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Run or Not to Run?

前法官胡國興宣布參選行政長官,使大眾把焦點落在另一熱門「疑似」參選人——財政司長曾俊華身上。恰巧,財爺最近亦頻頻好像跟不同的「疑似」參選人「隔空駁火」:先是以「hea到10年都幾有天才」一句,回敬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批評其擔任財政司長10年以來沒太多成績的評論。隨後在商台首席智囊陳志雲上載的短片,看見財爺說:「有幾多個人真係一心淨係做一樣嘢呀,無可能!」似乎跟其「老闆」特首梁振英要求政府團隊「心無二用」地工作互相呼應。誠如曾司長近期的名句——「To run or not to run, that is the question」,什麼時候公布參選的消息,以及用什麼的言語透露參選的意向,的確是一門藝術。當然,在香港參選行政長官的重要條件——北京的祝福——便是參選時機的關鍵。不過撇開這難以分析的因素,掌握參選時機,可說是如何運用「神秘感」的一種手段。選舉的原意,本來是透過公開透明的資訊及運作程序,讓候選人之間公平競爭,達至真理愈辯愈明的原意,讓民眾在充足、多元的資訊環境下,作出選擇。故此,有意參選的人士,按理應及早部署,讓選民早一些認識自己,並且梳理反對聲音、凝聚支持力量。大家可以留意在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前,有意參選者一般來說都早已「落區」和「埋班」,在社區插上旗幟及橫額,宣揚理念或政績。一些「臨急抱佛腳」參選的人,大都難以脫穎而出。一場「假戲真做」的「大龍鳳」不過,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卻是一場「假戲真做」的「大龍鳳」。「假戲」,在於市民「有得睇、無得投」,如今就連有份投票的選舉委員也未產生。然而這場「假戲」近年卻傳承了一個有趣的傳統——當選的特首候選人,除了要贏得選舉委員們的票外,亦要在民意戰中擊敗對手,才能讓人心服口服。這便是「真做」。曾蔭權於2007年的選舉工程,除了在選委票數外,亦於民意戰上跑贏了梁家傑。梁振英在2012年的選舉工程,亦是靠打民意戰來「翻盤」,擊敗了當時的唐英年。相較於真正一人一票的選戰,民意戰的形勢變化得更快、更亂——不同的民意調查機構、不同的民意數據、不同的民意調查方法,以至是媒體及社會輿論一時一刻的注意力,都可以影響社會對民意戰的詮釋。因此,遲一些公布參選,未必會是「臨急抱佛腳」;早一些宣布「出閘」,亦不一定能及早凝聚「鐵票」。參選「神秘感」的妙用在特首選戰「假戲真做」的古怪現象下,參選時機的「神秘感」,便無形中成為香港行政長官選舉這「牌局」中的「Joker」,並有以下妙用:一、好奇心—— 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參選名字,讓民眾嘖嘖稱奇,爭相猜度其「背後」動機及其他相關的背景資料;而一些廣為人知的「名人」「扭扭擰擰」,亦會刺激起大家對其參選意向的好奇心,持續吸引輿論注意力。二、新鮮感——在參選與未參選這「估估吓」的有趣階段,是最容易製造新鮮感予公眾的黃金時間。在社會輿論用「放大鏡」捕捉「疑似」特首參選人的一舉一動之際,若能善用一下「金句」、流露一些「動靜」、製造一些「鮮為人知」的一面,則有機會讓公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三、娛樂化——把政治信息娛樂化,是讓個人形象「容易入口」的常用方法。在「估估吓」的神秘階段,是較容易利用好奇心和新鮮感把政治信息娛樂化的時機。相反,一旦正式宣告參選,又或者本身就是尋求連任的現任特首,社會的焦點則多數會放在其政綱、施政藍圖、從政經驗及能力等「硬新聞」上。屆時不單難以突顯政治人物「軟性」的一面,就連「開玩笑」也風險重重。參不參選,的確是一個問題。在「假戲真做」的特首選戰中參選,又多了一重時機問題。不過最難猜想的,相信還是北京「to let or not to let you run」的問題。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5日) 特首選舉 2017行政長官選舉 曾俊華 特首跑馬仔 2017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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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事實 憑何而來?

