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安毋躁看休養生息無為而治

特首選戰雖然還未進入提名期,但暗中較勁已經開始。兩名「主要」參選人曾俊華和林鄭月娥盡量避免攻擊對手,雙方陣營都保持克制;反而外圍「支持者」更賣力,不時發表針對性的言論,目標主要是對準曾俊華。 親中陣營不斷發炮 曾俊華宣布參選之後,翌日的愛國報章都冷處理,把報道放在不起眼位置,篇幅也甚少。相比林鄭月娥宣布參選之後的大篇幅連續幾版報道再加特稿,從報道的處理手法來看,明眼人都看得出愛國陣營在捧誰貶誰! 以《文匯報》為例,1月20日有關曾俊華的報道放在第15版的下半部,報道標題特別強調「曾俊華稱『8.31』決定『不是我們立場』」,旁邊附上「微觀點」短文,題為「『8.31』須堅定 豈能『hea答』」,文章說「在政改期間任特區政府第三把交椅的曾俊華,怎能夠說『8.31』『不是我們的立場』?豈不否定中央的權力?」指控嚴重,罪名極大。曾俊華還未知能不能入閘,但親中陣營已不斷向他「發炮」,而傳達的信息很清楚,就是想說明曾俊華在政治問題上立場不穩。 愛國報章以外,另一連番「暗批」曾俊華的是梁振英,第一次出招是梁在上周三施政報告記者會上,他主動提及上屆政府在2011年財政預算案中宣布的「6000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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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福利 不是搞社會主義

在福利上積極進取,並不等於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兩者有清晰的分界,正如歐洲有很多國家是福利社會,但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林鄭月娥上周四宣布辭職準備參選特首,她在最後一次以司長身分出席特區政府一個內部研討會時,提出發展香港的「八大願景」。據報道引述,林鄭月娥在會上提到自己並非社會主義者,但認為「香港可以在福利上多做一點,要在福利開支和理財上取得平衡」(《文匯報》1月13日)。 社福政策被認為是本屆政府主要政績之一,時為署理政務司長張建宗上周六在一個活動上說,過去4年多社福開支增加了55%,「跑贏了政府大市」——此話不通,我想張建宗是想說,社福開支增幅超過了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的增幅,也超過了其他政策範疇的支出增長幅度。有些不滿政府大搞福利的人經常批評熱中福利的官員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西方福利社會出現,主要「功能」之一是抗衡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透過福利進行財富再分配,減少貧富差距、緩和勞資矛盾,保障低下階層的生活——簡單來說,是要紓緩階級對立,以此抗衡由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入侵」! 如果要做比較,社會主義強調平等、鼓吹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否定市場、廢除私有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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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建一座大都會博物館

有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拗,主要集中在程序公義和決策的透明度;對是否應該建這樣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反對聲音並不強烈。泛民陣營之中民主黨比較低調,公民黨則較勇進,原因之一是公民黨黨員陳淑莊是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媒體多引述她的發言;但她公開的言論,也從沒說過香港並不需要建這個博物館。政府自製危機 實令人不解事實上,政府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簡述了過去10年和故宮博物院合作的經過,到2012年康文署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協議,雙方同意大致每年合辦一項大型專題展覽。據文件內提供的數據,每次展覽吸引的入場人次都非常踴躍,換言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深受公眾歡迎,有「民意基礎」。把這種合作關係提升為在香港建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理應得到民意支持,整件事的籌劃安排何須在「滴水不漏」的情况下,以「密室操作」的方式進行?