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限制銀聯卡買香港保險

銀聯發出公告,從10月29日起,不支持內地人去香港購買具有資本項目投資性質的人壽險。這嚇壞了大家,10月28日晚,一些香港保險公司有內地客戶排隊刷卡繳費,憋着在12時政策生效之前用銀聯繳付保費,有人從深圳趕來,也有人是「打飛的」過來的。香港保險比內地保險優秀銀聯下此決心也不容易——自我限制一些業務,就是往外推客戶,把市場讓給競爭對手。所以,銀聯趕緊招呼:並未停止境外保險類商戶的銀聯卡支付服務,境內發行的銀聯卡可進行個人旅遊、消費類支付,也可以用於與意外、疾病等旅遊消費相關的經常項目保險。這話有點深奧。簡單說,銀聯不想有大錢出去,所以受限制的只是具有儲蓄分紅或資產轉移性質的大單保險。內地人為何喜歡去香港買保險?當然為的是物美價廉。香港保險產品裏,大家喜歡的是重疾險、理財險、長期終身人壽等。比如重疾險,一種香港保險保障的疾病多達60多種,而內地多僅為40多種。在價格上,同等保額的重疾險保費比內地便宜20%至30%。更重要的是,重疾在國內的最高保障金額500萬元是上限,而香港可以保到1000萬元。另外,香港保險繳費頭10年內附贈35%保額,還對6種疾病增加20%額外保額,這對於客戶來講就更多優惠。為何香港保險比內地物美價廉?當然是人家的工夫優秀。在香港,保險業的服務做得較專業,保險公司不直接對客戶,都是通過中介提供服務。香港對保險從業人員的任職資格要求很高,常常一家中介要服務好幾代人,世代交集。且香港保險法規嚴格,整個流程更加嚴謹規範。買港保險 為的是資金分紅和靈活在內地,虛假誤導的故事很有一些。講一個剛剛的事。內地的某公司搞了個老年社區,開業時還把入住的北大教授當榜樣四處推廣。一朋友是保險業內人,幾年前想預定一個養老牀位,這家保險公司的業務員說,你交50萬保費就可以給你留一個優先權,於是朋友交了。養老院開業了,朋友去問,答說漲行市了,得保200萬,再交150萬。朋友交了,覆問,答說兩次交的不是同一險種,得同一險種交足200萬。玩人智商咧。朋友自以為保險業內人等,找了一圈人,想請公司自己調配一下,沒成,就被憋了一回。對於內地人到香港買保險,有關方面不高興,提醒他們有風險,「異地理賠」之類。其實,許多內地人買香港保險,想要保障只是第二位的,更主要的是為了資金的分紅和靈活。在內地,理財市場捉摸不定、股市難測、樓市泡沫、資產荒、實體經濟疲軟、流動性難抑,人民幣進入貶值期,這一切逼着資產要奔出去闖世界,但限制頗多。此時,香港保險便顯得很優秀,不僅分紅收益更好,且更多金融便利,內地人可直接用人民幣購買,保單可以在銀行做抵押品,抵押後不僅可以進行外匯借貸,還可以變現外幣。內地保險做不到這樣優秀,但這不是因為保險公司不優秀。不管好事壞事 轉移資本就不行其實,去香港買保險早已有之,一二十年前就有,為何有關方面現在才限制?銀聯表示,需要提醒的是,一直以來保險就屬於境外限制類商戶類別,持境內銀行卡購買相關保險產品一直就限制單筆5000美元;這樣既可滿足境內持卡人購買小額保險的合理需求,又實現對涉及資本項目的投資性保險的限制。也就是說,司機繫安全帶早就有規定,但一般睜隻眼閉隻眼,如今要嚴格了,力求無一漏網。為什麼是現在?可以想見,在當下人民幣貶值的預期下,轉移資產以求保值,是內地人買香港保險的目的。只是,我以為,通過香港流出人民幣,對消化內地人民幣流動性是好事,而銀聯為何作梗?請教了幾個人都說不明白,末了只是大手一揮說:不管好事壞事,轉移資本,就是不行。政策已下,只是辛苦了監管機構——門關上了還有窗戶,銀聯卡封住了還有其他渠道:現金、支票、Visa、MasterCard等等。為了利益大家不怕麻煩,螞蟻搬家。原文載於2016年11月19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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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房地產泡沫有多高?

