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7年:歷史與當下

匆匆幾點:一、八九六四未沉冤得雪,不要說甚麼中國模式,向中國學習,唱好中國等等。殺戮人民的屠夫政權,不正視自身的殘暴歷史,永遠都是等而下之的帶罪政權,毫無執政之正當性。為此等政權歌功頌德之人,與屠夫政權一樣泯滅人性。二、一個城市的尊嚴,不在於幾多基建與浮沙上的數字,而是體現在對信念對文化對價值的擇善固執。二十七年來,這個城市為著一件毫無實利之事堅持不懈,單是這點,就已經是了不起的事。三、連續二十七年,一地之人聚集悼念死難英魂,本身就是一場公民教育。悼念的儀式本身並沒有實效,不會令共產黨倒台。這種儀式的對像,不是他者,而在已身。對於舊人,我們必須叩問,年復年的時間沖刷下,心裏還有多少對理想的執著;對於後來者,經年的六月,維園總泛起一點又一滴燭光,這些燭光多多少少也會照亮關注社會的好奇。儀式並不重要,他只是幫助理解世界的門,當我們投入了那個艱苦堅持理想的世界,那扇門早已遠去;儀式也是重要,在於讓後來者了解及進入那片功利社會壓迫封鎖的崇高世界。四、當年的八九六四之於香港,確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然而歷史要之於當下才有意義。六四之於我,從來沒有甚麼民族感情,卻是我的政治啟蒙,亦相信我這輩人絕大部分如此。六四之於我從來就不繫於大中華立場,從來就是讓我明白邪惡與政治的社會體驗,換句話就,六四是一個切入大政治大歷史的契機。五、歷史事實不變,但其所對照的當下卻是流變的。當下的不同,歷史的意義與教訓亦會不同。每年六四前後的社會爭辯,只要是義理之爭,本身就是良善社會應有的公共教育與討論。六、因此,不論是二零一四年學聯於維園晚會將六四扣上公民抗命,一五年幾間學生於維園焚毀基本法;還是近兩年來熱血公民於尖沙咀另起爐灶,學生會自設論壇探討六四之於香港當下的本土意義,都不能說成背叛歷史。七、人一生很可能受一場重大的社會運動而改變生命軌跡。對於上一輩人這場改變生命的運動是八九六四;而對新一代人來說,這場運動是雨傘運動/革命。二十七年了,一代人的有一代人的生命責任與信念,新人不能說舊人的紀念方法是錯;同理,舊一代人不能說新一代人冷血無情。八、雨傘裏頭,多少受六四陰霾影響,即使去到後來,並非我們刻服了屠城之夢魘,而是大家心裏明白,共產黨不敢在香港再起一次殺戒。香港是否真正放下六四,走出六四也許是壞的影響,也是未知之數,亦此,聯校學生會辦的《重鑑六四意義,構想香港前路》以及港大學生會辦的《五代香港人:我們的前途問題》也是極有意思的題目。九、真正背叛歷史的,是對史實失去研探精神,是對個殊思想失去好奇心,是以眼前實利判斷與理解所有集體行動。這種精神,在今天來說,尤為普遍,部份坐擁言說權力之年輕者,更是惡態橫現。現題為編輯所擬。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六四

