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關乎香港生死的大問題

在網上簡單搜尋了一下,過去七八年我總共出版過多少關於領匯/領展的文章?結果把自己也嚇了一大跳,文章少說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墟.冚城市》(2012年)和《再造香港》(2016年)兩書,還特設領匯/領展評論專章。假如重新結集出版的話,書的厚度肯定在200頁之上。 這些文章既涉及領匯/領展的商場和街市、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以至香港經濟結構失衡、城市設計和新市鎮規劃的缺失,以至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操作方案,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然而有多少人曾看過這些文章?又有多少人記得我寫過什麼?對領匯/領展又能帶來什麼影響?對此我絕不會抱任何幻想。原因非常簡單:就連自己之前寫過些什麼,我的記憶亦已變得相當模糊! 我想,這肯定是出了大問題,甚至是關乎香港生死的大問題。 大城市的死與生 不要以為我在語不驚人死不休、危言聳聽。在眾多關於領展的文章中,我最常引述的正是Jane Jacobs的經典《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年),一本城市研究史上無人不識的作品。Jacobs的主要論點是:當城市經濟達至一定規模和多樣性後,便會迸發出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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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誰的芝士不會被偷走?

《誰偷走了我的芝士?》,香港回歸初期一本經常被談論的小書,現在已很少再被提及。回想當年,香港飽受金融風暴的衝擊,在全球化和產業北移的趨勢下,中低層工作崗位急劇流失,大量失業中年人面臨再培訓和就業的需要。香港人如何才能尋回「自己的芝士」,成為一代人所面對的時代之痛。 當年主持教育改革的梁錦松,正是「芝士論」的主要推動者。回歸後他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成為推動教育改革、反對填鴨式教育、提倡「多元智能」、強調「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總舵手。及至後來當上財政司長,梁錦松亦致力推動香港產業的升級,以及面向知識型經濟的轉型,力求令香港在新加坡、上海和廣州等城市的追趕下,仍能保持國際競爭的優勢。 自2003年SARS香港經濟陷入谷底,梁錦松亦由於「偷步買車」的醜聞下台。但教育改革的理想,卻終於通過李國章和羅范椒芬全面落實。無論實施「三三四學制」、引入新高中通識課程,以至大學推行通才教育,無不呼應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教改宏大目標。 根據連文嘗、黃顯華(1999年)的研究,指出教改意味着學習性質的根本轉變,尤其將「負向學習動機」變成「正向學習動機」,扭轉前者所強調的與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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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研、再工業化到新市鎮就業

林鄭月娥七一走馬上任,教育將成為施政的「重中之重」。報載除了要回應關注基礎教育的選委訴求,大學研究撥款亦可望大幅增加。撇除在政治上需要「找數」之外,後者似乎更具有某種前瞻性的意味,對未來香港命運存在深刻的影響。 科研「為財是用」 作為在「象牙塔」供職的基層教員,我自然深深體會現時香港的八大院校學者,已不單以產出「甲級研究成果」為志業,更是以擄取巨額「甲級研究經費」為己任。尊貴的教授們年年為爭逐研究撥款竭盡所能,就連授業解惑的教學工作也難以兼顧。原因無他,此乃存教席、保飯碗的基本門票而已。 因此有社會科學背景的教授曾私下說:我的研究從來都是用腦做的,根本就不用花一分一毫,學術也不應淪為「向錢看」;但從大學管理層的角度來說,我不參與這個研究撥款爭逐的遊戲,便是個疏懶研究的學院寄生蟲!結果教授不久也離開了學院崗位。 大學以研究經費金額而非單研究成果來作為衡量學者表現的重要指標,一個顯而易見的客觀效果,就是令研究資助局介入學術的權力大增。在審批研究撥款的過程中,早已命定哪類研究和哪些學者「大有錢途」,能在大學體制中拾級而上;相反那些官方不歡迎或不重視的研究課題,在這「議題設定」(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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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土優先」的前世今生

