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縱火案 香港應更重視

其實2月發生了一宗不能輕視的大新聞,因為特首選舉的緣故,沒有在社會中得到應有的重視,那就是港鐵縱火案。於繁忙的放工時間,一名男子在從金鐘去尖沙嘴站的荃灣線列車上,企圖以易燃物品縱火,被其他乘客發現干涉,但也沒有成功阻止其縱火。最終導致了多人受傷,其中多人被燒傷,受傷者還涉及台灣遊客。在大家都關心特首選舉的時候,對這事情的反應,就變成了輕描淡寫。 當3月1日便利店開始停售打火機,再度令人想起這件事;但是,卻也讓人留意到,這麼嚴重的事情,在香港竟然沉寂得那麼快。 應對政策抓不到癢處 其實這是很嚴重的事故。港鐵可說是香港的動脈,也是廣大市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大量市民幾乎沒有選擇地每天依賴這個系統去上下班謀生。港鐵的安全,是最直接關係到香港民生和安全的事情,特別在這種密閉的空間,而在下班時間車廂裏擠迫的情況,相信有乘港鐵的你我也知道,火災可以導致非常可怕的結果,而且避無可避。 面對這個事情,應對的政策改變或者提議卻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港鐵宣布,為了乘客安全,決定由3月1日起禁止站內所有店舖和便利店售賣打火機。先不論這次縱火的打火機是否在港鐵便利店內購買,我想大家都會很快想到,一個存心縱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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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犯法」的歪風

最近幾年,香港流行一種奇怪的風氣,就是不少公職人員在傳媒公開發言,去反對或者對一件事情表達不滿時,針對某些人的一些言論和行為「可能犯法」、「或犯法」,而這種宣稱背後往往沒什麼根據,甚至根本指不清犯了什麼法律,而最後通常都不了了之,沒有任何後續。最近還惡化到連「解籤佬」解籤都被指摘為「或犯法」,這種歪風已經淪為一種鬧劇。 我們可以合理地判斷,這樣說的用意就是想誤導當事人以及其他人,覺得他們所指摘的當事人做了犯法行為,讓當事人感到受法律威脅,也期望在旁人眼中,使別人以為他們站在維護法律的一方,批評一些違反法律的行為,爭取道德高地。 這是一個沒有實質意義但期望能達成恐嚇和擾亂效果的小動作。 戴上了這個「或犯法」的「頭盔」,就可以不管到底有沒有根據,遇到什麼事情發言時都先用法律恐嚇。雖然對於清醒的人是無效,但總有些意志比較薄弱的人,會感到威脅而焦慮;也有些不清醒的旁人或者平民,在傳媒中聽到「或犯法」,就忽視了那個「或」字而認定這真的是犯法。 公職人員操守問題 當平民百姓這樣說時,我們會視為無聊的玩笑話,也可說是無傷大雅。偏偏在香港,說這些話的人都是收受高薪的公職人員,而他們評論的事情,不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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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外的特首選舉

我們一直預期在2017年,香港開始有特首普選。不過這並沒有實現,去到今年,香港的特首選舉,還是毫無民主成分的寡頭選舉。過去因為這個選舉沒有任何民主成分,可說是「權貴俱樂部」;參與或影響這個選舉,會被某部分人視為「背叛民主」,妥協接受不公平選舉體制。所以一直為泛民主派及其他反對政府的力量不承認、杯葛,至少沒有積極參與。 這5年內香港的動盪與政府濫權事件頻生,幾乎沒有人會否認是跟梁振英當選特首有關。這幾年大家都感受到,只要特首有這個意願,香港的體制其實充滿了濫權的漏洞。故此2017年的這一次特首選舉和之前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有相當數量的政治立場親近泛民或泛本土的人,積極取得選委的位置,數量大約有300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300人,雖然有參選,也取得了選委席位,達到了他們的目標,但也只是取得「影響特首選舉的權力」,因為他們本來的目標就只有這樣。當初還有「不想讓現任特首連任」這目標時,問題還不大,因為目標還很明確;但自從梁振英宣告不爭取連任之後,這個目標就不再成立,很多不同政治團體,也因此失去了方向。 這些選委到底應該怎樣運用手上的有限權力,就成為了問題。畢竟現在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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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香港獨立」:扣帽子文化入侵香港?

