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結構性新聞審查的陰影

同事區家麟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註)剛剛出版,筆者有幸先睹。由於書的主題跟我一向關注的新聞自由問題有關,而且有新的見地,故以書介的形式在此加以說明一下相關發現。 從自我審查到結構性審查 中共設有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部門,對傳媒發出指示,規定宣傳口徑,禁止政治敏感話題,結果出來的媒介內容都是消毒過的,沒有異聲反調。這種新聞審查很容易確定,因為當中的管控是明刀明槍的、中央化的、有迹可尋的。相對之下,香港的權力結構正在轉變,而新聞制度也處於拉扯的過渡狀態,新聞審查並沒有中國大陸的明晰可見。 雖然如此,但香港還是有多位學者對新聞審查先後加以研究。綜合來說,自我審查大概是指傳媒為了討好權力中心或因為害怕利益受損而放棄新聞專業的守則及判斷,進而忽略、淡化、扭曲或屏蔽權力中心或許認為敏感的信息。研究自我審查的難處在於審查的行為難於獲得當事人的確認,很多時候要透過案例對比、邏輯推論、環境旁證等方式來考察。 區家麟一書的研究從自我審查的觀點出發,但不以此為滿足,他一方面要追溯自我審查的結構性根源,同時也把自我審查的概念擴寬為新聞審查,並把焦點從新聞工作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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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20年新聞自由今昔變化

1997年回歸日那幾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見證歷史的交接。我和3位同事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了70多位來自8個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並分析了各地區主要傳媒的報道,最後把結果寫成專書。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是香港的新聞、言論、出版等自由有否前景。我在這裏整理一下當時大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預想,再對比回歸後的真實狀况。 對新聞自由的預期 對香港回歸後新聞自由的估計,可以劃分為悲觀派、樂觀派、審慎悲觀派和審慎樂觀派。雖然各地記者及傳媒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估計有內部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來自北美、英國、台灣和本地的記者較傾向悲觀或審慎悲觀,也有好一些是屬於審慎樂觀的。表現得最為樂觀的是大陸的傳媒。 最悲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媒在回歸前已認定「香港已死」(《財富雜誌》在1995年曾以此作為封面專題),有人甚至擔心回歸當天晚上一些民主派領袖會被拘捕。當然,這種戲劇性的預期並沒有發生。無論是悲觀派或是審慎悲觀派,他們的判斷主要不是根據當時已發生的事例而作出的,是從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推斷未來的結果,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中共權宜之計,時間將會暴露它的真面目。與此對比的是樂觀的大陸傳媒,它們宣稱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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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媒在選戰中的關鍵作用

