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能與中國不同的後果是什麼?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特區政府聲稱會「動員所有」駐外辦事在80多個城市舉辦超過200項慶祝活動。筆者查閱相關資料後,發現駐台北的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完全沒有計劃舉辦任何活動慶祝,甚至辦事處的網站亦沒有任何關於「20周年」的消息。這個冷冷清清的「台北例外」真的耐人尋味!反而,3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跑去會合數名台灣立法院委員成立關注香港民主發展的「台港連線」,一個各取所需的「影相位」而已,說實話真的是無傷大雅,可以不理。但後來發展到條件反射式的互相攻訐,你話我「勾結台獨」,我話你「含血噴人」,實在無聊得很。如果香港的當權者不高興香港這樣在台灣「被代表」了,那麼梁振英和他的支持者就更應該試試去台灣宣揚「一國兩制」的成功,且看有什麼反應吧! 在這20年間,「一國兩制」的制度表現及認受性本身備受香港人質疑。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63%被訪市民認為香港變差了,只有15%認為變好了。對中央政府實施「一國兩制」感到滿意的只有39%;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表示樂觀的不足三成。到底香港人是身處危機與憂患,還是感到幸福與自信,不是很清楚了嗎?「心水清」的香港人應該知悉,中央政府策劃了一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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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謊言」:香港政治的「後真相文化」危機

香港的民主進程處於停頓狀態,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曲終人散。即使選舉事務處不知為何連全港所有選民的資料也帶到票站去,但假的依然真不了,林鄭月娥是中共「欽點」力撐的行政長官人選,中聯辦為保林鄭月娥向建制選委作出「集中票源、排除對手、高票當選、完成任務」的16字命令,只是香港人選擇了戲假情真,在曾俊華身上發現「希望」,甚至跟他一起「夢想有奇蹟」。曾俊華「集氣」而成為一個「現象」有如曇花一現,他只有一次機會,也掌握到這個機會爭奪話語權和推高個人聲望,編製了一個動人的香港故事,牽動了大眾的情感。但這樣的一個「希望工程」已成歷史了,日後任何人,甚至曾俊華本人,實在也無可能重用複製。 如果香港人沒有變得絕望,如果民主派沒有忘記初衷,如果香港仍要繼續追求真正變革,我們就需要認識香港政治正經歷一波「後真相文化」危機。這裏所指的「後真相」(post-truth),不純粹是借用西方國家政治的狀?,指群眾情緒和偏見較認識客觀事實更有力地主導民意民情(feelings trump facts);候選人論壇和立法會選舉每?愈下的口水戰看齊,要檢討的地方在於「後真相」的「真實謊言」(true lies)衝擊改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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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服從:在共產政權下管治敗壞之源

「Trust is a feel-good sensation and an idea that is hard to pin down.」——Marek Kohn 「Political language is designed 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and murder respectable, and to give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to pure wind.」——George Orwell 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快將20年,筆者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長線調查結果,整理自1997年7月回歸以來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及對「一國兩制」前途的信心這3項重要指標的淨值(見表)作比較及趨勢分析,顯示整個管治制度在中港矛盾的不斷衝擊下缺乏穩固的基礎。 [visualizer id=”64656″] [visualizer id=”64658″] [visualizer id=”64659″] 在今天香港撕裂的政治生態中講「信任」似乎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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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空降西九——為什麼官僚總是搞不好文化

