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常人的厚道與包容評價梁振英

對於我們那些在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甚至80年代成長的一批人來說,我們小的時候,父母、長輩及師長都會不時教導我們、囑咐我們或提醒我們做人要懂人情世故,對周邊的事、周邊的人要多一點設身處地、多一點了解、多一點包容,更重要的是要永遠心存厚道。當今世界,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都慣於自我中心、以我為主,一些中學老師、大學講師教導學生,都只講自己的應有的權利,不提自己的責任,甚而不提做人應有基本的態度。我們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缺乏了了解、沒有了包容,「厚道」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已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泛民對梁棄選反應 貫徹對梁仇恨特首梁振英先生早前宣布因家庭原因不競逐連任特首。他在宣布時強調作為爸爸及丈夫,他要在家庭與工作中作出選擇。他說:「對社會未來幾年的責任與家庭的責任之間,我必須作出一個負責任的選擇。」他說如果參選競逐連任,他的家人或會因選舉工程承受一些不能承受的壓力,因此他必須保護家人,而作出了他的選擇。在梁振英宣布不再競逐連任前,曾被傳媒拍攝到他頻密出入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探望正在那裏留醫的女兒梁齊昕。梁振英拒絕說明他的女兒的情况,但建制派及親政府人士除對消息感意外外,均對梁的決定表示尊重及理解。只有幾年來一直以「反梁振英」為目標的民主派政客表示消息「大快人心」,甚而標榜梁棄選是泛民反梁的「階段性勝利」。而公民黨楊岳橋更慣性對特首所說每一件事猜疑,在棄選如此嚴肅重大事情上楊岳橋也表達對梁振英是否真的棄選表示最大的懷疑。泛民政黨與政客對梁棄選的第一時間反應,貫徹了他們一貫鼓吹的對梁振英一個人的仇恨。民主黨新任主席胡志偉先生在月初當選主席後對媒體談民主黨工作時,便稱民主黨最重要的工作是「踢走梁振英」。一個政黨領袖,當選後公布最重要的政綱,不是民生問題、不是經濟問題,甚而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要傾全黨之力去推倒一個人。我想環顧現今世界,只有香港才有這樣的畸形現象。這種畸形現象也源於香港畸形的特首選舉制度。在只有1200人投票的選舉中,別說如梁振英般只有689票當選,即使是有986票當選又能怎樣?這樣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對於來自任何一方對他的攻擊,他也是毫無還擊之力的。梁振英下台了,任何一個人上去,只要小圈子選舉的本質沒有改變,當選者的命運也不可能有改變。回歸初期,建制與泛民政客,互相攻擊抹黑。泛民以「保皇」與「中資無限量資源支持」攻擊建制;建制以「勾結外國勢力、收取不明來歷黑金」攻擊泛民,但均效果不彰。理由很簡單,建制也好、泛民也好,他們都有充分的選民基礎支持,怎樣相互攻擊也改變不了兩派堅實的群眾基礎。唯獨是孤家寡人、不能屬於任何政黨、沒有選票、任人魚肉的,便是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骨子裏反共、反中央政府,因而也反特區政府的一些泛民政客,看準了的便是特首缺乏選民認受性的致命先天性弱點。沒有民意授權的特首是怠懶政客把社會出現一切問題的責任往他身上推的容易目標(easy target)。幾年來對於別有用心的政客與反政府媒體動員輿論以至民調工具來對梁振英的人格謀殺、鼓動社會對他的仇恨、滋擾他的家人,在輿論上梁振英是毫無還擊之力的,在制度上不容許有政治盟友的特首對這些攻擊只能獨力承受。散播仇恨的政客是撕裂社會元兇過去幾年,反共、反中央政府與反特區政府的力量成功地動員了一些不懂世故與缺乏包容的年輕人對梁振英的仇恨。然而,在這過程中,香港市民失去的不單是被泛民否決了的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在這過程中,香港社會承受更大的傷害是反梁政客與媒體不斷在市民中,特別在年輕人中散播的仇恨與猜疑的種子。香港社會喪失了的是一直以來我們擁有的厚道與包容。梁振英以家庭理由不再參選了,除泛民「大快人心」外,接着的便是一大堆是不是北京「亮紅燈」而梁振英以家庭理由為下台階的猜測。至今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有一點常人設身處地的良心向梁振英關心問候「梁齊昕怎樣了?」網上、報章文章也沒有人深究梁振英所說的家庭理由,沒有人關心理會梁齊昕的病情,代之的是從歡呼到冷漠涼薄的猜測。我不知道我們這一代兒時學來曾經多麼熟悉的香港人的厚道在香港社會是否仍然存在。對於那些反梁的政客來說,似乎他們的繼續存在必須倚賴對一個人的仇恨來支撐。今天,梁振英倒下去了,誰會是他們下一個仇恨的對象,好讓他們可以繼續不顧身分繼續當面呼喝責罵、拒見、掟杯、撒「溪錢」來表達和散播仇恨,以支持他們繼續存在的價值?泛民說「梁振英治下社會撕裂」,那些散播仇恨的政客正正便是撕裂社會的最大元兇。我與梁振英先生認識整整45年。我在中五時認識梁振英,他是英皇書院高我一級的同學。大學畢業初出社會工作,上世紀80年代初,不時在中環遇見他,他會熱情拉我一起吃早餐,什麼都談。梁振英是一個立場鮮明而清晰的人。1980年代中,他加入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受中方器重。1980年代末,我加入了港同盟及後來的民主黨。1990年代初末代港督彭定康來港推政改,被魯平批評為「千古罪人」,民主黨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1990年代中,與他沒有見面好幾年後,有一天與太太在天星碼頭遇見他,與他打招呼,主動把話題談到中英爭拗,也許他知道我的身分與立場,在那天他選擇冷漠的避而不談。他那一次的冷漠,與大學剛畢業後不時遇見他的情景完全兩樣,令我感受至深。他便是那一類人,當需要立場鮮明時,他會令人感到距離,不會假惺惺地和稀泥,也許這便是他不討人喜歡,甚而不時令人覺得厭惡的原因。但在政治層面,那不可能是不共戴天地永遠對這個人仇恨的理由。但每當問仇恨他的人還有什麼仇恨他的理由時,沒有人可以具體地說出。歷史終會給梁公正評價如一些評論說,他5年任期,泛民及支持泛民的媒體對他全方位人格謀殺及對他家人的滋擾;但公平地說,他確實是在泛民全方位封殺、拉布與阻撓的重重困難中,全心全力為香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特別是糾正上屆政府房屋政策向大地產商傾斜的重大失誤、當機立斷實施「雙非孕婦零配額」,以至近期主動打擊港獨糾正個別議員把莊嚴宣誓小丑化、把一國兩制重回《基本法》下的正軌,便是明顯的例子。當下香港,瀰漫着與文革時中國無異的因政見不同而產生的涼薄世態。評論梁振英的時候,我想,不如這些所謂為香港爭取美好將來而散播仇恨的政客與媒體,我仍會心存一種舊一派人的包容與厚道。不喜歡梁振英的人會繼續不喜歡他,但對他的評價不由仇恨他的政客與媒體說了算,歷史終究會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6日) 梁振英棄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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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了的新憲政秩序

