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答案:一名左翼女生的理性與感性

世上的邪惡總是來自愚昧無知。缺乏見識的善良意願也許會與惡意造成同等損害……而最無可救藥的惡行乃是這樣一種愚昧無知:自以為甚麼都知道,於是乎宣稱擁有生殺之權。–卡繆,《鼠疫》,第二部份,1947年。(為保護受訪者私隱,文中所用受訪者名字為化名,又筆者曾杜撰部份情節。)今年情人節前夕,舒文相約友人共進晚餐,她卻無心品嚐桌上佳餚,一整副心思都放在幾天前農曆大年初一。當晚執法人員掃蕩旺角無牌小販,引發街頭騷亂,蒙臉黑衣人衝擊警方防線,手持街磚追打落單警員,電視台直播有警員驚惶失措,向天鳴槍示警,只差一步就會對人開槍自衛;火光熊熊的路障散落大街小巷,燃燒了整整一夜,直到大批警員趕赴增援,才逐漸於天亮前平息事態。佳節在即,市面回復平靜,霓虹燈招牌五光十色,照常點綴繁華鬧市晚景,人群與車輛穿梭於擁擠都會,看上去還是那個香港,可是對舒文來說,熟悉景像居然泛起陌生感覺。暴力抗爭可取嗎?警員鳴槍示警是防衛過當嗎?是非黑白固然重要,但最令舒文焦慮不安的,是那赤裸裸的仇恨和惡意,敵對陣營互相撕殺,只換來毫無意義的報復,殘酷而虛無。「我就是別人口中的『左膠』(註:香港政治術語,對左翼的貶稱),感情用事,又常常陷入道德矛盾。」舒文語帶自嘲,總結自己的政治立場。她自命為左翼份子,必要時會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但同時不斷自我質疑:我的判斷真的合乎理智嗎?嚴詞批判他人是否反映自己不夠包容?甚麼時候我們要採取非常手段呢?在火車站星巴克咖啡座,我和舒文聊了差不多三小時,聽得最多的答案是:「我沒有答案。」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先鋒兩年前晚夏,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罷課,呼籲民眾齊集金鐘政府總部,抗議當權者背棄普選承諾,政制改革不進反退。罷課來到最後一日,我還記得是9月26日晚上,數以百計示威者隨同學生領袖,衝進總部門前「公民廣場」,於旗杆下手拉手圍成一圈圈人鏈,至凌晨時分遭警員逐一拘捕,其中一位「強行闖入」嫌犯就是舒文,當時她忍不住痛哭失聲。「我是給別人推進去的!」舒文十分強調這一點,但同時表明絕不後悔,「公民廣場」本來就屬於公眾用地,政府不過是強行建圍欄封鎖,所以不論主動闖入與否,她進了去就不會逃出來:「這樣做會好『柒』!」(註:「柒」為髒話,原指男性性器官,此處解作丟臉)那一晚之前,她猜不到要以身試法,更從未想過自己會如此執拗,與一眾抗爭者共同進退,而出乎意料的事還陸續有來。一名女警逮捕舒文,扣押她上警車,女警不久就發現嫌犯竟然是中學師妹。久別重逢,兩人初時有一句沒一句地寒喧,重溫校園往事,但很快就無話可說,車廂裡只剩下尷尬與沉默。由舒文踏入「公民廣場」那一刻開始,她已捲進社運鬥爭,與女警分屬不同陣營,昔日友誼此刻蒼白無力,執法者與嫌犯迷失於交錯時空,無奈又侷促不安,女警惟有默默押解舊友回警署錄口供。舒文獲准保釋後,立刻重返金鐘現場,她這場無心插柳的公民抗命,也即將迎來高潮。「公民廣場」事件激發強烈迴響,市民攜同糧水物資,聲援被捕學生領袖,抗爭民眾聲勢浩大,結果於9月28日下午合力佔領金鐘幹道;黃昏時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並派出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企圖驅散佔領者,直至深宵才悉數撤離。自這晚起,舒文在金鐘佔領現場度過許多個失眠夜。夜晚留宿金鐘柏油路上,早晨就趕回大學上課,舒文不分晝夜跟進最新狀況,囫圇吞下每一篇局勢分析,為的是與身邊佔領者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光榮撤退是自欺欺人,沒一個佔領者會服氣,升級進攻亦不見得能抵禦武力鎮壓,苦思過後她沒得到任何答案;到了10月中,身心俱疲的舒文不堪露宿生活,感染肺炎重病,而她也不想漫無目的「鳩坐」下去(註:「鳩」為粵語髒話,原指男性性器官,此處作形容詞用,指「呆坐」),於是脫離佔領者行列。佔領運動終告失敗,當權者寸步不讓,成功無血清場;如今事後回顧,不少佔領者認為學生領袖太過怯懦,浪費升級機會,導致曠日持久,群眾於絕望中黯然離開。舒文回看昨日,也覺得領袖進退失據,但她反問批評者,那麼有本事為何不自行組織衝擊行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進也好,退也好,有哪個佔領者能夠斷言可得好結果呢?大家都沒有答案。惹人討厭的是本土派,不是本土思潮兩年過去,普選訴求仍是香港政壇主旋律,但本土思潮已勢不可擋,就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當局冒民意反彈風險,取消港獨人士參選資格,可是仍有候選人提倡公投自決,並成功奪得議席。只要能對抗赤色大陸蠶食公民社會,舒文樂見香港獨立,又認為毋須那麼害怕北京,否則我們根本甚麼都不用爭取;她也讀過不少本土派理論,雖覺內容大多天馬行空,但個別方案都有點可行之處。對於本土思潮,舒文將「事」和「人」切割開來,她並不抗拒箇中思想,但討厭那一堆打著本土旗號的政客和網民,直言他們無知和反智;我笑說她近乎不切實際地分開批判,這一點正體現「左膠」理性吧。追本溯源,原來舒文一向對本土派沒多大意見,直到去年底加入一家香港媒體,因應記者工作所需,開始每天瀏覽網絡熱話,她才接觸到本土派支持者的「反智」言論。香港傳媒金主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生意來往,舒文的老闆也不例外,網民卻不時拿來大做文章,當中本土派更是窮追猛打,呼籲封殺「維穩」媒體。雖說是新手,舒文很快洞察行內生態,記者和編輯自視為專業人士,對新聞選材、報導方向和呈現手法一概有所堅持,務求編採自主和客觀公正。可惜網上一句「維穩」就抹殺同事的優質報導,舒文經常為此憤憤不平。自覺不公指控責罵的不只是公司,還有她這位小員工,內心氣結的舒文更察覺到,本土派網民大多是井底之蛙,受困於虛擬世界。此前她和許多本土派一樣,以為中國就是「地獄鬼國」,人權自由欠奉,黑心商品橫行,但自當上記者以來,舒文特意多讀兩岸新聞,看到中國另一面相,電子貨幣應用獨步全球,時評節目大膽揭露醜陋真相,「地獄鬼國」之說怎會是客觀公正的評價呢?「妳可以忽視網民言論呀,根本不用如此上心。」舒文對我的建議不以為然,因為她身邊就有一位「反智」本土派。她曾與弟弟一起闖進「公民廣場」,又於金鐘海傍討論佔領者該怎樣走下去,如今兩姐弟卻「愈行愈遠」,姐姐不齒本土派「反智」言行,弟弟則奉為楷模。按舒文講法,儘管本土派政客議政表現不濟,弟弟都視若無睹:「就像邪教一樣,我現在都不願和他多講政治。」「我不是針對特定主張和群體,而是反對『非理智』言行。」舒文數度澄清自己接納各種政見,但容不得愚蠢無知的胡言亂語,然而她不自覺地發揮「左膠」思維:「這樣批評別人『非理智』是不是太武斷?」提問人沒有自問自答,雙眼流露疑惑,我故意不置可否,轉而追問她為何會決志加入左翼運動,舒文聽罷神色苦惱,好像霎時間拿不出一套完整說法。為了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其實只需一句話,一個印象,人就會改變,很多東西早就植入腦袋。」她再三思索,或者與成長環境有關吧,小時候家庭財政不穩,爸爸自顧自在外投機賺錢,媽媽承受持家壓力,不時炮轟埋怨丈夫,多年來家無寧日。如果每個人都不懂體諒別人,只執著於一己立場,結果只會是互相折磨,雖然嘴裡這麼說,舒文眼神卻猶豫不定,懷疑塵封記憶是否真的那麼重要。佔領運動爆發那年,是舒文政治覺醒之年。她首次參加年度七一大遊行,又因建制派於立法會強行通過新界東北開發撥款,第一次為「制度暴力」激動落淚,更不用說留守「公民廣場」那意想不到的一幕。短短一年間,舒文由旁觀者急劇轉變為佔領者,而一切身體力行似乎源於那年春季的哲學課,課程有一個沉重的名字:「人類存在與價值」;咖啡座裡她托著腮皺著眉,斷斷續續地追溯研習歷程,彷彿不太確定其中因果關係。