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林鄭提議3個經濟政策

筆者記得大約在3個多星期前,曾看見一篇報道關於林鄭月娥從3位「靠山」——任志剛、查史美倫和陳智思——學得經濟及金融的知識。至於林鄭真的學到幾多,當然是考過才知道。但從她的競選特首政綱中所提出的經濟政策,筆者沒有感到眼前一亮,只能說是普通材料,絕對不是「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 與其逐一評核林鄭的經濟政策,不如向她提出自己的意見,相信這會較有建設性。總括而言,筆者對林鄭的經濟政策有3個意見: 加快推動自動化科技 首先,在人口快速老化的社會,以自動化(automation)補充勞動力不足,是可以令產業的生產力得以維持甚或有所突破。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已上升至43.4歲,較10年前的39.6歲高出接近4歲,反映人口老化速度正在加快。此外,政府統計處估計本地勞動力將於明年開始下降,這將會影響勞動生產力和中長期經濟發展的潛力。 雖然林鄭曾處理過人口政策,並提出多項措施支持勞動市場健康發展,無奈,政府不斷面對種種社會及政治壓力,令人口政策未能發揮出預期效果,最終拖累本地勞動市場發展。 不少發達國家的政府憂慮人口老化會持續窒礙經濟增長,甚或造成經濟長期呆滯(s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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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共財政之王道

市民對林鄭月娥的新政府在公共財政的處理方式是有相當高的期望,特別是現屆特首梁振英和不少「梁粉」在過去年多已不斷批評前財政司長曾俊華是一個「守財奴」,不肯給予梁振英足夠的公共財政支持,令他提出的重要民生和經濟政策不能順利推行。 必須做好與市民溝通工作 林鄭在其競選特首政綱中提倡一個所謂「理財新哲學」,主要包括4個範圍:(1)把握機遇,投資未來;(2)及時投放資源,防患於未然;(3)有效運用財務措施,促進經濟及社會發展;(4)落實稅務新方向,提升競爭力。以上四方面的理財哲學可以說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問題是如何有效地落實林鄭的理財理念,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然而,在推行「理財新哲學」前,新政府必須明白這些理財概念是會增加市民對下屆政府提高公共財政資源的支出及有效分配的預期,因此,林鄭和其主要財金官員必須做好與市民溝通的工作,並訂立適當的財政規條,以便日後能夠暢順地落實林鄭的政策目標。 假若新政府要有效管治社會,首要任務是適當地增加政策透明度,從而提升政府與市民的溝通能力和政府的信譽。以政府坐擁超過9000億元的公共財政儲備為例,大部分香港市民均認為這儲備水平是過分豐厚,政府是有責任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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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是有生存空間

九倉宣布全面撤出有線寬頻(簡稱「有線」)的消息震撼整個社會,原因是有線的大股東九倉,是一間財雄勢大的公司,但卻在沒有太大的徵兆下,決定不向有線注資,令這間已有超過23年歷史的收費電視台,在今年6月1日面臨「熄機」的可能。 從報章報道,有線在2008至2016年9年期間總共虧損16.5億元,反映公司在營運方面的確存在問題。然而,如果九倉主要是基於虧損便「手起刀落」,將有線這盤蝕本生意切除,這又似乎欠缺充分理據:因為有線在2000至2007年8年間是年年賺錢,累積盈利高達17.7億元,即是從2000年至今,有線累積盈利仍有1.2億元。對九倉來說,有線在這段期間的表現又並非如此不濟。 九倉在上星期四公布2016年全年業績,其股東應佔盈利達214.4億元。如果聚焦九倉過去9年的業績表現,其累積盈利高達2418.55億元,以這種高超盈利能力,九倉放棄有線來保護自己的盈利表現也是講不過去,尤其是有線擁有超過2000名員工,而按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電台和電視行業聘用員工數量也不過是6740人(2014年數字),假若有線不繼續營運,其決定將會涉及這行業約三分之一的員工生計,對政府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小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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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改善財政管理 避免現債務危機

陳茂波公布上任財政司長後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雖然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形容這份財政預算案是「全面」的,但筆者卻認為其內容是熟口熟面,難言注入任何新的公共財政思維。當然,這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梁振英已不爭取連任特首,所以現任財政司長也沒有理由去改動主要的公共財政方向;任何大動作是應該留給下屆政府處理,以免阻礙下任特首施政。 雖然陳茂波未能在制訂中長遠公共財政措施作出太多動作,但他仍然可以在一次過寬免措施方面(俗稱「派糖」)的表現做得較克制,尤其是政府預期今年的經濟增長將會略為增速,加上過去幾個月,無論樓價和港股均有較理想表現,因此,大部分市民的財政壓力肯定好過2016年上半年;假若將部分的「糖」改為用作幫助更多基層家庭或撥作優化現時的家庭及老年人兩類政策,其成本效益肯定高得多。 前財政司長曾俊華在任9年,總共「派糖」2916億元,加上現時陳茂波又派出351億元在一次過寬免措施,即是在過去10個財政年度,特區兩任「財爺」已使用3267億元「派糖」。大家可以想像,這10年的「派糖」量足夠興建超過30萬個公屋單位(一間公屋單位成本約100萬元計算)。究竟以往的一次過寬免措施是否用得其所,大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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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迪士尼 增強本地旅遊業實力

