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民主難題的根治策略

近百多年來,全球各地紛紛推翻帝制和殖民統治,或擴大了參選權後,不但普遍停滯和倒退(請見拙文〈21世紀初出現的民主結構弱點〉,《明報》2017年1月7日),還露出獨裁復蘇的可能。 最嚴重的獨裁復蘇例子是希特勒帶來的全球烽火,令德國內外數千萬人死亡、數億人無家可歸。他是民選出來的,跟現况不同的是:那時德國戰敗割地賠款,民生艱苦舉國同心,這跟最近特朗普在美國當選總統的民情不同。美國目前國強民富,貧民生活條件也優於許多外國中等階層。選他那不足半數的選民則各懷己意,反對希拉里容易,長期支持他則難測。上台之初也許可像杜特爾特那樣在菲律賓大殺毒販和吸毒者,暫時滿足民粹主義者一時之快,但也會很快引起多方反對,那時他會怎樣反應? 20世紀前的獨裁者有長期營造的勢力如軍隊、特務或世家支持,21世紀的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則可短期間利用硬化理性主義(請見拙文〈從特朗普當選看「硬化理性主義」失效〉,明報2016年12月12日)的氾濫和冒升,透過民選得權,並會利用民粹的急躁情緒,不顧各種民主制衡,迅速行事。但由於支持基礎不厚,反對聲浪也快速上升。 根治策略須超越政治 有人因特朗普不怕失信而相信他會務實行事,卻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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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出現的民主結構弱點

一、停滯和倒退雖然在20世紀內,全球各地紛紛推翻帝制和殖民統治,或擴大了參選權,到了21世紀,不但民主的主要精神(包括監察當權者行動、為了整體利益而提供份內貢獻,甚至誠懇溝通作出讓步)未能落實,在許多地方還停滯在選舉階段(例如去年美國大選的低投票率:在約2.5億適齡投票者中,除去320萬因罪被褫奪投票權者以外,1.1億人沒投票),甚至倒退(例如選民和候選者公開為個別群體爭取額外利益、私德差甚至違法的候選者仍常當選的情况,在美國、希臘和日本等國家普遍存在)。停滯和倒退不能完全歸咎於私利和非法行為,即使設立了更嚴密的防範制度,民主精神和運作(結合整體和個體的長短期利害、尊重彼此權利、平等而理智地參與和履行決策、適時檢討執行進度)仍會遇上不斷的挑戰。去年多個地區的詭異選情,暴露出新時代下民主更多的結構性弱點。二、局部理性主義難立共識由於生產和運輸技術改善,飽暖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不常急若燃眉。在收入增加的地區,即使貧民的政治需求也常難集中於經濟。平等、宗教、種族、對多種事件的不同意見,較易冒升為主要矛盾。中等收入階層非但不像西方論者期望那樣成為穩定社會的大多數,還因利害分化和期望提升,增加了失望情緒;經過政客和一些傳媒煽動,容易形成多種「局部理性主義」(請見拙文〈從特朗普當選 看「硬化理性主義」失效〉,《明報》2016年12月12日);不但對政府不滿,還排拒跟其他對不同事件甚至相同事件的不滿者合作(見拙文〈巴西土耳其抗議反映的新動向〉,《明報》2013年7月13日,和〈巴西土耳其中層歧異急增〉,《信報》2013年8月16日)。歐洲即使奉行多黨制,仍不斷出現黨外和臨時爆發的示威。三、處理不了利害的錯綜複雜化以往民主的成功背景,是爭取者利害相當清晰一致,弱勢一旦辨明利害分野,容易融會出抗爭的共同體,決策和行動的結果較易立竿見影。今天各地民眾之間除了經濟條件,還有多種不同分野:宗教、種族、方言、對墮胎和同性戀的態度、擁槍權、地方主義等等。