香港政局風起雲湧,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對新聞行業來說,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平平無奇、運作如常的太平盛世,從來不會是新聞行業的英雄地。在波譎雲詭、四海翻雲之時,才顯得新聞自由的可貴。不過,正因為各路政治陣營及社會運動力量劍拔弩張、社會價值觀劇變,夾在其中的新聞機構及人員,往往亦變得兩面不是人。如今要在香港社會談新聞事實,通常都難免被扯進各門各派的指罵聲之中。無論是建制派或非建制派,不時都會指摘新聞工作者及機構偏頗、不公道。在「市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大行其道、人人都可以是記者的時代下,記者的報道動輒得咎,幾近是家常便飯。在此情此景下,新聞論述的所呈現的「事實」,究竟憑何而來?「事實」未必再能以慣用消息來源來建構人人經驗不同、觀念有異,所理解的事實難免版本不一。新聞工作呈現社會事實的主要行規,是消息來源的可信度。是故新聞陳述向來講究公開、具名的消息來源。先勿論具名消息來源這行規,在「政治放風」的風氣下能否維持;即使勉力而為,在社會矛盾尖銳下,消息來源本身的身分及觀點,亦會容易成為派別之間攻伐的理由。况且,在如今知識來源多元化、知識解讀不時百花齊放下,消息來源的公信力和權威亦往往備受質疑。新聞「事實」亦未必再能以慣用的消息來源來建構。除了消息來源的公信力外,新聞工作者的直接見證,亦是陳述「事實」的重要憑藉。新聞照片、錄影片段,以至記者本身的記錄,都是建構「事實」的證據。不過,同樣在社會矛盾尖銳、新聞機構以至工作者本身都可能備受社會不同派別及運動力量質疑下,新聞工作者的直接見證,亦要面對民間社會的錄像、影音及文字紀錄抗衡。行規中「證據的證據」由是可見,新聞工作者所蒐集的證據,可能要再經多一些的驗證,才能更加信納為「事實」。不過問題是,要求新聞工作者把每一項資料都要找第三方或其他專家驗證,在爭分奪秒的競爭環境,以及新聞工作的日常流程中,亦未必能順利實行。故此,在新聞工作的一些潛移默化的行規中,亦不經不覺醞釀了一些所謂「證據的證據」,作為加強對建構新聞「事實」的求真程度:一、其他傳媒機構的報道。其中一個新聞工作者「求證」的便捷方法,便是查找相關的消息或資料,是否已經其他傳媒報道。而一些在主流傳媒中較有公信力的傳媒機構,又或者是國際知名傳媒組織,往往亦成為新聞工作者「求證」的渠道。一些由知名、國際級傳媒報道過的資料,往往於新聞蒐集中便很大機會成為「事實」,新聞工作者亦未必會再經常予以查證。這做法其實是隱含地把查證的責任「外判」予其他新聞組織,並相信那些新聞組織基於知名度,大都不敢「打爛自己的招牌」而誤報資訊。二、跟消息來源的交往經驗。換句話說,這是「做生不如做熟」。新聞工作者對一些交往多年、有良好合作紀錄——提供可靠資料、沒有不誠實往績的消息來源,自然會格外信任。這主要依靠自己的採訪經驗或其他新聞工作者的耳語,而把消息來源的可信度予以分類。這些經驗之談,難以一概而論,不過消息來源一旦成功建立與新聞工作者及其圈子的長期合作關係,其說話的分量自然會有較大機會成為新聞「事實」。三、「跟大隊走」。「大隊」的意思,可以指記者圈子中的大多數意見,也可以指是記者所感受到的「大眾意見」。更直接地說,這是一種「就算錯都是一起錯」的安全感。當所採訪到的資料及見證跟「大隊」有明顯差異時,新聞工作者往往會再三查證,「貨比三家」,才會信納為「事實」。相反,假如所採訪的資料跟「大隊」的主流看法一致,則較大機會成為「事實」。人際傳播規律作用或愈來愈重要這些所謂「證據的證據」——無論是其他「行家」的報道、同儕們的看法,或跟消息來源的合作紀錄,其實均為人際傳播的常見現象,亦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查證消息的方法。在新聞專業主義及組織規範的行規下,新聞工作者其實也少不免用上人際傳播的常用習慣來建構「事實」。值得留意的是,在消息來源的社會權威及可信度屢屢受質疑,公民社會亦習慣挑戰新聞工作者所見證的「事實」時,上述人際傳播的規律和習慣,也許在新聞論述的建構中,亦正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7日) 傳媒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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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捧紅」立法會新貴?

