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利益」的思考:從巴黎氣候峰會到保護瀕危物種

執筆之際,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協議草案最終文本已交給各國討論,並表決通過。協議具法律約束力,提出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遠低於攝氏兩度以內,並設法努力把升溫限制在不超過1.5度;從2020年起,發達國家每一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衝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必須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本着國際利益行事也是最符合國家利益」,呼籲各國接納。而法國外長法比尤斯形容,草案進取、公平、持久並平衡了各方利益。雖然協議獲通過,但仍有待至少55個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五成半的國家,在2020年前確認。換句話說,所謂促成及保護「國際利益」,最終也是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談判結果,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事情,只是今天世界的而且確是一個愈來愈互相依賴的地球村,才有需要為各國可以接受的責任和承擔討價還價而已。正如所有合作關係,即使有約束力的協議日後仍然要努力克服「執行落差」(implementation deficit)和「搭順風車」(free-riding)等常見的困難。12月初,香港立法會通過了一項「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議案,倡議立法禁止象牙貿易。眾所周知,該議案沒有法律效力,政治表態意義居多,但如果香港政府積極跟進,着手草擬法例及定出時間表,向社會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就可以向全世界示範我們是認真看待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的道德責任。政府資料顯示本港近年破獲的走私象牙案件數目及被定罪人數均呈上升趨勢。事實上,每年3.3萬隻非洲大象因為身上象牙而招來殺身之禍,主要是為了滿足亞洲,特別是香港和中國大陸對象牙的需求。本來,本港零售業界3間大型百貨公司去年宣布停止售賣象牙貨品,此做法有助樹立正面榜樣,期望鼓勵更多業界代表採取實際行動,推動保育大象,並接受公眾監察,可惜社會似乎也沒有很大迴響,未有形成持續的壓力。一個最近由肯尼亞非牟利野生動物保育團體Save the Elephants進行的調查發現,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象牙零售市場,如果香港政府再不果斷行動,立法禁止象牙買賣活動,每15分鐘就有一隻大象遇害,此珍貴而瀕危的動物很快就會在我們有生之年滅絕。香港已成象牙走私港不少評論指本港已成為周邊地區象牙非法貿易的轉運站,而象牙非法貿易衍生獵殺大象行為,直接影響大象生存。香港以許可證制度規管象牙的管有或交易,但政府就許可證制度的資料存儲和實際運作愈來愈惹人質疑。早前筆者以立法會議員的身分提出有關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的書面質詢,惟在環境局的回覆中,不但未有確切地回應實際共有多少個別人士把原先用作個人非商業用途的已登記象牙申請作商業用途(環境局只表示「有小量個別人士」)和當中所涉象牙數量,更指漁護署沒有備存轉變用途申請的統計數字。筆者認為,環境局的答覆匪夷所思,因為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漁護署長發出、延長或更改許可證,須採用指明表格及記載許可證持有人的個人資料及所涉標本詳情等資料;而署長拒絕有關申請時,須向申請人發出書面通知,述明拒絕原因。既然按現行法例,有關許可證的申請都須設有紀錄,實在難以理解為何環境局未能提供確實數字,當中是否有部門想迴避問題,以淡化事態的嚴重性,逃避規管責任,變相鼓勵一些人渾水摸魚,利用許可證制度把走私象牙冒充成可合法出售的象牙?另外,雖然海關近月偵破一些走私象牙的案件,但是針對銷毁經政府當局充公庫存象牙的工作進度亦比預期延遲。2014年5月,漁護署以高溫焚化方式分批銷毁約28噸走私象牙。環境局長黃錦星當時表示,此舉「能向本地及國際層面傳達明確信息,香港政府決心遏止非法獵殺大象,並杜絕象牙非法貿易」。不過,事隔超過一年,最近環境局卻指因焚化爐需進行維修保養,及需待相關法律程序完成後才可移交漁護署銷毁庫存象牙。就此,國際社會及本地關注團體應促請環境局與相關政府部門加強透明度及提供如何有效處理庫存的象牙的有關資訊。除了擔心特區政府因執行力度不足而落後於形勢,現行法例有關罰則亦未能有效打擊走私活動或產生足夠阻嚇力。正如上文分析,我們不能依靠業界自律,社會必須有法可依,執法必嚴更為關鍵。根據政府數字,本港過去數年破獲的走私象牙案件數目及所涉象牙數量和市值都呈上升趨勢,但同期被定罪的最高判罰(即監禁期)則持續下降(見表),造成近年「走私愈做愈大,刑罰愈來愈輕」的矛盾趨勢。結果,特區政府一邊高談闊論保育大象、打擊走私活動,在行動及執法的關鍵環節就出現「兩頭唔到岸」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向外界發出「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錯誤信息。立法禁止象牙買賣要「等埋中美」?如果當局必須檢討改正,按照港式施政思維,最容易的說法是建議增撥資源,加強執法,並研究加重罰則的可行性,以收更大阻嚇作用。與此同時,當局應着手檢討許可證制度,例如研究為許可證數目訂定上限,並定期減少數目,並隨時間廢除商業用途許可證。近日,環境局署理局長陸恭蕙表示:「我認為香港愈來愈看重野生保護,例如即使沒有立例,香港人已不再吃魚翅。所以,我相信,象牙這事項,已引起本地及國際的關注。事實上,中國及美國已有共識全面立例禁止象牙貿易,所以我認為,香港亦應該認真面對這事情,及思考下一步該怎樣做。我們已表明對於香港禁止象牙貿易是持開放的態度,而由於其他國家已立例禁止象牙貿易,我相信香港也會朝這方向。不過,關於細節方面,我們亦須多一點時間去構想下一步。」人類因一己貪婪,無止境追逐空有奢侈標價的象牙製品,這不僅忽視環境生態持續性,並延續對大象的殘害。若特區政府仍然視若無睹,立法一事只是「持開放態度」,甚至要「等埋中美」,本港繼續淪為「亞洲國際走私象牙都會」。然而,作為國際都會、世界公民,香港早應積極參與推動大象保育、禁絕象牙貿易的全球運動,而非等到香港現在變成「殺象幫兇」而不自知才慢慢醒覺。延伸閱讀:.www.savetheelephants.org.www.wildaid.org.www.wwf.org.hk作者是立法會議員、大學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14日。(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GB/sdk.js#xfbml=1&version=v2.5”;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評台 Pentoy 象牙貿易 保護動物