因為梁頌恆與游蕙禎兩名當選立法會議員在就職宣誓時宣揚港獨、侮辱中國人及侮辱中國,導致全國人大常委會於特首梁振英申請司法覆核他們兩人宣誓無效的官司尚未有裁決時主動就《基本法》第104條關乎特首、主要官員、行政會議與立法會議員及法院法官與司法人員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條文主動釋法。雖然審理司法覆核梁游兩人宣誓無效的法官在判令梁游敗訴時說明釋法與否不影響他的判決,但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決定招來一些人的強烈反對。新憲政秩序的產生反對釋法的部分人認為人大常委會無權主動釋法,他們認為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違反基本法第158條第2及第3款人大授權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及釋法須由終審法院提起的條文,損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亦有反對者認為雖然人大有權主動釋法,但不應該在有涉及基本法條文案件審訊期間進行,和釋法的範圍已超越了純粹就第104條作解釋的範圍,等同向正在審理案件的法庭發出指令。這一次釋法引起的爭論,又是另一次持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對兩制不同詮釋的爭論。但恐怕參與爭論的人都忘記了在香港回歸中國時,曾經有一種獲廣泛接受的說法,那就是隨着香港主權由英國回歸到中國,一種新的憲政秩序(new constitutional order)亦隨之產生。新的憲政秩序的產生源於香港從一個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宗主國回歸到一個共產主義一黨專政的宗主國,由一個奉行普通法沒有成文憲法法律體系的宗主國回歸到一個行大陸法並為香港制定成文小憲法基本法的宗主國。新憲政秩序的出現是為了保持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及法律制度,同時也要適應宗主國的改變而在香港實行有別中國其他地區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實際需要。在這新憲政秩序中,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源於中國憲法第31條,香港特區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權力均源於基本法,亦受基本法所規範。這新憲政秩序體現的改變是香港從原來一個實行普通法的英國殖民地,改變為實行大陸法的中國主權下按基本法規定繼續實行普通法的特別行政區。普通法的特徵是法院對任何成文法律法規具最終及唯一的解釋權。但在中國法律體系中,法律最重要的作用是法律是政府對國家進行有效行政管理的工具。這也就是在西方的法律學者眼中中國的法律制度並非西方社會所認知的法治(rule of law)制度,而是一個龐大的國家行政管理體系(state administration system)。因此,中國的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有關涉及法律法規條文的理解及判決,對執行這些法律法規的行政部門並沒有約束力。立法機關和獲立法機關授權的行政部門為詮釋有關法律法規發出的執行細則或指令才對執行部門具約束力。這種法律概念的根本差異和對法律解釋權的差異,從香港主權回歸中國開始,已存在於新憲政秩序中。只是回歸最初幾年,真的是平穩過渡,並沒有出現一些人認為「一國」之下沒有可能實行「兩制」而必然出現亂局的預言。「馬照跑、舞照跳」一切不變的狀况掩蓋了兩種不同制度的根本差異和矛盾。也因如此,隨着一國兩制悄然存在的新憲政秩序,很快便被人遺忘。除了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而在基本法確立繼續保留普通法及確立本地法院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權外,在新憲政秩序下,最大的改變是在基本法中,宗主國的立法機關即人大常委會保留了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保留了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但同時為了「兩制」與「高度自治」而在第2款通過人大常委會授權確立香港法院審理案件時按普通法的原則對本地自治範圍內的基本法條款的解釋。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容許香港法院解釋自治範圍外的其他基本法條款,並確立香港終審法院就案件中處理中央和特區關係條款向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的程序。激烈反對釋法者似有強烈戀殖情懷應該注意的是人大常委會並沒有因為通過基本法第158條授權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或詳列終審法院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程序的條文,而放棄了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的權力。事實上,在1999年的一宗終審法院審理的案件中,前任終審法院李國能首席大法官便清楚裁定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賦予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一般性和不受制約的權力」(FACV10&11/1999判辭第57段)。因此說「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是違反基本法規定」是站不住腳的。提這種說法的人反映了這種說法的人主觀上不願意接受隨香港回歸中國而產生的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並行,而且立法解釋具凌駕性的新憲政秩序。激烈反對釋法者似乎都有一種強烈的戀殖情懷,故意忘記隨着香港回歸中國而存在有別於純普通法法制的新憲政秩序,思想怠懶地懷緬法庭對任何法律條文具最終及唯一的解釋權的殖民地時代,視任何非法院釋法為侵犯法治與破壞司法獨立;不肯接受在新憲政秩序下,普通法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並不是最終及唯一、不肯接受新憲政秩序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一般性和不受制約的權力」。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說香港法庭可以不依人大釋法判決,便是這種拒絕接受新憲政秩序、誤導公眾、抗拒人大釋法權、堅持法庭享有最終及唯一解釋權的戀殖思維的延續。剛獲任命為天主教助理主教的楊鳴章先生雖然認同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權力,但質疑人大是否要「有權用盡」。楊鳴章先生的批評涉及了管治方式。無疑,在回歸前10多年是殖民地政府因屬一個外來政權缺乏正當性(legitimacy),為了懷柔而實施的「輕手管治」(light-handed government),那10多年便是戀殖者今天仍然懷緬的殖民地香港的黃金歲月。從政者須反躬自問而非排擠抗拒回歸後的10多年,北京不單是「輕手」,而且幾乎是「放手不管」。但結果是19年過去了,在中央政府眼中,一國兩制已「走了樣」,社會上瀰漫着一片只顧「兩制」而排擠「一國」的歪風。北京主動釋法正是中央政府以行使「不受制約的權力」來對付這股明目張膽否定中國對香港不可爭議主權的勢力,制止這股勢力入侵香港的立法機關、意圖在立法機關散播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言行。對於中央政府這次的「有權用盡」,香港從政者特別是仍然理性的泛民政客,必須反躬自問,而非盲目排擠抗拒,正本清源,認真了解中央政府於此時重新強調及行使其應該是備而不用的權力的原因,針對處理,平心靜氣地積極參與,把釋法的負面影響盡量減低,才是香港之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6日)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一)(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二)(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三)(劉進圖) 法治 一國兩制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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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在北京主導的特首選舉中沒有地位

