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輝

直至傳來劉曉波病危的消息，我才認真地找他過去的著作來閱讀。當然之前有看過新聞報道，也咀嚼了他那篇〈我沒有敵人〉的動人陳述，但自問對他這個人的認識並不深刻。直至知道他即將在監禁之下走進生命的最後階段，我就回想起七八年前自己在街上喊過「釋放劉曉波」的口號及派過的單張，很記得當時一位朋友，遊行完還不罷休，誓要走去銀行換了一疊新簇簇的100元紅色鈔票，不懈地寫上「釋放劉曉波」5個字，企圖將信息傳遞到一切陌生人手中。 劉曉波病危的日子，往事就這樣湧上心頭。既是為了記念，更是為了紓解鬱悶，這段日子我不住翻閱劉曉波的著作。說來慚愧，我之前竟沒有看過那本1993年出版、今天已經絕版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這本著作曾引發巨大爭議，不少論者也對書中觀點有所保留，然而那個對民主抗爭、人性及社會體質充滿反思的迫力，且不斷赤裸地拷問自我靈魂的作者，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劉曉波。也許，書的名字很好地說明了作者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作為六四倖存者的劉曉波。 劉曉波展現的3個特質 成為一個像劉曉波般以一生之力活出信念的倖存者並不容易。在我粗糙的閱讀中，劉曉波一直以來的文章和行動向我們展現至少3個重要特質：首先是在死亡及

隨着主權移交即將20周年，一些記者找我談談10年前也算具標誌性的皇后碼頭運動，在家翻看舊片段，許多往事迅即躍現眼前。 不經不覺，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也10周年了。回想，這個運動從闖入天星碼頭阻止清拆開始，到之後進駐皇后碼頭留守至被清場為止，約持續了9個月。我們當時成立了一個名為本土行動的鬆散組織。不錯，在那個年頭，民主派或社運團體都不習慣使用本土這個字，而我們刻意以本土這一具有濃厚情感，以及願意為這地方作出行動的承諾，來定位自己的主體認同。 今時今日當本土認同在封閉族群主義主導下，愈來愈具有排斥性，同時，在主權移交即將20周年的今天，香港人仍然無法命運自由，我就益發懷念這場爆發於2007年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 話說在九七之前的殖民地香港，皇后碼頭除了作為公眾碼頭，它也被用作港督履新登岸之處，在後面這一點上具有很大的殖民統治的象徵意義。但當時我們構思的本土行動並不戀殖，於是我們在皇后碼頭策劃了一個重要行動，名為「人民登陸皇后」。我們租了一艘船，命名作本土號，在對岸尖沙嘴天星碼頭出發，同時邀請來自不同背景、關注各種社會議題的公民團體及社群，大約100人一同上船登岸，他們包括深水埗和灣仔的舊區居

（1） 5年前開始，每年在六四之後就多了個紀念的日子，那是李旺陽先生「被自殺」的黑暗日子。今年的6月6日晚，尖沙嘴碼頭也有過百人出席悼念會。會上播出李旺陽5年前的新聞訪問片段，當這位坐了22年政治牢，身體遭酷刑弄致失明、失聰的主角被問道「後悔嗎」，他依然含一口氣用力的答道：「天安門那麼多的學生，他們都流了血，他們都犧牲了，而我不過是坐牢，還沒到砍頭，就算砍頭我也不後悔。」語音剛落，幾位站在旁邊的參加者都看得掉下淚來。 李旺陽的生平及行動本身就是一份雙重的證言，他以一己的健康、自由，以至生命為代價，證明了有些信念、堅持和價值是顛撲不破，而這並非牢獄和坦克就可以戰勝得了的。其次，六四並未完結，李旺陽至死不屈的硬骨頭正是其延續。當他再次談到六四的犧牲，六四依然是那叫人在黑暗中能變得更堅強的記憶泉源。 對於後面這一點，經歷過八九的那一代香港人該不會陌生。縱然人們遠遠未及李旺陽所承受的苦難，但八九學運的抗爭及犧牲，至少在好一段時間（也可能隨着時間消逝而漸減），叫一代曾受啟蒙的港人，要求自己走得更前及更堅韌。 漆黑中最基本需要：讓苦難被記憶的光 （2） 正當部分人以「有什麼用」之類的功利準則，來質

