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悄悄萌芽:香港的藝術產業發展

香港是全球第三大藝術交易中心很多人都不知道,自二零零八年起,香港的藝術品交易持續成長,至今按銷售量計,已穩奪全球第三大藝術交易中心之位。於國際藝術年曆,香港亦佔一席位。如鼎鼎大名的巴塞爾藝術展,原本去年將香港展覽安排於夏季五月,時段與其它歐美藝術盛事重疊。今年主辦機構將展覽推前至三月中,一來避過濕熱難受的初夏,二來特意於藝術年曆劃出專屬時段,突顯香港展覽之重要,算是與倫敦紐約看齊。見到業內龍頭如此重視香港,藝術發展局都趁熱打鐵,於巴塞爾展期間,舉辦香港藝術週,湊足一百五十個項目,如藝術中心提供免費電影,公映作品便有四十齣。靜悄悄的本土文藝復興?我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初初聽到這消息,難免會冷嘲熱諷:「藝術中心四字中間,怎樣都要加上「交易」二字,香港沒有本地創作,做個交易中介有甚麼了不起?」自金融海嘯後,亞洲新興市場崛起,由中國牽頭帶動,區內中產階級茁壯成長,他們有的要附庸風雅,追求高級生活品味,清洗身上銅臭,有的很現實,手上一大堆熱錢,買了房子股票,順便炒賣一下藝術品。此外,有一批高檔藝術品或明或暗,流入企業的資產目錄,商場大班拿來「充實」帳面根基,拿來施展借貸和投資的財技。確實香港這個藝術交易中心,銅臭味很重,特別是中國的銅臭味。可世界那一門生意不是如此?正因有市場根基,本地藝術家享有近水樓台,才能填飽肚子,有精神氣力貢獻藝壇,爭取難能可貴的國際展出機會,開拓一片新天地。大家或許還未察覺,有市場力易撐腰,於柴灣、蘇豪和火炭等老城或舊工業區,藝廊從無到有,開辦如雨後春筍,行內人終可全職從事藝術工作。最理想當然是覓得知音,自家創作足以維生,但如果不獲賞識,他們都能轉型為藝術顧問,專門幫助五星級酒店和大公司採購藝術品,並指導高檔商業活動的藝術風格。也許,順應近年文青風潮,再由市場力量推波助瀾,香港的文藝復興正在靜靜萌芽。政府還是「積極不干預」為佳當政府說強調「積極不干預」過時失效,要「適度有為」,防止香港「被邊緣化」,極力為干預政策塗脂抹粉,官員們卻隻字不提近年市場力量的成功例子。幸好他們自我陶醉,不察覺也不在乎,無意間遵循「大市場,小政府」,間接扶持藝術產業的發展。香港硬件充足,不單有一流展覽場地,還有多工純熟的展覽產業,由建築到公關,無一不專業有效率。就軟件而言,至少迄今為止,香港還有藝術表達自由,新加坡和中國不容的「異見」作品,在這裡可以公開展出和流通。香港當上國際藝術交易中心,只講金錢銅臭實太過膚淺,要吃得到這口飯,我們依靠契合需要的基建和自由風尚。政府「扶持」不好嗎?不是說基建不可或缺嗎?可政府效能一向不可靠,而且一旦官員充當投資者,財大氣粗,很難按捺得住權力欲,少不免要定義甚麼是藝術,如陳鑑林議員曾說:「凡是不雅、淫褻,甚至有政治成份、侮辱成份的藝術品,都不屬於藝術品。」此等見解一旦主導藝術交易市場,一則以資助操控創作,拿來做維穩,二則可以名正言順地分餅仔,派錢給合意聽話的自己人,最終只會失去自由基石,劣幣驅逐良幣,因政治立場和私利而破壞市場運作。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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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牛市的劇本和變奏

七年因果,債務深洞二零零八年,中共為抵禦金融海嘯衝擊,印了四萬億銀紙,原意為藉增加流動資金,促進基建投資和創造職位,開頭大家都很高興,地方政府和國企們吸乾了大水喉,雄心壯志地擴張版圖,到頭來卻是眼高手低,建造了一堆死城、爛尾廠和媲美白宮的官府大樓。部份銀紙的確流到實業生產,但鬆動銀根鼓勵盲目增產,無視供求平衡,導致海內外市場消化不及,如鋼鐵和水泥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便十分嚴重。現在真相大白,四萬億銀紙花光了,但所謂投資項目大部份是鏡花水月,地方政府和國企拿不出回報來填洞,同時民間中小企繼續飽受資金不足之苦,被迫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至今中國總負債已佔國民生產總值近三倍。計劃剛開始時,銀紙大幅增加,物價樓價飆升,政府擔心的是經濟過熱,過了這一道虛火,到習李班子上台前後,中國經濟迅速降溫,債務重壓下是經濟轉型的艱難,隨著生產成本上漲,人手密集的製造業陸續遷離,即使高端科技、電子商貿和內需消費方興未艾,但都未成氣候。到今年初,工廠採購及生產價格指數連續三十多個月下跌,出口增長放緩,資金每月可上百億地流走,物價水平受壓,樓市亦經歷一輪下滑,儘管美其名為「新常態」,這時新班子坦承只可「保七」,兼且面臨「硬著陸」風險。策劃喜劇,牛市救國於是中共寫好了一齣喜劇,順順利利的話,政府、企業和民間舒舒服服地走過轉型之路,不知不覺間擠身富裕強國之列,大團圓結局。這始於大陸儲蓄率奇高,達國內生產總值一半,政府想藉牽頭做牛市,鼓勵儲蓄者將多年累積的老本扔進股海,搭牛市順風車,分享經濟成果,無形間為國家提供民間熱錢,為經濟轉型獻身。正因如此,債務沉重不要緊,公私企業可以借著政策牛市,發行新股集資,在股市撈了這筆熱錢填債補虧,拖得一時得一時。期間由政府主持各項債務重組,以及容許低效公司逐批消亡,井然有序地施手術,割掉債務腫瘤,避免突如其來的破產和失業潮,由此順勢維持經濟增長。政策牛市實際是處理債務危機和經濟轉型的麻醉藥。長遠來說,等待股市幾經波浪,逐步攀升,發展成熟之際,中共便會開放資本帳,正式連接國際金融體系,汲引全球資本洪流,支援各項高端產業發展,並增強中國的國際金融地位。與此同時,大媽投資股票獲利,資產升值兌現為鉅額財富,可以開心花錢消費,血拼商場名店,協助中國由出口經濟升級為內需經濟,自成一穩定體系,有能力與美國一較高下。中共要這齣喜劇開得了幕,有機會開心散場,少不得一個政策牛市做楔子。怎麼做呢?無疑某些藍籌大股仍有投資價值,但整體大陸股市而言,特別是創業板,市盈率高得驚人,靠講故事,改新潮名字哄騙大媽們入市,底下無一條實業盈餘的樁柱承托,升得起來都跌得更痛;講到大媽們,所以儲一大筆錢,原因在於社會福利制度落後,自己不儲錢,老來政府也幫不了你,要她們願意捨身入市,實在有一定難度,即便入了市,聽見少少風聲都會潰逃。 精神撐市,鬧劇告終雖則市場供求形勢不利,但中共已經寫定好喜劇劇本,要經濟多快好省地轉型,於是賭上全民對國家的信心,用搞政治運動的攻勢,文宣武鬥,挑起大媽刀仔鋸大樹的貪婪心理,用大躍進式的精神力量,克服一貫戒慎恐懼。這種精神力量牽動上證由二千點升到五千點,直到風口浪尖的那批,發現下面其實是海市蜃樓,開始套現速逃,接著中共減息降準等軟招不足擋住跌浪,令一眾大媽如夢初醒,急急收割離場,致令近日人踩人跌市。事到如今,牛市喜劇成了股災鬧劇,以市值計四成股票停牌,可中共還想掙回一點製作人的面子,挽救一點觀眾和演員的信心,惟有出手暴力救市,先限制沽空,然後逼迫大型投資者有買無賣,當然少不了派遣國家隊空群而出,融資萬億掃貨。如此不惜工本,由政府扞上熊市和信貸風險,誓要上證於三千五百點築底,試試能不能搭成一個價位平台,有待日後重推劇本。可幸相對發達國家,中國股市只佔總體經濟一個小份額,公司融資主要靠借債而非發新股,即使算上槓桿炒股的上萬億元,畢竟政府可以控制金融機構追數與否,股市崩盤難以即時打沉實體經濟。