早前香港有立法會議員被人在機場襲擊。一如過往的,相關負責的治安或保安單位,對於某些立場或身分的被害者,似乎無法發揮多少保護的效果。在這次事件中疑似有黑社會涉入,是次台灣警方的迅速行動,把以「治安良好」為傲的香港比下去,使身為香港人的我們感到尷尬。 自從五六十年代的暴動以來,部分政治派系動用流氓組織,政治暴力在香港從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即使縱容他們令香港作為自由都市的聲譽受損,相信已不是目前的香港政府會在意的事情。我們再怎樣譴責,相關人士也是無動於中。不過若說要贏取國際的同情,那對比我們更和平的日本和台灣,的確是有點效果的。 這一次值得留意的地方,並不是暴力,而是那些襲擊者指控受害者,將襲擊對方的理由說成是因為對方「支持香港獨立」。但是就我所知道和接觸的,該被襲擊的議員或所屬政黨,他們的政治主張從來都沒有「香港獨立」,而他們也未曾發言公開支持過「香港獨立」,卻被指控為「香港獨立」與「台灣獨立」的串連。 事實上,這也不是唯一案例。早前本港團體「時代思進」發動香港保衛戰75周年紀念,參與人士扮演當年守衛軍,穿著相關的制服舉行活動,卻被部分媒體指控為「港獨軍隊」、招搖過市。無論如何,相關的遊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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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舉和社運都失去方向

當大家看到這篇文章時,剛好迎接2017年。這一年原本是2007年人大常委會通過的行政長官普選的年份。大家原本以為,這個長達百年像愚公移山一樣的民主長跑,終於看到終點時,北京說給你普選,可是那是「中國式的普選」,一個參選權極度受制、只有「一人一票」徒具其名的文字遊戲。香港人接受這個方案,實際上只能選出北京同意的人選;不接受呢?則連選也沒得選。年尾用釋法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事件,也宣告了另一件事,就是不要期望能怎樣衝擊議會;只要主觀地懷疑當選者的宣誓不真誠,就失去了議員資格。而這針對的,是所有宣稱進行「議會抗爭」的議員,現在有一個非常含糊的標準,使這些行為導致他們失去議員的資格。這可能是最徹底的議會衝擊:它證明了「議會抗爭」也走向了終點,因為這證明了一件事,香港的議員資格,原本應該是源自他的選票,這幾萬人的選票才是權力來源,不是行政機關更不是人大;可是現在這些權力卻壓倒了選票。從現實發生的事情使我們知道,香港人選票的價值,並沒有真正的被重視過。一切議會抗爭,都是源自一個假定:政府需要尊重選票所代表的民意。議員之所以能在議會裏拉布,或者做任何事抗爭,是源自他背後有幾萬票支持,而政府必須尊重這幾萬票。可是當政府完全不尊重選票呢?那麼,投票這個行為,只是一種對民主政治的模仿,權力實際上還是在行政機關,最終權力的源頭還是在北京。那麼這個政府即使有投票,也沒有民主可言。至於社運抗爭,自從佔領事件以來,也使社運走到了死胡同。社運的本質就是透過給予政府壓力,不論是示威或者是街頭衝擊,甚至是佔領事件,都是在展現民意,不論是數量、不滿程度以及為了反對這件事大家貢獻犧牲的程度。但是社運的目標,還是政府看到這些壓力從善如流。可是,如果政府不論面對多龐大的民意,都完全企硬死不讓步呢?那社運就會走向一個死胡同。這也是為何在佔領事件之後,難以再有大型社運的原因,因為大家已對「政府願意妥協」這件事死心。當遊行示威被完全無視時,那就是否能視為「示威」也很成疑問。或需想想新手段「特首普選」只是海市蜃樓,議會被行政機關羞辱,社運面對粗暴鎮壓和無視變得無力化。香港的民主運動,無疑失去了方向。雖然還是有相當數量的議席與過半的選票,但接下來要的大方向是什麼,卻沒什麼人能清楚說出來。再增加選票和議席,也突破不了現狀;再投身社運,會出現比佔領更龐大的衝擊嗎?如果都不能,那麼很可能我們需要想想新的手段。我們至少能確定一件事,那就是不需要再期望北京的恩賜。如果我們保持現狀,我們可以預期,這樣的專制會延續到非常久遠的未來。如果香港人還在重複跟以前一樣的事情,未來只會一片黑暗。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31日) 社運 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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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one but CY成功了,所以?