香港迪士尼樂園於上周二公布樂園擴建發展計劃,迪士尼準備在2018年至2023年期間,擴建兩個新主題園區以增加吸引力。今次發展計劃預計費用總額為109億元,特區政府及華特迪士尼公司兩個股東,按現時股份比例,分別注資58億元和51億元。以一個高檔旅遊基建來看,政府預計出資只是58億元絕對是一個小數目,無奈,過去幾年的多項公共基建出現嚴重超支問題,已令不少市民對特區政府在控制基建成本的能力失去信心。此外,香港迪士尼樂園上年度業績又再次「見紅」,顯示在內地旅客人數減少的影響下,主題公園的營運環境變得頗困難。無可否認,近年特區政府在估計和控制基建成本方面的表現是極之差劣,但這並不表示歷史一定會重演,因為香港迪士尼樂園早已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作出第一次擴建,無論在成本控制、落成時間準確性和新主題園區效果均是非常理想。因此,大家不必對這次擴建樂園計劃感到憂慮。至於過去幾季出現的訪港內地旅客人次明顯下降的問題已逐漸改善,根據最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對傳媒表示,上月整體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微跌2.4%,較前數月相比,跌勢已顯著放緩。以筆者估計,未來幾個月的訪港旅客數量有頗大機會回復溫和增長,反映上年特區政府推出的「一周一行」措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接近完結。不能單純從盈虧來衡量基建回報部分市民批評,迪士尼樂園落成已超過10年,政府投資於這旅遊基建亦超過200億元,但至今仍未能從樂園分得分文,假若再注資興建新主題園區無疑是「倒錢落鹹水海」。筆者對以上批評不敢認同,因為特區政府不是商業機構,不能單純從樂園的盈虧表現來衡量基建項目的回報,而是以其整體經濟利益作為依歸。從政府的公開資料來看,迪士尼開業的頭10年已為香港貢獻749億元的增加值,即平均每年貢獻約75億元。而今次擴建兩個新主題園區,預計為香港未來40年帶來385億至416億元增加值,並創造600個新職位。從基建投資角度來看,這已是不俗的回報了。擴建迪士尼樂園的另一重要考慮是配合大嶼山的未來發展。眾所周知,港珠澳大橋將會在不久將來建成,加上機管局將在機場北商業區興建「航天城」及大嶼山北部將會興建人工島,整過大嶼山發展肯定會創造大量經濟活動和人流。筆者預期當這些重要項目完成後,為了應付未來訪港旅客數量顯著上升,迪士尼樂園增加新主題園區是必須的。旅遊業是香港經濟其中一個重要支柱,無論從推動經濟發展和製造勞工職位兩方面來看,這產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近年,由於周邊地區均積極發展旅遊業,特區政府需要不斷提升本地旅遊業的競爭力以面對挑戰。今次香港迪士尼樂園提出的擴建計劃,有助增強本地高檔旅遊業實力,而對中長期香港經濟發展來說,是值得支持的。作者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8日) 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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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焯照:佔中的社會成本和效益 真相此中尋

