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政恆:劉以鬯一百歲

劉以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生於上海,換言之,到今年年底就一百歲了。簡單來說,劉以鬯經歷了中國大陸時期、南洋時期和香港時期,而最重要是香港時期。小說創作是他尤其傑出的成就,評論也相當突出,而他的編輯工作也為人所津津樂道,早在四十年代就擔任上海《和平日報》編輯,同時期由劉以鬯一手創辦懷正文化社,出版了多部著作。 五十年代,劉以鬯在新加坡與吉隆坡擔任多份報刊的編輯,一九五七年回到香港,幾十年來主編了《香港時報‧淺水灣》、《快報.快活林》、《快報.快趣》、《星島晚報‧大會堂》和《香港文學》雜誌,提攜了許多作者。關於劉以鬯生平種種,可以看看「他們在島嶼寫作Ⅱ」的文學作家紀錄片《劉以鬯:1918》。 小說啟發導演王家衛 〈打錯了〉、《對倒》、《酒徒》是劉以鬯尤其著名的三個小說作品。〈打錯了〉是微型小說,早在四五十年代之間,劉以鬯從上海南遷香港,為了掙稿費,就寫了不少娛樂他人的微型小說,這批小說都收錄於《天堂與地獄》一書。〈打錯了〉無疑比《天堂與地獄》中的微型小說出色,而且更有創意,〈打錯了〉言簡意賅地展現出命運、機遇、禍福、生死一線間的題旨,但小說確然舉重若輕。 《對倒》原本是一九七二年在《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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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令讀物:勾結的故事——《管治新界:地權、父權與主權》

書寫新界的著作數目不少,講述文化風俗的,有邱東的《新界風物與民情》和梁煦華(筆名司馬龍)的《新界滄桑話鄉情》等等;從歷史角度書寫的,有羅香林、蕭國健、劉潤和的著作,而外國學者竭力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以及歷史資料蒐集,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許舒(James Hayes)和科大衛(David Faure)等,都留下不少出色的成果。香港本地的年輕學人,也正在急起直追,甚至另闢蹊徑。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的《管治新界:地權、父權與主權》,是近期較為矚目的一本,「星期日生活」在9月4日,已經刊載了林芷筠和彭嘉林的文章〈新界殖民舊債與中港地理觀——訪問張少強〉,本文則以書為討論文本對象,特別注意作者的研究策略。《管治新界》的書名,令我想起李彭廣在2012年出版的《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曾銳生也有一部《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在此不論),當然兩本著作的內容南轅北轍:《管治香港》的關注點是戴麟趾和麥理浩年代的香港,而《管治新界》的關注點是新界的權力關係結構,至於研究方法上,《管治香港》是歷史檔案資料的文本整理和引伸,而《管治新界》是田野調查與民族誌研究。勾結共謀與對抗衝突《管治新界》的主要論點和研究方法,需要先在此點出。全書再三強調的主線,是英國在新界推行共謀式殖民主義,以保留華人傳統風俗之名目,實際上用權力共享和利益共沾的方式,拉攏收編新界的父權勢力和領袖精英,成為統治的工具,是為「間接管治」,這些論點顯而易見是受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一書的影響。然而,這個一再在書中出現的主要論點,卻需要更多歷史事實的宏觀認識,才可以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所謂共謀式殖民主義的主要證據,是鄉議局的成立與被收編。書中並未提及鄉議局在港督金文泰於1926年易名成立,至1959年英人才着手收編的箇中理由,大概這些也不是《管治新界》一書的關注點。當中的轉變過程,由鄉議局成立開始到50年代,當中鄉議局與港英政府的關係,不一定只有共謀一面,也有衝突一面,卒之到50年代末,親政府的「荃灣派」與反政府的「元朗派」相爭,在政府的介入下「荃灣派」勝利,這個轉變為往後新界的急速發展,掃除了地方的阻礙力量。至於1972年才面世的丁屋政策,也是反映出政府與原居民對着幹的歷史,正如作者所說,丁屋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政府和原居民之間積壓下來的土地爭議,緩解政府收回了大量本屬原居民的土地,但又無法兌現給予應有補償的承諾,所帶來的反政府危機。」丁屋政策是否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應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基本法》第四十條),容或有爭議,據知候任立法會議員姚松炎已撰文批評。至於從套丁案件到今時今日的橫洲事件和棕地問題,全都反映了自港英政府開始帶動,至今未止的新界現代化發展,與地方原居民的一貫利益,存有人所共知的長遠牟利因素(現在還有中港產業融合和兩地物流業等發展趨勢),又或者尖銳的矛盾。《管治新界》所帶出的勾結共謀關係(除了共謀外,還時有衝突),帶出了政府與新界原居民關係千絲萬縷的合作前因,而如今共官商鄉三者的勾結關係,正是遺留至今的長遠後果。華人傳統與現代權力《管治新界》的研究方法,到第二章才告水落石出。這一章也展現出作者與前行的新界研究者,處於截然不同的分析立場。作者針對的華人研究或新界研究傳統,由傅利曼的人類學研究開始,Jack M. Potter和許舒等承接,他們都是洋人學者,着重華人傳統在新界村落的延續,而張少強認為他們的方法帶有東方主義毛病,甚至成為反共抗中的政治宣傳,傳誦殖民權術,而另一批華人作者或學者,如邱東、饒玖才、蕭國健的著作,就被視為表彰傳統,以收增加國族認同的效果。而最新的新界保育和本土主義著述,張少強就視為懷舊主義,與發展主義對立,另一批研究者主張傳統只不過是捏造出來。無論如何,《管治新界》的作者反對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結構框架,對於新界以至華人傳統風俗,本書並無太多着墨,相信也不是作者念茲在茲所在,作者傾向生活世界真實經驗的在地研究,着重平民狀况、尋常事物、生活故事、庶民研究、小寫歷史,而作者的方法是民族誌研究和田野考察,這樣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並非新鮮事物,可是疑問也接踵而來。