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溝通」成為了「背叛」的遮醜布

經歷建制派通訊對話被披露,將曾鈺成身為議長卻高度介入建制派運作的真相顯露於人前,打擊他自擔任立法會主席以來,藉中立角色所累積的民望。或許正因為如此,一個正因指揮建制派和叫非洲人清場等不當行為與言論纏身的政治人物,才不斷把「溝通」、「中立」放在口邊。但除了作為形象重建工程以外,「溝通」還有實際意義嗎?溝通和參與的幻象「溝通」的論調延伸到曾鈺成回應修改《基本法》,他指出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必須跟中央政府商量,也須獲中央接受和同意,必須由北京政府與香港市民共同參與。「商量」和「共同參與」這些開放的用詞,看似擺出一副開明的態度,藉由這種雙方均開心見誠、有建設性討論的可能,來描繪一幅美麗的圖像,來展示北京是讓香港人能夠推動民主化,甚至有權參與修改基本法。但眼前的事實是香港人有權參與嗎?是代表香港人的集體共識能夠和北京政府有相近的分量嗎?是不是當香港人要尊重北京政府的同時,北京政府也會釋出同樣的善意?當曾鈺成提及在基本法草擬階段,已邀請許多不同階層背景的港人參與,有人出任起草委員,也有加入諮詢委員會,以此作為例子去演繹當時當日的「參與」,就已經令人感到「溝通」的虛偽。第一,當然曾鈺成可以指出當年連立法局也未有直選,但我們還是要指出草委諮委不經由市民選出,是對香港的未來非常不公道;而且從北京委任什麼人出任代表,可以看出北京視什麼才是「香港人的聲音」;第二,當曾鈺成強調諮詢委員會是全數由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香港人所組成的時候,沒有提及的一面卻是起草委員會中,大陸委員其實佔了六成。本質上,「參與」一詞所代表的,只是諮詢參與大可開放,實權參與卻牢牢在手。達成溝通 還需北京放下心魔不論香港人要求修改基本法,抑或重啟政改,香港人的「參與」都必然碰到北京死硬底線。如果要重啟政改的話,先不說人大常委釋法僭建五部曲,北京欽點的特首提交政改報告,再經人大常委確定,已經把門封死;如果要修改基本法,全國人大才有修改權,而香港的提案需要立法會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各三分之二支持,以及特首同意;任何香港人的要求,面對的都是手握主動權的北京。可惜面對香港的要求,北京有如任性的小孩一樣耍賴,鐵板一塊;香港人希望貫徹民主普選的目標,北京選擇寸步不退8.31決定,還強調行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忽視當日高度自治的承諾。曾鈺成回應群組信息被曝光時說「背叛者會受到嚴厲懲罰」,但當北京背叛高度自治承諾,同時又手握大權,試問失信所為又從何懲罰?溝通之詞又從何落實?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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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泛民主派面對的兩種挑戰

後政改的政制發展,無疑因為梁振英藉口側重經濟而步進死胡同。可以預視的是,泛民主派在政改冷處理下面對的挑戰,一是政府和建制派將會塑造經濟民生與政治的對立,削弱泛民主派的支持,加劇社會的撕裂;其二,面對年輕一輩要求重新處理中港關係的主張,直指香港民主化的阻力在於北京政府,把問題推至更為本土的面向。 政府大打經濟牌 爭奪主流支持政府大打經濟民生牌,不單單是推卸政改責任,更是藉着「發展就是硬道理」思維,大打經濟發展與政治的假對立,動搖中間取向的選民,縮小甚至逆轉建制與泛民的得票差距,在接連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清洗泛民。