網媒在9年前奧巴馬第一次競選時已經發揮重要助力,使一個權勢並不顯赫的黑人突圍而出,成為美國總統。到了特朗普,他更常常在twitter發言高論,跳過傳統媒體以至政黨而直接與民眾溝通,最後也爆冷奪取權力寶座。回到香港特首選舉,我們卻發現有候選人仍然抱擁異常落後的媒介觀念——不但落後於西方,也跟香港的現實脫節。林鄭月娥在競選論壇上暗諷曾俊華寧願花時間在鍵盤上贏取網民認同而荒廢正事,表示很不以為然。這種古舊的媒介觀念不但會窒息當事人的媒介策略運用,還會妨礙與香港廣大網民的接觸。事實上,網民可以說是香港的有生力量,是相對年輕、教育水平較高和較關心社會的市民,有很大的代表性,任何候選人都不應忽視。 香港的選舉是小圈子非民主選舉,在此不必多言。在中央4條選擇特首的原則中,有一條是要求候選人獲得港人擁護,是以候選人也要公開競逐民望,爭取市民認同,實行假戲真做的港式特首選戰。經過近3個月的競選,雖然當中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情發生,但選情傳播動態也相當可觀,反映出網媒在選戰中的重要性。 網媒的取代作用 首先是網媒提供了大量而質素頗佳的選舉新聞。《01新聞》、《端傳媒》、《眾新聞》、《主場新聞》等網媒均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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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重重的小圈子選舉政治

香港特首選舉無論是參選、候選以至投票,都是由1200人所組成的選委會包辦,而這個選委會缺乏普遍的代表性,選舉結果主要受制於中共中央,是以被稱為「小圈子」選舉,是一種「大集權小開放」的選舉模式。這次特首選舉已是香港回歸之後第六次,是雨傘運動之後的第一次,受到社會各方高度關注。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曾說希望這次選舉是團結之旅,透過選舉團結社會各界。可是,選舉運作至今也已有兩個多月,正進入提名階段,箇中動態及爭議使人目不暇給,給人主要的印象反而是矛盾重重。 香港政策的去向 雨傘運動以來,各種跡象顯示中央所奉行的對港路線是強硬的,按常理應該由以推行強硬政策著稱的現任特首梁振英連任。所以,當梁振英在選委會選舉前突然宣布因家庭理由而不尋求連任時,各界莫不大感意外,從而推測是否中央對港政策有變。如果不變,何必臨急換人,連替換者林鄭月娥也被殺個措手不及?難道中央真的以為只換個臉孔就可有效推行同樣的強硬政策?如果要變,為何不就讓在旁等候多時的曾俊華「出閘」,何以處處留難他?香港回歸快20年,中港關係愈趨緊張,香港問題此起彼伏,中央對香港政策應該有所總結及宣示,好讓港人以至參選人有個明確的議論對象,使參選人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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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的隱秘傳播

香港政改中最大的爭議是參選權和候選權是否開放公平的問題,因而有真假普選的分野。因為社會未能就此妥協,政改最後胎死腹中。如今又是特首換屆時節,所奉行的仍是「小圈子」選舉,無論是參選、候選、以至投票都是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決定。不過,這個小圈子只是表象,實則背後有一個決定性力量——中共中央,彼此構成了一種「小開放大集權」的選舉模式。與這種局部開放集權式選舉制度相呼應是選舉傳播的隱秘特點。所謂隱秘特點,是指傳者所用的符號較為密實,不為大多數人所覺察,只有特定人士才能認識和解讀。冷戰時期,有一些「中國通」每天留意的就是中共領導人座次、排名和言行上的細節變化,從中窺伺中共權力及政策的動向,是隱秘傳播的一種運用。微言大義與蛛絲馬迹沒有想到的是,這種隱秘傳播在回歸後特首選舉中再度流行起來。由於制度的設計,選委會的政治傾向很大程度為中共中央所左右,而中共中央又是中國大陸權力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舉一動自然受到香港輿論的注目。中共中央對外的政治透明度一向很低,對香港也好不了多少。結果在缺少公開資訊的情况下,香港傳媒和民眾只能在一些敏感的問題上從一些疑似暗碼中讀取資訊,是以努力從中央發布的言辭中讀出微言大義,從領導人的手勢眼神中查找蛛絲馬迹,或是從放風人士中得知一點難以判別真偽的消息。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如何閱讀及判別這些蛛絲馬迹,主要是對中共文化有所了解的新聞工作者和評論人才有這種本事。