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培興:沒有政治想像和組織,就沒有群眾

我不贊成現在撤出立會,除了撤出不會影響立法會運作,建制派更容易(沒有拉布,夠票就行)修改議事規則,通過政改、廿三條、一地兩檢以及各種大白象工程撥款等一系列理由之外,還有大大小小藉身份而來的資源和便利。其實過去的議會抗爭都不是徒勞,像是爭取最低工資、令財委會無法撥款,將來還有同志性別議題會打。不過,這些理由都不夠,因為支持總辭的重心是改變現在的政治困局。所以不能夠只是說明後果,還要回應其他考慮。而最重要的是,DQ始終不是我心目中過度至政治組織和抗爭模式來一次大轉變的引爆點。 我同意中共需要的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不會作多餘的行動,讓中資可以在香港出入,同時不過分激起香港人不滿。這樣下來,香港可能會慢慢變成與內地差不多的二線城市。為達到這個目標,中共會針對港獨和自決派的勢力進行清算和打壓。而我考慮的是,那些政治組織本身都背負不少民間團體和工會的組織工作,全數撤出議會,即是奉送相關的議會資源,權力優勢和身份連帶來的曝光度,這會令他們全心投入組織工作,還是會因為失去條件而放棄,更甚步入犬儒,我不肯定,但傾向後者。 本來做這些民間團體、組織工會,或者其他議題的團體工作,其實是應該洗去鉛華,專心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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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提名」應該排除建制派參與嗎?

最近看選戰,讀了朱凱廸那篇文章:〈朱凱廸重申反對「造王」 民主運動不能「休養生息」〉。暫時我跟朱的想法最接近,唯有一點不認同,那就是他方案的「公民提名」並不是開放所有合資格人士,而可能是由泛民之間選出數位代表再經公民授意,以挾選委支持。在這個意義之下,我覺得「公民提名」的意義只剩下替泛民選出高票人選,但不是真的平等開放。因為他認為如果曾俊華、林鄭月娥、葉劉淑儀和胡國興他們本身不支持公民提名,不應該讓他們參與。我想朱凱廸考慮到如果曾俊華也參與其中,泛民代表所得的支持度會不及其高。換言之他們也沒信心可以勝曾俊華,但又擔心給予選委理由支持建制。 我不肯定他們是否多慮了:第一,如果建制派真的參與「公民提名」,此舉動本身就可以借來打擊他們,亦能挾持他們承認這才是平等開放的制度,他們亦可能需要忌諱此舉(參與公民提名)會否被中央不滿,又或者令更多市民認同這種制度,其實我不太認為他們會參與其中。當然,建制派有可能一方面不認同公民提名,另一方面又參與這種程序,但他們會很難爭取支持及向公眾解釋,公關做得不好,隨時是負資產。 第二,就算建制派真的參與「公民提名」,而最後可能勝出,選委亦無須支持最高票人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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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本質 — 向人生獻花或豪奪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 北島〈一切〉節錄人很少觸及與「死亡」相關的問題。從小時候,大人會因為不吉利而避談,即使在外國人的社會,亦可能會說親人被天使接走,又或者去了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卡通和故事書也總是令我們有了美化的想像。直至長大之後,人才開始有了薄弱的意識,知道自己是生物,也知道生物有死亡的一天。與此同時,我們亦慢慢習慣了社會的成規,開始視「死亡」為一個敏感的話題:年輕人不談,因為距離死亡很遠,很掃興;老年人避談,因為距離死亡很近,不吉利。然而,究竟死亡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始終很少去想,通常只是有一份莫名的恐懼感。死亡值不值得害怕呢?如果一件事情只有好處,我們似乎不會(也不應該)害怕,正如我們不會害怕節日的到來。從這點來看,死亡似乎是存在著一些壞處。Shelly Kagan 認為其中一項就是死亡的不可預測性。這點與「生病」的壞處很相似,很多人討厭生病,除了因為身體難受外,也因為生病會破壞原定的生活計劃,使得我們約了朋友玩耍或溫習考試的計劃都會一一落空。情況就如死亡一樣,假如死亡不按預期來臨,我們的人生計劃都會被打亂,有人辛苦儲蓄了半輩子,屆時可能毫無意義。想一想,這種潛在的壞處很普遍,因為一般人對未來(至少在壽命上)都很樂觀,人總是預期自己會長命百歲、覺得死亡只會發生在年老之時。所以,一旦死亡來臨,他們總是手足無措。[1]假如死亡可以預知倒過來說,預知死亡是一件好事嗎?人總想知道自己在甚麼時候死去,它的誘惑猶如窺見未來一樣,如果我們能夠預知,就可以作出更好的人生規劃。因此,假如能夠知道自己的死亡時間,有人會毫不猶豫接受,畢竟沒有人希望自己苦心經營半輩子的人生,到頭只是走了枉路。然而,Shelly Kagan 提出了一個可能的後果。他說一旦我們知道這個時間,人可能會一直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因此,如果我們知道死亡時間是三年之後,我們可能會因而意志消沉,覺得做任何事都沒意義。如果是三四十年後,我們亦可能會時刻在意自己走近死神。在這裡,可能有人會說三四十年很遙遠,但我們能否保證去到人生最後十年,甚至是最後幾年,我們不會變得徨徨而不可終日?此外,雖然 Shelly Kagan 沒有提,但我覺得最恐怖的預知未必是自身,而是最親的家人。如果知道他們的期限,我們可能會一直活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時刻苦惱有甚麼可以補償,而這份壓力是之前不會有的。無可避免的事情有人說,死亡是一個經驗上必然的事,只要我們認真意識到這一個事實,其所構成的壓力都一樣。死亡的另一個可能壞處,就是它經驗上必然的這個特性。人是生物,有的是肉體,而肉體終究會隨時間腐壞,死亡於人而言是無可避免的結局。因此,人面對死亡是被動的,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或他人的生死,這使得人們感到無力和困擾。但是,有些哲學家不認為如此,Shelly Kagan 提到「無可避免」有時反而減輕了我們對某一件事的壓力。就好像當結局是注定的時候,我們知道無論怎樣思考都不會改變事實,因此人就不會把注意力投放,亦不會對它的來臨感到驚訝。對於這點,或者可以用感情關係來說明:當我們知道某一段關係已經無法修補、分手是無可避免,有時的確比起再互相試探、然後又再互相失望來得灑脫,而我們亦不會因此再受困擾。這或許是肯定一件事情屬必然的良好作用。死亡最根本的壞處——剝奪說死亡是一副副沒有內容的空盔甲,悄悄步來把應有的內容強接回去— 鍾偉民〈乘車〉節錄直至這裡, Shelly Kagan 認為我們一直談及的都不是「死亡」最根本的壞處,他說:假如死亡是一件壞事,最根本的壞處在於奪走美好的將來。試想,每個人都會計劃將來,有時候人生繼續走下去的確會經歷不少美事。