現在的結果,令北京故宮博物院尷尬、馬會的捐款反受質疑(巨額捐獻之後會否影響其他社會服務的資助),連著名建築師嚴迅奇也無端捲入風波,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手法再次受到責難。一件本應是好事的計劃反而無端陷入困境,政府自製危機,何以至此,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違博物館發展現代潮流過去幾年,政府對於涉及中國大陸的議題都提心吊膽,深恐在政治上犯錯,或怕惹怒北京、或怕港人產生牴觸情緒;在決策時,往往以各種方式繞過立法會或盡量「低調」,務求推行時較為暢順。然而,公共政策講求透明、公開、問責,要爭取各持份者支持,唯有如此,決策才可以成功推展,令社會受惠。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1974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第11屆會議,其章程第三條規定「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盈利、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關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當作自己的基本職責,以便展出,公諸於眾,提供學習、教育、欣賞的機會」。「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就要得到民眾認可和接受。試問「滴水不漏」的決策過程又怎能達到上述目的?博物館對於一個大都會來說,往往是最矚目的地標,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都是一個城市文化「軟實力」的象徵。博物館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歷史文化遺產的「守護者」,但早年的博物館,其實只是王室的私人珍寶收藏室。到了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教育開始普及,政治民主化席捲全球,博物館逐漸對平民百姓開放,發揮了知識普及和公眾教育的功能,成為日益重要的公共文化設施。博物館的功能愈來愈大眾化、公開化,香港搞博物館卻在公眾隔絕的情况下進行,完全違反了博物館發展的現代潮流。當代博物館對城市更新(regeneration)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促進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其次,博物館本身的文化資源可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例如台北故宮近年推出2000多種文創產品,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其三,博物館可以促進公眾的認同感,成為社會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喚醒民眾對歷史傳統的尊重、增強對城市的歸屬感。在香港搞一座高水準的博物館,絕對值得支持。港故宮館不應成北京故宮「分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72年在智利與國際博物館協會舉行圓桌會議,提倡博物館要隨社會發展而變革,傳統博物館的哲學和內涵要改革,不應只關注「物」的收藏,而是以人為中心,直面社會問題;博物館在關注歷史的同時,也應該關注當下生活的世界,面對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矛盾,令民眾認識到社會和諧、文化共融的重要。北京故宮本身是一座皇室宮殿,它的地位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現在香港要建的故宮文化博物館,不應該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香港分館」,也不應把重點只放在文物展覽。馬會願意捐35億元建一個世界級博物館,對香港是好事;但是,未來的博物館如果能建成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融合故宮的文物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成為一座兼容中西文化的博物館,讓參觀者可以比較中外文化、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迹,這樣不是更能彰顯香港國際化的特色?中央電視台拍製過一套1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當羅浮宮遇見紫禁城》,分別演繹了古代中亞、埃及、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文藝復興等不同時空背景下東西方藝術演進的歷史。