立法會首天開鑼,一眾議會新面孔便先聲奪人、奇招盡出,成為傳媒及社會輿論的焦點所在,並把「香港」兩字「推到」上國際傳媒。英國廣播公司的中國新聞,便於立法會開鑼翌日,以3名立法會議員未能完成宣誓作為頭條,並以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展示「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作為頭條的新聞照片。而美國《華爾街日報》則在第三頁(A3)版面以「新進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藐視(defy)北京」為題報道同一宗新聞,但以「長毛」(梁國雄)跟立法會保安員衝突為配圖。「雞與雞蛋」的因果問題以粗言及於歷史上曾有辱華意味的字詞,夾雜於立法會議員的誓辭中,當然會惹起社會極大爭議。即使是非建制派的支持者,相信亦未必人人認同。不過,這些政治技巧卻讓部分立法會新貴成為全港輿論焦點所在,甚至現身於國際傳媒,其曝光率明顯領先一眾跟保安員推撞、在會議廳內大聲呼叫、雄辯滔滔的泛民主派議員。而剛剛成為立法會主席的梁君彥議員以及一眾建制派議員,則可謂在傳媒輿論戰中處於被動地位。當然,在立法會議員宣誓時「踩鋼線」、議會衝突場面等,都是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傳媒報道亦無可厚非。然而,報道篇幅有多大、把報道集中於新聞人物或新聞事件上,則是編採方針的取向。自雨傘運動後,不同的「傘後」力量及本土勢力參政,成為傳媒報道上的重要政治新聞之一。如今,立法會新貴一上任便「貴人招風雨」,是否預示了他們在來屆立法會都會成為社會焦點?這問題牽連到一個更為重要的迷思——是誰「捧紅」這批立法會新貴?這是一個「雞與雞蛋」的因果問題——是傳媒大肆報道這批新貴,因而推高了他們的支持度?還是這批新貴自己漸漸成為氣候,累積了本身的支持度,傳媒才因而追訪他們?換句話說,傳媒是否「捧紅」這批新貴的重要助力?香港暫時尚未有相關的研究資料。然而,友人柯衍健最近於社交媒體分享了英國修咸頓大學學者Justin Murphy及Daniel Devine的研究文章。文章指出,主張英國脫歐、被視為右翼民粹的英國獨立黨(UKIP),是由英國傳媒「捧紅」的。由於文章涉及複雜的量化研究運算,故此Justin Murphy於雜誌New Statesman撰文,深入淺出地闡明研究發現(註)。兩名學者的研究指出,英國獨立黨由2012年2月至6月的支持度及傳媒曝光率平平無奇。其間或偶有起跌,但幅度跟先前的走勢差別不大。不過自2012年8月至11月期間,英國獨立黨的傳媒曝光率大增7倍有多,而其支持度亦於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有所增加。其後,英國獨立黨的支持度由2013年4月至11月期間下滑,但其傳媒曝光率則於同年的7月至10月期間開始上升。在傳媒的持續關注下,英國獨立黨的支持度由2013年11月起掉頭爬升至2014年的4月份。不過,兩名學者亦小心地指出,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英國獨立黨支持度上升期間,傳媒報道亦有相應增加,故此兩者的因果關係仍未清晰。但到了2014年5月,英國傳媒對獨立黨的報道增加至歷史新高,但獨立黨的民意支持度只不過是返回2013年4月的水平。同年10月,獨立黨於傳媒的曝光率再創新高,但在之前的7個月,獨立黨的支持度徘徊於一成三,並無任何突變。兩名學者由是推論:傳媒曝光率是一個「自變」的因素,並不一定受制於公眾支持度;反之,持續的傳媒曝光率則能提升英國獨立黨的支持度。學者研究:傳媒力量大於「反映現實」兩名學者的推論奠基於一系列迴歸分析的運算,相信會在學術界引發討論。然而,其研究則指出傳媒的力量往往大於所謂的「反映現實」。當傳媒持續地「造大」某類團體或人物時,或會把其民意支持度拉到一個歷史高位;即使該團體或人物其後的民意或會起起伏伏,但其起伏的程度,大約已經不會「回到未紅時」。因此,傳媒曝光率及民意走勢之間的關係,是政治傳播中的恒常研究課題。註:網址為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2015/04/ukip-dont-deserve-their-media-prominence-heres-proof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5日《明報》觀點版 立法會 立會主席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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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出鬼沒的「消息人士」