最簡單的可能是談戀愛、結婚、然後建立家庭……等等。但死亡卻會中止生命,而人一旦死去,我們就無法體驗將來的任何美事。這一種壞處且稱之為「死亡剝奪說」。有人很快會發現「剝奪說」的另一面,即是,對於那些未來充滿痛苦的人來說,「死亡」的壞處不單止存在,甚至可能是好的。在這裡想說一則新聞,早前得知高錕(拿諾貝爾那位)在腦退化症早期曾到醫院簽署了一份「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這一份文件是給病人指定日後的醫療。印象中,高錕指示假如日後病情惡化至晚期,例如身體陷入了不可逆轉的昏迷或處於植物人狀況,他希望院方不要作勉強維持生命的措施,讓他可以自然地死去。在這裡,你可以問自己跟高錕的決定會否一樣,而這個答案多少可以揭示我們的人生價值觀,以及對「剝奪說」看法。生命只是一個容器嗎?很多人都說「生命是神聖的」,但我們很少去問清楚它的意思,是不是所有生命都是神聖(有價值的)呢?我們似乎不會認為一個細胞、一個微生物、或一隻蟑螂的生命有甚麼價值可言。一般人說生命是有價值的,其實都是指「人的生命」(human life)。有人說:「人生」就是其軀體加上生活內容的組合,因此,當我們問死亡是不是一件壞事,我們不能夠只執著於生活內容,還要看看這個軀體有多少價值,這時「剝奪說」才會有更全面的考慮。以下有三種常見立場:中性容器理論(Neutral container theory):這種立場主張「人的生命」只是一個承載生活內容的容器,而這個容器本身沒有價值,價值完全取決於當中的生活內容。價值容器理論(Valuable container theory):這種立場主張「人的生命」不只是一個承載生活內容的容器,這個容器本身還有一定價值,由此會衍生兩個子類:(a).有限版本:人的生命具有一定的正面價值,作為人而活著(being alive)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生命內容過於痛苦,原則上可以蓋過擁有容器的正面價值。(b).無限版本:人的生命有無限大的價值,活著本身就是彌足珍貴的,因此,無論生活內容有多惡劣都不會蓋過擁有容器的價值。不知道哪一個立場比較貼近你?Shelly Kagan 提過自己是傾向「中性容器理論」,但有時會遊移去有限版本的「價值容器理論」。他比喻人是一個很奇妙的機械,這一個軀體剛好有能力做很多事情,譬如是去思考宇宙人生,在這個意思上面,人是比較特別的存在。但除此之外,人都是物理性質的東西,只不過是一部有人類功能的機械。或許因此,他並不接受無限版本的立場,而且他認為接受無限版本的話,「永生」將會是一個難題。當我們想像永生,其實我們在想像甚麼又過了一萬年目睹你衰老,死去,一次又一次投入輪迴像花開滿我無法涉越的彼岸— 楊佳嫻〈永生〉節錄有沒有想像過得到永生?又或者,你覺得自己所想像的永生,是不是一件好事?這樣問好像有點無聊,因為既然渴望得到,那當然會覺得是件好事。但是,有時事情是這樣的,我們以為是好事的,其實又未必。很多人都想得到永生,希望生命可以通過某個意義延續下去,基督教在這裡說是的靈魂救贖,有些人希望的則是肉體上的長生不死。但細心留意的話,我們不難發現一般人所幻想的「永生」都是伴隨著年輕貌美、健康、聰明、生活富足等等……而不是拖著一個衰老多病的身體,這些想像背後往往有很多預設。當還原事實的本面,我們就不禁要問:「一般人所想的長生不老真的好嗎?」Shelly Kagan 提到很多人都忽略了「永生」不是幾十年的事,而是一千年、一萬年,甚至是永遠。當我們意識到這點,永生很可能會是一場惡夢。他問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有甚麼事情你是願意永遠做下去,而不會感到煩厭?」他回答的時候說自己很喜歡吃巧克力,吃第一塊的時候很快樂,吃到二十塊還是很快樂,但假如要日復日、年復年一直吃下去,他說自己終會有崩潰的一天。沒有一件事情是他希望永遠做下去。這就是永生之為惡夢的原因——無論多美好事情,只要是日復日、年復年地重覆,我們也終有一天會煩厭。為甚麼人總是渴望得到「永生」? 那可能是人生太短,亦可能是人性深層的欲望,而這個欲望來自對死亡的原始恐懼。或者很多人並不真的思考過「永生」好不好,而只是希望「青春」可以長一些,讓他們可以充分享受這段(可能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人生的稀有與落寞訃聞被撕毀還可以重新刊登但我只能死一次而已像那天一樣— 羅毓嘉〈你會來我的葬禮嗎〉節錄剛才我們一直都是評價不同時段的生活內容,並嘗試將其中的苦樂互相抵消,這一種進路基本上是享樂主義式的,但 Shelly Kagan 認為這樣不能夠考慮到整體人生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s)。他以例子來解釋:假設你喜歡吃糖果和薄餅,如果這兩樣東西分開來吃,我們會覺得帶來不少快樂,享樂主義會直接將經驗疊加,繼而得出一個整體的正面價值。但是,如果將兩樣東西(糖果和薄餅)結合起來,我們就會覺得完全不搭。放在人生的脈絡上,是指這兩樣經驗結合起來的整體價值反而低了。因此,有時我們不能夠只是將經驗互相抵消,而忽略了生與死,整個人生過程之間微妙的交互作用。有人說:「死亡會令人生變得更有價值」。因為生命有完結的一天,這使得它更加稀有、珍貴,就好像鑽石的存在,有時候一樣東西稀有性會提高它的價值,在這裡,死亡就是發揮了這種作用。他令人生的每一個決定變得珍貴。但是,有時候「死亡」之於人生亦好像開玩笑一樣,就好像讓我們初嚐了人生的滋味,但又忽然拿走一切,有人認為還不如從未誕生好。因此,生至死之間的交互作用亦可能是負面的。最後,他描述了一種從高尚墜落到卑微的處境。這一種處境需要以整個人生過程來體現。他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很幸運地不是一隻蟑螂、不是一隻豬,身為人類雖然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但我們終究逃不過變成一堆白骨。這裡不是重提死亡的必然性,而是描述一種從高尚墜落到卑微的過程。對於那些擁有高尚靈魂、那些曾經富有、強大、掌有權力,那些在歷史上愈威風的人,這一種沒落就顯得愈淒涼。Shelly Kagan 說在他的腦海裡,這就好像一個落寞的國王搖身變了餐廳的侍應。以上觀點我們可能不盡同意,但不要緊,只要我們知道「死亡」的本質,以及它之於人生的地位就夠了。我想介紹這個課題也主要是為了這個目標。有時候人們倒過來說:「未知死,焉知生」,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不了解死亡是一回怎樣的事,又如何知道自己應該怎樣生存?」這正好用來說明這個課題的重要。 參考資料Shelly Kagan. (2012). Death. Yale University Press.北島〈一切〉鍾偉民〈乘車〉楊佳嫻〈永生〉(一)羅毓嘉〈你會來我的葬禮嗎〉[1]起初我對Kagan的說法不以為然,因為我覺得自己可以憑藉平均壽命、醫療水平、生活習慣……等等來做一個大致的壽命預期。只要能夠做到這點,其實無法準確預知死亡也不是大問題,反正意外發生的機會很低。但是,這種想法終究只是減輕擔憂,他提及的另一種想像可能更加徹底。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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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見歧視變得視習以為常— Lancôme 所忽略的企業倫理