詳情

議會革新作為民主化的一種方法

香港人對議會(parliament)的憲制傳統和議政文化認知,大抵來自英國、台灣和中國大陸三地,在筆者的比較政治課堂上,同學們相當欣賞西敏寺尊貴的淑女紳士之間唇槍舌劍,對台灣代議士搶咪推撞大多抱「吃花生」心態觀看卻不敢苟同,最瞧不起一黨專政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做唯命是從的扯線傀儡。香港的議會政治自1980年代中期引入選舉開始普及化,惟議會文化一直殘缺不堪,有形無實,關鍵在於一個議會本應堅持的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權宜政治和不公平的選舉遊戲中根本無法彰顯,即使立法會議員們也沒有多少個會覺得這些抽象的問題重要而值得認真思考。在6.18政改表決一役,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及後被揭發一直全場教路,原來是做保皇黨領隊卻欺騙公眾扮做中立球證,只是他所屬的所謂建制派機關算盡太聰明,在投票關鍵一刻突然想製造法定人數不足「等埋發叔」,最終竟然臨場「甩轆」敗陣,在在反映這幫人多年來「權在我手」唯我獨尊的心態。曾鈺成致歉後不主動辭職,說是把去留問題交給議員討論,表面是按程序辦事,實質是逃避了本來不能推卸的責任,借「不信任動議」一事反過來考驗保皇派議員們會不會在泄漏內部通訊紀錄後再被綑綁。這樣一宗政治醜聞都可以得過且過的,正好也證明了香港議會文化之墮落。淑女紳士、街頭鬥士、扯線傀儡800年前,1215年6月15日,英格蘭的封建皇權在備受挑戰下接受了《大憲章》(Magna Carta)的制約,當權者認同權力必須設限、同意放棄權力,發展出轉移和分享權力的「君主立憲制度」,形成今天法治、自由、人權、民主等憲政文明的基石。議會制度的確立不純粹是時間的問題,事實上英國國會議長(the Speaker)一職曾被指為「全國最危險的工作」,是因為多名議長曾為捍衛議會的尊嚴、獨立性和得來不易的憲政文明而得罪皇室權貴而惹禍上身。在英國朝野對立的憲制傳統中,議長必須公正地處理議會事務,確保辯論和立法工作有秩序及有意義地進行,因此獲議員們推舉出任議長的按慣例必須退出所屬政黨,而按慣例選舉時各主要政黨均不會派人挑戰議長(the Speaker seeking re-election),這些傳統都有助鞏固議長超然獨立的憲制地位。倘若出任議長一職的人判斷或言行破壞了應有的中立性,乃至個人操守有問題和表現不稱職而影響議會形象,為了讓議員們有機會討論和選出新的議長,議長主動辭職是符合憲制精神、最君子和最負責任的辦法。後殖民地時代的香港議會為什麼未有繼承英國的議會傳統?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沿革固然讓我們了解當中聯繫,不過1997年至今,北京根本不想見到香港立法會在憲制地位方面走上軌道,而是透過中聯辦等系統物色趨炎附勢的人分得大多數議席。既然立法會的席位只是政治分贓的玩意,主席犯錯不主動請辭,有無知的保皇大黨議員高呼「香港18歲生日了!」又有什麼出奇呢?問這種本來為「搵食」的人他們從政的抱負實在陳義太深兼且要求過高了,加上這批議員從來不執著行政、立法的分立制衡的原則,即使立法會「人大化」、「政協化」,只要是北京的意思,他們也欣然接受的,試問議會又怎不會處於缺乏獨立性、長期積弱的政治短樁狀態?在非民主政治下,議會只能夠在政治決策中被動地承受一小撮大權在握的人和他們的同黨的決定。儘管議會可能有議論、公開批評,甚至組織抵制和抗爭的空間,但是對於決策的過程則無權過問,更遑論平等參與的權力。在這種不公平的政制安排下,要求施政做到體現社會公義的原則,實在是緣木求魚。