不過,就算暴力救市成功,投資者看著這個政府未有趁此良機,教導股民「投資涉及風險」,反而瘋狂救市,強行停賣止沽,那個願意長期放錢在裡頭?加上投機大媽猶有餘悸,想必買了個教訓,不會大手撐市,牛市救國這一招似乎不管用了,更不消說甚麼開放資本帳。 圖窮匕現,不如短痛經濟轉型出閘脫腳,債務陰霾迫在眉睫,喜劇夢成空之後,中共或者要面對市場現實,承認沒辦法藉政策牛市賺盡便宜,一邊肢解落後產業和剷除過時職位,另一邊用炒股置富麻醉人心,不覺轉型之劇變。如是經此一役,中共下不了政策牛市這麻醉藥,便要清除債務腫瘤,縮減生產規模,淘汰藥石無靈的企業;在新產業足以支撐經濟之前,期間國民少不免要忍受手術痛楚,面對收入增長停滯,職位供應減少。手術成功的話,政府尚能騰出資源,滋養潛力產業,走到改革開放的美好結局,否則拖延病情,讓腫瘤吸乾養份,健康產業亦會凋萎,屆時便積重難返,連經濟轉型都談不上。雖則形勢險峻,但九十年代末,中共亦曾遭遇經濟減速及金融風暴的變局,憑藉重鎚改革國企及加入世貿,成功令經濟軟著陸然後再起飛,或者今次仍能憑決心和運氣戰勝逆境。延伸閱讀:1/ Martin Feldstein, “A Window on China’s New Normal”, Project Syndicate, MAR 27, 2015.2/ Zhang Jun,”China’s Credit Overdose”,Project Syndicate, MAR 28, 2015.3/〈內地經濟險 莫被股市狂牛蒙瞞〉,經濟日報社評,2015年04月15日 。4/ 于為國,〈股市將接替樓市成為國家戰略〉,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2015年04月08日。(圖:中新社) 經濟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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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健:後佔領中港博弈:一國兩制、經濟統戰與大中華視野

一國兩制非常成功對港人而言,佔領運動是一大突破,代表相當數量的市民願意犯險抗爭,對抗耳塞目蔽的政權;可於中共眼內,港版「廣場運動」的級數遠未達埃及和烏克蘭的程度,究其原因,乃「強大的中央政府決不會向香港極端反對勢力讓步。中央的這一決心成為香港局勢的支柱」。當中共作八三一決定,決意繼續利用既得利益集團,組成提名委員會,以便操控特首人選,其實已對香港民意反彈有所計算。雖則佔領運動的規模出乎意料,但終究沒有演化為武裝革命,甚至連打砸搶燒的暴動也沒有,足見現時「一國」之威嚴和武力仍足以鎮懾佔領者,香港危機並沒有一發不可收拾。至於「兩制」,當初中共此安排一來為保留香港的金融經濟體制,以助其全球戰略,崛起為超級強權,二來為區隔香港與大陸,令大陸人覺得香港人不是自家人,甚至認為我們是殖民地人,看不起我們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這樣就不會滋生彷效香港的念頭,向中共索權,爭取自由、法治和公民社會。事實證明中共的「兩制」設計非常成功,正如《環球時報》所論,佔領運動再次「凝聚了內地人的國家認同心」,認同有「西方力量在搞我們」,「也有了越來越多對香港動盪無所謂的人」。 確實大陸人不是對港人訴求無動於衷,就是認為我們不識大體,為區區普選而引狼入室,危及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觀乎眼前政治鬥爭,中共成功於政改談判堅持「不妥協」,又能夠「不流血」清場,輕描淡寫地擺平了危機。其間「一國」之強勢確保無血清場之成功,「兩制」之奏效令「民主病」無法跨過深圳河,中共遂能打勝了佔領運動這場戰役,故此實無原因要對一國兩制動大手術。十年經濟統戰的失敗自零三年沙士危機後,十年以來,中共發動「經濟統戰」,希望藉推行「惠港」政策,鞏固港府聲望和扶持其施政,同時以經濟利益籠絡港人,收「人心回歸」之效。中共為此制定自由行、CEPA、滬港通等政策,目的之一為輸送利益予香港既得利益集團,由此等資本家先「吃頭啖湯」,再轉化為工資增長和就業機會,於指縫間「滴漏」利益給普羅大眾。可資本家拿了中共利益,只顧壟斷資源,卻未有「滴漏」給我們,政府也未能轉移財富予大眾,致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階級衝突更形尖銳;更為要者,如自由行所示,資本家為求賺盡每一分錢,改造本土社區為遊客區,且推高區內鋪租和物價,趕絕服務本區的小鋪,排擠本地平民的利益,導致大陸殖民侵略之說甚囂塵上。中共的「一國兩制」獲得戰略成功,但「經濟統戰」卻可謂弄巧反拙,既突顯資本家與大眾的利益衝突,又遭資本家「擺上檯」,激發中港矛盾。這十年來,港人質疑現行資本主義體制,亦日益恐懼中共大陸的「侵略」,遂開始覺察和思考社會經濟問題。所以爭取民主真普選,為的就是增加大眾的權力持份,挑戰資本家對經濟利益和資源的壟斷,並增強香港的政治地位,抗衡大陸「侵略」。迄今為止,中共發現「如何針對這些人和力量進行治理,一國兩制理論沒有現成答案」,但我們仍可通過官媒評論,略窺未來治港大方向的端倪。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人民日報(海外版)》曾提及名為「反佔中」的長期政治鬥爭,揚言要教導港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真諦」。近日建制派和中共的全國港澳研究會亦呼應這講法,說港人「誤解」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致有佔領運動之發生,故此實有「再啟蒙」香港之必要。雖則政治鬥爭的雷聲很大,但似乎中共仍認為香港有戰略價值,不願動搖我們的制度根本。例如對於清場方式,《環球時報》指出「香港不是內地,通過武力清除街頭佔領,如果後者獲得的輿論同情較多,很容易死灰復燃」。此反映執筆者確了解香港是公民社會,市民享有政治自由和奉行法治。香港當權者要遵從制度運作和顧及公眾反應,大陸那一套強權壓制實際行不通。如遵照這「保護香港制度」的思路,中共大概仍止於以軟性手段進行政治鬥爭,如指示商家抽掉廣告,以對付不聽話的傳媒;政改方面則主要為堅守強硬立場,消磨港人的抗爭意志,最終服從國家強權,接受其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詮釋。另一方面,中共智囊已開始反思和檢討「經濟統戰」的缺失,不乏呼應香港實況之論。如官媒坦承香港社會傾向「追求本地利益的最大化」,亦有自身優越感,中共不能只靠「惠港」政策哄出國家歸屬感;有論者更認為香港已處於後物質時代,追求的是政治理想而非經濟繁榮而已,如繼續以輸送經濟利益為統戰手段,根本無法處理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如果以為中共會於政改讓步,這是過於天真,但於後佔領時代,中共似乎認定還不會出太大亂事,且有鑑於香港實況,有意讓「香港問題,香港解決」。官媒明言佔領運動的成因和問題十分複雜,非一時三刻所能解決,「惡性街頭政治」將會持續一段時間,而「中央對香港的最大保障是為它的大方向把舵,不讓它因為某個具體原因進入整體顛覆性狀態」,亦即繼續隱身於幕後,只以「一國」之威權控制事態規模。中共確保大局穩定後,官媒指出香港要負上解決自身問題的責任,「要比中國內地大都市更加自立」,「不應指望來自中央無窮無盡的承諾」。 