中央政府這回是真怒了,掀起了「十一」房地產調控風暴,督戰16個城市地方政府在國慶黃金周裏加班加點,出台各種調控房地產政策。每當大事臨頭,官員們玩急就章,往往就會鬧笑話。年初的股市「熔斷」,就臭名昭著一回,4天就收回了。但這並不妨礙在樓市中一再玩弄。政府玩熔斷 直接定價好了比如先前有地方為控制地價上漲,搞土地拍賣熔斷,拍賣價格超過限定價格就熔斷、就流拍。結果,一些實力不濟的開發商紛紛玩這一招,我拿不到地也不讓你拿,大家一起熔斷。於是土地供應減少,反而使房價名正言順地上漲。在「十一」風暴中,東莞市也玩了一番熔斷,美名曰「備案」:開發商賣房要先到政府部門備案一個價格,如果不備案,或者銷售價格與備案價格相差上下15%,就熔斷。東莞文件稱,要對所謂違法企業「依法予以查處並責令整改」。可是,東莞政府出此違反市場原則的文件,依的是哪部法律?憑的是什麼實施處罰?若如此,何必還要改革開放?何必還要企業和市場?直接回到30年前好了,政府直接定價好了。地方陽奉陰違 國務院乾脆來狠的路人皆知,房價大漲,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鈔票多了。而能印票子的人,只有中央政府一家。票子多了,政府高興嗎?這就要看哪一級政府了。地方政府當然樂見多多益善,因為它們太依賴土地財政了。地方政府通過經營土地可獲得3部分收入:土地出讓金、與土地出讓相關的各種稅費收入、以土地抵押為融資手段獲得的債務收入。僅土地出讓金,1999年到2015年這17年間,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而一旦房地產市場出現大波動,依靠房地產的幾十個行業都將受到禍害,甚或導致大量失業,令中國人財富嚴重縮水,最後中國實體經濟崩潰。那麼,地方政府就不怕房地產泡沫破裂嗎?不怕金融危機嗎?怕,但天塌下來有大個兒頂着,有中央政府戳着。地方官任期5年,任後留下的爛攤子關我屁事,誰管他洪水滔天。而在中央政府,不僅有長遠的經濟穩定的責任,在當下,中國剛剛加入SDR(特別提款權),人民幣正式成為全球流通貨幣,在其他國的外匯儲備中,人民幣配置比例高達10.4%,這對人民幣是一個巨大的需求量。只有人民幣不貶值,保持匯率穩定,他國才願意在國家外匯儲備中配置人民幣資產。所以,中央政府是不大願意做大房地產泡沫的。但地方政府不這麼想:房地產來錢快,當然最好高潮不斷,最好房地產連續高漲個兩三年,通過賣地,直接把30萬億元地方債都清零了。於是,16個城市出台房地產調控政策時都留了一手,表面上看繁花朵朵,但背後,真正有效打壓房地產的擴大土地供應,大家誰也不回應。你們不是陽奉陰違嘛,國務院乾脆來狠的,發布房地產調控意見,其中一條甚狠:允許商業地產改變屬性,做成住宅和公寓,水電費用按照民用住宅標準執行。這下子,不用批土地、不用建高樓,辦個手續、裝裝修修就可以了,住宅市場憑空多出了大批供應量,房價焉能消停?但是,可以想見,地方政府會在審批環節設置障礙,繼續陽奉陰違。房價收入比 中國24.98美國3.37如果將房產當作投資品看,必須要依據3個屬性來度量房地產是否出現泡沫。3個主要指標是:房地產投資佔GDP(本地生產總值)比重、房價收入比、租售比。內地房地產投資佔GDP比例一直很高,2013年是14.8%,2015年為14.18%。「房價收入比」是指住房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用於判斷居民住房消費需求的可持續性。據資料,在全球102個可統計的國家或地區中,中國為24.98,位居世界第6;美國為3.37,位居第99。「租售比」是住房售價與月租賃價格的比值,國際標準通常為1:100到1:200,目前內地房屋租售比排名前20的城市這一指標均高於1:300,其中第一名是深圳的1:732,第三名北京為1:625,第五名上海為1:607。從1960年以來,房地產投資佔GDP比例高於6%的國家,其房地產泡沫最後都歸於破滅。當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房地產投資佔GDP比重也不過是9%;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這一比例達到局部峰值6.2%。中國14.18%,有點恐怖咧。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9日《明報》觀點版 樓市 中國 中國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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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破2萬公里 然後呢?