就在四個多月前,我騎自行車四處逛,偶然路經錦田南的一條馬路,赫見一張城規會的「規劃申請」告示(見圖)——一幅「農業」用地被申請改作「臨時露天存放貨櫃」之用。告示又邀請市民在三周內提出意見。「農業」改作「臨時露天存放貨櫃」?唔係化?!我在這附近已住了超過四年,從來沒見過任何「農業」的迹象,就連一棵草也未見過!自我首次見到這幅爛地開始,它已是如假包換的「臨時露天存放貨櫃」用地,何來四五年後才申請更改用途之理?!四個月前的一張告示這樣一件小事,充分揭示了一個潛藏的大問題——早已深植在我們日常用語的「棕土」,到底所指為何?是指那些已成功申請改變用途的、抑或包含未來亦可能申請更改用途的土地?就正如本土研究社的報告發現,本港合共有近1200公頃棕土,較政府數字約600公頃多一倍。換句話說,不少鄉郊土地很可能早已破壞,只是仍未循正規途徑申請,並且仍未被地政部門「發現」。這種現行政策和現實之間的鴻溝,說明了什麼問題呢?顯然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正如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數天前指出,該署將被霸佔和破壞的政府土地,以短期租約方式出租,目的是「善用土地,能令用途規範化」——如此說來,在面積更加廣大的私人土地上,政府連收租的起碼角色也沒有,面對濫用土地和改變用途,也就只會更加「闊佬懶理」。七年前的高鐵選址爭議七年時間過去了,但相信大家對「反高鐵」運動仍記憶猶新。當年公共專業聯盟曾提出「錦上路方案」,建議高鐵毋須伸延到西九龍,不但能令造價大幅減少300億元,同時更可將錦田一帶發展成「副都心」。錦上路方案毋須遷拆菜園村,並可充分利用站旁官地興建維修車厰和配套服務區,如此便能避開主要的村落和民居。錦上路方案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迴響,差點還把時任運房局長鄭汝樺的「西九龍方案」拉下馬,可算是民間規劃極成功的一次案例。不過當時在細看方案內容,卻發現一個鮮為人所提及的問題:錦田副都心的具體選址在哪裏?會涉及多少政府及私人土地?在成功挽救菜園村之餘,又是否真的避開對其他鄉村的破壞?重看公專聯《重構城市佈局:副都市中心發展策略與全國高鐵香港段規劃》的文件,便會發覺當中對副都心選址的描述異常模糊,對於被徵用土地是棕土抑或綠化帶隻字未提,更遑論潛在受影響村民和農戶的數目。現時回顧2009年那震撼人心的「錦上路方案」,着實存在太多有待解開的疑團。「棕土優先」漸成民間共識過了不到一兩年,本土研究社成立,並把公專聯的另一份研究《新界棕土研究與土地發展方略》,進一步深化和發揚光大,迅即令「棕土」一詞變得街知巷聞(相關內容請見頁廿四、廿五)。而「棕土優先」策略則和「錦上路方案」的命運相近,逐漸自外而內地形成民間共識——優先使用鄉郊已破壞的棕土發展房屋,總比徵收未經破壞的農地和綠化帶來得合理。問題是「已破壞的棕土」到底是單指合法、抑或包含非法改變用途的土地?是單指已成功申請、抑或包含尚未申請改劃的土地?須知棕土不是說有1200公頃便一定只有1200公頃;因為一旦政府開宗明義確立「棕土優先」策略,則以香港人的靈活和識走位,棕土數字恐怕在一夜間大增數倍,天水圍的泥頭山勢必如腫瘤般擴散——但求爭取最多的政府徵地賠償是也。至於所謂建立整全棕土「資料庫」,務求為破壞土地行為「截龍」的建議,操作起來並不見得真的可行。我們實在有充分理由相信,無論錦上路方案還是棕土優先策略,皆是出於研究者的誠意和良好意願,力求開拓另類民間規劃的嶄新想像。惟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此等方案雖由自外而內推動,卻不見得是自下而上醞釀的,更沒有直接聆聽社區成員的底層聲音。例如不少報告只是用google map作論據,卻鮮有扎根社區的工作做後盾。「供應主導」的房屋迷思為什麼要翻出以上這些舊帳來呢?自9月4日立法會選舉之後,「官商鄉黑」儼然已成為全民眾矢之的,分分鐘波及明年初特首選舉的賽果。朱凱廸締造了一個「大衛戰勝哥利亞」的傳奇,勢必成為載入香港選舉史的經典案例。但可惜的是,這個今時今日已無人不識的嶄新概念,卻可能同時帶來不少新的誤解,多於理解。繼1980年代的吳明欽和1990年代的陸恭蕙,特別是香港回歸大陸懷抱之後,已鮮有人敢於挺身向「土豪劣紳」的特權階級說不,更何况是用一己安危「拚命一搏」?由此在過去數周,媒體焦點難免落在「鄉黑」阻撓橫洲發展。似乎由於鄉事派站在選舉的前線,公眾形象一般較差,再加上涉及死亡恐嚇事件,已無可避免被打成「荷里活電影公式」的大壞蛋。橫洲最終若能釋放土地的潛力,遏止低效低能的市場力量再荼毒鄉郊,並為普羅市民帶來17,000個公屋單位,這些都是完全毋庸爭議的正面結果。問題在於現時迹近無政府主義的棕土產業,到底未來將會面對怎樣的命運,政府能否提出妥善的重置措施,令產業仍能維持應有的生存空間,至今這仍是完全沒有政策加以配合。而更難以妥善處理的問題在於,1200公頃棕土是否盡皆應被用作建屋,就能滿足所謂「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的幻想?抑或其實當1200公頃棕土被優先採用,便無可避免令2400公頃、3600公頃棕土陸續有來?歸根結柢,如何先阻止電子廢料回收場等蔓延及取締高污染產業,乃是落實「棕土優先」策略的先決條件,否則效果必定只會適得其反。以城併鄉vs.城鄉共生或許你會覺得我的想法也太理想化了,屬於一味反對發展的「盧德黨」,完全沒有顧及民生疾苦的需要。剛好相反,我在四年前便曾參與本土研究社的「人文啟德」民間規劃,發現只需稍為減少啟德低密度豪宅的數目,便足夠增建逾萬個公屋居屋單位,不費吹灰之力,已能提供多達橫洲原方案三分之二的單位數目(詳見本版2012年10月27日〈周日話題:啟德體育城爭議,已上了寶貴一課嗎?〉)。方案最終在城規會遭官方封殺而告終,但卻肯定是現實可行性較高的民間規劃。到底應該是片面的「棕土優先」,抑或「市區優先」、「減豪宅優先」,實在值得大家進一步深思。然而在橫洲以外位於都市邊陲、廣泛遭破壞的土地,又應該如何處置?其實除了片面將它納入都市範圍,高舉「以城併鄉」的發展主義迷思,在「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的死胡同中拚命鑽,亦應有更多元化的「城鄉共生」想像。例如被業權人或租用人肆意破壞的官地,為什麼就不能要求他們自行出資移除破壞土地的構築物和污染物,令棕土重新回復到原來農地的用途上?為什麼政府一定要在長沙灣發展水耕種植,就不能優先善用1200公頃的棕土,將它們重新還原成為生態農業村?「棕土優先」策略的潛在弊端,就正如七年前的錦上路方案一樣,乃是片面從城市人的角度,將新界鄉郊「一刀切」看成都市擴張(urban sprawl)的預留地,早晚都應該化身成副都心又或新市鎮。由此深港市區最終將連綿成為一體,毋須再有都會之間的緩衝區。這種社會普遍存在對新界的狹隘想像,對於為香港尋找出未來發展路向,實在難以帶來太多啟示。文﹕鄒崇銘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2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橫洲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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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枉死 星光大道的前世今生

