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憲制責任

根據香港現時《刑事罪行條例》的規定,任何人向中央人民政府發動戰爭,或以武力分裂國家,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公開表明此等意圖,或勾結外國人作以上行為,即觸犯叛逆罪,可判處終身監禁。第10條規定,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發布煽動刊物,可被判處3年監禁。《官方機密條例》則禁止任何非法攝取、保留或向他人提供官方文件,以作任何有損中國或香港的安全或利益的目的。條例更明確涵蓋保安及情報、防務、國際關係等資料。《社團條例》第8條則授權社團事務主任以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所需的理由,或因該社團或其分支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的理由,禁止該社團的運作。如果香港沒有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憲制責任,那將如何解釋上述這一系列的法律規定?李飛是內地官員,不熟悉香港法律是可以理解,但他一句香港沒有落實第23條的憲制責任,香港各界不少人士隨即唯唯諾諾,連聲附和,當中還不乏在普通法下獲益不淺的法律界人士。知識分子要有所為亦有所不為,要有承擔亦要有節氣, 否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中央關注的是港獨的言論,真正要討論的問題是在香港單單提出港獨言論是否要受法律制裁?香港是否需要引入以言入罪的法律?我們是否要製造更多的劉曉波?要麼便實話實說就這些問題作出討論,不要再混淆視聽地提第23條的憲制責任這些空泛原則![陳文敏]PNS_WEB_TC/20171122/s00202/text/151128820646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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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對話

最近在一次公開演說中,龍應台教授講述了這個故事:她的父親已年過八十,但身體健康,常常駕車四出活動,但始終年事已高,開車遇上了幾次小意外,幸而沒人受傷。一次當父親又碰撞了車子時,她幾兄妹認為不能這樣繼續下去,於是逼令父親交出車匙,並給他額外零用錢,讓他出門時可乘坐計程車。可是,父親之後沒再四出活動,整天呆在屋裏,幾個月後更與世長辭了。事後回想,她才明白父親那一代經歷了戰亂和饑荒,對生活是極之慳儉,即使家財百萬,他們仍會捨不得花錢乘坐計程車的。在這個對話的過程,她沒有尊重父親成長的歷史。同樣地,年輕一代有他們的成長歷史,他們生於物質富裕的互聯網年代,資訊豐富,能夠足不出戶已知天下事。網上是一個自由組合的世界,他們對一切建制和權威抱懐疑甚至輕蔑的態度,強調個人自主,合則來不合則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對較疏離和較自我中心。對他們而言,未來是競爭激烈又欠缺安全感。和年輕人對話時,成年人也要尊重和理解他們的成長歷史和處世方式,若一邊說要與年輕人同行,一邊卻馬上要列出底線,在未對話前已將一些可能自己不認同的行為比作吸毒,這樣又怎能真誠對話,贏取信任?[陳文敏]PNS_WEB_TC/20171101/s00202/text/150947340505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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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拒絕入境

紐約大學著名中國法專家孔傑榮教授(Jerome Cohen)一次在中國演講時,一位學生問他為何美國總是批評別國的人權,但美國本身的人權狀况也不見得太好?孔教授回答說,美國的人權狀况確實有很多不善的地方,但分別是,在美國,任何人皆可以公開批評政府,而美國政府亦會容忍這些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一個不能容忍批評的政權,只會是一個封閉和專橫的政權。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對外開放,歡迎來自四方八面的旅客。香港亦相對地尊重言論自由,我們從不介意人家對香港的批評。因此,曾多次批評香港人權事件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Benedict Rogers,最近以私人身分訪港被拒入境,便引起海內外高度的關注。據聞他來港前,中國外交部已間接向他表示他將不受歡迎,即使他澄清這次只是私人性質訪問,亦不會有公開活動,他仍然是被拒入境。基本法明文規定,就外國人進出香港的事宜,由入境處負責。特首對此事亦只得支吾以對,指出若出入境事宜涉及外交事務時,那就得由中央負責。特首甚至不能承諾前港督彭定康將來會否被拒入境。換言之,基本法賦予香港入境處的權力,只限於處理中央政府接受的人物。中央政府不喜歡的話,基本法列明的權力可以被擱置一旁。政府最近花大量金錢推廣基本法,並要求各大專院校在校內推廣基本法。然而,李波事件的視香港法律如無物,宣誓案審訊中途,中央以人大釋法干預司法獨立,Rogers事件架空香港入境處的權力,這接二連三的事件,均說明基本法的解釋只是隨中央政府的喜好而定,天朝不喜歡的,再明確的法律條文也可以被扭曲。政府再花力氣去宣傳基本法也無補於事,中央政府問為何回歸多年還是人心未向,這些事件就是理由。從外交層面看,這次事件對中國也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區區一位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來香港接觸一些新朋舊友,又可以有什麼影響?拒絕他入境,卻一夜之間成為國際新聞,西方社會對此反響甚大,對中國持有戒心的外國政客便更加振振有辭,這是中國政府自己造就給西方社會批評的口實。拒絕入境,效果是宣示主權,還是宣示中國的專橫?[陳文敏]PNS_WEB_TC/20171018/s00202/text/150826356180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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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人文科學