課堂上,舒文寫下個人特質和潛能清單,探索「我」最在乎甚麼,可以達成甚麼,又細讀《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痛斥資本家以奉行「自由市場」為名,行不公剝削之實。有一次上課,她跟隨老師和同學高歌〈海闊天空〉和〈自由花〉,追悼六四民運志士;正是這群師生鼓勵舒文加入七一遊行群眾,延續十一年傳統,與數以萬計市民在主權移交這一天,上街向當權者表達民主訴求。若果時光倒流,兩年前沒給人家推進去,妳還會闖入「公民廣場」嗎?舒文認為前因後果已是既成事實,沒有假設餘地;那如果佔領運動重來,妳會挺身而出嗎?原本她說沒有答案,其後提及立法會選舉時,忽而心血來潮,半開玩笑地提出行動條件:假如是朱凱廸(註:香港左翼議員)帶領的非暴力抗爭,可以考慮再次走上街頭。也許相比沉溺在模棱兩可的回顧與猜想,勉強尋求確鑿答案,舒文更忙碌於應付日常生活。為趕及「死線」日夜顛倒,為求盡善盡美而廢寢忘餐,自從成為上班一族,舒文每星期重複採訪和撰稿的工作流程,她偶而也會氣餒疲倦,仿如受諸神懲罰的西西弗斯,不斷推巨石上山頂,巨石卻自行滾到山下,苦工永無盡頭。幸好記者舒文能夠從中履行左翼使命,報導環保組織收集食肆廚餘,再造轉化為有用資源,又記錄大學生開辦社區補習班,義教基層小童。「我沒有答案。」說這句話的人失落迷惘,無力感籠罩她的城市,不過舒文至少仍能專心工作,可以的話就順道貫徹左翼信念,閒時一個人觀賞各地電影,品味小說故事。無奈網上「反智」言論依然會影響心情,當權者跋扈態度仍舊令人憤怒和絕望,於劇變重臨之前,沒有答案的她就只能借用卡繆的解答:即使徒勞無功,我們仍要努力推巨石上山,以不屈意志蔑視高高在上的諸神。 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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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萬歲!記一個「不合時宜」的香港青年

(為保障受訪者私隱,文中所用受訪者名字為化名)直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不太了解,方思明當初為何會迷上「中華民國」;他清楚知道腐敗專制的「黑歷史」,但民國就是他的信仰,先總統蔣介石就像是耶穌,共產黨是破壞中國文化的大魔頭。一點都不是開玩笑,方思明夢想有一天能「光復大陸」,重建一個奉行儒家禮樂的大同中國,所有國民都寫正體字,穿漢服,不再講甚麼國語普通話,那是北京黃包車伕才講的土話。「有99%的中國人都不配做中國人!」你批評他是「大中華膠」胡言亂語,方思明應該都會笑著認同,信仰這東西嘛,就是狂熱追逐着,一個有可能永遠都不能實現的目標。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他帶著狂熱眼神道出這句話,彷如享受著自嘲快感,笑說老生常談同樣適用於烏托邦和愛情:「其實和我對女人一樣,得到手就會怕悶。」由中二初戀計起,單是有名份的女朋友就至少有一打,換言之平均每年換畫一次,方思明皺着眉,數着手指,自己也不肯定正確答案是12個還是13個。他自述十多年戀愛生涯,真正令他魂牽夢縈的就只有一個,然後拿出手機展示一幅女生圖片,是個清秀脫俗的台灣女生,兩人斷斷續續拍拖四個月,方思明一臉陶醉地回憶:「我就是她的初戀情人,我們連嘴都沒親過。」這個美麗女生令浪子神魂顛倒,可惜她現在已是他人女友,方思明只能夠幻想人生是《求婚大作戰》,他是回到過去的山下智久,奪回自己的長澤正美。欲求不得的苦澀甜蜜,害怕重遊故地會觸景傷情,對女人尚且如此,那不知道他每天看兩岸三地新聞,總盼不到中華民國光復大陸那一天,是否也會一邊沉浸在欲斷難斷的焦慮,一邊如聖徒般對神聖的痛苦甘之如貽。「中國魂」是如何煉成的?正如大多數見證故事,方思明決志投身「中華民國」,中間不乏「聖靈感動」的瞬間,經歷精神昇華的興奮,個人庸俗生命連接更偉大的事物。食煙、曠課、溝女,他作為典型壞學生,上中史堂例牌聊天睡覺,直到中四某一個上課天,老師正教授抗日戰爭始末,突然淚盈於睫,激動說道:「為甚麼我們的國家會多災多難,美國人卻可以如數家珍,傳授本國歷史給下一代?」大男人的淚水喚醒了方思明的「中國魂」,但我不肯定這是否所謂「命運轉捩點」,因為方思明口中的「感動時刻」還有很多。第一次參加香港維園六四晚會,是在中三那年,數以萬計的市民點亮手上蠟燭,燭光中人海融為一體,共同為中國人的悲劇默哀致意;他又銘記史學泰斗余英時的豪言壯語:「我到哪裏,哪裏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故事裡有太多振奮人心的畫面和名言,方思明一時都搞不清楚如何起承轉合,但至少可以肯定一點,他的「中國魂」並非一朝一夕煉成。經歷過「民族覺醒」的震撼,他卻要到了中五會考,才分得清「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個政權,思考自己要效忠那一方;會考後他接觸「新儒家」思想,大概從那時起才衷心同意,那塊名為「中國」的土地沒有「中國」,中華民國承繼數千年儒學正統,只有這個偏安一隅的華夏正朔,才有能力於現代世界,更新和重振中國文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摧殘道統的僭越政權。當初愛上中華民國,方思明還未質疑自己是否至誠奉獻,抑或是好像日常追女仔,害怕沉悶而挑選可望不可即的對象。相反,他忙於坐言起行,為此於2008年為毛孟靜助選,當時這位公民黨候選人尚未高舉本土旗幟;一年後,18歲的方思明聯同幾個網民,舉行七一絕食抗議,公開表達其政治理念:「我們這班年青人出來,希望可以喚醒其他人,關心香港社會,以至中國的民主進程。」以香港為中國民主化基地,對於不少2016年的香港年輕人,這種「關社愛祖」論調已是陳腐老朽,代表民主派妄想改變大陸的失敗過去;然而短短七年前,方思明與年少友人滿懷理想,以絕食為抗爭手段,呼籲中港當權者實現民主政制。寫上「愛我中國」的紙牌當日毫不刺眼,甚至是理所當然,曾經吸引過很多青少年,只不過相當一部份人已改變想法,只覺今是而昨非。早來的25歲中年危機儘管年僅25歲,方思明尤如正受中年危機煎熬,外形言行已急劇轉變。那些年舉著「愛我中國」紙牌的他,整齊烏黑的瀏海下,是劍眉星目和端正五官,再加上運動健將高大身形,絕對稱得上是「小鮮肉」;眼前的他卻自嘲是「肥叉燒」,頭上亂髮蓬鬆,露出又圓又大的額頭,下巴蓄有如雜草般的短鬚,身上穿著鬆垮垮的加大碼襯衫和棉褲,整個人斜斜躺在旋轉椅上,只剩下炯炯有神的目光和似笑非笑的表情,還帶有往昔神采。無聊呀,好悶呀,方思明當上了記者,墮進日常工作循環,嘴邊經常掛著這兩句話,滿口人生無謂的埋怨。電腦螢幕框邊貼著一張啡黃色紙條,上面用粗黑字體印上「中華民國萬歲」,他依然憎恨共產黨,期盼儒學盛世再臨,但再沒有七年前「關社愛祖」的傲氣:「最好全世界都是乞兒,只有中國不是乞兒。」鬱鬱不得志的憤青氣息已取而代之。香港「民主大中華」思潮褪色,對方思明沒甚麼影響,他本來就對本港政壇不予厚望,對其而言,留在一座南方小城市,難以實現其報國壯志。2009年,他完成中六課程後,入讀國立台灣大學,正式踏上中華民國治下領土;其後他投身學界政壇,成為台大時務社創社社長,又以僑生身份選上文學院學生會代表,大一時更自告奮勇,在校園舉辦六四晚會。後來於2011年,方思明結識了幾個學界領袖,成功籌辦台灣歷來最大型六四晚會。統獨兩派民眾齊集台北自由廣場,燃點燭光以紀念天安門慘劇,可是此時此刻,總召集人方思明心情糾結。他自問尊重台民自決宿願,但終究不希望可能選項成為確鑿選擇,所以當獨派於台上高喊「台灣獨立」,呼籲國民要引六四血腥鎮壓為戒,謹記與對岸中國劃清界線,他不禁感到唏噓失落。就在人生首個政治高峰,方思明驟然發覺於那片名為「中華民國」的土地,反而沒有他心中的「中華民國」,甚麼「華夏正朔」已淪為歷史陳跡。方思明踏足台灣,初衷是於「祖國」土地上推動「民主中國」發展,但卻碰上比香港更為尖刻的政治現實:台灣比香港走得早,走得遠,兩岸區隔分離早已成為年輕人主流思想,愈來愈多中華民國國民下定決心,要與中國分道揚鑣。方思明曾期望台灣能成就理想中的烏托邦,但最後發現自己活在空中樓閣,成為「亡國亡天下」的前朝遺民(套用本人講法)。學生運動真的是純潔無暇嗎?