「Soft power depends upon credibility, and when governments are perceived as manipulative and information is seen as propaganda, credibility is destroyed.」——Joseph S. Nye, Jr.就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西九管理局今天起將展開6個星期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公眾對博物館設計和營運的意見,以及其展覽和教育活動的重點方向的意見。即使有不少市民仍然覺得要就「應否在西九建館」一事表達意見,但政府刻意將「應否興建」這個問題剔出諮詢範圍,不僅是典型的官僚手段,透過「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對「公眾參與活動」作出限制,也是赤裸裸的社會控制措施,更反映出負責此事的林鄭月娥的管治作風,所以值得我們仔細觀察。身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指「由於籌備過程有理由及理據需要保密,但簽訂備忘錄後則樂意以透明度高的方法交代」,就這樣一句說話便成了剝奪了香港人的知情權及選擇權的根據!早於2015年底,林鄭月娥已開始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探討計劃可行性,問題在於,整件事情相關的決策過程因有人希望保密而脫離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管治體系,參與核心小組官員「一隻手數完」,西九管理局在林鄭月娥的操控下未有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就博物館計劃諮詢公眾,明知故犯,導致原有的監察和諮詢完全沒有發揮應有作用。近年香港及中國大陸各地政府之間關係變得更緊密,官員為處理跨境環境污染、罪行、商貿、出入境等事宜而進行必需要的商討合作以外,在北京的「十三五」和「一帶一路」宏觀規劃下,一大堆促進更緊密聯繫或分工合作的構想由上而下降臨,而各地則由下而上迎合呼應,形成一股要求管治互通融合的風氣。在融合的過程中,「香港政府——內地各級政權——中港利益團體/業界自己人」的「鐵三角」正在不斷加強鞏固,並且在今次事件中明顯地暴露出來。政府文件指出,在諮詢北京故宮博物院意見後,西九董事局批准委任嚴迅奇為設計顧問。不過,政府未有提及是誰人建議直接聘任嚴迅奇、為何沒有公開招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為這決定辯護時只能說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權術操弄 破壞公共決策林鄭月娥的支持者說,不應將故宮在西九建館一事「政治化」,又不滿批評的聲音將「好事講成壞事」,這個想法膚淺得令人失笑。本文開首引述Joseph Nye向政府和官僚的忠告,文化這類「軟實力」(soft power)的基礎是公信力和說服力,最理想的是由民間主導而不是官方帶領。他注意到中國政府愈來愈重視發展影響觀感和民意的「軟實力」,以配合其「和平崛起」的姿態。早在2007年胡錦濤就要求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發揮多些親和力,試圖改善世界各地對中國的觀感,以抗衡主流的「中國威脅論」。獨裁統治的國家要建構「軟實力」肯定是一個矛盾重重的過程,親和力及公信力先天不足,例如中國在世界各地大學協辦成立孔子學院、向拉丁美洲及非洲提供無條件的援助和投資項目、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以及近年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促進「民心互通」、促進多邊主義的全球經貿關係,這些都是開拓「軟實力」的一些措施。但是,中國同時在南中國海填海建造軍事基地、各級政府繼續打擊維權人士、因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向挪威採取報復制裁行動、銅鑼灣書店事件、官方對互聯網和民間資訊的監控,以至中國旅客行為引起的負面新聞,中國的「軟實力」政策和資源主要落在官方包裝和大力宣傳的層次,愈是刻意經營就愈令人抗拒,這些是硬銷的反效果,隨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事實上,林鄭月娥示範了官僚為何總是搞不好文化。如果她真的關心文化,真心相信在西九興建故宮博物館會得到香港人認同,就本應先引發文化界和持份者討論,給予公眾充足的時間及空間了解及回應,過程中官僚在土地、資金、政策等配合,增強公眾對這個項目的好奇心便成。因此,文化界本應問的是:為什麼林鄭月娥這個官僚不相信香港文化界可以在社會醞釀這宗「好事」?要求「去政治化」的人,應該先針對的是林鄭月娥為了「政治正確」而自把自為,以及反省自己的不足之處,而不是針對提出質疑的人。管治融合 刺激逆反心理Hilary Gallo認為負責任的決策者要學習鼓勵不同的意見表達出來,才能為複雜的問題集思廣益、找尋答案(being hear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right)。民主派議員批評今天開始的「公眾參與活動」是「假諮詢」,是因為最終都無法改變故宮博物館「空降」西九的決定。再想深入一些,香港人問為什麼故宮博物館「空降」到西九文化區一事可以缺乏公眾諮詢,問深圳河套區的計劃何故推翻了早前諮詢的結論,其實是質疑大權在握的那一小撮人神神秘秘的到底在做什麼!可惜我們見到權貴只知保駕護航,擔心「主子」會覺得尷尬、憂心保密工夫有沒有做足,還反過來奇怪香港人有這些反應。說到底,「好事變壞事」的始作俑者是林鄭月娥,她自稱「有為」,其實更像是害怕失敗丟臉和不信任香港人,活生生證明權力(或害怕失去權力)是使人腐敗的根源。作為一個比較,在全球一體化的現象中,歐盟堪稱是全球最具規模而成熟的整合模式,各成員國的國民透過自由選舉和公民投票體現「主權在民」的價值。儘管如此,人民與政府決策的疏離感同樣會因為跨國合作的事情而轉趨強烈,而且近年已經由金融、人口、難民等政策問題蔓延到質疑歐盟的合理性,由上而下的整合助長「疑歐」的情緒,逆反心理引致歐盟各國的右翼力量抬頭,令政局更不穩定。傳聞林鄭月娥快將辭職以準備參加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有香港人認為她是「梁振英2.0」,以她處理今次事件的手法和態度作為個案分析,未來5年很大程度是執行北京定好的「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延伸閱讀:(1)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2011.(2)Hilary Gallo, The Power of Soft, 2016.(3)Dacher Keltner, The Power Paradox: How We Gain and Lose Influence, 2016.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林鄭月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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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突尼西亞學習民主

