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照片 亂世真象 難民困苦被看見

( 二○一五年十一月,一艘從土耳其開出的木船抵達希臘萊斯博斯島,土耳其船主載送一百五十人到希臘海岸後,在逃回土耳其的途中被捕。這幅照片獲得普立茲突發新聞攝影獎及世界新聞攝影新聞組別系列作品冠軍。(Sergey Ponomarev為《紐約時報》攝))一年前,同樣是十一月,當香港報章以大篇幅報道巴黎恐襲之時,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張關於希臘海島上的難民照片,震撼了半個地球:一艘載滿人的小船上,船正在泊岸,船頭有一個人半浸在水中拉着船向前行。刊登後,照片在網上瘋傳,外國媒體相繼轉載,幾個月後,拍攝這照片的俄羅斯攝影記者Sergey Ponomarev憑此獲得了普立茲獎、世界新聞攝影冠軍。Sergey說,小船從土耳其開出,載着的難民,其實是照片看到的十倍,「而當天在這海灘登岸的,足有五十艘船」。按下快門那刻,他當然沒想到後來會載譽而歸,他追蹤五個月,與難民同行,由希臘穿州過省走到奧地利,作為一個記者,他只想把真相記錄,讓人們從自己的眼睛看到世上有人正在受這樣的苦難。媒體報道鋪天蓋地,全球一度聚焦難民的人道援助,只是踏進二○一六年,先有土耳其阻止難民入境,後有德國為收容難民的政策認錯。照片刊登快一年,Sergey沒放棄,繼續把這照片帶到不同角落,最近來了香港。「雖然看來距離很遠,但其實香港也有過難民問題,只不過,香港人忘記了。」追蹤難民船 由亞洲到歐洲在拍下這幅堪稱是二○一五年最具代表性的照片前半年,Sergey其實已開始跟進難民問題。「不過當時是亞洲的難民問題,歐洲的還未開始。」時間回到去年四月左右,印尼和馬來西亞海域出現大量來自孟加拉與緬甸的難民,後來因為尋求庇護被拒絕,被迫漂流在海上。「可是我到印尼的時候,事情已完結了,沒有船駛來。我遲來了數天。」Sergey在印尼逗留約兩星期,曾追蹤這些船的來源地,還去了孟加拉、緬甸,找到人蛇轉口的村落,「但事情已徹底完結」。記錄每天50艘難民船登岸沒想到,四個月後,難民的問題,轉移到歐洲去。因為中東戰亂,難民千方百計避走歐洲尋求庇護其實已不是第一年,二○一四年,歐盟國家指有逾六十萬個新難民登記,但一年後,數字飈升一倍至一百三十萬人。八月,Sergey接下《紐約時報》的任務,前往在難民登岸熱門地點的希臘萊斯博斯島(Lesbos),「當時的情况不太糟,大概等了三天,才在海灘等到第一隻難民船出現」。但其後情况變化極快,三個月後,每天登岸的船達五十艘,每艘船載過百人。每一個清晨,天還未亮,他五時就起牀,走到海灘準備一整天的工作,由等候第一艘船開始拿起相機,然後再走向第二艘、第三艘,一艘接一艘地記錄。這些船,大多是原本只能載二三十人的橡皮艇或小木船,從希臘以東的土耳其駛來,是偷渡的最短路線之一。兩地雖只隔幾公里,數以十萬計難民不惜付大筆金錢讓一家大小跨越這片愛琴海,認為彼岸的土地會為他們帶來至少比老家好的生活。在海灘上,Sergey拍過難民在經歷驚濤駭浪後登陸時高興得躺在亂石上大笑,也拍過有男人登岸時心臟病發死去。而更多他或許沒有拍到的,是超載的船在愛琴海擱淺沉沒死去的人,有老有幼。跟隨難民長征北上但希臘這島嶼並不是他們的終點站。萊斯博斯島本來只住了八萬人,顯然沒有足夠資源與設施容納幾十萬突如其來的難民,絕大部分難民盼望到宣布收容政策的德國,或者其他靠北的歐洲國家。於是,以萊斯博斯島為起點,Sergey決定跟隨難民北上,記錄難民長征的步伐,先穿過希臘內陸,然後取道馬其頓、塞爾維亞、匈牙利、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奧地利,越過一道又一道邊界,但同一時間,不少國家陸續封鎖邊界。他與難民一同在曠野露宿,一同走路、乘巴士、乘火車,甚至一起分享食物和水,「唯一不同的是,他們越過邊境的時候,我不是難民,我是記者,所以我要用合法途徑出入境、讓官員在護照上蓋章,然後在另一邊再與他們會合」。(二○一五年九月,匈牙利封鎖接壤塞爾維亞的邊界後,一個血流披面的男人抱着孩子逃離匈牙利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和水炮。Sergey說,這張相迴響極大,是他始料不及的。(Sergey Ponomarev為《紐約時報》攝))與一個敘利亞家庭為伴Sergey一路上與一個來自敘利亞的家庭為伴,「我們決定選定一個家庭同行,我走到難民營,找到幾個家庭,逐一提出請求,說我是記者,希望可以一起走過這段路,有些拒絕了,而這個家庭接納了」。這個家庭,在敘利亞經營紡織生意,戰爭開始後,工廠無法運作、機器被偷,曾經一度嘗試生活下去,但最後決定逃到土耳其。在土耳其待上幾個月,「他們認為這國家也不大安全,而且並不怎樣歡迎他們的到來,後來聽說德國收容難民,就決定再次舉家逃難」。Sergey說,這批是中產難民,「只橫跨一次愛琴海就要花港幣五千元,一家大小的話,數目不少,但他們付得起。有時候到達一些可以落腳一兩天的地方,他們會嘗試找酒店住」。他人之苦離我們不遠原本生活富足,如今離鄉別井、長途跋涉,寧願冒死都要投奔他方做難民,慣於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香港人,大概無法想像那是如何長期而絕望的戰亂,亦無法體會連續五個月馬不停蹄的遷徙要如何堅持才能走下去。Sergey了解這一切對於一般人來說都很遙遠,才認為自己更有責任去讓更多人從自己的眼睛看見世事的真象——戰爭不止有飛機大炮,還有苦難與人性。小孩因為想吃想睡而哭鬧、婦女行裝沉重走上萬里路、男人為前路未卜而身心俱疲,聽起來都是百姓尋常小事,但不少人就是選擇視而不見,然後說這些難民的事,離自己太遠而無法理解。(2015年10月,斯洛文尼亞警察護送從克羅地亞入境的難民。(Sergey Ponomarev為《紐約時報》攝))目擊中東衝突 這麼遠那麼近在去年之前,Sergey並未曾跟難民有如此近距離的接觸。「我不像一些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攝影記者,他們長年累月關注難民情况,因為這些就在他們國家的後方,困擾多年。俄羅斯當然也有從烏克蘭逃來的難民,但俄羅斯畢竟較大,我們很少看到。」不過,Sergey並非對難民沒理解,他在二○○六年開始在中東展開長達數年的採訪,報道過以色列黎巴嫩衝突,還有利比亞內戰、敘利亞混戰、烏克蘭衝突、加沙戰亂,「我那時候在中東看見的衝突,就是現在歐洲難民的源頭。一場衝突,總有軍人在前線打仗,而在最後方的,就是在受戰役之苦的平民,最後要逃離家園,成為難民」。我問他,當年在中東的經歷,如何影響他看歐洲難民?他沒正面回答我,不過說了一個故事:「我早前跟另一個得獎攝影記者談起難民,他告訴我,那些千里迢迢要走到德國尋求庇護的人,其實沒想像到路程是如此遙遠、會花光金錢,他的照片中,有人最後在找到庇護前,無奈決定回到自己的家鄉伊拉克。」「忍辱偷生,還是一當攝記?」在莫斯科長大的Sergey,本來可以選擇高薪厚職安坐冷氣房,但他卻選擇在最不安穩的國度,看盡世間的苦難,今年才三十五歲,體會的世道人事或許連一個百歲老人也及不上。這次來港,除了辦攝影展,也說了一場講座,題目是「To be or not to be…a photojournalist?」,當晚容納幾百人的演講廳座無虛席,他給在思考這題目的人的意見是:千萬不要,這工作實在太艱苦太危險。(2015年7月,希臘萊斯博斯島海灘上有兩個曾被逃離小孩用作救生圈的水泡。(Sergey Ponomarev為《紐約時報》攝))用影像說故事打破語言隔閡那麼,什麼讓他矢志要做記者?「我的父親是個記者。」他說,父親經常到歐洲採訪,曾經帶着孩子駐在愛爾蘭,那時候的Sergey在讀小學。後來,搬回莫斯科後,Sergey在大學主修攝影新聞學。畢業後,他在俄羅斯當過記者,二○○三年在美聯社做駐俄羅斯攝影記者,八年後,他轉為自由身,自己決定到哪兒做什麼新聞,然後投稿至報章雜誌和傳訊社,不少照片在《紐約時報》刊登。「我也寫報道的,但後來發現用影像說故事,比文字來得更普及,人們不需要學你的語言才能讀懂你的報道,我的照片可以接觸全世界的人。」在跟進難民問題後,他曾參加一個會議,會上發言的人,說的全是數字與統計,後來輪到他出場,他展示自己拍下的現場照片,全場為之震驚。去年九月,他拍下一個血流披面的男人,抱着自己孩子逃離警察,刊登後,單是他個人的社交媒體,就錄得逾六百萬次瀏覽,「我也很驚訝,那時候,匈牙利剛封鎖了邊界,防止難民湧入,人們渴求看到那兒的狀况」。至於那張最有名的難民船照片,他按下快門之時,腦裏其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念頭,只本能地把眼前的一切妥當地攝進鏡頭,餘下的精神就放在努力讓自己不至於一不留神便睡着了。不過,他最後還是分享了一個心得:「每次我到一個新城巿,若有時間,我會到當地的當代博物館走走,嘗試把看到的吸收。那些東西會留在我的腦子裏,假以時日,會反映在我的照片上。」繼續與難民同在過目不忘,讓他眼裏的事物成為日後的養分,而我想像得到,這同時也讓他在持續的逆境中看到苦難後,心理負擔不足為外人道。本來最好的方法是盡快投入另一場世界大事,讓更震撼的影像層層疊上,可是,他看來沒打算擱下難民的苦難,他說他短期內會回到這題目上。「這事情未完結的。」寫到這裏,看到新聞說早兩天有兩艘載着三百人的難民艇在地中海遇上惡劣天氣而下沉,至今仍有二百多人失蹤。(2015年8月,難民在登記處外等候。(Sergey Ponomarev為《紐約時報》攝))infoREFUSEE – Sergey Ponomarev日期︰即日起至11月18日(免費入場,只接受預約參觀)地點︰跑馬地F11 攝影博物館詳情:www.f11.com主辦:香港國際攝影節世界新聞攝影2016日期︰即日起至11月16日地點︰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及L1藝廊主辦:香港國際攝影節文:陳嘉文圖:楊柏賢、受訪者提供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11月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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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別達人:在殮房看見生命