1989年4月逝世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北京各大學學生的反官倒、反貪腐示威,進而演變成為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群眾運動。5月1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被認為是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被大批示威學生包圍的人民大會堂會見戈爾巴喬夫,在會面中趙紫陽透露了雖然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中已從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退下,但重大決定仍然是自稱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說了算的機密。在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參與北京示威的已不單是學生;單位及企業幹部、工廠工人以至一般普通市民,甚至官方媒體的幹部都參與了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3天後,被認為是強硬派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引發北京百萬人上街,香港也超過60萬人上街高呼「李鵬下台」。當時香港市民突然間從幾十年的政治冷感中覺醒,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群眾上街而鼓舞雀躍,幾乎所有中文報章都樂觀地相信中共會很快決定順應民情罷免李鵬。當時在這一片短暫雀躍的民情與輿情中,唯一提出另類觀點的是英文《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在趙紫陽會見了戈爾巴喬夫後,便已在報道中指出開明的趙紫陽遇上了麻煩。事實上,在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後一天,20萬學生繼續在天安門聚集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在鄧小平主導下已在鄧小平的住所悄悄召開,會中趙紫陽遭受了嚴厲的批評,會議同時決定了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趙紫陽也被迫在會後辭職。接着趙紫陽的命運怎樣,已是歷史。香港的悲劇 是不嘗試了解中國和中共香港殖民地時代,從與內地完全隔絕到片面接觸,一直到香港主權回歸,大多數香港人仍然是不了解中國國情、不了解中國共產黨。長期單一接受西方媒體提供的資訊、習慣了西方民主社會思維的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民情輿情是最重要的,當權執政者必須順民情輿情而行。香港的悲劇,便是不了解中國、不了解共產黨,也不嘗試去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因而,很多時候香港市民會被誤導,以為只要有足夠強烈的民意,而且堅持這種民意,在影響香港的事務上北京政府便必須參考香港民情作決定。但事實一再證明,這只是一些人想當然的美麗誤會,或另一些人故意惡意誤導市民、引領市民走上與中央政府對抗道路的伎倆。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從開始到趙紫陽的下台,都反映了民情與輿情在共產黨的決策中,並不是考慮的重點。在很快便要揭開帷幔的特首選舉,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對政治熱情的年輕人,往往便如同在1989年很多剛政治覺醒的香港人一樣,有着即使是最極權政權也得順應民情的主觀願望。然而,事實是歷史已多次證明,任何不需要在大選中向選民負責的政權,每當觸及到政權的核心利益、或危及政權的正當性時,民情並不是不民主政權決策時要考慮的因素。在1989年,電視鏡頭前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說的一番話,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損害了政權的正當性。在今天對共產黨有了更多認識的人們事後孔明去看當時那段歷史,都會同意趙紫陽被迫辭職下台是必然的結果。即使不願意相信趙紫陽被拉下台的必然性,也不會再如同很多人在1989年時般一時幼稚地相信李鵬會因一時群情洶湧而被罷免。港人須頭腦清醒 防止思維錯誤1989年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政治上的全民參與,犯了集體政治幼稚病的錯誤,一點也不奇怪。27年過去了,面對根本政治強硬與1989年時並沒有兩樣的北京政府,事實證明在去年的政改問題上,泛民犯上了意圖挾持民意脅迫中央政府的根本錯誤。在即將開始的特首選舉中,香港市民必須頭腦清醒,有必要對北京政府有基本正確的認識,防止思維上的錯誤。這些思維上的錯誤包括:(1)認為北京為了增加當選特首的認受性,而希望2017年特首選舉是一次有競爭的選舉,因而若反對派不參與競爭,北京政府會開放讓多於一名建制派候選人參與,來一次有競爭的選舉。(2)假設現任特首必然參選連任,而將梁振英的低民望作為北京政府讓其他建制派候選人參選與他競爭的立論基礎。(3)認為只要香港人展示足夠決心,北京便不會逆香港民意而行。這些我認為的錯誤解讀,均基於有這些解讀的人於對北京政府怎樣看待民意在判斷上的錯誤。反對北京「欽點」特首的人與反對梁振英連任的人均強迫自己相信:北京會為了爭取香港市民對選出的特首的認受性而會搞一場有競爭的特首選舉。這是一個錯誤。對北京來說,目前香港的困境,並不在於滿足不了民意;事實上北京非常清楚,在小圈子選舉下,民意永遠不可能滿足得了。在北京眼中,香港的困境是施政困難,而施政困難在於特首以至特區政府缺乏權威性;缺乏權威性特首與政府並非搞一場有競爭性但本質上仍然並非民主選舉的特首選舉便可以解決。看不出的是:有什麼理由北京要容許一次解決不了特首權威性問題但會引發建制派進一步撕裂的有競爭性選舉?北京必從更宏觀主權角度考慮人選在特首民望問題上,很多人都會同意,在不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特首,民望低是先天性使然的,並不會因為不讓梁振英連任、換一個人當特首或放兩個建制派候選人出來競爭上位便可以改變。這一點,相信北京政府是非常清楚的。在自決、港獨與分離主義思潮在年輕人中氾濫的政治環境下,北京考慮的不單純是民望或民意,也不單純是香港本土社會的整體利益;北京必然也會從更宏觀的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和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的輕重平衡的角度考慮梁振英的繼任人選。因此,北京是否讓梁振英競選連任,民望並不是北京主要的考慮。誰會是最適合取代梁振英的人選?這個人是否存在?這個人對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對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是否會比如梁振英般同樣好甚而比梁振英更好?這些問題才是北京主要的考慮。這些考慮都與民望與民意扯不上很大的關係。「以我為主」思維悄悄主導對港政策認識到小圈子選舉永遠不可能是民意的寵兒、在考慮照顧香港本土利益和堅定執行維護國家主權與統一政策的衝突與平衡中,民意並不是北京的考慮。