同樣,假對立也可以進一步延伸至「經濟發展與民生」、「經濟發展與保育」的假對立,藉煽動對福利主義的恐懼,以及轉移基建工程的爭議焦點,加劇社會矛盾。政府無疑會推搪泛民主派阻礙經濟發展。一則借泛民強調無民主就無民生,近年也逐步關注保育的立場,製造諸如經濟與民生的假對立,套在泛民身上,第二,泛民的民生目標,是朝向改善和增進社會服務和其制度,但政府對民生的處理,卻是派糖,這無疑較諸於泛民更為切入所謂「搵食心態」;市民和泛民對民生理解的落差,已經在過去是否拉布、是否派錢等場合上,多次被政府利用。若政府以「假民生」與泛民的「真民生」爭奪民意,泛民不單單要透過社區組織闡釋理念,直指政府荒謬;同時,需要回應政府主打經濟牌,泛民除了主張改善民生以外,更需要勇於展示自己的經濟政策,同時和民間和學界力量結合,強化經濟論述,既與政府爭奪經濟牌,破除假對立,也將目前的經濟問題(譬如產業失衡、轉型失敗)同樣地導向政制被特權分子壟斷的問題。 突破既有議程 提出自主理念相較於政府以去政治化的「形而下」議題出手;近月四大學生會和學民思潮提出修改《基本法》、重新處理中港關係,無疑是推到更深入,也相對更難處理的層次:如果泛民扣連經濟民生問題在於政制不民主,那麼學生就是力主政制不民主在於北京控制,這種主張,背後的土壤正正是雨傘運動所揭櫫的「命運自主」精神,有着「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本土身分自覺。針對中港關係的理解,傳統觀點在於,北京由於受駐港機構和建制派的影響,以致信息偏頗,未能了解民情,破壞互信;而泛民之中也另有較進取的觀點,認為北京本身滲透香港,無非是為其政權服務,因此有必要固守香港的兩制。但即使是較進取的觀點,都僅是出於對專制政權的對抗,手法上也是嘗試匡正既有的制度,而與年輕一輩直接拒絕被控制的目標,存在距離。如果不能回應年輕一代的觀點,仍然以改正和修補的角度處理中港關係的話,也無疑斷送泛民主派在未來取得年輕一輩支持的可能。無疑危機所在,一則在於泛民有沒有能力同時突破假對立,以及理解新想像,這是對政黨的考驗。二則在於政府取悅主流的去政治化安排,和年輕一代加深政治化的主張,可以成為兩道拉扯抵消的方向。但機會在於,兩種方向並不是截然對立,在政府利用假對立撕裂社會,也是組織的機會和理念改變的過程;而進一步強調經濟和本土,也是泛民主派突破既有民主和民生議題的進步關口。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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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選後 碎片化危機仍未解決

(圖:法新社)英國大選的結果,並未一如預測是保守黨與工黨不相伯仲維持懸峙國會,而是保守黨取得過半數議席,大幅拋離對手工黨,打破上屆需要與自由民主黨組織聯合政府的宿命。然而,這並不代表未來5年的保守黨政府可以穩定渡過,政治碎片化仍然影響政局。一直以來,英國下議院的領先者當選的選舉辦法,被視為英國政壇保持穩定的因素,由於每個議席都由取得最高票數的候選人取得,使得全國性的兩大政黨能夠藉大黨優勢取得議席,形成少有變動的兩黨政治。但與此同時,由於其他落敗候選人的票數不被計入,議席與民意並不成比例掛鈎,每次選舉都有相當多的民意無法反映。事實上,今次保守黨能夠組織多數內閣,並沒有解決問題,選舉制度只是把問題掩蓋。 民意與議席脫鈎  動搖制度認受不同於上屆懸峙國會維持在傳統兩個半政黨制度之中,今次國會大選的衝擊是兩個主要政黨以外,極右英國獨立黨取得380萬票,偏向進步的綠黨取得110萬票,而以往框架中的自由民主黨也取得220萬票,但不論取態各異的獨立黨、自民黨和綠黨,加起來佔全國總投票人數近四分之一也好,3黨都只共取10席,無法在650席的下議院發揮其力量。