「我回想二十年前,面對病人死亡,我certify death後會轉身就走。人死了,其他的事都不關醫生事了。但在我接手管理殮房後,我才知道,從certify那一刻起,是另一段路的開始。」解剖病理科醫生陳嘉薰是個教徒,但他說的路,並不是人死後是否會上天堂那種路;而是從病房被推走開始,家人陪伴逝者走的最後一段路,也是喪親者踏進悲痛的第一段路。外國有人稱這為「蒙羞之路」(Walk of Shame)——他在新書《最後的房子》說了一個故事:幾年前,一個婆婆走了,仵工把她從病牀移到鐵箱裏,運到殮房。兒子跟在後面,途中遇上的人匆匆走避、別過臉,有的甚至在頭胸兩肩打劃十字。起初的路,人流多,但通往殮房的路,迂迴曲折,愈走愈荒涼,走廊殘舊、牆壁剝落,母親離開,兒子也像被遺棄。然而,到達殮房,一切並未終結,家屬等候辦理文件,連相擁而哭的空間都沒有。出入殮房多年,陳醫生一直思考殮房的角色,總覺得普羅大眾以至醫護人員對它都存在誤解,導致在醫療制度改革多時,殮房一直原地踏步。「只有一種方法,令殮房不再卑微,就是讓人在這裏看到生命。」教病人迎接死亡陳嘉薰是陳醫生的筆名,他在書展的新書講座,聽說反應很熱烈。這在十年前,大概是想像不來的。近年社會多了關於死亡的討論,生前契約、死在家中,「現在醫管局也開始把紓緩治療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醫生的培訓,是怎樣醫好病人,不會談怎樣教病人迎接死亡」。要打破社會禁忌,帶領時代進步,需要的時間往往漫長,但千里之行總要始於腳下。他說,八十年代的紓緩治療已開始專科培訓,但事實是要經歷十多二十年,社會才開始接受。如今,因為人口老化,香港的醫療體系事實上也不能再對死亡的問題視而不見,「殮房存放遺體的地方近年是增加了,但每到高峰期也不敷應用,未來二十年,死亡數字還會上升五成」。但在這些討論裏,好像從沒有人提起過殮房。進入殮房之後……陳醫生在醫學院畢業後,選擇進入解剖病理科,早就知道工作有部分時間須在殮房做解剖。病理科醫生,被稱為醫生的顧問,超過七成疾病也需要病理科醫生協助才可決定治療方法,「病理科醫生最多時間其實是花在顯微鏡下看細胞,例如分析癌症病人是否適合用標靶治療」。第一次入殮房,他說他沒什麼懸念,一般人以為狹窄的殮房三面牆都是鐵造的抽屜、中間有一張解剖用的鐵桌、燈光昏暗,都是只在電視劇才會出現,親人認屍,現實是不會在你面前拉開冷格、再拉開屍袋。「我入行的時候,殮房已不是這模樣。進入殮房,首先是家屬室,辦理文件、見醫生;之後是停屍間與瞻仰室,如果家屬要看遺體,殮房職員會把遺體移上推牀,再推到瞻仰室,家屬不會看到抽屜;最後是解剖室,有高度防感染的措施,因為若遺體有感染性,醫生一解剖,病菌就會撲向醫生。」不過,雖然不害怕,但在二○○一年、當主管請陳醫生幫忙管理殮房時,陳醫生的反應其實與一般人同樣抗拒,「心裏一千個不願意,朋友也勸我別做」。殮房系統化 不靠口耳相傳殮房,不止普羅大眾會忌諱,在醫療系統也是長期被忽略的地方,資源匱乏,形象低落,設施、制度都落後。他當年的任務,是要為了病理部可以加入國際認證計劃、讓醫院相關的研究在國際的醫學界裏有認受性,而把殮房的工作程序系統化、釐定指引,包括殮房光線、儲屍間溫度、地面濕滑程度、空氣循環系統、儀器精準度、防感染措施。十五年前,殮房所有工作,都只靠口耳相傳、沒有指引。立下指引後,殮房雖然算是系統化了,但這其實對殮房質素沒有太大改善。直至二○○七年,威爾斯親王醫院發錯遺體,火化後才被發現,公營醫院殮房自此電腦化,遺體出入只需掃描手帶,便可核實身分。小得可憐的家屬區「資源多了,殮房環境好了,我們有硬件,但軟件呢?殮房若要提升質素,質素其實在於是否能滿足社會的期望;遺體準確發出,就是期望?我覺得,這種只是『以屍為本』的殮房。」那時候開始,陳醫生一直思考殮房的角色,究竟除了存放遺體與解剖,還有什麼?出入殮房多年,陳醫生最常留意到的,是家屬區小得可憐,但出入的人除了家屬,其實還有來見家人的病理科醫生、殯儀館職員運走遺體,警察也來這裏跟進交到死因裁判處的個案。他見過好多家屬傷心到要人攙扶,但早坐滿人的殮房連一張可以讓他坐下的椅都沒有;有些家屬,則要坐在殮房外走廊的木櫈等候,「那是公眾地方,家人在路過的人前哭,我們是否想維持這種狀况直至永遠?」陳醫生說,偶爾會聽到嚎哭的聲音從地下殮房衝上自己在二樓的辦公室,每次總會問,我們是否可以再做好一點?喪親者需要 冰冷變暖了他曾問過喪親的朋友對殮房的印象,朋友唯一記得的是,職員把裝着父親的袋大力推送,粗暴得像在處理一個垃圾袋。「殮房以至整個醫療制度,其實沒有好好正視過喪親者的需要」,他們在殮房的經歷,不論是遺體被不尊重地移送,抑或是親人儀容不整潔,也往往讓他們多年無法釋懷。幾年前兒子陪伴母親走過「蒙羞之路」的故事其實未完結,兒子當日在殮房,苦苦哀求職員別把母親送進冷格,他的妹妹正在路上趕來見尚有餘溫的母親,可是職員只冷言相向,「個個家屬都這樣,我一百個人手也不夠」、「你先去殯儀公司,可以在殯儀館見」。那是個小醫院,殮房沒瞻仰的地方,一個醫生知道了,最後以「出事就我負責」來為這對兄妹安排向母親好好道別的機會,雖然醫生仁心仁術,現實是在僵化的制度裏根本沒有空間談關懷。「證實死亡後,醫生也能為在世的家屬做點什麼,譬如解釋死因,或帶家屬到離世病者的牀邊,留點私人空間,鼓勵家屬向親人道別。好好與死者道別,已是哀傷治療的第一步。」這在醫院中最常被忽略,二○一五年,瑪麗醫院為了解喪親者需要,曾在殮房做問卷調查,發現家屬對臨牀醫生在死後解釋病情的滿意度最低。雖死猶生 工作思維「如果我們重視的是有質素的end-of-life care,為什麼當生命終結,支援就一下子全面中斷?」End-of-life care,香港譯為臨終照顧,可我們或許就被「臨終」規範了,認為這只是病人的事,如何讓他在人生晚期得到關懷與尊重,卻忽略了生命的終結,影響最大的其實是在生的家人。陳醫生一直希望能改革殮房,做到「尊嚴尊重,善終善別」,認為要讓殮房不再卑微,唯一方法是讓人看到這裏的生命——親屬的生命、遺體因為捐贈和解剖為其他病者帶來的生命希望,還有遺體本來的生命。在殮房,陳醫生曾經看見一個外科醫生跟遺體談話。「曾先生,我是外科的李醫生,現在為你縫針。」男病人未等及做縫合傷口的手術就離世,醫生因為答應過家屬,所以親自來到縫合,不過他雖在殮房,卻對他刀下的人如仍在生的病人一樣,嘗試溝通。殮房職員大抵會說何必多此一舉,人都死了,但陳醫生覺得,這雖死猶生的態度正是殮房工作思維所忽略的。「因為大家知道,他們毫無知覺,於是我們習以為常,用『都死了』的眼光檢視一切……忽略他們曾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如果讓眼光聚焦生命,當職員為死者清潔儀容時,就不會因為「人都死了」而隨隨便便;在想隨便放置遺體時,會想想這遺體也是人。英國曾經發表一個「殮房服務在醫院」的研究報告,認為殮房卑微而隱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源於「人都死了」的觀念——人一旦去世,就脫離醫療系統,令殮房服務孤立,失去重視。「人文醫學」關懷臨終病人陳醫生知道,改革並不容易,阻力會從四方八面而來,他選擇了先從醫科生的教育做起,嘗試改變醫生對死亡的理解。「一直以來,關於死亡,醫科生只學如何向病人宣布壞消息和如何證實死亡。」直至二○一二年,港大醫學院開辦「人文醫學」必修課程,讓學生在六年的培訓學習傳統醫學知識外,也培養人文關懷,其中三年級會學到關懷臨終病人、認識死亡。不過,他發現課程裏沒有殮房的部分,向醫學院毛遂自薦,兩年後,他把殮房教育破天荒帶進醫學院,讓殮房成為醫科生必到的地方。「安慰療效」落地玻璃自然光但他想帶起的改革,並不止於教育。「尤其現在有好多醫院重建,廣華、瑪麗、聯合,還有天水圍醫院和兒童醫院落成,新殮房是否仍要讓家屬坐以前那些辦公室椅、封閉式的設計?去殮房仍然要繼續被羞辱?」他覺得,香港人應該有多一個選擇。他參考全球「死亡質量指數」(Quality of Death)連續兩年第一的英國,幾年前進行殮房改革時,把「安慰療效」融入環境設計(Healing Environment Concept),現正重建的瑪麗醫院,聽說新殮房的設計也會嘗試在這方面着手,這包括殮房裏不同人的流動路線,棺木進出、警察出入該好好分流,讓這些對喪親者的打擾減低。另外,大自然元素是個重點。「人在哀傷的時候,在大自然走走,往往會有一種安慰感。所以我覺得殮房應該用上落地玻璃,引入自然光。」這聽上去是個很震撼的想法,殮房用落地玻璃?醫院附近的民居反彈會好大,「落地玻璃外可以種些樹擋一擋視線,這也一舉兩得,既有自然光,也有自然的樹木」。至於室內,首先要摒棄的,也許就是讓家屬坐的辦公室椅。英國的研究指出,「家居式」的家具較「機構式」的更能起安撫作用,不過這在香港資源緊絀的醫療體制裏並不容易改變,「他們或許會質疑,門診部咁多櫈,拿一些去殮房不就行了?」香港人,值得死得好一點在繁重的醫院工作外,陳醫生一直用公餘時間關注殮房改革,還抽出時間寫書辦講座,我說他是個超人,他說,「或者你可以說我很蠢」。事關直至幾個月前,仍有朋友勸他別太投入於殮房的事,但走到現在這地步,他說很想繼續走下去,「我很想知道,香港人是否也想有一個更人性化的殮房」。他在書裏的序言有這麼一句:「香港人,是值得死得好一點。」圖:李紹昌、資料圖片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31日) 星期日生活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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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知巷聞﹕深入內部逐處比對 皇都戲院現形記