不少人曾問我,為何在任院長期間我會引入「法律和文學」這項目?法律和文學本來就有深厚的淵源,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每位大學畢業生均應具備一定的人文素養,才可以稱得上為知識分子。龍應台教授曾說,文學讓我們看見現實背面的另一種現實,在這種現實裏,除了客觀的理性以外,還有心靈直覺對美的頓悟。就如在湖邊的白楊樹,在現實生活裏,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那手可觸及、眼可看到,站立在湖邊的白楊樹這現實世界,但湖水裏邊還有一個千變萬化的白楊樹的倒影,這個倒影會隨風雲而改變形態,亦會隨觀賞者的心境而產生不同的質感,它是若有若無但又真實存在。文學的價值,就是不斷提醒我們,除了岸上的白楊樹外,還有另外一個在湖水裏存在的倒影世界!可惜,在香港這個功利社會,不具市場價值的人文科學並沒受到應有的重視。試問每年有多少尖子會立志成為文學家、史學家或哲學家?當然,懸壺濟世、秉持公義都是崇高的理想,但每年芸芸大學畢業生中,有多少還記得當天他們在入學申請表時所寫下這些崇高的理想呢?人文素養讓我們看到功利以外的世界,它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一個會寫詩、懂古典音樂、有哲學博士學位的人,不見得不會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一個真正有人文素養的人,卻不會違背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即使在大專院校,人文科學亦往往被誤解和忽視。泰晤士報最近發表全球大學個別學科的排名,港大教育學院全球排行第四 ,法律學院排行十八,不單位居亞洲之首,更為全球前列二十所法律學院中唯一在亞洲的法律學院,文學及社會科學均位列全球首三十名之內,大學本身則排行四十,這說明了什麼現象?人文科學在大學內可曾受到相應的重視?大學內的各項研究獎項,人文科學所佔不足兩成,是人文科學的水平不夠,還是所採用的理工科標準根本並不適合?掌權者往往以量度白楊樹的高低粗幼的準則來對水中白楊樹的倒影作衡功量值,結果是啼笑皆非。就如以影響因子來評核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作品,他可能永遠沒法獲得諾貝爾獎![陳文敏]PNS_WEB_TC/20171011/s00202/text/150765938470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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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給同學的信

敬恩、峰琦:獲悉法院的判決後,當時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是放下了心頭大石,衝擊事件發生至今已差不多21個月,在這段期間,你們要面對社會和學業方面的壓力,亦要承受刑事檢控帶來的心理壓力、焦慮和不安,事情終於告一段落,法院的判詞情理兼備,社會服務令亦是一個恰當的判刑。另一方面,我不敢用「高興」二字,畢竟當日的衝突並非無可避免,大學在處理這次事件中有多處不足的地方,如果不敢面對學生,不願和學生溝通對話,又怎能做好教育的工作?春風化雨,諄諄善誘,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需要耐心和諒解,訴諸法院,只令所有人均成為輸家。我對大學當日報警的決定始終未能釋懷,但還是感激校委會的成員石禮謙和紀文鳳願意冰釋前嫌,為你們求情,亦希望校委會日後能更多聆聽校園內的聲音,加強和持份者的溝通。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現在是好好休息的時間,用些時間好好去充實自己,思考自己的角色,然後重新上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對理想的堅持和對公義的執著。人生總難免遇到波折起落,問題不在於這些挫折,而是經歷這些挫折以後,如何在當中學習和成長,如何在挫折之後重新站起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所謂「明德」,就是明辨是非,關心社會,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敢於質疑,敢於批判。先天下之憂而憂,不平則鳴,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胸懷和良知。我常常和念法律的同學說,當他們翻閱案例時,不要光認為這是冷冰冰的原則,而是要去反思何謂公義。每宗案例都是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社會裏的事情,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們應該感到憤怒,應該挺身而出。沒有激情的社會是冷漠的,不能反思的社會是無情的,不敢或不願意再說真話的社會是可悲的。改變社會的觀念,令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合理,要依靠的不單是一腔熱誠,還要理性、學識、勇氣和承擔。武力衝突往往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經一事,長一智,願我們學會穩重和理性,但卻無損對社會的熱忱和對公義的承擔!祝好!文敏[陳文敏]PNS_WEB_TC/20170927/s00202/text/150644969157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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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大學與政治