長期以來,香港乃是在美國荷李活以外,全球第二個最主要的電影生產中心。在1993年的全盛時期,一年有多達242部港產片出品——此調不彈久矣,至2014年只得59部。但大家又可曾想過,現時每年多達5000萬的大陸訪港旅客,1980、1990年代都是喝港產片的奶水長大的。他們願意來港購物消費,除了由於成行成市的名牌店、電器舖、金舖和藥房外,多少也是對香港擁有一份特殊的童年回憶。這正是批判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叛逆的城市》(Rebel Cities, 2012)一書中,所描述典型的「集體象徵資本」(collective symbolic capital),大都會特有的魅力所在。它顯然不是由旅遊業界所能隻手打造的,甚至不是電影業界本身所能建立的——它是這座城市經年累月沉澱的文化底蘊,那原是全民共享的集體文化資產。哈維的洞見在於,由於「集體象徵資本」與別不同和獨一無二,因此一旦能被「圈定」(enclosed)作為商品,將可賺取極可觀的壟斷性租值(monopoly rent)。這是後工業大都會建立城市品牌,確立區域或全球競爭力至關重要的因素;亦難免吸引大財團與統治精英結盟,將酒店、商場和連鎖店進駐該區,從而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直到該區的文化特質被磨平殆盡為止。10月8日壽終正寢假如要數香港電影相關的文化地標,大家會首先想到哪些例子?邵氏片場抑或鑽石山一帶的嘉禾片場?電影資料館抑或百老匯電影中心?是王家衛電影中的重慶大廈和中環電梯?許鞍華電影中的深水埗和天水圍?抑或油麻地、旺角的果欄、茶餐廳和小販排檔?還是未來在西九M+博物館出現的各類電影藏品?無論如何,我們均很難會聯想到星光大道。兩星期之後的10月8日,只有短短11年壽命的星光大道便要壽終正寢了。追本溯源,星光大道乃是金融風暴下的產物,時任旅遊發展局主席的周梁淑怡,致力打造一些重新吸引遊客回來的新地標。回歸後內地旅客日漸增加,就更成為旅客增長的主要泉源。當2004年4月星光大道開幕之際,適逢內地自由行政策啟動不久,可說是盡享天時地利的優勢。為何星光大道會建在尖沙嘴海濱呢?旅發局當初的如意算盤,是每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頒獎典禮,都會在香港文化中心外面行紅地氈,星光大道正好作為年度盛事的背景。但不要忘記,香港文化中心和一帶設施由康文署(前市政總署)管理,在未被「殺局」之前乃屬市政局所管轄。當年曾曇花一現全民選的市政局亦曾討論此事,具文化界背景的議員深明這只是典型的「遊客陷阱」,抄襲荷李活的手印並不會帶來具本文化特色的景點,因此並不同意旅發局這項建議。[caption id="attachment_5637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在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所有實景構想圖中,皆再也找不到現存星光大道景物的蹤影。[/caption]2008年:新世界中心宣告玩完結果旅發局遂發揮其靈巧的商業手腕,轉眼間便將新世界發展拉了進來,並於2003年宣布由後者自行斥資4000萬,將星光大道移駕於1980年代已落成的海濱長廊上,並由康文署委託新世界進行管理。儘管計劃好像毋須動用公帑一分一毫,因此亦可避過接受民意機構監督和問責;但實際上,政府同期亦花了1.6億元改善整個尖沙嘴海濱,實行「你出豉油我出雞」。眾所周知,原來的海濱長廊除了有無限時間談心的情侶,又或習慣在該處跑步健身的市民外,很少人會老遠繞一大圈跑過去。當年新世界中心不少較為偏遠的商戶,包括大型日資東急百貨公司,均由於沒有足夠客源而無法營運下去。這便說明新世界願意斥資4000萬,確亦是「順理成章」之舉;亦難免種下了現時由新世界「活化尖沙嘴海濱」,所謂「順理成章」的禍根。當然,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儘管每日有數以萬計的自由客,「迫爆」星光大道拍下「到此一遊」的照片,還是無法令新世界中心起死回生。原已病入膏肓的劣質規劃,無論如何救亡也藥石無靈,最終於2008年藉着與地政署協議,在完全違反城規標準的高度限制下,拆卸重建成一幢高達70層的大樓。重建樓面面積多達320萬方呎,但據稱只涉及98呎的新增面積,故補地價總額只需14.38億元,每呎補地價僅為449元。不說不知,同年亦發生了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前常秘梁展文,出任新世界中國董事的事件。而《壹週刊》則由於標題為「$400呎補地價,梁展文再醒新世界,尖沙咀起63層屏風樓」的文章,被梁展文聲言會控告誹謗。[caption id="attachment_56373" align="alignnone" width="450"] 2013年新世界文件顯示,整個尖沙嘴海濱一併考慮。[/caption]2013至2015:銅像手印怎樣處置?既然新世界中心已經歿了,星光大道還有它的生存價值嗎?