民主政體標誌著歷史的終極答案嗎?自2012年退出六四籌委會,方思明幾乎絕跡政治活動,他沒有預料到會面對新一輪衝擊。2013年,他於歷史系課堂遇上一位左翼統派教授,這位淵博學者藉由講解「現代性」問題,「有系統地瓦解」方思明的民主信念。他比喻那個瓦解過程如同剝洋蔥,教授手法嫻熟地將他的「西方中心主義常識」逐片撕下來。「民主也只不過是別無選擇下相對較好的制度。」曾經為中港民主運動絕食的方思明幽幽地總結。香港人無得救!也許於平行時空,方思明會是另一個岑敖暉,又或者是另一個梁天琦。剛巧今屆立法會選舉,青年新政就有一名候選人和他同名同姓。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其實要沉浸在希望渺茫的自虐快感,對象不一定是復辟中華民國。香港人面對中共政權,有些人追求民主,有些人尋求獨立,他們何嘗不是既焦慮又興奮,期盼終有一日實現遙不可及的目標。我問這位土生土長香港人,為甚麼他沒有為故鄉事業所吸引,他斬釘截鐵地說:「香港人無得救,活該沒有民主!」「你也曾為香港民主絕食呀。」我回敬了一句。他隨即反駁:「我在台灣回望香港,才察覺到香港政壇是多麼幼稚。」於2014年佔領運動爆發前夕,泛民建制為了特首普選應否加入公民提名機制,鬧得天翻地覆,反而到了關鍵時刻,無人願意仿效台灣民主志士,為理想犧牲血肉之軀。方思明沒好氣地補充,關鍵在於「阿爺」(北京)乾綱獨斷,爭論甚麼公民提名根本浪費時間。一如許多香港人,他看不起自家市民和政客,覺得他們想法膚淺,渴求民主又畏縮怕死。方思明慨嘆:「正如唐君毅所講,香港原是『非我之地』,無奈大陸政權易手,中華文化花果飄零,惟有暫時寄居這個城市。」他認為香港沒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缺乏足供景仰的偉大人物,「無根之城」可以風光幾十年已算走運,隨著北上深廣從後趕上,此消彼長,華夏邊城氣數已盡。「香港塑造了我的世界觀,假如出生在大陸,我也想像不到自己會變成怎樣的自己。對於香港,我也自覺心情矛盾。」雖說如此,方思明沒有跟從其他同齡人,挑戰大中華版本的香港故事,發掘或發明香港的文化傳統;他始終是「不合時宜」的前朝遺民,幸或不幸寄身這個華南中轉港,單是此難民心態,就偏偏和他看不起的港人不謀而合。2016年立法會選舉九龍西選區候選人有:吳文遠、何志光、毛孟靜、梁美芬、譚國僑、朱韶洪、黃毓民、黃碧雲、林依麗、蔣麗芸、關新偉、劉小麗、游蕙禎、李泳漢、狄志遠。2016年立法會選舉新界西選區候選人有:黃潤達、尹兆堅、高志輝、周永勤、鄭松泰、鄺官穩、田北辰、何君堯、梁志祥、郭家麒、黃浩銘、李卓人、黃俊傑、麥美娟、馮檢基、陳恒鑌、張慧晶、呂智恆、湯詠芝、朱凱廸。2016年立法會選舉新界東選區候選人有:方國珊、林卓廷、廖添誠、陳云根、梁國雄、張超雄、楊岳橋、麥嘉晋、鄭家富、葛珮帆、侯志強、李梓敬、鄧家彪、范國威、陳玉娥、黃琛喻、李偲嫣、陳志全、梁頌恆、梁金成、容海恩、陳克勤。 儒家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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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港漂」的「私歷史」:我是香港記者,也是中共黨員

(為保護受訪者私隱,筆者曾改動或杜撰文中部份時間、人物、地點及情節)為甚麼要來香港?桂茹最近一次遇到類似問題,是在寧夏一間派出所,當時她因涉嫌「非法採訪」而遭當局拘留,她吸取了前輩經驗,懂得如何裝傻扮懵,有一句沒一句地敷衍公安。公安也想大家好下台,沒怎麼為難她,只是官式問了幾句話,然後就閒聊了一整晚,不知不覺間就談到,為甚麼這個20多歲山西女生,捨棄前景似乎更好的上海和北京,南下香港這個沒落的都市。那時候,桂茹沒意思認真回答,故發嬌嗔說了句:給你扣留在這裡,留了記錄,還怎麼到上海工作呀?說實話,她來了香港不過兩年光景,有一年在中大讀新聞學碩士,另一年則於本港中文媒體當記者;可於短短時間內,那帶有口音的廣東話已說得流暢自然,她告訴我,希望自己能於香港落地生根,拿到永久居民身份。我一如那位寧夏公安,忍不住問:為甚麼想留在這裡?桂茹立刻道出兩個字:自由。我聽罷不禁有些疑惑,她是不是也像應付那個寧夏公安一樣,堆砌出一個體面答案來應酬我。一個率真誠實的香港記者留宿寧夏派出所那一次,其時桂茹的確在做實地採訪,走訪受害者家庭和維權人士,詢問他們能否走出多年陰霾,並記錄政府所承諾的補償和追究責任,如何一一落空。表面看來,桂茹與其他滿腔熱誠記者無異,僅用上「站在雞蛋一方」和「揭露社會不公」兩句話,就能概括她的人生志向;或者,如果要她一句帶過自己的新聞理想,也會如此簡單總結。我認識了桂茹一段日子,沒錯,她的心傾向中國貧苦無依的底層大眾,同情他們對抗龐然國家機器,但這只是其行文間所流露的一面。我們常常討論昔日報導,桂茹往往都會誠實面對自己,承認工作時難免有個人偏好,有時候即使質疑「受害人」的故事或多或少流於片面,也不太願意加以挑剔;她又不時反思,一宗宗悲天憫人的維權事件,情節人物縱使個個不同,背景主旨卻大同小小異,假如傳媒以新聞公器,反覆灌輸同一政治訊息,是否真的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大義凜然地說客觀公正呢?桂茹是內地高材生,原本於重慶大學本科修讀法律,將來成為專業人士,但她最終決定修讀第二學位,以新聞傳播為其人生志業。「揭露社會不公」,桂茹自述當初確有此宏大志向,同時她也坦白說,小時候當過報社小記者,於那段發掘市民故事的日子,享受自己寫的文章呈現人前,滿足感覺記憶猶新;到了大學時期,她經常成為活動主持,享受對大眾展示神采的自信。再三反省後仍堅持「站在雞蛋那一邊」,「揭露社會不公」之餘,亦承認希望滿足一點私心,我認識的桂茹應不會為了一個迂闊概念,幻想著「自由」二字的美好,就決定要以香港為家。觸得到摸得著的「自由」回到最初的起點,桂茹衝口而出的「自由」是甚麼呢?我腦海中立刻浮現「言論自由」、「採訪自由」、「出版自由」等概念,畢竟香港市民眼中的基本權利,對內地民眾來說可不是理所當然。不過這種想法只是我一廂情願,桂茹不是不理解和珍視各類型「自由」原則,但她心目中的「自由」卻是源於一段生活經歷。當時是2014年,桂茹還是中大新聞學碩士生,遠赴北京參加實習計劃,於《紐約時報》駐京辦事處擔任記者約一個月。桂茹寄居在親戚家中,每天早晚擠兩小時地鐵,跟隨著人潮往返工作地點,但如果你說摩肩接踵的都市生活規律,聽起來好像與香港差不多,她會斬釘截鐵地否定。桂茹經常遊歷在外,有時候到偏遠地方時,人生路不熟,她一個年輕女子會帶著防狼噴霧器徬身。就在她踏足首都的第一天,忘記行李箱內這件罐狀「可疑物品」,地鐵安檢人員搜出後大吵大鬧,當眾威脅要報警處理,幸好她保持冷靜有禮,解釋為何隨身帶著防狼噴霧器,成功說服對方息事寧人。桂茹此時仍只顧著委屈不服氣,還未有充足心理準備,即將日復一日見識國家機器的敏感和神經質每日於北京各個地鐵站,乘客都要先通過安檢才能步入閘口,桂茹時常要當場喝一口所攜帶飲料,證明不是爆炸品方可「過關」。不過她沒有習慣成自然,反而提起這段日常往事時,語氣仍帶厭惡不耐煩;這種生活感覺一點一滴累積起來,致使北京景物儘管巍峨有氣派,灰黃天色下,她只察覺到無日無之的監控,無心欣賞當權者悉心維持的宏偉外貌。親戚住所鄰近國安機關,桂茹每日路程都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人監視著街上一舉一動;有時家裡電話會傳出奇怪聲音,親戚說是見怪不怪,機關人員會監聽周遭通訊。桂茹回想自己於內地生活二十多年,至此才首度意識到「國家」和「政治」的存在,但對於如此龐大力量,她只覺得討厭無理;天羅地網下,北京沒有成為安全有序的居所,反而像是個可怕陌生的牢籠。同樣擠逼的地鐵車廂,同樣洶湧壓迫的都會人潮,北京和香港之間卻橫梗著一道名為「自由」的鴻溝,內裡不是甚麼慷慨激昂的概念原則,而是日常生活的切身體會。至少到目前為止,桂茹流連於香港鬧市,尚未察覺到強大冰冷的國家機器隱身其中,日夜監控著她的言行舉止。「心中無黨」的中共黨員今天,桂茹是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嚮往免於監控的自由;她同時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八千八百萬的一份子。