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公園自己管 紐約市DOT Plaza Program

上文(Hack the city 重奪公共空間)提到要真正奪回公共空間,需要突破短暫式的挑戰,掌握「攝罅」之後民間於城市系統內的空間使用、參與設計、以至管理營運權。關於社區營造達至充權的例子頗多,在此不贅。反而空間權的公共政策方面值得略為着墨。《東亞城市空間生產》一書中神樂坂町營造的例子雖然集中討論居民保衛傳統的營造動力,但無可否認的是町營造其實建基於日本的本土管治和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及地區政府角色的改變,有助民間爭取公共空間的管治參與權。(註1) 另外《社區設計》一書中,家島和海士町振興計劃等都得到行政單位配合而成功。有馬富士公園和泉佐野丘陵綠地更加得到政府負責人授權讓社區營運。(註2) 社區營造背後一是政策上容許城市權下放,二是選址在政府或私人發展商管理權力覆蓋不到的非正規發展或小型物業上。在香港現況下這種自主空間恐怕是極少數,而城市公共空間政策上又有何變數?紐約市運輸署(Department of Transport) 的Plaza Program政策可算是完整地賦予民間空間的使用權、參與設計權、以及管理營運權。計劃由2008年開始,是紐約市市長Michael Bloomberg推行的PlaNYC的一部份,目標是針對改造並活化使用率偏低的道路,是一個推動以社區為本、由社區倡議和主導設計、而且由社區營運的公共空間計劃。任何團體均可以就自己社區的需要,尋找有潛力的空間,並於一年一度的公開招募提出改造建議。而政府會因應情況選擇合適的項目形式-一次性的活動、中期的臨時改造、或是永久的建設。一經審批,該團體即成為政府的合夥人(Partner),政府出錢實行改造計劃,而團體則負責社區外展及協調、協辦工作坊、舉行社區委員會投票等。至於技術支援方面,政府會提供專業工程師及設計師團隊,但合夥團體需要定期參與設計會議,確保改造計劃切合社區需要。完工後,該團體更加負責公共空間的營運,包括清理場地和一切植物的維護。預期中團體亦需要充分利用改造後的公共空間,定期舉辦各式社區活動。至今Plaza Program已經有53個公共空間項目正式開放,另有20個計劃正在進行中(註3),於國際上引起廣泛討論的例子包括紐約時代廣場的行人專用區計劃 (Times Square Pedestrian Plaza)。但事實上,Plaza Program政策列明優先處理低中收入和公共空間不足的地區,位於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 Brownsville區的Osborn Street Plaza 算是一個比較鮮明的例子。Brownsville區頗為聲名狼藉,高罪案率、高失業率、貧窮、黑幫、暴力等問題嚴重,更一度被喻為布魯克林最危險的社區(註4)。當近年士紳化浪潮直捲紐約市和布魯克林,Brownsville郤因為公共房屋高度密集而暫時幸免。當然地區活躍份子深知威脅將至,因而倡議「士紳化由社區主導」(gentrifying from within) ,希望趕及在外來資金改變社區脈絡之前活化社區,為居民充權,從而讓居民掌握能力主導社區變化。(註5)Osborn Street Plaza便是其中一個旨在活化該社區的公共空間項目,由Brownsville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BCJC)負責。這個中心隸屬 The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主要對象為犯事青少年,從拘捕到重新投入社會整個過程裏提供各種教育、工作、社交、健康等的協助,為青少年提供出路。作為合夥團體,中心委託一家非牟利組織Made in Brownsville(MiB) 主理設計及社區營造事宜。原來MiB的創辦人Lewis-Allen正是在Brownsville土生土長的,從建築系畢業後於2013年回到社區,並透過社區項目培訓該區青少年設計方面的技術及領導才能,協助他們在創新型經濟中立足。而選址方面,這一帶曾經是頗繁榮的商業街,眾多街頭小販匯集,但近20年小販商鋪遷出,大部份商鋪丟空,商業街成為罪案黑點。(註6) 於是BCJC便針對這個社區環境問題,推行社區活化計劃。Osborn Street Plaza項目嘗試透過城市空間改造活化地區景觀,以社區營造增加青少年公共參與,又利用公共空間聯繫人際關係和增強社區歸屬感。Osborn Street Plaza項目由2014年開始籌備改造建議,翌年3月得到當局審批,2015年10月正式開放為永久的公共空間,由BCJC負責管理營運。於是這裡成為BCJC舉辦或協辦定期活動的一個據點,包括今年5月的Uni at Osborn St Plaza。