到了2013年1月,星光大道啟用不足九年光景,康文署和新世界在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同一會議上,已分別提交梳士巴利公園和星光大道的活化計劃。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界當時已「老實不客氣」,把文化中心至尖東海濱長廊、整個尖沙嘴海濱範圍涵蓋在其概念方案之內。文件並對梳士巴利公園、星光大道、尖東海濱長廊和文化中心廣場分別提出具體改善建議。惟在2015年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文化中心廣場卻不在康文署和新世界所謂「伙伴合作」範圍之列。此外,無論是康文署和新世界2013年分別提交的文件,梳士巴利公園均建議用作藝術廣場和活動草坪,主要目的是提高公園的通達性、增加綠化和草地的面積,以及提供演藝活動的開放場地。康文署作為向公眾問責的政府部門,在文件中更隻字未提將會增加飲食設施。但在2015年兩者共同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綠化和草地的面積卻大幅減少,新增了大量的商業和飲食設施。 整個活化尖沙嘴海濱計劃的地面建築面積,更是現存的接近四倍。最為耐人尋味的是,在2013年新世界的文件中,曾詳細描述了星光大道的改善方案,包括增設噴泉、座椅、植被和吊橋等設施,而大道上的銅像和手印等,則明確將會擺放在原有位置上。但到了2015年提交城規會的文件,儘管多次提及「星光大道」的名字,但對於銅像和手印的具體擺放位置卻語焉不詳。在所有實景構想圖中,皆找不到現存星光大道景物的蹤影。反倒是在尖沙嘴中心對開的尖東海旁,卻會「作為展覽場地以展出香港電影業的發展歷史」。2015年9月15日,康文署表示會與新世界就尖沙嘴海濱的具體設計和日後運作安排,加強及深化公眾參與,為期長達九個月。新聞稿中同時提到星光大道將於10月8日起關閉,以進行大型整修及改善工程。「工程期間,原置於星光大道上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女神銅像、『世紀之星李小龍』銅像、『香港的女兒梅艷芳』銅像及麥兜銅像等,將暫時遷移至鄰近的尖沙嘴東海濱平台花園,由11月15日起供公眾參觀;該處亦暫名為『星光花園』……待工程完成後,銅像和所有明星手印將重置於尖沙嘴海濱。」為什麼新聞稿指待工程完成後,銅像和所有明星手印將重置於「尖沙嘴海濱」,而不是「星光大道」呢?究竟「星光花園」乃如官方所言只屬暫時,亦或明修棧道之餘,最終卻暗渡陳倉,趁三年後市民記憶變得模糊,便改口將它轉作永久設施呢?碰巧在早前提交城規會的文件中,亦隻字不提銅像手印的具體擺放位置,十一年前打造的「世界級旅遊景點」,未來又會以怎樣的方式處置呢?一直支持活化計劃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尤其是作為新任主席的爾冬陞,又是否已經知悉箇中的玄機呢?[caption id="attachment_56374"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2015年文件(圖2)梳士巴利公園的綠化及草地面積,較2013年文件(圖1)大減。[/caption]2004至2015:見證佛地魔復活回看香港2004至2015這十一年,其實亦是一段翻天覆地的歷史。由於回歸初期遇上金融風暴,香港地產市道一落千丈,董建華政府急欲尋找經濟出路,便不問情由,藥石亂投,不少所謂創意、文化、旅遊的項目,都在那個時候倉卒上馬。但自2003 SARS過後不久,董建華黯然下台,香港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已落在中央主導的新方向上。儘管十多年來,自由行政策仍一直成為香港依賴的收入來源,但實際上整個經濟結構並無根本改變。在2006年曾蔭權上台之後,就更與大地產商過從甚密,很快又令香港重新回到地產主導的老路上。然而,董治時期一手推動的大量「公私營部門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卻並沒有適時同步被淘汰,不少保育和文化項目仍原用此一模式,例如昂平360、啟德體育城、西九文化區的演藝設施以至多項活化歷史建築項目,斷斷續續惹起不少爭議之餘,政府亦早於2008年修訂相關指引,特別着重防止官商勾結的潛在風險。反倒是康文署現時砌辭「伙伴合作模式」,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無論如何,筆者已就活化尖沙嘴海濱明顯違反公私營合作指引,包括須進行具競爭性的招標程序,擬備清晰及具透明度的評選準則,即使是財政獨立項目,亦應先向立法會諮詢等,向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並獲受理,相信專員亦會還公眾一個公道。星光大道至今仍吸引大批自由客,作為他們童年回憶的一種廉價補償;但對特區政府和大財團來說,這只是董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雞肋」。它和香港的電影業一樣,均被權貴視作早已遠去的集體回憶,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的社會經濟價值。至於抄襲荷李活的銅像和手印,就像傳說中的「食死人」一般,在「黑魔王」復活之後,已再無生存的必要。(作者為土地正義聯盟、維港海濱關注組成員)■【延伸閱讀】鄒崇銘:《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台灣南方家園出版社,2015年。康文署九月十四日新聞稿節錄﹕康文署加強公眾參與尖沙嘴海濱設計現時由新世界管理的星光大道將於十月八日起關閉,以進行大型整修及改善工程。發言人指出,該處的橋樑結構建於一九八二年,至今已落成三十多年。由於自然損耗及橋台上設施老化,故須進行整修及改善工程以應付訪客和運作需要。工程約於二○一八年年底完成。工程期間,原置於星光大道上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女神銅像、「世紀之星李小龍」銅像、「香港的女兒梅艷芳」銅像及麥兜銅像等,將暫時遷移至鄰近的尖沙嘴東海濱平台花園,由十一月十五日起供公眾參觀;該處亦暫名為「星光花園」。星光花園亦會展示原置於星光大道上的明星手印,其中十至二十個手印將由十一月十五日起展示,而全部一百零七個手印則會於二○一六年第一季起在花園內重現。待工程完成後,銅像和所有明星手印將重置於尖沙嘴海濱。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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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一役的歷史意義