她有時懊悔地自怨自艾,當初都沒怎麼深思熟慮就入了黨,對不起自己;我呀,就覺得她「恨錯難返」的語調太過沉重,我們的生活大多都不免這樣,計算和籌劃未來總是徒勞無功,拿上手的東西最後發覺不合用,現在的我譏笑着過去的我。薄熙來治下重慶,「唱紅打黑」的年代,大學尖子桂茹獲得入黨邀請,她不是像如今所說那麼不明所以,實則事前曾諮詢媽媽和師長意見,他們都認為有黨員身份在手,找工作會方便些。不過現實是黨員有近九千萬之眾,僧多粥少,較有把握的,就是對加入國企有幫助,具體講到怎樣發財或升官,桂茹的「智囊團」都心裡沒底;大家都僅僅覺得,有總好過無,多一個身份資格對事業發展總有幫助,應該是吧。黨可以給我甚麼呢?高材生心中有朦朧答案,但可能從未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不管如何,入黨筆試當然難不到桂茹,而面對那些檢查其思想狀況的「傻婆」,她坦承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輕易打發掉。其後,這個新晉黨員熱心爭取成為「唱紅打黑」活動的主持,目標是訓練膽量和實踐主播技巧;薄熙來倒台,重慶變天,但對桂茹來說只是換了口號,再不用高呼「三進三同」和「五個重慶」,她仍努力運用黨的資源,專心經營自己的人生。時至今日,當寧夏公安指控桂茹「非法採訪」,她立即搬出黨員身份,強調自己信奉馬列毛鄧,擁護習近平總書記,惹得盤問人員失聲竊笑;可見入黨還有「剩餘價值」,可供香港記者桂茹拿來「開玩笑」,於派出所緩和對立氣氛。近年中共中央多次譴責大量黨員「心中無黨」,不交黨費,不參與組織生活,不信共產主義,桂茹正正是犯上所有不足的「反面典型」。按中共規定,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於某個機關「掛單」。桂茹的「單位」是家鄉小區的居民委員會,過往這類街坊組織只是飲茶灌水,給大媽們一個歇腳場所,黨務活動全都馬虎了事,更不會有人多事查究誰沒有來開會。悠閒風氣近來卻蕩然無存,桂茹說居委會不滿她多次缺席會議,威脅要除名處罰;於是她母親隨機應變,承諾會代女出席,吸收「黨的訊息」,再轉達給遠在香港的女兒聽,勉強堵住居委會的口。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共中央認為眼前種種政經痼疾,病根之一為黨員失去精神信仰,人心散渙,所以大至反腐打貪,小至追討黨費,總之必須從嚴治黨,重振基層思想風氣。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市場經濟愈趨強大,不待中共高層推廣「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道理,以千萬計的基層黨員都改信了實用主義;他們祈求富國強兵也好,謀取私利也罷,「共產主義」都逐漸成為空洞標籤。只要現今的社會土壤維持不變,黨內的「桂茹」大概只會除之不盡,「春風吹又生」;假如非重振共產精神信仰不可,也許習近平真正要整頓的對象,並不是個別「反面典型」而已,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身。如何解讀十三億個人的「私歷史」?一個人的體驗,可以代表八千八百萬份之幾個黨員,十三億份之幾個中國人?誠然所有人的「私歷史」都獨一無二,但世上總有他人也經歷過相似的生活軌跡,探索過同一可能。桂茹還在家鄉太原時,她是本地人際網絡的「既得利益者」,從沒想過求醫治病會是難事;然而當她成為重慶的外地人,沒人際關係可以疏通,頓時發現自己求助無門,花盡功夫才找到醫生看病。與桂茹同一經歷的異鄉人應該不在少數,縱使他們不一定因利益受損,而悟出桂茹的結論:社會不能單靠人情關係運轉,我們需要制度規則以確保公平公正。留港兩年期間,桂茹曾經大病一場發高燒,要入院治療,剛巧其母來港探望,陪伴在側。她見到香港的醫生只開出退燒藥,不為桂茹做腦掃描,又不為病人吊鹽水,一度當場詰問,事後回想才恍然大悟,明白年輕女兒發燒,其實反映身體正對抗病菌,根本毋須多費藥力損耗病者。桂茹母親又聯想起,不少內地醫生所以提供那麼多療法和藥物,說穿了都是小事化大,盡可能開多些票據收錢。為甚麼要來香港?自從親身比對中港社會之別,桂茹的母親認同女兒的結論,再沒有問這個問題。 共產黨 港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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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世紀之秋》:致那衰朽爛熟的時代

有多少種理解世界的方法?又有多少種表達心中世界的方式?我還在收集各式各樣的答案,路途上偶而會碰到有趣的人,他們告訴我很多獨一無二的故事,體現他們對這世界的想法,但更多時候人際緣分可遇不可求,我只可以埋首於書海,耐心翻卷揭頁,期望搜索到那些彌足珍貴的答案。讀畢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著《中世紀之秋》(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我忍不住想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生活於一個衰敗的年代,那個世界會是怎樣的景象,又會為我們帶來甚麼感受?腐敗與驕奢,戰亂與瘟疫,無理災厄不斷衝擊14至15世紀勃艮地和法國,於那段所謂中世紀之秋的歲月,我們日後稱作「資本主義」的體系正悄悄成長,金錢、商人與銀行家等待著革命的機會。不管是否洞察到大歷史的轉向和發展,或多或少,貴族、教士、教士、編年史家、詩人和畫家都意識到一點:他們的世界正邁向終結和毀滅。貴族的幻夢劇場無力改變終將消逝的命運,貴族投入追逐榮耀與愛情的幻夢劇場,他們穿上誇張失實的服裝配飾,於不斷增生的繁文縟節中,一絲不茍地反覆確認自身地位;他們跟從永不饜足的虛榮心,排練騎士決鬥的戲碼,效忠可望不可即的女神,捲進無休無止的家族仇殺。貴族們不是不知道,冷酷狡猾主導他們的世界,色欲與殺戮無所不在。他們不時自嘲虛偽的光榮,坦承為掩飾華衣美服下的獸性本能,創造各種各樣的借口,但除此以外還有甚麼出路呢?歸隱田園過簡單生活,說得夠多夠厭煩,幾乎成為虛偽掩飾的一部份;虔誠向上帝懺悔認罪,這已是劇場生活的一幕,天主沒有令任何人能夠抵抗欲望與誘惑。信仰的極致和終點在這惡貫滿盈的世界,教士們對人類墮落痛心疾首,但他們最擔心的還是世俗羊群的庸俗氣息,玷污上帝真理的神聖。當市井百姓拿上帝的養父約瑟開玩笑,用他來嘲笑不幸「戴綠帽」的丈夫,每位聖人都難免沾上凡塵俗氣;當村婦愚民為求生活幸福安康,爭奪聖人遺骸,扯得屍身七零八落,聖物已走進異端魔法的境地。在中世紀某個秋日,異地來的朝聖客一雙一對趕赴幽會,商販、乞丐和妓女如常在教堂開檔做生意,教士感慨普羅大眾太過虔敬上帝大能,聖經話語已完全滲透日常語言,就在信仰完全消融於生活的一剎那,上帝自身失去超越神秘的魅力,只剩下禮儀的軀殼,無奈接受發自極致信仰的不敬和褻瀆。剛巧於那個秋日,教士內心也是鬱悶迷惘,他們曾經費盡心神,從世間一事一物尋找上帝蹤跡,動用所有想象力,挑選最貼切適當的象徵,描畫上帝的理想國度,白玫瑰是虔誠與聖潔,紅玫瑰是熱情與奉獻。數百年過去,教士卻差不多耗盡想像力,完美漂亮的象徵系統日漸失去養份,只可以依賴昔日貯藏,重複吐出經已枯燥繁瑣的措辭。這時候,教士索性讓美德與罪惡直接化身為人物,故事中名叫「理智」的老師教訓名叫「熱情」的學生;他們還從聖經裡挖出神秘數字,炮製七罪八福,總之用最懶惰的方法宣揚聖經話語。可惜他們有一批同僚卻無法欺騙自己,決定勇敢面對現實,承認人類話語和智慧有窮盡,永遠無法理解和描畫上帝這無限存在,這消頹放棄的態度最終引導出佛家的結論:上帝是空無。衰朽大樹上的爛熟果實尤如衰朽大樹上的爛熟果實,儘管藝術與史學蘊含美感與故事,但都只是印證貴族與教士的枯竭靈感,無法孕育全新思想主題的種子。