這一段時間,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新聞,就是梁振英宣布這次特首選舉不再參選連任。這的確是很震撼的事情,因為前陣子香港發生的諸多風波,以及這些風波底下的陰謀論,不少人都解釋成「梁振英為了連任才做的事」。例如年初的「魚蛋革命」、突然興起的「香港獨立論」風潮,或者前陣子青年新政兩名議員的風波,有些人主張這些事情之所以發生,是為了協助梁振英連任。但這星期這新聞一到,相信這些主張都會消失;而主張過的人應該多數會忘了自己說過這樣的話,也難以寄望他們會收回自己的言論。當然陰謀論是沒有止境的,要硬拗下去還是可以作出一整個故事來,只是將難有說服力。如果我們曾主張過、支持或相信過這些陰謀論,我們也可以趁這時候檢討自己,就像某電影中說過,這10年來我們學得最多的,是陰謀論。無疑陰謀論現在是非常盛行的,這全是因為我們正在不斷給予它養分。大家或多或少把事情簡化了為何這些陰謀論會存在?或者,為何我們會覺得,提出這些陰謀論是有說服力的?那似乎是因為,不少人在這幾年來,把「梁振英」看成是我們對所有事情的解釋,我們把一切的罪名和原因都安在他的頭上。面對我們社會這幾年的動盪,不論是建制派、泛民主派或泛本土派,大家或多或少都把事情簡化了,認為一切的問題,都源自梁振英。這讓很多人有個錯覺,就是只要梁振英消失了,就會雨過天晴,一切問題得到解決,世界回復到梁振英上任之前。「Anyone but CY」、「打倒689」這些口號,都是把我們的思想導向了這方面,像是沒有他,問題就不存在。現在看起來,梁振英的離開指日可待,將會是一年之內的事情。雖然不知道他剩下的日子會做什麼使社會更動盪的事情,或者在離任之前在制度裏再安插多少個「自己人」、留下多少影響力,但是是否我們等待到那個時候,一切事情就會結束,和平安樂的日子就會降臨?事實上,這幾年來發生的一切,都源自香港在制度、文化以及法律上的漏洞。只是長期以來,行政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自制,沒有將那些漏洞徹底利用去達成政治目的,因為他們深知亂來會引致難以想像的後果。直至有人嘗試這樣做,一切問題就被發現。可是,它是被發現,不是被製造,問題一直存在,只是我們不察覺。可能現在才開始走到最危險的路也不要忘了,在梁振英上台之前,香港爭取民主的人一直爭取的是「真普選」、「雙普選」,最遲2017年普選特首、2020年「雙普選」,可是這個承諾早已被遺忘,而這個「爭取」也從我們的視界中淡出。去到今天,很多人爭取的只是「梁振英下台」;好,他下台了,「普選特首」、「雙普選」什麼的,也沒有爭取到。不僅沒有回到原狀,甚至連我們本來有的東西,也沒有了。更別說梁振英不連任的原因,我們並不知道是否跟表面說的一樣。梁振英並沒有因為民意而下台,而是背後有一個巨大的未知力量令他下台的話,那個足以瞬間擊倒梁振英的巨大力量正在干涉香港……那麼,可能我們現在才開始走到最危險的一段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7日) 特首選舉 梁振英棄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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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被尊重就應該尊重人