在戰爭降臨的前夕,謠傳往往是「打頭陣」的武器。按此民間智慧推論,行政長官梁振英如今可謂是腹背受敵。我所說的,並不是各黨派及民間聲音對梁振英政府的施政和政策批評,也不是指針對特首的個人風評。大家翻開傳媒報道,又或者留意社交媒體上的帖文,大約不難察覺種種有關梁振英連任特首、特首選戰形勢,以及「北京」如今正作何盤算的「風聲」。這些「風聲」大部分都有一個特點──消息人士不明。新聞論述中「亦正亦邪」的現象香港記者協會曾經批評香港政府以「消息人士」的身分舉行「吹風會」,而並非透過正式的記者會及面談,向傳媒及公眾發放重要信息。平心而論,在傳媒及網絡資訊中出沒的「消息人士」,亦遠不止於官府中人。每逢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全體大會,總會有些「北京消息人士」出現。在平日的政治爭議中,各黨派及政治勢力亦不時有「消息人士」成為傳媒論述的佐證。即使是新聞工作者本身,有時亦會以「半個」消息人士的身分發放信息予公眾──不同報章及網絡傳媒的政情欄目,其署名都未必是真有其人,而可能是一群跑政情新聞的「行家」輪流執筆。在道盡秘辛後,人們亦只能從蛛絲馬迹中估量是何人何派在「放風」。「消息人士」是新聞論述中「亦正亦邪」的一種現象。新聞報道要具名、說明消息來源,目的在於文責自負,讓發表言論的人接受公眾的檢視。對新聞工作者及傳媒機構而言,這亦是展現公信力,說明報道所言非虛。如果消息來源犯錯,誤傳失實消息,傳媒機構及相關人員亦自然要受把關不力之責。故此,以「消息人士」之名示人而不展現「真身」,變相免除了相關人士或機構「文責自負」的公共責任。由於「放料者」身分不明,新聞工作者在處理相關資料時,亦可以較為彈性以「軟性」、「秘聞」、「路邊社」等形象包裝消息,以吸引眼球。即使將來「貨不對辦」,亦未必算是報錯新聞而要澄清道歉。新聞工作跟消息來源可互為依存然而,匿名報道亦有其社會功效。這做法原意是保障消息來源,讓「犯險」把消息告知記者的人放心,讓一些本來秘密運作的動靜見於人世。而且,新聞工作者及傳媒機構為了本身的公信力,一般亦不會過分依賴「消息人士」作為報道的主要證據。對於一些慣常「吹風」的政情欄目及「傳媒人」,相信讀者亦大概會把事實報道及新聞評論分開理解。除了保障消息來源的顧忌外,匿名消息人士出現於新聞論述,亦反映了傳媒機構以及新聞工作者本身,亦成為政治圈及各種社會爭議中的「持份者」。新聞行業並不如律師或醫生等專業組織,擁有法定地位或強大專業公會為後盾的專業性。新聞行業的專業性,來自對客觀報道事實、持平地處理不同社會意見的業界共識及社會認同。按道理,新聞工作者應是監察、批評消息來源。不過在現實操作中,新聞工作跟消息來源之間的往來,卻可以是互為依存──記者要靠消息來源去「追料」、「爆獨家」,而不同消息來源亦希望透過相熟的記者或傳媒機構進行政治操作、影響輿情。故此,匿名消息人士不時在新聞版面及網絡平台「放料」,亦可以是新聞行業跟不同政治力量及社會持份者之間的一種合作模式:既讓傳媒有「堅料」可報,亦讓消息來源於「放料」時有政治餘地。因時制宜處理「幕後猛料」進一步而言,不具名消息人士在新聞論述中「放料」的現象,亦容許新聞工作者把一些未必完全符合新聞發放標準,但卻可能會引起社會關注的信息,發放予公眾。這些所謂「未必完全符合新聞發放標準」的信息,往往因為沒有消息人士願意現身公開指證,又或者由於事件仍在萌芽,證據尚未確切,難以達到客觀報道的標準。以匿名消息人士或記者以政情秘辛的方式寫出來,便既可因時制宜地處理這些「幕後」的「猛料」,而又希望避免影響正式新聞報道的公信力和形象。這可算是為了緩衝「爆料」需要及新聞道德之間的矛盾而作出的妥協。如今立法會選戰剛過,新一屆立法會即將開鑼,特首選舉之爭亦甚囂塵上。在如斯波譎雲詭的風風雨雨中,謠傳四起、耳聞滿天,自當其事。傳媒身處這種政治急流中,如何在一眾消息人士中周旋,游走於客觀報道與「爆料誘惑」之間,是對香港新聞價值及道德底線的重要試金石。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9月22日《明報》觀點版 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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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訪港 修正「金牌策略」?

