的質素,也只能是原地踏步。最後反觀香港,「鳳凰計劃」雷聲大、雨點小,連最基本的球場設施由2010年(計劃出台)至今,草地球場也只是由78個增加至83個,球會和學校就算希望加強訓練,也受場地不足所困。和內地不一樣,香港不可能奢望私人企業大量投入,因此透過政府投放資源,再和社區(尤其是學校)合作,香港的足球運動才有復興的一日。■延伸閱讀:(1)Milanovic, Branko. 2005. “Globalization and goals: does soccer show the w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5):829-850(2)Jones, Chris. 2016. “Sorry, CR7, Portugal epitomised Euro 2016: cynical, unsporting, awful” (www.espnfc.com/european-championship/74/blog/post/2911446/portugal-deserve-credit-for-winning-euro-2016-but-we-must-hope-for-no-repeat)(3)Ronay, Barney. 2016. “Football, fire and ice: the inside story of Iceland’s remarkable rise”(www.theguardian.com/football/2016/jun/08/iceland-stunning-rise-euro-2016-gylfi-sigurdsson-lars-lagerback)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7月18日《明報》觀點版 足球 體育 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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