(由Brownsville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BCJC) 委託,非牟利組織Made in Brownsville(MiB) 與曾犯事青少年合作構想Osborn cul-de-sac的改造,畫作亦由社區青少年創作。圖片來源:http://madeinbrownsville.org/portfolio/osborn-cul-de-sac-plaza/ 及 http://brownsvillejusticecenter.blogspot.hk/2016/01/place-based-work-year-in-review.html) 整個項目由構思、選址、設計到營運都是由社區主導,而當局實際上透過Plaza Program於政策上配合,主責判斷項目技術上和經費上的可行性,提供工程資金等。一切空間使用權、參與設計權、管理營運權歸倡議團體,真正做到由下至上、以社區為本。反觀香港,社區營造的個案確實不少,可悲的是社區組織的行動往往被權威式規劃和管理政策壓下去,寸步難行。當年利東街H15關注組努力倡議的啞鈴方案最終被城規會否決,諷刺地換來一個不倫不類的羅馬圓拱。即使現時政府項目流行公眾參與,姑且勿論是否流於形式化,最終空間改造必然要過問管理方,甚至因僵化的管理思維而需要讓步。若要突破現況,除了在制度之外尋覓「攝罅」空間,斟酌在制度內的城市公共空間政策亦未嘗不可。借鑒紐約的例子,公共空間政策絕對可以加入社區團體的項目倡議機制,下放社區營造責任至在地團體,更可以結合自己公園自己管的原則,一方面掌握空間設計和使用的自主,另一方面加強在地社區的凝聚力。這邊廂制度外的「攝罅」激發空間的想像,那邊廂長遠地對抗制度上的制肘,不仿從政策入手,爭取自主公共空間。註: 郭恩慈《東亞城市 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台灣: 田園城市, 2011) 山崎亮《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莊雅琇譯 (台灣: 臉譜書房, 2015) “Notice of Adoption of Rules related to Pedestrian Plaza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http://www.nyc.gov/html/dot/downloads/pdf/notice-of-adoption-plaza-rules.pdf Feifei Sun, “Brownsville: Inside One of Brooklyn’s Most Dangerous Neighborhoods” Times Lightbox, Jan 31, 2012 http://time.com/3785609/brownsville-brooklyn/ Sadhbh Walshe “Gentrifying Brownsville: Changes in Brooklyn ’hood come from within,” America Aljazeera, Sep 14, 2015 http://america.aljazeera.com/articles/2015/9/14/gentrifying-brownsville-changing-brooklyn.html Danika Fears, “Brownsville Community Strives to Save Struggling Belmont Avenue With Merchants Association,” The Brooklynlnk, Oct 6, 2011, http://thebrooklynink.com/2011/10/06/29204-brownsville-community-strives-to-save-struggling-belmont-avenue-with-merchants-association/ 公共空間 土地 社區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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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 the city 重奪公共空間

