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經濟學是否應該講呢尐

食雞唔食雞patpat,就等於唔識食雞!這是我在看完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的新作《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天窗出版社),嘗試對書中立論所作的一個概括。三位作者開宗明義,要藉這本書向當時得令的本土派開火,我本來亦是樂見其成的;但正所謂「曾偉雄放催淚彈」,作者重鎚出擊不但沒有命中對方,反而徹徹底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就未免顯得有點尷尬了。就和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作者總是要拿些「激進」的對手來開刀,但其實這只是子虛烏有的幌子,目的只是趁機展露自己的學理定律。打中空氣還是小事,露了底而不自知,才最可悲。「沒有經濟邏輯的本土主義,是香港經濟的死胡同」,這是徐家健對本土主義下的定論。首先,到底什麼是經濟邏輯呢,說穿了,還不就是新古典經濟學那套自由市場的邏輯,也就是我所說的雞patpat。世上愛吃雞patpat的當然大有人在,但總是喜歡將雞patpat硬套上科學包裝,然後夾硬要人陪他們吃的,大概就只有主流經濟學家這類人! 罵別人不懂得吃,自己又吃過什麼簡略而言,作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徐家健,無非又是搬出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說明「每個地方選取成本較低的生產活動進行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正是這種偽裝科學的所謂「定律」,命定貧窮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低增值的產業,發達國家則透過WTO等號稱自由貿易、但卻極不公平的貿易條款,令窮國經濟長期陷於停滯依附的狀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定律」的主流經濟學,難道不就是助紂為虐的帝皇之學嗎?其次,總是罵別人不懂得吃的,但其實自己又曾吃過什麼?將「比較優勢定律」搬到香港,請先看看我們吃的都是些什麼﹕每個地方皆應專注做最擅長的專業,因此香港理所當然獨沽一味地產囉!零售商戶最擅長做自由行的生意,因此整條街都應該變成金舖藥房囉!尤其是因為我們要相信自由市場的規律,因此就更應該致力打破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內地旅客和專才應該無限量輸入,香港股市樓市亦應對人民幣資金無限開放。總而言之,香港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經濟融合香港便衣食無憂囉!徐家健或會以為我是個反蝗論者,不過我其實只是借用另類經濟學家──剛剛不幸與世長辭的曾澍基教授所提出的另外一套論述而已。2007年,他在香港歷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着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其二則是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 中港融合 搵快錢付上沉重代價顯而易見,隨着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哪裏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哪裏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着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主流經濟學家總以為只有自己識食,因此一味死抱着雞patpat不放,卻不知世上還有雞肶、雞翼和雞胸肉……大概徐家健也不識曾澍基,所以才以為世上只有一套「經濟邏輯」,而不存在別的想像可能吧!在此謹向幾位作者介紹我和朋友們出版的系列新書﹕《出賣新界東北﹕拆解地產霸權的5大攻略》、《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大想像》和《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當中觸及香港地產、規劃、土地、房屋、新市鎮、保育、基建、運輸等廣泛議題。然而萬變不離其中,不同作者無非皆是指向一個焦點﹕市場自己是不會自動運作的,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必然受到政府政策(例如對樓市)的調控。問題根本不在於如何減少調控,而是如何避免政策向小撮利益集團傾斜,淪為「官商勾結」的分贓遊戲。既然主流經濟學者如此強調市場競爭規律,為何他們卻總是對壟斷扭曲不置一詞呢?執筆之際,恰巧聽見梯若爾(Jean Tirole)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和今年大熱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一樣,又是來自法國的經濟學者,又是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另類選擇。