流暢詩歌與浩繁編年史不厭其煩地延續某幾組比喻,鞭撻齷齪卑劣的時代,嗟嘆現世生命的無用,歌頌英雄的璀璨榮譽與純潔愛情,嚮往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如果說文字可以不斷滋長纏擾,直到完全毀壞講究完整與平衡的美感,畫家從一開始便受到眷顧,他們必須於畫框內表達一切,不得不仔細挑選素材,考慮構圖的穩定統一,於是有意無意間留下傑作,成功駕馭那時代作狀繁瑣的比喻和象徵,呈現後世能夠理解以至感受的美感。可是畫家自身卻不一定注意到這一點,純粹美感還是個陌生概念,他們只想運用高超技藝,取悅貴族與教士主顧,以最優美的方式滿足喜好奢華的視覺欲望。其說中世紀之秋是個絕望的年代,不如說那段時光浮現更為深沉的苦悶,俗世人類已經耗盡所有精力,等待死亡與天國;與其說好戰貴族和腐敗教士摧毀中世紀世界,不如說精神苦悶與想像力乾枯才是終極折磨,誰都再沒意願尋找出路,只能於囚籠裡互相苦笑凝視,等待終局來臨。 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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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夢遊﹕談港人輕視「勇武派無底線反抗」宣言

事到如今,很多香港人還未明白到事態嚴重,又或者他們都患上集體夢遊症,寧願相信年初一旺角的磚頭同火焰都是假的。我們確要直視體制陰霾,抵制政治檢控和警權濫用,保衛自由空間;可回頭看對岸陣營,我們亦不得不面對現實﹕本土「勇武派」誠實地公言支持「無底線地反抗」,兼且身體力行,一心一意要加劇加速體制反彈,自我實現崩潰預言,迫使更多人因絕望而訴諸武力。坦誠撫心自問﹕我們是否準備好掉進惡性循環,寧願一同自我實現預言,承受一發不可收拾的代價﹖除了所謂「以武制暴」,我們又是否已經別無他法,連想像一些較為聰明用腦的辦法都做不來﹖港人太輕視「勇武派」身體力行的意志也許,香港人太習慣政客講一套做一套,今天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對其言行大多一笑置之,不會認真看待,特別是那些說要「以武犯禁」的政治人物,更是不當一回事,以為他們「講就兇狠」,事到臨頭呢,都係惡極有限,頂多幫大家發洩一下怨氣。對所謂「激進派」,我們心裡一般想像不過是「議會掟蕉」,對口裏「勇武」總是半信半疑:「香港人邊度會夠膽呀﹖」;非常遺憾,旺角騷亂證明有些人不只「有膽」,同時還具備訓練和組織。我認同騷亂源於失敗施政和體制失效,但我們絕不能因立場相近,便不好意思不去「為親者諱」,試圖為騷亂本質塗脂抹粉,低頭掩眼,無視那晚旺角火光的可怕含意。騷亂當晚,本土民主前線於陣前指揮,派發攻防裝備,組織防線,現場有一隊隊黑衣口罩「戰士」,挖磚放火,裝束和行動正正是本民前一向推介的Black Bloc 戰術。該戰術由歐美引進,廣泛應用於無政府主義街頭騷動。很多香港人(特別是泛民支持者)對此難以置信,想盡辦法要為騷亂者開脫。有的說是電視台「維穩」,以剪接效果塑造「有組織」假象; 有的更說是政府陰謀,故意刺激「示威者」情緒,激得他們用磚頭追打警察,到處縱火,然後可以名正言順開槍鎮壓。無可否認,當晚食環人員對待小販無情無理,觸發眾怒,示威者絕大多數是激於義憤的市民,事先無計劃掉磚放火。可Black Bloc戰術擺在眼前,確有少數人實戰練兵,充當破陣前鋒,怎麼說都不完全是「篤魚蛋」所導致的偶發事件。製造炸彈符合「無底線地反抗」的思路香港人始終不願意承認一點: 有一批人已經「覺悟」,講明會「以武制暴」,「以武犯禁」,不介意以武力達成政治目標,而且明言「抗爭必須放下頭上的光環,無底線地反抗」。最近傳出本民前黄台仰被捕,涉嫌貯存危險化學物質,可用於製造炸彈。網上反應普遍為嘻笑怒罵,恥笑警方拋出的化學物質名詞,全可於家居用品找到,換個專有名詞來安插罪名是「砌生豬肉」,只能夠「愚弄」無知婦孺。網民或者缺乏想像力,又或不肯面對現實,忘記本民前是言行合一的「勇武派」,最近才身體力行,以磚頭和木盾於旺角「正面作戰」。既然要「以武犯禁」,建立軍火庫以至製造炸彈根本順理成章。其次,「平民」只要懂得上網搜尋,不難找到自製武器方法,由家居用品中提煉所需化學物質,這可不是甚麼天方夜譚。疑點利益當然歸於被告,況且恐懼政治檢控蔓延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們如認真看待「勇武派」的政治理念,至少不應對製造炸彈一事,完全當笑話來看,必須承認有此可能性,符合「無底線地反抗」的思路。泛民黨派要盡快換血以消化本土主義我們再不能用那種冷嘲熱諷的態度看待政客。他們當中有(太過)重視承諾之輩,不只鋪排語言辭令以供群眾發洩情緒,還要求你付出代價,承受社會動蕩,人命傷亡。不認同「勇武派」政治目的,自然不會認同武力手段;可即使認同其目的,你又真的願意「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嗎﹖難道沒有其他辦法嗎﹖對於泛民各派,譴責暴力必要但無用,長遠要建立全新政治論述,吸收消化「勇武派」的本土主義,去蕪存菁以制定行動綱領,驅除絕望氣氛,消弭動武情緒。可當下最要緊的是,各黨派於今年立法會選舉,應盡快換上新面孔,鼓勵他們帶動新思潮。在私,各黨派老人已經不幸「聲名狼籍」,不見得可用「保住泛民席位」之名,不准新人掛帥;在公,香港政治生態亟須新氣象以注入希望,不容脫節舊人戀棧權位。對於「勇武派」,論武力級數,旺角騷亂確是Level 0,未比得上歐美暴動的「國際標準」,更加無法與戰亂國家相提並論。但我們真的要走到出現「烈士」的地步嗎﹖各位「義士」的動武底線又在那裏呢﹖「勇武派」曾引用卡夫卡名言,指「邪惡太了解善良,善良卻不了解邪惡」,其實我們還應該加上一句註解﹕「善良有時候不懂計算對付邪惡的代價,白白放棄希望和想像力,拒絕思考更聰明的辦法。」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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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中東政策: 軍事強權、地區安全與意識形態(下)

中東的韌性:阿拉伯之春的啟示 於阿拉伯之春,起初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帶動街頭革命,代表公民社會覺醒,希冀民眾藉此機遇作抉擇,邁向民主自由之路,可此理想卻缺乏實力支撐,相比教派和家族勢力,中東的公民社會軟弱無力,手中無錢無槍,動員能力亦相形見絀。革命後權力真空,國家前路開放予各方勢力爭奪,鬥爭講的不是意識形態對錯,而是該意識形態有多少軍事實力,於此信奉自由民主的那一派顯然勢孤力弱。實則以大多數中東國家的政經條件,未能滋養實力雄厚的公民社會,自由民主縱能一時領導革命,成果亦只會落入教派和軍人勢力,如埃及實況所示。軍事強人穆巴拉克於11年倒台後,埃及行民主政制,穆斯林兄弟會出身的穆爾西一經民選掌權,即試圖改動憲法和人事以集權,觸發13年反政府示威,軍方領袖塞西乘勢發動政變,推翻穆爾西,鎮壓其黨羽和支持者。埃及搖擺於宗教與軍事勢力兩極,夾在中間的公民社會奄奄一息,人民大多已厭倦無休止流血鬥爭,兩害取其輕,惟有接受有力穩定國家的強人,故此塞西於去年成功贏得民選總統寶座。三年過去,自由的追求讓位安穩的渴望,於是埃及換上另一個軍事強人。縱觀阿拉伯之春的結果,不是強權鎮壓就是武裝混戰,只有突尼斯的民主成果較為可觀,但都處於教派衝突和伊斯蘭國之威脅,如履薄冰。迄今為止,於中東世界,伊斯蘭教仍是最強社會組織力量,教派歸屬依然主導身份定義,惟一可與之相抗者,乃挾著民族主義和軍隊的強人。由阿拉伯之春到伊斯蘭國,奧巴馬政府已認清敵人並非獨裁政權和極端份子而已,他所面對的是中東世界固有的宗教信念和意識形態,盤根錯節於社會各階層,擁有強大動員能力。美國學者基於自家價值觀,論斷中東世界還未通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洗煉,自由民主理念未能紮根。因當地政教依然合一,致教義爭拗足以釀成戰爭,宗教勢力仍能力壓世俗價值。另一派則以為正因美蘇於冷戰期間插手中東,其後全球化經濟又衝擊本地文化,中東世界才會強力反彈,教派轉趨保守和極端,以捍衛原有生活方式,抵制西方侵略。