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慶寧:建軍節閱兵 習近平的嚴格考試

八一建軍節前夕,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位於內蒙古草原的朱日和訓練基地檢閱解放軍部隊,這是繼1981年鄧小平的華北大演習閱兵後,時隔36年軍委主席再次在天安門以外地區舉行演習式閱兵。 這次閱兵在沙場舉行,沒有民眾參觀,中央其他領導人也沒出席,習近平身穿迷彩軍服,在軍方將領簇擁下現身。受閱官兵人數1.2萬,規模為30年來之最,還展示一批從未露面的新式武器。除閱兵外,還有紅藍兩軍對壘、實彈實兵,是一場多軍種聯合作戰的大規模演習,與1981年鄧小平在華北的大演習閱兵異曲同工。 這是中共建政後首度在建軍節閱兵,引起國際輿論界高度關注,對閱兵的動機眾說紛紜。有人說是為了突顯軍方對習近平的絕對忠誠,警告黨內對手不要妄動;也有人說,是北京當局向國際社會展示大國實力,警告外國勢力不要危害中國主權、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 兩種說法都不無道理。一方面,中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舉行,中央領導層人事安排正在緊張進行,各派勢力正在最後討價還價。軍權在握是習近平的一張王牌,展示一下也不足為奇。另一方面,中國周邊戰雲蓋頂,南海之爭愈演愈烈,朝鮮半島劍拔弩張;更令人憂心是中印邊界,兩軍對峙已達一個多月。在此形勢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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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慶寧:聯合聲明不會因時間流逝而失效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前後期間,後方狀况連連,繼有關部門忽然宣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患末期肝癌,獲准保外就醫後,外交部發言人又宣布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已成歷史文件。當局為迎接習近平而營造的融和氣氛幾乎一掃而光,更引發一場外交風波。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早前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時表示,1984年發表的《中英聯合聲明》已是歷史文件,不再具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央政府管治香港沒有任何約束力,英國對香港已無主權、治權和監督權。英國外相約翰遜則發表聲明稱,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對香港有承諾,這份承諾一如20年前般堅定。他並表示,英國希望香港能在全面民主和負責任的政府制度上取得更大進展。 倘真要廢止 應通過外交途徑照會 英國決定退出歐盟後,北京方面一直致力發展中英關係。事實上,構建中英關係另一個「黃金十年」,是習近平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的一項重大決策,並已取得進展。香港問題曾經是中英發展關係的障礙,不過,鑑於英國在香港有巨大經濟利益,而退歐後,發展英中關係又成為英國避免經濟下滑的重要動力,因此英國政府儘管對北京的對港政策頗有微言,但仍一直保持低調。北京也一向比較穩妥,只表明199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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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六四只是時間問題

北京當局始終堅持當年對六四事件的結論,認為沒有當時的「果斷行動」,就沒有今日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針對此提法,筆者兩年前就在《明報》撰文指出,六四的鎮壓行動雖然穩定了局勢,但卻令改革開放一度停滯不前;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革才重上軌道。事實上,當局的結論是很難經受歷史檢驗的,對事件的重新評價只是時間問題。以往人們都把「平反六四」的希望寄託在現政權的垮台上,本文則着重探討在體制內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歷史無情地重演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歸根究柢是一場以一位總書記(胡耀邦)下台開始,以另一位總書記(趙紫陽)下台結束的黨內鬥爭。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將,在幹部和民眾中深孚眾望,卻都黯然下台。胡耀邦在所謂高層民主生活會被批鬥後辭職,而參加高層生活會的老人,很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他們不經過任何正式程序,就把一個總書記趕下台,這顯然不符合中共的組織原則,亦因而激起民怨,導致大規模抗議行動。