詳情

鍾耀華:雨傘時代

香港,一個表面繁華卻底下骯髒的城市。我們物質富庶,世上數一數二,卻超過百萬人活於貧窮線下;我們有基本的選舉制度,卻被政商的合謀支配我們的政治未來。我們要求一個現代城市最基本的民主選舉制度,卻竟處處受壓。過去,政治權利過去一直不進港人的目光當中。我們以為,種種的社會問題,皆源於個人的實力不足。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所有的結果都是合理應得的,所有的問題都不涉制度,不關乎社會正義,個體與個體之間只有市場競爭的關係,再無其他。我們被教導只要服從,只要自我適應,任再多扭曲,屈辱再大,也毫不相干,也就是「成熟」的表現。以上種種,正是今天政權所大肆鼓吹的「獅子山精神」,實際上是對獅子山精神的挪用及扭曲。所謂「獅子山精神」,理應是「獅子山下」精神,實源自香港電台1970年代首播實況劇《獅子山下》的故事,強調的是那個「同甘共苦,攜手踏平崎嶇」精神,當中更談及居民抗爭,出現相信是香港電視史上第一次堵路抗議大場面;一些篇章,則論述市民的權利。《獅子山下》寫實劇,記錄了香港從一個難民社會的顛沛流離中,由過客心態,家不成家的處境,慢慢凝聚生根的過程。(註一)政權只抽取了拼搏經濟的部份,卻把對社會公義的部份剔走,嘗試模塑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幻象,壓抑港人對普及平等政治權利的追求。但是,當一個月多前九月二十六日學生衝進本屬人民的公民廣場那一刻,就意味著一切都變了。這是一個時代的象徵,代表一個世代的不服從。我們不信任市場萬能,我們相信市場以外有公義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當中,理應有人民的聲音,決策不被幾個權貴把持。我們不服政商在不民主的體制當中勾結合謀,不從政治權貴所謂的現實。我們並不是天真以為有了民主後烏托邦就會降臨,我們只是要求民主政制可以制約傾斜高官巨賈的民生政策。這些訴求和態度,不獨學生專有。在學生衝入公民廣場被捕後,數千上萬市民守在廣場外的街道,一次又一次與警方展開攻防戰,攻的永遠是手持警棍胡椒噴霧再配催淚彈的國家機器,守的永遠是溫柔而又堅定的一個個血肉之軀,老中青三代,共同承擔起香港的未來。這種思想改變,並不是對獅子山精神的放棄,反而是承先啟後,把之重新演繹提煉,突出本應包括在內的政治權利面向。這種改變最形象化的體現就是短暫出現在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標語。獅子山的拼博精神從過往那種弱肉強食的經濟奮鬥,昇華到爭取公義真普選的堅毅不移。黃色直幡正式懸掛在獅子山峭壁上的一刻,頃成永恆,烙在每個生於雨傘時代的港人心中。雨傘時代的精神,讓我們點滴耕耘。註一:參考區家麟《有關獅子山的幾件事》原文載於作者臉書 公民抗命

詳情

鍾耀華:繼續佔領的意義

[caption id="attachment_34577" align="alignnone" width="600"] 圖片來源:法新社[/caption]?佔領進入到第二個月,呼籲雨傘運動留守者撤退的聲音不絕,政府及其喉舌主要論調有二,分別是「留守街頭再已無用」,與及「佔領街道擾民失心」。他們想打造一種佔領者撒野不走的刁蠻行為,打撃佔領士氣。在政府以拖延戰術消耗雨傘運動時,我們有必要認清形勢,理解當下局面其實是一種民意的爭奪,理解佔領的意義所在,同時相信走訪社區的工作可以耕獲民心,拓展民主。【駁留守街頭再已無用】到了今天,留守街頭的作用並非立刻逼使政府作出讓步,反而在局勢趨向穩定之時,其意義在於在香港這個高度壓逼的城市下,開拓出一個社會實驗的場域。我們追求民主,不僅是制度上投票權的確立,更在於民主精神的實踐。民主的意義在於肯定每個人的自主獨立地位,讓大家都能在決定一地之事當中有發言的權利,卻又相互尊重與合作。我們可以見到在不同的佔領區,佔領者以地為家,自發討論物資的分配安排,區域的治安巡邏與及日常運作,這些都是我們常說的民主決策精神,把三個佔領區打理有序。如果我們想體驗生活民主,不妨到佔領區走走。更重要的是,我們打破了那種既有的城市規律。過去在政商勾結之下,街道被大商家壟斷,樓價飛升,城市的公共空間買少見少。我們佔領街道,實際上就是重奪對土地的話語權,自己決定一地之運用及設計。我們在佔領區自習,討論,休息,分發物資,相互結連等等的活動,其實都是對官商勾結最大的挑戰,是反對他們把土地商品化的實際反抗。每當吹風下雨,佔領區內總是有人幫忙鋪毯添被,城市中失落的人情味在沒有政府高度管理化,人民自主的情況下再生,還有那數之不盡又多姿多彩的藝術品及文化活動……被政商規訓所排除的社會互助關係及創意在佔領區中得到豐富體現,這些都是民主的生活實踐。如果我們能守住佔領區,就能邀得不同的市民來到體驗民主,那將會是對不公義政權最深刻的挑戰,也撕破他們想佔領行動自我消亡的劇本。【駁佔領街道擾民失心】如果我們曠日持久卻毫不主動的話,民意的確會被建制派的動員及喧染所奪去。因此,我們有必要走訪社區,設立街站,講述佔領區的日常及意義,論說民主與生活的密切關係。一個多月的佔領讓我們都清楚明白,市民是有自己的思考及判斷。如果我們相信佔領有其實際意義,儘管要花點力氣,我們就要相信溝通可以使市民都認同之。我們對抗建制派抹黑及蛇齋餅糉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們親自現身說法,相互了解。利益無法永遠收買人的靈魂,我們要堅守陣地,深耕社區。這些工作需要很多的人手,卻不拘泥於個別團體,已經有不同團體及朋友開始試行。讓我們都堅守佔領,把雨傘運動的精神及價值開展出去,佔領人心。(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載於作者臉書 佔領 民主