當然,他們的解讀也不一定正確,彼此也可以是矛盾的,因為解讀的本領有高低,而暗碼的意義也不一定清晰明確。有關香港選舉的隱秘傳播最經典的例子是江澤民在回歸前在人民大會堂拍大合照時,在「眾裏尋他」找董建華握手,引起媒體對中央「欽定」董建華為特首的解讀。後來,「江握手」果然成為首任特首。不管江澤民原意有否此暗示意圖,中央領導人手之所向已成為觀察香港選舉的風向標。隨後董建華聲稱腳痛而中途辭職,在曾蔭權繼任之前,他也得到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他握手11秒,引起「黃袍加身」的遐想。沒想到,這個暗碼又透過習近平在去年6月亞投行在京開會時特意跟曾俊華握手而再次引起「欽定」的猜測,可算是這次選舉的先聲。與握手相類近的暗碼尚包括有否與中央領導人見面、見了多久、出來時「面聖者」的表情如何、中央的新聞通告有何措辭用字,這些都成為新聞工作者及評論人大事發揮的題材。賽馬紅綠燈的譬喻使用暗碼的用處是有所提示但卻不用明言,使事情留有餘地,讓消息在民間自然發酵傳揚,達至領導人想要的社會效果。為什麼中央屬意誰人當特首不能一早公開說明呢?那是因為理論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特首要由港人選出,這樣才符合港人治港和民主的原則,並能以此加強特首的認受性。但是人盡皆知的是,中共擁有香港政治生殺大權,對特首有欽定的能力。當年董建華面對連任問題時,是時有線電視記者張寶華衝着江澤民問他是否已經「欽定」董建華繼續出任特首。江澤民對「欽定」一詞極為敏感,不顧儀態地向張寶華高聲訓斥一頓,聲言絕無其事。由此可見,那時的中央還是想給港人一種尊重民主自治的形象,不像今天的「直率」。反觀這屆特首選舉,選舉紅綠燈的譬喻大為流行,說明欽定一說已變得習以為常,反映了香港政治文化的微妙轉變。在報道民主選舉時,很多傳媒是以民意的走勢作為報道主線的,這是因為民意的起伏能夠反映出選舉形勢的變化。由於民意在香港選舉中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中央如何一錘定音,而中央又選擇不說話,結果,新聞多流於傳媒對中央喜厭的猜測。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傳媒所關注的是中央欽點了誰?中央如何安排選舉賽事?在傳媒心目中,選舉也變成了賽馬,大家爭相問誰人獲得入閘出賽的綠燈?誰人受困於紅燈?而某人的紅燈會否最終轉為綠燈?一時之間,傳媒充斥着「跑馬仔」、「去馬」、「黑馬」、「陪跑」、「闖紅燈」等有趣用語。亮什麼燈有待中央發落,而大多數傳媒所能做的就是以政情、傳言、評論、新聞等方式參與這場選舉遊戲。香港去向才是根本問題傳媒花了大氣力在捕風捉影的猜測遊戲上,新聞無疑變得八卦和有趣,但是留給政局分析報道的精力就明顯不夠。事實上,香港面對一連串重大的問題,應該趁特首選舉的機會大事探討,從而找出一個恰當的特首人選才對。香港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局面?香港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如何可以解開香港的死結?香港如何才可以重新上路?香港往何處去?要解決這些問題,要實行這些願景,中港需要制定什麼政策?要制定和實行有關政策,香港需要一個怎麼樣的特首?有了這樣了解,我們才能評價特首候選人,才能評價他們的政綱,才可能找到社會的共識。選舉本來是一個檢討香港的時刻,但由於報道變得跑馬八卦化,社會平白斷送了這樣的一個好機會。要改變這種情况,真正民主化固然是根本的辦法,但傳媒工作者的自覺性也很重要。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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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陣營的碎片化與選舉配票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民主力量得以穩住而略有進步,傳統民主派成功世代交替,更有多名雨傘運動積極參與者當選,一減民主人士兩年來的鬱悶及挫敗感。以上的結果可以說出乎大多數人在選舉前期的意料,因為大家當時看到的是雨傘運動期間以至後來民主力量面臨嚴重分化的威脅。