不自由,毋寧死!今年是匈牙利1956年革命60周年紀念,英勇的全民起義遇到蘇軍暴力鎮壓而敗陣,但悲劇和犧牲也有悲劇和犧牲的時代意義。匈牙利駐港領事主辦展覽和電影會,但會認真地了解的香港人卻是少得可憐。9月的立法會選舉過後,香港人追求「民主」和「自決」依舊遙不可及,但立法會的宣誓鬧劇觸發的謾罵衝突卻不斷升級(BBC報道描述為「political stunts and theatrics」),香港的制度遇到連環破壞,終於悲劇收場。我們是時候深刻反思和批判所謂「議會抗爭」的道德和價值。是時候反思「議會抗爭」的而且確,議會抗爭有時候可破壞政敵的好事,但物極必反,濫用議會抗爭而且不認真的態度開始消耗抗爭原來應有的公信力和認受性,還給對手反擊的理由和機會。所謂「激」的政治人物動作多多、嬉皮笑臉的「快樂抗爭」(當然間中也有激動落淚、惺惺作態的表現),只是用來盡力掩飾那一事無成的真相。這不是對手求之不得的結果嗎?Donatella della Porta比較1989年歐洲共產政權覆亡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嚴謹地整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經驗(democratization from below),提出公民社會的動員能力及其對政治精英的制衡力量對成功的民主變革起着關鍵作用(見表)。雖然民主發展的想像怎也擺脫不了政治精英「英雄式」的領導,但是當求變的願望一再落空,社會瀰漫着的無力感只會有增無減,公民運動在凝聚民氣以保護和發展制度一直是民主化的重點所在。這種制度捍衛者的力量,在充滿逆轉危機的民主進程中是一種「希望工程」(politics of hope),講究公民社會的責任和涵養,即使未達至真正的民主普選,也應提出積極推動經濟、社會、民生和人權變革的願景和實踐方法。公民社會的希望工程突尼西亞2011年「茉莉花革命」源於一名26歲小販Mohamed Bouazizi因被當局沒收攤檔,自焚抗議而死。這件突發事件迅速演變成全國反對獨裁、貪污政權及社會不公義的運動,最終推翻了在位23年的總統Ben Ali,展開該國的民主化。不過,這類突發事件引發的民主化(eventful democratization)在推翻舊政權之後,時勢造英雄,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使命隨即落入政治領袖手中。同年10月,較溫和的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在217席的制憲議會選舉中取得89席,隨後與兩個左翼政黨合組臨時聯合政府。但後革命時期的突尼西亞政局卻持續混亂,在革命後迅速崛起的聖戰組織沙拉菲教派(Salafism)被視為暴力行動的源頭。美國大使館、國際學校、首都突尼斯的觀光景點、海濱度假勝地相繼發生嚴重暴力事件,也有不少武裝分子在突尼西亞與阿爾及利亞邊境製造恐怖活動,街頭警民衝突引致的傷亡也是無日無之。伊斯蘭復興黨與支持世俗化的反對派的對立愈來愈尖銳,制憲的討論比預期緩慢,進入膠着狀態。在2013年夏天更瀕臨內戰邊緣,左翼政治聯盟的領袖Chokri Belaid和左翼議員Mohamed Brahmi遭到暗殺,反對派集體退出制憲議會,令議會停止運作。儘管有超過100個大小不一的政黨在後革命時代成功註冊,但這些政黨組織鬆散,加上二元政治衝突愈加劇烈,令臨時政府和制憲會議無法運作。在這情况下伊斯蘭復興黨和激進的力量合流「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甚至倒退到獨裁統治,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危機介入與民主導航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突尼西亞總工會(UGTT)、工商及手工業聯會(UTICA)、人權聯盟(LTDH)及律師聯會(Tunisian Order of Lawyers),聯手推動一個「四方對話機制」(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發起四方對話的突尼西亞總工會是左翼工人組織,擁有逾75萬名成員,其動員能力和公信力毋庸置疑。同年秋天復興黨終於在壓力下參與會談,作出了一個直接將突尼西亞從內戰邊緣拉回來的重要決定:復興黨同意下台,政府由技術官僚接管,順利訂立新憲法,並在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別舉行了革命後第一次正規的國會大選及總統大選,投票率均超過60%。這個「四方對話機制」直接化解了持續的政治危機,提供一個穩定過渡至民主政體的路線圖,是民間組織參與和平民主變革(participatory pact)的典範。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點。在後革命時代,公民組織更是任重道遠,「四方對話機制」將民間聲音動員和組織起來,保障了突尼西亞成功的民主轉型,功不可沒。Freedom House在2015年及2016年連續兩年評定突尼西亞已成功轉型,屬於「自由」的國家。如果這些建立「對話機制」的公民組織獨善其身,又或者只懂得動員向政黨施壓而沒有促成政黨談判,又如果公民社會只「複製」後革命時期的民粹政治,突尼西亞已經陷入內戰的深淵了。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突尼西亞這個「四方對話機制」。