不管今天當權者因何突然虛偽地提出行政立法的「新型合作關係」,不民主的政制始終無法阻止權力為了滿足一小撮人的利益而濫用。遺憾的是,香港的議會生態自1997年以來似乎經歷一個急速異化的過程,議會的辯論早已得不到多大重視,委員會的工作更是行禮如儀,所謂「認真就輸了」,認識不認識政策根本不成問題,場內場外的花邊動態也許較冗長複雜的議題更有吸引力,有時行為藝術無疑勝過萬語千言,但不求水準的鬥嘴叫囂亦時有發生,巿民和官員都知道可以期望的大概都是這些了,小事隨時事關注可以發大,但時機一過就輕輕放下,大事卻從來都管不到,結果是議事和問責的水準倒退得快,什麼理念比併、論述建立和政策倡議大可擱在一旁,就算有都留待有心人日後考據發掘吧!雨傘運動堅持真普選、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肩負香港人命運自主的責任,「後政改」階段,同樣需要認真檢討香港兩級議會的憲制傳統和認真對議政文化水準有所追求,重申廢除功能組別的任務同時,警惕議會異化墮落也是當務之急。相反,愈是強調「議會無用」、「議會垃圾」,繼而把上文提及的異化無止境地推演下去,就是中了獨裁者和反對民主的既得利益者的圈套,因為本來在制度上已經處於弱勢的議會,應該沒有什麼比被愈來愈多市民唾棄更致命吧?議會政治與民主發展民主政治的主旨,是讓國民成為政治決策的「主體」,保證人人有平等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力,除了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方式,鞏固議會民主也是關鍵的一環。為什麼議會政治的發展對民主化如此重要?正如Fish牽頭的國際比較研究發現,議會政治和民主發展關係密切,議會可否負責任地運用其權力會直接影響國民對民主政治的信心。首先,民主認同每一個人都是獨特個體,擁有自己的性格、品味、智慧、身分認同和潛能。第二,既然社會由個性獨特自主的個人組成,社會內存在不同的利益、意見和目標是正常不過的情况。要為整體設定共同的目標和方向,除了透過公平公開的方式在議會中表達出來,並無捷徑。第三,政府為國民而建立,其施政要爭取國民的認同、確保每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得到肯定、不被歧視。平等參與就是維繫個人、社會和政府的要素,其重要性在於讓公民在參與的過程中行使權利、承擔責任,提升社會凝聚力和政治認受性。面對政府施政不善時,議會通常可透過於「抗爭」、「阻延」的手法抵制,與此同時,議會不可忽略「建立」、「倡導」的責任。在民主政治中,「群眾」成為「公民」而社會則成為一個有機的政治社群。民主政制不僅確立了公民的權利,還進一步讓公民透過多種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發揮影響力。當公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並感到社會中多元的利益和意見得到合理的處理,公民的覺醒、自主精神以至施政的認受性都相應提高。參考資料:.Magna Carta and the Emergence of Parliament. https://m.youtube.com/watch?v=4qj2vpp9Wf4.M. Steven Fish, Stronger Legislatures, Stronger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7:1, January 2006, 5-20.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立法會