雖則立場迴異,但兩套說法都指出,不論以推廣普世價值,還是消滅極端主義為目標,美國軍政實力無用武之地,不足以穿透中東社會組織的堅韌藩籬,更打不著無形的意識形態。前線現實:意識形態與軍事僵局伊斯蘭國遵行所謂復古原教旨主義,其世界觀乃打碎民族國家的分野,統一由西班牙至伊朗的古老伊斯蘭世界,於轄地嚴厲實行伊斯蘭法,殲滅膽敢違抗的異端和異教徒。即使美國甘願再度掉進軍事和財政黑洞,派出地面部隊以消滅伊斯蘭國,都無法將這套瘋狂世界觀連根拔起,軍事佔領甚至會令其聲勢和吸引力更為浩大,重蹈伊拉克戰爭的覆轍。假如要根除極端主義,中東政權需要確立政教分離原則,並容忍言論和出版自由,將不同思想納入成制框架;知識份子要嘗試消弭教義分歧,進而提出世俗意識形態,安排宗教退出身份定義;社會經濟發展亦要扶持中層組織,包括商會、專業人士、社福組織、政黨等等,以分薄教派和家族力量。如此複雜困難又講求機遇的政治工程,只可能由當地人民達成,怎會是美國這外人所能擔當?美國大可宣傳溫和伊斯蘭教義和普世價值,支援親美知識份子和伊瑪目,提供經濟援助予中東各國。可一如冷戰時期對蘇策略所示,宣傳贊助的效用說不上顯著,惟有對家當權者逐步實行改革,不知不覺間靠攏美國模式,牽起前所未料的社會變革風潮,方有可能打破僵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坦言,對伊斯蘭國戰爭已陷入僵局,雙方都難以寸進,講到根治致亂之源如教派衝突,他隨口說要花超過十年時間,亦即說他其實束手無策。以目前局勢而言,美國充其量只能順勢而行,以軍力確保伊拉克和庫爾德族可以撐下去,而巴沙爾政權作為敵人的敵人,也不可對其敗亡聽之任之,畢竟要圍堵伊斯蘭國擴張已甚艱難,枉論要挽救阿拉伯之春,奢言履行天賦使命。可奧巴馬卻非如批評者所言,猶豫不決地靜待局勢變化,實則他於伊朗核和談,探索新出路。謀求出路:美伊核和議的契機近年美國的中東政策已減少天賦使命的色彩,以當地社會、文化和思想實況為指導,由此判斷軍事僵局非武力所能解決,不宜派出地面部隊。至於意識形態這池渾水,華府對伊斯蘭教的公開態度是尊重,對教派分歧則保持中立,不傾向於任何派別。奧巴馬更宣稱伊斯蘭國乃「非伊斯蘭」,只指稱為「地區安全威脅」和「恐怖份子」,以免墮入宗教批判和意識形態爭論。既然單邊動武和意識形態鬥爭均不在選擇之列,那麼前進之路幾乎只剩下外交操作:以美伊核和談為契機,拉一派,打一派。和談協議只限定伊朗凍結核計劃十年,由專家巡查核定,歐美卻擱置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牌面是伊朗贏得較多利益,因而令美國的遜尼派和以色列盟友側目以對,擔心伊朗獲得更強的軍力財力,資助巴沙爾政權和什葉派武裝。可如換個角度看,美國可以利用此協議為籌碼,賭上伊朗和解意願,勸誘其服務美國的政經需要。若果賭贏了,美國就會獲得強大幫手,有助圍堵伊斯蘭國,長遠則減輕區內什葉派的威脅,紓緩區內教派衝突;即使賭輸了,最嚴重也不過是打回原形,歐美重啟制裁,美軍戰機隨時準備摧毀伊朗核設備。既然中東局勢始終一潭死水,美軍又不會落地作戰,這場賭博總算聊勝於無。美伊和談或者標示美國中東政策的轉向,可當中顧慮不只是伊朗的和解誠意,還要顧及中東盟友的觀感。當然,至今美國未有甚麼大動作,遠未會衝擊盟友的心理防線,促成中東外交體制大洗派。縱使其現實主義方針大概會延續下去,奧巴馬於任期尾聲種下這一著,到底會怎樣開花結果或枯萎夭折,還取決於下屆美國政府如何安撫焦慮的盟友和利用協議之便。延伸閱讀: Ali, Ayaan Hirsi, “A Problem in Heave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5 Issue. Beinart, Peter, David Frum and Jeffrey Goldberg, “Is Ther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the Iran Deal?”, The Atlantic, July 17 2015. Cambanis, Thanassis, “Down but Not Out: Youth and Revolution in Egypt and Beyond”, World Politics Review, December 16 2015. Goldberg, Jeffrey, “‘Look … It’s My Name on This’: Obama Defends the Iran Nuclear Deal”, The Atlantic, May 21 2015. McCants, William, “Islamic Scripture Is Not The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5 Issue. Owen, John M., IV, “From Calvin to the Caliphat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5 Issue. Wood, Graeme, “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 March 2015 Issue.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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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中東政策: 軍事強權、地區安全與意識形態(上)

能力愈大,責任愈大。美國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以其舉世無匹的經濟實力和海陸空三軍,自命捍衛自由世界的秩序,推廣普世價值和民主政制,視之為外交政策的天賦使命。美國輿論界每及外交,大多以此為立論基礎,少有質疑天賦使命是否站得住腳,又普世價值是否放諸世海皆準。爭論焦點往往不在於意識形態正確與否,而在於如何輸出這意識形態,「推廣民主」與「維護自由世界安全」乃理所當然的議題。可是,自911事件以來,十多年來戰爭和革命不輟,美國的中東政策終屬勞而無功,虛耗國力,近年此超級強權似乎已承認自身極限,汲取現實教訓,中和天賦使命的理想。追本溯源,美國的中東政策到底哪裡出了錯?戰略地位:強權之必要伊斯蘭國於去年勢如破竹,穩守敘利亞東部及伊拉克北部據點,兵鋒一度向北蠶食庫爾德地區,向南攻陷巴格達。若非英美聯軍自該年8月展開空襲行動,支援庫族部隊和伊國政府軍,雙邊重鎮必定岌岌可危,甚至早已陷落,軍民慘遭屠殺。一旦伊斯蘭國把握時機,借勢挺進,消滅南部伊拉克政府,又擺脫北部庫族牽制,將能大舉進軍敘利亞,如此巴沙爾政權便有覆亡之虞,土耳其、黎巴嫩、約旦及以色列亦會唇亡齒寒,成為伊斯蘭國下一波進擊目標。現時英美以戰略轟炸及情報合作,支援前線地面武裝,算是勉強劃下雷池禁區,阻擋伊斯蘭國擴張。另一方面,長久以來,美國對中東盟友作安全保證,威懾敵對國家如伊朗,同時緩和盟友間如以色列及沙地阿拉伯拉的衝突,一來保護自身軍事及經貿利益,二來防止政教對峙一瞬間爆發為軍備競賽以至戰爭。可自阿拉伯之春以來,美國的天賦使命令沙特等遜尼派專制政權心生猜疑,伊斯蘭國崛起令其安全承諾亦備受懷疑,於是盟友為自保而各自行動。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合作組織調兵遣將,先是派兵至巴林,鎮壓該地民主風潮,繼而進軍葉門以殲滅什葉派武裝,防止自家後園生出敵人。今年年初,奧巴馬邀請沙特等盟友於大衛營會談,對方只派出次級官員,以示不滿;至4月海灣合作組織與更埃及商討,意欲彷效北約組織,設置組成常備聯軍及軍事平台,增強實力以自行處理地方安全事務。雖然盟友間只是稍有嫌隙,遠未至於分道揚鑣,美國亦默許和鼓勵近日軍事行動,以減輕負擔。但如遜尼派盟友不再相信美國的安全保證,為應付什葉派死敵伊朗的核威脅,有可能會先發制人,研發核武器,也沒有理由為美國面子,壓抑對以色列的敵意,如是中東局勢將會更為動蕩。