配票的社會基礎最能表現這種威脅的,莫過於立法會選舉時碎片化的現象:各種新舊大小不一標榜民主的政團紛紛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同時又否定選舉協調機制,大有為了給自己一個機會而不惜讓建制派坐享漁人之利之勢。選舉開始後相當一段長時間內,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陣營確實為碎片化所累,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不是低迷就是不確定,連民主力量能否保存議會關鍵否決權也成疑問,積極支持民主的選民莫不憂心忡忡。局面已經變得甚為明顯,如果民主陣營不想它在立法會的影響力大倒退,彼此必須有所協作,好讓選票不會過分分散而浪費。各方要有所協作無疑成了大局所需——這就是配票的社會基礎。不過有了社會基礎,配票還要有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成事。一個是組織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一向沒有強而有力的統合組織,在雨傘運動中,所謂大台也受到衝擊,誰也說服不了誰,選舉時更連協調機制的影子也見不到,絕對談不上有什麼組織基礎。自發配票與政團配票結果,傾向民主的選民自己行動起來,聯繫網絡中的親友而自行配票。這種配票無法精確,只是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對形勢的估算來分配選票,主要目的是在於把同類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最大化,把選票盡量集中在有機會勝出者身上,即是平常我們所說的棄保行為。事實上,配票者之間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大家只是參考民意調查的結果而配票,對最終結果沒有全面及切實的掌握。不過,他們的行為可算是高度的政治參與,因為箇中有分析、議論和說服,比一般投票投入很多。選民自行配票在過去的選舉中也有過,但這次從社交媒體所見,配票活動應比以往熾熱,大概跟民主形勢危急以及選民民主覺醒有關。另一層次的配票行動是由政團來進行。基本上,政團的配票是以資源分配的辦法來進行的,這包括時間、人力、地區、樁腳等因素的調動,從而影響宣傳範圍以至票數的分佈。民主黨把涂謹申的票分給鄺俊宇大概就用上這些策略。這種策略基本上是個別政團的配票行為,間接影響到其他對手的競選策略。雖然團體之間沒有協調機制,但這次選舉卻有公民黨等政團的候選人在最後關頭宣布棄選,形成跨團體的棄保局面,透過犧牲個人而增大其他同一派別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會否有人願意棄選,最重要的是看有關團體及其候選人有否大局觀念及犧牲精神。處於相對弱勢如鄭家富者在勸退聲中就不為所動,正是其中另一種例子。配票的資訊及傳播網絡基礎配票要成功,除了考慮社會及組織外,也需要資訊基礎及溝通網絡。一個候選人的機會,可以透過往績和競選期間民眾的直接和間接反應來估量,但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科學的選民調查,是以政黨、候選人以至想參與配票的選民都緊盯着民意調查的起伏,從而制定選舉及配票的策略。配票的精確度是跟選民調查的真實性成正比的。香港有能力支持大型調查的政黨大概只有建制派,而民主陣營力量分散,只能依靠民間社會集合力量而進行的調查。由於資源有限,加上各區候選人眾多,鍾庭耀的調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樣本有欠充分,調查結果甚為不穩定,參考價值大打折扣。情况要到後來累積樣本夠大了才好轉,使各種配票、棄保、棄選等配票行為有較為切實的依據。選民如何得知有關數據?分散的團體及選民如何商議策略,又如何把策略傳揚開去?這都得助於香港甚為發達的傳媒網絡。一方面新聞媒體每天報道調研的起伏,其次各種社交媒體及群組都加以轉載,並議論紛紛,讓所謂民間智慧有所發揮。這趟配票的行為好像特別普遍,大概跟社交媒體近年高速普及有密切關係。雷動計劃的配票統合潛能這次選舉的配票除了上述的形式外,最特別的是戴耀廷主持的雷動計劃。計劃的基本做法是集合幾萬有興趣參與配票行動的選民,他們分區定下自己認為值得支持的候選人,同時參考民調及其他因素而估算候選人當選的機會,從而制定配票策略。當然,雷動計劃的估算和配票也不可能精準,但從最後票數走向以至一些票站最後熱烈投票的情况來看,其配票作用確實存在。