《管治新界》的作者選擇了新界鳳尾鄉大樹村,這個地方的名稱不過是子虛烏有,在作者以保障相關人士的私隱為由下,地名和人名都為虛構,但為什麼研究對象是「大樹村」而不是其他新界鄉鎮呢?而作者介紹「鳳尾鄉大樹村」時引述「龍躍頭」的資源,也恐怕是欲蓋彌彰。另一方面,作者只提及自己在90年代至2000年代期間在當地進行歷時多年的田野考察,實際年份和時期竟然付之闕如(其中兩年入住該村)。此外,由於這是相當近期的研究,對於所謂華人傳統風俗的了解,想必一無所得,至少不能跟前行的華人研究或新界研究學者比擬,於是作者滲雜了文化研究的當代人類學研究,不再是傳統的考掘,而是權力關係網的重溯(福柯的影子陰魂不散)。又恐怕作者口中的生活世界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也不過是一時所見甚或乎一孔之見的主觀性而已。權力鐵三角的操作《管治新界》的內容由故事牽引,以在地抗爭故事作結,真實紀錄,有血有肉,而書的着眼點只有權力,地權、父權與主權是三合一的權力鐵三角,傳統內涵在此抹去了,一切只剩下權力的爭逐。如今橫洲的發展,率先向非原居民村的居民動手,卻不敢果斷處理棕地和官地霸佔問題,也不過是以大欺小的權力操作。新界的發展問題由於牽涉到利益,地產商早就虎視眈眈,官商鄉勾結關係,實在千絲萬縷,發展主義和現代化帶來的斷裂狀態,也令人想起這幾句歌詞:「是誰令青山也變,變了俗氣的嘴臉,又是誰令碧海也變,變作濁流滔天。」文:鄭政恆圖:網上圖片編輯:林信君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2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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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趟三十年代本土旅行

選戰過後,修心養性。暫且不將新界分為東與西,就談一談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近期有好幾本關於新界的專書出版,例如有張少強的《管治新界:地權、父權和主權》、蔡思行的《戰後新界發展史》、許舒(James Hayes)的《新界百年史》(The Great Difference :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的中譯本)等等,但最令我手不釋卷的一本,還是黃佩佳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在這本書出版以前,黃佩佳的名字曾過目至少兩次。第一次是在香港重要歷史文獻、由簡又文先生主編的《宋皇臺紀念集》,集中有黃佩佳的遺著〈九龍宋王臺及其他〉,文章前面附有黃佩佳生前好友吳灞陵的介紹語。第二次是在郭志標的《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載》,書中第二章談到六位推動香港本土旅行的前賢,黃佩佳名列首位。黃佩佳是香港掌故與歷史風土研究的先驅之一,他畢業於皇仁書院,政府公務人員出身,曾在庫務司署工作,以筆名江山故人、中原大俠、額涼生等,在《華僑日報》、《南強日報》、《香島日報》和《大風》半月刊等發表文章,以關於新界史地的文章為主。他在香港淪陷期間,離開香港投身北上,最終下落不明,不幸已歸道山。還好有吳灞陵整理故友遺稿,惜並未付梓出版,文稿終庋藏於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外人不易翻閱細讀,如今由沈思先生編校、商務出版,堪可謂功德無量。《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一書分為概說、居民之來源及其演進、南部寫真三章,其中南部寫真佔全書一半有多,是重心所在。自創新界十景概說一章,略談新界的歷史沿革、疆域範圍、山水形勢、大小村落、名勝古蹟、生活交通、政府建設,是相當全面的新界地方志,黃佩佳以一人之力,撰文紀錄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新界的整體面貌,他不單有調查紀實的能耐與魄力,也有對新界風光的浪漫情感與想像,例如在風景一節,黃佩佳自創「新界十景」,正因為他有全面認識作基礎、熱愛鄉土為動力,才可以發現風光幽勝獨異之處,黃佩佳的「新界十景」如下──浪打金鐘(西貢吊鐘洲)、雲蒸鳳嶺(鳳凰山)、望夫化石、觀音坐蓮(元朗八鄉觀音山)、潮灣秋月(沙田海,不少灣區已填)、杯渡晚鐘(屯門青山禪院)、昂平禪地、鞍嶺朝陽(馬鞍山)、帽山俯瞰、娘潭飛瀑。黃佩佳編寫「新界十景」,不單單刻劃景色之美,甚至乎媲美西湖和廬山之風光,有的更結合地方掌故、觀賞方法,最終都附上詩句兩行,感情與地景的結合,建基於歷史地理文化的全面知識,以及對地方身分的自信和浪漫想像。話說回來,大家身在香港,「新界十景」都去過嗎?留下多少回憶呢?南部寫真 反思南宋覆滅《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的第二章研探新界居民之來源及其演進,處理地理與人的歷史關係,換言之就是以新界為坐標,討論時、地、人三者的互動關係,這一章的重點是山川形勢與居民落籍之關係,分析新界各族群的生成源流,也感慨南來香港新界的民族,就如避亂秦人。無論如何,本書第三章南部寫真才是核心。31個地方,以九龍城為第一,且篇幅最長,堪稱至為重要,大概因為九龍城古蹟多,而且有獨一無二的宋王臺。黃佩佳全面討論與宋二王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在該研究範疇又是一馬當先的前驅(後來者有簡又文、羅香林、饒宗頤等,見《九龍與宋季史料》一書)。更由於黃佩佳在三十年代左右撰寫相關文章,立刻將南宋覆滅聯繫到瀋陽事變後的時局作反思,他瞻前顧後,批評南宋偏安,自以為可以守住半壁,就沾沾自喜,粉飾太平,殊不知大禍早種,在黃佩佳眼中,「如此偷安,無怪南宋之亡,比歷朝為慘」。登大帽山 燃國家之情《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中,黃佩佳書寫香港新界,但他也關心民國年間的時局和思潮,例如談到竹園的嗇色園,他想到扶乩玄學,以至於張君勱和張東蓀參與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又例如荃灣一節,以新界最高之大帽山收梢,登臨絕頂,居高臨下,登山則情滿於山,黃佩佳不禁附和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今日之中國,豈老大中國耶,乃少年中國也。苟能多登大帽山之巔,亦可以振我民族之精神者,亦所以成少年中國之少年也」。