詳情

鍾耀華:「自由平等的道德人」與「恥辱」

在八月三十一日人大決議香港政改問題之時,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憤怒。這種憤怒不是無緣無故的情緒,而是一種道德情緒 (Moral Sentiment)。因為人大的決議與我們的價值判斷有巨大落差,我們會有受辱的感覺,於是非常氣結。但是我們要問,我們所相信的價值是甚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此種種價值?這樣的理解又會導引出甚麼樣的政治意涵?I我們之所以憤怒,主要的說法是在中共的控制下,過半數提委會成員提名的要求等於中共先挑出自己的所屬意的政治代理人,然後才讓港人一人一票票選特首。這樣做等於我們沒有自由選擇管治一己生活的政治權力,我們被排除於自主生活的權利,也因先被中共挑出所屬人選才輪到港人票投特首,我們遂成為次等公民。這裡包含著兩個很重要的價值:自由與平等。為甚麼自由重要?Charles Taylor在他的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中提到,自由的重要性在於它已成為今天我們肯認己身(Recognizing oneself)很重要的一個原素。與前現代社會不同,今天我們的身份認同不再是基於外在而固定的社會科層而定,例如說貴族,氏族,階級。今天我們的身份認同是建基於一種普遍性的尊嚴(Dignity),而這種普遍尊嚴的基礎是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對自己的生命作出選擇,定一己之生活,為自己的生命賦予內在意義。我們無法對一己生命的意義作出等量比較,每個人的生命雖千差萬別,卻獨一無二。在這種意義下,我們都擁有平等的道德身份,我們理應有自由去過自己想要的生活,遂可以對社會有提出的要求,而這些訴求也將是「源於己身的合理訴求」(legitimate claim with self-originating source)。當這些訴求得以被正視的時候,我們也將感到自己的身份被恰切肯認。II當然並非所有的訴求也應受到肯定,這裡我們談的是合理的訴求。怎麼判斷合理?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提出了很重要的思想方向:假設我們透過一個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讓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出身,才能,性別,甚至自己特定的人生計劃,我們會怎樣設定社會制度?他的想法是,基於我們種種的資訊遮蔽,我們會以最公正(fair)的視角去思考社會正義(Justice)的問題。我們雖不知道各自人生計劃的內容,但明白彼此的人生觀可以大相徑庭,亦因為我們無法因應自己的特徵去選擇有利自己的社會設計,我們最終會選出一組能尊重每個個體各自美好人生追求的正義原則。在羅爾斯的理論當中,這組正義原則將保障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公平的機會平等以及對弱勢者最有利的財富分配。換句話說,我們肯定自由此一價值,自由的意思在於我們可以在正義原則底下追求各自的美好人生,而這種追求一己生活的能力在道德意義上是平等的,即在有關我們生命的重要決策中,每個人理應有權參與以及提出異議的權利。這種「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具體政治體現乃是民主社會制度。透過民主選舉,我們把自身的意見及考慮表達予候選人,讓他在思考政治決策的時候得要關懷到社會內每個有血有肉的個體。當中的要旨在於每個人都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實踐一己之生活,我們的生活不應被任意操縱。III這次中共對政改的決定為甚麼會讓我,甚或更多的香港人有重大的羞辱感呢?我們可以想像,在今天工商界別主導下的提名委員會,中共可以透過政經的利益牢牢掌控當中的委會。而過半數提委會的提名要求則進一步防止異見者的出現,把部份不服從中共意旨的提委會委員提名出尊重人民訴求的特首候選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的設計否定了我們的基本政治權利,污辱了民主,是在根本上否定每個人自主生命的能力。讓中共先挑出其屬意候選人後才使香港市民票選特首的意思是只有中共所理解和認可的規則及框架下,香港人才有選擇。然而,這樣是徹底踐踏了我們對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自我理解,是在最根本否定了我們的身份,我們遂感到極大的屈辱。IV這種屈辱是內在己身的,關乎到我們如何理解自身,是尊嚴的問題。尊嚴的問題不是「現實政治」可以消解掉。我們不會因為現實上的無力甚或是力量上的看似懸殊而卻步。尊嚴的侮辱是社會最大的悲劇。這悲劇的數量是巨大的。只要受盡壓迫的我們都願意挺身而出,那就是最大的力量,為著根深蒂固的信念而站出來的人是最堅定的,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讓我們把悲劇化為力量,凝聚能量,自主己身,實踐我城的政治主體性。