諾貝爾委員會在聲明中指,「對話機制」在全國公民、各政黨及當權者之間構築了一條和平的政治溝通渠道,讓突尼西亞能在數年之內建成一個憲政國家,有效保障全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性別、政治及宗教信仰。委員會主席Kaci Kullmann Five指:「突尼西亞目前仍然面對政治、經濟及國家安全挑戰,希望和平獎能鼓勵當地人民,同時為正身處中東、北非以至全球各地,為宣揚和平及民主而努力的人帶來啟發和參考。」香港需有平衡政客的公民社會力量環顧世界,不學無術的政客總以為走民粹路線、嘩眾取寵才有望製造自己的「不敗傳說」,其實他們對民主自由帶來的傷害既深且遠,這點不可不注意警惕。明乎此,香港更需要有足以平衡政客和政團的公民社會力量,平時發揮對朝野有效的監督,在民主化陷入僵局或惡性循環之際,不跟風走民粹,而是積極介入,遏止自我破壞的傾向並將之導回正軌。突尼西亞的「四方會談」是公民社會自發對話、由下而上促成民主轉型的一個成功案例。(突尼西亞總工會秘書長阿巴斯將於11月21日來港分享,報名及詳情:bit.ly/2ednJJs)延伸閱讀:(1)Donatella della Porta, Mobilizing for Democracy: Comparing 1989 and 20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2)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5/press.html(3)freedomhouse.org/country/tunisia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1月7日《明報》觀點版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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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由保衛戰2017

試想像某天一覺醒來,那象徵着中國共產政權的五星紅旗升不起來了,這個政權真的倒了。領導人和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共產黨員終於肯講真話承認共產主義是一個世紀騙局……追求民主善治的人對「後共產」時代的人權、管治、行政立法司法制度設計、選舉方法、地方和中央政府關係、如何促成多元而穩定的政黨朝野關係、公民社會發展,乃至如何看待和處理以前種種無法無天的劣行有什麼意見呢?我們從1989年以來的東歐和蘇聯共產政權解體的經歷和抉擇又可以得到什麼啟發呢?如果有讀者看到這裏已經怒火攻心,筆者可以理解,並向他們推薦Ray Bradbury的《華氏451度》,他們或許會找到自己的角色,因為該故事描述一個政府壓制自由的未來世界,人民不知「自由」為何物,在那裏「消防員」不救火,而是放火焚書。不過,《1984》和《動物農莊》的作者George Orwell曾表示:「自由的意義,就是要告訴人們他們不喜歡聽到的話。」我們不時有「唔怕得罪講句」這個說法,意思是即使有人覺得被冒犯,言論自由確實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自我完善的必要條件。公民社會自由地提出不同觀點,提倡一些完全顛覆現有秩序的選項,實在對當權者起着監察效果。而較為溫和的論者如Jennifer Jacquet則認為,權貴總是努力維護自己的聲譽和渴望受人愛戴,公民透過公開讚揚甚或點名抨擊權貴的言行(shaming),使之更符合社會規範及公眾期望,是社會進行自我修正的必經過程。自由是文明政治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備受衝擊。公民行使言論自由的關鍵在於批判現况及宣揚不同見解,鼓勵公民社會自由而坦白地表達不同的想法,在陽光下提出互相反駁是更加有效的方法。但是,言論自由的敵人無處不在,特別在獨裁統治下的社會,即使有法律保障,言論自由一直以來也是專橫權貴的眼中釘。消音、滅聲、籂選、自我審查都是慣常用以限制言論的自由表達的手法。一旦言論自由被侵犯,不再是每個人與生俱來、不可分割的權利,就會變質成為權貴酌情恩賜的某些特權,而這樣的特權,要透過特別的關係和有條件的交易才可獲得。所謂「自由」,已經名存實亡。自由淪喪 特權滋長言論自由的敵人不是只有國家、政府和權貴,較為不明顯的還有「社會多數人的感覺或意見」,一些人感到被冒犯因而主張限制甚至封殺他人的言論自由。面對說非成是、指鹿為馬的群眾實在不容易,面對「集體智慧」(也可以是「集體恐懼」)這樣的霸權,力排眾議的人需要克服的輿論壓力和社會制裁更「埋身」兼具針對性,連性命安全亦備受威脅。追求自由的人不能對盲從的人和機會主義者有奢望,而是應該堅持任何人都有「say the “wrong” thing」的自由和權利,不是鼓勵向霸權屈服或索性自我審查。英國記者Mick Hume就歸納出當下言論自由的5類敵人:(1)隨着「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興起,自尊或者自卑心重的群體特別容易覺得被冒犯,會要求禁止他們主觀認定為帶有「冒犯」的言論,這種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態,製造愈來愈多「禁忌」,窒礙言論自由;(2)把不中聽的想法和主張說成是「危害」國家和社會的「威脅」,把不喜歡的人就說成是「危險人物」並予以否定和打擊;(3)對「敏感詞」零容忍的「文字警察」(the language police)沒有足夠能力和興趣去分析意見和理據,卻對一些文字特別用力追擊,對言論自由作出幼稚但嘈吵的滋擾,藉此向公眾宣示本身的僵化立場;(4)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和言論自由唇寒齒亡,任何限制新聞自由和資訊自由和自我審查的行徑,皆是言論自由的敵人,捍衛自由的人不可能信納「只要你不提『×』,你仍然享有言論自由」的謊言;及(5)在追擊一些離經背道的「異端邪說」同時,不少人成為言論自由的敵人而不自知。