黃佩佳當然也提到沙田,在他眼中的沙田評價尤高,恍如西湖,更視望夫石如保俶塔,道風山作南屏晚鐘等等,而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在三十年代,正是初創之時,從黃佩佳的文辭可見,他對基督教傳教士的評價甚高,又想起美國傳教士及社會活動家李佳白(Gilbert Reid)在北京開設尚賢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請序於梁啟超,任公云:「我國人不暇自哀,而外人哀之,且越俎而代之。」除了兩番提及梁啟超,黃佩佳也提到個人經歷,在長洲一節,除了談到生活風俗、廟宇和東灣等等,最後一節名為「舊遊如夢」,記昔日與曹徐二子的長洲之遊,無懼風雨,率真自然,也可見黃佩佳少年時清新可喜的一面,三子唯黃佩佳一直留在香港,相信他從年輕時已有旅遊遠足的興趣,至三十年代遊興不減,且結交新的行友,如書前序言所述:「咸本刻苦耐勞以赴之,期鍛煉體格,振奮精神,故於新界自然界中,不知結下幾許山水緣矣。」由此開展,卒之寫成自有系統的《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他與新界山水,確是別有情緣。黃佩佳在三十年代於《華僑日報》副刊連載「本地風光」專欄,在這之前,撰寫香港研究的專書,如陳鏸勳的《香港雜記》和賴連三的《香港紀略》,都並未注意到新界一隅,黃佩佳當之無愧是新界本土研究的先驅。黃佩佳英年早逝(另一位研究香港史地和考古的許地山,也是天不假年),但黃佩佳結合遊歷和考察的香港風光志略書寫,有黃佩佳的同代人吳灞陵,以及稍後的李君毅等人延續下去。專注研究新界的專書甚多,前面已談及了,西人學者如許舒和華琛(James L. Watson)夫婦等也有不少功勞。香港史地研究方面,另一位小說作家出身的葉靈鳳,也是貢獻良多。不論是風光考察,還是新界風土,以至香港史地,研究者多年來不絕如縷,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如今《新界風土名勝大觀》舊文新刊,重新出土,也許為當代新一代研究者留下不少助益和啟迪。編輯﹕蔡康琪圖片取自新浪網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1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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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畫筆 黃照達《大時代》

政治漫畫的力量,可大可小。漫畫能夠教人莞爾而笑,可以令人大為光火,嚴重起來,甚至引發了一宗震驚全球的《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難怪有位幽默作家說:「我們可以嘲笑一切,但還得先瞧瞧身邊站的是誰。」槍擊案引起了捍衛言論自由的2015年共和遊行,場面浩大,許多人手持「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標語,可是上個月底有團體照辦煮碗、東施效顰,在香港搞了一場大龍鳳,就真係笑死街坊了,幽默帶來血案,血案帶來團結,輾轉之間,又回到幽默的笑聲之中。拉開觀察距離講到政治漫畫或媒體漫畫,法國的政治及外交關係學者尚—克里斯多夫.維克托(Jean-Christophe Victor),編輯了《反抗的畫筆》(Un œil sur le monde,2013年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了中文版)一書,輯錄了自1989年至2012年間二百五十幅媒體漫畫,維克托在引言〈以時事之眼洞悉人性〉中,說明了媒體漫畫的特色與意義,這些漫畫見證時代、捕捉現實、詮釋和批判事件、迫我們正視問題與矛盾,他更說:「漫畫的幽默本質使讀者與事件之間必然拉出一段觀察距離。它令人彷彿獲得解脫般失聲而笑,將人帶入揶揄嘲諷的境界。它可以是一種苦笑,也可以是黑色幽默。它以一種帶着詩意的悲劇性格,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以及一切的信念都是何等脆弱。」拉開觀察距離,引起反應及反思,正是重點所在。香港政治漫畫好了,回到香港本土。香港的政治漫畫,在八九十年代期間相當興旺,尊子、馬龍、一木(本地小子)就出版過《九七劇場》和《過渡期’91~’92漫畫集》;邱誠武、陸世康、周明輝、戴耀廷、辛毅誠編繪了《基本法漫畫:你的後半生》;馬龍的《反斗雜誌》、《五十步》、《政治漫畫集》、《過渡期事件簿》;尊子的《黑材料》、《七情上面》、《鄧伯爺》、《乜議員正傳》都好鬼好笑。提及尊子,其實有意思。黃照達最新出版的漫畫集《大時代》,就有尊子的〈入稟序〉,行文正言若反,就像他的政治漫畫般幽默諷刺,更重要是從〈入稟序〉令人想到,尊子和黃照達兩位漫畫家的美學風格相當不同,上一代的尊子和馬龍走草根風格,地道、爽快、直接、raw,而黃照達的中產、簡約、冷調、乾淨風格,就如尊子所說:「不依過往行之有效的漫畫常規,顛覆欣賞習慣,顏色單調,動作呆板,造型省略,文字多多,誤以為他的漫畫以悶作賣點,誰知魔鬼在細節,稍作改動,讀者便意會所諷的是誰所罵的是何事,高官政客竟能自動埋位在方格內胡說八道,實在可惡之極!!」其實,香港的政治漫畫,已經形成了草根風格和中產風格兩種路線,中產對社會不滿,大概是近十多年的事。風格的提煉黃照達的第一本漫畫集,應該是2010年出版的Lonely Planet。Lonely Planet在2008年開始於《明報》連載,主角阿拔失業,他選擇不工作,去旅行,無無聊聊過日子,做一些生活小實驗,組織不工作小組,一年過後最終還是重投勞動市場。整個漫畫,展現出自由人的孤獨感,以至於一個人對大社會的默默抗衡,年輕人尋求生活的空間與可能。Lonely Planet的自序中,黃照達將書獻給兒子,後來在2011及2014年黃照達出版了兩集Hello World,展現出父子的交往、家庭的生活與教育,從Lonely Planet到Hello World,我們不單看到兩個人(父與子)的成長過程(如今再看黃照達的漫畫,令我想起《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的Ethan Hawke,由浪子轉變成父親),此外也是更趨簡約的美學風格提煉過程,來到《大時代》,已是修成正果了。《大時代》的簡約美學《大時代》收錄了黃照達為《明報》所畫的《嘰嘰格格》漫畫專欄作品(有一些是《星期日生活》封面),這個專欄自2007年已經開始,而如今結集的漫畫顯然是比較近期的作品。黃照達的作品,最簡約的原型就是兩個人對話,不少都是二人針鋒相對,一方是被諷刺的高官權貴或講歪理的人(例如坐在大椅上的全黑人、穿毛衣外套的女人、紅呔男人、白頭佬,一望就知是誰),另一方是諷刺者、駁斥者,後邊沒有背景(backdrop),只是一片空白,但只要略為關心時事,又或者將漫畫還原到發表的報紙場域,來龍去脈的背景(background)就會自然浮現。