自由民主黨和綠黨本身已將改革選舉制度作為其競選政綱,選後辭任獨立黨黨魁的法拉吉也表明現行政治制度已經破產,綠黨再次當選的議員Caroline Lucas更表明願意與任何政黨在此議題上達成協議,包括政策主張上南轅北轍的獨立黨。選舉制度無法反映民意,造成愈來愈大的民主逆差,更隨着主張改革的政黨地位已經不能忽視,在此議題上彼此呼應,更不能將今次順利避免懸峙國會,視作問題已經毋須處理。 形成與蘇格蘭的對立局面另一方面,今次選舉縮小其他政黨的代表性,卻也放大蘇格蘭民族黨在倫敦的聲音,蘇格蘭選民與英國的主流民意相反,選擇一個傾向福利政策、融合歐洲、與英國分道揚鑣的蘇格蘭民族黨。從蘇格蘭議席數目來看,工黨、保守黨、自民黨只各取一席,其餘議席都在今次大選成為蘇格蘭民族黨囊中之物,形成蘇格蘭情勢一面倒的現象,似乎顯得蘇格蘭與英格蘭的民意愈走愈遠,但若果從比例上來看,這3個在上次公投表明贊成留在聯合王國的政黨,共同得票近乎一半,顯示民意並非如此一面倒。但這個結果已經再次為蘇格蘭民族黨的分離路線打下強心針,分離主張會成為愈來愈強烈的隱患。 穩定內閣未必達至強勢失去長久以來蘇格蘭地盤的工黨,將難以與保守黨競爭取回執政地位。但回溯之前歷屆英國大選,執政黨往往只是憑藉大概三成多的票數就取得過半數議席,有些例子,譬如1974年保守黨希思對決工黨威爾遜,更是得票多數沒有相應取得最多議席。在今次選舉,雖然保守黨在議席和得票都是最多,卻是在三成六得票取得過半數議席。雖則內閣保持穩定,但若果在全英取得執政權只需要三四成左右的相對多數票,同時蘇格蘭又顯得對保守黨執政的存有敵意,政府在國內的代表性實際上也是不足。同時,試想想英國在歐洲議會的73個代表中,有24個屬英國獨立黨,在比例代表制的歐洲議會中代表相對最為多數的英國民意;如果英國國會選舉同樣有比例代表制成分,他們或許能夠參與聯合內閣,進而制訂對歐盟政策。但現今英國政府執政的是保守黨,歐洲議會有最大民意基礎的代表們卻又是另一個政黨,兩把出現在歐盟的聲音,使政府在歐洲事務上顯得弱勢。 引入比例代表制不能避免雖然在2011年,英國已經就選舉改革進行過公投,結果保留原有領先者當選的制度;但參照諸如德國聯邦議會的做法,採用混合制選舉也未至於產生極大的組閣爭議。今次大選顯示制度不變實際上是威脅國家的隱患,只有在部分議席引入比例代表制,才能面對政治碎片化的事實,讓組成聯合政府的機會相對提高,為政黨彼此的折衷提供空間,更重建制度的認受性,當中可比19世紀至20世紀初多次改革選舉制度,讓勞動階層和婦女享有平等參政權一樣,具有劃時代意義。作者是香港工黨幹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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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帶領國家,而脫節於時代的老人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李光耀可算是現代史上其中一位極受爭議的歷史人物,又或者說,他是歷史上少數所作所為足以留待當世爭議的人物。活在英國在遠東盛極而衰、冷戰進場非殖民地化蔓延的時代,帶領新加坡由一個舊殖民地的地理概念,成為一個國家。坊間對他所足稱道之處,扣連在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之上;對他的非議之處,是他為國家擺脫『被逐出』的陰霾,卻依舊以保守思想對國家實行強權統治。在經濟成就上,或許部份人會對李光耀的努力大加稱許,但更多的是提及其『亞洲價值觀』的時候,換來多數禮貌上的無言,沒有人真的認真接受,和少數人道破其寡頭封閉的本質。一個冷靜的現實人物,為着保護自己的生存,以及發覺事有蹺蹊的眼光,使他在日軍征服新加坡後,躲過針對南洋華人的大肅清,隨後又擔當日人的職員以求生。這份現實冷靜的本質,與他同樣現實而精準的眼光,一直貫穿一生。