假若此即為官方路線,中共已明白「經濟統戰」之失效,不會再出手「幫忙」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充其量以軍事武力為最後防線。香港的政經上層要自己想法子,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與普羅大眾和解,消除佔領運動的政治力量。中港博奕與大中華視野雖則溫和大方向已定,但我們迄今見到的治港方針仍十分模糊,甚至有點兒自相予盾,一方面是政治鬥爭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卻是無為而治的「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按大陸傳媒生態,特別是官媒,要有政治靠山才能發聲出文,每一條輿論路向背後都代表一派勢力。未來治港方針如此面目糢糊,也許正隱約顯示中共的權力和改革路線鬥爭。對於中共各派別,香港危機只屬邊陲小事,大中華的統一與改革才是大事。港人視為愚蠢傲慢的《環球時報》一派,現時是中共輿論的鴿派,近日頻頻於其社評和年會,以香港佔領運動為楔子,反思對台政策及大陸改革步伐。其論者以為台灣的本土意識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亦都已進入後物質時代,「經濟統戰」之策只會徒勞無功,更會挑起敵意。那一動不如一靜,中共先處理好大陸內部問題,「讓港台不僅能從祖國得到利益,而且對內地的發展成就由衷敬佩」。以防範「顏色革命」跨過深圳河為主題,《環球時報》認為相比外部勢力干預,「從道理上說,內因顯然是決定性的」,所以大陸政府要因時制宜,推進改革步伐,同時要藉輿論攻勢以調整公眾期望,總體是求變以「解決內部問題」。可於該報年會上,鷹派解放軍人物卻大肆抨擊此「內因主導論」,認為將矛頭指向現行體制如軍隊腐敗問題,是「別有用心的」,而將「防範顏色革命」拉到「反腐敗」,是「偷樑換柱」地否定中共領導。鷹鴿兩派路線的勝負,將左右大陸政局及治港方針,我們雖難以導引中共權鬥結果,但仍可挑選自己的博奕位置,爭取最大利益。經佔領運動一役,我們只可承認於政改之爭處於下風,暫時只能拉鋸僵持,畢竟中共始終一步不讓。可我們要記得,民主真普選是一種制度手段,目標是對治社會經濟問題。中共抵制的是制度手段,而非我們的社會經濟目標。從輿論聲音大小來看,中共鴿派暫時佔上風,他們傾向「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且認清「經濟統戰」只會幫倒忙,遂要求香港既得利益集團自行收拾殘局。我們不妨順水推舟,繞過中共這大莊家,瞄準香港政府和資本家,於一系列社會經濟議題發起抗爭。對此佔領運動的力量可是綽綽有餘,有較大成數向港府施壓,扭轉政策方向,進而驅使資本家改善現行資本主義體制和財富分配方式。最後,我認為於中共、港府、資本家和市民的四方棋盤,我們要保持熱情和醒覺,亦需學習分析棋局和磨練棋藝,才能奪子獲利。參考資料:1. 《環球時報》,〈社評:何時清場,恐怕香港主流社會說了算〉,2014年10月27日。2. 《人民日報(海外版)》,〈“佔中”還在憋壞招添堵香港〉,2014年11月4日。3. 《環球時報》,〈社評:如果香港社會能容忍亂,內地何需急〉,2014年12月2日。4. 《環球時報》,〈社評:港台問題會“一加一大於二”嗎〉,2014年12月4日。5. 楊光斌,〈港台政治進入後物質主義時代〉,《環球時報》,2014年12月5日。6. 《文匯報》,〈將軍學者激辯中國「顏色革命」風險〉,2014年12月9日。7. 《環球時報》,〈社評:讓動盪和混亂長期遠離中國領土〉,2014年12月12日。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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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健:後佔領中港博弈:一國兩制、經濟統戰與大中華視野

一國兩制非常成功對港人而言,佔領運動是一大突破,代表相當數量的市民願意犯險抗爭,對抗耳塞目蔽的政權;可於中共眼內,港版「廣場運動」的級數遠未達埃及和烏克蘭的程度,究其原因,乃「強大的中央政府決不會向香港極端反對勢力讓步。中央的這一決心成為香港局勢的支柱」。當中共作八三一決定,決意繼續利用既得利益集團,組成提名委員會,以便操控特首人選,其實已對香港民意反彈有所計算。雖則佔領運動的規模出乎意料,但終究沒有演化為武裝革命,甚至連打砸搶燒的暴動也沒有,足見現時「一國」之威嚴和武力仍足以鎮懾佔領者,香港危機並沒有一發不可收拾。至於「兩制」,當初中共此安排一來為保留香港的金融經濟體制,以助其全球戰略,崛起為超級強權,二來為區隔香港與大陸,令大陸人覺得香港人不是自家人,甚至認為我們是殖民地人,看不起我們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這樣就不會滋生彷效香港的念頭,向中共索權,爭取自由、法治和公民社會。事實證明中共的「兩制」設計非常成功,正如《環球時報》所論,佔領運動再次「凝聚了內地人的國家認同心」,認同有「西方力量在搞我們」,「也有了越來越多對香港動盪無所謂的人」。 確實大陸人不是對港人訴求無動於衷,就是認為我們不識大體,為區區普選而引狼入室,危及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觀乎眼前政治鬥爭,中共成功於政改談判堅持「不妥協」,又能夠「不流血」清場,輕描淡寫地擺平了危機。其間「一國」之強勢確保無血清場之成功,「兩制」之奏效令「民主病」無法跨過深圳河,中共遂能打勝了佔領運動這場戰役,故此實無原因要對一國兩制動大手術。十年經濟統戰的失敗自零三年沙士危機後,十年以來,中共發動「經濟統戰」,希望藉推行「惠港」政策,鞏固港府聲望和扶持其施政,同時以經濟利益籠絡港人,收「人心回歸」之效。中共為此制定自由行、CEPA、滬港通等政策,目的之一為輸送利益予香港既得利益集團,由此等資本家先「吃頭啖湯」,再轉化為工資增長和就業機會,於指縫間「滴漏」利益給普羅大眾。可資本家拿了中共利益,只顧壟斷資源,卻未有「滴漏」給我們,政府也未能轉移財富予大眾,致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階級衝突更形尖銳;更為要者,如自由行所示,資本家為求賺盡每一分錢,改造本土社區為遊客區,且推高區內鋪租和物價,趕絕服務本區的小鋪,排擠本地平民的利益,導致大陸殖民侵略之說甚囂塵上。中共的「一國兩制」獲得戰略成功,但「經濟統戰」卻可謂弄巧反拙,既突顯資本家與大眾的利益衝突,又遭資本家「擺上檯」,激發中港矛盾。這十年來,港人質疑現行資本主義體制,亦日益恐懼中共大陸的「侵略」,遂開始覺察和思考社會經濟問題。所以爭取民主真普選,為的就是增加大眾的權力持份,挑戰資本家對經濟利益和資源的壟斷,並增強香港的政治地位,抗衡大陸「侵略」。迄今為止,中共發現「如何針對這些人和力量進行治理,一國兩制理論沒有現成答案」,但我們仍可通過官媒評論,略窺未來治港大方向的端倪。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人民日報(海外版)》曾提及名為「反佔中」的長期政治鬥爭,揚言要教導港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真諦」。