趙紫陽則在數十萬大軍開進京城後被迫靠邊站。1976年10月,當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出動中央警衛團官兵拘捕江青等人時,中共元老陳雲就指出,以這種手段解決黨內鬥爭是不正常的。陳雲事前曾試圖透過開中央全會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反覆研究了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覺得沒有把握,才改變主意,但強調「下不為例」。然而,歷史卻無情地重演。另外,給趙紫陽定的「分裂黨」、「支持動亂」兩大罪名也很難站得住腳。他是中共十三大選出來的總書記,是第一把手。全黨本應「與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但一班老人卻分頭私下召集各方面負責人開會,要求大家支持戒嚴。有元老更提出:「支持以鄧小平為頭子黨中央。」究竟誰分裂黨?至於所謂「支持動亂」,直到1992年宣布對趙紫陽的審查結束為止,都查不到他在幕後指使或支持學生抗爭的證據。他主張用疏導的辦法,而不是用武力解決問題。如按他的意見辦,當局可能不會那麼被動。說到底,當時部分元老出動軍隊把合法最高領導人趕下台,開了用武力解決黨內矛盾的先河,遺下無法估量的後患。更嚴重的是,事件造成慘重傷亡,而且死傷者多數是青年學生。這不是一句「已有結論」就可以搪塞過去的。1980年南韓當局在光州鎮壓民眾抗議行動,導致191人死亡。1996年,前總統全斗煥及盧泰愚等16人被起訴。全斗煥被判死刑,盧泰愚則被判監禁22年6個月。把問題弄清 對歷史作交代六四事件的傷亡人數遠遠超過光州事件,更有必要查清事件的來龍去脈:當時究竟死了多少人?誰決定開槍?在什麼情况下作的決定?這一切都應該有結論。要趁多數當事人仍在世,把問題弄清,對歷史作出交代。多年來,當局一直採取鴕鳥政策,閉口不提八九民運,並封鎖一切相關信息,以致國內35歲以下的年輕人,都不知道當年曾發生過血染京城事件。不過,真相是封鎖不了的。民眾不講,不等於把事件給忘掉了。中央電視台前主播杜憲和薛飛於1989年6月4日晚間新聞節目穿黑衣出鏡,語速緩慢、沉重地播報戒嚴部隊清場等新聞。事後,兩人都被停止主播工作。杜憲其後離開央視。2000年,她獲聘到鳳凰衛視擔任節目主持。有關新聞剛上網,就有過萬條留言,網民紛紛為她「當年的勇敢行為」向她致敬。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於2003年去世時,網上也出現數千條向他致敬的留言。有網民直言:「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張將軍在1989年所做的一切。」當年5月下旬,張愛萍與陳再道、楊得志等7名將軍聯名上書中央反對戒嚴。信中明確表示:人民軍隊的槍口絕不能對準人民!人心向背還表現在對趙紫陽的態度上。他1989年後一直被軟禁,偶然可以離開北京,但不能到廣東等工作過的地方。有一年,他獲准前往廣西。廣東省的老幹部聯袂前往探望,浩浩蕩蕩的車隊,無言地展示了對趙的深切同情。2005年趙紫陽去世,廣東、四川、內蒙等地的老幹部踴躍赴京告別。另一方面,當年支持鎮壓的領導人,卻往往成為網民抨擊的對象。例如,前總理李鵬的女兒寫了一篇反映「父女情」的散文,文章登出後,網上一片罵聲。有人直言:你爸爸的名字一定會上史冊!讀者都明白說的是什麼。善良中國人的願望對於民眾的態度,這些領導人心知肚明,他們千方百計為自己撇清責任。有幾位老人家去世時,其子女都拒絕在悼辭中讚揚他們對「平暴」的貢獻。連「挽救共和國」這麼大的功勞都不願意要,難道僅僅因為謙虛?趙紫陽生前曾上書中央,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他表示,此事件已成為中央的包袱,拖得愈久愈被動。他並指出,中共歷來有糾正自身錯誤的傳統,連文化大革命這樣長期的、全局性的錯誤都糾正了,相信一定有能力糾正六四的錯誤。這也是多數善良的中國人的願望。因為在體制內還原六四事件的真相,並作出重新評價,將會把動盪降到最小。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2016年6月6日《明報》觀點版 中共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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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文革才能捍衛改革開放

5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對近期圍繞文革的爭論作了定調性表態,內地各大新聞網站都全文轉載。署名文章為何會有一日時差?這篇題為〈以史為鑑是為了更好前進〉的署名文章,登在人民日報要聞版。作者「任平」是人民日報評論組的筆名。該文重申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的結論:「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完全錯誤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任文特別強調要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章表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將堅決維護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結論,決不允許這樣的錯誤重演。