城規會經過兩天閉門會議,通過新界東北兩份分區大綱草圖,最後還待特首與行政會議的批准,便會正式成為既定事實。儘管報章只以極有限篇幅報道,抗爭運動看似亦已無以為繼,但此一香港歷來最大型的城市發展項目,牽動眾多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的爭議,斷非簡單一句「已考慮整體利益」便能輕輕帶過,實在有更多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一、城規名存實亡:在收到逾5萬份意見書、並經過近5個月的公眾申述環節,民意一面倒反對新界東北規劃,這是黑白分明、路人皆見的事實。但規劃署官員龍小玉卻指出,草圖獲城規會委員全體同意,並且不建議作任何修訂。這充分顯示歷時近一年的審議過程,完全只是一幕幕的「真人騷」,數十名號稱中立的專業人士和學者「跑龍套」,齊齊為不公義、不合理的規劃「擦屁股」。委員連裝模作樣棄權或反對的機會都沒有,城規會根本連橡皮圖章也稱不上。新界東北一役,充分反映香港城規制度早已名存實亡。二、民主運動失焦:另一邊廂,若從公民社會的角度考量,過去一年新界東北的審議過程,在時間上剛好與佔中運動重疊。除了去年5月,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強行通過前期工程撥款,一度牽起廣泛的群眾抗議浪潮之外,市民對東北抗爭的投入嚴重不足。似乎大家都押注在戰略性的普選議題上,深感只要政制能夠民主化,才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關鍵,遂對戰術性議題不屑一顧;但一旦真普選的期望全面落空,民主運動便無可避免地失去方向,連帶如東北這類迫在眉睫的重大民生問題,也無人問津,回應乏力。三、全是騙地謊言:假如要對東北規劃的具體內容作一概括的評價,那就是它根本與解決房屋問題無關!我必須在這裏再鄭重地重申一次,在新界東北612公頃的範圍中,只有約7%用作興建公屋或居屋用途!但直至草圖已獲城規會通過的今天,在官方描述中公私營住宅「約佔一半半」,公營房屋用地面積的數字至今仍是個謎!而客觀的事實卻是,要提供這逾3萬公營單位的用地,只需半個粉嶺高球場的面積便已足夠!至於為何政府要強行動用天文數字公帑收地,並在新界東北開拓近300公頃休憩、綠化和保育地帶,最終誰會在過程中得到最大利益,可把納稅人的血汗金錢袋袋平安,全香港市民當然皆心知肚明。股樓資產泡沫四、市場騙不了誰:或許在官方架構失效無能,公民社會軟弱無力之下,我們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所謂自由市場的力量!自3年前梁振英上台以來,一直以「全民搵地」作為民粹號召,無疑謊言說了一萬遍,大家便暫時信以為真,誤以為市場增加供應樓價便會下調。但近期最弔詭的其中一宗新聞,正是近月新盤供應量已回升至歷史高位,但樓價依然屢創新高,然後有專家跳出來指,其實樓價亦不一定與供應掛鈎!因為尚需考慮市場壟斷和宏觀經濟等眾多因素!眾所周知,現時樓市狂飈全因環球金融失序造成,此乃是來自需求方而非供應方的基本因素,香港若無法就此對症下藥,股樓資產泡沫失控虛高在所難免,它根本並不具備半點可持續性。泡沫在短期內將必爆破,已幾近是市場一致的共識,所謂通過回復供求平衡來調節樓市,屆時又只會變成一大笑話!而梁振英則會繼「八萬五」之後,再一次充當推倒樓市的元兇!香港市民對20多年前的丁蟹記憶猶新,對10多年前的負資產經歷卻忘得一乾二淨!或許只需再等兩三年,回首今天的東北一役,方知這是何等諷刺和荒謬的一個決定!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規劃 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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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發展」 到新農業政策想像

錦上添花?落井下石?2014年11月,我在報章撰文〈城市多盛轉衰 病源無異〉,批評財政司長曾俊華在任8年,香港產業結構愈趨單一壟斷,完全無法與時並進,扼殺了新一代人的創意空間;又指出當一個城市能提供更多機會,容許各行各業百花齊放,則與生物多樣化之於自然生態一樣,整個系統亦更彈性、靈活性和具可持續性,更能抵禦外部環境的波動變遷。4個月瞬間過去了,曾俊華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竟然題為〈擴大優勢、多元發展〉,似要為過度向金融地產傾斜撥亂反正,或亦算是間接回應了我提出的批評。曾俊華真的明白香港病源,並已準確斷症處方,對症下藥嗎?香港市民發夢也為時尚早。就以預算案中其中一項廣受爭論的建議——從西方引入美食車為例,見微知著,便知治港官員那套恐龍化石般的思維模式,正如何把這個璀璨城市急速推向死亡邊緣。預算案中的所謂美食車(food truck),乃只因曾俊華看了荷李活電影《滋味旅程》(Chef)後,對販賣古巴三文治(Cubanos)的美式快餐車大感好奇,一時興起便建議把它引入香港。