200年前英國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就提出「假的真不了」,真相和真理在自由而公開的思辯中得以確立和維持,讓事實說話,不必害怕「異端邪說」可能帶來的影響,不用打壓,才體會公民社會自由發現真相的一種執著。沒有自由 何來自主言論自由乃文明社會的基石,早在350年前的啟蒙時期,荷蘭哲學家Baruch Spinoza就宣稱:「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每一個人可以思考自己喜好的事情亦可以表達自己所思所想的。」難道今天的世界,包括自我期許追求自由的香港人,已無奈地把自由的初衷擱下了?在一個對自由缺乏堅持的社會,權貴可以隨時收窄公民自由的空間,權宜地隨處設限,今天防這個明天防那個,滿佈「禁區」和「地雷」,不管理由怎麼堂而皇之,又或是在假裝一切「依舊正常」,這個社會肯定已經生病了,並且已經一步一步的蠶食公民的自由。今天香港市面上有種說法,指出沒有「一國」便沒有「兩制」,對此事實的陳述筆者並不置疑。可是這個說法怎樣也不可以得出「國家賜予香港人公民自由」的結論,更不可能合理化梁振英政府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選前隨意地取消幾名參選人資格、不能合理化行政部門肆無忌憚直接插手立法機關的選舉,也不能合理化政府剝奪選舉中公民應有的權利和自由。其實更核心的課題,應該是「政權先於公民」,還是「政權為公民而立」,因而當權者要時刻捍衛公民自由和權利,並藉此贏得公民的認同,凝聚向心力以達至穩定的發展?我們不需要認為那些聲稱為香港爭取「自主」、「自決」、「守護核心價值」的人士可以不證自明地有某種「道德光環」。但既然他們在「中港矛盾」中找出自己的定位,香港人就期望他們在政治的思考和行動中「在地」為香港爭取和實踐自由。在立法會選舉過後,把「港人自決」作為綱領的群體,或許正考慮籌組各界別的選舉委員會團隊,有傳是為一個所謂「ABC」(Anyone but CY)的結果,去支持效忠同一個政權、與梁振英合作無間的「lesser evil」。這種「兩害取其輕」的權宜,將不能避免的削弱自由和自主運動的道德基礎和道德力量。延伸閱讀:(1)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1953(2)Mick Hume, Trigger Warning: Is the fear of being offensive killing free speech? 2015.(3)Jennifer Jacquet, Is Shame Necessary?New Uses for an Old Tool, 2015.(4)Nigel Warburton, Free Speech: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9.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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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體卸責的時代談責任的必要

這是一個政治倫理崩壞的時代。崩壞的元兇,肯定是當權者自大傲慢、錯不在我的心態。鉛水風波持續近一年,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日前公布的調查報告,直指含鉛焊料是導致公共屋邨食水含鉛超標的直接成因,並狠批水務署、房委會、承建商等各個單位「集體失職」,未能防範在供水系統中使用違規焊料,直斥各方輪流將責任推卸給別人,屬「典型的推卸責任」,現實情况下「所謂的多重屏障審查制度已淪為紙上制度」,結果是市民受害。報告合共向政府提出17項建議,但由於委員會的權限所以未有建議處分失職者。面對如此清晰而強烈的結論,政府的反應是居然沒有任何官員因此而接受處分或下台。按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說法:「政府在鉛水風波上責無旁貸」,但問題只是涉及警覺性不足,讓法例不能夠與時並進,屬於制度上及集體性的問題,但「看不到有哪一位同事要為此負上個人責任」,亦不認為有任何官員是有法不依或明知故犯。「集體失職」是如何煉成的?猶記得立法會針對鉛水風波進行討論時,林鄭月娥曾板着臉說,市民要求官員飲懷疑含鉛的屋邨食水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政府一再為了保住那份官威,躲到「集體」和「制度」裏去,官員出來道歉一次已經功德圓滿。原來,由前線的公務員到最高層的司長局長,一級又一級的決策者都認為自己在龐然大物般的政府機器中只是一顆小小的螺絲而已。不管發生什麼事情,由大型基建如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連番失誤,乃至今次鉛水事件,在當權者眼中皆是集體及制度的問題,我們要求官員個人問責是吹毛求疵,就是不合情理。然而在市民眼中,當權者自以為是,毫無羞恥之心,明顯地,口頭上在追求以人為本的管治(service leadership)之際,當權者其實自大傲慢、依然故我,如政府在鉛水事件中的表現般,維護自己的權威及尊嚴比重建官民互信更重要(narcissistic leadership)。如果過去我們曾經相信香港有一個大公無私的管治制度,今日我們要防範推卸責任的政府對社會的傷害。鉛水事件揭發了「紙上制度」的荒誕之處,即是一層接着一層的文件加簽工夫異化成為「集體不問責」的禍根,完全取代了訂定法規的本意初衷。英國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曾觀察到,官員有時制定複雜的規章制度,只要因循守舊地幹活,便不需要負上個人的責任。他指出即使與原來的目標脫節,官員的本能反應仍然是繼續盲從異化的工序(first he turns out the light and then complaints he cannot see),水務署至今仍然堅持部門驗水的方法是最正統的方法,正正就是這種官僚主義下的紙上制度的荒誕例子。Philip Howard認為,當規章制度偏離了政策初衷,決策者的判斷力又不足以撥亂反正,規管手段代替了政策目的,結果是一種集體不負責任的制度,一種高成本而低效益而且不斷重複犯錯的官僚遊戲(the more procedure, the less government can do)。