特別是在北京眼中,所謂展示足夠決心與北京對着幹的民意,只是一部分人的民意。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北京完全掌控,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祈望因北京會考慮民意而帶來實質改變,只是主觀願望。因而,反過來推論,若民意不是考慮因素,一切便得返回根本。這「根本」便是北京對香港該如何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她的一套解讀,那一套解讀與很多港人的理解可能不盡相同。在不同解讀下,北京要求的「根本」便是究竟特首是否會忠實執行按北京解讀有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相關政策。在北京眼中,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只會在特首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和體現。這種北京「以我為主」的思維,悄悄地已在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中成為主導了北京對港政策的主導思想。民意已在一眾可能候選人默默等待北京祝福時,在不被察覺間被扔進沒有止盡、弄不出結果的口水戰痰盂中。作者是執業律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7日) 民意 特首選舉 2017行政長官選舉 特首跑馬仔 2017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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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投票:我的心路歷程

剛當選港島區立法會議員的民主黨許智峯先生在去年5月一篇聲稱因不獲《明報》刊登而改在網上發表,名為〈道不同的民主黨人——敬告陳莊勤〉的文章中,以我在很多政治議題中所公開表達立場與民主黨並不一致,和很多立場更多靠近政府,而要求我考慮退出民主黨。老實說,在許智峯先生建議我退出民主黨之前,我不知道原來根據許智峯先生文章內的邏輯,要留在民主黨是需要言行舉止都要反政府和不可以贊同政府的。我不知道這世界,除了是要推翻現政權的革命黨外,究竟還會有哪一個政黨是有這樣的要求的?在許智峯先生2015年的文章中,我的罪狀之一是「愈來愈受梁振英政府器重」被委任為ICAC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非官方委員。我有興趣知道的是民主黨的眾多大佬有多少人曾經坐過、現在還在坐政府林林總總的委員會?他們是不是也要考慮退出民主黨?然而,無論如何,雖然許智峯先生因我持觀點與目前民主黨內主流觀點不同而要求我退出民主黨,但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地方選舉中,我在港島區仍投了同屬民主黨的許智峯先生一票。許智峯羅冠聰之爭 許成唯一選擇我投票給許智峯先生的心路歷程,相信亦是部分小眾非民主黨主流老一輩黨員與支持者的心路歷程,也是很多不會投票給建制但亦不滿泛民過去幾年來被激進分子牽着鼻子走激進路線的泛民支持者的心路歷程。也許,我在票站內那一刻的抉擇,便是許多如同我一樣的人的取捨抉擇。在立法會提名開始時,我曾對民主黨前總幹事夏詠援小姐說:這次立法會選舉,港島區地區直選投票,我無候選人可投;因為我不投建制,但非建制陣營中,沒有一個我願意投。直至提名期中段,在我居住的薄扶林區當區議員的司馬文先生宣布參選,我很高興地對夏詠援說:終於在地區直選中有我願意投票給他的候選人了。居港32年、57歲的司馬文先生雖然是荷蘭人(其實他入了中國籍),但我的觀察是在地區事務上,他是一個出色的區議員。我認為很多區議員,特別是年輕的區議員,可以向他取經學習。我相信如果他能當上立法會議員,他支持民主但在地區事務上務實的作風,必然可以帶來影響。很可惜,在這次空前激烈競爭的選戰中,港大滾動民調顯示司馬文的支持度一直處於較低的位置。更沒想到的是投票日前兩天,「雷動計劃」啟動,司馬文先生公開表示棄選,並呼籲支持者改投票給學聯前秘書長、支持「自決」傾向「港獨」的羅冠聰先生。司馬文先生投票日前的最後呼籲令我失望。我不是「雷動計劃」的參與者,也不會受它的影響。在投票前夕司馬文棄選,我唯一的投票參考是那事後被認為是完全失準的港大滾動民調。港大滾動民調在投票前夕的民調結果顯示港島區6個議席中,爭奪最後一席的是許智峯和羅冠聰之爭。我的抉擇很自然地是不希望主張「自決」與傾向「港獨」的候選人當選;為了希望自己一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完成自己的希望,投票給許智峯成了我唯一的選擇。面對中央紅線 傳統泛民該怎樣走?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女士在過去幾年曾經多次說過,一些激進泛民政黨與政客並非民主路上民主黨的同路人。但往往一次又一次民主黨卻跟着激進泛民政黨與政客走他們那非理性的激進路線,這是一些如我這類既不積極參與民主活動,但亦非建制的一群年紀漸長、支持民主但已退出旁觀的人所不解亦不滿的原因。一些過去被劉慧卿主席認為是非同路人的泛民激進人士在這次立法會地區直選中下馬了。有意見認為新上場的會比下馬的激進泛民更激和鬥爭更沒有底線,特別是涉及「自決」與「港獨」議題。但是,在「自決」與「港獨」議題上北京政府早已亮起紅線,包括(1)堅決反對港獨、(2)立法會內不容有鼓吹港獨的討論、(3)反對中學、小學內有鼓吹港獨的討論。面對洶湧冒起的「自決」與「港獨」浪潮,和中央政府早已亮起的紅線,傳統泛民,特別是民主黨會怎樣走?該怎樣走?民主黨對這問題的決定必然影響到很多仍然相信民主回歸、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具有濃烈中國情懷的老一輩支持者。對於那些根本連基本禮貌都沒有、把別人的中國情懷侮辱為「大中華膠」的人,現在是民主黨必須表示一個態度的時候了。20年前,一個廣東省的市政協擬委任我為市政協委員。我按民主黨黨規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申請同意接受委任,民主黨中委會第一時間欣然同意我接受委任。我不知道假若今天某一名民主黨黨員有同樣的申請,民主黨中委會是否仍然會欣然同意?抑或為了怕被激進自決港獨分子攻擊而不敢同意?20年過去了,究竟是我變了還是民主黨變了?還是如同40年前電視劇《家變》主題曲所說「變幻才是永恒」?大家都變了?擁護一國兩制光譜 不包括自決港獨雖然如此,我仍願意樂觀地相信民主黨新接棒的年輕議員在面對激進勢力的自決與港獨主張問題上會有足夠的理性與務實態度處理。我仍樂觀地相信無論目前民主黨主流如何反共、如何厭惡共產黨政權在很多涉港事情上的處理手法,亦不會改變民主黨一直以來認同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和維持中國主權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本立場。這也是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面對羅與許的抉擇,我會不遲疑地投票給民主黨許智峯先生的原因。民主黨一直以來都是民主派的主要政黨。在支持民主回歸、擁護一國兩制下擁有廣闊的政治光譜,包容了很多不同政見,包括很多離開了民主黨另創政黨政團的人。但這種包容並不包括根本上否定中國主權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這憲制安排的自決與港獨政治主張。假如民主黨的年輕接棒者,沒有認清誰是真正的同路人,為了與鼓吹自決與港獨的激進分子爭奪那些被港獨思潮荼毒洗腦的年輕人的選票,而跟着走那條鼓吹自決與港獨的激進道路的話,那麼,那一天,我將毫不猶豫地接受許智峯先生去年5月給我的建議,因為那將不再是我認識的民主黨。