近日建制派和中共的全國港澳研究會亦呼應這講法,說港人「誤解」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致有佔領運動之發生,故此實有「再啟蒙」香港之必要。雖則政治鬥爭的雷聲很大,但似乎中共仍認為香港有戰略價值,不願動搖我們的制度根本。例如對於清場方式,《環球時報》指出「香港不是內地,通過武力清除街頭佔領,如果後者獲得的輿論同情較多,很容易死灰復燃」。此反映執筆者確了解香港是公民社會,市民享有政治自由和奉行法治。香港當權者要遵從制度運作和顧及公眾反應,大陸那一套強權壓制實際行不通。如遵照這「保護香港制度」的思路,中共大概仍止於以軟性手段進行政治鬥爭,如指示商家抽掉廣告,以對付不聽話的傳媒;政改方面則主要為堅守強硬立場,消磨港人的抗爭意志,最終服從國家強權,接受其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詮釋。另一方面,中共智囊已開始反思和檢討「經濟統戰」的缺失,不乏呼應香港實況之論。如官媒坦承香港社會傾向「追求本地利益的最大化」,亦有自身優越感,中共不能只靠「惠港」政策哄出國家歸屬感;有論者更認為香港已處於後物質時代,追求的是政治理想而非經濟繁榮而已,如繼續以輸送經濟利益為統戰手段,根本無法處理政治中的「情感因素」。如果以為中共會於政改讓步,這是過於天真,但於後佔領時代,中共似乎認定還不會出太大亂事,且有鑑於香港實況,有意讓「香港問題,香港解決」。官媒明言佔領運動的成因和問題十分複雜,非一時三刻所能解決,「惡性街頭政治」將會持續一段時間,而「中央對香港的最大保障是為它的大方向把舵,不讓它因為某個具體原因進入整體顛覆性狀態」,亦即繼續隱身於幕後,只以「一國」之威權控制事態規模。中共確保大局穩定後,官媒指出香港要負上解決自身問題的責任,「要比中國內地大都市更加自立」,「不應指望來自中央無窮無盡的承諾」。 假若此即為官方路線,中共已明白「經濟統戰」之失效,不會再出手「幫忙」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充其量以軍事武力為最後防線。香港的政經上層要自己想法子,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與普羅大眾和解,消除佔領運動的政治力量。中港博奕與大中華視野雖則溫和大方向已定,但我們迄今見到的治港方針仍十分模糊,甚至有點兒自相予盾,一方面是政治鬥爭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卻是無為而治的「香港問題,香港解決」。按大陸傳媒生態,特別是官媒,要有政治靠山才能發聲出文,每一條輿論路向背後都代表一派勢力。未來治港方針如此面目糢糊,也許正隱約顯示中共的權力和改革路線鬥爭。對於中共各派別,香港危機只屬邊陲小事,大中華的統一與改革才是大事。港人視為愚蠢傲慢的《環球時報》一派,現時是中共輿論的鴿派,近日頻頻於其社評和年會,以香港佔領運動為楔子,反思對台政策及大陸改革步伐。其論者以為台灣的本土意識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亦都已進入後物質時代,「經濟統戰」之策只會徒勞無功,更會挑起敵意。那一動不如一靜,中共先處理好大陸內部問題,「讓港台不僅能從祖國得到利益,而且對內地的發展成就由衷敬佩」。以防範「顏色革命」跨過深圳河為主題,《環球時報》認為相比外部勢力干預,「從道理上說,內因顯然是決定性的」,所以大陸政府要因時制宜,推進改革步伐,同時要藉輿論攻勢以調整公眾期望,總體是求變以「解決內部問題」。可於該報年會上,鷹派解放軍人物卻大肆抨擊此「內因主導論」,認為將矛頭指向現行體制如軍隊腐敗問題,是「別有用心的」,而將「防範顏色革命」拉到「反腐敗」,是「偷樑換柱」地否定中共領導。鷹鴿兩派路線的勝負,將左右大陸政局及治港方針,我們雖難以導引中共權鬥結果,但仍可挑選自己的博奕位置,爭取最大利益。經佔領運動一役,我們只可承認於政改之爭處於下風,暫時只能拉鋸僵持,畢竟中共始終一步不讓。可我們要記得,民主真普選是一種制度手段,目標是對治社會經濟問題。中共抵制的是制度手段,而非我們的社會經濟目標。從輿論聲音大小來看,中共鴿派暫時佔上風,他們傾向「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且認清「經濟統戰」只會幫倒忙,遂要求香港既得利益集團自行收拾殘局。我們不妨順水推舟,繞過中共這大莊家,瞄準香港政府和資本家,於一系列社會經濟議題發起抗爭。對此佔領運動的力量可是綽綽有餘,有較大成數向港府施壓,扭轉政策方向,進而驅使資本家改善現行資本主義體制和財富分配方式。最後,我認為於中共、港府、資本家和市民的四方棋盤,我們要保持熱情和醒覺,亦需學習分析棋局和磨練棋藝,才能奪子獲利。參考資料:1. 《環球時報》,〈社評:何時清場,恐怕香港主流社會說了算〉,2014年10月27日。2. 《人民日報(海外版)》,〈“佔中”還在憋壞招添堵香港〉,2014年11月4日。3. 《環球時報》,〈社評:如果香港社會能容忍亂,內地何需急〉,2014年12月2日。4. 《環球時報》,〈社評:港台問題會“一加一大於二”嗎〉,2014年12月4日。5. 楊光斌,〈港台政治進入後物質主義時代〉,《環球時報》,2014年12月5日。6. 《文匯報》,〈將軍學者激辯中國「顏色革命」風險〉,2014年12月9日。7. 《環球時報》,〈社評:讓動盪和混亂長期遠離中國領土〉,2014年12月12日。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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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健:漫長的七一:從泛民困局到後佔領憂思

泛民困局過去二十多年,即便於其巔峰時期,民主黨亦只是一個虛銜盟主,缺乏指揮其它黨派的實際權力。當初我們尚可視派別林立為體現民主多元,以此自豪,但久而久之,這種鬆散無紀律之害卻日漸浮現。首先是黨派之間鬼打鬼,協調不出一個配票機制,互爭票源,致建制派收漁人之利;其次行動方向各異,互相攻訐,激進派攻擊民主黨「無恥」,於政改向中共妥協;民主黨則視激進派為「無聊」,認為無限制拉布戰破壞議會秩序,得失中間派選民,削弱泛民力量。姑且不論誰對誰錯,最大問題是方向不定,進退失據,每個行動都畫虎不成反類犬,全都收不了最佳效果。民主黨獨自走入中聯辦,缺乏其它黨派支持,手中無甚籌碼,妥協結果竟只得「超級區議會」此蠅頭小利;激進派打拉布戰,因得不到其他泛民派別全力參與,無法完全癱瘓議會運作,建制派遂敢於動手剪布,為政府護航。佔領運動重演泛民歷史由組織鬆散到進退失據,佔領運動不咨是重演泛民內鬥和失序。運動上層已經分崩離析,泛民跳船撤退,李卓人議員直言內部爭拗達「敵我矛盾」級別,幾乎要劃清界線;學聯與學民亦貌合神離,如早前學聯放風說要考慮退場,學民卻宣布以絕食方式延續佔領;作為發起人的佔中三子則已自首,並公開呼籲佔領者自行退場。至於群眾行動,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說得很好,香港沒有武裝革命的本錢,打倒了香港警察,也抵抗不過中共解放軍,我們必然是以暴是暴的輸家,所以要堅守和平非暴力原則,以防當權者有藉口流血鎮壓。這雖然是群眾共識,可佔領者聲言拋棄政治代理人,以無統一領袖而自傲,結果一如泛民陣營,組織鬆散無紀律,各有各行動方針,看似百花齊放,實際是進退失據。