新華社記者以詩的語言報道說:「隨着9月10日6點31分G1908次高鐵列車從鄭州東站發出,鄭徐高鐵正式開通運營,標誌着中國高鐵運營里程突破2萬公里。高鐵正以它特有的顏值與氣質改變着人們生活。」「四縱四橫」不夠 還要「八縱八橫」鄭徐高鐵的開通,標誌着中國早期規劃的「四縱四橫」的高鐵網基本已成形。但中國高鐵的雄心並不止於此,更加密集的「八縱八橫」高鐵主通道已經規劃。這樣,在北京南三環附近上班的李淼在河北廊坊買了房子,乘坐高鐵只要21分鐘便可到達北京南站。京滬高鐵開通後,上海到昆山只需18分鐘,上海上班、昆山安家成為愈來愈多人的選擇。但幾乎在這個消息發出的同時,9月7日,鐵總在上海清算所掛出的財務報表顯示,在改制3年後,鐵總仍然處於巨虧下,上半年虧損逾70億元。鐵總前身為鐵道部,2013年3月實行鐵路政企分開,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承擔鐵道部的企業職責。不過,改制後的鐵總業績始終不佳,連續幾年的財報均呈現「上半年巨虧,全年盈利」的現象。2014年為鐵總改制的第一個完整會計年度,當年上半年鐵總稅後利潤虧損53.56億元,但到了2015年初公布的2014年財報中,鐵總的稅後利潤由負轉正,盈利6.36億元。2015年鐵總上半年稅後利潤巨虧88.2億元,但全年盈利6.81億元。今年上半年鐵總虧損72.95億元。為何上虧下盈?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教授趙堅表示,盈虧變化跟業務運營的季節性無關,可能與財政部補貼有關,財政部補貼一般都是年底發放。但鐵總從未列出財政補貼或政府補助的相關數據。賠本賺吆喝 為政府穩增長拉架勢鐵總巨虧的一大因素在於巨額債務帶來的沉重利息負擔。財報顯示,截至上半年,鐵總負債4.21萬億元,較2015年年底的4.14萬億元增長近千億規模,較去年同期3.86萬億元增長約9%。而利息支出,鐵總2013至2015年利息支出金額分別高達535億元、630億元和779億元,今年上半年為319億元,這些數字均遠遠超過同期的稅後利潤。目前鐵總債務總計4.2萬億元,按照5%的利息,每年是2000億元,而客運收入才2000多億元。儘管債務沉重,但鐵總還是拚命投資。鐵總近期在官網公布了《2016年1-6月國家鐵路主要指標完成情况》顯示,1至6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067.4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274.71億元,同比增長9.8%。由於今年全年鐵路固定資產投資計劃要達到8000億元以上,這意味着下半年鐵總至少完成固定資產投資4932.55億元。梳理歷年財報可知,鐵總2014年基建投資支出為6258億元,2015年降至6091億元,今年上半年仍然高達2647億元。至此,我們可以斷言,鐵總在賠本賺吆喝。當然,鐵總這麼幹不都是企業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為政府穩增長拉架勢。納稅人用自己的錢 僱傭自己幹活對政府的穩增長,日本經濟學家津上俊哉表示:「在民間投資低迷的期間,需要由政府出面進行公共投資,保持最起碼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可是如果政府投資做太多,就可能把長期的經濟前景給吃掉了。」津上俊哉長期在日本通商產業省工作,頗有政府運行經濟經驗。對中國高鐵,津上俊哉說得就更直白:「日本政府為了維穩,自1990年代末起大幅度增加公路、鐵路等公共基礎投資,緩解和彌補宏觀經濟受到的衝擊,維穩工作成功了,但有代價,政府債務達到GDP的兩倍。中國也要警惕類似問題,中國大搞高鐵、機場建設,鐵路原來是『四縱四橫』,據說現在高鐵也要『八縱八橫』。中國人口90%住在東南地區,只有10%住在西部,投放高鐵的錢能收回來嗎?」如果說,「我就沒打算收回來」——這很驚悚吧?當然,這不是企業行為,政府是有背書的。如2013年12月30日審計署發布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將鐵總發行政府支持債券或以鐵路建設基金提供擔保等方式形成的債務,定義為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即如果鐵路總公司出現償債困難,政府可能承擔一定的救助責任。可是可是,政府哪來的錢?它的每一分錢都是納稅人的。這意味着:納稅人用自己的錢,僱傭自己幹活,然後效益呢?就呵呵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4日) 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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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要包子 不要林權證