作者是執業律師原文載於2016年9月19日《明報》觀點版 2016立法會選舉 自決 民主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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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書是暴露港獨毒瘤的一面照妖鏡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舉行了一次聲稱為歷史性的公開宣揚推動港獨的集會。民族黨聲稱有過萬人參與,警方則指集會高峰時有2800人。被拒參與9月立法會選舉的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形容這次是香港首次的港獨大型集會,表明港獨已不再是社會運動,而是搞政治接管社會。同樣被拒參與9月立法會選舉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則稱要奪權,說港獨集會為奪權作了準備,表示有獨立意志的人面對獨裁政府應起革命。新聞報道稱參與集會的大多數為年輕人,只有少數中年人。眾多參與集會的人中,有不少參與集會並不是為了支持港獨,而是抗議在立法會選舉提名中,選舉主任以政治主張為理由篩走了一些公開表明鼓吹港獨的參選人。兩套原則的先後主次必須弄清楚香港早已是一個公民社會。經過回歸前後數不清的本地、中國內地與國際政治事件的洗禮,香港絕大多數人都對公民權利看得十分重,特別是公民社會中的言論自由、自由選擇信仰與自由表達政治主張的權利都看得十分重,重得近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對於選舉主任通過對政治主張的審查而篩走公開鼓吹港獨的參選人,確實是引起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單崇尚自由而不認為自由應有任何限制的年輕人的極度不滿。崇尚自由,但無視任何自由的行使總有不能踰越的極限,或在行使自由權利時故意對不能踰越的極限紅線視而不見,不單是香港年輕人的問題,從某程度上來說,也是香港社會整體的問題。簡單來說,是整個社會普遍只講權利、不談義務的病態表徵。這也涉及了公民社會中兩個重要原則性矛盾。那便是公民社會中公民享有各種自由的權利的普遍性原則,與任何社會中公民維護國家主權與統一的義務的根本性原則的衝突,而產生的矛盾。在這衝突矛盾中,香港一些人無意間或故意地混淆了主次。香港作為中國主權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前提是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這是不能動搖的根本性原則。公民社會中公民享有的各種自由,包括言論自由、自由選擇與表達信仰與政治主張的原則,都是維護和不違反根本性原則規範下的普遍性原則。這兩套原則的先後與主次必須弄清楚。在任何政治體制中,關乎國家主權與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根本性規範原則,與賦予公民個人各種公民權利的普遍性原則的先後主次關係,都十分清楚。在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沒有受到威脅與挑戰的時候,公民權利受到普遍性原則所保障;但若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或公民行使的權利威脅與挑戰到維持國家主權與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根本性原則時,任何主權國家必然重新強調與採取措施肯定根本性原則的主導地位。香港近年在政治上興起的歪風便是以公民社會自由行使公民權利之名,行使那種近乎沒有任何約束的自由,包括一些年輕人甚而認為行使暴力傷害別人以達至目的也是可以理直氣壯被接納的。而那些因個人對大學管治的不滿,或個人對選舉主任的不滿而在大學民主牆上張貼針對個別大學管理層與選舉主任的4字粗口大字標語,已是司空見慣、毫無人格的卑劣行為。從早年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而衝擊破壞別人的活動或集會,到因不滿大學決策而肆意粗口侮辱和禁錮開會的大學校委,都假以「行使公民權利」之名。然後再到為自己政治主張而掟磚暴動,破壞社會安寧、威脅別人性命財產,這些人仍毫無羞愧之心,甚而理直氣壯認為那是公民社會中他們的權利。過去一年,平和的香港人真的大開眼界,看到一些人為了自己心中的真理,究竟可以完全不顧別人、不顧社會、不顧任何法律道德與倫理規範地去到多盡。這種為一己之念而不顧一切的思維,引伸到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的大政治議題,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分不清先後主次,勉強可以諒解。但很多政客,卻別有用心地將港獨議題轉為倒次為主的政治操作,把普遍性的公民權利推到可以凌駕國家主權的根本之上,顛倒先後、混淆主次,對港獨問題含糊其詞。香港的一些政客、學者,故意對這主次不搞清楚。在被問到對港獨的態度時,均只一句「我個人不支持港獨」便意圖含混過去,而從來不表達他們明確反對港獨,也從來不明確指斥港獨主張侵犯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政治事實。反之,更在言論及行為上以「維護表達自由」為名包庇鼓吹推動港獨的人。這些政客與學者所持的態度便是等同滑頭地對絕大部分不支持港獨的香港市民說自己不支持港獨,但同時又為拉攏支持港獨的少數人而轉過頭來對這少數人說支持他們有鼓吹港獨的自由。一方面說不支持港獨,另一方面卻支持別人鼓吹港獨的權利,那是怎麼樣的政治立場?這些政客與學者,實在太滑頭了。不支持港獨,因為港獨侵犯了國家的主權與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根本性原則、違反了《基本法》;但同時支持別人有權鼓吹推動港獨、侵犯國家的主權與統一和領土完整、支持別人違反基本法。這是什麼政治邏輯?泛民政客對很多時候對很多他們不滿的政府政策措施都毫不留情狠批為「違反基本法」;對於明顯違反基本法的鼓吹推動港獨行為,泛民政客的曖昧態度顯示了他們對港獨究竟在持怎麼樣的曖昧立場?立法會選舉中選管會提出確認書,參選人簽也好,不簽也好,都因確認書的出現而使所有作出參選聲明的參選人明確明白他們聲明「擁護基本法」包含了擁護基本法第1條、第12條和第159(4)條。那是政府的「陽謀」——要提醒參與立法會選舉的每一個人都清楚明白按基本法所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在中國主權下實現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並以此基礎作出參選聲明表態,不能在港獨問題上含糊其詞。泛民政客,喜歡把香港所有出現的問題都推到特首梁振英先生身上。在港獨問題上也一樣,把港獨問題的出現歸咎於梁振英提出「警惕港獨」而打開這潘朵拉盒子,好像若梁振英不公開警惕抨擊港獨,港獨便不會存在出現一樣。市民必須選出正直誠實的人事實上,港獨這毒瘤,並非梁振英引致。反之,愈早把毒瘤暴露,愈有利於割切與治療。港獨這毒瘤暴露了,這是這次立法會選舉中每一名候選人均不可迴避的議題,這也是關乎未來4年立法會除了被無底線拉布的激進議員拉後腿外,是否更會被處處破壞中港關係的勇武港獨分子所困擾,關乎更長遠的未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否能不受干擾地走下去的問題。香港的選民實在不應容許任何一名立法會候選人在這次選舉中對港獨含糊其詞。任何人都可以討厭憎恨共產黨,但不能因這樣而分裂國家。真的要支持港獨分裂國家的便站出來說清楚,別再遮遮掩掩。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必須選出忠於自己信仰而正直誠實的人。這次選舉的確認書便是一面照妖鏡。一些鼓吹港獨的候選人,簽了確認書擁護基本法、擁護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擁護香港在中國主權下的一國兩制,轉過頭來卻又大放厥詞繼續依然故我鼓吹港獨意圖把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對於這樣的候選人,已不再是政治信仰與政治主張的問題,而是人格問題。善良正直的香港市民必須思考的是我們是否容許那些光着眼發假誓的人作為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善良正直的香港市民必須思考的是究竟那些無恥地隨便不把自己的嚴肅聲明當作一回事,隨意違反自己的聲明承諾,眾目睽睽下講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的人,是否有資格作為代議制中代表我們的代議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2日) 一國兩制 港獨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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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 別在本土主義中自戀迷失 若中國放棄我們 香港不會有前途