不論是康文署轄下的公營公園,還是私人發展商的私有公共空間,十不准的權威式管理思維令香港的公共空間樣式刻板、活力欠奉。於公營公園建議非一般的設施設計,往往由於維護理由加上僵化的官僚制度,成為設計師的一大挑戰。情況於公共的城市空間更甚,官僚制度對標準設計的執著令香港的城市景觀一成不變,另一邊廂社區街道活力漸被扼殺,城市同時失去令人駐足的魅力。至於私有的公共空間,說到底一是地契上注明的發展要求,二是為了得到額外的樓面面積而提供,發展商沒有明顯誘因關注社區需要。這種公共空間的設計需要以成本效益和配合發展潛力為目標,國際金融中心、「囍匯」平台公共空間等例子多不勝數。先前審計署調查報告甚至發現私人發展商以管理手段有意妨礙公眾使用公共空間(註1),真正公共的空間何去何從?記得大概一年前伍美琴教授於Hong Kong Urban Thinkers Campus 淺談城市權(註2)。所謂的城市權不只是利用空間的權利,更可追溯至Henri Lefebvre對空間的產生所分析的政治性及社會性,進而推論至人於空間製造的參與權,甚至是空間管理權。現時香港的公共空間無論是參與設計或是管理權全掌握在政府或發展商手上,十不准的荒謬更突顯使用權亦因城市權欠奉而受威脅。面對掣肘,Tactical Urbanism興起,香港這邊hack the city似乎漸漸成為重奪公共空間的一大方向,月初「立場博客‧對談城市」幾位建築師與藝術家更用了一個十分本土、十分貼切的說法:「攝罅」(註3)。策略性的「攝罅」跟Alan Berger提出的「廢棄景觀」(Drosscape) 有異曲同工之妙。廢棄景觀是城市發展進程裏,因時移世易必然被遺棄的剩餘空間(註4)。而掌握這些城市裏零碎、散落的空間正正是設計師在城市議題裏,能以小規模改造介入城市發展進程的機遇。同時小規模的介入由於所需資源較少,是社區能夠重奪城市權的契機。由三藩市開始,再蔓延全球城市的Park(ing) Day正是在這種思潮下出現的臨時的改造,旨在令人想像一個汽車時代下產生的剩餘空間的可能性。「攝罅」跟「廢棄景觀」主張的都是小規模的介入,雖然看似針對處理表徵,背後卻存在一個對城市系統的想像。在汽車主導的北美城市,「攝罅」跟「廢棄景觀」的小規模介入已經開始導出一個城市層面的改變。西雅圖的運輸署(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開宗明義以「攝罅」(Tactical Urbanism) 的原則推行道路改造計劃 (Adaptive Streets Program)。一方面以低成本、靈活可變、容易安裝的小型介入大大提高行人環境及道路安全,另一方面把使用率偏低的道路改為公共空間,第一個Pavement to Parks項目於 2015年開啟。特別值得留意的是,改造計劃可以由任何人在自己社區發起,而改造後的公共空間更由社區組織營運。回到香港這個高密度發展的城市,城市空間往往不是被「廢棄」,反而是被僵化的制度列入「不可用」或是「不可這樣用」,「攝罅」針對的更多是挑戰公共空間的使用權。以筆者所知Park(ing) Day 從2009年開始在香港已經至少有四次,有趣的是每次都是一次性,由不同人或不同團體舉辦。這類重奪公共空間使用權的例子確實有不少,而較為長期的可算是上環「Teakha茶。家」的後巷改造,可惜挑戰的代價是因違規擺設而屢遭檢控 (註5)。其他短暫的「攝罅」亦百花齊放,早前MaD Institute聯同The Pocket Park Collectives合辦「人人都市針灸」在地研習室,從哥倫比亞開始的100In1Day 亦於2016年年頭於香港面世。這些小行動有空間改造的,例如旨在製造另類交流的街坊書櫃;有直接以張貼字句在深水埗提出對空間訴求的;亦有以間接手法,把單車包裝成汽車,讓人反思道路的使用權。近日還有「下一站: 廣場」一連串針對每個港鐵站,以參與式行動和小型改造發掘公共空間的活動,倡議不只是使用權,更加是參與規劃設計公共空間的權利。退一步,當大量短暫的「攝罅」行動湧現,公共空間使用權的討論已十分普及,由下而上設計權的輿論亦已成熟。若要重奪公共空間,需要認真審視的是如何把那個一瞬即逝的公共空間轉為長期的真實。而且回顧Tactical Urbanism或是「廢棄景觀」的提倡,個別的小規模改造其實是介入點,重點是策略性的處理城市裏零碎而散落的空間,從而引導城市發展的進程。因此Hack the city 只是開端,「攝罅」更加需要是一種能夠殘留於城市系統內的影響力。「攝罅」之後,當個別公共空間的脈絡有望成型,隨之而來需要把握的討論據點必然是更全面的使用、設計、以至民間管理營運權,以抗衡現有系統裏對城市權的掣肘,真正從系統重奪公共空間。註:1. “空間矛盾Ⅱ 用不到的公共空間”蘋果日報, 2015年01月30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130/190226172."Who Has a Right to Asia’s World City?” Hong Kong Urban Thinkers Campus / A UN Habitat Event, Aug 29, 2015.http://www.arch.cuhk.edu.hk/urbandesign/urbanthinkers2015.html3. “【立場博客 ‧ 對談城市】在1比99的時代 香港如何「攝罅」?”