今天立法會監察力量簡直是微不足道。2015年10月16日,立法會曾辯論兩項由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食水含鉛事件的議案。投票時,直選組別有16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議案;但在功能組別只有9票贊成、23票反對,不通過議案。在鉛水事件中,所有建制黨派都投下反對票。當權者固然不介意立法會在分組點票制度下自我矮化,即使議會內的建制力量時有「反政府的言論」來吸引報道,這些「出位」的姿態全部未有牴觸他們第一任務——維穩。官員私底下都表示「十分明白」建制黨派的議員也有「角色扮演」的需要,在七情上面之後,政府與友好黨派作出小修小補的「建設性」讓步,只要他們在政府設定的範圍內操作,無傷大雅便是。而弔詭的是,就算「議會抗爭」愈趨頻繁,本身認受程度甚低的當權者卻不會介意,因為一些激烈的言行和拖延議事的程序手段已經讓市民對議會產生「有破壞無建設」的觀感。今天市民從新聞看到的多是一個「玩嘢、互鬧」的議會,不會留意認真議事的過程可以發揮的作用。民間自救 先講責任香港人面對集體無力感,政府和議會皆失效衰敗,這幾年香港的管治文化更出現「語言偽術」的病態,害怕失去主導權而處處設防,至今已經連最基本的問責也不理會了。本來,民間於是出現一浪接一浪的「自救」、「自主」、「自決」、「自強」論述以抗衡政府,此消彼長,是值得肯定的發展。John Dewey認為:「民主之路之所以難走,是因為要把最重的責任放在每一個人民的肩上。」(The democratic road is the hard one to take. It is the road which places the greatest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upo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human beings.)可是,希望推動公民運動的民間團體多年來仍得克服一大堆老問題:持久力、組織力、決策力、執行力及社會資本不足等因素,由民間啟動的社會改革停止在倡議的階段,偶爾有一些焦點試驗計劃,改革的論述始終未能形成一股強大而正面的變革力量;加上自以為是的官僚根本從來不相信民間智慧,也沒有誘因有系統地吸納體制外的批評來推動體制內的革新,最好的情况都只是禮貌地保持一些隔靴搔癢的對話,政府的目的當然也是以維持現狀為本。眼下香港分化嚴重,因對現狀的失望和缺乏共同願景而令社會關係進一步緊張,民間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也變得難上加難,選擇分道揚鑣可能較符合個別組織或個人發展的需要。在誰也不想說服誰的時代,香港人應要求比抽象的論述和清新的形象更清晰可信的變革方向、行動步驟、政策改革等。我們不希望見到集體不負責任的文化由政府和議會蔓延到民間社會之中。延伸閱讀:(1)Philip K. Howard, 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 2011.(2)Sue Gerhardt, The Selfish Society: How We All Forgot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Made Money Instead. 2010. Chapters 1 and 7.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6日《明報》觀點版 鉛水 香港政府 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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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形惡相不能解決管治危機

獨裁政權要對付持不同意見的人,不外乎是口誅筆伐、利誘威迫的權力遊戲。習慣了這一套的人,逆來順受,在自己的舒適地帶過日子,所以不可能了解為什麼香港會有人,特別是青年人,如此不滿「一國兩制」,要「搞事」,抗拒融合,主張香港自主自決,甚至講得出「香港獨立」,要自討苦吃?團結香港基金顧問劉炳章日前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香港獨立)本身係錯誤行為,連學術討論亦唔應該提出。」不過,一眾權貴為了爭相表態,用這種只問立場、不問因由的態度一味追打封殺,恐怕既不聰明也不中用,不能達到為香港人「抗獨」的目的。原因很簡單,權貴對今天愈來愈嚴重的官民矛盾和中港矛盾束手無策,對「一國兩制」變成緊箍咒觸發的抗爭情緒視若無睹,反而圍繞着「香港獨立」這個課題團團轉,絕對是浪費時間不務正業,還有可能鼓勵更多人投向離心對立的局面。權貴者,就是身處權力核心的人,他們必須承擔具體的責任;可是近年北京不時提醒要準確認識《基本法》和準確落實「一國兩制」,同樣是對香港的情况一知半解、顧左右而言他的回應,說穿了其實是一個由上而下「統一思想」的洗腦工程。權貴利用推廣基本法來包裝逢迎上意的歪風,推廣憲制的工作已經異化成破壞信任的工程。最新的例子有大律師公會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沛然,前天早上出席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本來以「從一件公安案件看香港基本法下的司法」為題演講,內容有關法院如何依據法律及判刑原則在刑事案上判刑。不過刊載在場刊的講辭尾段,被加上3段與主題無關的段落,講及「愛國愛港力量可有助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推廣」及「中央官員講話更具權威性,更能反映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因此加強香港與內地各方面溝通和合作對推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至關重要」等內容。