詳情

政治的責任和不負責任的政治

警務處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計劃購置3輛總值2700萬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有關車輛屬重型武器,警務處就聲稱「英國、比利時、新加坡、南韓以至澳門等國家╱地區都有使用配備噴水裝置」的「特別用途車」,言下之意,是叫公眾不要大驚小怪。保安局提交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5月5日會議的文件同樣完全沒有交代有關武器裝備的種種細節,明顯是有所隱瞞、逃避監察。可是,人權組織很快就指出,政府偏偏未有提及曾發生水炮車射倒並壓死示威者,以及數年前德國一名示威者被水炮射至雙目失明,而近年在土耳其、緬甸、南韓、澳門都出現執法人員使用水炮處理和驅散示威群眾,直接導致部分示威者的雙眼和皮膚均受嚴重、甚至永久創傷的事件,這些車輛用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有化學成分的液體,亦可以安裝其他針對示威活動的催淚彈發射器、強化裝甲等,而噴出的顏料就是為了瓦解集會後的緝捕, 因而對民間社會產生阻嚇作用,威脅新聞採訪自由,可見所謂「特別用途車」的殺傷力不容置疑,故已經有民間團體和包括筆者在內的立法會議員近日不斷要求政府擱置購置計劃。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Who guard the guardians?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David Runciman專注政治哲學的課題,其近作《政治》就提出政治人(包括公民)重中之重的責任是決定用什麼制度和辦法控制暴力(control of violence),並為此達至某種共識,藉以監察暴力乃至遏止暴力,這樣的環境也更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和人身安全,而各種推動社會革新的力量也釋放出來。反過來說,一個社會的暴力蔓延,不止是道德倫理的課題,不是有沒有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這種個人修養的問題,而更需要透過政治過程營造不用訴諸暴力就可以排解紛爭的環境。官方的武器升級其實是政治制度崩壞所致,兵器不可能修補破壞了的官民關係和警民關係。現代的社會,不論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皆設計出一組複雜的制度規章,嘗試規範暴力的使用和有關的步驟,並且不斷改進,以求做到「合法、合理、合情」地使用暴力,造出了暴力的使用受到控制的錯覺,令人誤以為按程序使用暴力便很難有濫用的情况出現,令人民警覺性降低,對濫權和玩忽職守的情况習慣以「個別事件」來看待。不過說穿了,「警隊和軍隊會為使用暴力的方式和級別訂嚴謹的操作守則,並為有關人員提供嚴格的操作訓練」其實是一堆沒有內容的空話,不足以讓大家放心。正如任何下令使用暴力的人都會表示,決策皆符合和滿足了規章制度,屬於專業判斷,再下去他們都會解說自己訴諸暴力都是「迫不得已」,採取的都是視乎情况而定的「最低暴力」,怪責不聽話的人和組織,最後當然可以把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去年,相信全港市民都見過當警權不受制約時,後果是如何失控,例子比比皆是——87枚催淚彈、數之不盡地施放胡椒噴劑、七警涉嫌暗角私刑、警司在街頭亂棍驅趕路人、記者採訪受阻等。手執武器卻自比「慈母」的警務處前處長,不去修補警民關係,反而忽然想到要購置3部「特別用途車」來對付集會示威人士,換言之,由始至終,暴力的使用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有實在意義的制約,相反,政府只是一腦子企圖透過暴力來達至社會控制(control through violence)。「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政治人當然了解政權的暴力本質,問題是,如果自以為是、心術不正的當權者沉溺於暴力競賽之中,暴力製造恐懼氣氛和憤世疾俗情緒,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對付異己,觸發嚴重的對立而不斷內耗,將所有人推向一場接一場災難的邊緣,人人自危、其實一點也不安全。當社會擺脫不了暴力的陰霾威脅,無論如何包裝和美化暴力和施暴者,基本的原理只不過是成王敗寇的強盜邏輯,面對暴力的威脅肆虐,不少政治人則明哲保身,左閃右避,變得愈來愈不負責任,放棄了自己的責任還不止,也不想見到人民覺醒。香港高樓密集、人多路窄的居住和地理環境將大幅增加「特別用途車」對人的傷害,本應受到更大關注,離譜的是,一些立法會議員和退休保安局官員樂於擔當小丑傀儡,用無恥反智的手法替掩飾暴力的真面目,輕輕帶過,轉移視線,輕佻地說示威人士只會「濕濕身」或者「滑倒」,有人更發起「不吃飯也要水炮車」的貼圖,掩飾自己屈服於暴力淫威之下趨炎附勢的醜態。其潛台詞是:反抗、發聲,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認真的很可能會輸得更慘!免於打壓或恐懼的表達自由,乃基本人權,不可侵犯。政治的本身責任就是確保手執武器的人問責,接受嚴格的監督。追求「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人必須思考是與非、對與錯、好與壞、善與惡的課題,拒走暴力維穩的自保心魔就是第一步,然後用心、用腦,透過商討和緊密溝通來決定用什麼制度和辦法來制衡政府、監督和駕馭暴力。這些都不是一門高深莫測的大學問,而是現代社會生活中日常面對的情况而已。至於有人可能會想知道,催淚彈不准用、胡椒噴劑不准用、警棍不准用、「特別用途車」又不准用,警察「蹺埋雙手」,還有什麼可以做呢?這種說法等於承認這個政府「窮得只剩下武器」,要靠暴力阻嚇反對政府的人,豺狼當道,還有不道德的政客煽風點火、用笑遮醜。在今天香港,要求不民主的政權修補官民關係和警民關係固然較強化武器裝備困難得多,也突顯「政治的責任」和「不負責任的政治」強烈的對比。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參考資料:http://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4/jun/11/germany-phasing-out-boris-johnson-water-cannon-safety-fears-wasserwerfer-9000◆Politics (David Runciman, 2014.)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警察

