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評級不是街市買餸──寫於前皇都戲院評級之前

前皇都戲院評級爭議糾結了近8個月,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今天將再次討論,我們的良好意願是,古諮會公允審視這建築的獨有價值,根據客觀知識及常理判斷,把這城市瑰寶評為一級,作為「最起碼的恰當」。大約8個月前,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將皇都建議評為三級,引起公眾嘩然。根據古諮會的會議文件,這次古蹟辦決定「從善如流」,把建議評級「升呢」為二級。不少人問,如此「皇恩浩蕩」,我等蟻民是否應該收貨?如果決定歷史評級如街市買餸,「你叫價三級,我還價一級,最後二級成交」,大抵我們早可高掛「成功爭取」橫額,高呼獲得 「階段性勝利」,鳴金收兵。牽涉珍貴歷史建築生死的嚴肅決定但是,歷史評級真的不是街市買餸。這是個牽涉我城珍貴歷史建築生與死的嚴肅決定,除了決定政府會花多少力氣去保護,更是一個立場宣示,告訴大家我城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與過去,牽涉全香港700萬人的福祉。要達至令人信服的評級決定,牽涉3個層次:客觀科學的考證、專業嚴謹的決策、廣泛共識的凝聚。皇都戲院的爭議卻是最好的例子,完全揭示了古蹟辦在歷史建築評級制度的工作中完全不合格。當初古蹟辦建議把皇都戲院評為三級,消息一出,公眾嘩然,不明如此背離專業、常理及民情的決定,究竟理據何在?我們多番去信古蹟辦執行秘書蕭麗娟女士,要求檢視專家評審小組評分,或與專家小組見面溝通,或讓更多專家參與是次評級,但得到的,只是最官僚式的回應,就算到了今天,他們還是拒絕回答,當初那個莫名其妙的決定,究竟理據何在?基本上,古蹟辦的歷史評估工作,只是在黑箱中作業。這是一套人治當道的制度,長官意志等於一切,總之龍門任我搬,詞窮理屈時,古蹟辦就端出一籮筐官式八股作檔箭牌,左一句「專家評審」、「專業決定」,右一句「現行制度」、「既定程序」,並藉此迴避最基本向公眾交代的責任。評級決定茲事體大,因此民間嚴肅對待,不斷奔走,訪尋專家,努力搜證,只為了還這幢世界獨有建築一個公道。民間已認真立案,古蹟辦不同意的話,我們歡迎溝通、辯論和對話,更不介意修正我們的結論,道理只會愈辯愈明。現時評審準則明顯過時但現時舉證責任在古蹟辦:你要低估皇都戲院的價值,悉隨尊便,但你們有責任以文明說服我們,向大家解釋背後理據何在,原因為何,而不是只躲在「暗角」中,我說三級就三級,二級就二級,你們接受就是了。沒有這個「說法」,民間別無選擇,只有在任何場合、任何時間、任何崗位去提出質疑,直至所有人都知道,古蹟辦的工作水平是如此地不濟。古蹟辦開口埋口說「專業決定」,但這次爭議中,「專家」的不足實在表露無遺。我們不是一心要挑戰專家權威,但是,任何常人都會想到,沒有任何一個「專家」可以膽敢說自己熟悉香港所有時代、類型的建築──你精通漢朝帝王將相、清代宮廷變遷,不代表你深入理解香港戰後影視業的發展及歷史重要性;你對漢墓或清代廟宇瞭如指掌,不代表你會同樣掌握戲院建築及其在香港現代主義建築潮流的角色。對待皇都戲院,現時評審的準則很明顯過時了,而尺度錯了,評級決定只會滿盤皆落索(更不提有專家小組成員親口說,自己不太重視古蹟辦提供的研究資料,只會依自己的認知去評分)。歷史建築盛載市民感情及回憶,任何令人信服的評級決定,最終需要廣泛民間參與;任何良好的評級制度,需要容讓官員吸納最多民間的智慧、 識見及視野,鼓勵對話及知識的交鋒,而這一切,不能只局限在最後一個月的「公共諮詢期」內發生。現時愈來愈多人自發參與保育工作,如果我是古蹟辦領導,我的首要任務必定是建立開放平台,鼓勵民間有心有力有歷史感情的人各師各法,努力為我城不同歷史建築進行研究、探索,並容許官民站在同一高度對話、切磋、論辯,藉此豐富社會整體對古蹟的知識基礎。