《大時代》的另一種政治漫畫,是一男一女對話,有時加上一桌兩椅,有時男女坐在梳化上看電視,我們只看到對話,看不到電視報道的信息,但也不難估計。黃照達漫畫中的角色,擔起了評論者的功能,說話通常是一針見血,有時又反過來,角色其實是被諷刺的「港豬」或者「花生友」。《大時代》畫了幾十幅關於「袋住先」的政治漫畫,主題大致上同樣,但黃照達可以不斷變奏,層出不窮,總可以找到一個位去諷刺一番,例如「上中下籤」(頁60)就以對話取勝:「今年呀邊個邊個又幫香港求咗咩籤呀?」「中籤喎,即係叫香港人唔好貪,袋住先」「唓!講晒啦!咁如果係上籤又點計?」「啊,即係好彩你肯袋住先,先至有上籤咋」「咁如果係下籤呢?」「仲使講?即係唔袋住先,香港就玩完囉」這幅六格漫畫,兩個人對話,唔使其他嘢,諷刺得應一應。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嗎?《大時代》的最後一章名為「抗爭」,是最近期的一批作品,我們一邊看,可以回想到許多雨傘運動的大小往事,《大時代》一如書名,確實見證了香港的大時代。書中最後一幅六格漫畫,有Hello World的小主角黃日,這個作品以「改變世界」(頁180)為題,令我想起Hello World 2最後一幅六格漫畫,就是「爸,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嗎?」在「改變世界」中,黃日說要改變世界,爸爸認為是沒用的,別妄想,於是黃日在小地球上一按,說:「有了我的指紋,世界不同了」,新的一代,為世界帶來希望,令到逐漸跌入犬儒主義的成年人,面對現實,反省自身。最近十年八載,香港的政治漫畫也算不少,除了尊子、馬龍、黃照達,黎達達榮的《東宮西宮》、Cuson的《快樂政治》,Kit Man、Martin Lau、Tman Tse的《香港災星》都各有特色,風格鮮明。當我們看到歪理連篇、官員醜行、權貴發言時,不禁血壓升高眼火爆,政治漫畫將我們與事件拉開一段觀察距離,於是,我們不禁發出一聲冷笑,讓自己今天好過一點,聽日再嬲過、再笑過。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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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影響生命——《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

因為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所以想多一點認識新界村校。過去我看過方美賢的《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史》(1975),可是這本書是關於香港自割讓至淪陷,一百年間的教育歷史。回歸前香港區域市政局出版了《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1996),圖文並茂,但全書不過百頁,如今也想知道多一點以及新的發展,最近看到羅慧燕的《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此書先概說香港村校的歷史發展,再說村校的特色與現狀,是目前最詳細的新界教育發展史。看《藍天樹下》,最少有兩個角度﹕一是政策如何從上而下影響教育,二是團體與個人如何投入教育,政策總是從現實出發,教育本身卻是從人出發,也帶有理想抱負,兩者之間的矛盾,在教育發展過程中,歷歷可辨。 承傳中國傳統教育新界自1898年租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在初期,由於英國人對新界相對放任,正如羅慧燕所說﹕「昔日在政府不太干預的政策下,新界的發展是緩慢的,然而,新界的教育反而因此承傳了中國傳統鄉村教育的面貌。」追本溯源,查考香港最早的學塾,是北宋鄧符協在錦田創立的力灜書院,更是廣東較早期的書院之一。清初遷界令(遷海令)令香港荒涼,遷界令終止後復界,老百姓可以重返或移居香港,以錦田為例,康熙年間有周王二公書院,道光年間有二帝書院(二帝為文昌和關帝),如今遺址尚存,錦田的科舉成績更是新界之冠。在清朝年間,原來新界離島也有學舍,例如大澳的協和社學、東涌的何氏書室、長洲的寶安書室、馬灣的芳園書室等等。英國正式接管新界,六年後,大清廢除科舉,於是小孩讀書不再是為了考取功名,而是讀書識字。學童誦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然後就讀《千家詩》、《幼學瓊林》、《龍文鞭影》,讀完蒙學課本,有資質或家底的學子,就開始讀《四書集注》、《東萊博議》、《聲律啟蒙》,但隨着學塾改變為學校,儒家經書旁落,二三十年代的學校課程,包括國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藝術等等。新界的村校教育,不再以經學和古典文學為中心,轉而以合乎現代社會的實用知識科目為主,教育的功能愈來愈脫離華夏傳統學問,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現代人追求在社會中找一份好工作,投身社會發展。 辦學的理想新界鄉村學校的興辦有不同背景,一些是從祠堂、學塾和義學轉變過來,一些由辦學團體創辦,例如會所與同鄉會,以及基督教教會,其中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組織都積極辦學,從歐美來到香港新界的教士,或者本地的有心信眾,一方面興建教堂和佈道所,或開放甚至捐出自己的家作為禮拜堂,另一方面又開辦識字班,一步步再發展成學校。《藍天樹下》書中也提及一些關於學校的小故事,例如港島聖保羅男女中學與新界錦田的聖約瑟小學,同屬於聖公會,聖保羅的師生每月都補助聖約瑟小學的窮困學生,甚至聖保羅的學生團契用了一個暑假的時間,在聖約瑟小學留宿,為當地學校後山鋪設通往公路的石屎路。天主教會在新界租借前已在大埔、汀角、西貢傳道,同時辦學,例如鹽田仔是全島村民領洗,聖若瑟小堂旁邊就有澄波書院,而元朗南邊圍的天主教崇德小學,更是天主教教區與新界村民合辦,可見關係融洽,然而學校如今已停辦了,天主教教區在香港開辦的村校,只剩下長洲聖心學校和坪洲聖家學校。又有一些村校是個人開辦,現存的只有兩間,前清秀才黃子律在1934年及38年創辦鐘聲學校和鐘聲女校,由於學校設有校史室,資料保存完好。另一間村校是盧恩信女士的長洲錦江小學。據《藍天樹下》一書所說,早在道光年間,美國浸信會已在長洲佈道,咸豐年間,甚至興建教堂和女校。由於長洲浸信會保存了清朝的土地契約,長洲百年來的變遷,補上了浸信會的佈道和教育這一筆。 《藍天樹下》也提及民間興辦學校的過程,令人感動。曾經,教育事業是集體的崇高理念,如今卻難免功利化了。