6月上旬一次到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考察,發現了一些較少人留意但正迅速發展的變化。觀察這些變化給我的啟示是,中國內地對有興趣在內地發展的人來說,不斷地提供了新的機會。這次在寧夏的考察,到了其中一個有趣的地點是銀川市以南、土地面積比香港略大(1295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多萬的永寧縣。那裏正迅速發展成為中國重要的葡萄酒生產基地。這要追溯到2007年,當時永寧縣政府計劃在南北全長220公里的賀蘭山脈永寧縣那一段山腳的戈壁灘上種植白楊樹作造紙用途。但經過廣泛的土質及氣候調查,發現那一帶的土壤與氣候,甚而緯度也與法國波爾多地區差不多,只是年降雨量比波爾多略少。調查結果促使永寧縣的領導改變想法,放棄種植白楊樹的計劃,把大片原來準備種植白楊樹的乾旱戈壁灘改為興建葡萄園,邀請葡萄種植與釀酒的商人到那裏投資。自2007年到現在,永寧縣賀蘭山脈東側的戈壁灘上已建立了23家葡萄酒莊。我參觀了其中3家酒莊,酒莊的主人都告訴我那地區的葡萄酒莊幾乎每一家均聘任法國的釀酒師,從參觀中也發現酒莊都採用波爾多的標準,連釀酒用的橡木桶也是從法國進口以確保生產出來的葡萄酒的品質。永寧縣縣委書記錢克孝先生告訴我,他們打算把整個地區改造為重要的葡萄酒生產基地。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參觀的其中一家酒莊時遇上來自香港的陳先生。他在永寧縣開始要發展葡萄酒生產為重要產業時,一口氣向當地政府承包了10萬畝土地興建葡萄園。陳先生在承包的土地上已開設了他自己的酒莊。他說他準備在他承包的10萬畝土地上開辦100多個每個有400到500畝的葡萄園及配備釀酒設備的葡萄酒莊園,出售給對葡萄酒生產有興趣的投資者。目前陳先生那10萬畝土地的其中5萬畝已經種植了葡萄。看來,在不久的將來,愛好葡萄酒、希望擁有一個自己的葡萄酒莊園的中國富豪再不用到法國或意大利去收購葡萄酒莊園了。寧夏葡萄酒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可能是新生事物。但差不多每個香港市場都有售的寧夏菜心或銀川菜心對香港人特別是家庭主婦來說卻是絕不陌生。寧夏菜心也是在銀川市南的永寧縣土地肥沃的黃土高原上種植生產的。就如承包了10萬畝戈壁灘種植葡萄的陳先生一樣,承包了一大片肥沃的黃土高原土地種植菜心是另一個香港人。每天從寧夏以冷櫃火車把不施化肥種植的菜心運送到香港的街市出售。那是另一個香港人在內地抓緊機遇而成功的故事。 內地為港人提供很多機會這次到這偏遠地區的考察給我的啟示是:只要我們願意深入內地專注發展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業,內地為香港人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機會。皮膚黝黑愛好紅酒笑容燦爛的陳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如讓眼光遠大的另一個香港人可以往離香港2500公里的地方進行無化肥種植菜心供應香港市場一樣,國內幅員廣闊條件多樣為願意到內地發展興趣或專長的人提供了很多的選擇和機會。不幸的是,目前在香港,特別在香港的年輕人中蔓延着的是一股近乎集體自戀式的本土傾向,很多很多的年輕人對內地的所有事物都報以一種懷疑與排擠的心態。難怪很少人留意內地除了大城市及發達地區外,偏遠地區也在急速發展,過程中其實可以為有志創業或發展自己愛好或專長的年輕人提供很多選擇和機會。 港自滿太久 沒跟上國家發展我問永寧縣的官員他們有沒有向香港推廣如無化肥種植的綠色產業。官員們的反應,與我在銀川接觸的企業家的回應一樣,使我吃驚。他們說,他們已把注意力放在別處,不把香港作為重要考慮。如寧夏這樣的內陸地區,他們現在更注意的是向絲路經濟帶的國家推廣寧夏的投資機會,那也是回應和配合中國政府「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很多方面的迹象均顯示,香港已自滿得太久,沒有跟上國家的發展方向,沒有察覺靜悄悄地香港在內地官員及企業家眼中已不再是吸引外資投資或合作的首選。加上近年本土主義的冒起和在年輕一代中蔓延,對內地的一切,從內地制度、政府、企業到內地人的處處敵視與排擠,加速了內地各階層對香港的疏離感。 歪理思維 自困香港最近亞洲電視台前大股東已故邱德根先生兒子邱達昌擬開辦新電視台「新亞台」時說新的電視台「不會對抗中國」時,竟然也會被本土派的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批評為「不可思議」。似乎在鼓吹本土和與中國徹底隔離的本土派人士眼中,事事對抗中國才是正常,不對抗中國便變成不可思議的原罪。這是不折不扣的偏見和歪理。正正便是這種政客不斷向香港年輕人散播對中國政府以至民間事事排擠的歪理思維,使很多的年輕人自絕於中國,不但窒礙年輕人認識自己的國家,更把年輕人推向自困於香港,把自己的發展空間大大收窄。香港回歸以來,中國一直支持香港的發展。香港的前途繫於香港的年輕人。年輕人應該明白,如果因為我們放棄中國而使中國放棄我們,香港是不會有前途的。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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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一些人、在某處、以某一種方式為我們付出了代價

不久前停辦了的《開放雜誌》總編輯好友金鐘先生在十多二十年前曾通過我當時是合伙人的律師行辦理買入一個物業。前一些時候他在整理自己的文件時發現當年可能沒有從律師行取回樓契,打電話向我查詢。我已離開以前工作的律師行差不多10年,而且那律師行亦已與另一間律師行合併了。但無論怎樣,金鐘先生還是順利地取回他的樓契。金鐘先生是從湖南來香港30多年的知識分子,他心懷感激的對我說,從他取回忘記了十多二十年的樓契的事使他親身體驗到香港法律與負責任的律師制度遠比內地的好。是的,香港律師會對律師行有嚴格的監管,對律師行如何保存處理過的文件及紀錄有嚴格的規定,而且運作良好。但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從這方面的一些親身經歷,讓我覺得香港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人,並沒有讚賞和珍惜我們的制度,反而蔓延的是那股只講權利、不講責任、不講代價的歪風。我工作的律師行兩三年前代表客戶處理了大批出售車位的樓契工作。完成了買賣,交收完畢,樓契交回買家或按揭銀行後,律師行都會把相關檔案封存按律師會規定存倉15年後才可銷毁。我工作的律師行存倉的封存舊檔都會交由專業的倉存公司存倉。其實,負責任的律師行每年都需要為封存舊檔存倉支付可觀的費用。因為客戶售出的車位,價錢不高,把車位按揭給銀行的很少,一般都是全付樓款取回樓契的。過去兩年,不時有一些買家怒氣冲冲的打電話給我工作的律師行,開口便先指摘說律師行犯了錯失,為他們處理購入車位時沒有把樓契交回給他們。