生活於世家大族的李光耀,以其出身萊佛士書院、留學英倫修讀法律的背景,以其法律專業投身協助工人運動之中起家,使自己在殖民勢力退場,走向自治的時候,得以累積名氣,和政治實力,使自己成為大概是當日英聯邦世界中數一數二至為年輕的總理。面對馬來亞先一步組織自治,面對冷戰對立的時刻,李光耀力主併入大馬來西亞,集中各州屬的力量,防止共產主義滲入;同時也借與馬來亞統一的機會和方針之爭,在反共的大氣候下,對社民左翼連消帶打,把林清祥等工會分子逐出人民行動黨,其後在左翼全線缺席國會的失誤下,鞏固自身勢力統治在新加坡的力量。面對執政巫統集團傾斜馬來人的統治,他提出『這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不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打着平等的旗號挑戰巫統集團的主導地位。當然,現實利益來說,這也能令他步向更大舞台,但最後,不知是意料之外,還是盤算之中的鉅變,新加坡被逐出聯邦,被迫獨立,由他帶領一個除了港口和人口外別無所有的城市。當然,接着就是他被稱許為奇蹟的治國歷史,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道路,在此毋須重覆;但也是赤裸強權的顯現,惡名昭彰的《國內安全法》能夠不經審判就無限期拘禁異己,以司法手段打擊政敵,致使反對黨被迫退出選舉,政敵如惹耶勒南被控訴至失去議員與律師資格,或者被迫流亡海外數十年之久;對付傳媒質疑,則動輒以誹謗罪控告。在一黨獨大政治的國度,議會和內閣在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下主導,司法機關在人事任命等環節也不可能自絕於體制以外,但李氏還將一系列令人質疑的勝訴視之為許。或許廉潔也是推動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當日李光耀就率領內閣身穿白色恤衫,以示乾淨廉潔。乘着世界工業化由歐美轉向東亞,新加坡與其他東亞地區成為世界工業增長之地,當中固然不無關係。但同時,李氏家族佔據政府顯要,政府投資的實業也掌控國家的情況下,利益關係無人理清,所謂乾淨廉潔也一直為人側目。長此以來,由於冷戰外交上謹慎處事,既為英國退出遠東前與美國主導太平洋局勢的反共夥伴、憑藉經濟投資等方式攏絡中國大陸、交好於還在蔣家王朝統治下的台灣、以新加坡領先他國的發展縱橫於東南亞合作之中。當然,一個小國坐擁其緊守馬六甲海峽的地利,通過建立經濟地位,和袖珍而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外交上不容忽視,但各路交好與所謂奇蹟,也難免只是互為因果關係,因成就而得到稱許,亦因稱許而把成就進而放大。————-一直以來,西方學者檢視六七十年代東亞經濟起飛,往往會把獅城和香港當作是雙子城市,一如威尼斯和熱那亞;而今時今日,香港人在多年經濟困局之中,也對新加坡投入羡妒的寄託,一如對澳門、上海、南韓也有着人睇人好的盲點。但彭定康當年講得好:『如果我去叫香港人不要吐痰,不要食香口膠,不要吸煙,香港人會把我視作傻瓜不理。有時我會覺得新加坡當然很成功,但當地卻一直被告知,如果想維持繁榮安定,就要乖乖聽話。』簡簡單單,就顯示兩城的差異。當然,這是最後一任港督政治上刻意鋪陳的讚美語句,但這份自由卻也是應當鞏固的一點,如果殖民年代沒有人認真對待這些優點的話;同時,這也是現今最受威嚇的一點,在這十七年中我們經已領教過多次的威嚇。李光耀的神話無疑是成功的,但神話始終是神話,不能比失敗的神話有截然不同的虛幻之處。經濟發展的確是奇蹟,外交地位也得來不易,種種判斷也極為精準,顯示李光耀首屈一指的能力,但精準判斷背後帶來的權勢和統治基礎,也是同樣出自其現實的眼光和冷靜的手段。連帶管治新加坡的高壓也是有助其自利的產物,只要選民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就會受到政府忽視社區設施的報復。