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所言:「大量行業皆被一家或少數大財團壟斷,一旦欠缺監管,會令市場對社會造成損害──定價過高、欠生產力的企業通過阻擋新競爭者來存活。梯若爾為這類市場扭曲注入新的研究動力,他對坐擁巨大市場力量財團的分析,聚焦在一個核心的政策問題上:就是政府應如何處理財團合謀,和如何監管壟斷市場的企業?」驟眼看來,還以為諾貝爾評委在評論香港事務呢!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何時才懂得學學梯若爾,不再只吃雞patpat呢?文/鄒崇銘編輯/ 丁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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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經濟學是否應該講呢尐

食雞唔食雞patpat,就等於唔識食雞!這是我在看完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的新作《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天窗出版社),嘗試對書中立論所作的一個概括。三位作者開宗明義,要藉這本書向當時得令的本土派開火,我本來亦是樂見其成的;但正所謂「曾偉雄放催淚彈」,作者重鎚出擊不但沒有命中對方,反而徹徹底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就未免顯得有點尷尬了。就和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作者總是要拿些「激進」的對手來開刀,但其實這只是子虛烏有的幌子,目的只是趁機展露自己的學理定律。打中空氣還是小事,露了底而不自知,才最可悲。「沒有經濟邏輯的本土主義,是香港經濟的死胡同」,這是徐家健對本土主義下的定論。首先,到底什麼是經濟邏輯呢,說穿了,還不就是新古典經濟學那套自由市場的邏輯,也就是我所說的雞patpat。世上愛吃雞patpat的當然大有人在,但總是喜歡將雞patpat硬套上科學包裝,然後夾硬要人陪他們吃的,大概就只有主流經濟學家這類人! 罵別人不懂得吃,自己又吃過什麼簡略而言,作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徐家健,無非又是搬出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說明「每個地方選取成本較低的生產活動進行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正是這種偽裝科學的所謂「定律」,命定貧窮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低增值的產業,發達國家則透過WTO等號稱自由貿易、但卻極不公平的貿易條款,令窮國經濟長期陷於停滯依附的狀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定律」的主流經濟學,難道不就是助紂為虐的帝皇之學嗎?其次,總是罵別人不懂得吃的,但其實自己又曾吃過什麼?將「比較優勢定律」搬到香港,請先看看我們吃的都是些什麼﹕每個地方皆應專注做最擅長的專業,因此香港理所當然獨沽一味地產囉!零售商戶最擅長做自由行的生意,因此整條街都應該變成金舖藥房囉!尤其是因為我們要相信自由市場的規律,因此就更應該致力打破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內地旅客和專才應該無限量輸入,香港股市樓市亦應對人民幣資金無限開放。總而言之,香港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經濟融合香港便衣食無憂囉!徐家健或會以為我是個反蝗論者,不過我其實只是借用另類經濟學家──剛剛不幸與世長辭的曾澍基教授所提出的另外一套論述而已。2007年,他在香港歷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着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其二則是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 中港融合 搵快錢付上沉重代價顯而易見,隨着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哪裏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哪裏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着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主流經濟學家總以為只有自己識食,因此一味死抱着雞patpat不放,卻不知世上還有雞肶、雞翼和雞胸肉……大概徐家健也不識曾澍基,所以才以為世上只有一套「經濟邏輯」,而不存在別的想像可能吧!在此謹向幾位作者介紹我和朋友們出版的系列新書﹕《出賣新界東北﹕拆解地產霸權的5大攻略》、《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大想像》和《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當中觸及香港地產、規劃、土地、房屋、新市鎮、保育、基建、運輸等廣泛議題。