前言法國化妝品牌  Lancôme 邀請何韻詩合辦小型音樂會,此舉被《環球時報》批評為「支持港毒」,及後企業發聲明表示何韻詩並非品牌的代言人,又以「安全因素」為由取消原定的合作。事件引來廣泛關注,不少人批評是政治打壓,又指責企業向強權屈服、自我審查等等……現正紛紛抵制該品牌。藝人因政治言論而被封殺已不是新鮮事,商企礙於大陸市場,往往都會向政治強權妥協,直至近年的周子瑜事件亦然。這些都不是個別事件,一直以來在演藝、新聞、教育界甚至是其他職場,人們表述政治言論的自由都被限制,承受著不友善的工作環境。這些歧視和限制是我們需要嚴正關注的,不能夠習以為常。這次事件引來群眾的情緒反彈,這多少反映了人們對企業的道德要求。但是,究竟商企沒有作政治抵抗的責任?,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同類事件?對此,我認為商企雖然沒有作政治抵抗的責任,但  Lancôme 在這件事上還多少應受到責備。一、Lancôme 忽略了的企業倫理很多人批評  Lancôme 過分自我審查,當企業被《環時》點名批評後就立即劃清界線,此舉引來群眾極大的情緒反彈,紛紛指責企業向強權屈服,其自我審查助長中共霸權,正如何韻詩在聲明裡提到:「但你必須記住,你的選擇影響著整個社會,一間公司商業上畏縮而過份自我審查的決定,牽動了一整個社群的恐懼,助長了另一個極權的橫蠻。這真是我們想要的社會嗎?企業除了有營利追求,也有道德責任。」在何的聲明裡有兩種批評:第一是指責企業因為過分畏縮,損害了她的工作權利:人們會說,Lancôme 作為一間大企業,其實是有能力消極對待中共政府,在這裡,有能力的意思不是指企業不會損失,而是它能承受這種損失有餘,不會對其公司造成結構性的影響。當然,抱持這個立場的人傾向損失不大,他們會說早前國內有大規模的反日示威,但過後日貨依然暢銷。第二是此舉釀成不良的後果:至少有人會想,若果連  Lancôme 這種國際知名的大企業都屈服於中共的威脅,一般小商企就更難、更無力與霸權抗衡,這會使得中共更加恣無忌憚,愈趨使用這種手段來向異見者施壓。然而,站在  Lancôme 的立場,他們能回應說:企業沒有作政治抵抗的責任(尤其是商企,而不是社企、政治組織)。企業倫理是規範著企業要尊重國際人權,消除強迫勞動,消除童工,以及種種就職上的歧視,還有,給予工人合理的勞動回報、保障其有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權利等等……。對於這些責任,我們可以訴諸人權理論、可以訴諸勞力價值、可以訴諸不同理論來說明。但是,我們找不到政治抵抗,除非它本身是某企業(或組織)的綱領,否則很難說商企有這種責任。此外,Lancôme 其實有權利取消這個音樂會,正如其他商業上的合作,人們都可以因為種種理由而卻步,只要善後的補償做足就行了(除非有甚麼合約限制)。以上的回應說明了兩點:第一、就算商企不作政治抵抗,亦不是道德上的缺失;第二、企業有權取消這次活動,只要承擔補償就行。然而,以上的回應仍未能正視批評,因為:第一、單從企業沒有政治抵抗的責任,以及企業有權取消合作,這兩點未能回應企業因為過分自我審查而損害了他人工作權利的缺失。也就是說,就算企業沒有政治抵抗的責任,都不代表可以輕易損害他人的工作權利。第二、這也不能避免釀成不良後果(如有),即批評它助長中共霸權,使其愈趨使用這種手段來向異見者施壓。假如不接受以上的回應,站在  Lancôme 的立場仍可訴諸責任歸屬的問題,有人會說導致藝人失去了工作機會的始作俑者不是  Lancôme,而是中共政府。這點我也同意,但我後來思過,如果說  Lancôme 在這件事上並不是自主的,因此一切的道德責任都應該落在中共頭上。這種說法就要面兩個困難:第一、「不自主」常是減輕道德責任的理由,但未必是充分的理由,在同類的事件上,我們可能要面對不一致。試想:假設現在不是企業取消音樂會,而是企業拒絕提供某些服務給何韻詩,譬如是互網絡(使她無法使用社交網站、間接限制她的言論自由)、又或者是交通、更甚至是食物和水。在這裡,假設企業都是受政治壓力才行事,我們會否認為它們丁點兒的道德缺失都沒有?我認為Lancôme的情況類似,雖然它承受著一定的政治壓力,但同時因為這個決定而損害了他人的工作機會,未必可以完全擺脫責任。其二、我們很多時還要看「不自主」到甚麼程度,因為「自主」不是種一刀切或有或無的東西。如果因為企業過分自我審查而損害他人的權利,它就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也就是說,假如它根本不是完全失去自主,而只是因為種種利益考慮而取消,我們不會認為這樣可以凌駕一些重要權利。有時人們批評警察打壓抗爭者如是,警察並非完全不自主,因為命令往往是可以消極地執行,但沒有這樣做。所以說,不自主不是一塊免死金牌,要視乎  Lancôme 承受著多大壓力。就目前所見,同樣被點名的另一企業強生及旗下品牌「李斯德林」都沒有因為《環時》的批評就劃清界線,相信他們能採取一個消極的態度,這反而顯得  Lancôme 是過分怕事的表現。另一方面,Lancôme 的決定的確導致邀請何韻詩代言的公司陷入麻煩,尤其鬧到這麼大,其他公司不作回應便會被標籤為「支持港獨」。此外,雖然在  Lancôme 的公關災難之後企業都不敢輕言割席,但我相信,企業日後為免承擔政治風險,它們盡量不會與這類藝人合作,它們將會選擇回避他們。從客觀效果上來看,其實情況沒有變好。至此,我傾向認為  Lancôme 是過分畏縮的,它沒有國際企業應有的姿態。雖然企業受到中共施壓,那些單方面的決定都不是自主,但不代表能夠輕易可以損害他人的工作機會,為此它應受到斥責。二、藝人、商企、政治抵抗、合理期望Lancôme 風波還讓我想早前的「周子瑜國旗事件」:當時藝人黃安批評周子瑜在節目高舉中華民國國旗,並指控她為臺獨份子。JYP娛樂公司為此安排周子瑜公開道歉,最後周聲明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此事同樣引來極大的迴響、同樣是商企屈服於政治壓力的一例。從這個事例,我們都可以看到即使商企沒有政治抵抗的責任,但亦不能夠因此而侵害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其實還有其他理由可規範商企。不過,我們有時會遇到一種辯解,這種辯解訴諸我們的對企業(或藝人)的要求不是一個「合理期望」。舉例來說,譬如100毛一直靠著政治上的諷刺、惡搞而深受歡迎,假如它一直都是有心塑造政治上不合作的形象,並且通過這個形象而獲利;在這個時候,大家至少有一個默契,那就是這個企業不會成為政府打手、不會替政府宣傳和開脫,這是一種對企業的「合理期望」。如果100毛最後有違這個期望,我們會更強烈地批評它背叛、投共、甚至是欺騙。反之,如果企業(或藝人)不是以某個形象做保證,我們對它的要求就未必是一個合理期望,譬如我們不會因為100毛與明星合作就杯葛它,要求它們沒有這種合作不是一個「合理期望」。再舉一例說明,其實早在09的時候,藝人夏韶聲接受民建聯的邀請,為慶祝國慶60周年而舉辦的「紅色搖滾音樂會」演唱新曲《大國崛起》。此後,夏就被批評投共、偽搖滾。當時大家都表示不再支持他,人們討厭它的程度猶過於其他投共歌手。