詳情

鍾耀華:《公民抗命與社會正義--看613反對新界東北計劃前期撥款集會》

臨近七一,各種建制輿論機器著力批評公民抗命會破壞香港的法治。本文希望由此切入有關公民抗命的意涵,當中會以羅爾斯在《正義論》對公民抗命的論說作為基礎。本文嘗試說明羅氏對公民抗命的預設過份狹窄,然後嘗後提出一些更為寬鬆的理解,繼而證成613在立法會外的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集會為公民抗命的一種。 公民抗命漠視法治?批評公民抗命行動違反法治的論者大概搞錯了公民抗命的本質。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表示,公民抗命是公開,非暴力,具有良知而又是政治性的違法行為,旨在改變政府的政策或法律。公民抗命與其他種類的抗爭行為不同,其處於武裝行動以及合法的遊行示威這兩極當中,既不是日常的抗爭,也不至於是極端的暴力反抗。抗命者以公共理由,即在社會業已穩固的價值例如政治自由,政治平等作為道德基礎,在公開場合進行公然的違法行動以說服社會的大眾現在的社會不公義,嘗試喚醒他們的正義感加入抗命行為,改變政府。為了證明其人的真誠,抗命者將不使用暴力以讓旁人相信自己的行動出於良知;同時亦以付出一定代價,即接受法律的制裁以示其決定的深思熟慮。這使得公民抗命是在法治之內最高程度的抗爭:在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下進行違法行為。同時,公民抗命亦是良秩社會的穩定瓣,因為抗命者嘗試感召以及說服群眾加入抗命以改變現存的社會不公義,令得公正的社會合作得以可能。當然,如果抗命者無法得到群眾的支持,即證明其理念不得人心,而他們亦會收到應有的法律處分。羅氏公民抗命論說的限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到,其公民抗命論說是針對「近乎正義的社會」(nearly just society),即一個實行憲政民主,社會上的成員大體上對正義原則有高度共識的良秩社會。公民抗命的正當性在於其對象乃是社會上「嚴重而且明確」偏離現有社會正義原則的事情,而且公民抗命必須是倚仗這樣正義原則所作出的非暴力行為。這裡的前提顯然存在問題。我們可以追問,社會上是不是存在一組有高度共識的正義原則?若然抗命者所持的理由不是這組而是另一組正義原則,其所作的抗命是不是就不屬公民抗命行為?何為暴力?肢體衝突算不算上暴力?我在這節將先處理頭兩個問題,有關暴力的議題會留待下一節處理。羅氏所預設的「近乎正義的社會」在公民抗命史上很多時候都不存在,亦因此所謂高度共識的正義原則並不存在,反而是需要抗命者持之以恆的說服及行動把其理念轉化為社會共識。試想像在梭羅的時代,奴隸制依然存在,這樣的社會能談得上近乎正義嗎?在20世紀以前,男女不平等以及女性沒有投票權的情況常見有之,顯然談不上近乎正義。但是其人以「反對奴隸制」以及主張「男女平等」、「女性應有投票權」為公民抗命的理由似乎都落於社會高度共識的正義原則以外,難道他們的抗命行為就不被視為公民抗命嗎?顯然皆非。因此,高度共識的正義原則不宜作為公民抗命正當性的判準,反而往往是抗命者以公民抗命把暫未成為共識的道德理由轉化為社會正義原則。我們該當放寬這項對公民抗命的判準。公民抗命的非暴力性質按羅爾斯的看法,公民抗命者須服從非暴力的原則以及接受法律制裁的代價以示其真誠。但何為非暴力?如果參與抗命者出於義憤和權利意識,在面對國家暴力的時候被動自衛,能不能算成公民抗民?如果非暴力原則連自衛亦不容許,只能要求近乎宗教式的受難,就有點不近人情了。當面對國家的實際或制度暴力,即使抗命者強行越過警方設下的封鎖線(可能根本就不容許示威的出現,不存在封鎖線)而遭到暴力鎮壓,我認為依然能算成為公民抗命的一種,否則很多廣被認定為「公民抗命」的行動將無法符合這嚴謹的定義。