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高鐵「劫財」就算了 何必「劫色」?

最近,有人以高鐵如不能如期通車,每個月會將8000萬元營運費倒落海為理由,去唆使本港議會接受及通過一地兩檢方案。雖然事後當事人承認這只是估算,而且可能有高估的成分,不過這也引起了公眾的不滿。 以「浪費公帑」為理由,要求整個香港在法律上配合他們的指揮,或者是批出預算,在高鐵爭議中不僅不是第一次出現,而且還是經常出現。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高鐵超支,政府慷慨地追加了大量預算,理由就是現在不追加預算,之前投入的預算就浪費。 每次他們都用「你不就範就浪費了之前的投入」來要求你接受;但你接受了的話,你就會花更多的錢。「洗濕個頭」後投入成本就再增加,使下一次你面對相關的要求時,變得立場更差、更軟弱,因為你投入了更多的錢,代表你會浪費掉更多的錢。為什麼會浪費公帑?因為你之前已投入了公帑。如果你一開始就沒這計劃,或者早一點就停止它,那這些浪費亦不會存在。 坦白說,之所以浪費公帑,所有技術上的問題都只是「調味料」;真正的原因,不就是因為我們開始了一個不惜代價、不問回報,只為實行而實行、為花錢而花錢的計劃嗎?作為一個傀儡政權,為什麼要這樣做,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香港人也不是什麼天真小孩——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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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取消資格的原則問題

最近再有4個議員被判取消議員資格,引起了公眾嘩然。特別是可能要追回所有的議員津貼和薪金,引致了很現實的財政問題,以及大量的議員助理失業。而他們如果申請破產,則不能再度參選,這部分無疑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但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並不是突發的。 這不是單獨的事件,這是香港的制度與公民權利加速崩壞的過程的一部分。在上年的時候,已有梁天琦先生、陳浩天先生、陳國強先生、中出羊子先生、賴綺雯女士等人,因為其政治主張,被選舉主任禁止參選。根據《基本法》第2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上年取消參選資格一事,已經無視了基本法對香港永久居民權利的保障。 基本法信用 一去不返 作為憲制文件,它原本的功能,應該是約束公權力、保障公民權利。但在以上人等因為其政治主張而導致了參選權被剝奪時,基本法保障公民權利的能力,已客觀上失去效果。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公眾可以假定,香港任何人持有任何政治主張,皆可參選。這件事標誌着「香港只有部分人有參選權」的事實。基本法的信用,在這點後已經一去不返。 青政事件改變議員授權基礎 有人的參選權出問題已是明顯的警號;但可能會有人認為,這只是個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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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社運與選舉的矛盾

社運本來是就某些議題對政府或法律不滿而抗爭,例如國民教育、反23條、反對「網絡23條」、反對高鐵、反對東北發展、守護菜園村之類。而使用各種方式施壓或者構成威脅,迫使政府讓步,或者說服議員支持以達至自己想要的政治訴求。 因為種種原因,在香港,選舉似乎會被社運人士視為社運的終點,或者是下一步。也就是說,從事社運而發光發亮的「社運明星」,往往就會走去參選,就像讀書好的書生去考科舉一樣;而成功的話就會成為各級議員,至於他們的同伴也通常會成為議員助理。不論是梁國雄議員還是梁天琦,都是由從事社運開始走到選舉的。 這是因為很多背後的合理性。從事社運鬥爭進而成為電視新聞的主角,引起社會的注意與關注,本來就是抗爭的目的之一,也會大幅增加當事人的知名度。而這個知名度使大家都知道他從事社運。這怎樣也會改變從事者的一生,從好的方面看,成為名人會較容易交朋友也會有更多人想認識這人。 從壞的方面看,從社運產生的名氣會讓很多僱主敬而遠之,覺得僱用這樣的人會惹麻煩。並不一定是覺得他們是「搞事」或「難以控制」,但他們的抗爭對抗的總是強權,這可能是政府或者是其他經濟集團,作為商人往往對此有所忌憚,害怕影響大家的商業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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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黃之鋒說成是港獨是莫須有