對此我的朋友們無不咬牙切齒,捶胸頓足,皆因就在預算案發表不足一周前的農曆新年,食環署突然一改往年的做法,大力掃蕩深水埗桂林街以至其他鬧市的無牌小販。事實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只准州官美食車,不許百姓手推車!當然相關的爭議還會持續,我也不打算在此深究下去,箇中更為根本的問題卻在於:當曾俊華大談「多元發展」之際,到底所指的是哪門子的「多元」、什麼樣的「發展」?提倡多元、發展最終會否意味,美食車只會由麥×勞、大×樂又或星×克來包辦,從而「擴大」它們市場中的「優勢」?千萬不要以為我在信口開河,事實上特區政府現存各種產業政策中,皆只會慣性地向已穩佔市場巨大份額的集團傾斜,並總是把真正多元開放、自下而上迸發的民間創意,消滅於萌芽的階段。產業政策並非所謂「揀選優勝者」(pick the winner),而是「揀選已優勝者」(pick the won)!前述4個月前發表的那篇文章,恰巧正是嘗試引用Jane Jacobs的理論,指出城市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林立,百花齊放;編織成錯縱複雜的市場網絡,隨機混雜,所孕育出來的創新和即興創意(innovation and improvisation),才是帶動城市經濟飛躍的巨大動力。但正如她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書名所預視的,假如城市經濟的行業過分集中,則會像侏羅紀時代恐龍的遺傳基因一般,適應調節的能力隨之大大削弱。集團壟斷對城市經濟的最大損害,並不在於價格操控和暴利,而在於它作為既得利益者,必然會刻意干擾基因適應調節,阻礙新產品和服務的出現,以及拒絕淘汰過時和失去競爭力的產品。 為銀為本vs.以人為本在這裏我們固然可以用「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概念來解釋,現實中亦存在眾多例子以茲證明,這絕非只是空穴來風的陰謀論憶測。不過更加根深柢固的結構問題在於:政務官那種極為偏狹的經濟視野和產業觀念,再加上不求有功、但無過的「我要做好呢份工」官僚精神,「揀選已優勝者」自然要遠比「揀選優勝者」,又或是錦上添花遠比雪中送炭要保險得多。君不見為了「緊守」香港審慎財政的「原則」,最佳方法自然是繼續奉行高地價政策,起碼庫房土地收益短期仍能袋袋平安;即使終於到了樓市泡沫爆煲那天,善忘的市民也不會記起當初誰是始作俑者。在如此一種港式的產業政策思維,再加上既得利益者的推波助瀾下,我們遂看到了現在的《新農業政策》,是如何要把焦點盡集中在農業園,以及強調高科技、現代化的配對基金,憑空打造一個空中樓閣式的玫瑰園,以招呼那些早已北上掘金的龍頭企業,邀請他們鳥倦知還回流發展,也不願意設身處地了解本地業界的真實處境,並且實事求是地回應真正農戶的需要。這種片面追求短期資產膨脹,以資金帶動增長的產業模式,最致命的地方乃在於:眼中除了錢之外還是只有錢,它並不植根於本土社區網絡,與在地經濟活動互不相干,更加完全漠視人的因素——產業只會帶來多少多少的經濟收益,卻總不提能帶來多少就業機會,對其他持份者造成的影響,以及對整體市民生活質素帶來的轉變。政府官員習慣愛講「以人為本」,但骨子裏其實卻只有「為銀為本」。最終由政府官員打造出來的產業,無可避免地,只是那類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可以拿出來吹噓或炫耀的城市品牌。就正如Jacobs提出,此乃特有「富人的尷尬」(embarrassment of the riches):「財富唯有用於大量炫燿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包括進口一些昂貴但沒用的產品,推動一些沒有社會效益的基建項目,又或利用大筆公帑投入短期救濟工作,但就是不願把資金投放在那些令低層社會成員受惠的新業務之上。」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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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車熱到鄉郊可持續發展

那邊廂,電視正在熱播肥皂劇《衝線》;這邊廂,《明報》報道香港的單車徑宏圖爛尾。香港數十萬單車迷心碎之餘,特區政府的民望更可能再跌幾個百分點。為什麼活在大都會的城市人,人人皆偏要選擇踩單車,一種看來是古老和「低科技」的產品?為何人人都嚷着移民台灣,追尋一種樸質和接近泥土的生活方式?除了面對着普選「失不再來」的危機,我們的城市還出現了什麼根本的毛病? 適切科技:以人為本、在地自主大家可能早已看過《作死不離三兄弟》(Three Idiots),但相信極少人會注意到,在這齣大受歡迎的印度電影中,男主角Rancho除不斷顛覆適者生存的「吃人」教育制度,其實同時顛覆西方主流的經濟知識和科技霸權。電影描述Rancho最終拿了四百多項專利發明,無疑是市場競爭和財富累積的大驘家,但他卻躲在拉達克的深山中開辦小學,教學生日常使用的都並非什麼高科技產品,而是一些低耗能、簡單易用的小發明,能幫助鄉郊地區人民改善生活。只要上網搜尋一下,便會發現《作死不離三兄弟》中展示的發明,其實都是由真人真事改編。逾二十年前,印度大學教授Anil Gupta成立了Honey Bee Network,鼓勵有利於鄉郊發展的發明,其後政府採用相似模式成立國家創新基金(National Innovation Fund),至2009年已取得220項專利,其中逾50項已投入市場生產,發明者可取得多達營業額5%的專利費用。其中不少正是以單車作為藍本,改裝的簡單機械設施。《作死不離三兄弟》所展示的,正是對應生態氣候危機而設計的「適切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這概念最早由印度聖雄甘地提出,並藉經濟學家Ernst Schumacher在《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1973)的經典著作中,藉「中介科技」(intermediate technology)的名字發揚光大。