把兩座博物館放在一套紀錄片,目的是透過它們館藏的文物,對比整個中西文明。若不「以人廢言」,這套紀錄片水準甚高,主題曲《心依戀》更非常悅耳。內地也有這種中西文化世界觀,香港就更應該利用本身特點,建一座全國獨有、兼收中外文物藝術的大都會博物館。一念之間,怎樣把香港故宮博物館「變身」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值得下任特首仔細研究。(本文參考了謝涤湘、禇文華〈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博物館發展策略研究〉一文,《城市觀察》,2014第4期)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1日) 博物館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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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港必先治樓

踏入2017年前夕,政府在上周五公布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最新數字:2016年11月樓價指數升至306.6點的歷史高位,已經連升8個月,反映過去3年政府為治理樓市而推出的「辣招」毫無作用,既冷卻不了樓價,反而令有意置業者更難「上車」(住宅物業印花稅15%令置業成本大增)、發展商推出的單位更細。置業難而居住質素變得更差,本屆政府自誇房屋土地政策有成績,到底成績何在?1997年之後歷經3任特首,在房屋土地政策上都無法交出一張合格的成績表。董建華以八萬五供應量希望達到七成港人有自置物業,但遇上金融風暴令樓價暴跌造成大批負資產苦主。結果到曾蔭權任內厲行緊縮,房屋和土地供應都壓在低水平,樓市終於喘定。但到經濟復蘇之後需求回升,政府卻沒有適時回應,結果供應和需求脫節,令樓市迅速升溫。到梁振英上任,標榜施政重點設在房屋土地問題,為了貫徹增加供應的承諾,政府四出覓地,但勞而少功,可以建屋的都是小地皮,還因過於勇進而被批評為「盲搶地」。不少人應記得梁振英在競選特首期間經常說香港「大把地」,只是沒有認真開發應用,這跟他上任後覓地的狼狽情狀,似乎顯示出他對房屋土地問題的認知和現實有頗大距離。倘房地政策一事無成 社會怨氣難消特首選舉如箭在弦,參選人對解決房屋土地問題有何良方,將仍是選戰的其中一個焦點。已經宣布角逐的葉劉淑儀上周六在香港電台的節目中表示,她的政綱主打將是房屋土地政策,希望在市區重建上着手,解決供應問題。胡國興政綱的房地政策太簡單,但他跟鄉議局見面時,認為應研究靠近市區的丁屋可以「起高啲」,也是解決供應的一個方法,而且新界土地有龐大發展潛力,胡官循這方面入手,也是一種新思維。另外兩名有意角逐特首的人選,皆有處理土地的經驗:林鄭月娥在曾蔭權政府內當發展局長,是掌管土地供應的主要官員;曾俊華以財政司長身分,身兼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對土地問題也不會陌生。他們在房屋土地問題上有沒有什麼新思維,以及是否令人相信他們有足夠執行力去落實政策,將是下屆政府管治成績的一次考驗。如果在房地政策上一事無成,社會怨氣將難以消弭。土地供應不足,是房屋問題其中一個死結。原因之一,有分析認為是可用土地都集中在發展商手上,他們持有的土地面積加起來比政府更多,可以調控市場供應,而政府的土地儲備不足,無法抗衡地產商,結果房屋供應滿足不了市場需求,樓價也就拾級而上……此說是否成立?大陸最近的樓市「新說法」,也許可以作參考。上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了內地樓市的發展方向,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大陸評論界都認為是點中了問題要害。內地自2009年起一直主張買房是為了住,不是為了賣,但效用不大,內地樓市繼續被炒得熱火朝天,中央也束手無策。按道理,大陸不像香港,土地資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發展商成不了「地產霸權」,政府更有不同政策工具可以調控樓市;為何大陸的房屋問題也一如香港,樓價大上大落,年輕一代同樣嘆「上車」難、置業難!對土地供應有足夠控制權的內地政府,同樣「馴服」不了樓市,人民對住的問題也是怨聲載道;說特區政府因土地儲備不及發展商而無法治好樓市,明顯欠缺足夠說服力。土地供應固然直接影響樓宇供應,但要「解決好」房屋問題,除了土地供應,還要配合其他政策。增自置物業率 安定民生且有經濟效益房屋政策背後除了有民生的考量(住屋基本需要),也有社會目標,例如照顧基層、社會安定等等。經常拿來跟香港比較的新加坡,房屋政策甚至有強烈的政治功能,就是以相對廉價、面積寬敞的組屋(政府以低價出售的平民住宅)爭取人民支持執政黨。新加坡政府每發展一處組屋,就會派人民行動黨的幹部進駐,發展基層組織,培植組屋成為執政黨的票倉。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新加坡八成人口住在政府補貼的組屋,成為新加坡政府有效管治的重要基石。