(受訪者提供)皇都戲院(資料圖片)去年底,早在九七年結業的皇都戲院突然成了新聞主角,事緣這座戰後建築正在古諮會等候評級的清單之上,但有民間團體發現業權被大規模收購。後來事件一直發酵,古諮會額外加快皇都評級,會議上,古蹟辦建議評為最低的三級,稱皇都保存原貌上得分較低,戲院結業後改為桌球會所,說無法想像現在的會所曾是一間戲院,不相信仍有戲院元素存在。不過,古蹟辦的人大抵沒有好好研究過皇都內部,「活現香港」最近邀請中大保育專家吳韻怡到戲院內部,發現桌球會所當年只是把戲院用假天花與地台遮蓋便營業,換句話說,戲院大部分的原裝結構,包括梯級形的堂座地下、舞台裝置、放映室等,仍保留至今,等待重見天日。是戲院也是劇院專家設計舞台 上演古典樂一九五二年,璇宮戲院在英皇道與電廠街轉角位置落成,七年後易名為皇都,以當時美國最新型電影院為藍本設計,座位逾千,當年是數一數二的大型戲院兼劇院——觀眾席前,除了有大型銀幕上映電影外,還有一個闊大的舞台,燈光、座位以至聲學都經過專家計算設計,曾上演不少大型古典音樂演奏、歌舞表演,在一九六二年大會堂落成之前,這個在北角的大型建築物其實一度是重要的古典音樂表演場地。時空隔了六十多年,關於戲院的痕迹,並不如古蹟辦說的無法想像,這次進入戲院,吳韻怡發現除了戲院結構與配套如放映室、洗手間等仍存在,舞台的痕迹也未消失。吳韻怡在北角長大,母親在皇都戲院裏的商場賣童裝十幾年,她記得,那是八十至九十年代,她經常出入戲院,印象中戲院經常播放嘉禾的戲,電影海報上的主角有成龍,商舖的位置就在戲院通往「超等位」的電梯附近。其後,戲院九七年結業,母親的商店也沒有經營下去,二○○○年,戲院改裝成桌球會,至今仍有運作。(貂蟬浮雕_四月,皇都戲院外牆的廣告牌被除下,令藏身背後多年、題為《蟬迷董卓》的大型建築立面浮雕重見天日。)改裝後痕迹猶在假天花地台 遮蓋原結構事隔多年,這天吳韻怡再次走進戲院內部,發現桌球會的確已佔用當年戲院的大部分空間,不過建築師改裝時並沒有對舊有結構改動太大,只是在巨型的空間,以假天花和假地台遮蓋上下的空間,換句話說,戲院主要的結構仍然留存。「我們從一樓的桌球會進入,沿後樓梯一直上,踏出後樓梯時,就來到天台。」所謂的天台是一個平台,再走上一道梯才到達我們現在常說的拋物線形桁架屋頂,在那裏,她還看到戲院建築物頂部有幾扇玻璃窗。「我們起初不知道那是什麼,後來我再看資料,才知道那是舞台上為防火而設的排煙窗,當時的璇宮戲院應該是根據英國劇院的建築規格而建,萬一舞台發生火警,這些窗會自動打開。」這些排煙窗,不論在一九五九年抑或二○○○年的建築圖則都能看到。安裝配套可重見天日返回室內,與天台並列的室內空間,該是戲院的「超等位」,不過這天摸黑來到,超等位的拱形入口已被石屎封上。然後,她來到戲院裏位置最高的放映室,現在放映室已沒有放映機,放映的窗口也已被封,不過室內空間該沒有大改動。「超等位」與「堂座」樓下有四個洗手間,男女廁各二,吳韻怡說,洗手間雖仍有尿兜坐廁,但這空間已變了放置雜物的士多房,抬頭看,見到天花呈梯級形——那是堂座的地台,「這證明了現在的桌球會地台下,堂座的座椅雖已被拆走,但梯級形向下斜的地台,原來仍然存在」。戲院雖已改裝成桌球會,但若有心保留建築、把建築還原成戲院再保育,其實只要拆去假天花與假地台,將其他戲院配套設施如放映室、樂池、超等位重新鋪上電線,電燈亮起,這座戰後最老的戲院,重見天日並不是癡人說夢。(昔日超等位的入口之一,穿過這入口便是通往超等位的樓梯,現在已被圍封,但重新打通便能進入舊有超等位範圍。(受訪者提供))屋頂﹕獨有拋物線 減低街外聲浪影響皇都戲院的外貌,最突出的該是屋頂的「外露式拋物線形桁架」(parabolic roof trusses),出自戲院的結構工程師劉寶光手筆。因為外形獨特,雖然五十年代的港產片因為技術和器材所限而多在九龍片場拍攝,但位於英皇道的這座戲院,落成幾個月就被《再戀負心人》導演用作拍攝場景,後來一直是英皇道的地標。這種屋頂設計,不僅全港獨有,當時報章亦形容為遠東罕有,不過這設計不止美觀,還有其功能性,可以減少戲院裏會阻擋觀眾視線的承托支柱,也可以減低放映室受街外聲音震盪,確保電影播放的穩定。(屋頂﹕拋物線形桁架一般用鋼鐵建成,但皇都戲院的則用上混凝土,相信是因為成本較廉宜的緣故,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說是更貫徹戰後現代主義建築的特色。(受訪者提供))舞台排煙窗﹕英國劇院規格 火災「自動」排煙五十年代落成的皇都戲院,除了是可以播放電影的戲院,還是一個有舞台表演的劇院。吳韻怡說,當時的劇院是跟隨英國規格而建,劇院舞台上方的位置像煙囪,其實也有防火作用,頂部的窗口是排煙窗,當舞台發生火警時,連接了熔斷線的窗戶會自動開啟排煙,這些煙窗在英國劇院是規定要安裝的,皇都戲院一九五九年的圖則中可以看到,現在從建築物外也能找到這些窗。另外,除了煙窗,圖則上也看到舞台與觀眾席之間的天花上也安裝了防火簾,作用是當舞台發生火警,防火簾會降下,把觀眾席隔開,讓觀眾有更多時間逃生。(舞台排煙窗(受訪者提供))( 舞台排煙窗(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放映室﹕締造港產片黃金歲月在改名為皇都戲院之前的璇宮戲院,當時安裝的是最新型的放映機,後來易名後,皇都戲院與中環皇后戲院與九龍麗聲戲院聯成一線,放映首輪西片,包括一九六五年的《沙漠梟雄》及一九六六年的《仙樂飄飄處處聞》。一九六九年,香港第一次舉辦日本電影節,地點也在皇都戲院,至一九七一年,皇都加入成為嘉禾成員,則開始以播放港產片為主,這類舊式大戲院直接締造了港產片的黃金歲月。( 放映室﹕在戲院建築的頂部,舊有的放映室現在變成了機械房,內部除了把投影的窗封了以外,其他改動不大。(受訪者提供))洗手間﹕陳設依舊戲院裏的舊洗手間,指示牌上是舊式的寫法,中文字從右邊讀起,洗手間內部陳設依舊,不過看來已被荒廢一段時間,處處雜物。「開古諮會時,有委員曾說皇都戲院商場的商舖好舊式,好像『frozen in time』,我覺得昔日戲院的這些廁所也是﹗」(洗手間﹕戲院裏的舊洗手間,指示牌上是舊式的寫法,中文字從右邊讀起,洗手間內部陳設依舊,不過看來已被荒廢一段時間,處處雜物。「開古諮會時,有委員曾說皇都戲院商場的商舖好舊式,好像『frozen in time』,我覺得昔日戲院的這些廁所也是﹗」(受訪者提供))地台梯級﹕觀眾席痕迹 抬頭乍現二○○○年,戲院被改裝為桌球會,但翻看當年改裝時的圖則,當時的建築師沒有拆掉舊有戲院的結構,只在樓底空間偌大的戲院加裝假天花和假地台,遮蓋舊有戲院結構如觀眾席梯級形的地台。吳韻怡說,這些痕迹仍未拆去,例如在戲院堂座底下的舊男廁,仍能看見天花呈梯級形。( 地台梯級﹕從一樓男廁望上天花,看到舊有堂座的地台底部,也是梯級形的,證明戲院舊有結構沒有被拆去。(受訪者提供))文﹕陳嘉文圖﹕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保育 古蹟 皇都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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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界達人:高永賢 研發機械人救災救世界

(高永賢有份創辦的機械人公司Insight Robotics,幾年前研發了這部森林火險監測機械人,外形像電影裏的Wall-E,代替人類在森林巡視防火,已經有數個國家安裝,包括印尼和中國。(圖:鄧宗弘))迷你倉大火燃燒第五十個小時那夜,傳出第二個消防員殉職的消息,社會湧現責難之說,質疑火場沒人受困還讓消防冒險是太進取,大概都是出於對救援人員的尊敬與珍視。生還者與救援人員,同樣都是生命,災難現場瞬息萬變,拯救工作風險高但又不能或缺,幾十年前,世界各地其實已開始研究,是否能讓科技幫上忙。「我們除了想保護受災的對象,也想保護救災的人,能用機器代替就最好。」千禧年,高永賢是香港第一個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工程師,往後十年到過蘇丹、阿富汗、四川等災難現場做救援工程,同一時間,他一直埋首研究如何用機械科技幫助人類拯救世界,二○一○年獲頒香港人道年獎。不過,雖然高永賢早就研發出災區搜索機械人,他說在香港做這類研發其實很困難,買家不投資,政府也不會資助,「你看創新基金是撥給什麼項目?一是人人會用的,如手機程式;一是有錢人會用的,像癌症研究」。地震瓦礫搜救 機械人大幫忙「因為災場太危險,如何訓練有素的人,遇上突如其來的爆炸、倒塌,都是難以避開的。失去經驗豐富的人,代價很大,犧牲一個就少一個,然後要再花好大成本才能培訓出來。行軍打仗,你會寧願失去十架戰鬥機,也不願失去一個戰鬥機機師。」