主辦單位表示,場刊因排版過程錯誤植入其他內容,以致講辭出現誤差。「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存在本來就是要保護香港不受共產主義的一方侵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的工作由香港政府撥款支持,今次誤植事件令人不安之處,不在於有人犯了校對程序此等低級錯誤,而是從該3段文字反映出來的官方意識形態。所謂推廣基本法的工作,對我們來說愈來愈沒有說服力,實在可休矣!ultimatum game的啟示探討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失望和這幾年北京對香港政策失敗之底因其實一點也不困難。行為經濟學的「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就指出我們關注公平對待多於一時的利害計算的情况。在這種博弈中,兩名參加者進行一場分配的決定。其中一方必須向另一方提出一種分配資源的方案,如果受方同意這一方案,就按照提案人的方法進行資源分配;如果受方不同意便拉倒,雙方什麼都得不到。按照傳統理性抉擇的假設,只要提議的人將小量資源分配給另一方,大家就應該同意接受,因為這個結果要比什麼都得不到好。可是,在真正的實驗中,除非是提出接近平均分配的建議,分配的方案才有可能通過,其他明顯不公平的方案大多會遭到否決,也即是一拍兩散的結局。既然中國以「香港的統治者」自居,就不得不學會從香港的位置考慮並提出香港人認為公平的待遇。一如「最後通牒賽局」的情况,如果北京要「一國兩制」這種特殊關係順利進行,決定性的因素其實在於準確地拿揑香港人的態度。與其四出指摘香港人不安分不感恩,當權者不如反過來問問香港人現在要怎樣的制度和安排、對於未來有什麼想像和憂慮,才有望開始紓緩尖銳對立的局面。推動民主善治 才是正途任何真正關心香港的人,當務之急是尋求香港人認為公平而且可以接受的新管治方式,推動更能實踐港人治港的新平衡點。為此,第一,香港必須重新「啟動民主化,完成雙普選」,還政於民;第二,制訂「公民投票法」及相關制度,讓香港人就政制發展問題表態;第三,開放式討論香港的經濟社會人文發展的模式,以「香港新政」(a new deal for Hong Kong)作為主軸,探討適合香港永續發展的藍圖;第四,制訂行政立法關係操作協議,重新確立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憲制原則,提高施政及問責水平;第五,制訂朝野關係操作協議,參考民主國家議會對反對黨派的支援,促進香港人有真正選擇的民主選舉;第六,訂立「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促使政府完善公開資料和檔案管理的制度,為鞏固公民知情權打下堅實基礎,使政府行為和決策過程受到更嚴格的監察。這裏提出的改革措施,全部是有助香港步向民主管治的硬件和軟件,可以有效推動香港人用自己的集體智慧和經驗達至公道的制度和公共政策決定。要正視「香港獨立」的課題,要做的不是聲討打壓。香港人知道自由的可貴,香港不是大陸,京港權貴「老大哥」不能進行思想言論封鎖。推動民主善治,鞏固公民社會,促進社會互信及講理的政治氣氛,提高管治水平才是正途。延伸閱讀:Richard H. Thaler(2015), 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作者是立法會議員、大學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4月11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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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須確立公民規劃制度

香港人愈來愈重視參與、設計、推動社區環境改變。在香港人口高齡化及規劃以社區為本的前提下,市民和政府都有責任去思考及提出更好的土地用途選擇和更多提升社區生活質素的構想。要實現「公民規劃」,我們必須摒棄由上而下的諮詢方式,更須願意預留更長時間和更多空間,透過廣泛多元的社區參與活動(研討會、工作坊、地區公投),讓公眾有意義和有效地參與決策過程,增強歸屬感、提高官民互動和共同決策的認受性。梁振英政府在2013年向全港18個區議會各撥款1億元進行「社區重點項目」時,並沒有要求區議會或各區民政事務處藉此提出公民參與地區管治的論述,也未見民政事務局檢討和更新蒐集及評估民意的政策、原則和方法(總務通告第7/2008號),錯失機會,一些重點項目更暴露現行的諮詢和決策方式的重大缺陷。以南區重點項目為例,民政事務總署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申請(A/H15/267號)在香港仔海濱公園動用1億公帑興建一所海鮮食肆,形容這是南區區議會擬議「漁民文化中心」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其中一部分」,獲得南區區議會的「全面支持」。然而,筆者把南區區議會相關的文件從頭到尾查閱一遍,發現「漁民文化中心」只是巧立名目,其實南區區議會10多名議員一路堅持的是要「打造一個南區海鮮食坊」作為「地標」,並在2013年1月關於社區重點項目的第一次會議便投票篩走其他區議員提出的建議:包括建造南區海濱長廊、巴士轉車站、青年宿舍、在區內各旅遊景點設置藝術品及連接堅尼地城和香港仔海濱的瀑布灣觀景行人天橋。南區區議會佔過半數資深議員對海鮮食肆一事可謂情有獨鍾,而且由始至終獲得各政府部門全力護航,此舉完全剝奪公眾知情權和公眾參與討論如何善用1億公帑的機會,整個區議會和南區民政事務處從來沒有打算鼓勵公眾提出不同計劃,而且本來有額外30萬元前期諮詢工作的預算也未有善加運用。諮詢?什麼諮詢?在2013年10月的會議上,南區區議會的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只同意以「市場調查方式」進行諮詢,以便於未來向經營者反映,並且同意公眾諮詢的焦點應放在如何改善食肆的設計,但上述「市場調查」的方式細節及結果分析從未公開。