香港很難抄新加坡模式,但大幅提高港人自置物業比率,是安定民生且有經濟效益的政策,更可在短期內見到成效,做法包括以極低價出售公屋,及以成本價把居屋「賣斷」給業主(王于漸教授有專論),這些都是在單靠覓地增加新樓供應以外的新辦法。走不出一條新路,香港房屋土地問題仍會是下屆政府的計時炸彈。中國大陸常說「治國必先治水」。在香港特區,則是「治港必先治樓」。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4日) 樓市 土地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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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黨」的路線之爭

快踏入1月,特首選戰仍然沒有眉目。兩個真正有實力角逐的人選——曾俊華和林鄭月娥——依然按兵不動(執筆之時仍未見任何公布),情况極不尋常,反映幕後的討價還價仍未取得一致共識。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不妨作幾個假設。首先,梁振英真是因家庭原因而不角逐連任,而他的政績和管治得到中央充分肯定。這樣一條「正確」的「梁振英路線」,很自然就應該由繼任人延續下去。而這個人選很清楚,就是林鄭月娥——梁振英說她跟自己的理念相近、愛國陣營紛紛表態讚揚,一切都水到渠成,中央背書並作部署,林鄭月娥很快就可以宣布參選,還等什麼?另一假設,是梁不角逐連任,非因家庭原因,而是有其他考慮,包括傳聞中說的中央怕他得不到足夠選委票當選,或是認為他不能團結各界,如果連任,社會將更加撕裂……如此一來,理應找個香港人接受的人物接任,曾俊華就應該是首選,但他到現在仍未獲批准辭職,可能入閘機會都沒有。如果真是這個結果,到底為什麼中央會對曾俊華「亮紅燈」?能找到「黑馬」機會微乎其微也有另一說法,是中央不想再由AO(政務官)治港,故此轉而從其他界別找合適人選,但發現根本沒有足以令各方信服、本身又有足夠聲望和能力的人物。然而時間無多,再拖下去不是辦法,我估計在曾俊華和林鄭月娥以外能找到所謂「黑馬」的機會微乎其微。特首選舉是一個龐大的政治工程,到現在還未「挺身而出」的第三勢力(財爺和林鄭之外)根本無任何機會可言;即使有心人不斷放風言之鑿鑿說有「黑馬」待跑,其實都是混淆視聽。到最後,牌面上有機會出線的應該只有4人——胡國興、葉劉淑儀、曾俊華和林鄭月娥;而最後能真正說得上是「角逐」的,只有財爺和林鄭。假設曾俊華最後不能入閘,由其他兩人與林鄭對壘,則結果不問可知,北京已經有了明確傾向。據官方宣傳,回歸以來港人治港得到落實、取得成績,然而事實又如何?治港的港人是什麼人?在回歸前有不同說法,回歸後曾經有不同嘗試,結果發現,治港的骨幹仍然是公務員,主要是AO 。儘管九七前北京循各種方法培養治港人才,到董建華治下行問責制,廣納社會賢才加入政府,最後管治的實際操作仍然落入一批AO手中。了解政情的人都知道,實行問責制之後局長「從天而降」成為管治團隊一員,但囿於不孰悉所管轄的政策實務,或不通曉繁複的政務程序,在實際操作上,包括政策草擬(特別是立法程序)、制訂預算、委任公職人員等,往往都由局內的常任秘書長操盤,局長往往只是名義上的領導。更諷刺的,是由董先生開始,到曾蔭權和梁振英,問責局長不少本身就是公務員,只不過換個身分,由職業公僕轉身成為局長,問責制到底改變了些什麼?至於所謂要替政策失誤問責,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政策不受歡迎,我們經常聽到的原因是立法會內的反對派「不合作」,或社會上有人「逢政府必反」,很少再聽過(尤其近幾年)是因某局長辦事不力或錯判民意而要問責!回歸以來,香港政局千變萬化,問責制卻「似有若無」,但特區管治仍然如常運作,行政體系繼續保持着高效、守法、廉潔。原因很清楚,就是以AO為核心的公務員依然是特區的管治團隊主力,不管特首是什麼人,公務員班子依舊可以令特區的日常政務維持着正常運作。甚至可以說,AO本身實際上是一個「公務員黨」,在英國人撤退後仍然沒有變過,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過「成也英國、敗也英國,公務員制度是英國人留下來的,他們擅長執行,但不懂決策」,很明顯,王光亞主任並不滿意公務員治港的現實,但現在梁振英不角逐連任,繼任者很大機會仍是公務員,這到底是否北京所願見的結果?福利派和市場派之爭「公務員治港」也有路線之別——福利派和市場派其來有自。據王于漸教授的分析,打從港英年代,布政司就多屬福利派,財政司則多為市場派,每一任港督按其施政取向,或傾向福利、或傾向市場,但兩條路線並行,沒有出現過「路線鬥爭」。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如果能夠同台較量,其實也是福利派和市場派之爭。如果「公務員治港」沒法變,兩條路線的較量其實是常態,那麼為何不斷有「紅燈論」,要阻止曾俊華入閘參選?誰人精明、誰人「hea做」、誰可當特首,香港絕大部分人都沒有決定權,到最後如果連1200人都沒有,也很難說得過去吧?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9日) 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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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未跑 無為有為