這年月弄錢得有名頭。當年長城公司沈太福舉的是高效節能電機的大旗,股市大鱷呂梁玩的是苜蓿——一種餵牲口的植物,恆大許家印壓賭的是郎平。俱往矣,今人更加高大上,要玩金融,玩互聯網。比如善林金融,玩的是大型互聯網金融公司,但還要討個名頭,多多益善——中國女排互聯網金融品牌高級贊助商。善林金融還把廣告打到了國外,登陸紐約時代廣場大屏幕,又亮相倫敦希思羅機場航站樓。把10幾個省科委副主任聘為公司副總裁人前光鮮,但人後日子並不好過,近日善林金融遭員工舉報自融、挪用資金、巨額虧損、總裁離職,引發媒體關注。有記者調查稱,在複雜的股權關係和關聯平台背後,善林系一些關聯平台已經停發新標,線上平台在售產品有資金池嫌疑,靠借新債還舊債維持着,根本不是真正的P2P,鬧不好又是一個e租寶。在中國內地,經商必跟政府掛上鈎,沈太福把全國10幾個省的科委副主任聘為長城公司副總裁,善林金融也粘上女排國家隊,而華贏凱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白丹青更是明言:我們只做政府項目。比如山東省金鄉縣黨校工程項目,應該是政府項目,據說投資總額300億。嘛個金疙瘩要這麼多錢?後來華贏凱來也覺得這事說冒了,改稱5000萬,縮水99.8%。其實,這個工程完全沒有盈利點,是金鄉縣用土地置換方式來支付工程款,至今沒有回籠資金。這明擺着蔑視投資者的智商嘛。齊聲吼:巴鐵是政府PPP項目誰說金鄉黨校項目沒有盈利點?那就給你找一個。2014年,白丹青買下「超級水稻之父」劉志彬的水稻專利,成立世農科技。據說這種超級水稻超越了袁隆平的高科技,採取多胚孿生技術,一棵小麥能結兩個麥穗,畝產2800斤,一碗超級水稻米飯,營養價值超過兩個雞蛋。只是,後來的故事很不神奇,2014年世農科技與黑龍江寶清、富裕等地的農民簽訂協議,世農科技免費發放稻種給農民。但到了收穫季節,稻子很多空殼,大面積絕收。屢敗屢戰,這回給你弄個真正的政府項目——空中巴士。華贏凱來的門店齊聲吼:這巴鐵是政府PPP項目,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項目。你不信?巴西政府已簽下150輛巴鐵,每台售價3000萬元,公司可淨賺45億元。8月3日,巴鐵在北戴河上路測試,一夜間上了多家媒體頭條。但有媒體質疑華贏凱來借巴鐵非法集資。要命的是,沒有一家政府出來為華贏凱來站台。不論是沈太福的科委副主任們,還是善林金融的女排贊助商,以及華贏凱來的巴鐵PPP項目,關鍵點都是要扛政府這個由頭。但有些個物件,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的任何認證、站台和支持,因為它就出自政府之手,比如林權證。但許多人就是不拿它當個物件,隨手就扔了。30多年過去了 為何還不相信政府?在雲南鶴慶縣,一些農民把自己的林權證賣給了林業公司,每年每畝3塊錢,夠買兩個包子。這些林業公司拿到林權證後就去銀行抵押貸款,貸款後並不投資林地,早花天酒地去了,甚至就此消失了。貸款到期找不到人了,銀行就把林地收了。最後誰損失了?農民和國家。由於林權轉讓是現行政策允許的,因此當地機構雖然知道這事「擰巴」,但也沒辦法,只能照程序一步步簽字放行,眼瞧着那些人合法地大賺其錢。據說,這種故事已經遍及雲南和四川。細一想這事有點可怕。之前那些沈太福、白丹青們,拚命把自己靠上政府,以印證自己的合法性。如今這些林業公司卻完全不必費這個腦筋,這林權證本來就是政府發的,獲得林權證的途徑也是合法合規的,紀委半夜敲門也沒轍,可怕地合法合規地賺錢。最可怕的是那些農民,他們根本不把政府發放的林權證放在眼裏,或者說,他們不信任政府,緊忙着拿林權證去換兩個包子了事。一般認為,林地產權改革比農地產權改革要進一步,耕地承包期只有30年,而林地是70年,但農民依然不信任政府,還是跟包子親。早年剛剛改革開放時,有農民一拿到承包權就上山砍樹,怕政策朝令夕改。3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還有人這麼短視?還這麼不相信政府?原文載於2016年9月17日《明報》觀點版 中國 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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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撤了 不玩了

不能說,內地官員都不想做好事;只是,有時他們做事時左右為難,失了方寸。話說四川涼山州昭覺縣支爾莫鄉阿土列爾村,這裏海拔1600米,地勢險峻,村民出村要爬800米深的懸崖。最近的一條山路,長4公里,中間有13處峭壁,用藤梯連接,一些路能下腳的地方也就巴掌大。這個村有98戶人家,其中76戶住在山上,村民盼着有一條安全的路。修一條山村路要4000萬元這好事政府來做吧。但昭覺縣公路管理局副局長袁文彬一算帳嚇了一跳:修這條路要4000萬元,而昭覺縣一年的財政收入才1億元。該不該花大錢給村裏修一條路?公平和效益如何糾結?政府確實有責任給這個村修一條安全的路,但這4000萬元可以給更多的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而阿土列爾村還不是當地最窮的村。另外,如果政府真能拿得出4000萬元修山路,莫如把錢分給每戶人家,遷到更適宜居住的地方,這樣效益更高。左右為難呀。富縣也到了要「保工資」的境地昭覺縣的糾結是窮、銀子少,想做好事做不來。那麼,富人家是怎麼個氣派?府谷縣是陜北有名的產煤縣,是「全國百強縣」。2011年那年,煤價漲瘋了,府谷縣的GDP(本地生產總值)由2007年48.49億元,增至407.95億元,地方政府可動用預算收入也由3.53億元,增至23.64億元,幸福得讓人暈。