立場新聞, 2016年07月05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city/%E7%AB%8B%E5%A0%B4%E5%8D%9A%E5%AE%A2-%E5%B0%8D%E8%AB%87%E5%9F%8E%E5%B8%82-%E5%9C%A81%E6%AF%9499%E7%9A%84%E6%99%82%E4%BB%A3-%E9%A6%99%E6%B8%AF%E5%A6%82%E4%BD%95-%E6%94%9D%E7%BD%85/4. Alan Berger, “Drosscape,“ in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ed. Charles Waldhei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6), 197-218.5. “上環茶室綠化後巷屢遭檢控 店主斥條例過時” 立場新聞, 2015年03月10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4%B8%8A%E7%92%B0%E8%8C%B6%E5%AE%A4%E7%B6%A0%E5%8C%96%E5%BE%8C%E5%B7%B7%E5%B1%A2%E9%81%AD%E6%AA%A2%E6%8E%A7-%E5%BA%97%E4%B8%BB%E6%96%A5%E6%A2%9D%E4%BE%8B%E9%81%8E%E6%99%82/ 城市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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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公共空間 馬路以至生態城市的擴闊想像

佔地4,000 公頃的道路用地,見證了香港城市的擴張。習以為常的單一用途局限了不少人對這類城市空間的聯想。但近年道路作為公共空間的想像不再是空想,先有佔領期間的金鐘「夏慤村」,後有「德輔道中聯盟」以規劃師學會的德輔道中改造建議為藍本,爭取德輔道中轉化為行人及電車專區。除了行車線、公共空間以外,這片瀝青地還有什麼可能?大半年前,Perkins Eastman建築規劃設計顧問公司提出了一個大膽的the Green Line建議,把縱貫紐約市的Broadway大街最繁忙——從 Columbus Circle 至 Union Square近4公里的一段,轉化為行人及單車專區。遠在紐約,城市公共空間發展早已成熟,近年還有High Line、the Lowline、the QueensWay等已建及將建的公共空間。但the Green Line的特別之處,在於它針對現時紐約市負荷過重的排水系統,以綠化空間取代道路瀝青地,並納入透水磚、生態草溝(Bioswale)等元素,把可持續暴雨管理完全融入景觀及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之中。[1]The Green Line by Perkins Eastman (image from Dezeen Magazine)傳統的城市模式由發展主義主導,城市空間成為生產與再生產的產物,一切圍繞資本累積而生。馬路講求行車效率,都市着重可生產可消費空間,線性思想,毋庸置疑。這種城市想像進而衍生出石屎城市的發展模式,道路不斷伸延,同時迂迴的自然河流及可儲水可滲透的泥土消失,不透水物料覆蓋大量土地,擾亂水循環,城市對天然資源的需求亦無限擴張。而人,在理性規劃下彷彿不存在。假若城市發展以生態模式重新想像,會否是一個打破傳統城市危機的出路?所謂生態,並不只是綠色節能生物多樣性的環保之說,生態其實是一個比喻,借Felix Guattari的說法,三大生態為環境、社會關係及人的主體。Mohsen Mostafavi再進一步整合一套生態都市主義,強調互動多角度跨界別跨尺度,旨在模糊各功能空間的界線,並擴闊對城市空間的想像。生態都市主義亦引伸出各種不只是公共空間的城市景觀概念。[2]The Green Line 建議其實只是其中一個把道路、排水系統及公共空間結合的例子。近年國際上景觀及都市設計大力推動可持續暴雨管理概念,如美國的「低衝擊設計手法」(Low Impact Design, LID)、澳洲的「水資源敏感的都市設計」(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WSUD)、英國的「永續都市排水系統」(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 SuDS)等[3],都是從整體考慮城市的水資源管理,反思傳統的石屎城市發展模式,強調排水系統與公共空間的結合,讓雨水自然流入地下,又利用泥土儲水的特性,或是引入人工景觀湖,甚至容許部份公共空間暫時被洪水掩蓋,於暴雨一刻暫緩水流,減輕基建負荷。多倫多Lower Don Lands 景觀設計建議把原有明渠自然化,並容許近50公頃公共空間於暴雨時暫時被洪水掩蓋。Framework Plan, by 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 Inc. (image from Waterfront Toronto)暴雨管理結合綠化空間的另一好處是利用濕地植物的自然淨化能力,有效去除城市中雨水-尤其是道路上-累積的重金屬污染物。