近日就學生在校園張貼港獨標語一事, 十間大學校長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內容如下:「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但我們譴責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所有下列的大學,特此聲明,不支持『港獨』,並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這聲明有兩點內容,第一點涉及言論自由,第二點是一種政治表態,不支持港獨。大學是否應該有政治取態?大學是創新和發展知識的重鎮,創新和發展知識建基於對固有認知或傳統觀念的懷疑和批判之上,大學的使命在於忠誠於真理的探尋,不隨便信納權威或傳統,這種對求真的執著,成為科研學問能不斷創新和突破的動力,但對真理的探索往往要獨排眾議,不隨便接納權威 ,這亦令學術研究往往不容於掌權者──伽利略因認為地球環繞太陽運轉而不容於教會,布魯諾宣揚地球並非處於宇宙的中央而被燒死,由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近日在德國展出的禁書神殿,均不斷在提醒我們,真理的探索和政治正確往往不能共存。懷疑、辯論和批判是學術的常態,在大學是沒有什麼事情不能討論或不能批判的,這是大學的特點,也是學術自由的基石。 每當學者的意見和當權者的政見不同時,大學保持政治中立便可以成為保障學術自由的屏障。若大學要追求政治正確的話,那大學已經失去它的尊嚴和理念了。十間大學的聲明,明顯是因為政治壓力而發出,這是令人感到失望的。但即使要作出政治表態,當聲明的第二點和第一點一併考慮的時候,它所傳遞的信息便是,港獨已成為大學的禁忌,甚至已超出言論自由的範圍。言論自由當然是有底線的,但何謂言論自由?如何設定底線?歐洲人權法庭多次指出,言論自由並非單單保障那些無關痛癢或廣為人們接受的言論,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保障那些令人震驚、不安,甚至感到冒犯的言論。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須符合多元丶共融和手段均衡的要求。我不支持港獨,更不支持宣揚以暴力或行動去達至港獨,但我卻會致力保障討論這些問題的自由,反對以言入罪,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大學的使命。[陳文敏]PNS_WEB_TC/20170920/s00202/text/150584422040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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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梁游案的終局判決

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必須證明上訴涉及重大廣泛或關乎公衆的重要性問題需要終院裁決,梁游案最少涉及三個重大的憲法問題。第一,人大釋法是否具追溯效力? 原審法院以本地法律為依據作出判決,避開了釋法是否適用的問題,上訴庭則將釋法照單全收,作為判決的主要依據,於是,釋法是否具追溯力便成爭議的焦點。終院一方面認為釋法並不影響判決,但另一方面又指釋法具追溯效力,前者可以理解,後者則影響深遠。法院提到過往的判決,但在莊豐源案,終院同意釋法屬立法行為,那為何立法行為在普通法制內具追溯力?在劉港榕案,政府要解決因吳嘉玲案引致大量內地人士享有居港權的問題,釋法在那案若沒追溯力便解決不了問題,但梁游案要處理的問題正由法院處理,釋法沒有必要具追溯力。再者,釋法是否具追溯力這問題在國內學術界仍眾說紛紜,普通法應怎樣看待釋法的追溯力,這些問題是否毫無爭議的空間?第二,議員拒絕宣誓是否即時喪失議席?這一點在基本法和宣誓條例均沒清楚說明,唯一說法來自人大釋法,若法院認為釋法並不影響判決,那這問題只能取決於對本地法律的解釋。基本法說宣誓由本地法律規定,宣誓條例在褫奪議員資格有明確的程序規定,原審法院認為這些規定只適用於議席已經確立的議員,而不適用於尚未宣誓就職的議員,但兩者皆涉及褫奪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議員資格,這個分別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人權法對選舉權的保障?這為何不涉及重大廣泛或關乎公眾重要的問題?第三,議員拒絕宣誓後立法會主席可否讓議員再次宣誓?這涉及法院和立法會的關係,終院以梁國雄拉布案為由,認為這問題已無爭議空間,立法會的權力由法院裁決,如何行使權力則會尊重立法會的決定。這一點終院的理據較強,但拉布只涉及程序問題,如何處理議員拒絕宣誓卻是一個政治多於法律的問題,兩者是否可相提並論?終院可能在上訴時維持原判,但若認為這些問題完全沒有爭議的空間而拒絕批准上訴許可,則較難令人信服,亦喪失一個理性平息憲制危機的機會。[陳文敏]PNS_WEB_TC/20170906/s00202/text/150463449395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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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法律和公義