學聯尤如昔日民主黨,明知硬碰不來,只有降價談判以爭取最大利益,但又說不出口。此因一旦落地還錢,其他山頭便會群起而攻之,指控其為叛徒,將學聯一腳踢下大台。為免政治風險,此前學聯惟有搞上訪北京和社區宣傳,並遊說泛民辭職公投,找些不著邊際的方法,勉強延長運動壽命。後來諸法不靈,為勢所迫,學聯惟有宣布行動升級,此時溫和派知談判無望,已失望離隊,餘下佔領者人數不足以支援升級,包圍政總之行動終為警方驅散收場。學聯的遭遇實與泛民派別異曲同工,對其他黨派與群眾都缺乏足夠權威,沒信心可以引導輿論和保住領導地位,因而不敢輕言妥協後退,但要進一步行動又無實力以助,只能虎頭蛇尾地了事。可見組織散渙導致領袖不敢講事實,無法實事求是地領導群眾,運動最終陷入等待無血清場的尷尬局面。空洞口號與漫長的七一為甚麼泛民與佔領運動都是一盤散沙呢?原因之一可從七一遊行看到。於自由、民主、人權等大旗幟下,民陣只負責行政工作,工會、青年團體、基督徒和性小眾等等自發走在一起,集合數以十萬計的群眾,浩浩蕩蕩地遊行。他們口裡高喊「我要真普選」,但其實各有自身訴求和利益,當中有些甚至互相衝突,例如性小眾與宗教團體。每年七一遊行,群眾同路遊行,但各自修行,我們有共同理想平台,但無統一的指導思想,主事組織則只有安排而無引領活動的資格。這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縮影,泛民多年來只有空泛道德口號,缺乏定於一尊的完整論述,針對各種社會經濟議題,向不同階層和團體推銷。所以當要博奕應對之際,無人能夠找出一套政治語言,整合訴求和調解衝突,從而獲得大多數群眾授權,成為指揮行動的領袖。觀乎歷屆選舉,除了一同喊「爭取民主」的口號,泛民派別對社會經濟問題並無統一說法。民主黨與公民黨的社會經濟論述十分糢糊,總不離增加基層福利一項,但拿著民主鬥士的老本,仍能充撐過去;泛民左翼和本土派立論鮮明,矢言要推翻現行政經制度,但始終處於民意邊緣,於直選沒有明顯優勢,所得議席不多,無法爭奪盟主寶座。回到佔領運動,其目標十分明確,正是民主真普選,此理想確實足以短期維持道德熱情,號召群眾。可是,當要轉化佔領運動為長期政治力量,一貫香港民主運動之死症,這種缺乏論述的道德感召便十分空洞無力。特別於社區宣傳,佔領者有口號而無論述,既沒有素材來說故事,打動師奶阿叔,也沒有觀點和系統,用理性說服白領和中產。實則民主真普選不應止於信仰,領袖要將其化作政治語言,緊扣社會經濟議題,這樣才能順利入屋,吸納最多觀眾以確立領導地位。假若佔領者仍止於高喊口號,重蹈泛民覆轍,於無血清場後,我們將會進入「漫長的七一」,沉迷自主自發的熱情,各自為政,終因缺乏統一論述、領導和行動而徒勞無功;議會方面,佔領運動一代對泛民深痛惡絕,自必另起爐灶,可又未能取而代之,獲得壓倒性力量,如此泛民便會愈趨分裂,即所謂「碎片化」(fragmentation),於政府和建制派面前更形弱勢。學聯的未來工作觀乎其於十月二十日與政府的對話,學聯本來自有一套論述。其時他們明確指出,政制缺陷致既得利益者獨攬政策制定之大權,儘管經濟增長連年,大眾未能分享成果,貧富懸殊反倒日趨嚴重。爭取真普選乃增加普羅大眾的權力持份,迫使政府對治社會經濟問題,令財富分配制度更切合民生實況。雖則這套論述仍太籠統,但主旨明確,劍指現行資本主義成制,要藉民主改革對付壟斷財源的上層權貴。清場以後,學聯可針對現今一系列社會經濟議題,舉辦研討會和座談會,廣納各方意見,再提煉為一套提綱挈領的論述。當中首要為闡述佔領運動的前因後果,解釋清楚民主真普選的內涵,接著便需緊貼香港的政經現況,闡述民主改革與社會經濟議題的關系。真普選目標難望一蹴而就,故此我們要有一份路線圖,羅列各行動選項的利弊、情景和原則,並要分析對手的實力和籌碼,於嚴峻限制下,爭取最大利益,以免重蹈覆轍,再陷進退失據的困局。佔領運動正邁向漫長的七一,重演泛民沒落的悲劇。要力挽狂瀾,建立統一論述只是第一步,學聯還要做政治教育,此因很多佔領者仍抱持著七一心態,真普選只是尤如信仰的存在,他們從未探究民主運動與社會經濟議題的關系,更以自發自主為傲,不願服膺於統一論述;其次,如佔領運動要轉化為長期政治力量,學聯必須蛻變為政黨,行合縱連橫之術,拉攏泛民少壯和本土派,盡力整合民主運動的各股勢力,方能於未來選舉避免鷸蚌相爭。上述所論全都不是易事,亟需運氣、能力和耐性以成事,我等坐而論道者只能寄語學聯,「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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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健:旺角清場:警方的戰術、權限和思維

警方改進清場戰術近兩三日警方於旺角清場,攻防戰術明顯比先前高明。十月十七日,於學聯與政府對話之前,警方已開始於清晨突擊清場,結果惹怒大批群眾,不足一日旺角便遭重佔。至此又逾一個半月,對話路盡,上京無望,佔領者師老兵疲,同情者亦已逐一離隊。警方以逸待勞後,繼而施展一招「狐假虎威」。以前警方正面進攻,佔領者即時因怒生勇,頑強抵抗,警力難以應付。於是政府想出利用民事禁制令,由執達吏為警方領路。多數佔領者不願因違反禁制令而遭逮捕,自動退出,走上行人路,警員遂可行清場之實。但他們知道佔領者只會暫時撤離,必有重佔舉動,於是汲取昔日教訓,決定要更「果斷執法」。十月十七重佔當晚,警方未有驅逐路人,只封鎖馬路,於是大批佔領者聚集行人路,伺機而動,只待有人牽頭衝擊便一湧而上,人數之眾令警方失去堅守信心,因而放棄行動。有鑑於此,警方這次的戰術原則是「斬草除根」,不分馬路和行人路,一概驅逐,甚至用上催淚水劑,事先清除敵人的後備兵。然後大家有目共睹,是次警方更落力於「殺一儆百」,挑些走避不及的倒霉鬼,制服拘捕,甚至打到頭破血流。警員如狼入羊群,抓住一個來打,嚇得綿羊們自動四散逃逸,退入內街。屆時警方可以步步進逼,分割包圍。佔領者愈向後退,人數愈少,分布愈散,最終為警方各個擊破。古惑仔與佔領者警方本身具有驅散「非法集結」的權力,即使以協助執達吏為名,行清場之實,充其量只能說其卑鄙狡猾,難言越權犯法。至於其「果斷執法」之方式,我認為既野蠻又霸道,但絕不感到驚訝。一般平民少有惹上嚴重官非,不會常與警察打交道。雖則執法爭議不絕於聞,如警察虐打嫌犯,可我們只當八卦新聞輕輕帶過,自覺事不關己,絕少認真看待和分析。直到佔領運動拉近市民與警察的距離,我們才驚訝地認清現實:警察拿著對付古惑仔的法例和權限,轉過來對付佔領者。因嚴謹條文缺乏詮釋空間,古惑仔可以利用灰色地帶,「合法地」挑戰警員判斷,逃出法網。故此我們有「非法集結」、「公眾地方行為不檢」、「阻差辦公」等等至為空泛的罪名,為對付古惑仔「度身訂造」。此等條例賦予警員執法彈性,幾可全憑一己判斷,藉小事發難,先發制人,即時合法拘捕古惑仔,消弭「治安威脅」於無形,減低其聚眾生事的機會。警員一向可自行詮釋條例,擁有廣大執法權限,即使其濫權,受害者亦難以追究。可過往「受害者」是金毛公仔佬,我們心裡覺得合理,於是隻眼開隻眼閉;如今警方掉轉槍頭,一如既往地濫用執法空間,拿著空泛條例充當動武藉口,只不過打擊對象是尚稱和平非暴力的佔領者,大家才會如此驚訝。可笑又可怕的類比觀乎近來警察濫權之嚴重,似乎他們正形成一套危險思維,慢慢將佔領者等同於金毛公仔佬,將政治立場與治安威脅兩者掛鉤。以空泛條例對付佔領者,本為一時權宜之計,但因佔領威脅無日無之,對抗日久之下,於警察眼中,佔領一代如同黑社會,成為治安禁忌和日常打壓對象。於近日旺角街頭,警察明顯於不知不覺間,應用學堂訓練,記下佔領者的共同形象。這是可笑又可怕的類比過程。