即就經濟方面說,產業分工、進出口利害、股票和退休金投資、大小生意的僱傭關係、福利和稅制等等,錯綜複雜,大量政策對各種成員的長短期影響都不易明瞭。例如對於改善窮人的醫療服務,反對者固然從反加稅的角度來振振有詞,贊成者也可以說窮人若無醫療保障,大小事都跑到急症室去,醫院若不能拒收,必然增加私家病人的費用;又如教育經費不足,會影響青少年就業和增加犯罪機會,監獄運作費比教育費更高;對某種產品入口設限可保障國內一些人就業,卻會因外國報復而導致另一批人失業……這些利害難說得清的情况,令選民容易受到政客游說。四、建制成功為失敗之母無論如何成為建制派,能夠持久的政府,也不能長久依靠武力「維穩」,民選政府更然。由於民間利害愈來愈分歧,極少政策可以滿足全民願望,能有八成支持率已算難得,假若每項新政策只有兩成人反對,如果反對者不屬同一群,則推動3至4項新政策之後,便已經有一半人至少反對一項政策了!現代的政府每年要推動的新政策豈止三四項,當政愈長的政黨,愈多被反對的政策!而在多數政策中受害或得不夠好處的人群,會成為最強烈的反對派。那些覺得經過幾任選舉後仍無顯著改善的,遲早會放棄多屆執政的黨派,不惜讓任何人上台!這是特朗普當選一主因。無怪目前西方經濟最強的國家,包括英美法意和澳洲,紛紛撤換領袖:只要有一項多人反對的政策,便足令建制派下台!五、傳媒難保中立民主制度寄望的一根支柱是傳媒,理由是它們希望和能夠作出客觀的報道。在號稱言論最自由之一的美國,在最近大選中,右傾傳媒固然對民主黨是一面倒地反對;對共和黨內的分裂,跟冀圖中立的傳媒一樣,都變得進退失據。它們為了盈利,有意無意地充當了特朗普的助手和打手。霍士電視的總裁一向是共和黨的「造王者」,這次更樂意支持老友特朗普;儘管在後者跟主播公開鬧翻後稍為收斂,他因別事下台後,雖然一些主播反對特朗普,霍士很快便乘機利用這機會增加收視率。CNN(有線電視新聞網)的主播和記者雖然比較接受希拉里,為了維持公正形象,不但給予初時看似無望的特朗普同樣的報道機會,還特意聘請他的發言人,以評論員身分不斷替他辯護和攻擊對手,不但無償地增加他的出鏡率,還造就了他的合理性和聲勢。六、求權輕責和假公濟私歸根究柢,目前西方民主運作仍處初步早熟狀態。個別競選技術很細緻,選賢負責的精神卻少提及。號稱善於發動基層投票的助選團,主要板斧每每逗留於解決投票當天的運作問題;對於活躍圈子以外的黨員,往往只有間歇性或臨時性接觸和籌款,對政策的解釋和討論頗嫌不足。不幫助選民認清政策,或僅投其所好,便難期望他們去監察當選者將來的表現!選民若為了增加私利才選舉、候選者若以私利來吸引選票,只會奪取其他成員的利益和積累國債(請見拙文〈比民主和債權更基本的原則——希臘的啟示〉,《明報》2012年4月12日;〈從希臘兩次大選看民選兩態〉,《明報》2012年7月24日)。倡導民主者若不切實解決這些弱點,民主只會逗留在選舉這早熟的初階,不但遲早令人失望,甚至會引起專制回朝!作者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博士,旅居美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7日)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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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歐洲難民潮的態度