有錢了幹什麼?政府大手一揮:辦教育,9年義務教育,高中和職中3年,學前班3年,15年統統免費。不僅學雜費全免,課本、寄宿費也不收,還有蛋奶營養補貼。著名的「免費午餐」在府谷縣早就實現了。府谷縣外來人口多,學生裏有十分之一是外地的,府谷說:外地人是來給府谷做貢獻的,一視同仁、一視同仁。不僅辦教育,其他方面政府也財大氣粗。府谷給醫院、衛生站注資,成立「大病救助基金」,補助患者。2011年到2015年,府谷建設了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限價商品房、保障住房超過5萬套,而整個府谷縣戶籍人口也就24萬人。當然,錢多了大手大腳也是有的。比如,政府補貼供熱公司,蒸汽成本每噸52.4元,補貼卻高達108元,和正常補貼相比,兩年就多花了6600多萬元。2014年,府谷號稱大手筆投資150億元的新區項目完成,包括政府大樓,配套有教育、醫療等項目,以及大量新區樓房,但居民卻不願入住,房價腰斬。要是好日子能一直好下去,大手大腳也算不上十惡不赦;但花無百日紅,如今煤炭不值錢了,府谷財政窘迫了。而富日子過慣了,要回到窮日子,這場面如何撐下去?據說,府谷公務員的工資都恓惶了,當地提出「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的口號。憑經驗,如果強調什麼,那一定是因為這方面出麻煩了。被迫額外捐資助教府谷只是一個縣級政府,它沒本事印票子渡難關,也不能指望銀行拔刀相助,只能依靠自己,特別是依靠自己的民營經濟。只是,當年好日子時,府谷是怎麼幹的?2010年2月27日上午,府谷縣舉行「煤炭企業、優秀企業家公益事業捐資大會」,57名企業家及所屬77家煤礦共捐資約12.8億元,其中煤企捐資7.44億元,高乃則和他的下屬企業捐資3億元。老闆掏錢就掏了吧,而媒體是怎麼教訓他們的?當時有評論稱:煤老闆捐資助教,說明他們身上也流着「道德血液」;我們不要「帶血的煤」,但需要內含「道德血液」的煤。如果你是煤老闆,聽了這話你會高興嗎?你合法經營、依法納稅,卻還「被自願」額外捐資助教,而如果拒絕,就是「不道德」、從裏到外的煤黑子,怎麼洗也洗不白,這不傷自尊嗎?當時還是好日子,掏點錢就掏吧,買個洗白白。如今煤礦不行了,老闆又傷自尊了,當然就撤了,不玩了。現在的情况是,老闆們撤了,民間投資大幅下降,於是政府也沒錢了,想做好事也做不成了。原文載於2016年9月10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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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只是拿揑得好

如今郎平功成名就,要不更進一步,為國家做更大的貢獻——去當當官唄?有人評論郎平,說她不是「祖國的叛徒」,而是「舉國體制的叛徒」——成名於體制卻主動擺脫了體制的蔭庇,自我救贖長成一棵大樹後,又回歸中國女排,給中國體壇帶來了體制性突破。能堅持會妥協 是當好官必備本事這話過了。郎平並沒有叛變舉國體制,並沒有離開體制,也沒有給中國體壇帶來體制性突破。她只是依靠自己的影響力,在「承包期」給自己打造了一個小環境,擁有選人用人的絕對權力、搭建複合型教練團隊、打造女排大國家隊模式等,而體制還是提供銀子的、體制還是能夠容忍的。郎平的亮點是,把自己在國外學到的本事,與中國的現有體制結合,其中有堅持,但必定也有妥協。能堅持會妥協,這是在中國當好官的必備本事。許多人也是很有本事的,但拿揑不好這個分寸,就成不了事。如果郎平去當官,必會碰到許多難題。比如,中國人信奉一心不能二用、頭懸樑錐刺股,於是對運動員多有半軍事化管理。據說幾年前,有人給女排送東西還只能隔着柵欄給,因為女排隊員禁止走出公寓大門;現在還有一些運動隊,晚上9時以後要收繳手機、iPad等。郎平在國外呆慣了,管理女孩們比較正常,鼓勵她們展示個性,允許在國外比賽後去逛街購物。咱這許多人,拿不到金牌就不算贏,於是教練壓力山大,就加碼訓練。郎平不屑這個,郎平說:「這種生死球,緊張有什麼用啊?我就告訴隊員們,放開打吧,咬她一口是一口,不能讓她輕易贏得比賽。雖然我水平可能比你低,但不能讓你隨便欺負。」但郎平也不會說大話「只要打出水平就行了」,別襯得旁人很俗。這些風花雪月的事,說輕了,不過是些體育觀念和管理手段,但操作不好,卻會捅了前任和同事的腰眼兒,給人家上眼藥(暗地整人),無端遭人妒。而一旦拿不到冠軍,郎平就吃不了兜着走,罪加一等。郎平要當官,必須要和錢打交道。據說,當年在郴州還是「鐵榔頭」時,郎平被叫上和領導一起上北京向國家經濟委員會要錢,說郎平是名人,到北京說話有分量。錢是以建設基地之名要的,但錢要回來後,卻沒馬上用於基地建設,因此被人告了上去。體育運動委員會查下來,要郎平寫檢查,還嚴厲斥責她「當了世界冠軍,就不知天高地厚到處要錢!」這讓郎平很受傷。如今郎平要當官了,就別委屈了,直接得自己去要錢了。郎平的複合教練組包括從各省抽調的多名技術專項教練,及從美國聘請的隊醫、康復師、體能教練等達15人之多。這些人,特別是還有「老外」,真得有些錢咧。而那些上賽場的孩子,不知她們的工資是多少,但應該比1995年郎平執教中國女排時月薪335元要多,總該比民工多吧。這年月,一切不談錢的合作都是虛偽的。據說,2013年郎平執教中國女排時,排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表示,在報酬方面要能體現出郎平作為一名職業教練的價值,郎平在國家隊每年薪水是200萬元。