官民意見未必一致,但大家都以文明相待、以道理服人,亦只有這樣才能促就官民之間的共識及保育願景。你看國際大城市成功的保育機制,必定是這樣。但是,在封閉、人治的機制內,任何「既定程序」、「專業制度」都可能只是幌子,只有官員意志才是最真實,良好善治無從說起。而古蹟辦多次被質疑肆意低估歷史建築的應有文物價值,究竟其領導蕭麗娟女士有否受上層發展局官員的影響、地產商的游說,或只是因為個人懦弱無能怕事,關心自身官位多於一切,民間亦無從得知及監察──因為,一切都在黑箱內進行。評級爭議最核心的癥結舊建築牽引歷史情感、身分認同、集體回憶,以及我城人對未來的夢想、願景,如此種種,都是城市的靈魂。古蹟保育不只是向後望,更是向前看,讓我們把自身獨有及值得自豪的東西留下來,在世界的版圖上留一席位。如果評級決定背離常理、違反專業、隔絕民情,根本只是人治陰霾作祟,或流於街市買餸式的討價還價。皇都戲院最終是一級還是二級,我們相信古諮會成員有足夠智慧,作出一個公允及令人信服的決定,我們也期望關心皇都戲院的朋友會在公眾諮詢期踴躍表達意見。但古蹟辦的工作水平及輕藐民間的態度,相信大家已經受夠了,若不匡正這些根本問題,評級制度是永遠沒法得到大家的尊重及認同。這是皇都戲院評級爭議最核心的癥結。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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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先」着數多——「行人優先」的城市願景

從事文化導賞3年,經常走在街上,這是我們的深切體會:香港街道愈來愈不「好行」。這牽涉3個層面——香港街道愈來愈難行,因為車太多、行人路窄,而且擠擁嘈雜,空氣污染嚴重;香港街道愈來愈無趣,老店舊舖歷史建築買少見少,街景千篇一律,公共空間被壓縮、創意被埋沒;香港街道愈來愈「不友善」,連讓途人坐下休息的椅都難找,更遑論讓途人駐足欣賞街景的空間,不少地方被私有化及嚴控,只逗留3秒就立即有保安護衛上前阻止、問長問短。對「街道」的另一種想像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對「街道」有另一種想像:我們可以安心舒適在街道上閒逛,耐心觀察路上景致,沿途舊建築、店舖、街角、途人成就城市獨有風景,不遠處途人可以到街市買東西、坐在公園食午餐及談天。這是大家共同嚮往的生活,亦是香港人值得擁有的宜居城市景象。可悲的是,以上願景距離現實甚遠。說到底,香港從來沒有將「行人優先」(pedestrian-first)的城市設計放在我們的公共議程。這個星期,難得思匯政策研究所與國際組織Walk21在亞洲首次合辦國際會議,邀請全球代表來港討論一個問題——如何令到城市以人為本,變得「好行」及「途人友善」——實在難能可貴。這個問題,在香港一直沒有被正視。但原來把城市核心區域變成途人及單車友善,早就成為世界大趨勢,不少國際都會如倫敦、巴黎、米蘭等都雷厲風行推行相關措施,例如限制車輛進入中心區、在周末將特定馬路變成行人專用區、把交通迴轉處變作直路,引入行人路及單車徑等。相關例子多得不能盡錄,但都秉持一個大理念:將汽車為中心的規劃模式,轉做以行人為中心。3點「着數」值得討論「行人優先」的都市,「着數」多的是,但以下3點特別值得討論:優質經濟發展:將城市變成「行人優先」,本身就是最好的工具促進經濟發展,這在不同世界城市已得到驗證。最大受惠者,當然是旅遊業及相關行業(零售及餐飲等),因為旅客本身就是喜歡享受有趣的行街體驗,而有不少商業研究早指出,只要把地舖外的行人路面積擴闊,就可以增加人流以及商業收益。因此,其實我們的旅遊業及零售業早應該站出來,鼓勵開放更多旅遊區的馬路成為行人專用區(而不是好像活在恐龍世紀不知世界潮流)。