讓機械人代替人類進入危險的災場,世界各地其實已着手研發多年,一九八六年,切爾諾貝爾發生核災,當地曾考慮讓機械人進入高輻射區域清理現場,但最後因為機械人在高輻射下失靈而放棄;九七年,國際社會出資在包圍反應堆的石棺上再建巨型鋼穹,拆卸反應堆的工作,聽說機械人這次派上用場。機械人正式進入災難現場搜救,該是二○○一年九一一那時候。當時機械人的任務,是搜尋生還者、從頹垣敗瓦中找最快的挖掘路徑、偵測危險品等,事後機械人的工作曾經登上報章。高永賢說,現今的科技,雖然無法取代救援人員,但輔助人類救援是絕對做得到,地震後在頹垣敗瓦上搜索、在海底搜尋沉船,「你知道在地震的災區,大部分國家是怎樣搜索嗎?用一支支棍插進瓦礫裏,試探底下有沒有反應、傳來聲音;好一點的,棍的盡頭有一面鏡子,插進瓦礫後,轉動棍子,看鏡裏有沒有看到人」。機械人入火場?不過,有些災場是比較難派進機械人,例如火場。這次香港迷你倉大火過後,有美國消防員說機械人救火不實際,因為機械人還是不夠敏捷,高永賢認為,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機械人最怕兩樣嘢,一是火,一是水。機械人入到去,因為要在惡劣的環境下前進,負責前進的部分最好是用塑膠造,但入到火場,膠就熔,電路板上的錫焊也一樣會熔。這種溫度,大概要用火箭科技那種設計。」而且,要研發一種機械人配合消防員救火,難度很高,事關人類消防已發展了很長時間,水平非常高。「大部分火場都在城巿建築物裏,只要拿到圖則,消防就大約知道進入火場後的環境是怎樣,放一個機械人進去,只讓它先探測溫度的話,意義其實不大。」未普及 政府不資助 沒人投產雖然發展多年,在先進國家,用機械人救援仍是新鮮事,高永賢認為,普及與否,一要看技術,二要看人類有多信任機械人,「機械人在九一一災場懂得自動測體溫、聲音,但它走去哪裏,仍然由人來遙控。機械人不小心撞死生還者,誰負責?救援組織?研發者?機械人見到三個傷者,究竟要先救誰、犧牲誰?」至於在香港,困難或許再多一重。九一一發生當年,高永賢其實在香港也研發了在災區搜索的機械人,兩隻掌心般大小,能探測體溫、定位,機械人之間能互相聯繫,一旦找到生還者,場外指揮的基地會收到信息,救援人員能透過機械人與生還者通話。「成本只是十多美元一部,大量複製一千個、一萬個,扔進災場,可以很快繪出災場的狀况。」之不過,雖然研發成功,在香港根本沒有投產的機會。「非政府機構沒錢、政府不願資助,商場上也找不到買主。若說美國較先進,他們為何能做到呢?因為救援技術研究是用軍費發展。」(救世界達人高永賢(圖:鄧宗弘))用工程知識 貢獻世界四十出頭的高永賢是個機械工程師,主修人工智能及應用機器人學,早就希望能透過工程學的知識貢獻世界。「我一直覺得工程師很型,這麼多電影,哪有一齣戲到最後是i-banker出來拯救世界?拯救世界的,不是科學家,就是工程師。」現今一代的人說,工程是水泡學科,進可攻退可守,成績好可以做投資銀行,考得不夠好,好歹也是一個工程師,高永賢說,他在畢業後才後知後覺,「原來讀工程、化學的人,學的那套計算知識,在金融界很吃香。事後回想,我的同學,成績最好那批,的確全都在投資銀行」。心無旁騖的高永賢,樂意做「退可守」的一批,一邊做工程師,一邊尋找可以用工程學拯救世界的機會。九九年,「無國界醫生」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在報章上看到專題報道,原來這個救援組織不止有醫生——機會來了,高永賢急不及待報名加入做義工,成為該組織內第一個香港工程師,翌年被派到蘇丹。蘇丹戰地 邊度爛就修邊度雖然先在比利時受訓兩星期,到達蘇丹之初,高永賢說自己還是盲頭烏蠅,「從來沒人告訴我,工程師在災區的角色是什麼」。他記得,自己第一次發揮工程師知識,是修建病房。「因為內戰,唔係呢度爛就嗰度爛,病房爛、診所被襲擊、水井的水泵壞、門鉸壞。那半年,就是不停爛、不停起。」我笑他這個工程師像個維修師傅,他說,災區裏的工程師,不能再只死守自己的範疇,「在香港,習慣了不是自己的專科不要搞,因為要孭鑊,做錯決定分分鐘連牌都無埋」,「但到了災區,很多時候你就是最有資格決定的人,不是你,便是醫生」。傳一封求救電郵 過五關斬六將我們一般人總一廂情願地以為,災區人手緊絀,就自發到災區幫忙,但有時候這是幫倒忙,救援團隊限制人數是基於安全考慮,怕萬一有突發事情發生,一輛車載不走太多人。團隊之中,大部分是醫生,工程師則通常只有他一人,事無大小的工程他都要略懂一二,高永賢說,遇到有事,解決方法有二,一是執生,二是「求救」,用無線電、電郵,總部會找到專家教如何修理。之不過,總不能事事求救,「我們當時是如何send email呢?首先,在電腦打好電郵,然後按save as,儲存在floppy,把floppy放進信封,然後交到下一班飛機,送到蘇丹首都,首都的人會打開floppy,替你把電郵傳到總部,總部再找人解答你的問題。我試過有一封電郵,在我回到香港後才收到回覆」。隨時候命 工程師打散工在蘇丹逗留半年,回港後,他再被派到烏茲別克,不久遇上九一一,當時有消息指美軍會發動反恐戰爭,高永賢於是到了阿富汗。其後,他參與了多次天災現場,印尼海嘯、巴基斯坦地震、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十年來,他過着別人眼中顛沛流離的生活,沒有穩定收入,每次被徵召就辭工出發,回港後才重新找工作儲點錢,一年半載後又動身到世界最需要援手的地方發揮工程師所長。「在愈落後的地方,那感覺愈強,如在蘇丹、烏茲別克,你起任何一樣嘢,對當地人的影響是即時看到的。起一個病房,患者即時有個地方休息;水泵修理好了,所有人都歡天喜地,這些場面出現得很頻繁。」在災區,人是系統最重要部分後來,高永賢在香港創辦緊急救援工程學基礎課程,除了教工程師在災難現場要打破心理關口事事關心,還有就是非醫療的救災工程知識。「最重要的,就是想想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什麼?清水、食物、有瓦遮頭。所有工作,都是圍繞這三方面,再發展下去。而災區裏的工程師,不止要修水喉、鋪水管,還要想想,有河的話,水是否能直接用?如何處理?如何分發而不會引起災民打架?沒錯,整個供應鏈如何運作都要計劃,工程師本來不習慣處理與人有關的問題,只管做好系統,但在災區,人就是系統裏最重要的部分。」至於災民沒瓦遮頭的問題,他說一般救援組織第一時間會運送類似帆布的物料到災場,「那是萬能無敵的,防水、韌度強,可以用來搭建廁所,又可以用來鋪在桌上當是手術枱,房屋倒塌,棟一支柱,拉起帆布,這樣又可以用幾個星期」。高永賢說,他不會教工程師起樓,但會教他們不用石屎鋼筋,在災區怎樣才算是一個良好、適合的結構。「在蘇丹等地,不應該為他們建石屎樓,泥屋才是最適當,一來那些材料可以就地取材,二來當地人熟悉這種房屋,萬一再塌、再有損爛,他們自己可以再建。工程師要做的,是找當地懂建屋的人,幫助他們組織其他村民一起建。」而在四川等生活條件較好的地方,他們的建築物大多是磚木結構、土木結構,救援人員就幫忙建這種房屋。「我們救災,不是要改變他們原本的生活,而是希望改善他們受災的情况,替他們建兩座很先進的樓房並沒有意思,災後,當地其實沒能力繼續用你的方法建。」(救世界達人高永賢(圖:鄧宗弘))研發 監測森林火災機械人二○○七年,高永賢獲選為香港十大傑青,翌年再拿下香港傑出青年工程師獎。二○一○年,他獲香港紅十字會頒發人道年獎,那一年,玉樹地震,他救災回港後,算是終於安定下來,結婚生子,但這個有型的工程師沒有放下拯救世界的使命,在香港埋首研發機械人救援。他說,搜救機械人石沉大海後,他與兩個伙伴曾經鑽研水底機械人,不過任務不是水底拯救,而是洗游泳池,「我們本來打算,賺一筆再救世界也可以呀,誰知道這個產品也以失敗告終,原來香港私人泳池的巿場並不大」。經歷兩次失敗,他們再轉戰研發監測森林火災的機械人。保衛自然資源,也是拯救世界——全球各地,每年發生的森林大火多不勝數,「印尼每年都燒,鄰居新加坡長期受它困擾;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大火剛剛才撲滅,每年北美的大火都很嚴重,因為森林大火的碳排放,與汽車看齊。只不過我們很少注意罷了」。雖然火災氾濫,不少國家大多沒有高效的防火措施,只靠肉眼監測、派人巡視,發現之時,火通常已燒得非常嚴重,而他們的機械人,在方圓五公里可以監測小至一米乘兩米的火種,在印尼森林做測試時,甚至連官員下屬在禁火的地方生火煮食也被測出了。現在機械人足迹遍及幾個國家,能拯救世界的機械人,總算成了大生意。三人變五十人的機械人公司,大門寫着「saving the world,bit by bit,grid by grid」,我未及開口問,高永賢就笑說:是否很型?文:陳嘉文圖:鄧宗弘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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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知巷聞:梅窩神話,本來自成一國