去年12月底,Schumacher College的創辦人、哲學家Satish Kumar來港舉辦討會,主題亦正是「小即是美」。「適切科技」主要指一些小規模、適應本土需要、以人為本、方便易用的科技,對提高農村生產力和創造就業機會尤其適合。根據Amulya Kumar Reddy的經典定義, 適切科技具備以下十方面的原則﹕●少依賴資本,多增加就業;●小規模,例如村鎮層面的;●生產大眾消費品,而非私人奢侈品;●對技能要求低,或改良自傳統技藝;●多使用本地原料;●節能;●採用陽光、風力和沼氣等本地能源;●進行分散生產,設備毋須複雜的控制或維修;●與農村形成共生關係,而不是依賴的寄生關係;●基於合理的持久利用,而不是任意破壞環境。表面看來,這些原則似乎更適用於落後的貧困地區,和現代化的香港大都會風馬牛不相及。但正如《小即是美》一書誕生於石油危機之際,當下的全球生態和氣候危機,乃是全人類面對的共同挑戰。生活在富裕地區如香港的我們,儘管可以一如既往的「打腫臉充濶佬」,但事實是根本就不可能獨善其身。我們原已耗用遠較平均為高的地球資源,復興在地農業本意是分擔地球公民的一份責任,但假如仍一味追求高消耗、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這和提出「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見識和智商又有何分別?第一次聽見這句口號的時候,感覺實在是何等的震撼!「Think Global, Act Local!」相信大家都聽得多,為何現在竟然會倒過頭來,「Think Local, Act Global!」(TLAG)呢?試設想﹕當我們談在地自主的小農耕作模式時,所強調的乃是提高在地自主、自給自足的程度,減少本地對整體地球資源的損耗——每個人都可從身邊的一點一滴做起,這原來正是一種「全球視野,在地行動」的典型思維模式。然而,現時特區政府卻大談高科技、現代化農業(例如水耕),無疑作為一種資本密集的農業模式,它在一瞬間便能像吹汽球一般,為香港農業打下一支興奮劑,片面營造農業復興的浮華假象,甚至有機會吸引更多人跟風炒作,在以「搵快錢」著稱的香港,這些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此等農業模式能否可持續營運,尚屬其次,更大的問題在於它完全並非植根於本土,完全漠視香港的地理和氣候環境,就像宇宙飛船一般空降到這個地方——就如它可以隨時空降到地球、以至其他星球的任何角落一樣!如此這般的所謂高科技、現代化農業,便難免完全依賴外國進口的科研成果(例如漁護署及蔬統處推出的iVeggie,便完全依賴日本三菱化工的技術),進而令一整套的耕種設備、以至原材料和營養液等等,盡皆依靠千里迢迢從外地進口的產品,並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製造大量的碳排放。而到達香港後所採用的耕種模式,同樣需要耗費大量的能源和水源,與在地的自然生態完全脫節,對本地可持續發展百害無一利。凡此種種,正是典型的「在地視野,全球行動」——這是何等目光如豆、傲慢自大的思維模式?為何政府和部分業界人士,卻竟對如此荒旦的產業模式趨之若鶩?為何香港有3000多公頃肥沃的農田不用,卻要轉向那些離地離土的星際旅行玩意?這實在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許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在實驗室中帶手套、穿白袍的「科研人員」,看起來更像醫生一般的「專業人士」,而生產出來的食物自然就更「安全衛生」,要較每日背天面土、「粒粒皆辛苦」的傳統小農,職業品味要「高尚」得多亦未可料! 小農在地知識增生產效益面對氣候轉變、人口壓力和生態破壞等造成的糧食危機,近年國際社會對糧食保障的關注度大增,但焦點往往卻着眼於產量的增加,而非糧食分配的體制和食物質素的問題。當全球均沉醉於資本農業有助提高生產力的迷思,小農在促進糧食保障的角色遂往往被忽略。事實上,儘管資本農業正控制愈來愈多、尤其是質素較佳的農地,但只佔全球農地24.3%的小農,仍組成全球84.4%的農場和聘用較資本農業多三倍的勞動力。在有限的土地上,他們仍生產全球87%的木薯、70%的豆類、46%的粟米、34%的稻米、58%的奶類、50%的家禽和46%的豬肉。小農組成全球近一半人口,出產相當於40%全球農業生產價值和提供全球70%食物。資本農業以「資本密集」(capital intensive)的模式運作,但小農則是以勞動力和知識密集(knowledge intensive)的模式運作。世世代代依靠土地為生的農夫,均因地制宜積累豐富的傳統知識,盡量善用有限的在地資源提高效益。不但小農場的生產力較大農場為高,有眾多研究亦顯示,各類生態、可持續或有機農業,很多時生產力亦較依賴農葯化肥的大農場為高,並且更能避免泥土質素下降和生態足印等問題。重新發現農夫的在地自主性,尋找農業在交換價值以外的使用價值,確立食物系統的民有、民享、民治(with, for and by citizens),正是「低投入可持續農業」(Low 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LISA)的基本精神。 從LISA展望低碳綠色生活在「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的基礎之上,我們更可進一步加強應用研究,利用產業環境提供的基礎條件,保育傳統知識和研發新的技術。從配合本地農業生態的適切科技,到普遍適用於所有市民的低碳生活技術,皆將香港可持續發展具策略性意義。由此意味農業便不只局限於食物的生產和消售,更代表着一種嶄新的低碳綠色生活模式,能夠配合香港近年社會文化價值的轉變,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後物質主義」訴求。