享受街道生活:將車速減低,使途人更安心行街,固然可減少交通意外令城市更安全,市民多走動,也令城市更健康;更重要的是,少了車及廢氣,市民終於有更多機會享受街道生活——我們最切身感受到這一點,弔詭的是在雨傘運動時,當金鐘一帶沒有汽車,那裏的「行街體驗」是史無前例的舒暢,沒有了車及廢氣,不少「上班族」樂於在佔領區踱步、用膳、閒逛,這是「傘運」最意想不到的收穫。增加市民歸屬:鼓勵市民多行街,往往是開啟公民意識的起始。因為街道蘊含眾多細節、故事、人情及社區習俗,漫步其中,人自然產生好奇,好奇會導致發問,想理解街道的歷史、點滴及前世今生。這些好奇、尋蹤,是普羅大眾自我提升理解力、打破舊有觀念最直接方法,以及增加市民及訪客愛上城市的機會,因此我們應該致力保護多人流、多功能、多舊建築及事物的街道——這是著名城市研究者Jane Jacobs 50年前早就說得鏗鏘有聲的道理,去到今天仍然適用(可惜,我們的城市規劃卻是一直背道而馳)。成就「行人優先」 困難重重當然,可以預見要成就「行人優先」的都市,仍是困難重重。這些都是公共行政最典型的困局:誘因錯配:要達至這良好願景,牽涉公共空間、古蹟保育、單車友善政策、改變運輸系統等不同城市元素,環環緊扣,缺一不可。偏偏政策的誘因與好處並不協調——例如運輸部門是不會好像衛生部門把減少汽車流量所帶來的健康好處放上心,又例如古蹟保育是促就「有趣行街經驗」的重要一環,但古物古蹟辦事處鮮見在這方面有任何想法及抱負。這是典型跨部門政策的困局,沒有比較宏觀及高層次的政策協調,是難以打破不同衙門必然各自為政的典型格局。既得利益:另外,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中,路人權益並沒有政治代言人,而電子道路收費、縮減巴士班次等問題談了這麼多年,卻基本上毫無寸進。我們可以預見,任何導向「途人友善」的大手術,都有太多既得利益者(如運輸界、駕駛者、地區人士)需要游說,而功能組別的存在令這過程更艱巨。因此,我們需要公民社會更踴躍發聲,以及有政治魄力、經驗及技巧的支持者參與。範式轉移:這個願景最大的障礙,是這牽涉一個根本範式轉移。香港過去40年都是以馬路運輸為主設計我們的城市,而現在我們希望把街道設計重新「以人為本」,當中除了技術上的層面,更是把人文關懷、市民感受、行街體驗以及城市魅力重新放進城市發展的大辯論,對不少人(尤其是技術官僚)來說,這些想法都有點前衛。範式轉移需要潛移默化,或許需要由中小學教育開始。Walk21國際會議今天正式結束,難得讓官、商、民聚首一堂,希望這會是契機,讓香港正式開啟建構「行人優先」城市的大工程。作者是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原文載於2016年10月7日《明報》觀點版 城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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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古蹟辦

這是「苦主」的申訴。有見北角舊皇都戲院收購如火如荼,「活現香港」過去多月致力爭取這幢珍貴建築獲公正評級。相對政府,民間資源匱乏,但我們也花兩個月撰寫專業文物價值評估,並沿用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的評審準則,在知識基礎上確立這幢建築的獨有價值。在4月18日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會議中,古蹟辦卻離奇地只將舊皇都戲院建議評為三級,即屬最低的級別。這決定引起社會反響,背後理據一直成疑。過去多個月,我們只有卑微請求,就是希望古蹟辦能夠走出黑箱,給大家一個說法。我們很累,但,古蹟辦,就是,不說。