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搖旗吶喊

最近和一位中國學者閒談,他慨嘆在中國做學者難,做研究憲法的學者更難,因憲法研究的課題涵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憲制的理念、設計和實際運作,這些問題往往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家、領導人任期受限制,以及不搞個人崇拜,當時不少學者均認同這是中國政制現代化重要的一步,不少學者紛紛研究權力制衡等議題。事隔才三十多年,當年熱烈擁抱鄧小平主張的人,不少今天仍坐在人民大會堂內,以同樣的熱情否定當年他們曾經擁抱的信念!當然,識時務的俊傑,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在中國,當黨領導一切的時候,學者不能做一些政治不正確的研究,否則輕則遭削減研究經費,重則教席不保,甚至付上人身自由。國內的大學有七不講,憲制、民主、人權、法治統統不能公開講 。他寄語香港人,要好好珍惜僅餘的自由和法治,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况下,無力感是無可避免的,但知識分子最少可以不去為政權搖旗吶喊,不去作政治獻媚!不知何時,香港也開始有些不能講的議題,假若港府不是自尋煩惱作高調譴責,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知道戴耀廷在台灣講了什麼。儘管我並不認同戴耀廷的莽撞,但我看不到他有觸犯任何刑事罪行,更遑論除去教席的理據,我更看不到為何維護國家安全便得以言入罪。文革十年,不少知識分子因其思想言論被折騰至死,難道我們真的這樣善忘嗎?[陳文敏]PNS_WEB_TC/20180411/s00202/text/15233835667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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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國歌法

中國的國歌法是社會主義立法的表表者,其內容將意識形態、政策、道德規範和法律責任共冶一爐。香港訂立國歌法時,須顧及普通法制的傳統,毋須將中國國歌法照單全收。中國國歌法第一條規定國歌法的目的是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類思想意識形態的規範,納入香港的法例內,除有違普通法的立法精神,亦難以實際執行。若要指出這些目的,只需由負責官員在立法會引進相關條例草案時,在發言內指出便可以。第十一條規定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讓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禮儀。這是一些政策性的條文,並不適宜納入法例,由教育局以指引方式推行便可以。同樣地,第七條要求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這種規範禮貌行為的條文,執行時要顧及很多細節,寫進法律內,只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爭議。第十五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均屬違法行為。作為刑事罪行,禁止的行為須清楚明確,否則市民會無所適從。歪曲或貶損是一些相當模糊的概念,法例的目的在維護國歌的尊嚴,故不論是篡改歌詞或曲譜,或奏唱國歌,均應只針對侮辱性的行為。(二之二)[陳文敏]PNS_WEB_TC/20180404/s00202/text/152277873746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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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公開審訊

曾蔭權先前被裁定一項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名成立,法院近日判他需支付控方在該次檢控中三分之一的堂費,並批評他在隨後第二次的審訊中的行為。法院指出,由於曾蔭權在第一次的審訊中已被定罪,故不能在第二次審訊中提出良好品格的證據,於是他透過公關公司安排知名人士到法院,藉此影響陪審團,令他們相信曾蔭權有良好的品格。陪審團制度是我們法制中重要的一環,任何嘗試干擾陪審團的行為均屬嚴重的刑事罪行。與此同時,正因為這是嚴重的刑事行為,這類指控必須基於充分的證據,舉證的標準更須沒有任何合理的疑點。可惜,法官的指控似乎只是基於他個人的臆測,並沒提出客觀的證據。判詞中更點名提及某些列席的知名人士,即使判詞說無意指摘他們,但已難免令人認為這些人士可能被公關公司安排以影響陪審團。這是極其嚴重的指控,對相關人士極不公平,而且法官在作點名批評時,亦沒有給予這些人士任何解釋的機會,有違程序公義。事實上,一些相關人士事後分別發表聲明,指列席法院只是出於對朋友和舊上司的支持,並非由公關公司安排。公開審訊是法治重要的一環,對保障公平審訊至為重要。任何人均有權到法院旁聽審訊,法院拒絕任何人進入法庭必須有充分和合理的理由。若法院的判詞令到一些人士不敢到法院旁聽,這除有違公開審訊的原則外,亦影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障。[陳文敏]PNS_WEB_TC/20180314/s00202/text/152096427399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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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千秋萬世