面對這些查詢,我們標準處理方式是先查電腦紀錄,證實檔案已經存倉後,便會對這些怒氣冲冲的買家說我們處理的買賣已經完成完結,若買家要額外服務翻查舊檔,我們要求買家先付律師行到倉庫提取存倉檔案的提存費,並且表明若從倉庫取回的存倉檔案證實律師行犯錯沒有把樓契交回買家,那提存費會退回給買家,律師行還承擔責任。但若檔案顯示樓契已由買家取去,那麽買家付的提存費便不會退回。個別買家聽了要付提取存倉檔案提存費便破口大駡,說一些難聽的說話;甚而更有毫無道理的離譜地說為什麽沒有他同意,律師行把涉及他的買賣的檔案存倉。處理這些查詢買家的經驗顯示,大多數以怒氣冲冲說律師行犯錯的買家聽了要收存倉檔案提存費後,便說自己回家再找。在我們處理的查詢中,除了一位外,其他的都再沒有回來再跟進。回來跟進要查舊檔的那位買家,也證實樓契已由他自己取去。 香港一些人 真的病了我大篇幅說這故事的目的,是要說明今天的香港,一些人只講自己的權利,從不想過要付出;發現有什麽缺失,便先把責任推向別人,不反視自己可能的錯失。同時也只知要求別人提供不需付出代價的額外服務。當知道這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時,便破口大駡。香港的一些人,真的病了。患了凡事不會先反躬自省,第一時間把責任錯失一概推給別人,只講權利、不講責任,也不準備為自己對別人提出的要求付出代價的重病。又講講另一個我自己的故事。1992年許冠傑第一次退休的告別演唱會在紅館舉行了破紀錄的場數。那時我們還年輕,我們那一代人都喜歡許冠傑,我的太太更是標準的許冠傑迷。我陪我的太太看了兩場許冠傑的告別演唱會。我的一位朋友與當時辦演唱會的林建名先生熟絡,告別演唱會的最後一場,我的太太問我,有沒有辦法拿到門票。我問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遲疑了一會,然後打電話告訴我給我弄了一張門票,說我可以在最後一場那天晚上開場前在紅館門外由他的秘書把門票交給我。最後一場告別演唱會那天晚上,我陪同我太太到紅館門外。我的朋友的秘書拿着6張門票到來,把其中一張交給了我的太太。最後一場告別演唱會很晚才完結,我接我太太回家。在車上,我的太太對我說,我的朋友的秘書有6張門票,其實可以多給一張我們,那我們倆便可以一同看了。我告訴我的太太,你沒有留意我的朋友的秘書臉上的表情是多麽的不快嗎?歡天喜地的小秘書本來準備與5個朋友一同去看演唱會,老闆一句話,便只能和4個朋友去,讓一個朋友失望了,讓自己也十分無奈和失望。我的朋友說有一張門票給我時,沒有說是已經給了他的秘書的門票。事後,我和我太太也為這感到十分不好意思。過去20多年,這故事一直在提醒告訴我,我們享有的任何權利、得到的任何好處,均是因為somewhere somehow somebody paid the price。 享有權利時不懂反思感恩我們這社會的問題便是:在大多數時間,我們在享有某些權利、得到某些好處時並沒有察覺,也很多時候不懂得反思反省,從而感恩總有一些人、在某處、以某一種方式已經為我們這些權利、這些好處付出了代價。我們這個人們大多數時間都在只講權利、少講責任的社會,也着實是有太多享有這些權利、得到這些好處的人從不察覺 :自己也應該時刻準備自己要成為那個為了成就別人的權利和好處而在某一天、在某一個地方、以某一種方式付出代價的那個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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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攤牌 香港困境

5月19及20日連續兩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先生在深圳以研討會形式會見香港特邀人士。我參加了5月20日的研討會。張榮順先生在會中的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出奇地坦白。大會方面表明歡迎與會者向外客觀地引述研討會內所提的說法。在研討會中,我對張榮順先生兩個小時的談話做了要點筆錄。從研討會後幾天的報紙,我發覺主流媒體除了《東方日報》在5月22日以獨家消息方式引述了部分內容外,似乎沒有媒體就他談話最重要的重點、也就是他花了最大篇幅用一半談話時間對香港目前狀况作宏觀分析的內容作比較詳細的引述。因此,我嘗試整理我的筆錄,較完整地重點引述張榮順先生這部分談話的內容。 以下是根據我的筆錄張榮順先生講話的要點:‧4月22日公布的特首普選法案應該通過,但現實是可能通過不了。而應該做的事做不了便是香港的困境,所以解決特首普選問題,不只是為了普選,也是為了讓香港走出困境。‧香港的困境並非因普選特首產生,普選特首卻是解開困境的鑰匙。‧香港的困境是反對派造成。因為始終有一些人不接受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不願意接受中國對香港的管治,圖謀把香港成為政治實體,甚而有人意圖利用香港作為推翻中國政權的基地。‧反對派立足於香港乃獨立政治實體,引發兩陣營的激烈碰撞。而根本原因是反對派在搞搗亂,搗亂有隱蔽的、也有公開的。可以分為3點。(1)利用一切機會與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對抗;阻擾特區政府施政;在市民中挑釁是非,把所有問題歸咎中央和特區政府。(2)利用市民對自由民主法治的珍惜,把自己打扮成香港核心價值的維護者,不斷妖魔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3)對一國兩制進行另類闡釋。‧反對派根本不接受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但他們拿中央沒辦法,他們的政治圖謀也不可能得逞。他們要香港獨立,可能嗎?要中國四分五裂,可能嗎?但他們的行為為香港帶來很大的傷害,700萬人要為他們的行為埋單。‧反對派把香港搞得雞犬不寧,使香港受他們牽制,這是不能容忍的。每年搞政治議題,把法庭作為他們的政治工具;在大學中學誤導年輕一代人。‧他們在學校、法庭、政治、經濟民生各領域搞對抗,把對抗伸展到所有領域,在香港發動沒有界限的戰爭。‧700萬香港市民與反對派沒有仇,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把損害香港繁榮穩定作為跟中央鬥爭的籌碼,把香港人利益作為他們跟中央對抗的手段。‧有沒有普選,沒關係。有了普選,他們也會變本加厲搞對抗。‧如果讓反對派這樣鬧下去,真不知怎辦。香港是多元化社會,但目前政治狀態不能這樣下去。應該把精力放在經濟建設、改善民生。‧香港要擺脫困境,就是要擺脫反對派的搗亂。讓廣大市民與他們分開。‧擺脫反對派搗亂也要從普選落實開始。中央政府決心要在香港推行普選,不能讓反對派沒完沒了的搞下去。‧迫在眉睫是一點兩面。一點是堅定不移地落實《基本法》;兩面是堅定不移地向反對派的政治行為說不,堅定不移地向反對派意圖奪取特區管治權說不。‧反對派若不改變立場,在過去沒有出路、在現在沒有出路,在將來也沒有出路。‧中央政府真心推行普選,但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任行政長官,這是絕不含糊的。‧為什麼要堅持8‧31?為什麼不與反對派妥協?要香港擺脫困境,妥協不能達到。反對派做了那麽多壞事,妥協不等於獎勵他們?‧在8‧31下,根本不存在反對派能接受的方案。‧普選就是管治權之爭,要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人士手裏。這點反對派要想明白,想不明白也無關係。‧反對派支持普選就是最好的下台階,從這台階下來,海闊天空,前途光明。從張榮順先生的講話,不難看出,中央基本上已放棄了與泛民在政改問題上妥協、或給予泛民轉身的下台階。張榮順先生所表達的是有沒有普選,沒關係。香港要徹底解決的是目前由「反對派」搗亂所造成的困境才是主要。張榮順先生的談話,對泛民來說,肯定聽不進耳。不喜歡不同意張榮順先生談話內容的人會掩耳盜鈴的說他的說法不代表中央政府的立場。但事實擺在眼前,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怎樣看香港的現狀、怎樣分析這現狀、特別是對部分泛民政客立場和行為的定性從而梳理出對這些泛民政客的態度,確確實實是值得香港市民、特別是泛民政客和他們的支持者參考;從而自己得出結論,了解中央的判斷和想法,掃掉不必要的幻想。 