但這旁人沒話講,這是之前許家印麾下恒大女排500萬年薪抬起來的。而且,1993年至1994年,郎平在日本八佰伴全明星隊和世界超級明星聯隊執教,年薪就是20萬美元。1999年至2004年在意大利執教、2008年至2009年在土耳其聯賽執教,郎平的年薪也達到10幾萬美元。無不敗之策 不要蹚官場這潭水當官最怕的是得罪人,哪怕看門的大爺也不能惹,誰知道他背後有誰。3年裏,郎平提攜了多個新人——朱婷、袁心玥、張常寧、龔翔宇。此次奧運郎平沒帶曾春蕾,不知怎麼和她談的。不要以為自己大公無私就能天下信服,也不要以為今天拿了冠軍就一俊遮百醜,誰知道什麼地方得罪了人、結下了樑子,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爆發。說到這,已經接近職場政治了,水很深。即便像郎平這樣汗水淚水泡盡、國內國外跑遍之人,亦無金身不敗之策。要麼,還是不要蹚官場這潭水吧。對了,郎平雖沒入美國籍,但可能有綠卡;按規定,不能擔任政府機構正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5日) 里約奧運 奧運 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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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抽走土地 把房子吊到空中

在中國內地,土地不是私有的——農村的土地是農民集體所有,比如村鎮所有;城市土地更直接就是國家的,哪個單位要用,政府無償劃撥。總之不是家庭或個人私有的。忽然發現,國家的土地出讓期到了,房子要飄到空中了。1990年5月19日,內地改革開放第12個年頭了,國務院頒布第55號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開始對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實行出讓制度,使用者繳納土地出讓金,就是土地租金,居住用地出讓年限最高為70年。有人選擇了20年土地出讓期誰知,這事不那麼容易。經過30多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實行了那麼多年的計劃經濟,大家腦子都木了,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兜着,已經不拿土地當命根子了。這回要讓群眾自己掏腰包,這什麼意思?土地算個屁,不幹。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實施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工作,浙江溫州市想出了一招兒:不是居住用地最高年限是70年嘛,不是大家腦子木了嘛,我就給你在20年到70年區間了,搞幾個檔,讓人民自己選擇,交相應的土地出讓金,租期短的交錢也少。於是,有一些群眾挑了20年的年限。雖然交的錢少,但一分錢一分貨,這就好比租車,租一輛新車,跑20年沒問題,而租一輛舊車,三兩年就趴窩(不能運轉)。果然,當年那些選擇20年期限的人,眼下眼看着土地使用權就到期了。據報道,在溫州市鹿城區,就有600多套房子的土地使用權面臨到期。怎麼辦?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炸的大炸彈其實,對這個關係到人民命根子的事,不僅是政府,社會各界都在想辦法。2007年3月通過的《物權法》第149條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但物權法只規定了「自動續期」,如何續期?是否要交土地出讓金?交多少?都沒有說,讓官員如何操作?而在2007年8月修訂通過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22條卻有了具體規定:「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使用年限屆滿,土地使用者未申請續期或者雖申請續期但依照前款規定未獲批准的,土地使用權由國家無償收回。」這是什麼意思?土地使用期限到了,房主甭想黑不提白不提蒙着繼續用,趕緊去申請續期,當然得掏銀子,但政府可能不同意,你就把房子吊起來吧,政府要把土地抽走了,而且不給你補償。這可是一個大炸彈,隨時都可能開炸。要交多少錢?開發新房時,開發商在一級土地市場上競價拍賣獲得土地使用權,並支付土地出讓金;而在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的土地出讓金價格就不能採用拍賣競價方式,一般就通過基準地價來計算土地出讓金。基準地價是指:土地在正常市場條件的熟地價格,包括徵地或拆遷的費用及相關稅費、土地開發費用和土地純收益。各地都會定期公布最新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基準地價表」,一般按用途、區片、容積率等因素核定,大約相當於房價的三分之一。不知政府是否肯割肉?「三分之一」是什麼概念?