值得注意的是刊登的時機。5月16日是標誌文革揭開序幕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發表50周年。按慣例,相關評論應該在當日見報,但是該文卻在翌日凌晨上網,早上見報。為什麼會有這一日時差?更值得注意的是,5.16當日,微信朋友圈中所有關於文革的鏈接,包括支持否定文革的文章均被屏蔽,深夜任文發表後,網警才高抬貴手。有人估計,這是因為高層要觀察國內外的反應後再表態,以便後發制人。但另一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就是中央高層內部未統一認識。事實上,近年颳起的肯定文革風潮,不僅僅是部分網民所為,不少體制內重量級人物都在台前幕後參與其事。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就曾發表長文,聲言「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並全面論述和肯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學說。而此學說正是發動文革的理論基礎。翻案實為發泄對改革開放不滿中南海最終打破沉默,並不值得奇怪。這場爭論絕不是一場單純的評價歷史事件的學術之爭。它不但影響當今政壇的變化,還直接關係中國未來的走向。這場翻案活動表面上在頌揚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在發泄對改革開放的不滿。近年互聯網上「批鄧」文章多不勝數,而且擴大至其接班人,指名道姓斥鄧、江、胡為「資改派」。對這些出格論調,網管竟視而不見。在文革50周年前夕的各種「紀念活動」中,鄧小平再次被扣上「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帽子。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全面否定已實施30多年,為中國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改革開放政策。他們把近年揭露出來的官場腐敗全部歸咎於改革開放,鼓吹再搞一場文革來「解放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說明了深入改革的必要誠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問題。有些是壞人利用改革辦壞事,例如有人趁股份制改革之機,將國有企業化為己有。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則導致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另一些問題則是當局決策失誤所致,例如把衛生事業產業化,其實是濫用市場化原則,最終造成高藥價、高收費,民眾看病難、看貴病的惡果。上述問題的出現,主要因為當局在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沒有適時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因此未能建立和健全監察和制衡機制。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未能「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因此,這些問題不但無法證明改革開放做錯了,反而恰恰說明了深入改革的必要。現在有人宣揚文革期間民眾生活比現在好。例如說,當時月薪38元,卻可以養活一家10口。因為豬肉6角3分一斤,一個月工資就可以買60斤,幾個月都吃不完。此話雖然不假,卻隱瞞了重要事實:當時肉類憑票供應,每人每月只發半斤肉票。還有人說,文革時工農群眾有當家作主的自豪感。其實,當時大搞階級鬥爭,對少數「階級敵人」專政。這種靠壓迫別人形成的自豪感本來就不足取,而且完全不能令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如果不是捂着良心說話,誰都不會否認今日農民生活和文革時不可同日而語。錯估形勢逼習近平攤牌 自討沒趣中央終於出手反擊為文革翻案的風潮,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要把習近平拉下水。這一企圖在5月2日於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紅歌會上暴露無遺。會上大唱文革時期的歌曲,背景出現文革期間的宣傳畫和大幅標語,給人以時光倒流的感覺。晚會特地安排了《包子舖》、《不知該怎麼稱呼你》等歌頌習近平的歌曲,而《在希望的田野上》則是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的成名作。往常舉行紅歌會,會有歌頌幾代領導人的歌曲;這次紅歌會卻只歌頌毛、習兩人,舞台布景板上交替出現毛和習的身影。如果聯繫近期互聯網上有人鼓吹「習總是繼毛主席之後最偉大的領袖」,以及對「資改派」口誅筆伐的情况,不難發現,有人要把習近平包裝成毛澤東文革遺產的繼承人。