八九之後，這城市每年就多了一個讓公眾哀悼的祭典──維園燭光晚會。一年復一年，持續了二十八年。無疑，一個有底氣的城市不止要跟居住在這地方裏活生生的人保持連繫，她還得跟象徵這個城市重要信念但卻只能居住在記憶和歷史中的逝者定期打交道。 如果問，有何死者能讓我城每年以同等規模和思念保持記憶中的連繫，我想，除八九學運之外暫時未有其他答案。像所有傳統一樣，這個有二十八年的紀念傳統也正在受到質疑。在新一代後來者跟往事日漸拉大了的時間距離中，維園內為誰紀念、為何紀念，以至為何要以如此方式紀念，都不再如八九一代香港人般心照不宣。 但當事情告別心照不宣的第一階段，或許恰是反思的適當時機，讓我們就更有需要說清楚，到底這一持續了二十八年的紀念傳統所為何事？為何香港人在二十八年前為這個城市多加了這個公眾祭典，為來自北方的逝者提供一條期待自己可以記住一輩子的記憶通道？或許弄清以上的問題將有助於人們明白六四從來不僅是一樁鄰國慘劇，而是深繫於我城的哀傷記憶；而在面對聲聲自命本土的喧囂噪音中，這也將有助於引領這段記憶走向未來。畢竟，遺忘這一哀傷，等於忘記了什麼是香港。 主體為何悼念 二十八年來，香港人都在悼念。香港自有

最近，來採訪八九香港民主導賞團（因我有份舉辦）的記者們常常問起：六四時你是個7歲小孩，不屬於直接經歷因而深受震憾的那代人，但為何你對「八九六四」這個課題如此感興趣？ 說的也是，小學時老師唱歌支持學生的模糊印象，並沒有令我對這段記憶產生很大熱情。倒是在後來，不知從中學哪年開始，我開始通過電台、電視及報紙圍繞六四熱烈的紀念及討論，對事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記得中學有年，不知從哪裏找來了紀錄片《天安門》，趁暑期去了祖母家暫住的期間，一個人半懂不懂地靜靜看完。只記得自己對爭取民主的大學生懷有強烈支持及同情，後來更去找王丹的書看，但凡此種種都沒有半點中國情懷。中學某一年更離奇，六四當日不知為何去了維園晚會，又很想以紀念的心情跟逝者同在，於是決定那一天不吃東西。還記得毫不關心政治的同年級好友知道之後，以為我患有神經病。 說了這麼多，是因我想指出，一個1982年生、睇周星馳長大的香港「80後」，就是如此這般地在八九之後的香港，接近並學會六四的種種。事後回想，當時我並不懂得同時期香港學運或社運的人物與故事，但我卻已認識了王丹及吾爾開希的名字及他們參與的學運；當時我也不知道香港過去的社運，而對於外地的運動

一九八九年只七歲的我，一切模模糊糊，關於吾爾開希，並沒留下深刻的印象。大抵是在九十年代約高小的時期，我才從後父的口中聽見這一名字。通常情况是，每年臨近六四，我那好發議論的後父，就會跟隨電視上的六四回顧節目一道發表評論。我一邊看他一邊評，緊湊過足球賽的評述。好記得多來年，他常常提及吾爾開希穿上「睡衣」打斷李鵬發言的一幕是何等的冒犯和不對，當時我縱未至於照單全收這一論調，但亦不太懂得如何反應。隱約記得，好像是上了中學，自己才曉得回說暴力鎮壓就是不對啦。 吾爾開希熱潮 直至近幾年整理八九香港的故事，埋首於六四前後舊報紙堆時，我才意外地發現另一個吾爾開希的形象，那是一個全然不同於我家後父口中所形容的「少年英雄人物」。那個時空的香港，我能找到大量專欄作家以吾爾開希這一名字做為標題，最震撼我的一篇是直接題為〈吾爾開希〉的文章，作者熱情洋溢的寫道：「吾是我、爾是你、開是打開、希是希望」，即是「你我攜手一同為中國打開希望」。結論更厲害，「吾爾開希」竟變成了動詞，說：這場「民主之戰」，「只要有更多的人『吾爾開希』……正義的一方必定得勝」（孔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明報》）。 可見，當年吾爾開希魅力