事實上,雷動的配票策略透過各種渠道輻射出去,影響範圍超越原來的參與者,大大超乎主辦者的想像,足見其潛力之大。香港民主運動缺乏大台的統籌,一旦走向碎片化,民主力量只會被進一步邊緣化。雷動計劃是非常規組織,獨立於個別的政團,卻為整個民主陣營起着一定的配票統合作用,可算是民間社會因應香港獨特社會環境和社交媒體興起的創意回應。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以雷動方式配票,而是如何使配票計劃更符合民主原則,如何使配票更精確,及如何增大效用。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兼榮休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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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人的網絡極端國族主義

中國的網民眾多,其中有好一些可以說是極端的國族主義者。他們什麼都是政治掛帥,出口愛國,閉口民族,以意識形態劃界,愈左愈好。近年中國國力大增,他們莫不覺得自己堂堂大國固然欺負不得,也應得到別人的順從附和。他們講究的是權力邏輯、利益分析,所強調的是中國的特殊性,所反對的是西方的價值觀,以至世界多數人公認的普世價值。他們不但勇於表達意見,對相反觀點也敢於鬥爭,往往群起而攻之,有時更採取跨境網絡行動打擊對方。本來中國的網絡意見有一定的多元性,不一而足;不過,由於極端的國族主義者的聲浪大、攻擊力強,而且有排外的傾向,有時又得到官方媒體的支援及縱容,是以受到更多境外媒體的報道。近年中國討論國內政治的自由大幅收緊,加上國勢日盛,中國跟世界各地互動更趨頻繁,是以以國內議題為重心的網絡事件明顯減少,涉外的網絡事件則有增多之勢。脅迫藝員道歉表態今年以來所發生的涉外網絡事件可說是此起彼伏。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強迫藝員政治表態」一類事件、此次是因國土紛爭引起的「排外抵制」事件,和現在因奧運而引起的「比苗頭」及「個性張揚」事件等。現在讓我們檢視一下每類個案的要義。極端網群以言論強迫境外藝員以道歉方式作出政治表態已經成為中國網絡常見的現象。極端網群一旦懷疑有支持「台獨」、「港獨」、「反共」傾向的境外藝員想在大陸演出發展,都會群起聲討他們既想賺中國的錢卻又「政治反骨」,要求當局禁止他們的演出活動,並要求他們高調道歉。結果,香港、台灣、韓國、日本以至美國的藝員都受到程度不一的打擊和干擾,有人急急從命道歉,或是道歉換人,又或坦白自保。不過,有時就算是道歉了,網民認為他們不夠誠意,也不接受,不達要求不罷休。當然,也有藝人拒絕道歉,繼續我行我素,默默承受經濟及事業上的損失。這類事件中,網民所用的是經濟壓力,抗拒的高昂代價不是很多人願意支付的,所以道歉成了解決危機的主要方式。沒錯,道歉是道過了,但道歉者應該不會服氣,而道歉者所在的社會也一定對大陸產生更大的反感,認為它強人所難,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抵制國際品牌主權是中國大陸最敏感的一個政治議題,凡有領土紛爭都會引起很大的網群反彈。當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就中菲南海爭議作出仲裁時,中國隨即表示抗議,而網民也紛紛響應,並把矛頭指向菲律賓的同盟國美國,波及在大陸有售的美國產品。受到抵制的產品包括蘋果手機及肯德基。抵制的邏輯也是很簡單:如果你不就範,你的產品就不可以在我的地頭賣錢。相對於上述急於道歉的藝人,這些國際公司財雄勢大,議價能力高,而且對它們施加政治壓力會牽涉到中國外資政策的轉變,政府是以不能隨意跟着網群的情緒而起舞,反而有時會採取措施,把網群的國族火焰冷卻一下。這些網群的表現,一方面助長了境外民眾對網群國族主義高漲的想像,同時也認為中國網群頭腦發熱、殃及無辜,減弱了他們對中國的好感。玻璃心與引人共鳴的故事奧運引發的網絡故事多種多樣,其中最讓人深思的是孫楊與傅園慧事件。前者跟藝人道歉及抵制產品事件一脈相承,都是認為外國人有損中國的利益或身分,進而反攻威迫,要求道歉更正。本來運動員之間的口角摩擦,很多時候都可以在個人層次解決;但是因為是奧運,運動員有若干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極端國族主義者懷有碰不得的玻璃心,一遇到有人批評揶揄自己心儀的運動員就會視作民族仇恨,要求對方及有關國家機構道歉。