上周六,嶺大何濼生於「觀點版」撰文(題為〈佔中的社會成本和效益〉),討論佔中運動的社會代價和益處。在文章中,何濼生引用兩個美國大學教授,Martin Gilens和Benjamin Page,的合著文章的一個實證結果: 「在美國政制下,大財團和精英分子對政策的影響力非常大,是主要的得益者。一般國民對政策的影響力則差不多完全測度不到。」他更以這結果批評佔中人士令香港人付出高昂的社會代價。即使成功學足美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最終仍是大財團和經濟精英壟斷香港的政策,這結果肯定不會為佔中者所接受。何濼生又指出根據全球公義計劃(World Justice Project,WJP)依法指數(Rules of Law Index)的最新結果,香港在6個分項指數包括清廉度、社會安全和秩序、有效管理、民事公義、刑事公義和開放政府,所獲得的分數均高於美國,只有在政府權限和基本權利兩方面,美國的表現較香港出色。何濼生認為結果證明香港並不需要學習美國民主,反而美國應向香港學習。看過何濼生的分析,筆者即時上網查閱Gilens和Page兩位學者的文章和WJP依法指數的資料。看過後,筆者對何濼生的分析有以下意見:第一,何濼生只是抽取Gilens和Page文章中的部分實證結果,但沒有披露實證結果的弱點。為什麼筆者有這樣的看法?因為Gilens和Page在其文章中曾非常清楚地指出他們採用的統計模型只有相當低的解釋力(rather low explanatory power),而兩位學者也嘗試提出3個理由解釋這個「低解釋力」現象。無論如何,當統計模型缺乏足夠的解釋力時,統計學家便會質疑實證結果的可靠性。但非常有趣的是何濼生竟然沒有提出這方面的問題。這是否故意或疏忽?讀者自己判斷吧!第二,香港和美國在WJP依法指數的表現並不代表西方的民主不值得參考。附表列出香港、美國和中國在依法指數和8個分項指數的排名。從附表,讀者看到在99個地區中,香港在WJP依法指數的排名位列第16位,較美國的第19位高出了3位,但較中國的第76位高出60位。如果採用何濼生的邏輯,既然香港在依法的表現優於中國,是否意味中國在民主發展上應該向香港多多學習呢? 港民主排名落後美國再者,將民主與公義或依法作比較是不太適合的,最好的方法是比較民主排名。根據權威智庫機構經濟學人訊息社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制定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排名,美國,香港和中國在2012年的排名分別是21,63和142。從排名的結果來看,香港和中國明顯落後於美國。最近筆者與港大王家富博士和政府首席經濟師均曾推算,佔中在短期內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損失非常有限,也不會大幅拖低今年經濟增長。當然筆者不是說佔中暫時未為香港帶來太大的經濟損失而支持這行動永遠進行下去,因為佔中已令社會嚴重撕裂。要解決佔中問題是需要佔中參與者和特區政府雙方真誠地釋出善意展開對話,否則最終的受害者還是香港人。作者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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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焯照:香港經濟玩完?

[caption id="attachment_29119" align="alignnone" width="580"] 圖片來源:新華社[/caption]今個月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馬時亨在一份本地報章專訪中提出警告:「香港今日的經濟情况及競爭力都不及從前,政改原地踏步,香港經濟會『玩完』。世界經濟論壇日前發表的全球競爭力排名調查顯示,香港只排名第7,甚至跑輸日本,『真是嚇傻我!』」。筆者看過馬時亨的這番經濟分析後,真是被嚇傻!以一個出身財經界和身兼不少公職的前銀行家,馬時亨對香港經濟的認識可以說是不及格。但為什麼筆者對他有此評價?原因是馬時亨所說的根本與事實不相符。筆者在過去幾年主力研究香港經濟,其中一個研究議題便是香港競爭力的表現,因此,對香港國際競爭力的排名是相當熟悉。今年世界經濟論壇在《環球競爭力報告2014-2015》(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指出,香港的競爭力在144個地區中排名第7,較日本的第6位低一位。但與上年比較,香港的排名保持不變,而日本則排在第9位。從這幾個排名結果來看,馬時亨似乎未有犯錯。但如果我們將最近幾年香港在環球競爭力排名榜的表現作出分析,便會發現馬時亨所說的並非事實。 港硬件配套金融服務質量優秀附表列出香港和日本在2007至2014年這段時間的環球競爭力排名。從這表,讀者可以留意到兩個有趣的現象:第一,香港的排名從2007年的第12位輾轉升至2014年的第7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資料,在過去兩年,香港的排名更創下自有紀錄以來的歷史新高。這結果明顯展示近幾年香港的競爭力表現有別於馬時亨所形容的「不及從前」。第二,日本的競爭力排名在大部分時間都高過香港,只有在2012和2013年期間被香港超越。因此,即使日本的今年排名再次高過香港又有何意外呢?另外,根據《環球競爭力報告2014–2015》,在12個競爭力分項排名中,香港有6項,包括政府架構(Institutions),基建(Infrastructure),貨品市場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勞工市場效率(Labou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場發展(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和科研準備(Technological Readiness),均排在首10名內,而基建和金融市場發展更進佔首位,反映香港的硬件配套和金融服務的發展質量是極之優秀。當然,香港的競爭力仍有改善空間,尤其是提升本身的軟實力例如高等教育質素和創意尤為重要,筆者相信主理這兩方面的政策的政府高官肯定要再加把勁了。 中央不會重手整治港經濟馬時亨在訪問中也同時表示,一旦政改原地踏步,香港經濟會「玩完」。以馬時亨的社會經驗和閱歷,他的意見是應該尊重。但這是否社會共識?讀者可以參考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於今年7月的民調便會得到一些啟示。在7月的民調,香港政改民調關注組問了市民以下一個問題:「有意見認為:如果2017年未能實行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蒙受巨大損失。也有意見認為:即使2017年未能實行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香港的各方面都可以如常運作,後果並不嚴重。你贊成哪一種意見?」民調結果顯示,有55.8%的被訪者認為即使2017年未能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香港仍會如常運作,後果也不嚴重。只有32.9%持相反意見,更有趣的是有高達65.5%自稱「建制派」的被訪者覺得2017年未有實行普選也不會為香港帶來嚴重後果,這數字竟然高於自稱「民主派」的52.3%。看來「建制派」的市民也不太擔心否決政改所帶來的後果了。筆者在這方面看法是頗簡單。現在支持建制及泛民的選民分別是四成半與五成半。如果這是社會縮影,中央是不會因政改原地踏步出重手整治香港經濟,因為這樣做會同時打擊到建制派的既得利益者。大家可以想想,假若中央大幅減低對香港經濟的支持力度,香港經濟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對投資香港的紅色資金和支持中央的本地富商肯定難以獨善其身,這便會造成「殺錯良民」的局面了!作者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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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焯照、周文林: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