凡此種種,其意義顯然已遠超出單一產業的需要,而是為整體香港長遠發展鋪開切實可行的願景藍圖。我們大可嘗試勾勒出一幅在地低碳發展的構想圖,以展現出香港 LISA的未來願景。但要令這幅藍圖夢想成真,我們根本就不需要什麼高科技,毋須巨額公帑和大量資本投入;實踐過程唯一依賴的必要條件,是政府必須從在地生態環境的基礎出發,而非閉門造車的打造空中樓閣。如此相關政策才能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配合一方水土的特定條件,進行具適切性的引導和支援,尤其需要對那些從市政衛生角度出發,僵化守舊的嚴苛規管制度加以改革,拆牆鬆綁,與時並進。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保育和發展模式,才是在地低碳發展真正實現可持續性的關鍵因素。節錄自將出版,鄒崇銘、姚松炎編﹕《香港在地農業讀本》。文/鄒崇銘編輯/譚詠欣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Photo by See-ming Lee 李思明 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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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從收地、地租津貼到「生態服務付費」

目前香港大約有4500公頃的農地,根據香港農業發展研究中心的建議,假如全面復耕的話,將可令香港蔬菜自給率由目前的不足2%,重新大幅提升至逾30%。而根據香港有機資源中心黃煥忠教授和香港有機生活社主席黃如榮的建議,香港大約需要活化約1000公頃的農地,便可將自給率提升至10%。特區政府推出的《新農業政策》,提出由政府花費公帑收地,建立一個面積約70至80公頃的農業園,從數字上來說,和上述兩項建議實在是差天共地。一方面,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到底哪些農戶有資格能搬進這個「國營農場」,抑或只會屬意「高科技、現代化」的資本農業,本來已是一大疑問;另一方面,農業園確保僅有土地「農地農用」之餘,卻意味餘下4400多公傾農地,不再受農業政策規管,土地業權人隨意加租、收地,甚至改變土地用途。到底香港需要4500公頃、1000公頃抑或70至80公頃農業用地?假如繼續奉行自由市場政策,則政府根本毋須花費公帑巨資支援農業;但假如一旦認同《新農業政策》的論點,農業能為香港帶來經濟價值以外的眾多益處,則如何支援才最具成本效益,並且真正促進農業的長遠持續發展,便才是最值得公眾關注的重點所在。首先讓我們來一點簡單的算術:假設都是由政府花費公帑收地的話,以目前農地市值售價加上一定的溢價,每平方呎農地價格約為400元至500元,則由政府全收4500公頃的話約需2000億元。餘此類推,1000公頃便約需400億至500億元,70至80公頃則約需30億至40億元(即諮詢文件的建議)。必須指出的是,上述估算雖然皆屬於天文數字,但只是令農地由私有轉變成公有,乃政府對農業、土地和生態的長線投資。至於是否值得如此動用財政儲備,則是一個涉及基本價值觀的問題。假如由政府花費巨額公帑收地,可能面對的爭議未免過大的話,則我們亦可考慮由政府提供農地地租津貼,來作為正面誘因鼓勵業權人租出農地,同時亦可減輕農戶租地的風險和負擔。以目前農地市值租金加上一定的溢價,每公頃農地每年租金可達10萬至20萬元,政府地租津貼若設定在20%至30%的話,則每年每公頃花費2萬至6萬元不等,以20年計算則是40萬至120萬元不等。如此4500公頃農地悉數復耕的話,則所需公帑亦僅為18億至54億之間。餘此類推,1000公頃便僅需4億至12億元,70至80公頃更僅需2800萬近至9600萬元左右而已。到底政府應該花費公帑收地,抑或提供農地地租津貼?毋庸諱言,政府在某些情况之下收地自行管理,或許會較租津更為恰當:一、和科技園的情况類似,農業園具備較大比重的研發及創投功能;二、和西九文化區相類似,農業園具備較大比重的教育及文化功能。但顯而易見的是:即使是現存的科學園和西九文化區,實際上也是由半官方或非官方管理。假如是涉及營運和盈利的產業,則會採用「營運基金」(trading fund)的模式,也並非由一般政府部門直接管理。另一個無法踰越的困局是政府若只是局部收地,必將對農地市場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例如政府收地價格過低的話,被收地的業權人難免會群起反抗;但假如收地價格過高的話,亦勢必會對其他農地構成示範效應,包括拉高整體地價和租金,令整個農地市場供求出現波動甚或失衡。無論如何,農戶均只能肉在砧板上,任由權力和金錢的力量所擺佈。政府的片面介入不但無法令農業重生,反而是將本土農業送進墳墓。 毋須局限於「非私即公」因此除非有極強的需要或極有效的管理模式,否則將農業「國有化」似欠缺理據;但這卻並不意味政府沒有更佳的支援模式,能為農業的持續發展提供適當的政策和財政誘因。此外,我們亦毋須局限於「非私即公」的狹隘二元思維,進一步着眼於多方持份者利益的協調平衡。特區政府即將公布《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BSAP),如何處理保育帶和郊野公園以外地區的保育,乃是一個急需對應的核心課題。若香港能按照國際主流發展的趨勢,引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並確立相應的「生態服務付費」(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系統,實在是一個極待探討的實踐方向。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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