詳情

「拉大旗作虎皮」邊利用邊打壓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essential Liberty, to purchase a little temporary Safety, deserve neither Liberty nor Safety.” Benjamin Franklin古今中外的野心家都有一種壞習慣,就是以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來營造「十面埋伏」、「草木皆兵」的氣氛,故意渲染誇大國家內部和外部有「國家敵人」的迹象,羅織罪名加於持反對意見者之上,剝奪他人的自由,除了是因為把持權力的人虛怯,當然還是為了鞏固其本身的統治地位。最近,梁振英在官邸與保皇派私人茶叙時就傳出他叫人「警惕」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人的言行,應該都是他為了爭取連任鋪路,利用持不同政見的市民來「過橋」,想辦法掩飾自己民望長期處於低位的殘酷事實,使出一招轉移視線,想在中央領導面前展示自己比溫和親北京陣營人士強悍硬淨。筆者曾在一篇訪問報道中,提及在課堂上挑戰同學思考「假若有一天五星紅旗升不起來」的問題,應該是碰觸了一些人的痛處。筆者20年來在大學研習教授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政治制度設計、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時代政治變遷,向來不設「禁區」,從來不看任何人的面色和好惡來決定什麼不能說,百無禁忌。言論、學術和思想自由一直在香港受到保障,從來是香港多元社會的文化根基。如果梁振英希望就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優劣虛心討教,筆者的課堂是開放的,十分歡迎他前來旁聽,但筆者謝絕他和任何人的所謂警惕,天曉得梁振英這個思想警察什麼時候又覺得大家必須警惕什麼,也不能排除有人想藉此在校園製造寒蟬效應,箝制香港的自由,情况實在堪憂。 讀書人必須拒絕謊言也許梁振英會認為,在專制獨裁國家中,根本不可能自由地研討政治變遷和不同制度設計的沿革,這就是所謂的「政治現實」,喜歡不喜歡,香港人也不應碰觸,但對筆者而言,這不過是當權者的傲慢與偏見。在今天中國,到底五星紅旗本身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得到多少人了解和認同?有多少人仍然追隨馬克思,清晰了解他的信念和實踐?還有多少人認真地以為共產黨員和領袖們正帶領老百姓邁向烏托邦?中華人民共和國何時才停止專政,接受民主共和?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否有人應該鼓起勇氣來承認,共產政權其實一早已經異化(alienation)成腐敗糜爛的國度,執政黨要不時訴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粗暴的維穩手段來掩飾共產主義已經破產的真相?已故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曾分析,共產政權「謊言治國」不能自拔,領導集團有既得利益要唱好共產主義,還去強迫或利誘每一個人啞忍謊言學做順民,總之「不要問、不用說」(Don’t ask, don’t tell),才是「正確」,提出問題的,就立即被視作「危險人物」來對付,統統淪為良心犯。為糾正這虛偽的現實世界,思考五星紅旗升不起來的課題,其實沒有不妥,讀書人必須拒絕謊言,保護自己的知恥之心。倒令筆者哭笑不得的是,香港今日的行政長官竟然用上了「拉大旗作虎皮」的中共手法來支撐自己脆弱不堪的統治地位!梁振英鬼鬼祟祟在不公開的場合點名批評筆者,然後由其他閒雜人等出手代勞,一邊利用一邊打壓,完全是共產政權獨裁者的荒誕風格,管治共產化、大陸化才是我們這一代撐香港的人必須警惕的,而當這個政權不斷攻擊和侵蝕香港的核心價值時,特別是我們的自由,香港人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應直斥其非,叫它停手。作者是立法會議員、大學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

陳家洛:靠獨裁政府 守護香港自由?