「不說」背後,已不單止是歴史建築評級制度的問題,更見專業的失落、管治的倒退,與香港其他範疇的困頓何其相似。連文物評級決定都由「我覺得」堆砌?(1)武斷妄為:在4月18日古諮會的會議,當被質疑為何皇都戲院建議評級那麼低,古蹟辦代表指出「裏面改動比較大」為評分最重要扣分因素;但當再被追問時,古蹟辦終承認當時其實對戲院內部改動情况其實並不掌握。多麼的似曾相識:掌權的官員只要「覺得」內部「應是」面目全非,就可以妄下定論,一切只是「斷估」。其實只要翻查改動申請紀錄,並親赴現場考察,就不難知道其實皇都戲院內部結構完整,何來「裏面改動比較大」(7月17日《明報》〈深入內部逐處比對 皇都戲院現形記〉)?何時香港連文物評級決定都只是由一堆「我覺得」、「我認為」、「應該是」堆砌出來?(2)無視質疑:評審小組4名專家在評級的角色舉足輕重,但他們鮮有向公眾闡釋其理念與想法。直至早前香港電台《早辰.早晨》節目(2016年5月30日至6月1日)訪問了其中兩名專家,公眾才得以知道,他們的歷史觀超錯、價值觀過時,也跟社會大眾想法有極大出入(見6月6日《明報》,〈文物評級建議還可信嗎?從皇都戲院說起〉)。為此,我們只是問:究竟專家們這些想法,是否為古蹟辦所認同及接納?我們只求一個「是」與「否」,可惜,古蹟辦,就是,不說。(3)閉關自守:懷着這些疑問,「活現香港」曾要求索取評審小組評估舊皇都戲院的評分紙,但遭到拒絕。我們於是去信古蹟辦執行秘書蕭麗娟女士,懇請與專家小組會面,理解他們的評級理據,也願意為各項細節提供我們一手的研究資料。信是在7月18日發出,至今音信全無。民間欲與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卻屢次遇上最典型的官僚操作,「零回應氣魄更壯」,一副「好官我自為之」。是否還在意評級判斷有規有矩?(4)劃地為牢:判別一幢歷史建築的價值,觸及的知識範疇廣闊,沒有任何「專家」可以掌握全部知識範疇。就以皇都戲院為例,不掌握戰後建築、戲院建築及香港電影業歷史這些知識範疇,評級決定是沒法令人信服。為此,我們建議邀請其他專家參與是次評審工作;長遠而言,我們更見擴充專家小組、邀請不同背景的專家加入評審行列的需要。當然,至今,古蹟辦還是沒有回應。我們翻查古蹟辦自己為舊皇都戲院所撰寫的文物價值評估,意外地發現,內容與「活現香港」撰寫的報告大致相同,古蹟辦自己對舊皇都戲院的價值評估也不低。那麼,評估報告與專家小組建議的落差,所為何事?在《早辰.早晨》節目中,有專家小組成員就親口說:「我個人不太重視這些參考資料(古蹟辦的研究)。我係用自己的認識去做評估。」這揭示了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古蹟辦究竟是否還在意評級判斷有規有矩,並且是建基在知識、常理及專業基礎之上(informed decision)?(6)錢字當頭:同一名專家小組成員在訪問時亦提到,若然歷史建築獲高評級的話,政府動輒要用巨額公帑進行保育,豈非勞民傷財?保育古蹟當然牽涉公帑,保育私人建築尤其棘手,但這是評級以後的事,留待業主、政府及社會討論及磋商。但評級建議只應建基在建築的歷史文物價值,財政考量已超越其權限。我們不禁要問,究竟專家們是否一直越俎代庖?而究竟多少次古蹟辦讓「錢」的因素扭曲了私人歷史建築的評級決定?更重要的是,這是否古蹟辦向專家小組下達的工作指引?(7)高高在上:一個開明的制度,應該容讓政府吸納民間的想法、識見及視野,而且讓政府與大眾站在同一高度對話,深刻討論,坦誠交流。這數個月「苦主」體驗,感受至深的卻是現時評級制度如何封閉及由上而下,基本上我們容讓4名專家及古蹟辦執行秘書先為珍貴建築判別其價值,公眾只有在最最最後階段才有機會「嘈一嘈」。我們用了兩個月撰寫的專業報告被貶為「意見」,民眾聲音被當成耳邊風。怪不得評級制度與社會嚴重脫節,更遑論政府與民間開啟對話之門。(8)輕視庶民:更讓我驚訝的是,古蹟辦領導及眾評審專家對我城我地的歷史感情竟是如此片面及薄弱。