然而萬變不離其中,不同作者無非皆是指向一個焦點﹕市場自己是不會自動運作的,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必然受到政府政策(例如對樓市)的調控。問題根本不在於如何減少調控,而是如何避免政策向小撮利益集團傾斜,淪為「官商勾結」的分贓遊戲。既然主流經濟學者如此強調市場競爭規律,為何他們卻總是對壟斷扭曲不置一詞呢?執筆之際,恰巧聽見梯若爾(Jean Tirole)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和今年大熱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一樣,又是來自法國的經濟學者,又是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另類選擇。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所言:「大量行業皆被一家或少數大財團壟斷,一旦欠缺監管,會令市場對社會造成損害──定價過高、欠生產力的企業通過阻擋新競爭者來存活。梯若爾為這類市場扭曲注入新的研究動力,他對坐擁巨大市場力量財團的分析,聚焦在一個核心的政策問題上:就是政府應如何處理財團合謀,和如何監管壟斷市場的企業?」驟眼看來,還以為諾貝爾評委在評論香港事務呢!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何時才懂得學學梯若爾,不再只吃雞patpat呢?文/鄒崇銘編輯/ 丁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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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悼曾基:國族與本土、右翼與左翼

突聞曾澍基教授(下稱曾基)在家中意外逝世,當下即有衝動想寫一篇悼文。和曾基個人絕對算不上相熟,但多年來從他所學獲益匪淺,因此這更多是一篇學術生平回顧,並側面襯托出香港40年來的社會經濟變遷。 社會派、匯點、本土左翼余生也晚,聽得最多前人提及曾基的,是他在1970火紅年代新左理論導師的角色,開闊了國粹派以外社會派「反資反殖」的本土視野,一代學運、社運領袖皆深受其影響。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冒現,曾基參與發起的匯點,卻是最早提出「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套用今天的術語,曾基和當年的匯點均既有本土的視角,亦有國家民族的關懷,國族本土並沒有想當然的二元對立,應可稱為「本土左翼」的鼻祖——而到現在能剩下的還有多少?不過,我從曾基身上學到最多的,始終是他經濟學的老本行。我作為一名經濟社會學者(economic sociologist),即使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上,亦能深切感受到香港受主流經濟學荼毒之深,以及作為一名另類經濟學者(alternative economist)的孤獨。最近我經常跟友人開玩笑說,將本地所有高等學府加起來,香港會有多少經濟學者?若把財務、會計、商管、房地產等等皆計算在內,大概也會有500名以上吧?但能對主流經濟學深切反省的又有多少?大概不會多於5名!而曾基則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位。 長波理論、聯繫匯率、二元經濟最早開始迷上曾基,是由他所普及的「長波理論」(long wave theory)——在社會學則有相近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預視着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必然是波譎雲詭的周期起伏過程,過度投資、消費不足和人口周期,則預視了經濟泡沫累積的必然規律。時值格老初任美國聯儲局長,力挽1987年的股災狂瀾,愈益被吹噓成新經濟之神,20年後卻竟化作金融海嘯的滔天巨浪,實不得不令人再思長波理論的警世寓意。1990年代中期,特別是匯點被併入民主黨後,曾基似乎已日漸淡出政論圈子,更多潛心鑽研專門的政策領域,尤其是競爭政策和聯繫匯率。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際,香港股匯備受國際炒家衝擊,金管局任總聞名於世的「任一招」,令香港頓變大鱷如取如攜的提款機。當時我剛好在《明報》當論壇編輯,曾基在思潮版發表了多篇關於「現代貨幣發行局」的專論,也就是其後「任七招」強化聯匯措施的雛形,香港亦總算避過了回歸後的首個巨劫。不過印象所及,金管局似乎從未公開提及曾基對捍衛聯匯的貢獻,任總新出的回憶錄《居安思危》就更肯定隻字未提。亦是自1990年代初開始,針對香港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曾基則開展了「曼克頓化」和「二元經濟」(dual economy)的一系列探討。當時香港失去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愈益向金融地產的第一元傾斜,餘下提供大量職位的基層服務業,則構成了低技術、低增值的第二元經濟。明顯地,曾基在關注香港競爭力下降之餘,更關心產業結構的適當均衡、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市民人盡其才的機會及生活質素的整體問題,香港所需的亦絕非單純增長數據上的提升,否則就根本不用花時間談第二元!