香港,再不可能自誇是一個「自由但沒有民主的地方」。回歸17年以來,北京堅決不讓我們自由選擇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民主遙遙無期,自由卻飽受猛烈的衝擊,愈來愈受中國大陸的「國情」和香港官場的大陸化歪風所摧殘。執筆之際,「無國界記者」剛公布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在1年之間急跌9位,在180個地區排名70,繼而傳出香港大學的自主遭身兼校監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干預,而有人大政協則主張引入所謂《國安法》,變相容許大陸人員跨境執法,徹底破壞「一國兩制」。本文旨在為香港的自由告急,筆者不想見到香港人因連串疲勞轟炸而變得麻木,間接當了葬送香港自由的幫兇。學術自由乃文明基石言論和思想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基石,有道德方面和人類社會進步方面的雙重意義。公元前399年,哲人蘇格拉底堅持「不自由,毋寧死」,面對當權者指控威嚇,他不肯收聲,寧選擇從容就義,也不苟且偷生。蘇格拉底的遭遇可以直截了當地提醒世人,自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人的尊嚴和自主自決需要透過自由來實現的,這亦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的精神所在。同樣重要的是,學術自由是人類社會追求進步,揭示真相和追求真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中世紀天主教會曾封殺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學說,對科學家和他們的工作進行攻擊迫害,的確是世界歷史中黑暗的日子。這些例子同時也說明對學者和學術自由給予保護和免受干預的意義。從一開始,學術活動已經很「在地」、「入世」,雖然表面上是一小撮好辯的人的癖好,但關係到影響深遠的思想以及意識形態建構——解體的循環和演變(註1)。如果學者的某些見解站不住腳,缺乏說服力,自由的思辯可以去蕪存菁,而更常見的情况是學術思考的結果都有部分成立,所以打擊學術活動本身變相剝奪了整個社會的選擇權和自我完善的機會。大學是「佛門清淨地」?學者必須低調得像苦行僧侶一樣生活?1988年9月,《學術自由和高等學府自主宣言》(又稱《利馬宣言》)開宗明義指出,大學和學界有責任追求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的基本人權。《宣言》確認學術自由必須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免於來自政府或任何方面的干擾和打壓的恐懼,並期望所有高等學府和學者都應該批判所在地方的政治迫害和違反人權的情况(註2)。其實《宣言》所述一直是學術界的常識,只是外界,特別是政府和擦權貴鞋的人,經常以不同理由認為學者「不安本分」或「不識時務」,所以《宣言》立此存照,提醒世界各地的當權者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真諦。英國政府新近提出《反恐國安法》,訂明大學等公共機構「有責任亦有需要」防止人們「被捲進恐怖主義之中」,例如根據當局的倡議,大學須就演講活動和講者安排,於14天前事先通知當局,以便研判活動意圖,並主張給予內政大臣「終極權力」,如果校方持續未有執行當局的指示,政府可採取法律行動,逼大學在校園禁絕「極端主義講者」,甚至控告校方藐視法庭。有關法案令英國學界一片嘩然,英國24間大學組成的Russell Group便發表聯署信,重申大學應當是一處容許「提出並辯論合法觀點而毋須懼怕遭到報復的地方」,強調「大學已在採用預防激進化的最有效方法,那就是確保學者和學生能在符合法律之下,對一些公認的觀念想法,自由地提出質疑和審視檢驗」,「要真正有效反恐和對抗激進化,大學必須繼續保持獨立於政府」(註3)。從文明到野蠻的軌道從學術自由引伸到政治制度層面,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認為,除非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自由辯論,沒有民主政府可以取得認受性(註4)。換言之,思想和言論禁區的存在不單止犧牲了自由,牴觸了民主本質,更是劣質的管治的特徵。野蠻專制的社會從來不會保障言論和思想自由,因為「一言堂」從來自噓「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言論和思想的禁區還要因應當權者的好惡變幻莫測,在寧枉勿縱的氣氛中,揣摩領導人的「紅線」成為了潛規則,自我審查,步步為營,那些不識時務、清心直說的人就隨時要承受刑罰。1933年5月10日,納粹德國組織焚書運動,針對所有不是或不夠「日耳曼」的著作,愛國變成極端瘋狂,結果對世界和平和日耳曼民族本身是災難性的。最近,中國官媒「求是網」 登了一篇著名文章,批評有大學教師利用大學講台「抹黑中國」。隨後,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一個座談會上作出一個指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大學講堂」,還有「三個決不」:「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繼東,也撰文要求當局對批評袁貴仁講話的人予以嚴懲。一黨專政下,無論最高的領導人姓甚名誰,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從來沒有保障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不受任何形式的制裁或威脅,完全違背關於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利馬宣言》。冷戰時期有一則諷刺蘇聯保障自由的獨特方法的笑話:「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重視和保障發表言論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不過呢,在社會主義國家發表言論之後的自由(freedom after speech)就無人可以擔保了。」蘇共和中共官方的理解是,自由只可以用來擁護一黨專政,特立獨行的便是異端邪說了,大家看着辦!今日中國,明日香港,再不是什麼危言聳聽了,除了因為「一國兩制」只剩下32年,近年還多了一班「新貴」,依附在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各級的架構,對中共政權忠心耿耿,爭先恐後擁護一黨專政,還像袁貴仁和朱繼東般教訓和帶有恐嚇口脗地警惕香港人。諷刺地,古今中外,獨裁的當權者就是最明白「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因此也愈是緊張操控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明乎此,要守護香港永遠做一個自由之城,香港人只要活學活用《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個唯一不識抬舉、敢講真話的小孩子的模範,更可貴的是,他一直是一個無名英雄。◆附註:註1:金觀濤、劉青峰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2008年。Nicholas Wapshott,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2011.註2:http://osut.ro/wp-content/uploads/2013/09/Declaratia-de-la-Lima-din-10-septembrie-1988.pdf註3:http://goo.gl/tPhGKX註4:Ronald Dworkin, “The Right to Ridicul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March 2006.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言論自由