原諒我這樣說,當日他爭取有一個全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但他還給現實世界的是『新加坡成為了他的國家,而不是新加坡人的國家。』或許我們該想想,究竟李光耀帶來了甚麼。如果因為他做了一個政府本該做的本份,對比其他國家的失敗和停滯而顯得成功,對他褒揚,無疑是言過其實。一個穩定的新加坡,的確令族群矛盾沒有發生;一個發展的新加坡,的確令國民免於匱乏,一個或許算廉潔的新加坡,的確令社會安心。但生活富足不用流血是政府的本份,他管理一個國家就應該如此去做,反之公平的社會、自由的空間、開放的政制,也同樣是善治的基礎,但他卻不屑為之。面對現今世界資訊發達,個人的思考與自由也隨之而發揮,維持強權而單一的統治,不可能為這個年代而接受,事實上,我們也知道新加坡人對政府的方針出現前所未有的疑問。早於他身故,他所標榜的亞洲價值觀體系也遠去多時,根本與亞洲今後發展相異,只是李光耀一廂情願的威權資本主義理念,自由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東西,但可以防止最壞情況發生,這也是我們為甚麼看到一個開放、多元的價值應為社會基礎,一個個東南亞國家越見民主,難免前路跌宕,但長遠總比『家長制管治』為之堅強。在其塵世的一生中,李光耀不計手段做了相當多事情,令人瞠目結舌,但除了歸結不可重演的強人政治以外,偏偏就不曾留下最合理的選項給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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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司律:「正面會見 尊重以待」——學聯代表團直接與北京對話的意義

終於,學聯的同學們宣布了北上要求會見大陸領導人的細節。在漫長的佔領行動之中,親共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炒作衝突、佔路的場面,企圖排除爭取真正普選的討論。學聯成員計劃北上,重新聚焦政改議題,進一步揭示由特區政府到人大政協不負責任,拒絕處理當前政治局面的龜縮心態。親共派針對學聯直接的部署,只懂以『國情』反擊。據明報的報導,有一度協助學生與政府斡旋的中間人,因應北上談判舉動,認為學聯『狂妄自大』,完全不理會北京辦事『有規有矩』云云,『不是想見誰便見誰』。又有人指稱學聯今次舉動是『上訪』。北京的封建朝廷心態從來沒有改變,當輿論機器開動定性,也就實際反映他們的思路邏輯沒有擺脫天朝心態,由此引證,北京面對這場北上,多數只會是閉門不見,原機送客,既維持封建王朝的體統,也作出拒絕正面處理的信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身陷險境或取得成果的機會皆甚微,只顯示北京延續死拖爛拖,迴避處理的方向。結果雖近篤定 意義影響深遠北上會見的結果幾可篤定,但背後的意義卻殊不簡單。大陸方面數十年來,一直視對港治工作為重要一環,通過各種途徑滲入社會各層面,不是甚麼特別的趣聞。前途談判和進入過渡期,中共領導人更重視籠絡香港各個團體:才俊團、商界、公務員都獲見面以示重視,甚至打趣說連街坊會也有機會接見。顯示中共着力聆聽香港聲音,配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論調,香港人似乎已受困於中共刻意營造的氛圍之中。時而勢易,八九年的決裂已顯示中共沒有需要面對反對聲音,在一九九七年香港成為了已到口的肥肉以後,香港更只是中國大陸予取予用的經濟部署工具,自當沒有需要重視香港民意。單純的香港人也以為高規格接待理所當然,也以為兩地關係和承諾理所當然,原來當年所錯過的,是把握當年的優勢和機會,取得釐定中港關係的主動權,到今時今日才不知不覺間發現黃花已謝。