電視上見知名人士被記者問:你會支持某某選行政長官嗎?知名人士說:我要先看他們的政綱……真的嗎?競逐行政長官,政綱真的這樣重要?香港至今3任特首——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請問哪一名是因政綱出色而得到大部分選委支持當選的!別耍了,電視上的知名人士說要看政綱,是因為他仍未看到更重要的東西,就是中央的選擇;一旦中央意向明確,各路人馬就會表態支持某名參選人。過去如此,本屆特首選舉也不會例外。本屆特首角逐好戲連場:最想做的做不成,民意支持度最高的卻不知道能否成功辭職參選;原本去意堅決的現在重新考慮;而機會最微的兩名,卻急不及待、率先起跑,公開宣布參選並發表了政綱。命運弄人,權力誘惑下的眾生相,無奈、不忿、亢奮,令旁觀者看得津津有味。能否在一場權力角逐中勝出,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尤其在香港,特首選舉的選民只得1200人,另加決定性的一票在中央手中,你有民意但沒有選委及中央支持,肯定當選無望;但光有選委和中央支持,民意強烈反對,也很難勝此大任,即使選上了也不會有好結果。在中央、選委、民意之間,參選人怎能三者兼得,往往就要靠台前幕後的游說拉攏。在這個過程中,政綱發揮的作用就更微乎其微。最「理想」的特首人選,應該包含四大元素:得到港人支持,最好能經過直選洗禮;中央認可,曾經出任政協或人大等內地公職;了解香港的財金運作,有管理大型企業的經驗;在香港曾經擔任過重要的公職,包括出掌重要的委員會或公營機構並擔任主席。能一身擁有這四大元素,當下政壇我數得出的大約僅一二人,但都不在盛傳要參選的名單之中。葉劉政綱欠新思維已經公布參選及發表了政綱的葉劉淑儀,雖然未十足符合上述四大條件,但最難得的是她曾經歷過大大小小多場選戰,受過選舉考驗,在所有參加過特首選舉的建制派參選人之中,從來沒有像葉劉淑儀般擁有這些歷練。然而,葉劉的直選經歷似乎未能拉近她與大部分港人的距離;她一貫攻擊性的言論,也經常引起爭議。葉劉雖然任政務官多年,擔任過不同職務,然而主理財經金融部門的時間不長。她說曾俊華理財保守、讀經濟不及她多,但其實治國理財成績跟讀經濟沒有太大關係,政務官比較熟悉英國政治,戴卓爾夫人在大學念化學,但開創了英國一個繁榮的新時代,時任財相馬卓安(後來當首相)更連大學都沒讀過。過多批評對手,令人看不清葉劉參選的主要理念何在?她來自建制陣營,主張23條立法「可以理解」;至於以8.31人大決議為基礎重啓政改,政治上十分正確,但看不出有突破困局的機會;在民生政綱上,葉劉在房屋、公務員、教育、退休保障等等各方面都沒有什麼亮點。簡單來說,就是欠缺新思維,也看不出哪一個組別的選委會對她特別支持!胡官名言發人深省前法官胡國興是典型政治素人,對政治是門外漢;他的最大功勞是打破悶局,率先表態參選,牽動了整個特首選情,令有心人要加快步伐表態。他的名言「有心服務香港,為何要看紅綠燈」,政治不正確,但的確發人深省。胡官的政綱簡單,甚至近乎「簡陋」,只有原則性的表述,沒有任何具體數據。不過,參選「高層次」的政治公職,理念和施政方向比數據更重要,這方面毋須苛責胡官。他的競選團隊較為單薄,可能令競選工程的表現打了折扣。然而,胡官的訴求很清晰,他以「正」字做政綱,說參選是要修補社會撕裂,大家一聽就知他意有所指。此外,他的主打是「向雙普選目標進發」,把目前選民由25萬增至100萬,之後每屆遞增至300萬,達至普選。如此訴求,顯然是傾向泛民,令胡官當選的機會等於零;然而泛民選委手握325票,要保送胡官「入閘」一點難度都沒有。至於被視為「大熱門」的曾俊華和林鄭月娥,至今仍未「開跑」表示參選,但暗地裏的較量已經揭幕。在一般人印象中,曾俊華主張自由經濟、理財哲學保守,不願政府投入太多福利;相反林鄭主張扶貧,在福利政策上取態積極,儼然形成兩套不同的管治理念。政治人物到了某個位置,想法自會調整,前特首曾蔭權在12月5日和12月12日分別在他的報紙專欄回顧任內推出長者2元乘車優惠和最低工資;回顧舊事之餘,當然也有提醒讀者留意他任內政績之意……不過,還要看到的是,曾蔭權也不主張政府過度介入經濟活動,以及對福利社會有保留;然而在特首的位置上,他也要「自我調節」,因應時勢推出惠民利眾的措施。對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很多人都有一個「固定印象」;然而「屁股決定腦袋」,位置變了,想法自然會變。至於「變」的程度能否爭取到大部分選委支持,就要視乎他們的政治智慧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1日) 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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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AO治港?