由此可見,美國之為區內最強軍政力量,其盛衰張馳,確實主宰中東的外交體制的穩定和地區安全,絕不能輕言退出。可是,多年來其中東政策雖以保障地區安全為名,結果卻行了破壞脆弱穩定之實,失誤的漣漪於當地牽起洶湧巨浪,餘波還未消散。弄巧反拙:打開潘朵拉盒子有鑑於伊斯蘭國猖狂肆虐,地區盟友貌合神離,美國鷹派連番發炮,認為奧巴馬政府猶豫軟弱,未能肩負「維持自由世界秩序」的責任,令親者痛,仇者快。隨難民潮爆發,數以十萬計敘利亞平民不堪戰火連綿,冒死渡海逃到歐洲,輿論批評火力因而更為猛烈。可是,他們忘記伊拉克戰爭和阿拉伯之春的教訓,美國軍事行動未能引領中東步向和平、自由和民主,反而打開了潘朵拉盒子,致使災難連連。巴格達迪本來是研讀伊斯蘭經文的博士生,如無意外他會以伊瑪目身份終其一生,其極端保守見解只會宣揚於清真寺。至03年一切天翻地覆,美軍佔領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隨之而來的是遜尼什葉兩派仇殺。巴格達迪參與遜尼派武裝,為美軍逮捕投獄,於獄中與其它極端分子相結為友,出獄後藉此門路,投身阿爾蓋達伊拉克分支,逐步晉身主管之職。自11年起,美軍撤出伊拉克,敘利亞內戰爆發,該分支趁兩地政軍局勢不穩,於敘國東部建立基地,進而侵入伊國北部,至去年6月攻陷伊國第二大都市摩蘇爾後,巴格達迪宣布成立伊斯蘭國,自任為哈里發。當美軍推翻軍事獨裁者,致令該地群龍無首,原受壓制的教派勢力和極端份子抬頭,吸引平民加入參軍,以實踐教義及抵禦美國侵略者,巴格達迪這位保守學者正是以此機緣,化身烏托邦殺人狂魔。相類悲劇重演於阿拉伯之春,美軍聯同北約轟炸利比亞,協助武裝份子擊倒卡達菲,可至今新政府仍忙於抵抗教派民兵和伊斯蘭國,內戰未見止息;又美國提供武器和訓練予敘利亞反政府軍,支援其對抗巴沙爾,結果戰事拉鋸多年,人命傷亡數以十萬計,和談未見在望,大批遜尼派武裝已脫離反政府軍,轉投阿爾蓋達和伊斯蘭國,致使巴格達迪得以迅速於敘國東部站穩陣腳,坐收漁人之利。美國輿論界對上述反效果自有一套解說,論者承認伊拉克戰爭是嚴重錯誤,阿拉伯之春亦未如人意,但美國不能因過往失足而裹步不前。他們認為正因奧巴馬政府「過份汲取」教訓,過早於伊拉克撤軍,致令伊斯蘭國有機可乘,又其於敘利亞久久未能派軍參戰,所以巴沙爾才會屹立不倒,為害國民。對於此等批評,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回應很簡單:只要中東政權和社會自身一日未能消弭衝突,美國直接干預不單會徒勞無功,甚至會弄巧反拙,愈搞愈糟。奧巴馬言下之意即戰略轟炸和情報合作已為行動極限,此論調又反映美國官方經多年教訓,明白不可單憑軍事恫嚇就能解決中東問題,美國要認清當地社會局勢和意識形態,才能避免政策失誤,再次作繭自縛。延伸閱讀: Goldberg, Jeffrey, “‘Look … It’s My Name on This’: Obama Defends the Iran Nuclear Deal”, The Atlantic, May 21 2015. Ibish, Hussein, “A United Army for th Arab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 2015. Rothkopf, David, “The Curse of Obama Doctrine”,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 Sengupta, Arnab Neil, “The Fallen Leaves of the Arab Spring”, Aljazeera, March 15 2015. Stephens, Bret, “What Obama Gets Wrong”,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5 Issue. 美國 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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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兩難:人民幣政策的回顧與展望

張五常教授的警告七年前,張五常教授於《信報》專欄大聲疾呼,力排眾議,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相關文章已刊輯於《多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教授深入淺出,闡述其小眾惹火的看法:中國雖為經濟大國,但支柱產業仍為低端製造業,主打來料加工和勞動密集型生產,還未談得上與歐美日等高科技強國爭一日長短;中國的競爭對手實際是發展中國家,與之比拼廉價勞動力和生產成本,爭奪出口市場,。這些競爭對手的貨幣皆與美元掛鉤,一般而言,其幣值隨美元上落。假如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連帶兌整個美元系統升值,失卻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優勢,拱手相讓出口市場,本地製造業流失倒閉,失業工人「返鄉下耕田」。為甚麼中國會願意自斷一臂,容許人民幣單方面升值呢?大家應該耳熟能詳,改革開放要轉向,由出口主導改為內需支撐,貨幣升值有助提升民間購買力,人民樂意消費多一點,增強內需。更為要者,政府想騰籠換鳥,踢走低增值製造業,換置高增值科技產業,藉此撈取更高國民收入。匯價升值既擠走勞動密集型工廠,又幫助新興產業購置機器及借取外債,迅速打穩陣腳,生產高端產品,脫離惡鬥低成本、低價格的出口市場。為此政府還祭出一系列新法例,以保障員工收入增長和規管環境污染為名,順便推高生產成本,吞掉工廠僅餘利潤,迫不及待要殺鳥取籠。有形之手自信過度,用力不均對於此等政策目標,張教授嗤之以鼻,偶而加一兩句「蠢到死」,始終認為政策走歪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七年過去,人民幣兌美元升幅超過四分之一,升值效果之一大抵如教授所言:低端製造業抵不住成本急增,逃往越南、柬甫寨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福布斯》甚至大口誇言,中國的製造業生產成本已與美國不相上下。與此同時,中國高科技發展確見苗頭,騰訊、小米、阿里巴巴等企業已是家傳戶曉,深圳和北京中關村亦成為中外公認的創科重鎮,即便是下游生產,「紅色供應鏈」也成功搶去日台韓的半導體訂單。可經濟增長卻是青黃不接,高科技產業要的是專業人才,生產程序自動化,用不著聘請血汗工人,結果舊一批勞動人口真的要「返鄉下耕田」,而受益於經濟轉型的新一代,其工資增長也未見得真能帶動內需,即使加上政府支出,本地消費仍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約一半。中國政府用慣有形之手,是次自信過度,用力不均,破壞之手太猛,舊經濟土崩瓦解,但建設之手太弱,新經濟後勁不繼,經濟增長所以由高峰百分之十跌至守百分之七不保,經濟轉型寬猛失調乃主因之一。人民幣不會出現「持續性貶值」?時移世易,因整體經濟下行,人民銀行如今需要處理與日俱增的貶值壓力。自去年十一月起,人行有見整體債務達國民生產總值近三倍,通脹、製造業及貿易諸數據皆不利,於是實行寬鬆貨幣政策,三次降準,四次降息,務求增加貨幣供應,提振信貸流通,紓緩下行速度。細閱其資產負債表,顯示人行直接印鈔,注資銀行體系以換取債權,類近美國量化寬鬆之策。人民幣於市面供應持續上揚,其累積貶值壓力亦愈來愈大。縱使人民多番放水,但藥效一次不如一次,中國經濟未見起色,人民幣需求難免疲弱乏力,市場亦萌生貶值預期,至近日股市崩盤,樓市不振,上月出口大減逾百分之八,製造業嚴重收縮,人民幣貶值壓力更為沉重;又美國加息周期開展在即,資金陸續流出新興市場,如馬來西亞令吉和印尼盾暴跌,至十七年前金融風暴的低位。中國作為新興市場龍頭,逃不過去,今年第二季已有共值逾二千億美元資金外流,人行要穩住人民幣於目標匯價區間可不容易。