今年至少5間大學學生會將不會舉辦任何悼念六四活動。大專學界對於六四悼念感到疏離和冷漠也不是第一年發生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非那些窮於應付學業進而「乜都唔關我事」的一般政治冷感年輕人；而是念茲在茲高談本土認同的大學學生會代表。弔詭在於，遺忘八九六四的本土，恰是對本土的最大否定。 首先，八九六四是香港的重大啟蒙事件，而且六四後這麼多年圍繞紀念的辯論，都關乎你是否支持自由民主抑或專制暴政的認同對決；而支持學生的立場，從開始至今，都成了香港認同的核心所在。因而，以為紀念六四就是出於中國情懷的本土新一代非但捉錯用神，最大的錯誤是他們視而不見那一直以來追究屠城責任的心志，原本就是非常香港的東西，並一直堅持了28年，將記憶傳下去。 缺乏歷史延續的自戀認同 其次，八九六四作為香港人的跨代共享記憶，這並不需要共同體中不分年齡的每一名成員都親身經歷過，才能彼此共享。在一個共同體裏，共享記憶可以一代傳一代，這樣才保證這個共同體的未來是具有歷史厚度，未竟之業才不至在時間的激流中枯萎。 即使像當時只得7歲的筆者，那年夏天只是個幼嫩的小童，根本絕不足夠成熟至能體會八九香港的種種民主洗禮與其後的創傷哀痛。但即使

今天是5月20日，28年前的這一天，一樣是星期六，北京正式戒嚴，而香港則爆發了史無前例的8號風球遊行及集會。事前無人能估算得到，當晚竟有4萬人參與。翌日，即5月21日，香港出現了百萬人遊行，跑馬地馬場亦破天荒開放供政治集會，馬場眨眼間成了廣場。當天，李柱銘於集會上首先發言，說遊行隊伍人群洶湧，此後不應再有人說香港人只會賺錢跑馬。恰巧在28年後，這天同樣是星期天。 這段記憶在近年遭遺忘詆譭 若返回當時脈絡，8號風球遊行象徵一種根本轉變，市民通過無懼狂風暴雨來展示自己支持民主的決心；而馬場集會則代表香港人擺脫「政治冷感」，也象徵着跟「搵銀至上」的舊日自我決裂。「香港從此不一樣」，這是當年香港人的自畫像。筆者翻查舊報所見，有社論認為要將5月21日永垂史冊，亦有專欄作家提出香港人要「永遠記住這一天」。 可是，似乎在我們關於六四的共享記憶中，這兩天並沒有特別被記住。或許，曾親身經歷的香港人可能尚有依稀記憶，但沒有經歷過或1989年仍是小孩的一代，就不會知道。 不幸地，這段記憶之於香港人的深刻啟蒙意義正在近年加速遭到遺忘和詆譭。當下，不止建制勢力念咒般要求香港人放下六四此一歷史包袱，現在就連部分新

或許《一念無明》之所以沉重，是因為它深刻地映照出今天香港整體社會的困境，這絕不止是一個關於精神病患的故事。 電影的尖銳在於提醒我們：那使人們陷於孤立、使自我陷於無明之境，以至使已得浮現的問題變得無法收拾，恰恰源於我們每人身上慣常的人性軟弱，以至本來可以給我們以治療的各式群體小組。 電影中不管是哪個角色，彷彿總是不願認清自身的狀況，因而也無法真實承擔別人的生命，以及承認自己的局限（可能劏房小孩是例外）。像是總在困難前逃避的父親（曾志偉飾），以「無知」做藉口（不懂做人父親、丈夫）逃避責任，以至整日怨天尤人來面對家庭夢碎的母親（金燕玲飾）促使她看不見眼前的大兒子，甚或錯手鑄成大錯的主角阿東（余文樂飾）時常通過?滅性的憤怒來回應自身的挫折等等。凡此種種，都使他們跟那些本來是至關重要的人分離或敵對起來，而且無法在面對充滿裂痕的他人和現實中勇敢地走下去。 於是故事的終局，當阿東在天台上面對劏房街坊的質疑，他卻沒有以暴怒作為回應，並在最後一幕，跟父親去城門水塘「補償」失落的種種。或許，這走下去的可能方式，即既回不去了又面對滿佈傷痕的現實，其實已經不錯。 我們今天面對的共同體難題 同時間，《一念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