不久之前,香港興起了一遍有關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之為「支那」一詞,一種相類似「政治正確」的討論。首先看反對這樣稱呼的人,不外乎說這是侮辱性的,或者說這是「大日本帝國」用過,而他們屠殺與破壞的行為,用這詞語會惹人不快的記憶與印象。無論如何,他的理由都在於不應該令介意這稱呼的人,感到不高興。而認為可以接受這稱呼的人,他們提出的理據,則會列舉出這個詞語是中性的音譯,「支那」這個詞語自古已經在古籍存在,而在20世紀或之前,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先烈,都曾用過「支那」一詞去稱呼中國大陸;即使有介意這個稱呼的人會因此感到不高興,但是不代表應該完全禁制這個詞語。是否要尊重被稱呼者的意見?如果真的要談是否該用這稱呼,其實我們把問題抽離一點看:重點應該在於,我們對於一群人及其故鄉的稱呼,是否要尊重被稱呼者自己的意見,而使用他們希望和覺得舒服的稱呼?當然,我們首先理解的是,說的人本來就有侮辱對方的用意。如果目標就是為了惹對方生氣,而對方真的生氣了,那可以說是成功的嘗試。就像學校裏的學生,說別人的花名能令人生氣,就更會說下去,因為這本來就是目的。不過我們先撇除開這點,而是如果當事人真的沒有侮辱的用意,這個詞語是否應用?你這樣看的話,會發覺這件事的重點,並不在於「支那」這個詞語有多少政治或歷史上的意義,而在於被稱呼的人,是否因為一個稱呼而感到不被尊重或者被侮辱。我們並沒有惡意時,是否應該注意不要用令對方不快的稱呼去稱呼任何人?這其實也不僅是「支那」,如果大家記憶中還有1980年代的奧運,叫作「漢城奧運」,這個「漢城」就是現在的首爾,因為當地人希望被稱之為首爾。至於北京,以前我們的英語譯音是「Peking」,現在也改叫「Beijing」,同樣也是尊重當地人的。所以這是一把統一的呎,規則是,當地人希望被稱為什麼,就應該被怎樣叫。如果你同意這個想法,你不會叫首爾為「漢城」、不會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作「支那」;但同樣地,我們也應該想想,台灣人是否喜歡被稱為「中華台北」、香港人是否喜歡被稱為「中國香港」呢?去到這點,我想很多人就會很尷尬了:他們既不想自己被稱之為什麼,但是又很堅持想要迫使別人接受對方不喜歡的稱呼。去到這點,我只會叫大家想清楚一點,如果標準不一,也會失去這樣要求的道德立場。做了選擇 要貫徹標準我也不認為一定要尊重人,如果大家堅持覺得,我喜歡怎樣稱呼人就怎樣稱呼人,即使那會令對方不高興,那我也覺得這只是選擇;只是在做了這選擇,同樣地要貫徹標準,就是要接受別人也會用不尊重你的稱呼來叫你。若有個北京人堅持要叫韓國首都做「漢城」,被韓國人反叫北京做「Peking」,大家一起不快,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互相不尊重別人對自己的稱呼,徒然增加溝通難度和偏見,也許沒什麼好處。當然,我也不會叫別人任何時候都不說那些詞語,畢竟遇着別人堅持要侮辱你,你侮辱回他,也可算是公平合理的事情。我相信這個原則能令大家都舒服的,建議考慮一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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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資格 只來自選民授權

最近議員被取消資格事件中,我們看到很多正反雙方的說法。如果是過去的香港,例如10年前的香港,我們會相信,議員被取消資格這件事,理應會按照傳統的親北京派與反北京派陣營區分意向,反對北京干涉香港的人會一致地聲討。但這次明顯地並不如此——這次出現了意見分歧,無疑跟各種理性上的潛在議席利益、感性上因為口舌與選舉結下的恩怨有關係。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這反映了我們是否有真心去接受代議民主政治。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得坦白地承認,在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大部分都是源自對於北京政府的不信任。這裏很多人曾受過北京政府的創傷,或者信任過北京而被背叛,或者是我們去到今天還見識各種粗暴不正義的行為,或者是我們的利益對立。因此,我們很多人一開始並不那麼理解民主,只因為比起一個我們確定抗拒的北京面前,看似能保護我們的就只有民主。民主政治基礎是由下而上我們必須記得,民主政治的基礎是由下而上。政治的權力,並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任何家族、專家、官僚、元首,也不屬於議員。因為以上所有人行使的權力,皆是從底層每個權力均等的市民借來的。要比喻的話,市民是小業主,而所有長官政客皆只是大租客。故此有些人說,「公務員反政府就是食碗面反碗底」,概念上是錯的,因為他們的真正老闆是所有市民,政府最多只能算是個經理。而民心是會變的。在一段時間得到市民支持的人,很可能因為做了些什麼而喪失了這種支持,而不再有資格擁有權力。所以我們有選舉,是為了每隔一段時間,重新確認哪些人有資格擁有這種代議權力。這也是為何我們要有投票制度、為何要追求普選的原因。投票並不等於民主,但我們需要更精確反映目前民心所向的機制,以及一種更有說服力的授權儀式。一個不公平、充滿賄選和脅迫,以及做票的投票也是投票,但它投出來的當選者,卻與「民主議員」的本意偏離。因為「民主議員」是受到現在的市民支持的人,他們所修訂的法律、行使的權力,才變得有意義,以及能被社會真切的信服。這也是「神聖一票」的真正意義,它的「神聖」在於它的無上,它超過任何個人的主觀判斷,也超過了任何未經民主授權的法律。「神聖」並不僅是一個口號或宣傳語句。這是為何在議員取消資格事件,如果我們真的是相信民主的話,我們的重點是在於「眾多市民投票出來的結果」,一旦與其他東西有衝突時,是不能被各種沒有說服力的權力動搖的,例如一個公務員的主觀看法。選舉不是科舉在民主政治下,只要當選,那就是一個在那時候有資格當議員的人。若他因為不願意執行所有手續而不能當議員,那也只會是他自願不去當議員,而不是沒有資格或喪失資格。資格是源自市民授權,不是這些手續。這跟是哪個黨派、是誰,或者他個人的道德如何,沒有任何關係。哪怕是一個曾犯下殺人罪的「賣港賊」,他的權力並不源自道德或者教養,或者對政府的效忠,這些是士大夫的權力來源,而科舉早就結束了,選舉不是科舉;也不是源自他為大部分人所接受,他只需要為支持他的人所接受,只代表支持他的人。他的權力源自他從選舉取得的授權。我們可以因為這些理由而痛恨這個人,卻不能說他沒有資格,否則不論我們有多大的道德理由,在行為上我們就是背叛了民主。如果沒有這種從下而上的民主思想,投票與選舉也只是一種金錢遊戲而已。如果我們說,我們從不是民主主義者,那麼你不這樣想,理所當然;如果你自居民主主義者呢?那你得好好想想,民主是什麼?記着,政府再怎樣破棄民主,構成的傷害都不及民主主義者自己破棄民主大。作者是企業家原文載於2016年11月19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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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為何總是導致更大的混亂?