詳情

陳家洛:「後佔領」階段:運動和社區結連的契機

「不要走在我後面,我未必能領路;不要走在我前面,我未必追隨。做我的朋友吧,和我並排走。」卡繆(Albert Camus)「雨傘運動」突顯了年輕人和學生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素未謀面的人走在一起無私奉獻,乃至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實踐,為香港創造一個新的運動方式,堅持「我要真普選」,爭取透過自由公平的選舉而向香港人問責的政府和議會,在「一國」這龐然大物下保住「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使香港不會淪落為「一黨專政」下的一個直轄市。文首引述法國文學家卡繆那幾句名言或許可以用來形容這場運動的自發精神和批判思想的覺醒,是一種用錢買不到的高尚情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佔領華爾街象徵人物之一的David Graeber曾在訪問中表示,「深信香港的佔領運動會有世界性及歷史性影響,示威人群塞滿街道會令政府陷入恐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就算佔領最後被清場,但經歷了一次民主實踐,整個社會都會從此變得不同。」(《明報》,2014年10月19日,A12) 批判國家的「權力」基礎Graeber對香港的樂觀期許仍待發生,然而,「雨傘運動」的而且確繼承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改變宿命的毅力,正如Graeber主張:「就算我們已經揭穿在政客宣稱自己能夠憑空創造『政治現實』的空談背後,他們所依據的其實是一個全不講理的蠻橫武力構成的國家機器。這必然意味着,在面對蠻橫、不講理的權力時,我們不該訴諸任何『講理』的妥協,而是應該以彈性與巧思的反制力量對抗,我們必須採取基進的另類取徑,而且不斷提醒眾人,所謂『權力』究竟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公民的政治參與和實踐必然涉及對「權力」的基礎和行使方式的批判。就以今天香港的狀况而言,既然中國否定了香港對自由選舉的合理期望,要達到真普選就得先否決假普選,而不是天真的以為有朝一日可以「弄假成真」。至於為誘使我們去忍受假普選而僭建的「白票」或「守尾門」等消極建議,既不符合政治倫理,也起不了任何實在意義,那是絕望的政治,而不是希望的政治;那是迷失方向,而不是回歸正道,所以必須予以嚴肅地糾正。由始至終,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特權階級就是害怕失去權力,否定巿民自由選舉的基本人權,這些人一直是民主化的最大阻力,除了一路找藉口拖延,權貴更不斷製造種種千奇百怪的制度障礙,包括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當中最小的一個由124張公司票組成)、立法會「多數服從少數」的分組點票制度、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委員會、廢除兩個有獨立權力和資源的民選巿政局、以地區資源分贓手段去貶抑區議會職權和選舉方法變革的要求、大量無實質意義「雞肋」般的諮詢活動等等。明顯地,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也不例外,只是一個最近強加於香港人的緊箍咒。總之,在「一國兩制」這17年間,寡頭壟斷的高牆愈來愈高,也愈來愈牢固,被操控和扭曲的管治生態也催生了一群選擇在權慾洪流中打滾的機會主義者,他們的頑固相比已經在位的一代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深耕民主社區梁振英用武力和分化手段去維持自己的權位,一方面令反對他的市民和政府、警察關係惡化,另一方面歷時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衍生出來的社會分歧正正是梁振英樂見的狀態,反正他從來沒有凝聚一個所謂「香港營」的本事,倒不如將錯就錯,反對「雨傘運動」的就當成支持他自己的。所以,在「後佔領」階段,「雨傘運動」的延伸發展,必須帶着「希望」由街頭走入社區,同樣以自發精神和批判權力角度去深耕民主,藉2015年底的區議會選舉的契機落地生根、遍地開傘,去建構一個又一個讓人產生積極歸屬感的「有深度的社區」(Deep Community)。作為「深度社區」的倡導者,Paul Born認為「希望」不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策略,而需要透過共同努力去認識和了解人們所思、所需、所愛、所望,也得鼓勵人人走出自己的「舒適帶」(comfort zone),分享香港各代人不同的故事,關懷鄰人,提出尖銳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法給人選擇,爭取資源和改變政策,鼓起勇氣去改變一些不符合共同願望的現狀。事實上,這樣的社區在各佔領區已經發生。除了「深度社區」,Born提醒現代社區不時還會呈現另外兩種不理想的狀態,分別為「疏離的社區」(Shallow Community)和「沒有安全感的社區」(Fear-based Community):前者顯示個人對社區缺乏投入和承擔,消費的思維令人重視權益多於責任;後者則充斥着自衛和排斥的心態,有時會消極和負面得使人厭倦沮喪。同樣地,香港人作為一個群體目前的狀態既疏離又沒有安全感,極需要一種「新獅子山精神」帶動找尋一套真正對自己公道、令自己滿足的管治模式和公共政策,也因而引發很多朋友不約而同地產生「雨傘約章」的念頭。因為佔領人士的想法與社會整體的民意無可避免地存在差異,有論者於是提出了「誰來收割?誰來埋單?」的選舉問題。不難想像,梁振英最想隔山觀虎鬥,最想見到改革的力量分道揚鑣,潰不成軍,建制力量就可以坐享其成。儘管人人都會說「政治一日都太長」,筆者理解不少朋友為何急於跳躍到「首投族」和「素人政治」抬頭,或者「激進壓倒溫和」等「身分」概念來。作為老師也是過來人,筆者自然也認同年輕人和學生應更積極組織起來,參與選舉政治,只是大家更必須汲取教訓,着手處理好「運動」和「社區」之間的關係這關鍵課題。參考了新民主運動的思潮和「深度社區」的策略,本文提出的已經超越了「團結就是力量」的老生常談。「希望的政治」固然不怕挫折,而是敢於面對挑戰,迎難而上,是講求思行合一的政治承擔。在「後佔領」階段,稍稍回氣之後,佔中三子、雙學、民間團體和一眾民主黨派的議員的使命是在社區鞏固這場運動,由下而上、由外到內向一個香港人不應認同的「權力」施壓,只有這樣,才會令中國和香港的特權階級如坐針氈,減低秋後算帳和白色恐怖對香港的迫害。作者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參考書籍Paul Born, Deepening Community: Finding Joy Together in Chaotic Times, 2014.David Graeber, 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2013(中譯《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後佔領