在過去,村長帶頭捐錢興建校舍,海外村民捐獻,村民在農作物收成和出售禽畜的利潤中抽取建校費用,甚至捐出自己的土地、售賣公田、忍痛砍下村中的老樟樹籌款,許多籌募方法,出錢出力,都是為了下一代有書讀,有好的學習環境。許多故事,說明了教育的意義。 殺校與村校的危機看報紙新聞和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都知道村校停辦,甚至有殺校的情况。畢竟香港的出生率一路下降,政府在新界興建新市鎮和屋村,村校難以生存,《藍天樹下》仔細道出殺校的前因後果,尤其是李國章和羅范椒芬執掌教育統籌局局長時,提交了《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文件,文件一落實就迫使許多村校結束,從文件使用的字眼「成本」及「使用率」,可以知道這份文件,不是關心教育,而是着眼於經濟效益,羅慧燕說得很好﹕「村校停辦,其意義不止是一所學校的結束。村校作為村落先輩數代人耕耘奉獻的成果,其終結象徵着社區過去為學校的努力畫上句號,學校將抽離於這些歷史悠久的鄉村。」其實,村校小班為主,師生關係密切,校舍親近大自然,有獨特的環境和文化風俗連結,這些是一般市區學校所沒有的,可是香港政府就是容不下另類,只有獨大的主流、唯一的標準,容許教育商品化、產業化,甚至以普教中和國民教「染紅」下一代。可是,大家都知道壓力愈大,反彈力愈大,現在的青少年已有自己的想法。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但知易行難,前線老師一定辛苦。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和呂校長的工作為我們帶來由衷的感動,《藍天樹下》就提供了更多真實的故事,這些故事曾經發生於城市的邊緣地帶,歷史可以是生硬的資料,也可以是活生生的紀錄,令我們明白前人走過的路,感動是一刻,路卻是漫長。文/鄭政恆編輯/譚詠欣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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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書展後記:隔籬飯香—台港文壇的相互聯繫

編按:台北國際書展昨天圓滿結束,從香港類型小說作家首度在台獲獎,到香港文學如何在台灣呈現,都成為今年文學界值得探討的課題。此前,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與台灣文訊雜誌社等合辦了一場活動,檢視這些年來的台港文學交流。本文作者是講者之一。會上,他提到香港作者的一些心理反應,亦提到獨立出版的困境。今屆台北書展結束,正是研習香港文學的好開始。在不同評論範疇中,工業分析是其中一種,例如電影評論中的票房分析,或劇場評論中的演出數據分析等等。然而,香港文學出版的總體銷售量,並不透明,甚至一年之間到底有多少種出版都不太清楚。所以。香港文學的工業分析,由始至終是盲點。早前,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台灣文訊雜誌社、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了「香港華文小說獎助與補助機制座談會」,是少有一次涉及工業分析的文學討論會。參與者有《文訊》的封德屏社長和楊宗翰,香港方面有吳美筠、黃淑嫻、黃勁輝、雨希、宋子江和鄭政恆等。所有人都有出版或編輯經驗,但是當天大家都暫時推開了文本研探,面對最現實的資金、出版、發行、推廣、交流等問題。我無意一一複述座談會的內容,而是再一次審視香港與台灣文學界之間的出版交流,以及當下的現狀。結緣三十年劉以鬯先生在1984年發表的〈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談及五十年代開始,香港與台灣兩地的文學交流,其中包括雜誌、稿件、出版、移居等方面的互動,從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開始,香港文壇早着先機,大量譯介現代主義文學,影響了台灣文壇,可是台灣作家後來居上,反過來又影響了香港文壇(以詩壇為主),香港與台灣的報刊、雜誌、選集,刊登了兩地作家的作品,又或轉載對方的稿件,劉以鬯先生說得好:「影響是相互的,並不限於一個方向。」關於出版,長居香港三十年的徐訏,他的全集在台灣出版,也斯第一本散文集《灰鴿早晨的話》、李英豪第一本評論集《批評的視覺》都在台灣面世。另一方面,瘂弦第一本詩集《苦苓林的一夜》(即《瘂弦詩抄》)、陳映真第一本小說選集在香港出版,更不得不說西西與洪範書店、鍾曉陽與三三書坊的合作關係了。至於兩地人才往來,原因大多是移民、留學、教學、工作、婚姻等等,過去就有趙滋蕃、余光中、葉維廉、戴天、李歐梵、蔡炎培、邱剛健、王敬羲、劉紹銘、張錯、溫健騮、鍾玲、施叔青、馬家輝……例子不勝枚舉,時間或長或短(比較近期的就有平路、羅智成、張鐵志、陳寧、紅眼和陸穎魚等),其中鄭樹森多年來擔任橋樑角色,促進交流,《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一書就有他的口述歷史。小說新人獎〈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一文涉及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往來,《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就關於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文學界往事。往後又如何呢?來到二十一世紀的網絡時代,香港與台灣的文學交流又如何走下去呢?不得不說獎項。早在五十年前,台灣《創世紀》舉辦十周年詩創作獎,得獎人葉維廉和金炳興都來自香港。到九十年代中開始,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就成為香港小說作家走進台灣文壇的踏腳石,名單上有董啟章、李維怡、廖偉棠、謝曉虹、黃茂林、聞人悅閱、葛亮、韓麗珠、張婉雯、李嘉淋等作者,大部份都在獲獎後,在台灣出書,進一步為台灣文壇所認識,有的甚至以台灣出版社(如聯合文學、聯經、麥田、印刻)為主要合作伙伴,新書在台灣推出再回流香港。可是如今,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停辦了,方便之門隨之關上,沒有了具公信力的新人獎,年輕香港作家打入台灣文壇更不容易。上述的小說作者名單,正是近年香港小說界的中堅分子。相對而言,李維怡和張婉雯取道寫實主義傳統,面對本地社會和市井民情;聞人悅閱和葛亮書寫域外為主,面對華語世界和廣大地區;謝曉虹和韓麗珠透過荒誕而抽象的情節和聯想比喻,面對當代城市的冷酷異境。