庶民生活、大眾娛樂、流行文化、光影世界,這些都是香港的歷史,而且有血有肉;而戲院建築必定牽動大家情感,因為它面向普羅大眾,盛載你和我的記憶與印記。如此種種,卻在評審過程中一直缺席。專家有權決定歷史建築的生與死,但過程中,至少應該要認真聽聽我等庶民的想法嗎?因循苟且 草率行事(9)視野欠奉:作為肩負保育責任的政府部門,我們期望古蹟辦(以及發展局)展現新思維及視野,帶領香港在保育範疇尋求突破,甚至在國際上佔領導地位。這是相關官員應有的氣魄,否則煩請退位讓賢,不阻地球轉。而且,建築本身就是展示一個城市視野與格調的窗口,古蹟保育直接確立我們城市的品味、宣示我城的文化水平與觸覺。但是,當處理像皇都戲院如此獨一無二,亦是香港最舊的戰後戲院建築,古蹟辦都只是當作一份流水作業差事,因循苟且,草率行事。怪不得這樣的一整代人,只能夠集體地給後人留下如此無品味、欠獨特性及缺乏本土歷史感情的城市。當常識、制度、專業水平與視野都陷落,我們真的很累。但,古蹟辦,依然,不說。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8日) 保育 古蹟 古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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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寒冬」 言之尚早

最近內地旅客數目急降,旅遊業人士擺出一副慘樣,左一句「寒冬」,右一句「救亡」。一般市民卻無動於中,心說一句:「你都有今日。」不能怪大家以「食花生」心態看待這次所謂「寒冬」,因為得罪講句,若數「敗家」程度,香港的旅遊業應該算是「名列前茅」。先不說其他,一個業界只是用了短短10年,就可以把香港由「購物天堂」降格成「購物煉獄」,店舖出盡心思宰客,導遊兇神惡煞恐嚇,害群之馬視訪客為「水魚」或「羊牯」。當「水魚」不來了,你卻呼天搶地擺出可憐嘴臉,誰會可憐?旅業像吸了「自由行毒」當然,大家對旅遊業的不滿,不止因為這些業界枯枝,還有很多很多。前人智慧說,天降橫財,多是詛咒。過去10年,「自由行經濟」基本上令到香港旅遊業滯留在低水平的商業生態,內地客大量湧入,廉價團、免費團盛行。錢賺得太易,透過流水作業、以廉價取勝的生態鏈養活大部分業界。因此,整個業界可以整整10年不用思考轉型及提升質素的問題,當然只會落得被淘汰的命運。業界自我沉淪,外界本應無可置喙,但「自由行經濟」基本上是以殺雞取卵的方式糟蹋旅遊業,而且是個零和遊戲,旅遊業(及其他如零售、酒店、餐飲等行業)在短時間內獲利,但不少社會代價及成本,卻是與旅遊業無關的你和我去承受。肥缺出現,抓緊機遇,於商人來說天經地義;但當租金急升趕絕其他店舖,各處變成千篇一律的金舖、藥房、化妝品店,城市面貌單一,生活出現諸多不便,甚至催化中港矛盾之時,旅遊業界作為既得利益一群,可曾有一刻向大家表示過歉意?而當自由行威力減退時,旅遊業界頓失方向,不知所措,但看見旅業領導提出「救亡」的建議,如「開放自由行到內地二線城市」、「拍嶄新宣傳片」、「開發大嶼山建度假區」,甚至「向內地旅客宣傳旅遊業不支持港獨」等等,都只是「得啖笑」。大家慨嘆,香港旅遊業像吸了「自由行毒」一樣,只懂得繼續飲鴆止渴,無法從毒海中抽身。這是城市比併吸引力的年代在我看來,自由行經濟對香港最大的傷害,是我們為了迎接低端訪客,卻讓自己落伍失格,令香港慢慢失去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東西:風格。旅遊業不再問,香港有什麼獨特之處,是遊客一定要到來才能體會?旅遊業不再關心,香港有什麼吸引之處,是無可取代、獨一無二,令各地訪客趨之若鶩、百來不厭?沒有風格的城市,沒有可能成為偉大的旅遊城市。當我們只能以奶粉及化妝品為招徠,而不是用自己獨有的文化、歷史、社區生態與城市魅力為號召,這個城市的旅遊業注定要沒落。