在上周五之前,相信沒有很多人會相信行政長官梁振英會放棄角逐連任,一來是他頻頻落區、會見各個團體,和學生在禮賓府促膝夜談,這都是熱身準備落場的前奏;二來「紅燈論」在過去兩周見諸不同梁營中堅分子的專欄,鄭重警告某些人不得「亂衝紅燈」——如此「嚴正警告」,顯然是為了替梁振英爭取連任鳴鑼開道,喝退某些「不自量力」的疑似參選人!結果出人意表,在「紅燈論」還未發揮效力之前,梁特首先行提早宣布「落車」,不尋求連任,成為回歸以來任期最短的一名行政長官。北京對特首人選去留 往往出人意表梁特首作出此驚人決定的原因,愛國陣營口徑都十分一致,堅決強調是因為家庭理由,絕非中央逼令他下台,港澳辦的聲明指「中央政府對他的工作一直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中聯辦則引述負責人指梁「敢於擔當,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但很明顯,中央對梁特首的高度評價,仍然掩蓋不住民間各種各樣的猜測,尤其有關決定僅在選委會投票前兩天公布,更令人猜測梁的引退跟特首選情有關。北京對特首人選的去留,往往有出人意表的舉動,「天威」難測,正如首任特首董建華最艱難的日子是在2003年(23條立法觸發50萬人上街),捱過之後,社會情緒漸趨穩定,董先生卻突然在2005年因「腳痛」——健康理由提出請辭。消息固然令人意外,更令人猜不透的,是中央選定向來被視為英國人調教、「黃皮白心」的政務官曾蔭權接任特首。梁振英的情况也一樣,他全面配合北京的強硬路線,堅決「清獨」,把梁頌恆游蕙禎兩名立法會議員逐出議會之後,「乘勝追擊」,再入禀要求取消另外4名議員的資格。老實說,在芸芸有意角逐特首的人選之中,很難有一個像梁一樣如此「堅決打擊和遏制港獨活動」。有這些政治本錢在手,中央卻「批准」他不再連任,真正原因的確耐人尋味!從董建華的商人治港,到曾蔭權的公務員治港、梁振英的專業人士治港,結果都似乎未如理想。到下屆特首組班,可能又會重回起點,以公務員為管治班底骨幹。事實上不管最後有多少人參選,現在媒體報道最具實力的3名「疑似候選人」——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葉劉淑儀,都是政務官(AO)出身,在政府工作30年。除他們3人之外,前法官胡國興和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的勝算都偏低。換言之,下屆的特區政府極可能又重回「AO治港」的格局。對AO治港的「流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其實作過公開評論。他在2011年7月在北京會見一批香港大學生時,批評受英國政府培訓的香港公務員「執行強、規劃弱」,「不知怎樣當Boss、怎麼當Master」。據當時的報道:「王光亞表明,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源自港府引以為傲的公務員制度,港英年代英國政府為香港培養了一支執行指令水平高的公務員隊伍,但他們並非可在政治上加以設計和做出長遠規劃的人……回歸已經10多年,大部分公務員的心態,卻仍然維持在『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水平。」(世界新聞網,2011年7月28日)曾蔭權當年參選特首時的宣傳口號「做好呢份工」,也許就是王光亞評公務員治港的最生動寫照。但大家也不要忘記,曾蔭權在2007年成功連任後委出的政府內閣,大部分是政務官,林鄭月娥就是其中一員(任發展局長)。這個予人務實、能幹印象的新班子,得到廣泛好評和支持。至今為止,香港都沒有「專業」的政治人才,受過選舉洗禮的代議士只能在議會議政,只有言責而無實權;真正有管治實際經驗、長期在政府中浸淫的,仍然是一批職業公務員。董建華推行問責制,希望把行政和政治分開,結果問責班子的重心人物仍是一批資深AO;引入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後,情况依舊,真正的管治大權仍然操在公務員手中。由愛國左派上台 另一次出人意表舉措?梁振英政府為人詬病的其中一項,是內閣班子拉雜成軍、質素偏低,下屆政府必須力求改進。如果最後勝出的特首人選仍是公務員,下屆政府的主力成員可能仍然是職業公僕。中央要繼續推行強硬路線,有信心由一個以AO為主力的管治班子執行嗎?商人治港、AO治港、專業治港都試過了,效果都未如理想。今次由愛國左派上台,會否是中央另一次出人意表的舉措?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4日) 特首選舉 特首跑馬仔 梁振英棄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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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需「不甘心」