這固然是因為支持者認為夏辜負了他們的期望,而支持者有這種期望,可能是因為夏過去唱過一首八九民運歌曲《媽媽我沒有做錯》,大家都耳熟能詳。至於,這個期望合不合理,其實要視乎夏過去是不是有心塑造民主鬥士或抗爭者的形象,並從中獲利,還是根本一路以來都是商業歌手。大家可以自行判斷,我不太清楚,因為不是我的年代了(笑)。以上舉這些例子純粹是想說明「合理期望」在這些討論的位置。在這裡,我們要注意對  Lancôme 的批評不是來自特殊的期望,而是一般企業都應該遵守的規範。結語其實我希望這次  Lancôme 的風波能夠讓大家想清楚對商企有怎樣的期望,而期望他們參與政治抵抗是不是合理?如果認為它有其他過失,要怎樣描述這種錯誤?背後有甚麼理由?而我們是不是能夠在眾多同類事件保持一致?除此之外,很多人因為今次事件而抵制相關的產品,如果可以,我會希望大家能夠保持關注社會上對政見的歧視,因為它確實令很多人失去公平的工作機會,尤以娛樂、演藝和新聞界最嚴重。最後,早前事件一浮面,我留意到有網友上傳了一張品牌的關係圖,上面顯示大部分品牌都隸屬於幾個大企業,這些跨國企業未曾停止過剝削,它們如何運作,如何構成對其他國家或工人的壓迫,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關心的問題。參考資料 LANCÔME再發聲明 取消與何韻詩合辦音樂會 何韻詩與周子瑜 Lancôme受壓取消音樂會 何韻詩:助長極權、外媒關注、網民罷買 【短片:Lancôme風波】專櫃重開 內地客不知同胞抵制:怎麼辦,我買了呀 環球時報評 Lancôme 事件:想從內地市場獲益,就別做危害國家利益的事 堂前燕:別讓八婆做公關 HOCC Facebook Post Lancôme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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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學生,我支持建設民主中國——悼念六四的回應

前言繼五一聲明後,各大學生會對悼念六四的立場成為焦點。幾位學生會會長都表明不會出席維園晚會,主要因為不滿支聯會的愛國定位、認為維園晚會行禮如儀、以及「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與年輕人的本土身份認同不相容等等……這些(檯面上的)理由構成了他們的共同立場。對這個轉變,有學者選擇重塑悼念六四的意義,有人論述本土派的矛盾,亦有編委會的小風波引開了大家注意,使得學生的理由未得處理。有人會用簡單的二元框架來理解這次爭論(比如說世代之爭、傳統泛民對年輕一代),如果是分析現象我不反對;但用以支持各大院校,則我認為不好。因為這種做法往往令公共討論變得十分貧乏、人們將會漠視理由,遇到反駁時就退守框架。政治若停留在這個層面,我們將無法重視理據。我也不希望人們常把「年輕人」的名義掛在嘴邊,因為年輕人很多元,至少我不想被代表,所以寫這篇回應,為自己相信的立場辯護。第一部分:回應對「建設民主中國」的批評有人批評「建設民主中國」與持有本土身份認同的年輕人不相容,這種批評通常基於以下理由:1. 香港人沒有建設民主中國的義務!2. 不是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3. 中國有民主香港就倒楣了!(民主中國有害論)4. 香港人尚且自顧不暇,如何支持中國民主?5. 空喊口號一、香港人沒有建設民主中國的義務!這種批評不是針對綱領本身,而是看待綱領的方式。問題在沒有人會主張港人有義務建設民主中國。人們不滿的原由是因為他們將綱領看成規範所有香港人(無論你自不自願),因此有人提出這項綱領,就認為衝突了香港人的選擇自由,但沒有這回事。另外,批評者往往忽略了本來就沒有政治抗爭是義務(包括本地的政治抗爭)。所以,持這一種批評往往都會反噬自己,因為沒有誰能夠證明自己的政治抗爭是所有香港人都要承擔。最後,要怎樣看待綱領,那的確是參與者的自由,我一直認為參與晚會的人,無論是人道主義抑或是大中華,他們都可以有自己看待這項綱領的方式,不到主辦單位說了算,所以,我認為這種批評站不住腳。二、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孫曉嵐:「要摒棄『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想法,才能在討論前途問題時有更多選項、在香港民主進程所推進。而我是擔憂支持支聯會會將這種思維繼續深化,2047將香港送上絕路。」孫回應的是一種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常見的現實判斷。但我跟她的看法不同,一來我不認為支聯會有能力在晚會深化這種思維,繼而在2047將香港送上絕路。這種批評誇大了晚會的影響力,如果晚會影響真的那麼深,香港不可能有本土派。二來,我們很容易忽略兩點:第一、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不一定接受這種政治判斷,它不是綱領的內涵。第二、支持這項綱領也不是要在「本地民主」和「中國民主」之間做優先抉擇,這是假兩難。當然,有人擔心綱領蘊涵具體的行動規範,令人無暇支持香港民主。我不同意,因為個人要怎樣看待綱領,在接受這項綱領之後付出多少,是個人的選擇;而擔心香港人在支持中國民主上付出很多,我實在摸不著頭腦,香港人一直都被批評政治冷感,莫說大陸的民主,連香港的民主都不關心,怎可能有這種扣連?老實說,我不介意有悼念者是出於好奇和趁熱鬧,因為我真心認為一個公民社會需要有低門檻的途徑。任何人都會經歷初心者的階段,有些人進步得快、有些人一輩子停留在那個階段,不能夠付出更多,但我們是不是要拒絕這些參與呢?我的答案是:否。三、民主中國有害論有人認為在中共統治之下,中國人自私性格已深入骨髓,即使中國有民主制度,多數中國人仍然會支持各種對港的「殖民」、「侵害」的政策,屆時形成多數人暴政。例如雙非孕婦、奶粉等問題會重臨。我不接受這種說法。主要是因為「民主中國有害論」對民主的理解是狹隘的,民主化並不是說將一人一票制度套在大陸,也不是行簡單的多數決。民主制度是要有完善憲法保障、制度權衡,亦包括促使公民認識自身的權利和責任,並接受一些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價值,保障既有文化、尊重少數。這種將「建設民主中國」理解為追求簡單的多數決、無完善制度權衡和憲法保障,不是我們的目標。另外,這次爭拗多少看到追求「民主」的人到底持一種怎樣的理念,是不是有利自身才追求,當發現沒好處就棄之如敝屣;還是真的明白民主制度的道德基礎?我知道有些本土派持自利原則,但我不明白是否中國大陸維持獨裁,大家所擔憂的高鐵超支、普教中、新移民、梁振英就會不存在(又或者比現時更好)?還有一點很可悲的:以前很多人笑建制派對民主毫無認識,一人一票就以為「普及而平等」,但原來大家都好不了多少。假設陳雲的說法成立,即中國民主化失敗(即不是民主中國),屆時人民以多欺少、要求開放中港邊界,按某些人的說法,就是大陸人全面入侵香港。然而,這會影響學生會的立場嗎?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不是要「包生仔」,否則我們無法支持任何地方的民主(先問自己對外有多少認識,是否能預測未來局面)。