而現在談「寒冬」,為時尚早。不少商業研究都指出,內地的「千禧族」(millennials)將會主導10年後全球旅遊業的發展。他們消費力強,而且願意一擲千金換取最好的旅遊經驗;但他們有性格,文化觸覺強,也對到訪之處的格調及文化氣息有極高要求。這是個城市比併吸引力的年代,鄰近城市早已致力發掘自己城市獨特吸引之處,為的是在未來10年爭奪這批「旅遊新人類」的歡心。而我們政府與業界領導呢,卻鮮有把心思放在這些「旅遊文化基建」之上。幾年過後,你認為我們只賣金鏈、奶粉及化妝品,加上千篇一律的商場、餐廳、街景,真的可以吸引他們來嗎?輸掉城市吸引力的比併,旅遊業的「寒冬」才真正開始。旅遊業從不止是一個行業,更是發揮城市文化軟實力的最前線,理應肩負發揚香港特色的責任。但過去10年香港旅遊業的操作,基本上把香港降格成一個「普通的大陸城市」,跌出旅客首選之列。這是大家怨恨之源:旅遊業如此「敗家」,哪有資格談「寒冬」?拋棄爭逐數字的遊戲旅遊業有沒有其他可能性?我相信是有的,但我們要拋棄爭逐數字的遊戲,轉而問一個核心問題:如何令香港變得更吸引?在這意義上,旅遊業便再不能迴避3方面的工作:投入文物保育:我們不需大力興建新的景點或什麼駭人地標,任何一幢舊建築,就是最具吸引的景點,因為它們是獨一無二,盛載動人故事,展示香港特色。但是,香港的旅遊業從不參與保育工作,容讓香港不少極具旅遊潛力的舊建築在地產發展洪流中黯然消失(卻另一邊廂致力提倡興建一些沒有文化內涵、極度俗套的地標作替補)。以舊戲院為例,不少亞洲城市如檳城及新加坡早有前瞻視野,把舊式戲院翻新成為新旅遊亮點,亦同時創造經濟價值。香港亦有如北角舊皇都戲院這樣的瑰寶建築,遊客見到時均驚訝香港居然有如此大型的「都市藝術品」。如果能夠好好運用,絕對可以成為讓香港自豪的新旅遊地標。但政府及商界不見有魄力及文化視野去為香港好好保護這些旅遊資源,而旅遊業界對這些保育議題更是毫不關心。保護城市經驗:地道文化體驗是城市吸引力的核心,到街市找舊街坊聊天、與年輕藝術家對談、追尋經典電影取景場地、到老房子探訪平凡百姓家,這些獨特的個人體驗,讓訪客更有效與城市連結,比起去星光大道及紅磡購物更深刻,亦是未來高質旅客的追求。但這些有趣城市經驗,需要社區脈絡與文化氛圍所盛載,這些都需要透過時間積累,卻可以在一夜之間被連根拔起。在這層次上,旅遊便不止涵蓋餐廳、酒店、商場這些「點」,整個城市的面貌都值得旅遊業去關心。任何影響城市有趣面貌、威脅傳統文化、破壞獨有景致的事,旅遊業界都有需要出聲及捍衛。擁抱人文知識:旅遊是個人化的體驗,城市的格調舉足輕重。觀看世上讓人百去不厭的名城,必定是歷史及文化氣息濃厚,而且人文視野滲進城市不同領域。香港旅遊業再不能只狹隘地聚焦在產值及商業價值,更需要以人文角度去塑造「香港風格」的旅遊,讓外地人感受更富層次感的香港。從事旅遊業的人,都要具備這種視野。如此種種,都需要深耕細作。我們的旅遊業,會有這耐性嗎?作者是活現香港(Walk in Hong Kong)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原文載於2016年7月5日《明報》觀點版 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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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評級建議還可信嗎? 從皇都戲院說起