其後孫楊自稱為「游泳之王」,在態度上藐視對手的能力,以報澳洲泳手賀頓對他體育道德低下的嘲笑。後來孫楊在比賽中稱王失敗,中國網群對他還是擁戴如昔;不過在境外,他的言行只能為他和國家帶來負面的形象效應。傅園慧事件跟以上的各種事件都不一樣,因為它沒有牽涉到中國受害的民族國家問題,本質上就是非常個人的事情。現在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傅園慧可愛、有趣、樂觀、率性的言行暴露在世界觀眾面前,以致引起廣泛的好奇和認同。她的冒起,是跟她的獨特性格有關的,正折射出孫楊以至一些大陸運動員不大受歡迎的習性。傅園慧事件顯示出,如果一個人有引人共鳴的故事,你不用太刻意包裝推銷,因為一旦曝光,在傳媒網絡傳揚下,它會變成天下人的共同故事,國家的形象也會從而得益。結語放眼未來,中國涉外的網絡事件會愈來愈多,人們是會透過有關事件來了解中國的民眾以至政府。無論是網群或是政府,如果你想別人心悅誠服,你必須以理服人。以利益要脅對方,換來的只是虛情假意。如果你想別人親近你,你必須以平等之心待人。以恩主的姿態對人,換來的只是心中的抗拒。如果你想別人認同你,你必須自信,不必斤斤計較別人是否與你完全一致,更不必說別人別有用心。最好是你有一個讓人共鳴的故事,讓當事人直接現身說法,不用極端的網群和政府出面撐腰,別人也會爭相聆聽傳誦。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及榮休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8日) 網民 愛國 中國 中國網民 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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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

傳媒成為新聞主角似乎有日漸增多的趨勢。最近引起較大注意的是百度的魏則西事件和《明報》解僱安裕的爭議。雖然兩則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及媒體性質很不一樣,前者是中國大陸網絡平台,而後者是香港的傳統紙媒;不過,它們都是資訊傳媒,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公信力喪失的危機。我這裏沒有空間同時探討上述兩個案例,只能集中討論因百度所引發的問題。至於明報問題,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說。因商業利益而失信百度是大陸最多人用的搜尋器,公司在美國上市,可算是揚名世界的一個中國品牌。魏則西是主修電腦大學生,因患上晚期滑膜肉瘤而四處求醫,最後接受百度推薦的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所推出一種未經審批核准的療法,付出大量金錢及時間後,最終無效身亡。魏則西生前曾在網上發文指出相關醫院及醫生的言行具有欺詐性,揭露所推薦療法缺乏實質根據,並指出百度是通過競價排位推薦此等醫療信息。事件曝光後,百度受到廣泛的批評,股價暴跌。百度的股價應聲暴跌是有道理的,因為搜尋器所提供的是資訊服務,而資訊服務賴以生存的就是信譽。世人所期求的信息都是確實可靠的,尤其是跟性命攸關的醫療資訊,更不容得下半點差錯。網絡用戶大抵知道網上信息有真有假,不會天真地以為網絡信息全是真實可靠的。不過,他們對搜尋器還是有預期的,至少希望它們可以把最相關的資訊依受歡迎程度而客觀排列出來,方便查閱。他們不會預期搜尋器因為貪圖利益而暗中改變先後排位,使有問題的網頁排到前面。網頁的受歡迎程度與資訊的可靠性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但是歡迎度可以折射出資訊的相關性和效度,因為虛假的消息一般都難以經受時間及人數的考驗,可以長期受到用戶的擁護。百度這次可以說是犯了信息服務的大忌,為了廣告費而不惜把有問題的信息推上最當眼的地方,誤導眾生。有人或者說廣告界有時也是以競價的方式來出賣廣告位置,何以廣告界行之有效的辦法不能移植至資訊搜尋界?那是因為那是廣告,不是以事實為根據的資訊服務,兩者不可相提並論。有報道說,每年百度從相關醫療集團收取競價排位的廣告收益超過100億人民幣,可見此等收益對百度何其重要。魏則西事件爆發後,百度乃不得不立即作出反應,開展信譽修復工程。