梅窩,本來是一個神話。雖然遠離內陸,梅窩早在宋朝已有人聚居,村落成群,人們產鹽、耕種、捕魚,自成一國;至一九五○年代才有碼頭,本來只與長洲來往的梅窩,開始與港島有頻繁來往,人口高峰時有二萬,直至九十年代初,夏天的銀礦灣沙灘,仍然滿是來自巿區的香港人——曾幾何時,對於香港人來說,離島只有長洲和大嶼山,而梅窩就等於大嶼山。但自東涌線通車,梅窩神話幻滅了,大嶼山剩下東涌、昂平、機場,第十五代原居民甘水容說,這一代人大概已把梅窩遺忘了,他在大嶼山的發展諮詢文件裏,幾乎找不到「梅窩」的蹤影。那對鞋,一年出門一次甘水容出生在日軍剛剛撤走的時候,未有小輪來往梅窩,陸路嶼南路未打通。他說,生活在梅窩,幾乎足不出戶,一年才乘街渡去長洲一兩次買日常用品,所以那時候特別珍惜自己的一對鞋,上學下課都赤着腳走路,鞋一直掛在頸上,只在踏進課室前,才把鞋穿上。他後來輾轉到了外國讀書、移民加拿大,近十年回流香港,決定搬返梅窩祖屋,用了五年時間蒐集梅窩歷史,最近與邱逸博士寫成《梅窩百年》。由打漁鹽田到榕樹頭燒肉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大概是梅窩的黃金期。戰後發展迅速,甘水容說,那是個自給自足的年代,農民耕種、漁民捕魚,伍仙橋附近的早上,漁民擺檔賣魚獲,後來陸續在這裏落腳的難民也投入生產,耕種競爭大,就引入豬苗,於是有了梅窩馳名的榕樹頭燒肉。不過,一切已經墮落。八十年代,政府在梅窩興建公屋銀灣邨,將原本聚居了漁民的鹽田棚屋拆遷,連帶巿集涌口街的一邊商舖和平房都剷平了,變成遊樂場。巿集不成巿集,沙塵滾滾,榕樹頭旁的商舖現時七零八落。九八年,東涌線通車,甘水容說,村民陸續外遷,巿區的人到大嶼山會先到東涌,早已忘記了梅窩。不獲認可的兩條村而在這個被遺忘的島上,原來還有兩條被遺忘的村落。「政府不承認這兩條是正式的村落。」一八九八年,英國與中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為了確認租地前已在新界定居的人的身分和土地權益,政府除了到村落登記原居民身分,亦登記了一八九八年或以前已存在的鄉村,編成《認可鄉村名冊》。正式的鄉村,皆有一個官方認可的居民代表,「在鄉村的事務上,沒有居民代表,就沒有了話語權。你想村裏申請鋪路,政府不管,同樣,政府若要建一條路,穿過你的村,你也沒有權利說不」。現時冊上的梅窩,共有十二條鄉村,包括涌口、鹿地塘、大地塘等,當中以鹿地塘為最古老的村,在四百年前已出現。不過,甘水容說,梅窩還有一條村叫做「舊村」,與鹿地塘建村的時間相若,但舊村的身分沒有被官方認可。「舊村發生過一場瘟疫,當時的居民為了避禍,搬到鄰近的村莊,後來政府在登記鄉村,發現舊村沒人居住。即使後來原居民遷回,都沒法子追認了。」另一條同樣命運的村落,是橫塘村,甘水容說,橫塘村的位置偏離其他村落,當年賊匪為患,村民為保安全,也搬到其他村落居住,登記鄉村之時,橫塘村只剩兩人。「現在有一條村莊也在邊緣,萬角咀雖然是認可鄉村,但現在只有五人,無法選出居民代表。」宋朝 已有人產鹽 海水有入無出梅窩的村落,最早在約四百年前的明朝出現,但根據《史典》記載所推論,宋朝已有人在梅窩產鹽,即是有至少一千年歷史。梅窩的鹽田,位置在現今從碼頭走到銀礦灣時必經的伍仙橋附近,有說這個鹽田形狀似布袋、漏斗,加上有堤壩分隔,海水有入無出,是產鹽的好地方。宋慶元年初,長期被欺壓的大嶼山鹽民爆發起義,官兵殘害鹽民,鹽田開始被荒廢,堤壩亦日久失修。一九五○年代,有商人發現鹽田下有玻璃沙,可用來生產玻璃,至六十年代,大量漁民湧到梅窩,鹽田成為避風港,搭建有漁民的棚屋,高峰時鹽田住了二百個漁民,當時的梅窩還有兩間小型船廠。戰後出生的甘水容說,雖然鹽田早已荒廢,停止產鹽,但小時候仍見過鹽田上的白光閃閃。二戰 銀礦灣海灘 日軍大屠殺梅窩海灘,又叫銀礦灣海灘,一九五○至七○年代是香港人常去的度假勝地。海灘長六百米,夏天總堆滿一家大小,當時的酒店「海屋」負責人,在夏季來臨前會聘請木店在海灘上安裝木架帳篷,內置更衣間、休息間,租給泳客。甘水容說,這個香港人熟悉的海灘,在日佔時期其實發生過屠殺。村長當眾被殺頭一九四一年聖誕,香港投降後,翌年日軍就開始進駐大嶼山三地,當中包括梅窩。當時的梅窩,本來正值發展階段,人口增多,島上村民埋首籌建學校、基督教購地建教堂,不過都因為香港淪陷而停止。一九四五年,大嶼山的游擊隊非常活躍,先後襲擊東涌和牛牯塱的日軍,駐守梅窩的日軍開始佔用三十年代興建的銀礦灣酒店「海屋」,作為指揮之地。不久,梅窩的游擊隊與日軍激戰,日軍死傷十多人,遷怒於梅窩村民,傍晚殺入村落,大部分村民逃至後山,不少婦孺中槍倒地,還有部分沒有逃走的村民,則被搜捕至海屋空地毒打。日軍被襲,認為村長有責,捉走多名村長當眾殺頭,屍首被埋在海灘裏;被懷疑串通游擊隊的村民,則跪在挖好的深坑之中被槍殺。日軍投降前,在梅窩共殺三十多人,另外有幾十個老弱婦孺被迫露宿荒野餓死,梅窩集中營裏則有約二十人被虐待致死。戰後 海陸路打通 人口急升戰前,梅窩人口雖然上升,但地理上仍然與世隔絕,梅窩人甚少到港島,只一年幾次坐街渡到長洲購買日常所需。直至油麻地小輪公司開業後,渡輪亦只由港島到長洲,梅窩人要出港島,要先乘街渡到長洲,再轉小輪到港島。一九四五年,小輪公司終於開辦航線到梅窩,雖然每日僅一班,而且沒有碼頭,乘客要在靠近梅窩的海中央再轉駁艇到岸上,但水路總算是打通了。戰後的梅窩,百廢待興,大量移民湧至,當時的梅窩因此出現多條新鄉村如菜園村、下村塱、萬角咀等。甘水容說,雖然梅窩相對偏遠,但不少曾在巿區逗留的難民無法維生,新界農地又大多是家族勢力範圍,於是輾轉來到梅窩,在梅窩向村民租田建屋。因此,五十年代,小輪陸續增加班次,村民亦開始籌建碼頭。同一時間,政府在大嶼山興建石壁水塘,闢出嶼南路貫通梅窩與大澳,途經貝澳、長沙、塘福,北至東涌。大嶼山居民自此來往更頻繁,六十年代,開始有巴士在大嶼山行駛。80年代 拆棚屋拆市集 梅窩衰落在銀礦灣酒店前,有一個落成不久的遊樂場,四邊圍着欄杆,探頭看進去,遊樂場空無一人。甘水容說,這個位置,以前建有棚屋,棚屋背後是一座座平房,地下經營店舖,這條涌口街,戰後一直是梅窩人日常聚集之地。五十年代,梅窩唯一的米商「年豐」就在此開業,當年這裏成為村民以物易物的交易站,農民會以蔬菜、豬肉,甚至地契來換取生活所需。除了米舖,涌口街還有雜貨店、豬肉檔、飲茶的地方,他記得,涌口街由早上六時開始熱鬧,至下午一時,店舖陸續關門,然後商販會開始一起清洗街道,「那時候,大家都把這裏看待成自己的地方,人人都會幫忙把這裏打理好」。八十年代,銀灣邨落成,政府遷拆棚屋,連帶岸上的平房都拆掉,涌口街兩旁的店舖,一邊被填平建成遊樂場,一邊是丟空的店舖,現在,原本熱鬧的涌口街榕樹頭都堆了廢料,梅窩人喪失一個聚首的巿集。及後,機場落成,東涌線通車,居民外遷,人們到大嶼山都不再以梅窩為入口,人口只剩高峰時的兩成。變天!已被納入開發計劃但說梅窩已被遺忘,實不盡然,至少今年初梁振英於施政報告鋪展的開發計劃,東大嶼山包括梅窩,將與北部一同開發為房屋、商業發展,成為2030年後長遠供應來源,預計最終人口將升至100萬,當中核心部分的東大嶼都會所涉及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東大嶼都會包括在交椅洲一帶填海600至800公頃建人工島,並連梅窩、喜靈洲發展,可以容納30萬至70萬人口。社會就是否及如何開發大嶼山存在爭議,計劃一旦成事,難保會為梅窩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未知這幅度的注視會否為擁抱好山好水世代定居此地的原村民所樂見。文:陳嘉文圖:陳嘉文、受訪者提供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2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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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知巷聞:打開當年的無掩雞籠——舊中區警署

在大館塌磚牆後第三個星期,對警署保育素有經驗的退休高級警司何明新,出版了一本關於大館的書《大館——中央警署跨世紀檔案》。雖然時間上只是一個巧合,但這正好讓我們認真看看大館的保育為何如此重要。何明新說,大館的保育不止警署,還有裁判司署、監獄等,這種政府建築群保育項目在世界上並不常見;而且,這裏還着重大館所處的社區保育——守衛森嚴閒人免進的警署,當年原來是「無掩雞籠」,人人可以走進皇家地,中學年代的他,便常到警署飯堂與阿sir、madam同場吃飯聽粗口橫飛,同時附近的大牌檔、餐廳則反過來是不少警察的飯堂,「鏞記、蓮香,唔係因為有警署,怎可能生存到現在?」當年維修堅持找原材料退休不久的何明新,做警察三十八年,當中有相當長的時間都在大館度過,曾經在大館超過八個部門工作,因為熱愛歷史,加入警政做研究項目時曾接觸過不少舊檔案與報章,九四年被委任為警察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在大館未關閉、正式保育之前,他不止一次負責大館警署部分的維修工作,「警署是用木地板,要換的話,就要找原本的木材,但那些木並不容易找到,於是就要排隊申請,一等就可能以年計,來一塊木就換一塊」。可以想像,當時負責警署的英國警官都重視保存歷史傳統,「粉藍色的窗框,都是用鐵造,常生鏽、常要重髹油漆,「其實後來大可以換上不鏽鋼或塑膠造的,維修方便好多,如果不重視保育就不會這樣堅持,對吧?」先有監獄 後有警署所謂「大館」,當年本來是「警察總部」的意思,後來則逐漸變成整個政府建築群的一個統稱,包括在警察總部旁的中央裁判司署、域多利監獄、警察宿舍。不過,英國人來到香港之初,要管治這地方的人,最早並不是建立警隊起警署,而是在中環山坡用草用木搭建非常簡陋的監獄——即是域多利監獄的前身。何明新在書裏寫道,英軍登陸後,隨即委任陸軍上尉威廉堅偉(William Caine)為總巡理府,集執法和司法於一身,權力包括拘捕、檢控、審訊和懲處,至登陸後三年、一八四四年,警隊才正式成立。於是,緊接監獄出現的,是監獄旁的中央裁判司署,然後才有了香港第一個永久性警察建築物的中央警署。消失的一號差館但大館並不等於一號差館。「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其實曾經有一號警署,位置是現時銅鑼灣禮頓道附近,不過早在一九三五年拆卸。