詳情

陳家洛:在革命2.0的邊緣論青年政策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is Greater than the People in Power”

任何人都會講「青年人是未來的主人翁」。在香港,青年政策的目標,與其他歐美發達地區的同類政策比較,香港的政策目標極為偽善造作,那就是「培養有視野、具創意、能領導、肯承擔的青年,成為明日領袖」。問題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香港政府原來有一個多麼偉大的政策目標?又有多少人同意香港真的有空間和機會讓青年人較自由地追尋和體驗,在過程中有充分選擇的權利,同時學習為自己的決定承擔責任?據報道梁振英任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將注重扶助青年人,突出「生涯規劃」,彷彿是擔憂青年人虛耗光陰,政府有責任為下一代作出人生安排。於是策略發展委員會在去年第四季就「青年人」這個群體進行討論,不過綜合各次會議紀錄,青年人的教育、就業和發展機會翻來翻去「被討論」,梁振英之後也做了兩個公關動作,分別跟一班「小特首」見面和一些青年人茶叙,似乎是想為自己造勢。弔詭的情况是,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3》(見表),在大多數青年人眼中,政治、政府,以及政治人物不是不值得信任、就是表現令人失望的。雖然這不表示一個不受歡迎的行政長官可以什麼也不用做,但其實政府這個「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自殖民地時期一直以來偏聽既得利益者的人力需求,所謂向青年人提供多元發展機會,由始至終都不外乎是經濟上要切合業界一時的需要,再加上當權者「維穩控制」的思維,而且政治制度從來不民主,更大大降低青年人對施政的認同和支持。筆者在此引用的數字,不是純粹要批評本地青年政策眼高手低的死症,更關鍵的是今天追求改革的青年人肯定比上一代的更不願妥協,他們對政府提出口號式目標不以為然,見過上一代人接二連三被當權者愚弄欺騙,無奈屈服、任人擺佈,誰人可以說服青年人耐心等待下去?相比上一代在面對生老病死、教育、住屋、醫療各個環節種種恐懼和不安時認命自保,今天的青年人尋求公義均富的社會,姑勿論他們的意識形態屬左翼或右傾,本質上都認為政府有責任建立制度和運用政策來保障個人承擔不了的風險和社會成本。梁振英政府可以為青年政策修修補補,但當權者迴避真正的問題,用舊腦袋舊模式操作,明顯是跟時代嚴重脫節。 抗爭的軟實力追求變革的青年人大概不會以上一代的本地民主鬥士為榜樣,而是借鑑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維爾、昂山素姬和中東阿拉伯之春的年輕人的經驗來推動香港的不合作抗爭運動。事實上,正如Wael Ghonim所言,埃及2011年的經驗示範了網絡上意見表達如何迅速地轉化為群眾行動,他們相信的,是群眾的力量(Power of the People)大過當權者本身的權力(People in Power)。埃及的革命2.0出現,是因為青年人再不理會政權的恐嚇,「豁了出去」。當被動的反對再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主動的抗爭是讓長期積壓的情緒一併爆發,其震懾力度(shock and awe)令當權者沒法招架。浸會大學政治學教授Michael DeGolyer在剛發表的調查報告《政制改革:諮詢和對抗》中表示,「佔領中環」的支持度達到38%,不支持的則有54%,只有很少市民不知道或者未有聽聞「佔中」。他關注在青年人和專業人士支持「佔中」的比例皆超過50%。同時,這兩類人士也關注正在進行的政改諮詢是否公平公正,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早已轉移到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主持的諮詢工作,如果諮詢期結束後政府交代的方案和回應普選的訴求令他們的懷疑成為事實,肯定只會刺激他們投身「佔中」行動。DeGolyer進一步指出,中央愈高調插手打擊「佔中」,巿民也愈加支持有關行動。而如果民主派團結號召參與「佔中」,這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也會增强。DeGolyer的調查更發現,青年人和專業人士皆為最擔心「佔中」出現暴力場面和損害經濟,但他們同時也是最支持「佔中」的人。換言之,已經有相當部分巿民「去意已決」,準備為爭取普選投身公民抗命。「佔中」的發起人缺乏霸氣、不是整天凶神惡煞、矯情誇張、指罵別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政治人物,他們都曾經大力主張民主派妥協讓步,也曾經反對過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但正正是2017普選似有還無,當天的妥協得不到積極回應,「佔中」的論述出現絕對不是偶然,更不是無中生有。強調「公民抗命」,就是要在民主運動最弱勢困難的處境中昇華成為一個良知象徵、一種精神力量、一個自願因為犯險而承擔後果的價值觀。如果政制發展不能配合青年人尋求民主公義的期望,那麼民間的運動自然成為青年人表達抱負和為此作出承擔和犧牲的唯一出路。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1. Wael Ghonim, Revolution 2.0: A Memoir, 20122. Michael DeGolyer,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nsultations and Confrontations”, 12 January 20143. 香港青年協會的《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3》,2013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