當然,我不是說現實問題不重要,事實上,香港要怎樣在大國博弈之下,一方面保存自身優勢,另一方面輸出法治和文化價值,這從來都是難題。同樣地,中國要走怎樣的民主化,怎樣走民主化,以及民主化後會導致怎樣的社會安排和國際定位,是更大的難題,我自問沒有一套完整的想法。但正如剛才所說,學生不是要做預言家,在這裡我們不是肯定一個失敗的局面,而是理念本身,我們只需要肯定一點:「民主制度是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目標」,所以我們支持,對中國如是。四、 「香港人尚且自顧不暇,如何支持中國民主?」與「空喊口號」一同回應這種說法訴諸現實上的限制,即是說民主中國不是港人妄加一腳可成事,既然如此,倒不如守住本土。但是,這種說法忽略了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一個最低門檻的意思,那就是支持「民主中國是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目標,並鼓勵人們追求。」其次,正如剛才所說:一個人要怎樣看待綱領,在接受綱領之後付出多少,這是他的個人選擇,沒有人規定要付出多少。此外「港人自顧不暇,倒不如先守住本土」只能夠說服政見相同的人,因為人們可以不同意背後的預設,並主張:1. 無暇支持中國民主不是一個事實2. 支持民主中國不會與民主香港有衝突3. 守住本土也不是義務,但不支援明顯的困難有違人道,而且關懷中國不是道德上的惡4. 具體的支援根本沒有分得那麼細,如果劃分哪種是本土,哪種不是?有人會不滿意這回應,他們會說建設民主中國難於登天,無論你付出多少,都不可能成事。遇到這種批評,不妨反問自己會不會因為政治目標太難實現就放棄?事實上任何綱領都帶點理想主義,如果因為現實的限制而取消某些綱領(又或者放棄支持),香港的政治組織幾乎無一倖免,譬如說要:打倒資本主義、地產霸權、落實真普選、結束一黨專政;當然還有香港建國、全民制憲。我個人從來都不會用無法成事來取笑這些目標,因為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從來都是要花數十年,甚至不止的心力,以為一朝一夕,只不過是活在童話世界。至此,有人會主張港人只是聲援,但否定支聯會投放資源去建設民主中國。這個批評頗奇怪的,因為那本來就是支聯會的綱領,他們對中國有特殊關懷有甚麼問題?我們不妨反問自己會否因為醫療不足,而去質疑「無國界醫生」不將港人醫生、不將這些資源用回本土?會不會去杯葛紅十字會,抑或批評樂施會將這麼珍貴的本土資源用在他國?我們都可以說:「香港人尚且自顧不暇,如何支持非洲的小朋友?」我認為,如果一個人、一個組織是考慮過後決定投放關懷在中國民主,而且這個目標是美德,我們就應該尊重。第二部分、回應對「平反六四」的批評「平反」一詞持續爭拗了好幾年,有些人不同意「平反六四」的綱領,是指它肯定了中共一黨專政獨裁政權之合法性及正統性,又或者,批評這綱領假設了國家是絕對正確的,它有道德權威判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網友曾經留言說過,從中共歷次在政治運動來看:「平反」是指將階級敵人的定性改正過來,讓他們得以昭雪。知名評論人鄭立亦曾反問道:「既然受害者沒有犯罪,那為何要追求『平反』受害者?除非我們承認加害者(中共)有這樣的權力,我們為何要承認這樣的權力?」基於以上理由,人們反對「平反」這個字眼。但我覺得人們往往混淆了:承認有沒有權力(power)是一個事實判斷,而不是道德肯定。如果要求中共改正對一個事件的「定性」,那就是假設了國家是絕對正確的、有道德權威。我不同意。因為要求「平反」最多只是承認政權在政治上擁有強制力量(power),譬如說中共有能力竄改歷史、修改教課書、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以整個權力機關對付它。就算現時在大陸,中共亦有能力將維權運動定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且是合法的),這些定性會通過中共的權力機關和媒體控制,影響人民對事件的理解。以上都是純粹描述性質的(包括合法方面),它是指中共在政治上有強制力量的意思。就算我們不承認,亦不會改變中共有權力的事實,而承認他們有這個權力,也絕不等同說這些行為有任何「正當」可言,人們有時混淆了「權利」(right)這個概念,後者承認它才有道德上的肯定。所以,要求政權改正對一個事件不公允的「定性」,不是指道德對錯(或道德價值)由政權所賦予,而是通過政權公開承認它的錯誤,還原事實的本面,這樣除了還逝者一個公道,還可以令民運人士免於禁足、恢復自由。再者,要求「平反六四」並不代表一定要由中共平反,可以中共倒台了,由另一個政團執政去平反。最後,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如果有人如此敏感的話,為甚麼不同政黨在中共統治下的香港去參選立法會、交稅、守法等等……我們又不會覺得肯定了「港共政權的合法性及正統性?」接受那些批評可能會面對很多不一致的立場,我不認為站得住腳。第三部分:回應對支聯會的批評1.  支聯會創會時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為定位2.  支聯會多年來不敢公開支持西藏、新疆獨立3. 支聯會侮辱丁子霖一、支聯會創會時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為定位有人批評支聯會帶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我未必反對這種描述。但我會說支聯會有特殊的歷史淵源,創會之時的確是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為定位,而「建設民主中國」亦是當年學生的遺志。不過,這些綱領必須堅持,因為一旦取消,那就等同於拋棄當年學生的遺志,改變了當初薪火相傳的內涵。雖然不少大學生(包括我)都是不愛國的,但正如不應該否定對本土的情懷,我認為學生會亦不應該因為晚會帶有愛國情懷就否定,愛國不是一種道德上的惡,除非支聯會在晚會散播排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否則沒理由否定這種價值,以及任何自主選擇愛國的人。另一方面,對愛國的質疑忽視了晚會是自願性質的,就算有這種渲染,它都不是一種強迫參與。在這裡,如果我們退守說學生會沒有這個參與的代表性,那我亦很懷疑:「否定建設民主中國」、「否定六四之於年輕一代的意義」、「批評支聯會散播國族主義」是不是真的有代表性?如何解釋八九後出生而參與晚會的年輕人愈來愈多,甚至比例超過上一代?二、支聯會多年來不敢公開支持西藏、新疆獨立有人說支聯會從來不敢公開支持藏獨,但我認為:支聯會承繼的是八九民運的精神、它的綱領是該組織的目標,沒有必要其他議題上持有一個具體的立場(例如是支持獨立)。但就算支聯會公開表明在西藏、新疆的取態,我們都知道仍會面對支不支持港獨、是不是否定本土意識等質疑。支聯會答得第一次,就不可能不答第二次,沒完沒了,我傾可以憑常識來判斷的立場(支持有自決的權利),就沒有必要回應。也就是說,支聯會不可能否定人民的自決權(這是一項集體人權),但是支持人民擁有自決權並不是要支持獨立(因為獨立是一個具體取態,支不支持有很多考量因素)。