警員看到配帶黃絲帶和「我要真普選」標語的市民,已自然比作金毛公仔佬,要上前截查;他們見到群眾手中拿著口罩和眼罩,即如見到有人手持武器,立刻予以警戒及驅散;遇上出言不遜、粗言穢語的佔領者,有些警員懶得警告,即時動手制服,除了發洩情緒外,更重要的是以武力樹立權威,形成一套「兵與賊」的潛規則,「教導」佔領者要自動離開其視線範圍。長此下去,警員會逐漸習慣以政治立場為治安威脅的標記。因為於其腦海中,高喊「我要真普選」的市民,似乎如同自稱三合會成員的「義氣仔女」,很有可能做出違法之事。如論當中思維,警員不一定心懷政治目的,為此濫用治安手段,迫害佔領者;相反,警員作為處理治安問題的工具,只是看上政治立場的標記功能,用來確認治安威脅之存在。鎮壓與反抗的惡性循環我們正陷入一個鎮壓與反抗的惡性循環。自九二八後,社會大眾普遍抵制以催淚彈和防暴隊為鎮壓手段,於是政府就指使警方,找出可強制驅散又不會激發民意反彈的處理辦法。這就是治標不治本的「政治問題,警力解決」。只要一日沒有政治方案以解決問題,警方鎮壓力度愈大,佔領者反抗也愈大,接著警方再升級鎮壓武力,輾轉循環。這正是今日旺角攻防戰的情況,亦是佔領運動的短期困局。佔領者大多看得出鎮壓與反抗的惡性循環,這樣下去只會是「累鬥累」的消耗戰。計算起來,警隊訓練有素又有嚴密組織,可以利用合法武力,必然佔上風,如是升級運動的選項和程度皆有限。更為要者,若然警隊自此抱著上述危險思維,視民主運動為潛在治安威脅,一意打壓,將會嚴重威脅言論及集會自由,甚至是變相政治迫害。我們都認同,政府乃無可爭辯的始作俑者,妄圖用治安手段消滅政治問題,令警隊成為磨心,其操守聲譽幾毀於一旦。市民要求政府提出政治方案,作合理回應,這是理所當然,但我們也要想辦法跳出惡性循環,避免投放所有精神和資源於一場對抗警方的泥淖戰,忽視躲在警力背後的政府。雖則政府與學聯對話方為解決正途,但事已至此,清場行動已開始,雙方難有對話契機,佔領者惟有籌劃其它行動。正如學聯及學民所強調,對於如何升級,要謀定而後動,團結一致,還要為長遠計,轉化佔領運動,走入社區做爭取民意的工作,對政府而非警隊作長期政治抗爭。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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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健:中共治術與中港關系–從《環球時報》評滬港通說起

糾正《環球時報》據十一月十八日《環球時報》社評所論,滬港通本是「惠港政策」,但首日南向香港的投資額度偏低,全因佔領運動衝擊法治,令大陸投資者失去信心,故認為「中央政府並無法把送上門的飯再喂到香港嘴裡」,行文間還諷刺香港是「扶不起的阿斗」。做生意是互惠互利,沒有誰欠誰這回事。中共要利用香港,帶動滬市發展,推動金融制度改革,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們則繼續打「中國概念」這品牌,吸引外資做生意。其次,如果有法治才有生意做,中共治下大陸應該一毫子生意也做不成。那裡法律是一紙具文,最要緊的是找政治靠山,權在錢在,權亡錢亡;政治靠山倒下的時候,法律才會找上你,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及其手下猢猻即是一例。可社評論調也不是全錯,大家要明白,利用香港與否,中共都必定開放資本帳,香港遲早要面對競爭。如今外資要入滬市,由我們包辦,幾近做獨市生意,難謂無利可圖。長遠來說,中共始終是專制政權,必以保持絕對話事權為先,凌駕法制和私有產權,亦防備外資坐大致反客為主。如此體制下,上海的改革和開放終歸有限,再花二三十年也做不成國際金融中心。這樣看來,我們的生意長做長有,此因外資都想賺大陸人的錢,但信的是香港人的制度和眼光。看到《環球時報》歪論,就事論事,香港人絕對有理由生氣,但論實際,這篇文章是認識中共大陸和中港關系的好開始。恩主心態與中港區隔事先聲明,大陸有十三億人,千差萬別,以下只是以「大陸人」三字概括主流現象。中共是個非常聰明的專政集團,對滬港通之真相心中有數,其所以對香港加以「抽水」,可不只是厚顏而已。中共知道自己正對著甚麼觀眾說話,《環球時報》社評可是寫給活在牆內的大陸人看,教導他們要抱持恩主心態看待香港。中共要利用香港做生意,就要保障自由和法治這兩大制度基石,但牆內大陸人卻無緣得享。兩相比較,他們或會挺身爭取平等待遇,威脅中共政權。於是中共必須想辦法務求大陸人忽視制度差異,以防香港的「政治流毒」輸入大陸。這也是一國兩制的指導思想:經濟合作,政治分家,河水不犯井水。為了先發制人,中共推銷「大陸是香港恩主」這想法,令大陸人盲目以為香港單方面依賴中國,因此看不起香港人,視我們為無法自力更生的次等公民。如是者,誰又願意仿效這些次等公民的社會和生活?對比依然存在,但大陸人不會意識到自己身在籠中,缺少了自由法治,只道香港人有這些東西也沒用,要靠祖國才有飯可吃。作為民族主義宣傳工具的香港更為要者,自文革和六四以後,共產幻夢煙消雲散,中共只剩下「民族復興」以換取國民認受,必須重覆又重覆民族主義話語,以鞏固自身地位。先是要突顯民族形象,不得不找個敵人來對付。自九十年代起,中共便安排了「不共戴天的」日本,讓大陸人敵視以至仇恨。二戰歷史問題及釣魚台爭議久經壓下,中共至此方一一重提,目標之一為助其宣揚「愛國教育」,繼而自命為民族復興的惟一領導者。後來大陸經濟起飛,暴發所得成為民族主義話語的新彈藥,可以進而建立大陸人的民族自信。中共擴軍建艦,於東海和南海大做文章,藉爭權奪利以宣示國威,證明其能復興中華民族,達成中國夢。在這十三億人的政治工程中,我們可憐的香港成了一件次要宣傳工具,功能與受中國「恩惠」的第三世界國家差不多,都是要展示「皇恩浩蕩,天朝蔭庇」。中共要將香港嵌入民族主義話語,這可不是易事。香港是中國領土,我們又沒有政治地位,沒東西可爭來做戰利品;但比財富多寡,按人均收入和消費能力,我們仍比大陸人富裕一大截。於是中共又從「恩主」形象下功夫,告訴大陸人,香港有今日的經濟成就,全賴大陸的支持和優待,例如滬港通,所以香港人的富足生活是大陸人給予的。於是這些「恩主」只視香港為蒙受上中國天恩的小城市,不會跟著他們作反,更從中獲得民族自豪感,增加一點點對中共的認許。??香港人應如何看待真相?看著《環球時報》社評,港人認為中共淨說不要臉的「蠢話」,但這些話都是用來防範大陸人認同香港社會,也用於打造大陸人的民族形象,全都不是對我們這些活在牆外的人說,犯不著認真生氣。就滬港通一事,泱泱大國要改革開放,只順道要多一點面子,我們香港人要的是銀紙,各取所需,牆內的人怎樣自吹自擂根本無關痛癢。最後,我們要明白,中共寧願犧牲七百萬人的民族認同,也不會向十三億國民承認有另一個更美好的華人世界,所以於其民族主義話語,香港人一定是「扶不起的阿斗」,要靠大陸人過活,我們的社會不值得大陸人嚮往。相對而言,中共也沒有把我們關進牆內,要做它的老百姓子民。中共常說中港為同胞之親,真相為似近又遠,內外分隔,各有頭上一片天,不宜亦不必道破。這就是中港關系的微妙之處。?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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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健:佔領僵局:學聯患上白鴿病