後兩批作家相對上手法新鮮,個人風格強烈,離開明顯可辨的香港形象,吸引(台灣)讀者注意實在順理成章。然而,李維怡和張婉雯的反璞歸真,未嘗不能突圍而出,張婉雯就在2013年奪得時報文學獎評審獎,再下一城。然而,不少香港作家並不以獎項為捷徑,陳冠中的文化觀察和小說都受重視,黃碧雲本來是「台灣並不太熟悉的」(南方朔語),至今已不可同日而語,馬家輝和廖偉棠的書有台灣版也有香港版,陳寧、潘國靈、陳智德也一步步為台灣文學界所認識了。也說雜誌。過去《文藝新潮》和《現代詩》、《好望角》和《創世紀》都關係密切,《純文學》甚至有香港與台灣兩版並行。如今又如何?相對來看,《字花》就刊登尚算不少的台灣來稿,台灣的文學雜誌如《聯合文學》、《印刻文學生活誌》和《文訊》的香港作家作品,較多在專欄中出現,反而詩刊上的交流比較活躍(詩集方面,《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一書是少有的越界合集),從《現在詩》和《衛生紙詩刊》都可以看到一些香港詩人詩作,恰恰詩刊的編者夏宇和鴻鴻都為香港年輕詩人熟知。無論如何,詩人之間的交流似乎都是神神秘秘的。獎項、出版、雜誌都談過了,值得再想想,究竟台灣讀者對香港文學有興趣嗎?(或問:為甚麼他們要看香港文學?)如何看對方?憑我有限的個人觀察,台灣讀者看的香港文學作品頗為有限,反之亦然,而且以經典、得獎或流行作品為主,此外,台灣書在香港相當流通,香港書卻難以打入台灣市場,流量不對等。過去在網上的明日報個人新聞台,有兩地詩人熱烈的深度討論,如今卻流於印象式的淺談。回歸到作品香港讀者和作者都好像有「隔籬飯香」的心態,重視台北書展、台灣報刊雜誌是否刊登來稿,對台灣的精良出版製作艷羨不已。其中陳智德的《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就是好例子,這本書是評介述說香港文學、書店和文藝刊物,陳智德之前在香港的同類著作並未獲得相若回響,可見台灣聯經的營銷推廣有法,值得學習。回想「香港華文小說獎助與補助機制座談會」中,獨立出版是重要的話題之一。香港文學界算是有藝術發展局的支持,大學研究中心搜尋佳作,獨立出版組織(如川漓社)艱苦經營,年輕作家透過創作比賽一顯身手。可是書的生命未如想像中那麼長,旋生旋滅,倉存壓力大,不少年輕作家也在難走的文學道路上半途而廢,整個文學出版生態並未壽終正寢,但也難有發展空間。台灣的《文訊》以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及研究著稱,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也在做相似的工作,他們的貢獻教人稱道。也許,討論了半天出版行業的問題,回過頭來,重要的還是寫好作品,推動本地文壇的討論、評論、研究風氣,行有餘力則對外交流,出版行業的事,不可能一朝一夕解決得了,居於上位的決策者請深思。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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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悼—尋找光影記憶的張美君

?其實我跟張美君老師並不熟稔,但當我知道她過身的消息,一些小片段立刻浮現。我最後一次碰見她,是在銅鑼灣誠品書店,她的散文集《寫在窗框的詭話》(2013)新書發布會,她面容和藹可親,身邊站着她的好友洛楓、朱耀偉、周耀輝、劉偉成和匯智出版人羅國洪,當然還有她的學生蕭恒,大家有說有笑。再看董啟章傳給香港文學生活館仝人的張美君悼文,我們可以知道張美君多麼落力支持文學館,去年五月,本來她為文學館擔任「香港文學焦點作品選讀.小說」的講者,講說崑南《地的門》,但她身體違和,最後由我頂替,可是我當天也咳得厲害。回想起來,我的小病不足掛齒,只是對聽講的學員感到不好意思。這些片段和董啟章的悼文,令我感覺到曾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任教的張美君,十分投入文學創作和教學研究,也全心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而我相信研究香港文學的人都有一冊,張美君和朱耀偉合編的《香港文學@文化研究》(2002)。天不假年,張美君的編著不算十分多,但都有分量,除了《香港文學@文化研究》和《沙巴翁的城市漫遊》(2005),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兩本三聯出版的電影文集﹕《關錦鵬的光影記憶﹕既近且遠、既遠且近》(2007)和《尋找香港電影的獨立景觀》(2010)。既近且遠、既遠且近《關錦鵬的光影記憶》中,張美君有三篇文章。不少編者序言旨在提綱挈領,引導讀者,先聲奪人。她卻以散文筆法開篇,以親和力展開全書,拉近討論的對象(關錦鵬)與讀者,她寫道﹕「關錦鵬的電影,有若其人,有一種不能言喻的親切感。」然後落實到香港﹕「打從他的第一部電影至今,他的每一個故事好像跟我們的城市的命脈不可分割。」對了,是我們的城市,不是這個城市。張美君不單為《關錦鵬的光影記憶》立下邊緣論述、城市文化、酷兒論述三大主題,更將「既近且遠、既遠且近」視為關錦鵬的美學原則,優雅地出入於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文學理論、侯孝賢和小津安二郎電影的境界、商業娛樂和獨立自主、個人故事與集體回憶、香港本土與全球外地、同性與異性的二元夾縫。香港的文化混雜論恐怕已是明日黃花,但在張美君以至也斯的香港文化著述中,確實留下了殖民時代九七前後的文化氣度。說到也斯,並非偶然,網絡上有人貼上也斯和張美君的合照,令人感慨。《關錦鵬的光影記憶》的第一篇長文,正是也斯的〈關錦鵬﹕在中國與香港之間〉,這篇文章借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文化理論,關心《男生女相》和《胭脂扣》的性別取向,但更着眼於《阮玲玉》的香港文化和民族文化取向,也斯這篇脫胎自《香港文化》一書的文章,多少影響了張美君的觀看角度,但受啟迪的人實在太多了。既同且異的開放對話張美君在書中第二篇文章是〈關錦鵬電影中的上海魅影〉,第一句已是當頭棒喝,令我啞口無言﹕「人總有一死,文本卻生生不息,新的文本在連綿不絕的文化承傳、革新和交流中再生逝去的人與事。我們不得不承認,許多時候,歷史傳統對當下上下求索的眾生來說,有若揮之不去的鬼魅,創作者必須竭力驅魔,『破舊立新』,解開心結。」這一番話好像穿過了時間和空間,過去與現在對話,逝世的人與活着的人也在對話。〈關錦鵬電影中的上海魅影〉探索《阮玲玉》、《紅玫瑰白玫瑰》和《長恨歌》這三部牽連舊上海的香港電影(或曰「上海三部曲」),以此進行雙城(以至於文學與電影)的寓意式對讀,換言之就是從作為歷史魅影的上海,出發重新審視香港文化主體。