自決的基本理念是擺脫外部的壓迫和干擾,讓人民可以自由決定其生活方式、政治地位、以及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在這個理念下至少有幾個選項:1.要求某種程度上的自治2.與原國家組建聯邦3.從原國家獨立在這裡,獨立只是其中一個選項。如果真的尊重人民的決定,應該說支持他們有自決的權利,而不是一早斷定某個具體立場,這樣反而不尊重自決。其實,李卓人公開說過參與晚會不代表支持支聯會,希望大家區分這點,只是沒有人理他;副主席鄒幸彤亦說過:「國家界限並不重要,形容一個地方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廢話』,不同地方分分合合是歷史發展中常見。」這樣會否減輕支聯會的保守印象,待人們自行判斷。三、支聯會侮辱丁子霖有人批評支聯會對丁子霖的態度惡劣,徐漢光罵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絕對是支聯會的過失,無可辯解。但因此杯葛維園的人可考慮以下幾點:1.支聯會曾再三向丁子霖道歉。2.這個過失是否嚴重到杯葛晚會? 3.我們應否視不參與晚會為一個「懲罰」支聯會的手段?4.如果你是因為徐漢光侮辱丁子霖而杯葛支聯會,我希望你在立場上能夠一致,一旦持這種標準,就要一致地對待所有不同單位的侮辱言論。其實我無意為支聯會辯護,亦覺得他們為了重奪對「愛國」解釋而用作口號是極度愚蠢的決定,但愚蠢歸愚蠢,有些批評可以商榷,我不想立即退到:「沒有所謂,參不參與是個人自由。」否則就失去討論空間,以後大家只會直接接受批評。四、補充一點:為何悼念要以儀式進行?立場報導: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指,雖然他認為悼念沒問題,但11大專院校舉辦的論壇不會以悼念為焦點,他認為悼念是唯心,沒必要以儀式進行。同學說悼念是「唯心」的意思可能是指:「悼念的道德價值在於內在,而不是展現的形式,所以一個人只要有心(心存敬意)就可以。」根據這一個理由,他們認為儀式是沒有必要的(相對於悼念的道德價值來說),這點我不反對。但是,對於展現一個十萬人的集體意志,悼念儀式就顯得必要。因為要一個大型群體合力參與一套硬性的儀式本身就很困難,而最終完成指定的具體行為,這最能夠展現所有參與者強烈的共同意志、情感、目標和團結精神。忽略這點,就會看不到儀式之於一個大型活動的意義。其實所有典禮,例如:閱兵、就職宣誓、婚禮甚至是葬禮,它們的儀式都有這種意義。我們有時會說,就好像婚姻,只要兩個人相愛,其實行不行婚禮都一樣。要是這樣,為甚麼仍會有人希望行婚姻?這是因為通過這些儀式,他們所下的不是一個平日可做的承諾,這些儀式展現他們的承諾是莊嚴的,並由此得到公開的祝福和尊重。結語最後,我想說文章可能有不盡完善的地方,在完成初稿之後,亦因篇幅過長略去了很多枝節的回應。其實以上列點是可以進一步質疑的,但太深入會長篇大論,希望其中一點能回應到同學心中的疑惑。最近人人都說年輕人的想法不同了,要聽他們的聲音,但真正能夠發聲的都是傳播最快的意見領袖。在下人微言輕,但不想被代表,希望以這篇文章為自己相信的立場辯護。參考資料一、聯校六四論壇活動宣言二、有關悼念六四的幾點散亂看法三、中大學生會會長批六四集會儀式僵化 平反六四非港人責任四、六四與香港人的道義責任與政治醒覺五、【概觀民主黨.想中國 3】反共是一場誤會六、哭泣聲絕無意義——也談六四悼念七、鄭立facebook帖文 六四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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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不獲續約一事:我們需要知道信仰著怎樣的自由

最近就陳雲不獲校方續約的一些想法。我知道這個時候提對他的質疑一定不討好,亦會得罪一些朋友,但我不想有甚麼避忌。其實陳雲是不是被政治打壓,是要先等校方公開回覆才能判斷。無論陳雲是否真的過不到學術評審,客觀上又是否有充分的理由都好,假如校方最後給予的理由是不充分,那就可以質疑是政治打壓。因為可以看得出他們純粹是找藉口,而其實沒有理由不續合約,但要看看他們如何解話,我們沒辦法現在判斷。上次我提過校方嚴格來說沒有懲罰陳雲(不是解僱),如果陳雲是因為沒達到學術評審而不獲續約,那麼這個理由未必不合理,因為它是所有教職員都要達到的要求,我們最多可以質疑現時的學術制度,使得教授往往都要困在象牙塔造論文。但是,我亦提過就算是學術評審不過,那亦可能存在差別對待。假如情況是還有其他教職員同樣不達要求,卻只有陳雲不獲續約。以上是針對這件事的一些常識性的看法,但如果只是停留在這個層面,那亦沒有甚麼意思。因此,我想假設陳雲是能過學術評審,而校方又是以歧視仇恨言論為理由而拒絕續約,然後說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認為這裡一定會牽涉幾個重要問題,包括是言論自由的界線(包不包括保障歧視仇恨言論)、校方有沒有權力因此而懲罰陳雲,以及應不應該這樣做(以警告、解僱、或不續合約的方式)。我知道有不少人,包括我以前,都是認為校方上次發恐嚇信會帶來很多不好的後果,譬如是寒蟬效應,教師往後都要留意自己在 fbk 的言論,有可能會被校方監視和作證,而最擔心的也是一旦有懲罰的先例開了,往後校方便會濫用這些機制,最近嶺南同學因為圍堵會議而被傳召紀律聆訊,也有同樣的問題。然而,以上都是對校方意圖和預期後果的猜測,假如不作這些猜測的話,就要回去問不續合約本身有沒有問題。以前我也聽過有些歐美例子是因為教職員的歧視言論而被校方懲罰(不是政府),但卻只是聽講,實際上的情況並不清楚。但無論如何,這些做法都要訴諸理由,不會因為是歐美的做法而合理。而且,通常我們會覺得假如社會上沒有相關的規例或法律,那麼校方亦沒有權力、也不應該懲罰教職員,除非這種懲罰是在機制內容許,否則就超越了學校的角色,它不是政府,不可能自己執法。當然,校方有可能說是基於校譽的考慮,但單純以這個理由也于理不合,因為它把學校看得好像商業機構一樣,只是照顧形象,完全不用考慮有沒有公共理由。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到底校方有沒有一些公共理由而拒絕續約。但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就要先問「歧視仇恨言論應不應該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過去我也曾在論壇上質問過鄭國漢,當時我是認為校方不應該因此而懲罰陳雲,當中除了是對校方的猜忌,同時也有言論自由的考慮。以前我是比較傾向包括歧視仇恨言論,要詳細說當中的理由可能會比較複雜,因為它牽涉到怎樣為之對「平等尊重」的最好理解。有些哲學家覺得,無論一個人所偏好的價值觀念或言論是怎樣,只要我們尊重他有道德責任能力,那就沒有理由限制他的任何言論,即便這些言論充滿著冒犯、歧視甚至是仇恨,也都是不應該管制的,因為那些管制會限制他人的個人自主、蔑視他人對其人生信念的追求,因此是不正當的。但受到近年一些右翼發展的現象影響。現在我的想法有些改變了,我開始覺得不能夠不考慮實質的經驗和價值取捨,陳雲在 fbk 的確有一定的公共影響力,而現實上也不可能避免這些言論造成對其他被仇恨群體的壓迫,使得他們在社會上受到不合理的差別對待,不能夠平等地追求自己的人生,而極端的仇恨言論亦往往會侵害了被仇恨的群體成員的基本尊嚴,這些都是近年實實在在可見的現象,同時是現實上難以平衡的困難。