陳宜中先生在其《當代正義論辯》有關公民抗命一章提到英國的反人頭稅行動,它被喻為該國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公民抗命行動:自1989年起,英國公民為了抗議戴卓爾夫人的人頭稅政策,動用了各種合法不合法的抗爭手段,包括一千八百萬人拒絕繳稅,而街頭行動的高潮發生在1990年3月31日的下午兩點。二十萬抗議群眾遊行到倫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在正式的抗議活動完結之後隨即出現鎮暴車和驅離行動,使得少數群眾情緒高昂,演變成警民間的肢體衝突。這場所謂「特拉法加之戰」雖以衝突收場,但仍被視為成功的公民抗命,使得戴卓爾夫人下台,也取消了人頭稅政策。如陳宜中先生所言,這種集合法示威、違法抗爭、警民衝突於一身的公民抗命在外國時有所見,絕大部份的參與者皆非暴民,而且這種暴力衝突是有限的,甚至是警民雙方都可以預期的「收場儀式」。我們判斷一項抗爭屬於公民抗命,宜著眼其理據是否足夠成為對社會不公義嚴厲的道德指控,以及是否有進行違法行為及準備接受法律制裁;至於暴力衝突屬於有限的話,就不足以改變其公民抗命的屬性。反對新界東北前期撥款與公民抗命如果我們理解公民抗命為公開,非暴力,具有良知而又是政治性的違法行為,旨在把恢復社會正義又或將暫未成為共識的道德理由轉化為正義原則,改變政府的政策或法律而又接受一定程度的肢體衝突的話,那麼613在立法會外的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集會亦應該被視為公民抗命的一種。整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問題處處,不公義之處隨便可見,當中涉官商鄉以至立法會赤裸的利益輸送。舉例當政府強調是次計劃非為大地產商度身訂造,並沒有事先作業權調查時,但在民選議員追問下竟得出原來政府事先已對新界東北的業權有完整的掌握,及後又發現新界東北計劃的劃地「恰巧」與四大地產商的業權重疊,揭穿政府公然在議會內說謊;又例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去年被踢爆疑在古洞囤地,在新界東北計劃中可坐收1,245萬元賠償,另外主持計劃前期撥款的財委會會議主席吳亮星擔任中銀信託董事長,而中銀作為新界東北發展商的主要往來銀行,同時他又是新鴻基地產屬下數碼通的非執行董事,有利益衝突之嫌。這些情況之所以發生源自不民主的體制:局長囤地不用問責、會議主席利益衝突只需功能組別夠票護航下足以穩住其位、政府官員在議會可以公然欺騙議員及市民而續推方案。正是由於諸等的不公義,以及在兩年多來不斷的反對示威抗爭無效,部份抗爭者出於義憤嘗試衝入立法會阻止撥款,及後有三百多人留在本為示威區的公眾地方靜坐抗議,無懼警方檢控。當日反對計劃的團體口號是「議會失效,人民自救」,其指向是政體的不義,也同時希望將把以「公民平等自由為本」而非經濟數字堆砌的發展觀納入公共視野當中,望其能轉化為社會的對正義原則的共識。他們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以示對不公義政體的抗議,希望喚起公眾對不義政權的義憤,結果至今有三十多人被捕。然而接下來的反對財委會續審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的集會人數不退反增,增達五千人。這毋寧說明613的公民抗命行動成功打動群眾。公民抗命不是僅一為之,它是要靠逐點逐次的努力,才能喚起足夠多的公民起來改變不義政體。現在要做的是以更多的宣傳及努力,把抗命背後的道德基礎言說清楚,以圖更廣大的民意基礎。七一將近,當既有的抗爭手法均已耗盡而不得其果,當普選、司法獨立、新界東北發展諸等議題均面臨極大不公義挑戰之時,我們可以預見更多的公民將以公民抗命的行動改變社會不公義。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