舉個例子,八十年代當日由李鵬飛、周梁、李柱銘、李國能等人組成的才俊團,因着統戰需要而與習近平的父親,當日的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習仲勛接見。當年所謂『才俊團』僅是香港之業界代表;但三十年後,大家記憶猶新的立法會訪滬之旅,與立法會議員會見的僅是正部級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但立法會可是一個擁有百萬選民授權的民意機構。當日沒有確定一個相對尊重的中港關係,造就了今日大陸以其壟斷憲制的權力,背棄一國兩制承諾的局面。學聯直入核心 確立應有態度因此,今時今日學聯北上,直接要求北京走出閉殼,要求政府首腦李克強拿出正面而尊重的態度,處理香港的政制事務和民意,既係重申當前困局的原因所在:北京對香港政制的諸多動作,就要求解鈴還需繫鈴人;也是打破北京所堅持的兩個藩籬:一是維持專制政權所憑伺的官民藩籬、二是天朝中心所憑伺的中央/臣屬的藩籬。學聯帶出的信息不外乎兩點:正面處理,尊重以待。從書本上看,基本法寫明北京只管外交國防,政制問題本不應該任由北京上下其手,有些人以此為由,認為不應該與北京對口政改事務;但政治現實,遠較一紙空文更值得今時今日處理;未來前途,遠較白紙黑字值得確立。既然北京老早經已無視基本法,任意扭曲揣釋;學聯就從政治行動上直接指出,特區政府既然沒有意志去處理當前事務,北京就應該解決自己遺下的爛攤子,不要再躲在權力的陰幕裏。更重要的是,北京開動黑白雙簧,明線攻擊港人『僭越』,暗線挖苦學聯『上訪』,實際上就顯示觸動了中國大陸的忌諱,今時今日就明白表示一國兩制已死,縱然深圳河兩岸彼此關係,已有很大轉變,但我城以骨氣為經,以理據為緯,不卑不亢,重新昭示『直接面對、尊重態度』原則,就成就了『新中港關係』的軸線。 佔領 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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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司律:歪理盡說的年代 盡說歪理的人物

呢個年代,最令人反感的往往不是那些明目張膽助紂為虐之輩,而是扮作中立的人。頭一類人,往往經已搲爛塊面;但後一類人,卻表面上『擺事實,講道理』,實則調亂事實、混淆焦點。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是後一類人代表。日前,葉劉淑儀在她的FACEBOOK專頁發表一張主題為【公民提名不是國際標準】的資料圖,第一、指出有公民提名的國家本身屬於少數,不是國際標準;第二、公民提名本身並不有效;第三、指出包括『斯洛文尼亞、東帝汶、俄羅斯』等某些採用公民提名的國家,都是被評為『有瑕疵的民主、混合政權或專制政權』。她在刻意混淆制度分別嗎?實在不知道葉劉淑儀混淆不同民主國家的制度分別,究竟有甚麼樣的目的;但卻知道她的資料圖能做出甚麼效果,就是打擊公民提名的訴求。實在有必要理清當中事實。實行民主政制的國家,簡單而言可分作實行內閣制與總統制[1]。內閣制的行政首長,由民選國會的多數黨選出,政府內閣向議會負責,議會再向人民負責;總統制的行政首長,由民眾選舉產生,政府和議會互相制衡,兩者皆向人民負責。香港的特首,不是由議會多數黨選出,甚至還不准有政黨身份。我們現在討論的議題,是市民選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很明顯,香港目前是走向後者。既然所謂『世上各國』不是全數採用總統制,有相當多採用類近內閣制的國家,行政首長是由國會選出,自然就沒有採用公民提名,因為民眾經已在國會選舉中授權多數黨/聯盟組織內閣了;別忘記,人家的下議院是普選產生,不像香港的立法會和提委會充斥功能組別;所以葉劉淑儀就不要拿『全世界政治實體』的數字去否定公民提名了,因為除了澳門外,這個世界更沒有第二個地方和香港一樣,是由功能組別凌駕直選民意的。