國家隊精英運動員代表團將於今天起訪港3天,並在明天「兵分三路」跟市民會面。除了一眾奪金健兒外,隨團亦有一些沒有於里約奧運摘金的「人氣明星」——以豐富面部表情迷倒不少觀眾的女子100米背泳季軍傅園慧,在羽毛球男單四強中負於「宿敵兼摯友」、馬來西亞華裔球手李宗偉的林丹,以及男子短跑100米接力第4名的蘇炳添。自2004年雅典奧運起,國家隊奧運金牌運動員代表團均於賽事後集體訪港。2003年是爆發七一大遊行之年,亦是北京改變對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轉捩點。碰巧的是,每次金牌運動員訪港後不久,大約都是香港9月立法會選戰的時刻。大家大概都不會純粹因為健兒們的風采英姿而改變投票意向;不過,一大班奧運金牌得主兼體育明星駕臨出訪、大展身手,一舉手一投足都成為媒體及公眾的話題,自然暫時會佔據整個社會的注意力。這些俗稱的「大龍鳳」,跟傳播學上的「媒體事件」不謀而合。「媒體事件」,是指一些讓整個社會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事件,以至連一些平時很少「過問世事」的人,也被社會氣氛動員起來關心這事的社會現象。「媒體事件」一般來說都是事前計劃,而且富有相當的文化意義。政商元首的一些「破格」訪問(例如敵對國之間的互訪、超級富豪「落區」探貧民等)、王室大婚,以至是奧運會本身,都是「媒體事件」的例子。此外,由於相關事件一般都較為隆重,未必人人能親眼見證,大眾於是會透過媒體直播,得到一種親身感受的現場感。這種恍如整體社會一起親眼見證的過程,往往會產生無比的凝聚力、投入感,以至大大釋放了個人內心的情緒。當中國女排在最後、最緊張的一刻來個「快攻」擊敗塞爾維亞隊時,相信不少看直播的觀眾都百感交集。這從社交媒體上立即出現「洗版式」的感言,足見一斑。故此雖說體育精神不應為政治左右,但當競技場上比賽的感染力,透過媒體直播讓廣大社會一起見證時,則很難跟民族情感、地區歸屬感,以至是明星效應等強烈情緒劃清界線。奧運健兒訪港,當然不及他們比賽時這麼讓社會緊張;然而,當他們的風采吸引了社會的注意力,而且透過媒體直播讓大眾「親眼」目睹他們一舉一動時,訪港團的行程亦不失為一次富有豐富文化意義的「媒體事件」。多了「獎牌以外」的臉孔過往幾屆的奧運健兒訪港,主旋律都集中於金牌。金牌最主要的文化意義在於「贏」——成功打遍天下好手,實力天下第一。不過在是次奧運會中,卻出現不少「輸得漂亮」的感人場面。傅園慧真摰稚氣地為銅牌而感恩;林丹跟李宗偉識英雄重英雄;蘇炳添雖無獎牌,但已跑出中國佳績。過往,社會聚焦於金牌得主,「贏家為大」;然而在今屆奧運,人們頗為熱烈地討論「落敗者的風采」。後者的「感動位」,有時反而較「贏金牌」的英雄感更惹人共鳴。今次國家隊精英運動員訪港,多了一些「獎牌以外」的臉孔。這跟人們對比賽輸贏的感覺和風評有所轉變,不謀而合。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8月27日《明報》觀點版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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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亮底線 公僕心慌慌

選舉主任褫奪被指支持港獨的立法會參選人的提名資格,惹起公民社會連串反彈——干擾選管會簡介會、社交媒體「洗版」式的抗議,就連一些平日不支持港獨、不喜歡本土派、少談政治的人,也憤言選管會欠缺一致及清晰的行事理據,破壞香港行政機關按制度辦事、保持政治中立的傳統價值和信譽。的確,網民列舉了不少選管會、選舉主任至今仍未能讓公眾釋疑之決定。其中有意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舉的梁天琦,曾出戰幾個月前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並在選舉論壇表達港獨立場,惟當時選管會並未褫奪其提名。同一個人、同一地區的直選、同一個立場,如今卻被選舉主任否決參選資格,前後矛盾如斯,再多的官腔也無補於事。這次選舉主任褫奪參選人提名資格的風波,揭示了在北京「亮劍」露出「底線」後,香港公僕要「依法辦事」的尷尬窘態。事態發展至今,北京對港獨的「底線」看來頗為明確——就是香港的公權力絕不容許港獨勢力插手。這幾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國民身分認同低下,看來已成大勢。相信北京也明白,如今要禁絕港獨言論及阻止其思潮發酵,幾近不可能。如今北京要做的,便是守住香港一切的公權力,防止港獨勢力藉着取得公權力進一步壯大自己,影響政策,讓人覺得港獨於政治權力的規則中「有得玩」。而立法會議員正是手握公權力的公職,而且政治能量難料—— 一個「怪醫」拉布,就可以讓政府、建制派及泛民主派束手無策。是故北京絕不會讓港獨勢力奪取立法會內任何一個議席。政治底線為港公僕帶來難題這一條政治底線,正為香港公僕帶來一連串的難題。最為明顯的是要「依何法來辦事?」北京的政治底線,不一定是(甚至通常都不是)香港的成文法律或案例。政治底線可以模糊多變,更有「不成文」的心領神會,但香港法律卻講究立法程序及咬文嚼字的條文內容。