人大將修改中國憲法,廢除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規定。當年鄧小平有感黨政不分,這將不利於國家現代化,於是規定黨主要負責思想工作,並須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事,但這些在黨章內的規定,在去年黨十九大會議已遭廢除,這次修憲,將清楚列明黨領導一切,黨政分家將至此告終。手執權力者總想做皇帝,而且要千秋萬世,由秦始皇到共和國,這個中國夢都沒有改變,倒是西方社會對這個消息反應極為強烈。《經濟學人》近日便刊登多篇評論文章,指西方社會一直有一種想法,當中國富強起來時,政制亦會走向開明和民主,因此多年來他們一直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然而,中國現在富強起來了,但政制卻愈趨專橫和獨裁。除壓制異己、嚴控網絡資訊外,更利用強大的經濟力量,向其他國家和企業施壓。文章報道,德國著名車廠因引用達賴喇嘛的說話作宣傳而遭威嚇禁止其進入中國市場,結果車廠要收回宣傳語句及道歉。文章更指出,西方希望經濟改革可令中國走向開放和民主改革的這場賭博,將隨中國的修憲而徹底失敗,而隨着商界在中國面對日益增加的政治干預和不公平對待,西方的商界對中國的支持也明顯變得較冷淡。一些愛國人士可能會認為這只是另一次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抹黑,自己接觸所及,這一年來西方社會確實對中國的態度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單諉說這是抹黑,恐怕只是自欺欺人。[陳文敏]PNS_WEB_TC/20180307/s00202/text/152036052811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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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與一代為敵

完稿之際,選舉主任剛裁定姚松炎合資格參選,周庭則不符合參選資格。據聞對周庭的裁決主要基於她屬於香港衆志的成員,香港眾志在綱領中提出自決,選舉主任因而認為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由於選舉主任並沒有給予周庭答辯或解釋的機會,這決定已可能違反程序公義。選舉主任向姚松炎提出的問題則猶如政治審查,當中部分問題更是莫名其妙!香港衆志已表明不支持港獨,選舉主任在甄別參選人的參選資格時,是否有權作全面調查以及有關證據和程序的要求,目前尚待澄清。前年選舉主任基於陳浩天過往的言行而不信納陳浩天擁護基本法的聲明,陳浩天質疑選舉主任越權,法院至今仍未裁決。然而,擁護基本法似乎已經成為行使政治權利的先決條件,但批評中央政府或質疑基本法的理解是否等同不擁護基本法?至於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第104條是關於當選後的宣誓要求,而非參選人的資格,故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並不適用。相反,第26條保障了參選的權利,任何對參選的限制,必須有清晰客觀的法理依據,而非基於籠統的對擁護基本法的主觀詮釋。政府這個決定,令社會上不少人士感到詫異和憤怒,尤其在年輕一代,勢必加劇他們與政府和中央的對立。就如周庭所說,這是與一整代為敵,社會勢將變得更撕裂和對立。一些溫和的人士也感到憤怒,基本法的解釋愈來愈取決於政權的喜惡,這已不是一個說理和包容的政府,也不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陳文敏]PNS_WEB_TC/20180131/s00202/text/151733555534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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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選舉

今屆大律師公會執委會選舉引起各方的關注,有人擔心這會令業界分裂,也有人擔心這會將大律師公會政治化,這是對選舉一種不成熟的認識。公會執委由選舉產生,為什麼我們會擔心有競爭的選舉會將業界分裂?過往我們常常批評不少功能團體選舉的參選人自動當選,有競爭的選舉才是常態,長期沒有競爭的選舉才該令人憂慮。有競爭的選舉會令在位者反思過往的不足,讓參與競爭者提出新的思維。大律師行業內人才濟濟,這次的參選人均是業界的精英,最後不論誰人當選,都會是一個圓滿的結果。這是選賢與能的選舉,不是誰不滿意誰的選舉。當然,不同的參選人會有不同的理念,我相信所有參選人都會同意大律師公會是一個專業和非政治的團體,然而,對何謂「非政治化」的理解卻可能大相逕庭。有人會認為遠離具爭議的問題便是非政治化的表現,有人會認為支持或批評建制便是政治化。有人會認為公會應該低調慎言,專注於業界事務;我們則相信公會在具爭議的法律或憲制問題上應該義不容辭,引領公眾討論。這是對大律師公會作為一個專業團體角色的不同期望。選舉亦可以帶出新的思維。假如香港大部分資深大律師,願意每年為法援署或律政署免費處理或檢控一宗合適的案件,條件是有關部門必須同時聘用一名年資較淺的大律師協助,這樣,政府只需以聘用一名年資淺的大律師的公帑便可獲得一名資深大律師的協助,資深大律師的參與是對社會的回饋,年資較淺的大律師亦可得到寶貴的經驗,這是否一個值得思考的方案?[陳文敏]PNS_WEB_TC/20180103/s00202/text/151491622865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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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人文科學還是科技發展?