4月下旬,習近平曾到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發祥地」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調研,專門接見當年冒着坐牢危險打紅手印、推動分田到戶的領頭人。此舉其實已是以行動表態。也許為了維護黨內團結吧,他當時沒有正面回應肯定文革、否定改革的聲浪。一些人卻錯誤估計形勢,一廂情願地逼他攤牌,最終自討沒趣。原文載於2016年5月25日《明報》觀點版 習近平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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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民建聯的「四大天王」時代

《明報》不久前發表蔡子強先生一篇有關政改的評論,文中憶述民建聯建黨之初「四大天王」主導創業的歷史,令筆者想起一件往事。事情發生在1995年初,當時筆者在《亞洲週刊》工作。有一天,編輯部收到一封來自印尼的信,寫信人是全國勞動模範、湖北省某大國企老總于志安,但他此時的身分卻是潛逃出境的經濟罪犯。于在信中稱自己被當地官員栽贓嫁禍,希望能在香港傳媒上揭露他們的陰謀。編輯部研究後,決定派資深特派員王健民前往武漢了解情况。王健民一到武漢即被人跟蹤,翌日訪問于的家人後,便被便衣人員拘留,先是在酒店房間軟禁,其後被帶走。他離開酒店前設法打電話回香港,用先前約定的暗語,告知已失去自由。公司指定本人全權負責營救。我致電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內的有關部門,請求他們敦促武漢當局放人。當時民建聯即將組團赴京會見公安部副部長田期玉,有同行建議請他們代為投訴。羅海星剛好來電詢問王健民的情况。他聽說要找民建聯,便說:「我先和程介南聯繫一下。」(他倆是中學同學)。過了一會,海星又來電:「程介南請你直接打給他。」程向我詳細了解事件經過,然後說:「你想我們怎樣幫手?」我說,請他帶一封信給田期玉。他表示要和黨友商量一下。大約過了半小時,程來電,要我盡快把信給他。「四大天王」助救記者民建聯代表團上京後,本港一家報章刊登一條消息,說本港一家時事周刊的記者王健民在武漢被拘捕,周刊請本港左派團體向北京申訴,還提到周刊方面由關某人負責跟進。看來,赴京團已做了工作。「告御狀」這一招似乎奏效。當天晚上,失蹤數天的王健民突然來電,說抓他的人要和我通話。此人語氣很溫和,他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可以關起門來解決問題,又說只要王健民寫一份悔過書,承認非法採訪,就可以馬上回香港。我當即拒絕,並要求他盡快放人,否則向全世界揭露他們非法拘禁記者。又過了兩天,武漢方面終於無條件放人。這是各方面努力的結果。明報集團編務總裁高信疆先生專門設宴,答謝「四大天王」,除譚耀宗有事沒來外,曾鈺成、陳婉嫻、程介南都到了。記得曾鈺成在席間表示,以後若有類似情况,民建聯樂意繼續提供幫助。現在回過頭看,湖北發生的是一宗涉嫌官場腐敗事件,涉案官員企圖打壓新聞記者,以封鎖消息。他們打着政府的旗號,亂扣「非法採訪」的帽子,頗能嚇唬人。在此情况下,一個親北京團體敢於挺身而出,為香港傳媒請命,實屬不易。可惜此情此景已難復見。今時今日,不少建制派紅人都唯北京當局之命是從,不敢越雷池半步。每逢有香港傳媒記者在大陸落難,沒人會說一句公道話,更遑論代為申訴。有些人還板起臉孔教訓人:「到內地就要遵守內地的法律!」此話本身沒錯,但當今的大陸,不少地區貪官污吏當道,法律已成他們手中可以搓圓撳扁的麵粉糰。而在本港一些親北京人士眼中,芝麻綠豆大的官兒也是中央的代表,碰不得。「新愛國」「老愛國」的不同兩者之所以有這種差別,是因為曾鈺成等人青年時代已投身愛國陣營,資歷深,不必擔心被懷疑「不忠」,因而也不必唱高調。加上他們親身經歷過內地的政治變動,多次碰壁後,終於悟出了不能盲目跟風的道理。面對內地一些官員的所作所為,他們會獨立思考。反觀那些當紅人物,不少是識時務的「俊傑」,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首先考慮的是會否失去北大人的信任,於是常唱高調。加上他們並不真正了解內地政情,因而凡是大小京官說的,都奉為真理。也許這就是「新愛國」和「老愛國」的不同吧。有必要指出,當年被營救回港的王健民,現在又身陷囹圄。他數年前離開明報集團後,自資創辦時事雜誌。去年5月在深圳被自稱市公安局經偵處的公安人員拘捕,罪名是「非法經營」。但法院一直未開庭審理,其間兩次以證據不足為由退回重審,目前已超過法定羈留期限,惟公安方面始終不肯放人,近日又說有「新的材料」,要加控行賄罪云云。筆者不敢保證王健民完全清白,但無論有沒有罪,都應依法處理。問題是,深圳方面的處理手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此外,王健民持有美國護照,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曾出面交涉,但公安方面說他持香港居民回鄉證入境,只能按香港人的身分處理。既然是「香港人在內地犯罪」案件,在10多個月中,他們有沒有向港府通報?如果有,特區當局為何不聞不問,任憑一名市民在內地不經審判,無了期地被關押?想當年,王健民在武漢落難時,各方伸出援手;看今朝,同一個人,同樣在本港從事傳媒工作,在內地被拘捕後,卻無人過問,怎能不令人唏噓?