而現在,我會更加傾向於歐美的做法,雖然一方面會擔心否促成校方濫權、但同時又要顧慮右翼捆綁和利用著一些價值原則而散播歧視仇恨言論,這往往在現實上都會產生一些困局,有時會使得人們難以決斷,但正正亦是最需要判斷力的時候。最近我亦看了不少評論,但我不同意有些人只是考慮意圖,我當然不相信校方完全沒有政治意圖,但問題是如果僅僅有意圖都算是政治打壓,那根本不可能冇政治打壓。校方總是有這些意圖,誰會不知?問題是這會使得無論最後校方公開甚麼,陳雲又能不能夠過到評審、歧視言論是不是應該被考慮,我們通通都不用理會。只要是對著這些政治人物,無論校方做甚麼都是政治打壓,我們都不理會意圖外是不是有其他充分理由。又如果最後是以歧視言論拒絕續約,我也知道有些人會認為是政治打壓,但這視乎我們會否視「散播歧視仇恨言論」也是屬於「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迫害他」。有些人是這樣描述,但老實說,這個描述非常之輕,也太便宜了,如果接受的話,基本上就不可能拒續合約,因為教職員當然有選擇政治立場的自由,怎可能否定這種自由。而同時,如果人們真的這麼想的話,也自然會認為其他人都是雙重標準的契弟,因為同樣是升遷續約委任,但邵家臻有人撐,而陳雲就沒。但是在這件事上,假如最後陳雲是以歧視言論而被拒絕續約,我不同意只是考慮校方的意圖,而不獨立地看看有沒有充分理據和差別對待;同時,基於以上的理由,我亦不同意把這件事作類比來批評雙重標準。但如果人們真的這樣想,以上就可能是我們的分歧。最後我想說,因為陳雲這件事,最近無論左右都立即有很多人出來說「教職員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受到侵害。」但其實大家根本就沒想過到底這些自由的內涵應該是怎樣,以及保障著甚麼言論。我們連陳雲是因為甚麼理由來被拒續約也不知,亦不知道到底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是不是可以保障他,這種時候訴諸這些價值,只是反映我們的魯莽和愚昧。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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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香港既工會冇乜起色?

最近和朋友傾過一些工會的話題。在香港,很少人真正落地做過工會組織,也不知道實際操作上的難處。但一般人都會覺得香港工會好像無甚起色,數來數去的抗爭行動還是紮鐵和碼頭工運,到底為甚麼?這個問題必須思考。如果我們還希望擴大工會組織,長遠實現大型罷工。我們就不能夠單靠高呼政治口號而平日疏於組織,因為政治動員要有外在條件配合,除非遇上經濟崩潰,抑或「六四」等社會廣泛同情的大事,否則動員力很有限。而就我所知,如果無法投入大量人力組織十年廿年,一些大型罷工幾乎不可能成事。這個判斷如何得出可以慢慢說,但關鍵還是錢和人力,現時遠遠不夠。香港工會的積弱,除了錢和人力,背後還有一連串因素。自七十年代傳統工業日漸式微,工會組織的基本盤就下降。加上生產線不集中,不能夠好像以前一間一間工廠組織。此外在「散工化」的趨勢下,不同行業愈來愈多短期合約和服務外判,工人亦被迫在不同行業之間游離,根本就做不長。如此一來,職業流動性大,更使得組織困難。最嚴重的問題是,香港工人的階級意識薄弱,也十分討厭介入工會、政黨這些「利益集團」。這種「政治懷疑」在香港很普遍,卻很不利於做聯合抗爭,因為它會對組織不信任,只有無路可走的時候才合作。有人會把參與偏低的責任歸究工人,也不對,因為工會本身的角色亦在減弱,逐漸被不同的社區福利取代。以前勞工沒有保障,有事一定要找工會,但現時遇上工傷、拖糧、甚至是無理解僱等,還可以去找勞工處、區議員、甚至是立法會議員幫忙,再不然就向社署申請緊急援助,何需工會?今時今日不少人加入工會是為了享受福利,大部分不具政治意識,也不會願意提高會費。這成因有部分來自工會轉型,在社會穩定後不再行鬥爭路線,轉而開辦各式各樣的興趣班聚人(e.g.太極班),同時作為部分收入來源。撇開親共的政治立場不說,單講工會組織,工聯會就是一個從鬥爭型工會逐漸變成街坊俱樂部的例子。這轉變有好有不好,好的是順著大環境轉變,工會能夠入到社區,壞的是失去了抗爭意識。除了工聯會,香港另一個較大型的工會集團就是職工盟,但比起前者,職工盟的勢弱可以從它的成員人數看到。從2014年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可見,扣除屬會教協的9萬人,職工盟旗下眾多屬會合起來才不過4萬人左右,比教協還要少;而工聯會的成員人數卻達40萬!(當然是受大水喉照顧的效果)。觀乎往績,職工盟的動員力確很實有限(教協保守傾向更不用說),這不是想責怪他們,而是想說明以目前的資源和人手幾乎沒有擴大工會組織的可能,這不能夠單靠講兩句「凝聚更多工人積極支持」就解決到,它是一個實際的問題,除非突然有大量的人力財力投入,然後順著年輕工人增加並重新組織他們,否則實在艱難。當然工人行內本身也有問題,譬如很講年資輩份,一旦資方收編了判頭而他們又是工會理事,基本上任務就是安撫工人,減少衝突。說白一點,在工人參與度低的情況下,缺乏監察,大部分成員只是「紙面成員」,理事會只是圍爐互選,被資方收編一點也不出奇,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工人的參與,長遠來說也是容易被資方把持,根本無法構成反抗力量。工會組織也沒有一勞永逸,因為資方破壞工運和組織的手段可謂五花八門。包括職業零散化、聘請臨時工,找退休工人填保空缺、高薪引誘並分化工人,大家回顧一些工運的操作就知道。此外,工人階級意識不高也是問題,在聘請外勞的爭議上,當本地工人也排斥南亞裔工人,資方又可以順勢壓低南亞裔工人的工資,這又成為資方向本地工人講價的理由。結果造成同一地盤的工人雙雙降價和分化,無法團結來抗爭。說了這些,其實不是想撥冷水,而是想說如果有心人想組織工會,至少要了解現在有甚麼困難,才能著手解決問題,以及要有砍掉重練的決心。千萬不要視爭取「最高工時」和「集體談判權」為一個最終目標(許多泛民只是將目光放到這裡),最終目標必定是打倒地產霸權,讓工人的力量在政治場上發揮。但是要怎樣做,我沒有好建議,最好就有大水喉,或者突然有大量人力,否則唯有將資源投放在組織,砍掉所有無關的事項,藉著近年年輕工人增加的趨勢去組織他們。提醒自己不能夠著眼在各種聯誼活動,以為聯絡夠多就會成為戰友,其實那些小恩小惠就算能夠聚集人群,最終還是不會加入陣線,寧願尋找有潛質的工人,集中做單對單來往,由此去積少成多還好。這條路注定艱辛,但組織團體並無捷徑,只能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去行。 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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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高等教育政策要往何處去?