在溫州,交易價不超過100萬元的房子,要續交30萬;在北京,300萬的房產要繳100萬,這相當於京滬地區職工社會年平均工資的10幾倍。這叫人如何活下去?太不講政治了。於是,有人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個是,大幅度降低續期的土地出讓金;第二個是,以每年徵收的房產稅代替一次性徵收的土地出讓金,在房產稅全面開徵以後,對續期的土地使用權不再徵收出讓金。這兩種辦法,都是要從政府的兜裏掏銀子。不知政府是否肯割肉?這裏提出的第二個解決辦法,實際上是說,土地出讓金和房產稅彼此是可以替代的,是重複徵稅,理論上是不合法的。但幾年前,在土地使用權到期還不那麼緊迫,還沒有提到以每年交的房產稅替代一次性交的土地出讓金時,房產稅就在大力推廣,在上海和重慶試點,那些新房主就已經被迫重複繳稅了。為何會出現這種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因為政府缺錢。如今提出這個用每年交的房產稅替代一次性交的土地出讓金的辦法,實際上是在考驗政府的自我割肉的勇氣。原文載於2016年5月7日《明報》觀點版 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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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要拆掉小區圍牆

2月21日晚上,一份最高規格的文件在網上被熱炒,說是要拆掉內地城市小區和大院的圍牆。黨政機關都有個大院子不就拆個院牆嘛,為何要如此高規格?其實,網上熱炒的主要就是兩段話,一是城市「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二是「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一句話,拿掉封閉小區圍牆,是為道路。文件公布後,官媒做了很多解釋工作,說城市盡是封閉式住宅區,圍牆隔絕出了一片又一片孤島,造成交通擁堵,說俯瞰巴黎、華盛頓、東京,能看到蜘蛛網一般密佈的幹路支路,而北京地區只看得到成片的大院、小區和稀疏的城市道路。1949年北京建都後,黨政機關大院遍地開花。大旗一舉,跑馬圈地,搞一個集辦公、生產、居住、後勤於一體的大院子,門口有崗哨,外人進門要介紹信,就差要護照了。據統計,現在北京仍有3700多座單位大院。改革開放後,房地產市場化,開發商也喜歡造大院子。就算是小區,據說北京人口規模在20萬以上的封閉式居住區就有40多個。北京的天通苑,號稱是亞洲最大的社區,佔地面積48萬平方米,規劃建築面積600多萬平方米,是真正的巨無霸。拆了院牆 應給業主補償如今要拆圍牆了,馬上有人問:小區沒了圍牆,物業怎麼管?陌生人隨意進出怎麼辦?小區業主的私利怎麼保障?《物權法》第73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就是說,要把小區道路公共化,需徵得業主同意,並給予補償。之前曾有過這樣的故事:開發商賣房子時承諾小區裏的綠地,結果後來被蓋成了房子,小區業主便鬧將起來。顯然,這一次文件考慮到這一點,所以說「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這個「逐步」是指多長時間?如果在70年土地使用權期限內,政府就應該與業主們商量,尊重業主的利益,包括道路、綠地、車位等;但如果在70年土地使用權過期後,國家要拆圍牆,那合法了。對於單位大院,比住宅小區要簡單一些。因為大院的產權屬於單位,而非私人業主。大院也有土地使用權問題,有兩大類,劃撥土地使用權和出讓土地使用權。國企通常是劃撥土地使用權,而企業單位有劃撥的也有出讓的。劃撥的土地使用權是無償取得的,這個使用權政府可隨時收回,只要適當補償即可;對於出讓的土地使用權,政府強制收回時必須是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論證,並進行補償。建牆拆牆都是政府城市裏是搞大廣場寬馬路,還是毛細血管蜘蛛網?一直有不同意見,學界已經爭論了幾十年。造封閉小區也是領導指揮的。20年前,《人民公安》1996年第18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封閉小區好〉。文章說:1995年2月以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覽路派出所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治安狀况,選擇朝北、朝南等10個治保會進行了「小區封閉管理」的防範試點,收到顯著效果……一年來10個封閉小區治安狀况、公共秩序有了明顯改觀,自行車案件下降幅度達91.5%,刑事案件發生3起,下降85%……顯然,搞封閉小區的出發點是治安,當時沒大考慮對交通的阻礙。到2004年,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開始憂慮北京交通了,說:「SARS之後,我就預感到北京交通的問題要更嚴重……我盡一切努力,但是我知道一下子解決不了。」在北京,每個單位都是老大,大部委、軍隊大院、大學、政府機構,哪個單位能讓公車通過?大家都抱怨交通擁堵;但一旦要自己讓路,就哭天喊地了,什麼軍事保密啦、保護老幹部居住環境啦,都有說法,來頭都很大。