當多個歐洲國家尚無把握擺脫希臘國債等經濟危機之際,一股長期未能解決的難民潮,突然數以百萬人計的壓力傾盆而下,成為更緊急的危機。多個自顧不暇的國家拋棄人道主義的面具,斷然阻擋難民入境,甚至過境也不許。這種行為不但違背了歐洲經過連場大戰的教訓後要為全人類建立的人道精神,連歐盟這個追求更大社區的架構也推得搖搖欲動。德國要求歐盟國家按配額接納難民,匈牙利等國說這只是德國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這些國家認為:從難民輸出國得益和跟美國一起干預難民輸出國者,應該自行負責!擺出了公然攤牌的態度。接收敍國難民 美僅1500名亞非移民和難民入歐已多年不絕,但規模從未這般迅猛。這場特大的難民潮主要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受美國及其盟國軍事干預的國家。單單敘利亞從2011年內戰開始至今已流散國外的難民已達400萬,美國只願出錢和接受的敘利亞難民僅1500名。主張陰謀論的批評者說美國不單是隔洋觀火,還志在隔山打牛,這隻牛是歐盟。美國希望各國各行各是,分而治之。美國有一批人主張一國獨大,不但以俄羅斯為首敵,要針對中國,也偷聽德國總理的私人電話。日本和以色列得到翼卵,不是無代價的。美國既有無比的國勢和科技,主張強國論者豈會坐視不用!詛咒這些人沒作用,任何國家都有人盡量為本國爭取利益,只是利益來源有別、長短期利害有別,做軍火生意的和賣日用品的願見的局勢便很不同,資本主義內部分歧很大。美國的特殊在於國內各方力量旗鼓相當,多元格局已形成,由於資源和機會都多,共存下各方仍可有大發展,毋須像政制不穩的國家那樣要動武來解決紛爭,但各派也因而不時背道而馳,互相攻訐。加上它資源多,競爭優勢強,較有餘地拖延,各陣營在主要矛盾不能達到共識時便任性堅持。是以美國雖然在執行上講求效率,若無既定程序和時限,常對重大決策拖延不決。兩黨因而經常相持不下,下不了決心時便拖延。敘利亞的僵局便是一個例證:既不喜歡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又不想在他的反對者中作出選擇,拖延之下,敘利亞內戰不絕,伊斯蘭國乘勢而起,難民也愈來愈多。多元政治的延遲不決習慣,也造就了少數掌權者的冒險機會。中情局在烏克蘭鼓勵親西方者趕走貪污的總統,卻為普京製造了吞併克里米亞的機會。俄羅斯的野心美國政壇不會不知,聯邦政府內大概已有不少出自各種角度的分析,每份分析的水平都不差,但當權派有意堅持時,可以各採所需(例如小布殊決定揮軍伊拉克),不願或不能作決策時則留下空間,讓貪功而不顧大局者找尋冒險機會,結果是弄巧成拙,烏克蘭不但成不了附庸,還變了動亂根源,即使這也是搗亂歐盟的陰謀,代價未免太大。移民社區合作推反恐美國也有不少人士堅持人道的精神,十多名聯邦議員已經聯名要求接納多些難民,他們提出的數目只是區區8.5萬,目前卻只獲批准1500人,也許紅衣小浮屍可以增加獲批數目。在多元政治下,為了爭取愛國者的支持,他們提出了國防理由,指出難民潮繼續衝擊,土耳其和約旦等盟國會動盪不穩。他們提出美國經濟可以比歐洲吸收更多難民。為了避免國安局對恐怖分子滲入難民中入境的顧慮,他們指出新移民社區是願意合作消除恐怖分子影響的。一個重要例子是在50名索馬里裔美國公民跑到中東去參加激進回教組織的軍事行動後,索馬里社區主動跟當局合作,提供消息,並協助政府向本族青少年推行反恐教育。美利堅是個合眾國,這個「國」字在英文是個眾數,立國以來便承受各個本來獨立的地方政體(中文把它譯為「州」這個中央直轄政體)和意見紛紜的領導層的不同要求,反映出美國社會一直在容納、管理,和利用歧異性(詳見拙著《花旗美國面面觀》,三聯,2006年)。想理解和影響它的政策,不能局限於一個集權政制的框架,還需留意其多元成員間的利害和運作。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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