在眾多的反應中,最重要的要算是百度接受中國國家網信辦聯合調查組的規定,以後不再採用競價排位,改為以信譽度為主、價格為輔的排序機制,並對所有搜索結果中的商業推廣信息進行「醒目標識」,加以風險提示。這些規定最終能否徹底執行,能否保持信譽,一切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官方及百度的快速反應暫時為事件的損害止了血,為百度的復原爭取了時間。換了有真實競爭的社會,百度備受的壓力將數以倍計。我們不難想像,若然谷歌還可以在大陸運營,百度能否保有今天獨特的地位,實在叫人懷疑。因政治壓力而失信百度以競價排位來處理醫療信息,但是如何處理政治社會的資訊的排位問題則未見提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政治社會信息也有一個如何排位的問題。比如,文革是歷史問題,牽涉到事實及解讀,如何排位才符合相關性和客觀性的要求?有關網頁如果不是競價排位,是否按權力代表性來排位?如果是,這是否符合資訊客觀性要求也屬疑問。透過歡迎度來排位未嘗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至少會比權力排位的方法更為客觀可靠。為什麼沒有人質疑權力排位的機制?很有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官方霸權構成的一部分,被視為理所當然、質疑不得。此外,錯誤的政治社會資訊所產生的影響並沒有醫療信息那樣立竿見影,對人民健康及福祉不會造成即時可見的惡劣影響,所以社會的反應一般不會太大。大陸所實行的是集權體制,所謂事情的真相很多時候由黨國來決定,權力愈高者愈有發言權,而傳媒歸黨國掌控,是當權者的喉舌。因為權力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陸,傳媒的公信力很多時候跟權力代表性混淆在一起,因此民眾在評價傳媒的公信力時多把代表中央的機關傳媒奉為前列。在他們心目中,公信力不一定是指傳媒的可靠性和客觀性,乃是指傳媒的權力代表性。其實,權力代表性和公信力不一定對等。換了是自由開放的社會,以上兩者的分野就會變得較為明顯。好像香港大概沒有人懷疑《文匯報》及《大公報》作為中央平台的代表性,但是它們是否擁有很高的公信力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它們在歷次傳媒公信力調查中的排名都相當低,因為市民所考慮的主要是它們提供信息的客觀性、可靠性及效度。公信力跟權威不應混為一談與此相關的另一案例是《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一「權威人士」的經濟分析,認為大陸的經濟在相當一段長時間不會急速反彈,反而會是「L形」橫行,引起市場一陣慌亂。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其權威代表性沒有什麼懸念,現在加上「權威人士」的稱號及當眼大篇幅的展示,更沒有懷疑此名人士的權威性。但是這次「權威人士」的登場是否意味人民日報公信力的上升則有疑問。這次人們似乎較以往更相信有關分析,恐怕主要不是因為什麼「權威人士」,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人民日報一反常態,對中國經濟不是一味唱好,反而是唱淡,因而為有關信息增添了幾分可靠性及客觀性。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此「權威人士」一如既往繼續唱好,社會大概不會把它當作如何一回事。由此可見,公信力跟權威的代表性是有所區分的,不應混為一談。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5月19日《明報》觀點版 傳媒 媒體 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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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事件對中港傳播的考驗