今天是聯招結果公佈的日子,無論學生是否如願以償,或者都會擔心畢業後的前景。最近香港時不時就有學生或畢業生因為擔憂前景而自殺的事件,也有調查指出大專或以上畢業生的起薪點下跌。這不禁讓我們反思現時的社會和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不少人批評政府開設的資助學位不足,使得人們大學夢碎,被迫投身社會或負擔自資學位,又有人指大專教育畢業或以上人士不斷增加,會拉底高等教育的平均回報(薪酬);這裡好像有個矛盾,似乎兩者必定要取其一。如果從教育的目的本身出發,我想大家都會同意,一個社會的政府是有責任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潛能得以充分發展,使其生命完整,不論身份和貧富地站在相對接近的起跑線上追求個人的目標,故這也令教育作為一種社會基本的善,規範著政府應該提供義務教育,而義務教育也因此具備強制、普遍和免費三種要素。就如《世界人權宣言》裡所說:「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如此。」那麼,問題是大學教育屬不屬於這些「基本的義務教育」?我想在許多的界定上都認為不算(故政府亦無義務要增設),雖然我個人認為,這其實還要視乎專上教育之前的中小教育在多大程度上能達到這些目的。但姑且不論這點,假定中小教育已經在基礎上能夠達到這些目的,那麼問題就是政府應該投放多少資源在大學教育上,又或者說,政府在這個基礎上應該開設多少資助的大學學位?這其實是很深的社經問題,據我所知,就鄰近的地區來說,台灣和新加坡的做法已經很不同,前者是走將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路,而後者則是走高等教育精英化的路。當然,這兩條路可能基於的目標不同,前者可能是想通過高等教育,普遍地提升公民的質素,而後者則可能是更有效地運用社會資源的方式,將高等教育的資源集中在需求它的人身上。本來香港走的明顯是高等教育精英化的路,這種政策未必有本質上的問題,只要政府能夠在基礎教育上做得好,同時令教育水平較低者不會因此而嚴重影響生活或求職就好。但問題就正正是,香港政府兩樣都做不好。基礎教育不用說,我們的教育往往被垢病為不鼓勵獨立思考的、更令學生成為考試機器。而更大的問題是,由於各種各樣自資的專上學位增加,政府又欠缺監管,本來香港走高等教育精英化的路,卻一時增加了大量專上資歷,使其既達不到社會資源更有效使用的目的,同時又令市場出現擁擠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將教育水平低者的薪金拉底,以及降低整體的教育回報。結果,問題就是既達不到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好處,同時又承擔著學歷通脹的影響。(當然,因為更複雜的因素:例如是人口老化,部分技術勞工如建築業因為就業人口不足令薪酬上升,但這仍只是局限在某些職業。)而目前這正正構成了某種的強迫,強迫人們去追求他不意願和工作上不必須的資歷。因為基本資歷要求改變了,除非你想去做地盤,否則都很難逃避較高的學歷。但這明顯是有違教育目的,本來我們希望教育作為一種基本善,使人通過之後可以更平等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但現時因為必須對學歷的追求,使得大部分人肩負巨大的學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令年青人的自由受到財政上的束縛,無法追求自己的目標和發揮潛能。到最後一句,要麼政府就真的盡力監管自資學位的開設和質素,要麼就索性令高等教育普及化,同時減少學費的負擔,使得人們不用受制於目前的情況,否則繼續下去就只會令社會不斷負上巨大的成本。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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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課綱」一事帶出對歷史教育的反思

昨晚知道台灣的事況發展至此,多半會讓人想起數前年香港反國教的經歷,當時有些論點說:「不是說不能夠有國民教育科,而是國民教育科必須奠基於史實,公正客觀地作出評價,而非為政治目的服務。」然而,當時增設這科卻很有理由相信是政府單方面希望灌輸學生某些觀念,從而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譬如從教育局提供的教材可以看到,裡面有不少對國家單方面的歌功頌德,同時回避敏感內容的傾向,加上以當時的政治氣氛,年青人普遍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新科目是為了改變新一代愈來愈抗拒其統治而下的一步棋,這是人們所不能接受的原因。那麼台灣的「課綱微調」爭議又如何呢?老實說我沒有許多背景資料,不可能作深入的政治分析。不過從閱讀某些報導和整理,我覺得他們有一些地方是和香港相似的,就是不少人批評這次教育部對高中歷史的「微調」是為了服務政治,變相令歷史科成為執政者的洗腦工具,強化己方陣營的意識形態。不過這問題很難纏,或許是源於台灣兩營多年以來的政治鬥爭,彷彿在台灣,只要歷史課程的調整牽涉到政治,難免會出現他們所稱的史觀與統獨之爭。到底怎樣的歷史教育才算合理?但問題是,要怎樣的課綱才符合公正客觀的要求?要知道,如果要有意義地詮釋歷史,無可避免地會使用某些將史實串連起來解釋的史觀,因為學習歷史不僅僅是要知道純粹描述性質的事實,而且是要培養一套思維方式和視野對既有的事實作具遠見和全面的綜合分析。故此,我們也明白反映在課綱上的字眼使用、對歷史內容的抽取,其實背後往往都預設了一套既定的歷史觀念。舉些來說:第一、在語言使用上帶有的著色,當我們描述同一樣東西「管治」的時候,其實還有其他如「統治」和「治理」等不同著色意味的詞彙,那為何要選擇其中某個呢?第二、小時候人們在課上都會問:「到底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還是被新大陸發現?」我們不難發現當這些主體視角轉換之後,其實就會改變某種歷史觀感。第三、對內容抽取的比重,譬如在台灣史和中國史的比重,亦可能反映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如此種種,我想說的不只是台灣,而是學校的歷史教育往往難免預設了一套以國家本位、民族意識、以及由其相關的文化價值所出發的角度來詮釋歷史。當然,我們有許多本質上的問題可以提出,譬如是這種方式是不是對培養正確認知有害的?還有其中的主體應該怎麼劃?當我們要使用某個共同體的角度來詮釋歷史,這個共同體應該包括那些人?而除了這個角度之外,我們有沒有其他角度來詮釋歷史,譬如是從地理位置和生物所屬?在這些角度之間,有沒有所謂更正確、更優勝的做法?最後,歷史教育的目的除了我們常常聽到的「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避免將來犯相同的錯誤。」之外,還有沒有什麼可能且合理的目的呢?我想這些都是在這次台灣反課綱事件上,我們對自身的歷史教育上可以再深究和反思的。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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