林鄭月娥司長上周一出席一個公開論壇,以「香港新願景」為題發表了一篇7000多字的演講,從8個方面論述香港的新願景。這篇演講內容充實,可討論的地方很多,但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談及第二個願景,即「多元經濟、創造優質的就業」。她說:「我不甘心,我覺得香港應該做得更好,我們有剛才說的優勢,我們有內地這麼大的市場,為什麼我們要甘心於香港只可以做到這種經濟增長?如果大家看這個表,有一個地方明顯突出,它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在過去10年的平均增長,或者增長趨勢仍然是百分之6,相對於我們只是做到百分之3至百分之3.4。」林鄭司長的「不甘心」,是把香港和新加坡的表現作比較,認為香港擁有不少優勢,但增長幅度追不上新加坡,顯然是未盡全力或力有不逮。在這個敏感時期,媒體自然聯想到,是否林鄭司長暗指「財爺」曾俊華沒有做好本分工作,令香港輸了給新加坡?無必要對增長追不上新加坡不甘心是否真有這種政治玄機,我不得而知,但新加坡在過去幾年取得的高增長成效如何,其實可以在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訪問中得到答案。李光耀在2008年12月到2009年10月接受了《海峽時報》16次深入採訪,經整理成《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此書是李光耀離世前最後一次深入剖析新加坡生存之道的訪談紀錄。在第四章「延續經濟奇迹」中,有如下的一段:「我們最終轉向一個逐漸浮現的新課題:新加坡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令人擔憂的是追求高增長將無可避免地導致收入差距擴大……新加坡在經濟衰退(2008)前的4年裏,每年增長6%至8%,可是一般百姓並沒有『實際感受到增長』。」(頁127)眾所周知,新加坡在過去幾年能維持高增長,主要靠大規模輸入外勞(人數達120萬 )和填海。這兩項都是香港的「死穴」,特區政府做不了,但新加坡卻可放手地做,然而最終出事:2013年外勞騷亂,成為新加坡40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街頭衝突。任何一種發展模式,總會有負面後果,新加坡能做的,香港不能,是由於形格勢禁,無必要對香港增長幅度追不上新加坡而不甘心。書中也說得很坦白,新加坡大量輸入廉價外勞「對製造業、建築業等行業的增長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只要國家取得經濟增長,政府就有足夠的資源來應對潛在的社會問題……這在某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不明文社會契約……可是有批評者告誡,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這個社會契約可能正在瓦解,因為隨着新加坡進入一個比較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增長必然緩慢下來」。(頁128)星港雙城比併 早就過時星、港雙城故事的互相競爭比併,其實早就過時。新加坡很早就表明,香港背靠大陸,有廣闊的「腹地」,這是新加坡所無的,故此該國積極整合東盟,設法成為東盟諸國的「大腦」,再加上印度(新加坡有不少印度裔國民),形成一個新加坡「離岸」大市場。在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香港和新加坡開始各自走不同的發展道路,沒有誰學誰的問題。至今未變的,是香港仍然以私人市場為主導,新加坡則一直維持以「國企」為主力。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不斷介入,希望以政府之力帶動經濟,但未見成績,新加坡則一再表示「羡慕」香港能孕育出成功的私企。「你睇我好、我睇你好」,是星港雙城故事的現實寫照。不必跟新加坡比較新加坡的發展經驗還有一點頗堪玩味的,是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無法發展出一些大企業:「李資政說:這就是為什麼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缺少所需的臨界規模,無法孕育出製造業巨企,甚至連要嘗試這麼做都可免了。」所謂「臨界規模」,是指在全球化之下強大的跨國企業會逐漸把弱小的對手淘汰掉。香港近年在科技創新上積極猛進,希望以此帶動經濟增長,這條路沒有錯,但是香港創新科技成果的市場在哪裏?強如Google、Amazon等科技巨企在內地發展也頭頭碰壁,香港的科技初創企業到底可以有多少生存壯大的空間?特首選舉開賽在即,除了「跑馬仔」的人選之爭,有意角逐的候選人之間其實也有「路線分歧」,背後代表着治港的不同理念,貫串着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國際化與大陸化等議題。誰當特首,路線可能大不同,但要跟新加坡比,就大可不必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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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可以「消滅」港獨?