獨立經濟學者林本利在上月5日發表《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告》(下稱「報告」)。在「報告」中,林本利指出政府統計處計算的旅遊業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或稱比率或比重),低估了旅客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由於旅遊業可以間接帶動其他行業包括出入口、批發、廣告等的收益。因此,沒有計算旅遊業的「間接貢獻」是不能正確反映旅遊業的重要性。在「報告」發表後,已有多位任教大學的經濟學者陸續於本地報章撰文批評林本利的研究誇大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雖然筆者未有機會看過整份「報告」,只是在不同報道得知部分「報告」內容,但對於計算「間接貢獻」卻持有很大的保留態度,尤其是不同行業存在的互為影響的相依關係,因此,要正確釐清「間接貢獻」是一件頗困難之事。我們可以用下面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問題的嚴重性:假若一位旅客在香港停留一晚,並以現金支付酒店房租,酒店的收益是房租減去房間的營運成本。如果該旅客以信用卡付款,銀行便會向酒店收取2%至3%的信用卡服務費。從林本利的角度來看,旅遊業的確帶動銀行業收益,這便是旅遊業的「間接貢獻」了。然而,如果這位旅客是因為可以利用信用卡支付酒店房租(或所有旅遊費用)才來港旅遊,這情况顯然變成銀行業間接幫助了旅遊業,而所謂的「間接貢獻」便屬於銀行業了。從以上的兩個情况來看,讀者便可以清楚了解到要釐清「間接貢獻」是有相當難度的。 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貢獻計算「間接貢獻」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另一個更加基礎性問題是,當經濟學家討論「經濟貢獻」時,我們更關心的事是GDP的組成部分(Components)對經濟增長(GDP Growth)所帶來的貢獻(Component Contribution)。簡單地說,我們通常不把某行業佔GDP比重(Share Contribution)作為對GDP的貢獻,因為比重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一定存在一個正的關係(Positive Relationship)。以2014第一季經濟增長2.6%為例(見表),貨物出口(Exports of Goods)佔GDP比重(或比率)是164.3%,而其對GDP增長的貢獻只有0.8個百分點。這結果反映比重高並不代表對GDP增長有巨大的貢獻。[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441"] 表[/caption]最後,筆者想討論削減兩成自由行旅客對本地經濟的影響。由於林本利在上個月的發布會曾質疑筆者低估削減內地遊客的數量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鑑於此,筆者在此文章一併回應。在今年6月,我們曾採用一個大型計量經濟模型去作政策模擬(Policy Simulations)實驗。我們所用的假設是特區政府推出削減內地旅客措施,減幅介乎一至兩成。在此基礎上,我們計算該措施對香港經濟表現,包括經濟增長、失業率、私人消費、出入口等環節的影響。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我們所採用的計量經濟模型已納入不同行業的相依關係以及市場互動的影響(Feedback)的可能性,所以並沒有林本利所指出的問題,即因「間接貢獻」被忽略掉而導致低估削減內地旅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此外,在削減內地旅客方面,筆者是採用一刀切的方法(即是沒有自由行旅客和非自由行旅客之分)去考慮減少訪港旅客的數量。舉例來說,假若在2014年特區政府以一刀切形式減少兩成內地旅客數量,根據我們計量模型的預測,這大約相當於950萬人次。但假若只是削減兩成自由行旅客,預測的人次跌幅將會大減,因為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3年旅客資料,只有一半的內地旅客是以自由行身分來港。因此,筆者計算出來的負面經濟影響已較僅僅針對自由行旅客所帶來的影響為大。作者關焯照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文林是經濟學家、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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