她刻意抹黑公民提名無用嗎?葉劉舉出美國做例子,指出立國二百年來只有兩任總統成功以獨立身份出閘,『最後一張選舉人票也拿不到。』但問題是否公民提名無效呢?眾所周知,由於傳統、制度、經費等各因素,美國長期由兩黨控制政局,所以第三種第四種聲音難以體現。作為一個留學過美國的人物,葉劉應該要有足夠理解能力去知道人家制度的不足。簡單比喻一下,就像緊急走火道太窄了,過不到人,換轉是正常普通人,應該是採取措施,清走雜物,騰出空間。但按照葉劉的邏輯,既然走火通道過不到人,那就乾脆把樓梯口封死一了百了。公民提名就此不應該被採納。既然葉劉喜歡引用《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作參考,我們就拿捷克 – 一個《經濟學人》民主指數較美國高的國家做例子。在最近一次捷克總統選舉,總共9名出線的候選人當中,有6名候選人用公民提名方式入場,其餘3名用議會提名方式入場,其中Milo Zeman 憑82856位公民提名 入場,並先後在兩輪選舉取得最高票,成功當選總統。這就是公民提名有其可行性的例子。她知道香港為甚麼也評價低落嗎?當然,本來這種量化民主成效的評估只屬單面理解,實則應該切入國家狀況分析利弊。但既然葉劉淑儀利用數據,指出有國家是屬於『有瑕疵民主、混合政權或專制政權』,不是『追求民主的楷模』;那我們就集中討論屬於『完全民主』的25個國家。撇除當中4個政治實體是由民選議會或其組成機關間接選舉首長[2],以及12個內閣制君主立憲的例子,其他9個直選首長的政治實體之中有6個有採用公民提名,若果加上議會/政黨提名的數字,那就是9個直選首長的政治實體之中都分別或同時採用了政黨/議會提名和公民提名了。那香港的位置在那裏呢?當葉劉批評『斯洛文尼亞、東帝汶、俄羅斯』不值得效法的時候,她似乎忘記了斯洛文尼亞排名28,香港卻排名63。在五個評估項目中,香港在『公民自由』取得高分,在『政府運作』和『政治文化』兩項也有中等評價,那為甚麼香港的民主連葉劉淑儀眼中的斯洛文尼亞也不如呢?原來是香港在『選舉程序與多樣性』和『政治參與』兩項表現差勁。前者評分位列莫桑比克和海地之後,後者與另外一個被葉劉點名的國家 – 俄羅斯並列。而為甚麼香港在『選舉程序與多樣性』和『政治參與』兩項徘徊低位?相信大家都心照,正正是我們的制度夠爛的結果。鄰近地區表現又如何呢?韓國排名20、台灣35、新加坡81;而『偉大的祖國』中國大陸呢,只有142。避重就輕,企圖引據援例去否定市民訴求,其實卻『洩露』中共沒有民主的機密,抽打了主子大掌一把,就是這種人強詞說理的實際寫照吧。1. 暫時按下半總統制與合議制等各制度不作討論;而向對制度理解分類未深的朋友略作簡介,議會內閣制中,政府向議會負責的精神,體現在議會可以主動倒閣,內閣不能取得議會支持就要重新大選;總統制則相反,政府無權解散議會,但政府移請議案要求議會覆決,議會不能倒閣,但可針對個別官員瀆職而監察彈劾,兩者平等地互相制衡,並向國民負責。2.間接選舉首長的例子包括有德國、馬爾他、毛里裘斯和瑞士。前三者是內閣制國家,有行政權的總理作為政府首長由國會選出,而象徵地位的總統作為國家首長就由代議機關選出或確認;包括馬耳他國會、毛里裘斯國會、以及德國由於是聯邦制國家,因此由邦議會代表和聯邦議會議員各佔一半組成聯邦大會所選出。瑞士則由於採用合議制,整個行政首長機構 – 聯邦委員會皆由議會選出。無論如何,首長都是由民選議會,或其組成的民意機關選出,與香港的提委會只由少數人不等值地選出截然不同。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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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司律:看了這段柯震東,你還相信中國政府?