而根據紀錄唯一一次較為大型的諮詢活動於2014年7月才舉行,只有80多人出席,包括區議員、分區委員會委員、大廈法團、互委會成員、民間團體和部分地區組織,一如所料討論焦點放在食肆的選址、對休憩空間的影響,以及對環境、衛生和治安問題的關注,反而諮詢本應涉及最根本的問題「除了海鮮食肆,公眾還可以有什麼選擇?」則未見觸及,結果諮詢會的摘要只得「部分居民支持……亦有部分居民關注……」這樣的結果!事實上,因應有居民和關注團體展開了反對的活動,議員們就「公眾參與」一事終於有反應,但其實他們是希望招聘公關公司舉辦宣傳活動,及後南區民政事務處建議於2014年10月展開為期一年的公眾諮詢,包括建立項目品牌、製作宣傳品、廣告及撰寫新聞稿,區議員也接納了有關建議。這些所謂「諮詢」其實常見於官方公式化、由上而下的宣傳和動員支持,是徹頭徹尾的一場假諮詢。公共空間大作戰海濱共有共享是市民一直的渴求,區議會及民政事務總署本應負起責任,推動公眾參與,討論和決定如何使用香港仔海濱公園,確保公共空間名副其實。眾所周知,海鮮食肆不是負責海濱公園管理的康文署的服務範疇。《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及其附屬法例賦予康文署管理公眾遊樂場地及文化場地的戶外地方。而根據區議會會議紀錄,康文署和南區民政事務處「尚未就該用地日後的管理進行劃分」,一眾南區區議員一味要求在海濱公園打造海鮮食肆,連帶相關的政府部門也花費大量時間討論當中細節,竟然沒有解決區議會及部門之間的擁有權和管理權問題,不是個大笑話嗎?根據《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H15/29》的土地用途表,休憩用地的規劃意向「主要是提供戶外公共空間作各種動態及/或靜態康樂用途,以配合當地居民的需要」;同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亦指「人口老化導致市民對在居所附近增闢靜態休憩用地的需求大增」。然而,區議會及政府當局申請興建食肆的香港仔海濱公園,是居民日常於區內運動,例如練習太極的主要地方,於該處興建及營運食肆根本不符合「當地居民的需要」,亦會縮減原本屬於公眾的休憩空間面積,令市民一直使用的活動空間將有所損失。形象工程 浪費公帑香港仔區內有多達150個餐飲場所,南區區議會卻堅持要「打造一個南區海鮮食坊」作為「地標」,所謂「漁民文化中心」只是幾近最後階段才披上的包裝,具體的內涵就交由負責營運食肆的機構提出,有待進一步探討。據報道,在閉門會議商定後這個由區議會斥資1億公帑興建的海濱公園食肆將會交由稻香集團特別為此成立的稻鄉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經營。按政府規定該公司將以非牟利慈善團體之名義經營這個海鮮食肆項目。不過,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基金建議先「墊支」1265萬元作為營運基金,同時預期食肆有能力在首5年完成償還全部1265萬元。此外,集團不用擔心地價和租金支出,反而主動要求從食肆盈利中收取每年80萬元的後勤及管理費。顯而易見,這個重點項目將以供應「海鮮菜式」賺錢還債為本業。至於所謂「漁民文化」,據了解會分為「微型展覽」和「文化活動」兩部分:前者有一些照片、壁報板、陳列品,而後者則視乎在扣除所有必須向該基金定期還款及必要支出後的盈利額。不過,區議會必須誠實面對萬一食肆有虧損,或盈利比預期差的時候,食肆完全有可能沒法支持任何「文化活動」。萬一不幸地食肆結業,大家各奔前程,互不拖欠,無人需要負責,剩下一個浪費了1億元的形象工程。南區區議員的集體遺憾、被破壞的公共空間,全部由納稅人埋單。筆者建議政府重新考慮,如果南區區議會真正想為「漁民文化」做點事,與其由香港納稅人付出1億在南區興建一所海鮮酒家,為何不用該項撥款推動認真的漁民文化研究和支持持久的漁民文化推廣工作?Peter McLaverty表示,圍繞公眾參與的課題最終會回到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和權力應該如何分佈這些核心問題上(ultimately, the issues surrou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get to the heart of the type of society we want to produce and how power should be distributed within that society)。在現在的政治格局和區議員處事態度的掣肘中,18區社區重點項目未能產生公民參與及地區管治革新的效果,是意料之中,問題是,我們是否甘心依舊在「去政治化」的地區行政和城市規劃制度中「被代表」和「被諮詢」?筆者認為,批判分析和否定浪費的社區重點項目只是實踐社區規劃的第一步。治本之道,是參考世界各地的經驗,在18區建立專業的社區規劃師團隊,推動「社區為本、與民共議」的工作方式,建立社區、專業人士、議會、政府部門四方面的合作和互動平台。參考資料:.Peter McLaverty(e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ion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2002..”From consultation to civic engagement: the road to better policy-making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從諮詢到公民參與——優化香港政府決策及管治之道),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ly 2007..〈民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務通告第7/2008號,2008年7月31日作者是立法會議員、大學副教授、社區規劃智庫創辦人原文載於2016年2月1日《明報》觀點版 公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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