當時的警隊主要職責是保護英國人和他們的商行、財物,銅鑼灣在開埠初期,主要是英商渣甸、甸地等的貨倉,還有東面的怡和糖廠和太古船塢。」磚牆倒塌,大館保育出現暗湧,何明新看到新聞時第一個反應是:「乜啲工程師咁水皮㗎?」他記得,大館在二零零四年正式關閉後,曾一度去向不明,那時候他曾故地重遊,看見沒人保養和照顧的大館日曬雨淋、百年大樹枯死,所以,當大館啟動保育計劃時,他的確是鬆了一口氣,只是當然沒想到保育中的磚牆居然會倒塌。他期望,大館會是一個好的保育示範,「好的保育,就是開放給公眾自由出入,該去到的地方也讓巿民進入。關於歷史,我們毋須刻意做什麼來告訴人,應該由巿民自己來發掘」。「大館」建築群1. 中央監獄在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初,首先建的不是警署,而是監獄,用水泥和紅磚建成,稱之為中央監獄,後來才改稱域多利監獄。不過,罪案率愈來愈高,監獄爆棚,大館建築群中的監獄經歷多次擴建,現時大館中有六座監倉,D倉工程始於一八五八年,是建築群裏追溯到最古舊的建築物之一。在赤柱監獄落成後,域多利監獄曾一度關閉,直至一九三九年重新運作,八○年代曾接收大量越南難民。2. 中央裁判司署監獄落成不久,前稱巡理府的裁判司署在幾乎同一時間落成,但經歷幾次重建,現在保留的建於一九一三年,連接警署與監獄。當年被逮捕到大館的人,首先會被帶到中央警署,然後移至中央裁判司署,定罪後再押至監獄。3. 營房大樓大館建築群中,最先落成的警署就是營房大樓,在一八六四年、即中央監獄建成後約二十年興建,是香港第一座永久性的警察建築物。大樓原有三層,一九○五年再加建一層。建築物每層都有半戶外走廊,何明新說,當時大館不時幫襯堅道的「筵席專家」,在一二樓搞「到會」。4. 警察總部大樓大館於一九一九年擴建成的建築物,四層高,外牆以紅磚砌成。在面向荷李活道的大門之上,屋頂還藏有一個秘密房間,是當年警察與英軍專用的。5. 宿舍建築群中,現有三座是警察宿舍,早前有磚牆倒塌的,於一八六○年代興建,是建築群中最早期的建築物之一。建築風格?「殖民地亂咁嚟」大館建築物宏偉有特色,古蹟辦的網頁介紹寫,建築群裏的前中央裁判司署,正面採用希臘復興式建築,發展局網頁則概括地指建築群主要為「維多利亞/愛德華式殖民地風格」。不過,何明新認為,所謂的風格特色都是穿鑿附會、不明所以,「若問我這些是什麼風格,我會說是『殖民地亂咁嚟風格』﹗」他解釋,當時從英國來香港登陸的大多是軍人,文化和道德觀念與英國本土人不同,「所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從』,一般在外的殖民者,很少主動問遠在世界另一端的國家怎樣做,最好不要被管」。當年建大館之時,不少本來是軍人的警察高層亦有份參與,「那時的建築者,各有自己一套,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以他們在不同地方的見聞,啟發他們對各方面的要求,並非一般建築師的專業所能及」。當時的警察總部,設計像堡壘,容易防守。他在新書中寫,這做法沿用至今,警察內有個策劃及發展部,由一個總警司帶領,其中職責包括策劃及設計新警署,包括覓地。不說不知的「大館」兩三事融入社區 街坊光顧飯堂近年警察形象插水,警民經常以敵對的關係出現在媒體之上,不過當警察幾十年的何明新說,警民關係,尤其在地區層面,一直以來都非常好。他說,關於大館的保育,保留建築物固然重要,但大館與周邊地方的關係,同樣很有價值,由於當年的大館是「無掩雞籠」,街坊還經常光顧警署裏的飯堂,大館附近的食肆如鏞記和蓮香,當年都是不少警察高層愛到的餐廳。不過,如今示威者會圍警察總部,當年的大館其實亦試過被示威者包圍。事緣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當天有人在中環為反日本示威,警察事後帶走二十一人,其他示威者於是包圍他們被拘留的中央警署。當時的中央警署決定落閘,阻隔民眾,最後包圍者在被警告之下,留守數小時便離去。酒杯底政治 警官餐廳設酒吧警察總部的一樓,有一個警官餐廳,只有駐守港島總區總部和中區的見習督察級或以上警察才能進入。權力核心裏的非辦公地方,這裏發生的事當然引人入勝——巨頭雲集,他們究竟會談什麼?何明新說,餐廳分兩部分,一邊是吃西餐和自助餐的地方;另一邊則是酒吧,由英國人帶入的飲酒文化,在九十年代立例禁止酒後駕駛之前一直很熱鬧。除了風花雪月,不同部門的高層碰面,總會談起公事,討論期間做決策也是常見的事,所以警官餐廳裏也有所謂的「酒杯底政治」。「一份文件,要經好多部門、好多重關卡才到最頂層,但有時候在酒吧碰到相關的人,討論一下,雙方有共識,可以在文件上寫某月某天跟某部門討論過、有共識,文件就可以跳過幾重關卡,快好多。」停車場政治 有車位 有地位警署的總部大樓與營房大樓之間,有一片空地供操練、典禮之用,平日則用作停車場。本來警署地方大,辦公人數不多,不過八十年代開始,警隊重組,警署要容納更多部門,車位僧多粥少,停車場也成為角力場,有指定車位就是身分象徵。車場內有幾個有瓦遮頂的車位,是大館幾個最大的長官才可使用,中區的指揮官因為是「地主」,也可以使用;總督察以上,一般有固定車位。至於沒有固定車位的警察,則每天碰運氣,盼望有人放假沒泊車。找不到車位,有人會把車擱在角落,最後因為阻礙通道,擋風玻璃被用強力膠水貼警告信,曾被投訴是刑事毁壞。泊車問題最後演變為法律問題,例如當時警署曾與律政署的律師研究可否用告票,最後還是大事化小,靠自律解決。《大館——中央警署跨世紀檔案》作者:何明新出版:中華文:陳嘉文圖:受訪者提供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警察 建築 保育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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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冤達人:馬路如虎口有冤有路訴

退休之後,大半年來,盧覺強陸續把理大辦公室的物件搬走,牆上留下一個個懸掛過證書獎狀的痕迹;沒剩下多少書的書架,最底是一袋袋照片與底片。不過,他的辦公桌卻是愈要清理就愈堆積更多文件,「全都是巿民寄來,叫我拯救他們」。盧覺強是香港知名的機械工程師,每次發生有新聞性的交通意外,全香港記者都會請他分析兩句,上電視的經驗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名氣漸大,在交通意外中蒙冤受屈的,巿民找上門,請他幫忙做專家證人,他才發現警察專家蒐證不是馬虎,而是「根本唔識撞車的力學」,「小路出大路撞車,他們九成九認定小路的車有錯,我在法庭上證明給他們看,是大路車超速在先」。此後,他經常為被冤枉的巿民伸冤,大學法院兩邊跑,二十年來,做過七十次專家證人,九成勝訴,傳媒稱他「香港伽利略」,巿民請他別退休,老實不客氣說「香港需要你」。「機械軌迹理論」洗脫罪名訪問前一天,盧覺強的電話終於接通時,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剛剛跟電視台拍完片。後來才知道,當時原來有個拖車司機在北河街街頭答謝他,說自己在一宗交通意外中,被警察控告危險駕駛致他人死亡的罪名,好在找到盧覺強幫忙重組意外過程,結果今年四月沉冤得雪。翻查資料,那是一宗拖車撞死途人的意外,拖車轉出路口時撞倒一個正在過路的人,司機能洗脫罪名,是因為盧覺強利用「機械軌迹理論」,推論是途人不守交通規則,過路時剛巧出現在司機盲點,才發生意外。用科學理論尋找懸案真相,而且十居其九能推翻冤案,難怪人們會聯想到日本電視劇《神探伽利略》中的福山雅治。因為被人稱為香港伽利略,盧覺強特別找來看看,「佢靚仔啲」,一貫冷靜的他,頓了一頓,「不過某些角度都幾似」。交通意外常見3「冤情」切線——兩車相撞雖然已接過逾七十宗案件,但盧覺強說,沒有案件會用上完全相同的方法找真相,汽車切線的方向、行人所在的位置,左右不同都可以讓整個案件完全不一樣。不過,案件的性質都是類似的,交通意外發生,有人被警察控告違犯交通法例,被告覺得遭冤枉,就找盧覺強問意見。他說,當中最常有「冤情」的交通意外有三種,第一種是切線——汽車切線太急,車尾一邊撼到後面的車,還害它打了個白鴿轉。警察來到,切線的司機說早就在線上、沒切線,是後車跟車太貼撞到自己,最後,後車司機收到了告票。但盧覺強一看,就看出前車司機惡人先告狀。「很明顯呀,如果前車一直在行車線上,後車撞它,車尾會首先當災,但傷勢只出現在一邊車尾,而後車還被打了個白鴿轉。」小路出大路第二種,是「小路出大路」,小路的車總是被認定沒看清楚大路情况就開車,這或許是大部分意外的情况,但盧覺強認為警察不能把意外一概而論。他記得他處理的那宗案件,當時警察說查出大路的車時速是每小時四十七公里,沒有超速,所以控告從小路出車的司機。司機求助,盧覺強翻看文件與相片,看見小路車損毁嚴重,前右車輪被撞凹,「那兒撞斷了兩粒螺絲,當時撞來的車速,肯定不止四十七公里。要撞斷一粒螺絲,力度要3.5噸」。當時的警察,只以地上留下的車胎痕來計算車速,「但根據物理學上的能量守恆定律,當時的車速,不止呈現在車胎痕上,車速產生的能量還在撞擊時轉化,才會把車撞爛了」。最後,他計出的車速有八十二公里。連環相撞第三種是連環相撞,受屈的通常是第二架車的司機——「六年前有宗案件就是這樣三車相撞,第二架車的司機說冤枉,他明明已把車停下,後面的車收掣不及猛撞他的車,車裏的妻兒也受傷,後來卻一同被起訴,事關第一架車的司機說感覺被撞了兩次」。