雖然《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卻未有對香港居民的參選權或參選資格列出定義;而《立法會條例》中列出的參選資格,亦並未有跟港獨相關的條文。就連選舉管理委員會訂定的指引,亦未有就如何構成港獨主張訂下釋義。結果選舉主任在褫奪被指支持港獨的參選人時,便惹起無日無之的法律爭議。再者,何為公權力亦是可大可小的問題。立法會議員當然是擁有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不過若把「公權力」的概念大幅延伸,則可以是任何於公務員職系、公營組織,以至是其合約員工,也可被理解為公權力的一部分。將來上述職位的聘任及任免時,會否也有機會被要求加入「防止港獨勢力滲透」的條件?如果連在公營組織當一份茶水差事也要「思想正確」,屆時公務員事務局及各組織的人事單位要如何「依法辦事」,真的不堪想像。早前康文署曾爆出「國立」事件:一名擁有台灣學歷的藝術工作者,不能把其母校名字中的「國立」兩字印於場刊,惹起香港及台灣輿論批評。這讓人費解的風波,體現了香港公僕執行北京政治底線時的尷尬局面——在無規可循下向公眾解釋自己是如何依法辦事。選舉管理委員會如今面對的局面,亦大概如此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6日) 立法會選舉 選委會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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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黨」的網絡輿論攻防戰

「五毛黨」是一個耳熟的網絡名詞。它來自一個城市傳說──有一大群人以「五毛錢一個帖子」的市價替中國各級政府機關營造網絡輿論及替政策辯護。「五毛黨」意味了「屏蔽」(官方過濾民眾於網絡世界的信息)的局限。一來,面對海量及秒速增長的網絡信息,任憑中國政府僱用再多的人手,也未必能及時阻隔所謂「敏感消息」傳播開去。二來,「屏蔽」往往惹來民眾反感,並激發其「翻牆」的求知慾,結果消息「愈禁愈旺」。既然「屏蔽」難以堵塞天下眾口,中國政府於是展開「輿論引導」的工作,積極「疏導」及「引導」網絡輿論。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指示要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在這政策方針下,「五毛黨」對於中共在網絡輿論攻防戰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不過問題是,「五毛黨」一直以來大多是欠缺實證研究支持的傳聞。其何許人也,所作為何,大多是由不同的新聞工作者、學者及網絡輿論參與者指證。然而,在2014年12月,一名內地匿名博客把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網宣辦)的電郵外泄出去。外泄電郵涵蓋由2013到2014年網宣辦跟各網絡打手及其他各級政府機關的聯絡內容。這些外泄電郵為揭開「五毛黨」的神秘面紗提供了珍貴的實證研究材料。美國哈佛大學學者Gary King連同其研究團隊,蒐集了這批外泄電郵,再循其中內容抽絲剝繭,分析出這批所謂「五毛黨」的身分及網絡言行。研究團隊再配以盡量嚴緊的抽樣調查方法、中國的網絡、城鄉及地方架構資料,推斷出「五毛黨」於全中國的組織及活動規模。Gary King把這些研究結果寫成「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一文,並自今年7月26日起於其網頁發表,讓公眾下載閱讀。每年製4.5億帖文 過半在官方平台研究團隊推算「五毛黨」每年於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製造大約4億4千8百萬條帖文,其中約52.7%出現於官方平台,其餘約2億1千2百萬條信息,則散佈於約商業社交平台上的800億條帖文中。由此可見,雖然「五毛黨」生產海量的網絡帖文,但對比於更為海量的內地網絡輿論信息,亦不過是泥牛入海。故此,研究團隊由「五毛黨」的帖文時間、內容及活躍平台,推論了以下的「五毛網絡攻略」:一、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在約4.5億條「五毛」帖文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官方社交或網絡平台發表。此外研究團隊亦發現,「五毛」帖文在官方平台亦明顯地較活躍。例如,在上述研究文章初稿的內容為國際傳媒報道後,被視為代表內地官方立場的《環球時報》曾發表社評予以回應,指出中國社會總體是認同「引導輿論」的必要性。研究團隊於是把握這機會,對比《環球時報》網站及「新浪微博」對這篇社評的網絡輿論反應。結果發現《環球時報》網站中有82%的相關帖文評論都支持該篇社評,而「新浪微博」則只有30%的相關評論支持《環球時報》的社評。這發現證實「五毛黨」傾向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多於轉戰於商業社交平台。另外更為難得的,是中國政府透過半官方媒體的回應,算是首次親口承認了「五毛黨」的存在。