因為參與保育北角舊皇都戲院的事,親身見識了香港一個匪夷所思的程序:歷史建築文物評級。今年4月,古物古蹟辦事處建議將舊皇都戲院定為最低的3級,立即引起民情反彈。不少人慨嘆,為何古蹟辦如此「唔識貨」?大家都疑惑:為何建議評級這麼低?4人主導700萬人瑰寶生死將舊皇都戲院評為3級的背後理據,一直是個謎。現時所有歷史建築的評級,都會先經由一個4人專家小組(加上古蹟辦執行秘書)評審,專家的評分成為建議評級的基礎,而最終評級將決定政府機關會花多少力氣去保護這些建築。亦即是說,制度上我們賦予這4位仁兄很大權力,去主導屬於全港700萬人瑰寶建築的生與死。那專家小組如何運作?外間一向難以得知。香港電台《早辰.早晨》節目最近深入探討現時的文物評級制度,難得找來其中兩位專家,由他們親身闡述其衡量建築文物價值及評分的準則,為神秘制度引進一點陽光。但是,只是照進一點點,已經嚇死人。這是專家們的說法:.看歷史價值,蕭國健博士 (歷史專家)如是說:「假若漢墓值5分,清代(建築)最多4分,咁皇都幾多分?」.看社會價值,蕭博士如是說:「睇過戲係幾時嘅人呢?叻極都只係50年前嘅人。」.看集體回憶,羅慶鴻先生(建築師)如是說:「集體記憶係『集』邊個嘅『體』……鄧麗君我個仔已經唔識啦!」專家還有其他偉論,但一句講晒,舊皇都戲院只有「50年貨仔」(正確其實是60多年),有幾叻?報道一出,公眾嘩然,網上「神回」及「秒殺」不絕,有興趣可以到臉書查看。但「剝完花生」想深一層,原來我們的歷史建築一直是被這樣的人、準則及制度評審,足以成為國際笑話,就一點也笑不出。這牽涉4個核心問題:一、違反常識。何時我們只純粹「鬥舊」來衡量一座建築歷史價值的高低?以「歷史專家」那把尺,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下、越戰韓戰,甚至是二次大戰,這些事「叻極」都只是「幾十年貨仔」,難道相關遺蹟遺址的歷史價值比不上「歷史專家」口中那漢朝的墓、清朝的廟?電影頂多只有百多年歷史,試問地球上哪裏找一座千年戲院,可以在那「歷史專家」的文物評級分紙上,與漢墓同分?以偏狹、落伍且錯誤的歷史觀審視古蹟,既違反常識,又違反專業。二、本末倒置。今天不盡力保護「幾十年貨仔」的建築,未來是不會有幾百年歷史建築留下來,這是最基本的邏輯。兒子不懂鄧麗君是誰,我們不是更有責任去守護、保存記憶,讓他將來都有機會認識,而不是輕輕讓盛載相關歷史的建築在城市中黯然消失?更核心的問題是,「專家」憑什麼以一己(或你家人)狹隘之見, 粗暴草率地為全港人決定什麼是我們的集體回憶?三、脫節離地。「庶民生活」在「專家」眼中不屑一顧,但以影視業為例,背後支持香港影視業揚威亞洲、造就其輝煌成就,正是每天去戲院買票、入場看戲剝花生的你和我。電影是香港重要文化軟實力,戲院劇院的歷史及文化重要性,不會比那漢墓及清代廟宇低。只可惜「專家」眼中這只是「庶民生活」,而碰上某人兒子不懂鄧麗君是誰,就變得毫無價值(而我懷疑,「專家」們有否揭過有關香港影視業歷史入門書的任何一頁)。四、封閉黑箱。歷史建築盛載集體回憶,討論建築文物評級,理應是眾人之事。但是,現時制度由上而下,基本上我們容讓這4位「專家」(及古蹟辦執行秘書)躲在「暗角」為我們珍貴建築先判別其價值,但我們對他們如何運用權力、用什麼標準、對相關建築有否足夠知識基礎,是一無所知;對他們有否司其識,為每一幢建築作出公允評級,是無從得知及監察;而當他們像今次做了莫名其妙的決定,公眾亦無可奈何。例如訪問中,就有專家小組成員親口說:「我個人不太重視這些參考資料(古蹟辦的研究)。我係用自己的認識去做評估。」幾多珍貴建築因此消失?我們不介意專家們獨立,但不代表容忍他們獨斷獨行、目空一切;我們不介意專家們埋首工作,但不能容忍他們躲在「暗角」,胡亂草率地去決定我們歷史建築的生與死。而我們更要問:究竟過往有幾多珍貴建築,是因為這樣落伍的準則、封閉的制度而喪失了應有的保護,從而在我們面前消失?電影,從來是庶民了解世界的窗框;皇都戲院也成了那個窗框,讓庶民開始了解,現時文物評級制度如何百孔千瘡。不禁要問:我們還應相信古蹟辦任何文物評級建議嗎?原文載於2016年6月6日《明報》觀點版 保育 皇都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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