在西鐵直播新聞中,看到一小段柯震東聲淚俱下的片段,雖然在那段片子中,柯震東被打了馬賽克,但下方的字幕標題就明明白白寫明是柯震東了。對,就是一個『被相信』有罪的嫌疑犯,沒有被法庭定罪底下,就被日夜輪流廣播處理掉。因房祖名與柯震東同樣是涉事者,網民們隨即翻炒成龍以往的失當言論,集中火力恥笑,普遍不會對兩人有同情的態度,再加上吸毒這件種事情,在公眾空間下討論往往人人喊打,但看着一個被公安『行政拘留』掉的嫌犯,未審先判下面對輿論公審,也實在愕然。道德重整公關SHOW可以想像,這種公開示眾的方式,係藉柯震東和房祖名的藝人身份,以警傚尤,大概和習近平抽出一兩個貪官,顯示老虎蒼蠅一起打,並沒有甚麼分別,簡單來說,把未定罪的疑犯公告天下是一種政治需要。事實上,這種道德重整往往是當權者慣常的主題,習近平自上台後就曾掀起所謂反享樂主義、反奢靡風氣的口號運動。反正能夠樹立些道德模範,對比之下又製造另一批眾矢之的,轉移視線,把普通犯罪提升到十惡不赦為世不容的地步。執法機關也用上共產黨慣常的一句:『依法處理』。只不過,我們能夠接受這種近乎斬首前遊街示眾的方式嗎?如果將執法,簡簡單單當做『以眼還眼、應有此報』,實在和古代人沒有甚麼分別。在香港,我們從小到大看新聞,就是疑犯重組案情也被黑布蒙頭,搜證過程也不會緊貼直擊般被公開,即使再經過法庭而被判有罪,『懲教』二字背後的概念不單單懲罰和針對『害群之馬』,而是犯事的個人都可以有機會重新做人。在中國大陸,一單藝人吸毒的新聞,就因為藝人是公眾人物,具有標誌效果足以大做特做,彰顯政府效率官威,同時招起道德大旗動員大眾,集中『打擊』吸毒者,就可以成為了中央電視台日夜廣播的題材。不單只疑犯只是被行政拘留,連法庭的門口都沒有機會入,就經已要當眾認罪,聲淚俱下懇求原諒,『東張西望』般的攝制隊還及時直擊疑犯家中,大鑼大鼓地搜出大麻,證明人贓並獲,不容疑犯抵賴。這是一場政治公關SHOW。黨中央就是打橫行但一個執法人員橫行無忌的國度,又有誰知道下一個犯事者會否是被迫供?又有誰知道下一個犯事者可以被嫁禍?我們不信任犯事者,所以要求他們改過;也同時不應信任執法者,因為他們手執權力;更基本的原則,是犯事者有重新出發的機會。當然在大陸這都不是考慮重點,政治需要凌駕一切,黨中央就是打橫行。當然大陸的政治權謀凌駕一切,從來不是新聞,高官坐監大魚大肉,維權人士坐監折磨致死,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連白皮書僭越基本法都夠膽了,還有甚麼做不出呢?只是大家都特別關心藝人的時候,就難免要借此機會再提提大家,為甚麼中國政府是不可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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