最近黃之鋒先生被指為「香港獨立主義者」,而香港各政黨與社運組織開始接觸台灣的政黨互相交流,也被指為促進「香港獨立」的行為。他們跟明確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先生,或者至少在2016年集會中為陳浩天所辦的港獨活動站台的梁天琦不同,黃之鋒以及那些新世代應該沒有任何公開的、明確表達支持「香港獨立」的言論。 在我們香港人眼中,泛民主派明顯跟「香港獨立」無涉,甚至本土派也有很多人是不主張「香港獨立」的。但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描述,以及代表百姓的網民的眼中,一切反對派都是分離主義者。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多少也有些文革遺風,他們指控別人是不需要證據的,甚至不需要根據的,是先找要打擊的對象,再羅織罪名。 但我們不要少看這種說法。雖然它是沒有道理的,但如同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主張,謊話說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北京政府無疑是這點的信奉者,除非受到瞞騙,否則他們應該也很清楚黃之鋒和泛民主派並不主張「香港獨立」。但他們都並不在意這點,他們的做法是,先把「香港獨立」污名化成為大逆不道的罪名,然後再安在他們所有的政敵身上。如果我們理解到其實這是文革時代把人說成是「走資派」的變種,也想像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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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遊行需額外注意

參加七一遊行,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那當年50萬人當中,會把這看成一種義務或者使命的人,也就是之後十幾年都會參與的人,不可能多過30%。而大部分人都是因為相信七一遊行能夠滿足他們在當時短期的需要才參加的。也就是說,他們參與七一遊行是因為能有一些可見的進展。例如2003年時,大家參與遊行,是因為認為七一遊行能夠阻止23條以及令董建華下台。而這也成為了事實,這令大家感到十分滿意。 七一遊行有現實政治目的 那些靠義務感和使命感的人,也不是一種無限的資源。事實上,不論是他們的心力,以及他們的捐款,雖然很多人都未必察覺,但其實還是一種有限資源。也就是說很可能會在某天因為消耗殆盡而枯竭。也就是說,雖然他們沒有像2003年大部分人一樣都只是為了立即的效果,但是他們大部分還是追求中長期的效果,可能是相信5年、10年會有效,大不了20年有效。如果你說七一遊行最終只是道德感召,沒有效也沒關係,或者那個效果要100年之後才會出來,很多人就會覺得不值得這樣花自己的假期、心力和體力下去,而從這個遊行中退出。 畢竟七一遊行並不是聖地朝聖,它終究不是為了一些無法證明的人間外世界的事情或者神的恩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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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增長 不等於施政成功

前陣子有人聲稱,香港人口在過去20年間增加了25%,證明了香港的施政是成功的。很多人直接指出,這世界上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地方,包括了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之類。雖然我們不能說這些地方施政不成功,但是如果人口增長就是成功,那麼香港很可能比不上黎巴嫩成功;拿這個當成標準,反而會推論出「一國兩制還是失敗」的結果。 現在的香港不過繼承過去遺產 當然,這個論據的基礎,就是講香港不斷有外來移民想要流入,證明了香港是一個在法治與權利保障上都良好的地方。但這其實是不合邏輯的,因為香港並不是因為這20年的施政,而從一個不受移民歡迎的地方,變成一個受移民歡迎的地方。而是香港幾十年以來,都是一個受歡迎的地方。因此現在的香港,不過就是繼承了過去香港的遺產。 香港深受移民歡迎的原因,是因為香港鄰近的人口大國地區,不僅繼承了一種頗有問題的國家架構,而且動不動就會出現疑政府違法殺人或者破壞與強奪個人財產的事件,欠缺言論自由、經常出現以言入罪的情况,某些時代甚至連維持人類基本的營養需求都出現問題,而使個人感到不受保障。要跟這樣的國家地區比較的話,貧民也能夠吃到叉燒飯的香港,當然看起來就像是天堂;但香港本身也是百病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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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的人數取決於對遊行效果的信任