諷刺的是,特區官員至今仍不忘掛在口邊、力主學習的「新加坡模式」,便正正是將人視為原材料、「有增長、無發展」的典型例子。 資源流動vs.本土優勢2007年,曾基在香港歷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的,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前者着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則後者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必須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隨着「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近年已取得壓倒優勢。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無不面向內地13億人市場的無限商機。它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脗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衝擊,但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7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對曾基來說,「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優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的情况,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顯而易見,隨着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妝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哪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哪裏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哪裏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着落單和上菜的? 公共知識分子的羊腸小徑近40年來,無論是當下社會議題的評析,以至艱澀嚴謹的經濟學專著,甚至近年得了癌症之後,曾基的寫作生涯皆一直從未間斷;但必須同時承認,他在社會輿論上的影響力,卻早已大不如前。不少年紀漸長、位處廟堂之上的學者,皆無可避免逐漸與時代脫節,這顯然並非曾基面對的困局;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曾基的觀點是如此難得的貫徹始終,卻仍游刃有餘,緊貼香港社會的最新發展脈搏。問題倒是在於,無論在專業知識領域抑或公共領域,香港理性討論空間已愈來愈窄,中港矛盾激化壓倒了良性互動,民粹極端已掩蓋客觀分析的可能。執筆之際,剛好在讀另一另類經濟學者許寶強的研究,指出打着自由主義旗號的右翼保守主義,與極右民粹主義本質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一語道破「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明顯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和他的『對立小眾』,例如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的他者的妒恨情感。」打着官方推崇的意識形態霸權,為鞏固權貴的既得利益保駕護航,主流經濟學者在個人升遷榮辱上,所走的是金堆玉砌的陽關大道;相反堅持獨立思考和說真話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政商學殿堂的無限風光,所走的羊腸小徑卻仍不失清幽雅致。這復令我想到許寶強近期的另一篇文章,談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痛斥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指出「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是『無思』與『平庸』者——終日重複陳腔濫調、語言偽術,不假思索地接受『上頭』的命令——的寫照。」關於長波理論、競爭政策、聯繫匯率、二元經濟和中港融合各種專論,詳見曾基的個人網站﹕www.sktsang.com期望有心人日後仍能繼續將其遺作整理維護。另可參考拙作《以銀為本:柒評香港產業及人口政策》。文×鄒崇銘編輯 葉雨舟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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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新界東北﹕新市鎮前世今生的宿命和夢魘