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民建聯 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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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無關23條立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引起香港各界廣泛關注。但多數人只關心有沒有提及香港,會不會導致《基本法》23條早日立法等問題,卻很少認真研究這部法律的內容及其影響。外界普遍把這部法律稱為「新修訂的國安法」,其實並不準確。去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反間諜法》,1993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亦同時廢止,不再存在修訂的問題。而日前通過的國安法則是一部新法律。1993年版國安法主要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間諜行為;但新的國安法則涵蓋國防、領海、領空、太空、經濟、金融、能源、糧食、治安、環境、核能、信息、網絡,宗教、民族,文化等範疇的國家安全問題。新版國安法最重要的特點,是強調中共對國家安全事務的絕對領導,要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事實上,去年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任主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任副主任,規格之高,前所未有。剛通過的國安法更賦予中央國安委很大的權力,它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介入幾乎所有領域。國安法實施為形勢發展使然國安法的實施和中央國安委的成立為形勢發展使然。目前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南中國海島礁之爭成為全球熱點,數個東南亞國家聯成一線與中國作對,美國、日本也插手進來。安倍政府更企圖改變二戰後的世界格局,又在釣魚島和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一再測試北京的底線。在國內,對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判決,並未能把反腐行動推向新高潮,似乎遭遇阻力。而疆獨、藏獨日趨活躍,昆明、廣州等地先後發生暴徒在光天化日下砍殺無辜群眾的事件,據稱是分裂主義勢力所為。與此同時,當局在金融、能源、環保等領域也面臨挑戰;加上自然災害接連出現,工業、交通事故頻頻發生。所有這些都令當局產生強烈的不安全感,於是便高度集權,祭出「國家安全」的旗號以應對不測。有人說,國安法是「香港人頭上的一把刀」,其實,這把刀是架在敵對勢力頭上的。不過,這是一把雙刃劍。國安法涵蓋面廣,又沒有列明具體罪名和罰則,令執法者擁有很大的自由度,此劍若落在居心叵測的人手中,就有可能出現濫權現象。法律不同於政策,其有效期遠遠超越現任領導層的任期,現在不出問題,不等於以後也不會出。此外,如何監察中央國安委這個至高無上的機構,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國家安全法不適用於香港綜上所述,實施國家安全法是為了維護和鞏固中共的執政地位。因此,這是一部社會主義法律,只適用於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陸,而不適用於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全國人大常委法工委已明確宣示,不會把國安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也就是說,不會列為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由此可見,「實施國安法是為了整香港反對派」的猜測,是沒有根據的;同樣道理,「國家實施國安法後,應盡快推動23條立法」的說法,也於理不合。在香港,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出來呼籲盡早為23條立法,但每次都被特區政府以「沒有迫切性」的理由拒絕。如何解讀這現象?香港基本法是1990年通過的,在此前發生的「六四事件」事件中,香港百萬人上街聲援北京民運,還發起「黃雀行動」,協助被追捕的民運人士出境。這一切令當時的中央領導層擔心香港會成為顛覆北京政權的基地,於是被稱為「反顛覆條款」的基本法23條便應運而生。然而,回歸後,香港從沒出現任何顛覆行動。事實上,香港根本不具備充當「顛覆基地」的條件,自然就沒有立法反顛覆的迫切性了。儘管如此,為國家安全進行本地立法,畢竟是香港的憲制責任,最終要實行。這一點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明白,只是希望水到渠成而已。作者為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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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反英抗暴」真正領導者?