人行頂住供求雙重壓力近一年,直到兩星期前,才宣布下調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約百分之二,聲稱為配合當前貿易及經濟情況,強調中國不會打貨幣戰,人民幣不會出現「趨勢性貶值」。明明供求劣勢未變,貶值預期更形熾熱,人行仍可如此豪言壯語,皆因手上還有三萬七千億美元外匯儲備,要強行維持匯價一兩年並不成問題。錯失自由匯兌的最佳時機人行宣布貶值當日,同時落實匯制改革,兌換中間價會以商業機構收市報價為基數,預示人行將會逐步放棄直接定價。官方宣傳此舉為匯率「市場化」,且是邁向自由匯兌的一小步。回想七年前,張教授反對人民幣升值,絕非掩起雙眼,無視當日人民幣升值壓力。他只認為若升值無可避免,實行自由兌換最為聰明。此因其時歐美經濟實力衰頹,中國動蕩較小,經濟發展方興未艾,挾著長年貿易盈餘,人民幣升值潛力有目共睹,只待人民幣於國際市場自由流通,各國無懼停兌風險,便會爭相納人民幣為儲備貨幣,作為本國貨幣保值之錨,與美元分庭抗禮。屆時人民幣「國際化」水到渠成,匯率會隨各國雙邊貿易情況浮動,相對調節高低,無需再盲目盯著美元走,硬著頭皮對各國貨幣一併升值,白白斷送自家出口市場和製造業。過了七年,只能說最佳時機已過,低端製造業已大批撤離,亡羊補牢的效果成疑;人民幣走勢由強轉弱,保值吸引力已大減。人行一旦放手,全由市場主導匯價,人民幣更有插水式貶值之虞,長遠「國際化」效果未見,即時震撼卻足以加速資金外流,形成新一波貶值壓力,做成惡性循環以至經濟恐慌。那麼由人行於市場間接操作,安排人民幣有序貶值,又如何呢?人民幣貶值伊始,市場有乘勢拋售的現象,匯價繼續下調,此時人行當機立斷,立刻出手穩住匯價,此舉暗示中國政府還未放棄調控匯價之權,寧願消耗儲備,執意維持匯價於固定區間。大概中南海仍堅持「出口轉內需」和「產業升級」的國策,不願看到人民幣大幅貶值,民間購買力倒頭下跌,削弱消費和投資意欲,兼且令肩上共值一萬億美元外債百上加斤。周小川兩難領導人拒絕承認改革要停一停,先用兩三年消弭政策錯誤,調整失衡的經濟結構,「趁勢性貶值」當然不在考慮之列。同時他們又不得不想辦法紓解目前困境,澆熄近火,惟有由人行繼續執行寬鬆貨幣政策,為下行經濟打麻醉藥,藉此拖延時間。可是,因人行增加貨幣供應,人民幣匯價受壓,人行為撐住固定匯價區間,要出售外匯老本來購回人民幣,倒過來又收緊銀根,削弱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此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之矛盾,財經界人士以人民銀行行長命名,稱之為「周小川兩難」。目下中國的有形之已經不能再一把抓,自信想幹甚麼就幹甚麼,總要選擇放手那一項:錯步失調的改革政策?違反市場趨勢的固定匯率?還是日漸失效的寬鬆貨幣政策?可惜迄今為此,中國政府自恃銀彈儲備充足,拖得多久便多久,可儲備終有一日會耗盡,到時怎麼辦才好呢?也許其中反映領導人之間尚未達成共識,又或中南海仍幻想不用壯士斷腕。全球市場現正翹首以待,等著中南海內部爭論完畢,公布官方屬意的大方向,以明確果斷的政策釋除疑慮。投資者只能盼望實況並非如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明所言:「中國領導人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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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科書爭議:日本政府的困境

(圖: “Crowd Tokyo” by Poppy – Photo taken by Poppy.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日本教科書篡改歷史」。如果你自認為中國人,對此感到憤怒無比,或者先還原基本步,了解一點日本教科書的出版審定過程,此後應會另有一番見解。Nippon.com有一篇題為〈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制度:製作、審定、採用〉的文章,篇幅長了點,但值得一看,日本制度設計之細緻周密可見一斑,同時讀者可略窺日本內政外交如何糾纏不清。自由民主與威權專制之別文章主旨很清晰,「日本」這把大傘子下,包括眾多互相制衡的權力和利益集團,不同於中國政府緊握歷史話語權,內容詮釋定於一尊。根據日本制度,中央文部科學省負責制定教科書指引,審批出版商上呈的教科書,其間官員可當不了一言堂,另有專責審批的委員會,成員包括相關專家和學校教師;地方政府方面,同樣由官員、專家和學校教師組成委員會,於中央已審批的教科書名單,挑選適用課本。或說紙上制度會騙人,委員會都是政府傀儡,給官方立場塗脂抹粉,這質疑合乎政治常識但不符事實。由指引到審批,日本出版商看似被動,只能遵從政府意思,但事實為早於九十年代初,出版商聯同前線教師,展開訴訟,挑戰中央政府的審批修訂之權,最後贏得官司,官員保得住審批權,但遭法庭推翻當時各項修改要求。自此以後,採用那一本教科書,可不是文部科學省說了算,出版社和教師有法理依據,抵制中央的修改建議。如中央強行否決出版申請,隨時引發訴訟和政治風暴,不只得罪右翼民族主義,還會遭受一般市民抨擊,指控其干預出版自由。制衡機制加上權力逆轉,綁住了日本中央政府的手腳,難以單為政治外交需要,引導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和詮釋方向,這正是自由民主與威權專制之別。左右做人難的「中立」和「觀點平衡」原則自二戰以後,歷史問題那麼敏感,牽涉內政外交,日本中央政府的原則是,「要求教科書在整體上盡可能地採用客觀且兼顧各方平衡的表述」,寧可勉力追求虛幻的「觀點平衡」,弄得內容「枯燥乏味」,都極力迴避判斷和批評,並刻意採用中立字眼,如「南京事件」和「進入中國」便是兩例。以史學論之,你大可說是掩耳盜鈴,矇眼不看史實,故意不用「屠殺」和「侵略」兩詞,可這是你的史觀,確實有他人持相反意見;以政治論之,日本官員面對本國外國觀點紛陳,以及觀點背後的各股政治力量,於是竭力保持距離,幻想站在歷史詮釋的中立點,不得失任何一方。文部科學省五年一度修訂教科書,除了專業水平,考量一大堆,要顧及言論自由,要遵行制度規定的「平衡」原則,還要應付外交壓力和國內右翼。如果教科書只服從於外國人的「真理」,又或只滿足本國民族情緒,論制度原則、國家主權和政治利益都說不過去。實則日本中央政府左右做人難,惟有堅守歷史不可知論調,把頭埋進沙裡去。中國聽到這種不可知論調,不耐煩也不高興,高調要日本正視歷史,可外國人愈大聲批評,日本右翼反彈愈強,日本政府夾在中間,迴旋餘地愈來愈窄。中國要睦鄰和解還是火上加油?一如釣魚台「國有化」問題,於歷史教科書爭議,日本中央政府不斷「食死貓」,民間以自由和主權所行之事,往往由政府「埋單」,飽受鄰國炮轟,啞巴吃黃蓮。若果中國真的想睦鄰和解,應該正視日本政府的難處,即使面子上不得不說話,也犯不著由外交部公開發炮,要控制好批評力度,大可派官方專家寫些文章,做幾個訪問,反擊「錯誤」史觀,間接顯示中方體諒。長遠來說,中日兩國人員需要關上門,私底下商量紅線在那裡,只要日本中央政府不斷然否定「屠殺」和「侵略」,中國對於其委婉的歷史不可知論,睜一眼閉一眼亦不為過。當然,中國外交高層智囊雲集,大概都知道日本政府的難處,可「日本」是個好用的稻草人,而歷史問題是日本政府的軟肋,給捏痛也不能出手反擊。中共定期譴責日本不知悔改,重炮出擊,一邊以此增強對日領海爭議的聲勢,另一邊挑起民族情緒,轉移國民視線,紓緩國內社會矛盾。反正民眾都只需要一個發洩不滿的稻草人,不會深究「日本教科書」的內容和審定過程,他們只需相信,「日本」今天仍是邪惡軍國主義侵略者,事實如何並不重要。陰謀論來說,就中日關系而言,只要日本一直是美國盟友,道歉多少遍都會「不夠誠意」,給了多少免費援助都是「忽略歷史責任」,教科書永遠都體現「軍國主義復辟」。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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