第一架車被撞兩下,當然可以理解為第二架車首先收掣不及,然後再有第三架車收掣不及,但盧覺強認為,事情並非如警察所想般的必然,第二架車停定了,及後被撞推前,也可以讓第一架車感到被撞了兩下。他在桌上放了三架玩具車,示範他當日在法庭用來作證的牛頓第三定律,說第二架車撞前車,會發生反作用力,車在輕微反彈後會再次撞向前車。由學師當上工程師 藍制服變身「白鴿皮」盧覺強從小立志做工程師,卻一直沒有想像過,自己竟然會是一個為民請命的專家證人,退休後甚至可以此為生。他說,自己出生於窮家庭,小時候沒有什麼玩具,有時候在街上撿到別人不要的玩具車,就會拿回家修理。「以前是鐵皮車,容易生鏽,裏面的齒輪,推極唔郁,我就拆了它,見到生鏽,就用砂紙省返滑、撬返鬆,在街上的五金舖見人用偈油(引擎潤滑油)可以潤滑齒輪,屋企沒偈油,便偷媽媽的煮食油,滴一兩滴,得喎!」因為讀書成績差,同時要幫補家計,他中二輟學,在太古船塢當office boy,晚上讀工專的高級文憑課程,知道工作艱難,才開始發憤圖強,後來以優秀成績考進太古學師,穿藍制服的他矢志要做工程師穿「白鴿皮」白制服。行船自學機械運作四年後,他學滿師升上畫則樓,終於可在寫字樓工作涼冷氣,但為了向工程師邁進,他決定「行船」。「在岸上也可以學到機械,但船上是一個小城巿,有自己的發電機、升降機,在機房當更,工作四小時、休息八小時,每一更只一個人當值,有什麼事就自己解決,什麼機器響警號,就去查看、用後備機器,學到的是如何獨立、拿主意。上到船,好似去了小人國咁,機器動輒有兩層樓高,現在汽車的絲帽,用手指便拿得起,但船上的絲帽,大到要用兩手捧起,巨型的士巴拿是要抬的。」回港結婚後,他曾在中電工作,七五年到當時的理工學院做講師,一做四十年,其間自修正式考了工程師牌直至去年退休。九四年,他第一次在香港法院做專家證人,不過當時的案件不是交通意外,而是一宗民事索償——一間工廠買來發電機,用香港油商的油渣發電,但不乾淨的油桶污染了油渣,令發電機用了一天便壞掉。廠家想索償,但找不到專家證明油商的油有問題,剛巧在電視看到盧覺強在電視新聞解釋汽車用當時新引進的無鉛汽油比有鉛汽油會更少動力,就知道自己有救了。「第一次與我拍檔的大狀,是黃仁龍,當時他才三十歲,當然不知道他後來會做了律政司長,所以沒跟他合照過,哎呀。但他現在碰見我都會say hello,當然啦,我的名氣都好勁啦。哈哈。」交通意外冤案 居然這麼多?盧覺強處理的案件,單單是冤案,我看看他辦公桌上的那堆文件,沒想到在交通意外這一個小小的領域上,冤案居然有這麼多?「也不是的,找我的人,未必個個都是被冤枉,博懵的人也很多。」每一次收到求助信,盧覺強會先看資料、要求提供更多文件,然後再通電話,最後才約見面,決定是否接下案件。起初,在盧覺強仍然全職教學的時候,每年大概只處理一兩宗,是去年退休後,處理數目才增加至一個月一兩單。在香港,遇上交通意外的受害者,最後變成被告,大多有冤無路訴。他解釋,雖然司機都會買第三保,但遇上交通意外被警察起訴,保險公司大多不肯花錢找專家做證人,「覺得警察告得,都無乜勝算了」。只是,大概我們都沒想到,警察「告得」,即是證據該確鑿吧,但有時候所謂的證據原來不堪一擊。盧覺強說,一宗交通意外,警察到場蒐證、落口供,再請政府化驗師提供更多證據。「政府專家都唔識,點解?因為他們大多是讀化學出身。政府會派他們到外國讀關於交通意外重組調查的短期課程,回來就可以負責交通意外調查。」70單案 9成勝算 做專家證人被質疑因為讀過相關課程,所以有資格做專家,以專業知識推斷意外發生經過,聽上去很有說服力,於是,沒有上過類似課程的盧覺強經常被質疑不能當專家證人。「尤其近幾年,次次上庭都要嗌一場交,爭論我是否有做專家證人的資格。我每次都說,沒錯,我沒上那些課程,那些課程,我若要去,都是去教,而不是去讀——教的是什麼人?機械工程師,全都是我的同行!我們機械工程師,學科包括汽車撞擊、動力學、速度,他們讀化學的,當然要上上這些課程、學交通意外是什麼回事。」關於這點的討論,每次都要花上半小時至一小時,然後法官會宣布休庭十分鐘再決定,結果,盧覺強幾乎每一次做得成專家證人。「最近有一個官,在庭上跟他們說:『你知唔知人哋常在電視做訪問,成日解答交通意外的問題,做過七十單case,點解他不可以做專家證人?』或許因為我往績都很好吧,有九成勝算,能夠先打低我的話,我的證供就用不着,他們就成英雄了。」九成案件勝訴,另外沒贏的,有些結果庭外和解了,也有一兩次,盧覺強在庭上才發現被客人瞞騙了,明明油門早就發現有問題,卻說從不感到有異樣,他說,縱使他已很謹慎,有把握的生意才會接,但這些情况就是防不勝防。遇上拮据被誣告 仗義出庭作證大部分時候,盧覺強做專家證人都會收費,尤其不少案件其實是律師樓主動找他,「揸得車,梗有錢,揸寶馬新車,你搵我我當然收錢,我都未揸寶馬啊。」每一宗案件,盧覺強都要花時間研究,做報告要兩星期,還要上庭。「上庭的日子,早上九時半開始在庭外候命,有時等足一日都未輪到你出場,翌日再去,前後可以用上十二小時。」不過,遇上經濟拮据又被冤枉的巿民,盧覺強還是不忍心收費。他記得,去年有一個男生被車撞到飛起,住在ICU兩個月,出院後,卻接到信件被控告疏忽過路。男生的父親找上了盧覺強,堅持要見面,給他看文件,警察說車速是三十公里,盧覺強聽了,卻認為沒可能,三十公里不算快,怎可能把男生撞飛那麼遠?「我計出來,六十公里,你話邊個可信啲?唉,真係畀佢哋氣壞。」學到知識 替巿民抱打不平他決定幫忙寫報告,「我問他住哪兒,他說住廉租屋,本來家裏做打金生意,後來結業了就沒工作,我告訴他,我們要收費,用理大的名義做顧問,學校要抽佣的。他說沒問題,即使要當借錢都會搞得掂」。後來,報告寫成了,盧覺強約這父親見面解釋報告內容,告訴他不收分毫。「他就坐在這裏,一個大男人喊到收唔到聲。」他說,一直以來,他邊教書邊做專家證人,是因為他覺得可以為學生立好榜樣,「學到的知識,可以在法庭替巿民抱打不平,找出事實真相,還無辜的人清白,學知識不止為考試。很多學生,考得到試,但不懂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文:陳嘉文圖:劉焌陶、受訪者提供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1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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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知巷聞:跟着鬼婆去街市

天時暑熱,街巿豬肉檔的檔販剛給一個外傭賣過豬肉,「Hello!」, 檔販轉身一望,一個金髮鬼婆挽着有兩棵葱伸出的購物袋,前來買排骨,檔販笑逐顏開,與她像老朋友般碰碰手臂,問她排骨要多少,鬼婆流利地說「要一斤」——香港教育學院剛升格為大學,這個大學校長夫人Christine Cappio自稱鬼婆,並不覺得這是一種歧視。她來自法國,居港三十年,有人說,要看一個外國人與香港有多融合,聽她的廣東話就知道,這天我多認識了一個方法:跟着鬼婆去街巿。法國媳婦 瞞住奶奶逛街市有個中文名叫張雪婷的Christine,認同外國人想真正認識一個地方,應該逛一逛當地的街巿。三十年前,Christine與現任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結婚,嫁來香港。起初,張母不讓Christine去街巿,說街巿總是濕漉漉,路邊停滿貨車,而且,當時的Christine仍未會說廣東話。但那時候她會自己偷偷去,覺得街巿裏的所有事物都新奇,與法國的大不同——首先,這種規模的街巿,在法國,每周才營業一天,從早上八時至下午一時,平日要買菜的話,就只能到小檔,或超級巿場。而街巿看起來稀奇的食材、陳列的方式,如果認真追索,其實可以看到一個地方的天文地理、文化、價值觀。一般居港的法國人,住在港島,出入中環灣仔,「去九龍新界,他們已覺得好像遠行」,平日在家都煮家鄉菜。但Christine嫁了香港人,入鄉隨俗,絕大部分時間煮的是廣東菜,三十年來,從灣仔搬到置富,住過北角九龍塘火炭,現在住在大埔,笑說愈搬愈近內地,「與港島的距離大約是二十五公里,與深圳呢,二十公里」。初到肉檔 不知怎買豬肉這天她帶我們做最地道的事,看她的香港生活:到幫襯了幾年的大埔墟街巿買餸。看Christine買一次豬肉,就知道她早已融入香港的生活。就聽她買豬肉的幾分鐘跟檔販說什麼吧——「排骨」、「豬月展」,她已學懂香港人如何理解一隻豬的不同部位。她說,初來港時,豬肉檔是其中讓她印象深刻的地方,「肉沒有包裝,就懸掛在豬肉檔裏,沒標籤說它是什麼部位、什麼價錢,根本唔知點買」。香港人,怎樣表達要什麼肉呢?她發現,可以跟店家說明部位,或者說烹調方法也可以,「用來炆的、用來煲湯的,他們就會明白」。至於「一斤」,這個單位,同樣令外國人一頭霧水,「一斤有十六両,半斤有八両,一斤大約是六百克,不過我現在都不用在腦裏轉換單位來理解了,一斤有幾多分量,我已有概念」。湯水反映港文化要認識一個地方,Christine認為認識食物是其中一個方法,「本地人吃什麼、喜歡吃什麼,幫助我欣賞香港人的文化」。問她最喜歡什麼菜式,她說她愛喝湯。「起初覺得肥膩,因為都用肉煲嘛,但現在很喜歡,冬天愛蓮藕湯,夏天就冬瓜湯。」她說,湯也能反映香港人一些文化,例如「媽咪煲湯」代表一種家庭關係,另外食療、進補也代表一種健康的概念。檔主一見她就笑跟着Christine去買餸,她第一時間是來菜檔買菜。在大埔買菜,她只到這家,很少會去別的菜檔,不是因為特別便宜,「這間的檔主好好人﹗」當然質素也不錯,所以才一直沒想過轉換店舖吧。問她要買什麼,她的口吻十足本地人:「唔知道呀,看看有什麼好吧,或者白菜,近來好靚。」來到菜檔,檔主看見她就笑起來。她首先拿起一大塊薑,然後又要了一袋蒜頭和一袋乾葱,說這些每星期都要入貨;然後買了一束紫葉莧菜,「用薑炒,加好多蒜,咁就ok啦」,不消五分鐘,她就買好一大袋,盛惠四十元,「我其實都唔知道佢點計數,佢話幾多就幾多,反正不太貴,信得過就好」。