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日前去世,終年89歲。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代表政府表示哀悼,她稱讚楊光多年來對提升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其他特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領袖也高度評價楊光的貢獻,認為他的去世是本港工運一大損失。另一方面,一些傳媒和學者指出,楊光是1967年「反英抗暴」的領導人,那場運動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楊光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還形容他是手上沾滿鮮血的「大魔頭」。截然不同的評價固然突顯香港社會的兩極分化,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事實的兩個方面。楊光自1948年加入電車工會後,就一直活躍在工人運動的前列,努力為打工仔爭取權益。然而,他1967年確曾擔任過「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主任」,名聲大噪。要評價他的一生,無法繞過這段歷史。眼下這場爭議,其實只是14年前那場爭議的翻版。2001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向楊光頒授大紫荊勳章,在香港社會引起震動。一些團體還到政府總部抗議,要求政府改變初衷。當時筆者在鄭經翰主辦的《茶杯》周刊工作,一些年輕同事前往灣仔金紫荊廣場抗議。他們用鐵鏈把自己鎖在旗杆下,象徵香港人已失去自由。有趣的是,當時的抗議者多是1967年尚未成年,甚至未出生的人,親歷事件的一代人反而不大感興趣。有位同事告訴我,長毛梁國雄和劉山青都不願意參加,估計「有情意結」。後來聽說長毛在天星碼頭靜坐,身旁擺着一幅標語,大意是「反殖有理,暴力有罪」。 「他只是個掛名鬥委會主任而已」我當時電話訪問了各界一些人士,包括好幾個已分道揚鑣的原左派成員。他們提到楊光時,都以「光叔」尊稱,似乎沒什麼惡感。而那班年輕人抗議了半天,回到公司才問:「究竟是什麼回事?」我答道:「我那時不在香港,不了解情况;但把楊光當作罪魁禍首,肯定搞錯,他只是個掛名鬥委會主任而已。」我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為在此之前曾見過「反英抗暴」的真正領導人。1996年秋天一個下午,我到廣州探望省教育廳前廳長楊子江。當時屋內還有另一位老人家。二人好像剛一起參加了一個老幹部聚會。楊介紹:「梁老也是我們教育廳的老廳長。」這位梁先生聽說我是香港記者,便高興地與我聊起來。他對香港十分熟悉,可以隨口說出很多人的名字。我猛然醒悟:這位被楊子江尊稱為「梁叔」的老人,就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當時六七暴動30周年將至,香港傳媒已刊登不少評論和回憶文字。而眼前的老人家是事件中的關鍵人物。作為傳媒人,不應放棄這個突如其來的機會。梁威林儘管一再聲稱「不必提這些陳年往事」,最終還是談了自己的看法,但事後又要求我保證不刊登。楊子江還加上一句:「在我們這些人去世之前絕不能見報!」當時談得很廣泛,現把談話要點歸納如下。他斷然否認有關他和祁烽(新華分社副社長)為避免被揪回國內批鬥,刻意挑起暴動的說法。他表示,事件由新蒲崗膠花廠的工潮引發,那是工人的自發抗爭,他們事前完全不知情。梁還說,新華社不可能自把自為,幾乎每天都要向北京匯報,重要事情會直接報告總理辦公室。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同時舉行大規模的聲援香港同胞反英抗暴大會,都是中央授意的。他還說,周恩來對香港的鬥爭一直很支持,後來發生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總理的態度才有所改變。