但凡看過王家衞電影的人都知道,劇中人物無不對時間有一種近乎癡戀的執迷,對已逝的年華和回憶苦苦追尋,最終卻發現僅存的只是虛妄幻象。就像廿五年前《阿飛正傳》中張國榮飾演的旭仔,畢生苦苦尋找自己的生母,最終卻發現這只是一種自我欺騙;或許他那經常掛在口邊的「無腳雀仔」,「其實邊度都無去過,佢一出世就已經死咗!」《阿飛正傳》又或王家衞電影的故事,在相當程度上亦是香港人的故事。儘管香港已經回歸十七年,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問題,仍日以繼夜的一直纏擾着我們,「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最新的例子或許要算新界東北——這個發展局號稱「香港人的新市鎮」,打從一開始已蒙上中港融合的陰影;「新界」所代表傳統鄉郊的生活模式,卻被「竊聽風雲」式的政商鄉勾結所葬送;而新市鎮作為香港工業化時期的產物,卻反而在廿一世紀的資訊時代借屍還魂。 第三代新市鎮僅供解決居住需求早期香港的第一代新市鎮,無論所指的是觀塘抑或荃灣,皆徹徹底底的打造成工業衛星城市,服務1960年代起飛的本土輕工業;到了沙田和屯門等第二代新市鎮,發展規模進一步擴大,力求「自給自足」和「均衡發展」,但無非仍以提供廉價勞工和工業用地為主,其後大埔和北區亦大致沿用這種發展模式。但正當香港的新市鎮發展如日中天,卻碰上內地改革開放和工業北移,1980年代後期《全港發展策略》、《都會計劃》、《機場港口策略》相繼推出,意味發展重心已重回維港兩岸,大規劃的填海、港口和新機場計劃,取代新市鎮成為香港的新發展動力。而生不逢時的第三代新市鎮,除了東涌尚且充當新機場的後勤基地,其餘像天水圍和將軍澳的功能已愈趨單一化,變成僅供解決居住需求的「睡覺城市」。自1997年金融風暴、以至2002年的「孫九招」出台,香港新市鎮規劃亦變得停滯不前;2003年的SARS和五十萬人上街,客觀效果卻是令北京開始直接插手本土經濟。2007年曾蔭權重新提出「新十大建設」,重點已從本土轉向跨境的需要,高鐵、河套、港珠澳大橋、深港機場接軌……無不從中港融合、「十二五規劃」的邏輯出發。在如此一個宏觀時空轉移的歴史脈絡之下,當前新界東北以至西北的洪水橋規劃,打從開始已注定是個充滿弔詭和宿命的存在——既然過往天水圍只需400公頃便能住30萬人,難道這些面積多達700、800公頃的巨型新市鎮,就真的只為解決區區十多萬人的居住需要?抑或背後還肩負着更大的政治經濟職能?舊酒新瓶貫始終的地產霸權當然,除了官方堂而皇之的四大支柱、六大產業,任誰都知道的客觀事實是:香港經濟還有一個單天保至尊——地產霸權。無論早期新市鎮的換地權益書,到後期四大地產商囤積數千公頃的農地,潘慧嫻筆下《地產霸權》的發迹史,基本上也就是香港新市鎮的發展史。就算工業城市早已變成陳迹,賴以起家的地產業卻不斷茁壯坐大。但這既是香港經濟黃金年代的集體回憶,亦是地產泡沫爆破之後的共同創傷——新界東北宣稱解決香港房屋供應不足,出台卻正值樓市大幅調整之際;難道我們馬上又要重蹈八萬五的覆轍,總是在樓市泡沫爆破之際大興土木?而更根本的問題則在於:回歸至今已十七個年頭,為何香港仍「飲鴆止渴」地吃着過氣的老本?公平的說,在回歸之初的董建華治下,曾一度嘗試針對經濟結構失衡,致力提升香港產業的競爭力,包括發展高科技產業、創意文化產業,興建迪士尼樂園和西九文化區等,開拓後工業香港、後現代都會的新生命軌迹。但落在眼高手低的董班子手上,數碼港卻變成地產項目,西九又差點變成地產項目,一切活化古蹟計劃都是地產項目。表面上香港是在找尋新的出路,但實際上只是舊酒換了新瓶——藉文化、藝術甚至科技包裝粉飾——還是一貫始終的地產霸權! 衝擊裝睡香港人的阿Q窘態又或者應該說,1997年之前的地產霸權,本質上仍與香港作為工業城市掛鈎,地產商既得益於移山填海的大規模開發,香港人亦得以擁抱一個向上流動的中產夢;惟到了1997年尤其是金融風暴之後,後工業時期的香港經濟早就變得空洞化,大起大跌的樓市進一步金融化 、投機化,極盡虛幻的豪宅包裝亦令住屋變得泡沫化、虛擬化,完完全全就是電影《大亨小傳》中的狄卡比奧,所打造出金堆玉砌、真假難辨的夢幻世界。地產霸權早已化身成一種超級病毒,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全面吞噬香港。連帶選出地產經紀出身的新特首,也以建立新的地產夢作為唯一政綱,而身邊的一眾局長顧問智囊,則無時無刻不在驚爆利益衝突的醜聞。惟地產泡沫與科網泡沫畢竟有別,它始終不是純粹的空中樓閣,它依舊必然立足於土地之上。香港雖然仍號稱全球最自由的經濟城市,但土地開發所需的巨額基建投資,以至收地改劃等繁複程序,所背靠政府的龐大身段皆如影隨形。基建規模愈大則官商合謀的可能便愈多,像新界東北如此巨型的新市鎮,政商鄉盤根錯節、糾纏不清的關係矚目皆是。官商勾結並非建基於陰謀論的臆測,而是立足於實實在在的政策程序。當年曾班子卸任後尚且正面對法律指控,當下的利益輸送卻可在光天化日下繼續進行?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天與地》中Joe Junior的一句話,試圖驚醒仍在沉睡的香港人;但宿命的是:「你永遠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或許在立法會門前示威的年輕一代所衝擊的,並非被地產霸權玩弄於股掌的特權議會,而是在新界東北議題上,繼續裝睡的那些香港人的阿Q窘態。延伸閱讀:《住屋不是地產: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以銀為本:7評香港的產業及人口政策》文×鄒崇銘編輯 梁詠璋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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