孤陋寡聞的我,看看她袋中的戰利品,原來還有一條不知名的瓜,「這是白瓜,檔主教可以煲湯、可以煮,落肉片、鹹蛋」。另外還有一紮豆角,「用豆豉炒﹗」最深刻:豬肉過肩摔如果街巿能看到一個地方的文化,那麼香港的豬肉檔該有一定代表性了。對於一個法國人來說,要到豬肉檔買豬肉,是一個挑戰,首先,豬肉沒有逐件包好,就一件件懸掛在豬肉檔裏,沒名牌、沒價錢,「根本唔知點買」。不過,她不認為這樣賣肉不衛生,事關她腸胃本來就格外敏感,但從未試過因為吃了這樣售賣的肉而肚痛。豬肉檔裏,被吊起的不止豬肉,還有內臟,不惡心嗎?「你知道嗎,那時候我為了儲錢買機票來香港,曾在法國的街巿做了八個月兼職,負責賣內臟。」不過,Christine倒有一件事記得很深刻,初到香港不久,她在街巿突然有人請她讓開,她轉頭一看,是一個男人,肩上托着一隻已劏的豬,「就在你身邊行過,然後把豬一嘢撻在豬肉檔裏﹗」她說她並不怕這種場面,但那一刻的確有點驚訝,「在法國街巿,會有另外的通道給他們出入,不會就在你身邊這樣走過」。漂亮豆腐檔 法國沒有來香港以前,Christine不是未見過豆腐的,她說她曾在法國超級巿場看見,一度以為那是乳酪——直至來到香港,又與「乳酪」見面了,才知道這原來是豆腐。後來,她在街巿見過一些豆腐檔,覺得「有特色,又很漂亮。在法國沒有賣豆腐的檔攤」。搬到大埔後,Christine仍會買豆腐,不過改到搬進巿政大廈的店舖買。這天,豆腐底下有一箱用水浸着的豬紅,Christine沒感到驚奇,說法國也有這種食物,不過會做成香腸才賣。檔主教她,豬紅不用煮太久,最重要先煮好想要的汁,例如沙爹汁,再下豬紅,這才好味,或者可用來打邊爐。「打邊爐都得?好啊,下次試吓,我們好鍾意打邊爐。」新奇食物:香港紅蘿蔔特別大?初到香港,Christine喜歡一個人溜到街巿,覺得街巿裏的所有事物都很新奇,包括大部分我們每天都吃的菜心蘿蔔——沒錯,法國也有紅蘿蔔,但原來法國的一般都較幼小,她第一次見到香港的,驚訝有這樣大的紅蘿蔔。「其實法國有好多種蘿蔔,有的是圓形,有的是粉紅色,不過沒有青蘿蔔。」香港菜檔賣的菜,另一個特色是很多有葉的菜,菜心、芥蘭、莧菜,「法國也有葉菜,但不夠香港多,例如菠菜,還有一種像白菜,莖也是白色的,但比香港的白菜長得多」。豆腐檔是另一個充滿新奇食物的地方,「除了豆芽外,這豆腐檔攤還有一些在我看來很奇怪的東西,比如滿是皺紋的球狀東西,後來才知道那是油豆腐;還有黃黃的像紙張一樣的東西,之後才知道那是腐竹」。有趣陳列:雞蛋金字塔 好震撼除了食物種類千奇百怪,香港街巿另一個震撼Christine的,是貨品的陳列方式——「例如egg pyramids,雜貨店的人,居然可以把雞蛋砌成金字塔,這在法國真的沒見過,或者香港人流多,很快就會賣清,所以不怕收檔時怎把雞蛋放下來吧。」Christine在她的書裏寫,或許因為空間逼仄,店家惜地如金,不願意浪費一吋空地,所以除了街巿的雜貨店,五金店和藥房也值得一逛,「店裏店外,架上架下,貨品堆得無處不在,有些已經堆到天花板上了」。另外,肉舖也是充滿驚奇的地方,「切好的大塊肉都掛在金屬鈎子上,這裏既沒有冰箱也沒有冰塊,奇怪的是,天氣那麼熱,居然沒有蒼蠅……」文:陳嘉文圖:陳嘉文、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網上圖片編輯:王翠麗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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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電訊商有幾多?

二○一○年,八達通爆出售賣客戶個人資料後,香港人好像提高了關注私隱的意識,在與機構簽服務合約前,總記得自己有權拒絕機構把自己的資料與第三方分享。不過,中大新聞及傳理系助理教授徐洛文說,這其實並不足夠——人們大概沒留意,早在八達通事件發生的十五年前,法例早賦予我們有權向任何機構查問自己的個人資料被收集的情况,但一直以來,香港收集最多個人資料的各大電訊商,幾乎沒收過任何人的查問。有法例 沒人用數天前,研發大半年的「誰手可得」網站面世,徐洛文說,這是為了讓香港人更容易行使法律早已賦予的權利。早在一九九五年,《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18條已寫明「要求資料使用者告知他該使用者是否持有該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而在八達通事件後兩年,條例亦規定機構有沒有持有該個人資料,都須在四十天內回覆。今年初,徐洛文曾與友人發信至幾個大型電訊商查問,「結果很有趣,它們明顯未曾收過類似的要求」。個人資料 有價有市徐洛文說,在個人資料的保障上,香港法律與其他國家比較,其實算是做得不錯,不過法律不能只停留在白紙黑字的層面,要執行、使用,我們才知道它實際可以給予多少保障。「它們收集了多少?儲存多久?有沒有與第三者『共享』過?」除了最傳統的個人資料如電話、地址、身分證號碼,現在人人機不離手,手機的網絡位址(IP Address)、地理位置(GPS location)、瀏覽紀錄,一些我們以為瑣碎至極的資料,電訊商很大可能其實都盡在掌握之中,而且多年來巨細無遺地存檔。存檔對它們有什麼好處?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的確沒人在意,全球網民的數據資料只在一個汪洋大海中瑣碎地存在,看似可有可無。但在科技發展至可以分析大量數據後,這就是另一回事了。二○○八年,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兼私隱及技術研究中心主任保羅拉姆在論文中提出,社會裏沒有機構比網絡供應商更能威脅我們的私隱,處理大數據的技術已出現,他們能輕易地追蹤和分析我們的資料,掌握你什麼時候在哪裏、逗留多久、瀏覽了什麼網頁。機構應設保障措施 提高透明度香港的八達通事件,以及全球各地相繼出現的黑客盜取資料,反映個人資料在商業、政治、法律上都有價有巿,人們需要提高警惕。「其中一個方法是從程式上保護,例如最近Whatsapp開始實行點對點加密,可確保對話內容只有對話雙方知道,連Whatsapp也沒有解密鑰匙,第三方基本上無法合法地取得。第二個方法,就是從法律上保護,行使權利令擁有用戶資料的機構做更多保障措施。」人們除了可以查問機構擁有什麼資料,徐洛文認為機構亦需要設立一套機制,防止資料隨便地交到第三方手上。徐洛文在到中大教書前,曾在Google負責處理亞太區的言論自由事務(Head of Free Expression),指Google在這方面有較完善的機制,「Google向第三方提供個人資料前,會跟從早已公開的程序,例如第三方要先拿法庭命令,收到要求,Google不一定有求必應,還要仔細審視要求是否恰當,法庭命令是真是假?要求索取的資料是否太多、內容是否不恰當?」他說,香港法律是有了,但未有機構主動訂立程序、提高透明度,私隱專員甚至說執法機關毋須先拿法庭命令才要求電訊商提供資料。「政府近年說要發展創新科技,網絡發展只會愈來愈滲透至每一個角落,但人們對執法機關、政府的信任低迷的話,其實創新科技根本無從說起。趁時候還早,該盡早鞏固人們的信心。」「個人資料」是什麼?根據私隱專員公署的網頁,個人資料「是關乎一名在世人士,並可識別該人士身分的資料,資料存在的形式令資料可讓人切實可行地查閱或處理」,這包括個人姓名、電話號碼、地址、身分證號碼、相片、病歷和受僱紀錄等。不過,別以為這定義已夠清晰,法律一天未執行過,也未必知道具爭議的地方在哪。年初,徐洛文曾去信不同電訊商查問個人資料,「地址、電話、病歷等,通話紀錄也沒多大爭議,通話紀錄包括你打給誰、什麼時候打、打幾耐。但他們說,你看過的網站紀錄,不是個人資料」。徐洛文認為,現階段電訊商與社會都未有共識,什麼算是個人資料,但是時候要起步討論。仲有咩要知?儲存資料多久﹕「電訊商儲存個人資料,究竟會儲一年、抑或十年?為什麼不銷毁?用戶十分鐘前上過什麼網,抑或被儲下十年的紀錄,那威脅性差好遠。」參考網址: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巿民可以填寫專用表格,向曾經收集其個人資料的機構組織查詢被收集的資料。不過,徐洛文認為,表格長且複雜,不容易操作,於是與關注網絡公民權益的加拿大組織Citizen Lab共同研發香港版的「誰手可得」,網站讓人可以用簡單的方法草擬相關信件,網址為﹕accessmyinfo.hk相關法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自1995年已制定,至1996年12月實施。《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18條中列明,任何人都可以要求資料使用者告知(如電訊商)是否持有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若持有,可要求提供複本;另外,第19條規定,資料使用者(如電訊商)若收到查閱資料的要求,須在40日內以書面回覆。(圖片為網上圖片。)原文載於2016年4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網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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