梁威林還說,香港新華社完全沒參與姚登山等極左派奪外交部大權的行動,倒是極左派企圖利用香港局勢實現其陰謀。 反英抗暴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但他不否認,香港的反英抗暴是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不但擾亂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干擾了國家的外交政策,還令愛國陣營遭受重大損失。對於放置土製炸彈等行為,他承認是受文革武鬥的影響。他強調,廣大香港同胞都是愛國的,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應由「工委」負責。他又補充了一句:「港英警察也不是善男信女,我們的人被打得很慘。你不在香港,很難體會。」如果14年前把這番話登出來,楊光所受的壓力可能會減輕一些。無奈對老人作過承諾,只好保持沉默。現在,兩位老人家皆已作古,應可以把當年的談話公之於眾了。此外,本人當時雖然不在香港,但對梁威林所說的「香港警方不是善男信女」卻有深刻體會。1968年夏,我的母親患病入住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我每日都到醫院探望。有一天,母親入睡了,我無所事事,便在醫院內閒逛。無意中走到樓上,發現很多紗布纏頭或扶拐杖的人。起初以為是本地兩派武鬥的「傷兵」,看到牆上「向香港反英抗暴的英雄學習、致敬」的橫額,才知他們的來歷。據稱很多人都是從港英集中營出來後,被接回內地療傷。其後,我們經常到樓上,向他們了解香港情况。他們也樂於介紹自己的「英雄事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三四歲的中學生,臉圓圓的,有點浮腫,他被警察追打時由高處跌下,摔壞了脊椎,據醫生說,他這輩子已無法再站起來了。但他仍很樂觀,坐在輪椅上大講如何用假炸彈嚇「鬼頭」。其後我因事北上,再沒有見到他們了。妹妹和堂兄每天仍到醫院照顧母親,也會到樓上看望香港來客。據堂兄說,後來有好幾個人不治去世,而且死得很怪,昨天還好好的,能吃能走,今天就不見了,夜間走的,估計是內臟嚴重受損,突然發作斃命。不知這些死亡個案有否列入港英公布的死亡數字?在過去半個世紀裏,我經常會想起那位坐輪椅的少年,他是否還在世上?如果還活着,這幾十年又是怎樣走過來的? 張家偉不持偏見呈現歷史真相因此,我當時對「殖民主義者的殘暴」印象深刻。至於多名警員被土製炸彈奪命,尤其是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及其兄弟被活活燒死等悲劇,則是在1980年代回港後才聽說的。面對一個個亡靈,暴動的領導者在斥責港英當局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撫心自責?縱使楊光不是什麼罪魁禍首、大魔頭,像他那樣的人們能否不再盲目跟風,被人利用?無論怎麼說,「六七暴動」都是一場災難,而有關楊光是非功過的爭議,恰恰說明不少真相仍被歷史塵埃所掩蓋。幸而不少有心人多年來一直追求事實真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記者張家偉先生,他20年如一日,利用業餘時間採訪事件見證人,撥開團團迷霧尋求歷史真相,向世人奉獻了一本又一本有關六七事件的著作,堪稱壯舉也。1967年張家偉尚未出生,但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不持偏見地將歷史真相向讀者呈現。每一位事件經歷者或旁觀者,都有責任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憶述出來,以警醒後人,防止悲劇重演。這正是寫作本文的目的。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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