白鴿病簡介香港有一種政治風土病,民主黨即患此痼疾,病根深重,致丟失泛民領袖之地位。其黨以白鴿為黨徽,姑且拿來權充病名。民主黨一眾大老二十多年來都能躋身議會,其政治本錢乃據守道德高地,揮舞民主大旗,呼喚同路人投票支持。年復一年,民主黨還是搖旗據守,喊著同樣的口號,但支持者已厭倦空口說白話。灰心失望之際,他們不是離隊放棄,反而有意自行組隊,上街抗爭,遺棄空談白鴿。當時民主黨可做兩事以重整旗鼓,鞏固支持者信心,一是找法子道出殘酷現實,承認我們無法完全兌現初衷,只能於限制內爭取最大利益,為此定下可行新目標,力求支持者體諒;二是向黃毓民議員學習,轉趨激進,臭罵尸位素餐的高官和建制派議員,又以拉布戰術來抵制行政霸權,從而令支持者以為還有辦法鑿開冰山。兩途之間,民主黨卻開拓了一條古怪路徑,最終撞入死胡同。四年前政改之爭,他們原本不願放棄道德高地,繼續喊硬口號,竭力要討好所有人。可忽然之間,他們又轉身走入中聯辦,接受對家「循序漸進」的政制方案,向現實和建制派低頭。民主黨轉身太快的結果是千夫所指,名聲幾近破產,丟失立法會議席和泛民盟主的寶座。這就是白鴿病的症狀:死守道德高地,無心或無力向支持者解釋現實,說服其共同尋求可行出路。如政治人物患上白鴿病,他們習慣只跟隨群眾,喊群眾最愛的口號,而非嘗試運用巧妙辭令,開導群眾,使之理解現實,進而領導群眾,達致不盡理想但又難能可得的成果。?學聯的政治能力坦白說,我認為學聯也患了白鴿病,儘管他們比民主黨強上萬倍。過去一個多月,誰能對學聯的政治能力置疑?聽其公開發言,學聯領袖不只辯論技巧高超,也擅於鋪陳政治辭令,作宣傳廣告之用,其談吐風貌實令人眼前一亮;又讀其歷來多封公開信,皆為流暢得體之文章,既條分縷析現況,以示其洞察現實,又力守立場原則,務求令讀者動容。即便收信人斷然回絕,大眾讀者亦不得不佩服學聯之情理兼備。學聯領袖情緒智商極高。他們每日都要開會籌謀,又要對外宣傳,承受蜂擁的內外抨擊,其工作之繁重與壓力之大,非外人所能盡道。然觀乎工作表現,他們仍然神色自若,詞鋒銳利,筆力萬鈞,幾難察覺一絲緊張疲勞之影響。最為要者,他們依然能保持冷靜頭腦,懂得權衡輕重,不會妄圖升級行動,避免犯下有勇無謀之大錯。論口才、文膽、頭腦和意志,學聯比議會內各大政黨都要好,民主黨更是望塵莫及,可學聯仍染上白鴿病。據其近日發言和文章,他們「知道停留於佔領,並不足以撼動中央」,更清楚民意正在逆轉,同情者逐一跳船。雖然現實就在眼前,學聯既說不出妥協讓步的話,好讓佔領運動收割不太甜美的成果,但又未失去理智,鼓動佔領者升級行動,置眾人於險境。一如昔日民主黨,學聯不願承擔政治風險,於是想找第三條出路。?學聯的病況於民主黨的病例,乃其當要驟然妥協之時,支持者毫無心理準備,遂驚詫地發現口號與現實之間的鴻溝,轉而不齒該黨之欺瞞偽善;於學聯的病例,他們暫時仍堅守原則,一步不退,但因警方無血清場在即,惟有找辦法拖延清場時間和維持運動活力。學聯提出辭職公投,明知建制派必會杯葛,難言成功,實際是期望公投完成之前,政府會顧慮民意反彈,不會對佔領區輕舉妄動,這就可換來幾個月時間。大概泛民知此僅為軟弱的緩兵之計,認為自己辭職就做了學聯的工具,所以至今仍不肯上船犯險。此計不成,學聯遂提議「將運動帶入社區」,鼓勵佔領者遊說親朋,並落區做溝通宣傳工作,藉此維持佔領區民意與民氣。這就回到戴耀廷教授的理想國度,注定一事無成。戴教授的佔領中環是一項哲學活動,也是一類行為藝術,名叫公民抗命。中年既得利益者挑戰成制,癱瘓中心商業區之運作,以此震撼社會大眾,迫使所有人思考當前政制問題。最後,佔領者向政府自首,以示尊重法治,又表現自我犧牲精神,目標乃觸動市民以至當權者的良知,潛移默化,為將來民主運動注入新動力,此即為公民覺醒。眼前的佔領運動是政治鬥爭,現實就是敵我分明,拖下去就只會加劇而非化解仇恨。對某些人而言這次更是正邪之爭,雙方待政治立場如同宗教信仰,非此即彼,勢不兩立,畢竟阿拉怎可能承認耶穌是惟一真神呢?聽佔領者說,單要說服家中兩老就已難如登天,何況對象是社區裡的陌生「敵人」?這類傳教活動即使成功,也絕非一朝一日所能成事。學聯理應心中有數,只不過東拼西湊地找個方法來延續佔領運動。只要承認政治鬥爭的現實,學聯要做的就是拿著街上人數,跟政府討價還價。但如要談判,學聯就要開出政府力所能及的價碼。此因按強硬口號漫天索價,政府付不出來,可以名正言順地推說「無對話空間」。即便政府只是找個借口來推搪,學聯所開價碼仍屬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同情者看在眼裡,或會認為佔領運動不設實際,終歸一無所有,然後黯然離開。我明白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但自首輪對話以來已逾三星期,未聞學聯有放鬆立場之暗示。大概他們每喊一次強硬口號,每一次堅定地重申立場,就是一級一級地搭起一個道德高台,直到高得碰到頭上現實,才發現下不了來。我認為以學聯的政治能力,所以下不了台,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就取決於從政者承擔責任的自信和勇氣。?誰是始作俑者?民主黨和學聯先後患上白鴿病,可如嚴加斥責,實在太不近人情,因為始作俑者乃冥頑不靈的當權者。民主黨是議會政黨,而學聯亦算是民意代表,雖則他們為一眾不滿政府的人發聲,實際卻是政府的幫手,築成代議民主之堤壩。此等代表拿著民意訴求,給予施政意見,同時亦協助政府,化解民怨於制度之內;今日之事,正因很多人再不相信這些代表,民怨衝破成制之堤,湧出街頭,市民要親自為己發聲。追根究柢,此因十七年來政府以敵我思維對付泛民,自恃建制派鐵票、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等醜人陋制,強行通過政策法案,美其名為「行政主導」。官員對泛民不屑一顧,任憑你們破口臭罵,總之就不會將泛民意見納入施政方針,視其選民民意為無物。泛民陷於制度設計之流弊,又遇上愚頑當權者,主張無一實行,只可以乾喊口號。其支持者遂日感不滿,對泛民以至代議民主之信心漸失。政府自以為聰明,可以打倒對手,實則弄巧反拙,一來暴露沿用殖民地政制之缺陷,即政府聽取民意與否一由自便,二來自毀代議洪堤,令民怨洪水洶湧而出,一發不可收拾。時至今日,政府似乎仍改不了敵我思維,並未視學聯為幫手,反而銳意以警力打沉佔領運動。政府沉寂兩星期,原來等待亞太經貿合作組織會議結束,便利用民事禁制令,由執達吏領路,以「清除障礙物」為名來清場,警方則在旁戒備,拘捕任何阻撓清場的佔領者。論政治道德,當權者坐擁權位,一定要有所承擔,主動提出政治方案以解決問題。既然學聯一時間轉不了身,何不提出反建議,如討論提委會的組成辦法,好讓學聯能順水推舟?政府一味玩弄權術,想單憑警力了結事情,難保不會玩火自焚。論實際效益,政府如果以警力解決而自鳴得意,實為愚蠢至極,即使給你擺平今日騷動,又無重佔之事,強行清場就是向一整代人宣戰,未來政府幾無順利管治之可能,可謂後患無窮。上策必然是扶持學聯,藉對話尋得政治解決方案,如此方有望長治久安。清場在即,如學聯仍治不好白鴿病,政府又不改敵我思維,佔領運動難有善終。市民大眾不應只寄望雙方醒悟,也要把握時間,盡力表達意見。幸好要於佔領區找學聯傾偈並非難事,請各位告訴他們大可拾級而下,勇敢承擔政治風險,而非為口號拉鋸爭持,最終坐以待斃。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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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子健:辭令、觀眾和議題:政府與學聯首輪對話觀後感