張美君筆下的鬼魅評論,出入雙城兩地和新舊古今,對觀張愛玲、王安憶的海派小說與關錦鵬電影,可是結論卻帶着不容樂觀的感慨,既同且異的開放身分與對話,可能歸於霸權的一元獨大,論點確有先見之明﹕「雙城故事也許仍會生生不息的編寫下去,但以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人鬼奇觀』恐怕會因着時移世易而銷聲匿迹,我們畢竟已進入了『後九七』、『後〇三』、『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時期。」認同的政治、天涯若比鄰討論香港獨立電影,總離不開游靜的Filming Margins、馮美華策劃的《自主世代﹕六十年代至今自主、實驗、另類創作》和張美君編著的《尋找香港電影的獨立景觀》,書的形式各有不同,影人研究、深度評論、口述歷史,各有神采。《尋找香港電影的獨立景觀》的概論是全書的重頭文章,張美君暫時稍為離開關錦鵬電影的戀舊感性(當然《念你如昔》是獨立電影),重點帶出較具抵抗意味的獨立精神,當中的核心價值包括平等、多元和真誠。張美君討論的是獨立電影,但也可以應用於公共領域的獨立人格,更重要的是呼應查理泰來(Charles Taylor)的「認同的政治」,也就是「從屬群體」(Subaltern groups)尋求自我認同,追求平等、建立尊嚴,強調表現自我的政治立場。《尋找香港電影的獨立景觀》有電影歷史發展的眼界,全書以電影導演、電影組織、影評人和學者的訪問為主,着眼於香港獨立電影的文學性、社會關懷與夾敘夾議的文化評論,同時關注政府與業界在背後的功能角色。而在概論的尾段,張美君樂觀地點出獨立電影的視野,就是社會邊緣的「陌生者」提出論述與想像,開拓空間,形成「想像的社群」,跨越各方的獨立電影人展現出「天涯若比鄰」一般的獨立視野。真的可以嗎?作者在最後竟暫且撥開文化理論,回歸存在主義和卡繆的「薛西弗斯神話」,似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氣概,在荒誕的現實中,自行創造意義。我們從張美君的關錦鵬電影研究,可見她豐富的情感,而從她的獨立電影研究,可見她進取的理想。一體可以有兩面,既近且遠,既遠且近,又像她喜歡的藍色(《沙巴翁的城市漫遊》和《尋找香港電影的獨立景觀》都是藍色封面),代表處於黑夜之後與紅日之前的時光,在生和死、新與舊、失落與希望的臨界點,她瞻前,也顧後。?戀舊與鬼魅張美君是戀舊的人,我相信她為人十分念舊,她的朋友和學生都會想念她,正如張美君在〈戀舊與鬼魅〉(見《沙巴翁的城市漫遊》)一文中說﹕「思念是對缺失的補償,是在種種無奈感中與現實討價還價的伎倆,是對死亡的一種抗議,是一種不能自已的狀態。可是思念在急速飛逝的城市列車中,是瀕臨絕種的奢侈品。」《關錦鵬的光影記憶》中的壓軸文章〈念你如昔,關錦鵬!〉,是張美君給關錦鵬的情信,她不單戀舊,也關心既同且異的華文文化,她說﹕「昨天在今天中再生,把我們帶往明天。」有人停留在昨天,有人停留在今天,但為了我們的城市,明天總是值得走下去。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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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電影中的棋聖:《吳清源》

一代棋聖吳清源,百歲高齡去世。我想起2006年的人物傳記電影《吳清源》,電影由第五代導演中,最具文人風骨的田壯壯執導。一部以圍棋大國手為題材的電影,注定了是文藝而且小眾,果然,電影沒有獲得很大的迴響,可是我覺得電影真的不錯。說到底,還是離不開棋局。在觀影之先,不禁好奇地估量田壯壯如何拍棋局,是用長鏡頭足本如實呈示,還是用剪接配合多角度拍攝呢?結果,卻是用了特寫。我們只見下棋者的側面,專注的眼神,堅定的手,擺動的黑白分明的棋子,不單如此,差不多每一次都是限於開局,結果怎樣就不得而知,可見勝負成敗得失並不是田壯壯的關懷,放開懷抱,地闊天高,以此對照一眾開拍大片的第五代導演,題材俱不離仇恨怨憎貪奪無厭,反映出一股兇狠之戾氣以及權利之心切,田壯壯逆其道而行,《吳清源》中的人物個性虛靜無爭,棋手之間具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如此境界實為難得。當然歷史背景離不開中日戰爭,電影並沒有渲染民族主義情懷,是又一難得。電影中,吳清源辦加入日本籍手續時的猶豫不決,以及在富士見高原療養院目睹一群平民歡慶成功侵略中國時的一臉不悅,以上的片段導演都是以淡然的態度處理,並不流露強烈民族情懷,在一片崛起之聲中保持緘默,毫不張揚地保持個人民族身分,實在冷靜。另一個關注點,必然是吳清源的宗教信仰,他曾加入紅卍會,後來又信奉被視為邪教的天璽照妙,當中經歷過宗教狂熱,又經歷過信仰的破滅。以上經歷所佔的篇幅不小,可見吳清源對信仰對真理的熱切追求,當然,有人會指吳清源為宗教而疏於棋藝實屬不智;然而,又不能否認的是圍棋(棋藝)與真理(宗教)共同建構了吳清源的精神世界,當中的起伏、投入、失望引證了尋求中和的心靈境界的行迹,能夠不因圍棋而廢真理,又不因真理而廢圍棋,兩邊的平衡守中並不容易一蹴而得,單單專注圍棋恐怕會令人求勝心切或傷神傷身(木谷實流鼻血可以證之),精神的支撐令人入定而去障礙,又增益個人的涵養修為,在片末,吳清源自况一生只追求真理與圍棋,如此有力的結句,足以說明一切。電影中有川端康成一角,當然叫人想起他的中篇圍棋小說《名人》,可惜的是電影中只匆匆帶過本因坊秀哉名人與吳清源對弈一事,對「三三、星、天元」局的挑戰傳統一點上也是一略而過。看罷電影,再看川端康成以秀哉名人的告別賽和逝世為題的小說《名人》,忽覺孟子之言有理:「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棋本為小技,追求才是大道,惟專心致志,才能使人不偏不懼,令人在洪濤風雨中穩立,在潮騷中不致迷亂。原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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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時令讀物:佔領的閱讀