《基本法》存在着一個莫名其妙的制外解釋權,這是整個基本法的規則漏洞。「解釋權」這種東西根本沒有明確定義,我們不知道它會和能發揮什麼作用。如果我們照字面看,這是否一個能曲解任何事情的權力?比方說,基本法保障了香港人有言論自由,但解釋權可否把言論自由扭曲解釋為「自殺的自由」?即在當事人的解釋下,言論自由就是「自殺自由」,而不是發表言論的自由?法治與法律,追求的是原則明確可認、白紙黑字,減少含糊的灰色地帶,這也是我們整個法庭與契約信用的根基。讓事情一切都循規守則,不至於受任何人主觀的意志和搖擺的理解所左右。而這個解釋權,產生了一個幾乎無法消除的巨大灰色地帶。解釋權的存在理由是很明顯的,就是為了政治目的,給予北京政府介入香港司法判決的窗口,使北京政府能夠在香港實現一些想法。這自然是效果論的,北京需要的是「達成某個結果」,舉個例子說,讓某甲死掉、禁制某種言論,或者香港政府讓北京取得多少貸款之類。這些都是最後要的結果,就像我們想要從荃灣去黃大仙一樣,我們需要的是「最後自己去到黃大仙」。而基本法上面有什麼條文授權了政府做什麼,政府才可以做什麼。用回上面港鐵的比喻,基本法的條文就像是車站,如果有黃大仙站,你就可以乘港鐵去黃大仙;港鐵上沒有土瓜灣站,你就不能直接乘港鐵去土瓜灣,最多是在最接近的車站下車之後再自己找辦法走過去。港鐵只能在軌道上行駛,你要它去哪裏,就必須先建好路軌,這就是憲制文件。北京政府的解釋權,就像是隨便修改決定路軌去向的權力,看起來似是能為所欲為;但實際上,無論多橫蠻的釋法,還是難以直接達到目的。你要港鐵撞進一個人的家,你就要把路軌鋪到去那裏。釋法令基本法變成糊塗帳同樣地,在基本法上再有解釋權,也只能改變規則,卻不能直接控制規則的結果,因為審的還是香港的法院,即使北京解釋了,那也只是改變了條文的意義,法院還是根據條文去裁決,很難精密的瞄準一個目標達成。結果往往導致了沒有達成釋法者想達成的結果,特別是現在很多時釋法,根本就不是某條條文有任何爭議,而是想要在基本法中,硬要找出理據來攻擊一些政敵時,根本已去到無中生有的狀態。你連要釋哪條條文都已經是問題,更遑論怎樣釋。最後不僅釋法沒有達成想要的結果,而解釋一次後,條文的定義被扭曲,而其適用範圍卻會比你想要對付的目標廣,往往會波及其他沒想過要影響的對象,而產生了各種釋法時沒有想像到的副作用。而這些釋法並沒有任何社會基礎,最終產生了各種和社會現况完全不相合的規則。故此,解釋權的設定,以及「釋法」這個行為,最終只會令基本法變成了一個混亂的糊塗帳,而喪失了其信用與權威。這樣的話,再怎樣叫人去擁護也不會有任何效果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5日) 基本法 一國兩制 法律 憲法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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