我們應怎看待政府與學聯的首輪對話呢?觀乎事後傳媒之報導,以及社交網絡之訊息,雙方都有意無意地審查新聞,實際就以立場定勝負,對話前已心中有數。當然,講辯論技巧和氣勢,學聯更勝一籌,畢竟政府一方依舊打官腔,以不同詞彙組合覆述同一論點,還外加兩個棄權旁觀的「代表」。可是,政治對話不是辯論比賽,所謂辯論技巧和氣勢只屬旁枝末節,絕非贏輸關鍵所在。我認為,這場對話成了兩個政治廣告,政府和學聯各自推銷其立場,各有其目標觀眾,勝負就是多少客人上鉤幫襯。如是看的話,其實兩邊都贏,以巧妙辭令做足廣告宣傳,成功吸引顧客青睞。雖則政府和學聯的辭令技巧十足,但仍未找到消除危機的方向,首輪對話後已邁向死局。對話若就此膠著,任由事態惡化,最終輸的就是廣大市民。我們現在需要認清當前對話的本質,以及雙方僵持的癥結所在,以期能找到出路。兩種政治辭令政治辭令分兩種,一是義正辭嚴的原則與理想,是能換取掌聲的口號,二是拐彎抹角、不能明言的委婉話,想不犯眾怒地說明現實。於是次對話,學聯於第一種辭令下了很多功夫。五位代表先是上了政治保險,無一句挑戰人大和中共的絕對權威,只指控港府所呈政改諮詢報告不盡不實,誤導人大作出八三一決定,頒下至為保守、有損人權的「普選」框架;上好彈藥後,由梁麗幗領軍,學聯開出重炮,本於法律觀點,指出中央有機制撤銷人大框架,也有修改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之辦法,港府應該盡其憲政責任,作為香港人的代表,向中央呈請要求。對此政府一方幾乎無言以對,只能支支吾吾,推說門檻非常高,幾近沒可能。這真是一個尷尬場面。政府三位落場代表尚有政治智慧,絕未如特首梁振英那麼坦率,又那麼愚蠢。可是遇此情形,他們扭盡六壬,也惟有如同人肉錄音機,力圖以惹嘲而不惹怒的語言,重覆重覆又重覆第二種辭令,間接道出兩個重要現實:第一,特區政府是殖民地政府,只有「被諮詢」的角色,憲制事宜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宗主國一錘定音;第二,撤銷機制和修改辦法?跟中共談法律?你們懂的,大陸的法律憲制只是當權者的附庸和工具,更不消說以中共之實力與氣焰,對佔領群眾實不屑一顧,「太陽照常升起」。譚志源局長論及「官員良心」這問題時,也許幾乎衝口而出:你們說的全都是無可辯駁的大道理,但全部同樣不設實際,無視政治現實。我們五個不過是「專業」的行政工具,能做的就只有提交一份「民情報告」,形式上向中央反映你們的看法,加上設立一個「朝野平台」,以求安撫一下民情。辭令與觀眾雙方辭令距離之遠,透露兩邊目標觀眾之不同。過去近四星期,學聯的政治手腕有目共睹,那會不明瞭如此簡單的政治現實?所以偏重第一種辭令,此因其目標觀眾乃佔領者。九二六重奪公民廣場後,學聯連同學民出乎意料地躍身佔領運動發起人,可其代表資格亦僅止於此,並無在場指揮進退之權。學聯當上代表,佔領者無大呼反對之聲,正因學聯本無權威,何煩反對?大家都持觀望態度,合意便歡呼和應,不合意就指罵打倒,大喊「學聯不代表我」!故此對學聯而言,當上代表實在禍福難料,只要稍為示弱,明言一句妥協話,就會淪為出賣群眾的「叛徒」,喪失僅餘權威事小,運動全然失控事大,故此一定「先安內,後攘外」。相對而言,只要梁特首不再無事生非,政府實則游刃有餘。佔領運動有兩批人,分別是佔領者和同情者。雖則民意為光譜,各有等差,然分置兩極最能見其別,姑且粗略比較:佔領者是理想主義者,非得公民提名而不退;同情者則因九二八鎮壓而激於義憤,對梁特首及其聾盲政府再也忍無可忍,方走上街頭。前者絕不服從政治現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總是少數;後者之參與,既有為一時激情所感染,亦基於對港府劣績劣行的理性批判。他們承認政治現實,要的只是政府聆聽和回應民意,以示尊重。這些搖擺不定的人總是多數。除了中共,政府的目標觀眾就是佔領運動的同情者。林鄭月娥司長精通第二種辭令,當她帶著大家「遊花園」時,佔領者只是冷嘲熱諷,視之為庸碌蠢官,可也無從發怒;同情者則洞悉其避重就輕的語言迷宮,知道她正小心翼翼地講事實,即港府的無力與中共之「不妥協」,以期他們能予以體諒。當然,林鄭大概心裡有數,一旦同情者脫離佔領運動,政府要「不流血」清場絕非難事。據個人觀察,就辭令之精妙與效果,學聯與政府各有千秋:佔領者對學聯一致好評,激讚五名代表的辯論技巧和堅持原則;同情者則逐漸隱身,靜觀其變,待政府之民情報告大綱及朝野平台方案出籠後,再決定是否重上街頭。論廣告宣傳,雙方都是贏家,但論解決危機的方法,觀乎雙方辭令距離之廣,可見蹊徑難尋。如何拉近辭令距離?雖則學聯發言以第一種辭令為主,但仍有一些拉近距離的蛛絲馬跡,嘗試覓得雙方可接受的「下台階」。學聯代表甫開場便解說「為何我們需要真普選?」,大意為多年來政府政策偏重既得利益集團,致大眾未能恰如其分地分享經濟成果,而民主普選就是一種制度手段,目標為增加廣大民眾之權力持份,令政府更迅速察覺及解決社會問題。即使多數時間在高喊原則,學聯還是非常明白真普選是手段,對治社會問題才是目標,甚至可說今日之危機植根於政府政策之失敗,令群眾意識制度之不公。其後學聯代表多番提示,他們只是有名無實的代表,佔領者撤離與否在於政府如何解釋與交代政改問題。如何算是解釋與交代呢?一如上述,學聯要求官員考慮提請中央,撤回人大決定及修改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潛台詞乃成功與否再不是港府與學聯的責任。即便如此,林鄭等早已接獲中共「不妥協」之指令,如今轉而卸責給大老闆,簡直自置險境,又如何能辦到?此路不通,學聯又提醒,政制不公不惟特首選舉一項,還有立法會功能組別之竊權,既得利益者用之以殘民自肥,暗示政府可藉承諾廢除功能組別,抵銷真普選之訴求。但功能組別之存廢也不是港府說了算,不單要與一眾既得利益者角力,又必須中共之首肯,非一朝一夕能成事,更可能引爆其它政治炸彈,故此政府代表未有正面回應。總而言之,學聯要求政府按照「公民提名」或「廢除功能組別」兩大要求,交出一個確實可行的政改路線圖。可是,港府何嘗不是有名無實的代表?縱使學聯試圖另闢蹊徑,仍難以拉近雙方辭令之距離。如果任由對話就此打住,街頭局面走勢不容樂觀,或許我們應嘗試轉換議題。「政改是惟一議題」乃學聯對話條件之一,可現時只糾纏於作為手段的政改,未見有所突破,而對政改所望能對治之社會問題卻鮮有提及,視之為離題。可歸根究底,今日困局乃因政府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所以我們才需要真普選,期待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我相信,「如何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就是兩種辭令的交匯點,對話期間學聯主張藉真普選來達致這一點,而官員亦竭力重建市民對政府之信心。我明白,「如何打造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是捉不著的空洞議題,難及「政改」那麼切身實在,即便成功轉移,也要另定細項討論。事到如今,最好官員能洞悉這一點,由政府於對話以外,另行闡釋未來治港方針,近可繞過對話困局,遠則望補救政制之缺陷。最為要者,大家要明白學聯及政府各有內部制肘,難以放鬆辭令,另外也要細思手段與目標之分別,反省佔領運動之真正意義。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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