今年七一遊行是第一次申請不到維園足球場作為出發點,無疑對於泛民主派的支持者而言是一種衝擊。之前大張旗鼓所謂的大和解,也沒有說服力。這明顯是單方面的進迫,另一面是在毫無所得的情况下,失去已有的權利。民間人權陣線指斥林鄭的大和解是空話,不過我想這也沒有出乎大家預期太多。這兩年,政府不斷利用行政與法律的漏洞打壓異見者,也是常態。我們可以很安全地預計只要給政府任何權力,都一定會被濫用。這並非什麼意料之外的事情。 單純對政府反感 不能刺激參與遊行 我看到有些朋友說:政府這樣做,不怕刺激更多人出來嗎?也就是說,認為政府再做更多沒有信用的,或是打壓反對聲音的行為,會導致更多人出來。因為政府沒有信用、打壓反對聲音,自然是會令至少部分市民對政府更感到反感。而會抱持「刺激更多人上街」想法的人,就是認為這種反感,會導致市民增加了參與七一遊行的動力,使一些本來不會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改為參加。 我必須指出,這個前設與期望是錯誤的。七一遊行的人數,和市民對政府的反感程度與廣度,並非一個直接的關係。市民並不會因為對政府反感了就參與七一遊行,也不是不參與七一遊行的市民,就對政府不夠反感。單純對政府反感,是不能刺激市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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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落選的處理方式

過去的星期日已經確定了,特首選舉的結果,就是林鄭月娥以壓倒性的700餘票當選。 剩下來的票數加起來也不可能令任何人當選。相信這個結果,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不難預期。香港爭取這麼久民主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而既然香港沒有爭取到民主,民主能阻止的事情自然也阻止不了。 雖然沒有正式普選過,但民調來說,要說「曾俊華比起林鄭受歡迎」,應該也算是很安全的說法。特別是曾俊華擺出的態度與形象,很多人會因此而失望和感到不快。特別是曾俊華雖然沒有任何承諾,但在選舉期間,多次表達了類似曾蔭權的溫和形象,也贏取了泛民的歡心。至少相比起林鄭,泛民普遍都較希望他當特首。民間也有不少人相信,曾俊華的方向是能調和過去5年香港的動盪不安。 香港是否真的能因為曾俊華當選,而回到梁振英之前的時代?現在已不可能證實。不過對於不少人而言,這個不怎樣可靠的希望也被打碎,這點倒是沒有懸念。 但有些事情,我還是必須指出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現在蓋棺定論,我們也可以接受一些我們不得忽視的事實,就是曾俊華這樣沒懸念地落選,至少導致了幾件事,是我們可以健康地處理,也應該健康地處理的。 第一,在特首選舉時,泛民主派與泛本土派的選委,產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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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制責任 是政府為市民負責任

政府是一個收費服務整個社會的機構,本質是服務業。跟你上網用的寬頻服務,或者是付費健身室,或者是「月餅會」、腳底按摩,甚至是娼妓,是同一種東西。就像我們付錢給電訊商,就可以取得寬頻服務;付錢給健身室,就可以使用它們的健身房一樣。市民透過負責稅付,以及遵守法律令政府得以運作,政府就有義務要保障市民的權利和服務市民。 憲制是政府承諾約束自己的服務契約 而相信大家都用過某些獨佔市場的服務,服務不良時往往沒有選擇,所以獨佔的事業需要受各種約束,不然就會變成禍害。同樣地,政府作為一個服務業,有收稅等眾多獨家權利與權力;一旦誤用,就會對所有市民構成影響,甚至對整個社會構成破壞。為免這種事情發生,營運政府的人,需要向國民許下白紙黑字的承諾,寫下政府的使命、所保障的權利,以及所提供的服務,以便公眾檢查它是否有依其「服務承諾」般運作。 也因為有這樣明確的服務承諾,客戶——也就是市民——才會感到安心,確定政府做的事是保障自己、服務市民,而不用害怕政府某些員工心血來潮,或者公器私用下,用權力去實現自己一廂情願的計劃。所謂憲法,或者憲制,正是政府向市民承諾,約束自己營運方式的服務契約。 因此,憲制是為了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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