因此結合設計-又名藍綠基建-已經在不少城市試驗成功,更由政府主導落實。且看墨爾本的案例。墨爾本民間早於1960至80年代已經對河道污染問題極度關注,甚至有報社編輯發起 “Give the Yarra a Go!”運動,要求政府沿河提供單車徑及公共休憩空間,還河於民。河道公共性的想像已經落入社區。1990-1995年政府大量支助相關科研計劃,尤其是濕地科學於淨化污水的應用,為墨爾本日後於藍綠基建設計的領導地位打下基礎。但實踐方面,由於政府部門職權及行政區分散,欠缺整體管理,城市中應用有限。弔詭的是,某些大地產商已經開始意識到生態淨化系統以及這些新綠色空間的市場價值。90年代後期,政府部門重組,成立了跨部門的合作小組,釐清各部門職權,更出版暴雨管理指引和規劃框架,量化水質標準,規定所有新發展項目必需達標。1997年年底,Melbourne Water及科研中心積極推動地區及街道層面的示範項目,展示藍綠基建於小規模實踐的可行性。於是,結合設計不只是河道的專利,道路上、公共空間、建築項目裏的應用亦日漸成熟。[4]現時Melbourne Water提供一系列水資源敏感都市設計指引及標準設計圖,提供由規劃到落實的資源。新加坡的公用事業局亦於2006年推出ABC Waters計劃,提供相近的設計指引,在2010年推行計分制的認證計劃(ABC Waters Certification scheme)。過去6年已認證的62個項目當中,有私人發展項目、政府建築、公園、河道、工業村等。道路方面,美國費城亦於2014年亦出版「綠色道路設計守則」,詳述各道路分類及藍綠基建的應用。圖片取自City of Philadelphia Green Streets Design Manual,第25頁。同樣的想法在香港實踐如何?渠務署近年的確大力推動藍綠基建,整體考慮的可持續水管理建議可見於新市鎮規劃研究。當空間想像不再單一,當河道不只是去水排洪,當公共空間不再是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某個平面色塊,當馬路可以結合生態淨水系統,實踐上遇到的荒謬卻是植物屬康文署、種植硬件及道路屬路政署、排水系統屬渠務署,因固有功能分割的概念根深柢固,導致最基本的小規模可持續實踐亦推動不了。更諷刺的是,另一邊廂石屎城市發展模式下的大白象工程從無間斷。擴闊對空間的想像除了橫向式設想功能轉換,亦可以垂直式多層面多尺度地聯想空間內各功能各個體之間的重疊互動。城市空間不只是一堆單一功能用地上,用混凝土積木組合出來的物質載體。對城市的構想若換一個角度,注意可見及不可見的、環境、社會關係、人之間的生態互利互動,相信是打破線性發展主義的契機。註:[1]. Perkins Eastman proposes turning New York’s Broadway into one long park, 2015.12.11http://www.dezeen.com/2015/12/11/perkins-eastman-architects-green-line-concept-linear-park-broadway-manhattan-new-york/[2]. Mohsen Mostafavi, “Why Ecological Urbanism? Why Now?” in Ecological Urbanism, ed. Mohsen Mostafavi et al. (Baden, Switzerland: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10), 12-53.[3]. 明日的城市 與水共存的出路(下篇), 王价巨(銘傳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2012.07.12http://wetland.e-info.org.tw/wetland-stories/aspects/item/553-%E6%98%8E%E6%97%A5%E7%9A%84%E5%9F%8E%E5%B8%82-%E8%88%87%E6%B0%B4%E5%85%B1%E5%AD%98%E7%9A%84%E5%87%BA%E8%B7%AF%EF%BC%88%E4%B8%8B%E7%AF%87%EF%BC%89.html[4]. Rebekah Brown and Jodi Clarke, “Transition to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The Stor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Facility for Advancing Water Biofiltration, Monash University, 2007). 公共空間 道路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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