重要時刻較活躍 力圖引導輿論二、集中火力、把握戰機:以2億多的「五毛」帖文投入商業社交平台信息中約800億條信息中,要發揮效力,則必定要集中火力,把握戰機,於「重要日子」或「事件」中發揮作用。研究團隊從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的外泄電郵資料中,推斷及辨認了43,797條「五毛」帖文,並研究它們於2013及2014年的出現分佈狀態。結果發現「五毛」帖文主要活躍於群體事件(如動亂或大型示威)之後,人大政協兩會或中共重要紀念日子期間(這些期間的「上訪」或「示威」較容易惹起公眾關注),以及是清明節等民眾放假又「得閒」之時(可能因為害怕人們有時間「搞事」)。總括而言,「五毛黨」大約在這些「重要」時刻較為活躍,力圖「引導」輿論。三、避免爭論、轉移話題:研究團隊發現,「五毛黨」的「作戰方式」跟一般的理解大不相同。他們極少會主動「挑機」反駁不滿黨和政府的言論,又或批評「外國勢力」,甚至談論爭議話題。「五毛黨」主要是轉移話題,以稱許中共及政府、敍述施政效能等把輿論視線盡量轉離敏感爭議。直接跟反對聲音交鋒只會讓其於社會繼續發酵;讓輿論百花齊放,再不斷「轉移話題」,方是應對輿論戰的上策。嚴密組織對付子民 讓國民扼腕上文的戰略效果如何,見仁見智。不過,文章也替「五毛黨」洗脫「五毛」的傳聞──研究團隊追查發現,大部分的「五毛黨」用戶其實是公職人員或支持中共施政的輿論領袖。他們發表評論、增開不同用戶帳號、向官方報告網絡輿情,是事實;但所謂每條帖文收取5毛錢,似乎是傳聞多於實證。另外,中共及政府機構必定不會放過一些鼓動群體事件的輿論和組織。事實上,國內近日大規模搜捕維權律師及輿論領袖,其中的罪名往往便是鼓動群眾「鬧事」。層層的監控、嚴密的組織,是用以對付自己的子民而非外敵,這是Gary King的研究團隊所作的結語之一。這相信也是讓國民最為扼腕的說話。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4日) 中國 中國網民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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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主義能否擺脫仇恨?

英國脫歐公投,塵埃落定,但卻肯定餘波未了。這回脫歐爭議,間接造成了英國近年罕見的政治謀殺——年輕有為的工黨國會議員考克斯(Jo Cox)被當眾槍殺及刺殺,行兇者大呼「英國優先」,並於提堂時說:「賣國者死、英國自由。」事件始末,仍待審訊結果。惟脫歐公投的立場之戰,已使英國社會裂痕處處。英國執政保守黨議員公然跟黨領導層「唱反調」,英國基金界有人捐錢予脫歐陣營,但同時又有人公開呼籲「留歐」。當英國朝野及大企業領導以經濟合作為由替「留歐」造勢之際,不少英國民眾卻指這些所謂機會跟平民無關,反而關心歐盟正把大量移民送進英國本土。有英國人不滿英國每年上繳數以10億英鎊予歐盟,但有文化界人士稱歐盟亦予以英國文化組織及活動大量資助。誰是誰非難評說,但是次英國脫歐留歐的爭議,跟本土主義的氣候亦有一脈相承之處:對某些外來人口的忌憚(這跟歐洲難民潮息息相關)、覺得本土自主受外來壓力(即使是主張留歐的英國首相卡梅倫,亦指歐洲領導會於公投後改革歐盟),以及是最有政治殺傷力的「敵我矛盾」思維——視歐盟及支持留歐的陣營為強大的敵人。同樣的戲碼,亦正於美國上演。特朗普的競選工程,亦正把一批又一批的社群打為美國的敵人,當中尤以穆斯林及外來移民尤甚。當然,其「美國優先」的外交方針,也把中國、墨西哥等列為敵人。本土主義少不免製造仇恨撕裂誠然,本土主義於政治實踐時,往往是基於對「他者」的強烈反彈。這個「他者」可以是「強敵」,例如是一個龐大的近鄰(諸如英國於歐洲大陸、香港於中國大陸),以激起社會的威脅感和危機感。「他者」也可以是「弱敵」,例如少數社群及移民,把社會問題歸咎於這些發言權不多的群體。故此,本土主義的興起縱然是因地而異,但在其發酵和動員的過程中,少不免都會製造族群之間的仇恨和撕裂。台灣近來的洪素珠風波,再次提醒我們族群撕裂的餘波可以是何等深遠。自稱為「公民記者」的洪素珠,公開辱罵「老榮民」(一些跟從國民政府遷台的外省籍老兵)。事件引發公眾譴責,藍綠陣營皆與之割席。惟由此可見,即使是經歷過多年政治輪替,以及公民社會所作出的反省,族群撕裂的種子仍深深地植入了某些人和組織的細胞中,難以改變。仇恨恐懼是動員萬靈丹亦是毒藥香港的本土思潮亦正處於風起雲湧之時。面對公民權利及自由的重重威脅,眼看一個自信滿滿的「天朝」中國,保衛家園的心態亦遍地開花。但各政治陣營及不同立場人士之間的仇恨,卻又溢於言表。仇恨和恐懼,是政治動員的萬靈丹,但亦是社會的慢性毒藥。我希望香港的本土主義,可以成為一套立足於人文價值、理順良好管治的理想,並擺脫仇恨和恐懼的束縛。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25日《明報》觀點版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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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燭光有何用?