李波事件發展已有數月。雖然直接牽涉的港人只有幾個,而其身分也非顯赫之輩,但是由於事件的真相關乎一國兩制的信守與否,也關乎香港人身安全及言論自由,所以無論是香港或是國際社會,對案情發展的關注歷久不衰。李波事件是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考驗,其中也充斥着中港政治傳播的矛盾,這是我這裏所想探討的。「自願論」與「被失蹤論」李波事件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當事人在香港失蹤,忽然在大陸出現,如何離境自是最大的懸念;二是當事人向傳媒宣稱自己是自願偷渡回國協助調查的,其說法是否可信構成另一重要疑問。傳媒及輿論對上述兩個問題的提出及分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回顧一下的必要。李波事件引起社會較大的注意源於他妻子就其失蹤報案及公開案情,而期間透露的情節則成了懸念的事實根據。由於李波妻子向傳媒呈現李波的回鄉證,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李波不是透過正常通道回國。而特區政府在傳媒及社會的要求下,也只能如實公布沒有李波離境的紀錄,使人更加肯定李波離境應該另有別情。縱或有人後來想推說李波是循正當途徑「自投羅網」的,但在回鄉證和出入境紀錄的鐵證面前,也只好另闢蹊徑發揮想像力了。吳亮星議員在立法會內借用有人坐「洗頭艇」非法回大陸的可能性影射李波,是為早期急於為當局解圍的建制派中最具創意的想像。但是,傳媒發掘的事實,好像李波對患有自閉症兒子每天的關顧、事前表示絕不敢踏足大陸,以至李波失蹤時懷疑遭人挾持的蛛絲馬迹,在在提供一些旁證說明李波「被失蹤」的可能性。跟着的問題是:如何「被失蹤」?失蹤於香港的李波卻出現在大陸的執法部門。根據中共一向對異見分子、維權律師、抗爭者等的打壓政策,尤其是加上李波書店其他僱員先後「被失蹤」的情况,自然使人聯想到李波失蹤是有關部門越境執法的結果。越境執法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既違反基本法,更破壞香港的法治根基,是以香港輿論嘩然,要求當局盡快透露真相。大陸當局固然沒有直接提供何以李波回到大陸的解說,反而是讓他接受鳳凰衛視的訪問,聲稱是「自願」回去大陸「協助調查」。最後,李波本人還獲准回到香港親自前往銷案,重申一切是出於自願;至於何以非法離港進入大陸則始終三緘其口,並請傳媒以後放過他,讓他安靜生活。城中建制派領袖先有譚惠珠表示當事人的解說最可信,後有范徐麗泰、葉國謙等質疑何以有人在李波現身說法後仍然堅持不信,徒呼奈何。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一向認為李波「自願失蹤論」不能自圓其說,其後看到李波在港仍然欲言又止,認為有關解說始終無法使人信服,個案對一國兩制的威脅仍然有待紓解。不少評論人都直言李波忽然反過來大事歌頌大陸喜人的形勢和執法文明,其誇張奇異處更使人摸不着頭腦,懷疑李波所言是否違心之論。常理對權力的制約李波事件是中港傳播最新的試劑,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有關當局在李波事件中所採取的傳播策略大概是主觀化,以為只要當事人承認一切皆為自願行為,再加上傳媒和意見領袖的支持,那所有質疑都會變得無關痛癢。中央政府無疑可以用權力說話,混淆視聽,甚至指鹿為馬,引發附和性輿論,以圖改變大眾的認知邏輯。在一個集權封閉的系統內,這樣運作下來,大眾或無何奈何地接受,又或者可能被馴服而不自知。不過,香港的新聞及言論仍是開放的,傳媒及論者還能獨立思考,還願意獨立思考,以常理及證據來判別是非,質疑「自願論」的漏洞。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也有港媒樂意扮演權力中心的傳聲筒,也有社會領袖積極推崇「自願論」,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於他們在港人心目中還有多少公信力,那則是他們所應該反省思考的問題。現在事情已經發生,在大眾心目中,李波「被失蹤」大概已成了揮之不去的「事實」,也已引發出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嚴重憂慮。如果中央政府還不快速善後,個案將會定型,負面的政治效應將會不斷出現,影響至為深遠。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7日) 銅鑼灣書店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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