當年要修建北京北中軸路,解決亞運會的交通問題,要打通總政大院,那還成?口水仗一直打到中央軍委,還得最高領導出面才擺平。漸漸地,人們發覺封閉小區確實有點麻煩了。2004年4月,《遼寧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大連率先叫停「封閉小區」,小區不設圍牆,道路開放共享。這建牆是政府,拆牆也是政府。如今許多政府機構已經沒有圍牆了,但這牆不是拆的,而是機構搬遷到沒有圍牆的地方了,比如在北京金融街的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但央行還是有圍牆的。北京長安街上的機構,大多都還有圍牆。原文載於2016年2月26日《明報》觀點版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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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為何要收購《南華早報》

12月11日,阿里巴巴集團花20億港元把《南華早報》收入囊內。至此,阿里帝國的媒體版圖擴張至25家,為阿里公關再添一利器。阿里玩傳媒想幹什麼?從商業上講,阿里是在探索更多的大數據模式。如今阿里擁有國內最全面和完善的電商交易大數據、最強大的大數據分析團隊,一旦這些大數據與媒體有針對性的報道內容結合起來,有望發掘出更大的商業價值。阿里系旗下的阿里巴巴B2B(business-to-business)、淘寶、天貓、螞蟻金服等,都可以為財經媒體提供海量的大數據,經數據專家處理後,形成專業的商業趨勢報告。不過,馬雲的野心看來不僅只是打造一家彭博社。資本家花了錢 憑什麼不當老闆?今年6月,阿里投資12億人民幣,成為第一財經傳媒的第二大股東。但可惜的是,雙方剛剛達成交易,第一財經傳媒總經理秦朔就選擇了離開,去大學搞研究工作了,不和馬雲玩了。如果秦朔看到今日阿里的態度,也許他就不會走了。在收購南華早報時,阿里巴巴集團執行副主席蔡崇信發表了致南華早報讀者的一封信,強調南華早報將繼續保持採編獨立,以客觀、準確與公平的方針報道新聞,「日常的編輯決定將會由編輯們在新聞編輯室裏做出,而不是在董事會裏」。話是這麼說,但資本家花了錢,憑什麼不當老闆?甚至允許自家的媒體罵自己?這不符合邏輯。資本家的想法與新聞的價值觀永遠會有矛盾。香港媒體人艾理堂說:如何維繫南華早報公信力這100年積累的無價財富,維護南早以客觀中立贏得的品牌美譽,都將是新金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如有可能 馬雲必會連夜收了財新馬雲一定有自己的想法。阿里巴巴作為平台,因第三方的過失而陷入負面新聞當然是難免的。阿里在美國紐約交易所上市後,已然成為全球性公眾公司,立刻通身透亮,從阿里在美啟動IPO(首次公開招股)被《紐約時報》打上「紅二代」的背景標籤,到《巴倫周刊》以封面文章放出阿里股價可繼續下跌50%的說辭,再到前不久《福布斯》網站以〈阿里巴巴和它的4萬大盜〉為題發表長篇報告,使阿里上市後股價下挫了25%,這一定讓馬雲恨得牙緊緊的,一定要拿回話語權。2011年,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發表了題為〈馬雲為什麼錯了〉的評論,批評馬雲踐踏市場經濟契約原則。當時馬雲在美國深夜發短訊與胡舒立溝通,但溝通無效,馬雲傷了自尊心。我想,當時如果可能,馬雲一定會連夜斥資收了財新,總不會比收南華早報還貴吧。馬雲給自己找了個高危的活兒馬雲投資媒體,不僅要為自己搶回話語權,他還有更高的追求。蔡崇信在給南華早報讀者的信中確認,在阿里巴巴旗下,南華早報將試圖挑戰國際上有關中國的各種「誤解」,中國經濟的崛起以及中國對世界穩定的作用已經太過重要,實在不應該只用單一負面的論調來涵蓋中國。中國不能在國際上沒有自己的聲音,但中國的國家對外宣傳機構,新華社、央視和《中國日報》是代表中國的國家態度,但宣傳效果嘛,呵呵。這不僅是宣傳技巧問題,更主要的是這些媒體的官方背景,使得新華社等被妖魔化。馬雲收購南華早報要啟用民間力量走出去?或者說,馬雲的背後確實有官方背景?如果真是這樣,阿里就又陷入不被信任的泥坑。更嚴肅點說,馬雲能代表官方嗎?2013年6月,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僱員斯諾登爆出美國中情局的「稜鏡計劃」,在逃亡香港期間,南華早報拿到了對斯諾登的獨家採訪,並利用網站和微博等渠道快速擴散。如果當時南華早報已在馬雲手裏,還會有斯諾登的專訪嗎?首先,中國政府是否願意被斯諾登搭上,雖然阿里是以民間資本報業的身分出面,但美國人不是已經把阿里打上「紅二代」的背景標籤了嘛。其次,斯諾登是否信任中國人馬雲手下的南華早報?這就像博聯社創始人馬曉霖在阿里收購南華早報時的發問:收購後的南華早報還是南華早報嗎?中國共產黨人說:「槍桿子,筆桿子,革命就靠這兩桿子。」拿破崙有過一句名言:「一張報紙可抵3000毛瑟槍。」動了媒體,就好比動了槍,馬雲真是給自己找了個高危的活兒。原文載於2015年12月31日《明報》觀點版。 南華早報 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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