一眾大專學生會,將於今天「另起爐灶」,與支聯會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分庭抗禮。六四集會的爭論焦點之一,是所謂「行禮如儀」的社會運動方式,是否已經不合時宜,失去抗爭意義。批評六四燭光晚會「無用」的說法,主要源自社會運動「常規化」學理命題。社會運動的最終目標是改變社會現况。要改變社會現况,社會運動的手段則有必要衝擊社會現行的常規和秩序。不然的話,社會運動的手段便會被社會主流價值及常規「同化」,因而失去抗爭的意味,亦不會推動改變社會的目標。在人類社會出現大規模的工業化及城市化以前,一些不滿官府及地主的農民,會以毆打目標人物及燒毁物品等方式去抗爭。在人口較稀疏、官府平日管理力量較弱的地區,以上方法確是會干擾社會運作常規,造成衝擊效果。不過,在人煙密集、城市管理制度較完善的地方,打人放火等行為會被大眾視為罪行,並有相關執法部門迅速處理,即所謂的「常規化」。故此,集會、遊行示威、罷工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方式的緣起,跟社會城市化息息相關。這些集體行動興起,切合了城市化的運作及傳播模式:一大群人聚集一起,高叫口號,以至罷工罷市,既引起傳媒廣泛報道,也讓秩序井然的城市出現「非一般」的情况,卻又不會淪為「罪行」及干擾公共安全的行為。由於上述集體行動的「成本」較低(即是參加者一般來說不會構成「罪行」),故此也可吸引公眾自由參與,以增加這些集體行動的社會力量。時移世易,當「和理非」的集體行為持續多年,建制以及主流社會亦會漸漸適應,對遊行集會見怪不怪,並發展成一套社會常規:慣常的示威地點、集會方式、人潮控制、叫口號、和平散去,再來一段政府的回應聲明等近乎「流水作業」的管理方法。於是部分社會運動人士亦會開始「踩線」,挑戰一些過往不為主流社會及法規認可的方法,以營造衝擊社會常規的抗爭效果,諸如跟警員發生肢體衝突、堵路、佔領地方、騷亂,以至是攻擊「和理非」陣營等。其主旨在於衝擊社會常規和人們的習慣,以刺激改變社會的期望。紀念式行動 為社運種子澆水不過話說回來,一些變得「行禮如儀」的集體行動,又是否變得毫無抗爭意義?要改變社會,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故此,社會運動除了講求衝擊主流常規外,亦要有「鬥長命」的準備。一些被社會視為習慣、平常、年復一年、預料之內的紀念行動,未必能立刻帶來什麼社會改變,但卻是最能「鬥長命」的社會運動方式。紀念性質的集體行動,往往能長期凝聚一股強烈的抗爭情感,而且代代相傳。這股力量,或會幾許風雨、走過死蔭幽谷,以至為世人所嘲弄。不過,紀念式的集體行動,就如每年都為社運力量的種子澆水,讓它即使長埋於泥土下也不致枯萎,久歷刺骨的北風仍頑強生存。查看歷年六四晚會大會所公布的參加人數,除了在首兩屆(1990年及1991年)超過10萬人外,由1992年至2008年,大都維持於約5萬人的水平,只有在六四10周年(1999年)及15周年(2004年)這兩個紀念年份才有多些人參與。在這18年期間,六四燭光晚會有無數次被指不合時宜、昧於形勢、徒勞無功、「嘥氣無用」。其後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及部分建制陣營人士的言論,激起民憤,結果由2009年至2014年的六四晚會大會公布參加人數都維持於15萬人或以上的水平。守護歷史記憶 守護逝者尊嚴如今,支聯會似乎無法應對本土思潮的衝擊,而六四晚會大會所公布的參與人數,亦於去年下跌了些許。今晚維園晚會尚有多少支燭光,沒人知曉。不過,維園每年點點燭光所守護的,是歷史的記憶,是逝者的尊嚴。默默地行禮如儀,不代表軟弱。衝擊社會常規,無疑帶有抗爭的意味;但紀念式的集體行動,亦有其存在的價值。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4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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