最近有位法律學生給我發了一封電郵,對近日法院的判決及法律和公義感到悲觀。他提到去年修讀法律制度一科的時候,我常常談到法律制度必須建基於一些公義的價值之上,十五世紀衡平法(equity)的出現,正正就是為修正普通法只顧法則的文意而往往忽略了法律背後所追尋的公義和價值。當然,公義並不是一個絕對清晰的概念,何屬法律所容許(what the law is)和何屬法律應該容許(what the law ought to be)兩者之間亦沒有一條清楚的界線。法院不是立法機關,不能重寫法律,但解釋法律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間,法院往往得在這空間游走,從而平衡法律和公義。不少在上訴庭或終審法院的案件,雙方總有各自的理據,而答案往往並非只有對或錯,而是有不同的選擇。這抉擇需要兼顧法理人情和公義,而法官個人的價值取向亦無可避免地會滲透其中。司法獨立並不能完全排除法官的個人價值取向,只能減低法官個人價值取向對判決的影響,並要求法官平衡各方面的理據,保持開放的態度,以及對其選擇作出解釋,而社會絕對可以對法院的判決作出批評。近日上訴庭就雙學三子的判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處理判刑時,法院有相對遼闊的空間,原審法官持一個較諒解的態度,在判刑時較側重被告犯事時的背後動機和理想,而施以較輕的刑罰;上訴庭則傾向治亂世用重典的阻嚇性刑罰,這兩者都屬於法院酌情權的範圍。即使我們不同意上訴庭最終的判決,但這不應影響我們對司法獨立的信念。上訴庭認為此時此刻法院對這類判案應把持阻嚇性刑罰的原則是無可厚非,法院需要發出一個清晰的信息,嚴詞指出以暴力手法爭取社會公義是法律所不容 ,但嚴刑重典是否便可發揮阻嚇性?還是只會加深年輕人對法制的不信任?案發的時候,所謂以激烈手法進行抗爭的歪風尚未出現,若將日後出現的情况歸咎於當日的年輕人又是否公平?緩刑會否是一個較佳的選擇?一方面清楚指出日後這類行為會被判監禁,一方面給年輕人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緩刑期間他們犯事便會被即時收監,這是否較佳的處理?[陳文敏]PNS_WEB_TC/20170823/s00202/text/150342447146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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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一地兩檢是高鐵的唯一方案?

就一地兩檢的討論,政府的態度似乎是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已是無懈可擊,任何其他方案都不屑一提。反對者提出的方案,它似乎都不假思考便一口拒絕,這是令人惋惜的。 我對政府的方案最大的憂慮是它根本無法符合《基本法》,政府嘗試用第20條來繞過《基本法》,更令人擔憂此例一開,《基本法》內不少保障皆會形同虛設。支持這建議的人或許會說這是杞人憂天,即使有違《基本法》,也只局限於高鐵而已。然而,誰能保證此例一開就不會有其他的例外情况?香港賴以成功的地方是它的法治根基,如果連《基本法》的保障也可以這樣繞過,只要有足夠的經濟利益便可以置法理於不顧,那法律還可以提供什麼保障?香港還有什麼法治可言? 假如一個人從廣州乘坐高鐵南下,他什麼時候才離開內地?按政府的建議,他是在抵達西九站通過內地的邊境檢查後才算離開內地。同樣地,一個人從西九前往廣州,在西九站經過香港和內地的檢查後,他忽然有要事要改變行程,返回香港,他是否必須經過內地批准才能離開西九車站的內地口岸?按政府的建議,一旦他通過內地檢查,即使他仍然在西九站內,他已經是在內地口岸,要回來便必須得到出境批准。這兩個例子說明,西九站內的內地口岸已經成為內地的一部分,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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