在旺角的佔領區走來走去,有時遇見朋友,有時看看各式各樣的標語和藝術品,在小聖堂和關帝廟前祈願祝禱,不知不覺,一兩個小時很快就過。抗爭時不忘閱讀,在信和中心對開就有一個小型社區圖書館,何妨帶一本書到旺角,思考佔領運動的經驗和前路。講到當下的佔領,香港的雨傘運動的主要參考點,似乎不是六四事件,也不是東歐至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而雨傘運動的方法形式,也遠離了佔中三子的公民抗命行動。可以說,7月1日晚上至2日早上的「預演佔中」,在發生模式和地點,都接近佔中三子提出的版本,可是後來的發展不似預期,預演成為了真正的第二次佔中,而香港第一次名正言順的佔領中環運動,時間是2011年,地點是匯豐總行地下的廣場,佔領期接近一年,相信不少人都記憶猶新。如果要說當下的佔領行動的重要參考點,當數2011年佔領華爾街行動,雖然香港人追求的是真普選、特首下台,以及表達民生方面的各種不滿,跟佔領華爾街的反壟斷式資本主義有所不同。 佔領研究方法論佔領華爾街發生後,西方學者出版了不少專著,最著名的一本是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出版於2012年的Occupy,而我手中的是比較近期的一本書,是由三位學者:米曹(W. J. T. Mitchell)、夏愨(Bernard E. Harcourt)、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合著的Occupy: Three Inquiries in Disobedience(《佔領:抗命三問》),此書屬於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三重奏(Trios)系列,系列中還有兩本書,分別是關於鄰舍與政治神學,以及斷絕往來與媒體。《佔領:抗命三問》一書的獨特之處,是由3個人各自以3個方法角度審視佔領(華爾街)運動,值得我們借鏡。3個角度分別是民族誌(Ethnography)、政治思想和圖像學(Iconology),換言之,第一層是事件的在地實况考察;第二層是思考佔領運動的新意和政治意味;第三層是全球流通的媒體、影像及公共空間分析。具體來說,第一篇文章的研究方法,需要蒐集佔領運動現場的標語,例如在華爾街和金鐘都有的「I’m so angry I made a sign」(我好嬲,我整咗個標語),專攻人類學的作者陶西格,就索性用這一句做文章題目。該文有標語的分析及回應,附上散文式的經驗分享和圖片,富有臨場感。這是研究的最根基一層。 從公民抗命到政治抗命第二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是政治分析,相對抽離一點,也類似見於不少報刊的時事評論,只是篇幅更長。在《佔領:抗命三問》一書中,法律學者夏愨,分析佔領華爾街行動,已不是過去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而是新式的「政治抗命」(Political disobedience)。簡而言之,「公民抗命」依然接納政治結構和建制的合法性,以對法律的最高敬意,抗衡現行法制的道德權威,抗命者接受不公義的法律制裁,以自首和呼喚公民的良心為主要行動。去年初開始由戴耀廷預告的「佔中」,正是這一種公民抗命,參考對象自然是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可是,香港的佔領運動,一夜之間進化成政治抗命運動。政治抗命者抗衡現有的政治結構,不服法律及政治系統的禁制,不服過去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建制管治,不服慣常的論述和策略,不理會議會、政黨和政治組織平台,不起草改革議題,最重要是擁抱無領袖運動(leaderless movement)的全新概念,無視層級系統,如根莖般無始無終,自然生長。所以,運動難以牽制、確定、解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有人離去時又有人進場,連標語和banner也是「拆一掛十」。又如果將矛頭指向佔中三子和「雙學」,就完全是捉錯用神,因為參與政治抗命的佔領者,並不跟領袖權威,他們一到現場,根本不用帶什麼東西,只需要帶着抗命的自我意識和想像,當下就在佔領。由此不難想像,佔領區的公投因眾說紛紜而擱置,至於要超級區議員辭職發動公投不難,難在尋找一個各方公認的公投議題。此外,舊式的大會組織、有秩序路線的遊行示威早就不合時宜,除非示威能引發佔領區的空間變化和拓展,否則香港年輕人應該不會重回舊路。 建制的反擊夏愨談到政治抗命抗拒一致的訴求、易於達成的要求,因為佔領者深知技術性的修訂只會令好的改革淡化,甚至形成漏洞。而另一方面,佔領行動形成大規模的政治覺醒之外,佔領者找到團結感、社區感、希望、歡悅和意義。可是,夏愨也從美國的經驗出發,看到佔領期間及往後的種種現象,以至反撞力量的猛烈,不無隱憂,特別是大量的檢控、法例的修訂、警察編制膨脹、部署過大武力、裝備的提升、全面的監控,警隊行政支出因此大升,相關支出就由納稅人埋單,最終是警察國家(police state)的形成。以上的情况,也有可能在香港發生,值得警惕,佔領行動的影響不單是經濟層面,而是管治與抗爭的新局面打開了,新的運動,帶來新的壓迫、新的問題,循環反覆。 藝術佔領空間《佔領:抗命三問》一書的最後一章,由藝術歷史學者米曹執筆。香港藝術評論和研究者,近來在網絡和佔領區看到大量抗爭圖像,系統性的研探指日可待。例如,獅子頭上釘banner、「黃傘巨人」雕塑、連儂牆香港、MR & LITTLE MISS HK PEOPLE的插圖、雨傘聯盟漫畫、習近平紙牌、各種雨傘圖像、摺紙和投影設計,都引伸出許多關注和討論,新世代的創意迸發,教毫無藝術品味的「反佔中」人士目瞪口呆。米曹在文章中思考佔領運動是否革命,將革命區分為硬性與軟性,又思考佔領與藝術的關係,他透過英國藝術家Antony Gormley的雕塑作品,思考藝術家如何用作品實驗佔領公共空間,令執迷於宣示主權紀念、國家權力、剝削群眾的空間得到解放。另一方面,他討論另一英國藝術家Mark Wallinger的著名裝置作品State Britain,裝置在Tate Britain展出,重塑出昔日因抗議英美對伊拉克的外國政策而出現的抗爭現場,當中有許多繪畫、攝影、海報、塗鴉、Banner,包括支持其中一位佔領者、和平主義基督徒Brian Haw,他曾在倫敦的國會廣場佔領十年(行為藝術?),Mark Wallinger的裝置State Britain,自有保存歷史場景的意義,但示威物品移入安全而淨化的藝術館,米曹就形容此製造出頗為鬱悶的效果。直至翌年初,倫敦的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就有抗命物品(Disobedient Objects)展覽,不知道觀看者會感到鬱悶還是興奮。看罷《佔領:抗命三問》,我相信公民抗命和示威活動,將邁向新一頁的政治抗命,而不少生發自雨傘運動的圖像和藝術品,都會成為日後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教我們記得自己的身分、追求、行動與初衷。香港從此不一樣。文/鄭政恆編輯/ 楊焜庭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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