一場遠為激烈的政治鬥爭將展開張榮順先生把話說得很白了,而且表明歡迎與會者把話準確的傳出去。我感覺攤牌的意味很濃,特別是張榮順先生談話中把「反對派」定性為「根本不接受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在搞搗亂」和「在香港發動沒有界限的戰爭」。經歷過1989年六四的人都明白依共產黨的思維方式,一旦把事情或人物被定性為敵我關係,接着的便是沒有妥協的鬥爭。我不知道張榮順先生所說的「反對派」包括什麼人,如果張先生的話代表了中央的立場,那麼,中央對「反對派」政治上的定性意味着否決政改後,一場漫長而且比現在的遠為激烈的政治角力與政治鬥爭將會展開,六四過去了26年仍未平反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場鬥爭將是一場拒絕接受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的「反對派」贏不了、但賠上的卻是700萬人福祉的角力和鬥爭。香港不知道還需要在這政治角力與鬥爭的困境中繼續蹉跎歲月多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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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靈的故事 認識中國公民社會——改變中國的中堅力量

2011年11月我參加了一個在河南鄭州舉行的研討會。那天早上,我稍遲了進會場,會場內較前的座位都坐滿了人,我只能坐在較後與一些媒體記者一起的座位。坐下不久,一個年紀差不多30歲衣裝樸實的女士進場,坐在我旁邊。如同很多國內舉行的研討會一樣,很多參與者來到都是為了參與開幕式拍拍照,完了早上第一節小休的時候便離去。小休的時候,我留意到坐在我旁邊那位女士在收集已離場與會者留下研討會派發的筆記本和鉛筆。我感到很奇怪,問坐在旁邊的媒體記者。那些記者告訴我:「你不認識她嗎?她是2010年十大感動中國人物之一,被稱為中國最美校長的李靈。」李靈的故事是這樣的。在2009年夏天,河南鄭州市一位當地報紙的記者發現一位年輕女士踏着三輪車,在烈日和暴雨中走遍鄭州市的大街小巷收集用過的舊書籍。好奇心帶領這位記者發掘了這位年輕女士的故事。當年只有27歲的李靈來自鄭州東南200公里外周口市的一個小村落。李靈的父親是一個退休教師,為了不希望父母都在外省打工的「留守兒童」失學或每天要走14公里的路到政府辦的小學上學,便用了畢生的積蓄來開辦一所主要為「留守兒童」開設的小學,讓李靈當小學的校長,扛起照顧幾百個父母都不在家的孩子的責任。地方政府當時對這些民辦學校只有每年每一個學生168元的資助。為了讓學校能成立一個屬於孩子的書庫,2009年夏天李靈便跑到比較富裕的鄭州市烈日和暴雨下踏着三輪車走遍大街小巷收集人們用過不要的舊書籍和舊課本。李靈的故事被報道後,輾轉通過網絡流傳全國。中央電視台選了李靈為2010年十大感動中國人物之一。媒體稱李靈為「中國最美的校長」。李靈告訴我她知道研討會會有一位來自香港曾經捐款給她學校的香港講者,那天她早上4時便起來趕車,9點多才來到鄭州市,為的便是要親身道謝這位來自香港捐款給她學校的香港人。她收集別人棄而不用的筆記本和鉛筆帶回學校給學校的學生。在中國,像李靈這樣的故事,很多很多。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不是近幾年的事,是二三十年來一直在慢慢地發展的事。在香港的我們,都在忙於我們日常很物質的金錢遊戲,或者熱中於媒體側重放大報道的內地負面消息,而沒有留意在香港的北方,無論共產黨政權如何專制,一個鼓吹仁愛與關懷的公民社會正在慢慢地形成。中國的大,使我們沒有掌握和感覺中國公民社會強而有力地跳動的脈搏。 港人認識中國有盲點香港人對中國認知的往往是被西方與本地主流媒體牽引,把中國的問題和錯失無限量地放大,而忽視一點一滴到處出現、無數人在努力塑造和構建以理性與人之常情為主導已具雛形的公民社會。經過幾十年把中國人弄得一窮二白的集體主義,和20多年金錢至上使人迷失的經濟高速發後,大多數人都脫貧後近年逐步形成的公民社會是無論如何專制的政府均沒有能力遏止的改變。忽略了這一點,成為了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大多數拒絕認識中國的新一代年輕香港人對中國認識上的盲點,除了媒體日復一日無限放大的負面政治新聞外,沒有留意公民社會迫使專權政府改變所發揮的力量。政客每天在散播仇共、反共和恐共的情緒。我是民主黨人,在過去20多年來我自由進出中國大陸,我想我比絕大多數民主黨人或泛民的人對中國有更深厚的認識。20多年來接觸到的,從共產黨官員、紅色資本家、民營企業家、專業人士到最基層的老百姓,即使是共產黨,我感到的是他們都誠實地希望中國進步。在我接觸的人中,他們對我的反共不反感,他們對我當他們面嚴厲批評共產黨也沒什麼大不了,我從來沒有感受到泛民人士所說的壓力。共產黨開放了?不。但共產黨政權是不是真的開放了?誠實地說,不是。1996年一位長者推薦我當廣東省一個市的政協,我在資料表「所屬黨派」一欄上填上我是香港民主黨黨員,他們說無所謂,照樣批准了。當時按民主黨規定我須向民主黨要求批准接受政協職位。任何消息到了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都是沒有秘密的,民主黨批准我的通知還沒有給我的時候《明報》記者已經找我求證。第二天早上明報頭版說民主黨人獲委任當廣東省某市的政協,結果那個市的政協委任批准立刻收回。講黨性的共產黨便是這樣,把事情放上枱面的時候,他們便會變得鐵板一塊地既不客觀、也毫不開放。他們的不客觀不開放就如今天泛民公開反覆綑綁鐵板一塊要否決特首普選的政改方案一樣——怕不緊跟隊伍路線和立場站而被同袍攻擊,使自己吃虧;在政治利益關頭,泛民政客的行為與共產黨的分別不大。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全國串連造反、叫着空口號大肆破壞的年輕人便是鐵板一塊地只有狂熱的集體黨性理想缺乏了理性獨立思考的人性。社會的進步需要的卻是思想獨立的人性。中國的進步是緩慢的,從廣東烏坎反徵地到茂名市反石化廠、羅定市反水泥廠、河源市反焚化爐,全國各地反對官商勾結徵地與污染環境的群眾運動,人性主導的公民社會在務實地與沒有了理想只有黨性的官員在抗衡,以最大的耐性在默默地影響和改變黨性的官員。反觀在香港,一些缺乏耐性與並不真誠希望中國進步的政客卻營私結黨綑綁以明知是短期沒法達至的政治理想壓制理性,以不切實際的偏見和空泛的口號綑綁自己,並且綑綁全香港的人登上一列沒有前途的列車。 積極看待中國進步和錯失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們都熱愛民主自由。但我們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改變不了的是,中國是身在香港的中國人的國家。承認和接受了這一點,便應該以積極的態度看待中國進步和中國的錯失。任何國家都會有負面新聞。頻頻出現美國白人警員打死黑人青年的事不會使我們把美國批評為種族主義國家。我們可以對美國的負面新聞客觀看為獨立事件,我們有以同樣客觀的態度看出現在中國的負面新聞嗎?對,中國有劉曉波、有高瑜;但除了他們,我們對如李靈女士這樣令人感動每年每月每天都在遼闊的中國發生着的事有留意過嗎?遺憾的是香港很多人對中國的進步閉口不提,每天在以中國發生的負面新聞向年輕人灌輸以偏概全的偏見,否定中國的一切。我們絕對應該批評中國的錯失,但除非是港獨,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對中國要堅持偏見去否定中國的一切。偏見帶領我們要否定放棄的不僅是一個政府,而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一個我們都有份的國家。我不知道今天李靈的學校怎樣了。但我不會悲觀,也沒有理由悲觀。因為在中國,政治上的改變會是漫長的歷程,我們更應關注支持的,是更多更多在不斷發展的公民社會中急速湧現如李靈和李靈的父親那樣的有心人。他們才是一點一滴緩慢地改變中國社會,從而改變政府的中堅力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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