前港督彭定康上周來香港,先在周五(11月25日)在外國記者會演講,繼而在周六參加一個論壇,以「善治:民為貴」為題,發表另一篇演辭。香港正進入政治的高度敏感時期,12月11日選舉委員會1200人誕生,有意角逐特首的各路英雄相信會陸續表態,爭逐這個香港最重要的政治職位。在敏感時期到港,愛國陣營必會認定彭定康之行是「別有用心」,試圖影響香港政局!事實卻是,彭定康出席幾個不同場合時,都一再批評港獨,周一(11月28日)在香港大學的論壇上,他回答梁天琦提問時,直斥想推翻中共獨立是「自欺欺人」。彭定康客觀上幫了北京一把若不以人廢言,彭定康在這個時候高調反港獨,客觀上是幫了北京一把;以他的位置,可以完全說另一番話「令中國麻煩」。英國政客多深謀遠慮,撤出前不讓香港獨立,又怎會在這個時候支持?今時今日英國處理香港問題,只會在中英關係的大氣候之下考量——現在中英關係以經貿利益為主軸,英國脫歐之後更需以中國市場撐住經濟,又怎會支持港獨觸怒北京?對香港事務,彭定康仍然不脫其「說三道四」的本色。在這次來港之前,他曾經在2014年7月在《金融時報》批評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其後他又在《金融時報》另一篇文章要求英國要承擔道義責任,為香港普選發聲。這篇在2014年9月的文章是衝着全國人大8.31有關2017年普選特首的決議而來,彭定康還促請英國政府要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上周六的演講我在現場,希望聽一聽彭定康對港局的評論,想知道他傳達什麼信息。香港當前政局,最受關注的是本土/獨立勢力到底對香港政治有什麼影響?以彭定康的政治履歷,他談港獨應該有一定參考價值,一來是因為他曾經主政香港,有實際管治履歷;二來他有處理英國獨派的經驗——1998至1999年,彭定康出任據《貝爾法斯特協定》(Belfast Agreement)而設的北愛治安獨立委員會主席,在1999年9月9日提交了一份名為「A New Beginning : Policing in Northern Ireland」報告,提出175項建議改善一直爭取獨立的北愛地區的治安問題。對於港獨,彭定康斬釘截鐵,認為「愈演愈烈的獨立活動是個可怕的錯誤,只能激怒北京,破壞中國治下的香港民主化」。對於港獨之中的歸英派,彭定康的言論已表明港獨之路不通,也毋須寄望英國會支持。對於宣誓,彭定康說得更清楚:「作為英國國會的議員——上、下議院有着同樣的規定——我必須宣誓效忠女王。拒絕宣誓的民選議員不得就任,以往的例子有北愛爾蘭的新芬黨。」(見演辭「善治:民為貴」)雖然沒有點名,彭定康的說法對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應有「啓示作用」!對於香港的未來,彭定康在周日香港電台的一個節目表示,《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仍然足夠保護香港人的利益,雖然當初有人質疑一國兩制的成效,但彭定康認為多年來落實得不錯。單看上述的言論,很多人還以為是愛國陣營代表的發言!香港在英國外交位置 應心中有數英國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道義上」有責任要監督聲明中的條文得到落實;然而除了口頭表態之外,英國根本不會有任何行動,更不會因香港問題開罪中國。彭定康是英國政壇資深政客,當然深明箇中道理,如果他否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豈非否定了英方當年把香港交還中國的決定?回歸之後,首名來香港訪問的英國外相是Margaret Beckett,時為2007年,我當時很有興趣,想知道英國會如何評論港事,於是參加了這名女外相主講的午餐會,結果她在演講中一句都沒提及香港,僅大談氣候變化。香港在英國的外交位置,港人應心中有數了!北京壓下港獨 會否在民主鬆手?外國政府對港獨並不熱中,而沒有外力插手支持,即使港獨派如何努力在學校「播獨」,也成不了什麼氣候。英國不支持港獨,但支持在香港推行民主。北京現在壓下了港獨,會否在民主步伐方面鬆手,以民主的「甜頭」吸引年輕人摒棄獨立思潮?民主進程,是中國在基本法內作出過承諾的。有人認為,是因為香港沒有真普選,年輕人在絕望之餘,才走向更激進的港獨主張。那麼,民主是否「消滅」港獨的最佳方法?對北京來說,落實真普選對香港的衝擊可能不下於港獨,換言之,港人訴求對北京造成壓力的,其實是大部分人希望的民主,而非小撮人追求的港獨。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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