港大新校長終於塵埃落定,選賢與能,應該用人唯才,該考慮的是人選在相關方面的能力、經驗和識見,而非候選人的背景,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當大家着眼在人選的問題時,我覺得更值得討論的是大學的發展方向。據聞在遴選的最後階段,兩位候選人中,一位主張發展人文科學,另一位則主張爭取內地的研究基金發展科技。當然,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只是側重點的問題。香港在發展科研方面,最大的困難是研究基金不足。科研需要大量投資,但香港政府多年來投入科研方面的經費是少得可憐。其實早在十多年前,港大各院長早有共識,積極參與內地的科研項目爭取經費,但在過程中亦需要面對不少困難。另一方面,科研是一個籠統的概念,由天文探索、生物科技、基礎科研以至實用轉化等,要發展科研便必須從香港本身的強項入手,而非籠統全方位的投入。相對地,香港社會不重視人文科學,但人文科學往往反映一個地方的國民素質,亦反映了該地方的文化軟實力。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被謔稱為文化沙漠,今天,香港在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在國際間成就顯著,港大在教育、法律、文學、社會科學和商學等領域,在國際間均排列前三十位。香港位處中西文化的交匯點, 正好利用本身的強項,資訊言論自由的特點和一國兩制的優勢,加強對香港和中國在人文科學方面的發展和研究。 此時此刻,重申東西文化和人文科學的發展,可能更具時代意義。[陳文敏]PNS_WEB_TC/20171220/s00202/text/151370726855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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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歷史還是宣傳?

早前中國外交部指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最近李飛來港談到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對中英聯合聲明幾乎隻字不提;教育局的中史課程大綱,並沒提及六四事件或六七暴動;李飛鼓勵年輕人學好歷史,王振民則叫港人不要糾纏於歷史上發生的不幸事件。這些言論,似乎都在淡化一些中央不想港人記得的歷史。殖民地的年代,我們讀的中國歷史是由上古史一直到民初軍閥割據的年代,二次大戰後的現代中國是一片空白。回歸以後,情况似乎沒有太大的改變,中共建國以後的歷史,不但在正規課程沒有交代,即使坊間較具體和客觀的中文論述也一一欠奉,反倒是西方學者不乏對現代中國有詳盡客觀的研究。香港有多少學生認識國共內戰的來龍去脈,明白土改畝產萬斤糧食的荒謬因由,還有延安文藝座談會,百花齊放後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海瑞罷官揭開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京官要港人認識的只是中國美好的一面,這種選擇性的記憶,只會讓歷史隨政治氣候而改變,領導人一朝失勢便可在歷史中抹掉,這不是歷史,只是執政者的政治宣傳。英國文化的特點是敢於自嘲,敢於面對自己的缺失,民間對政府的嬉笑怒罵,政府只是一笑置之。相對中國人就沒這種氣量,諷刺政權只會落得慘淡收場,百花齊放不是落得百花凋零的下場?香港學生不喜歡讀歷史,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課只注重背誦記憶,欠缺分析和思考。西方教歷史,注重對資料和數據的分析,如果我們不改變教授歷史的方法,結果只會培養一班不能明辨是非黑白的愚民![陳文敏]PNS_WEB_TC/20171213/s00202/text/151310307027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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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何去何從?

《中英聯合聲明》開宗明義:中英兩國「滿意地回顧了近年來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一致認為通過協商妥善地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為此,經過兩國政府代表團的會談,同意聲明」。這聲明包括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雙方更同意,「關於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和聯合聲明附件一對這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50年內不變」。李飛近日的講話,對聯合聲明幾乎隻字不提。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來制定,這點是正確的。但基本法的內容是要落實中英聯合聲明中所列出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而這方針政策的具體內容是中英雙方經過兩年多的協商制定,基本法中有不少條文是由中英聯合聲明中直接翻過來的。承認這一點並不影響基本法來自中國憲法這說法,但近年中國領導人總是刻意抹煞中英聯合聲明這段歷史,這種態度又怎能「學好歷史」?李飛鼓勵年輕人學好歷史,確是語重心長。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基本上是不斷重複的:第一,中國人喜歡做皇帝,獨攬大權,而且要做到千秋萬世;第二,沒有和平轉移權力的機制,改朝換代只能靠武力殺戮,之後也只有靠誅殺異己來鞏固政權;第三,忠言逆耳、愛國說真話而沒有好下場的例子,俯拾皆是。除了經濟富強,我的中國夢是希望看到一個尊重人的價值、敢於面對歷史、追求平等自由開放的民主政府,但可以嗎?[陳文敏]PNS_WEB_TC/20171129/s00202/text/151189373626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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