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觀戰ABC:政黨一里之內的樁腳

香港每逢選舉,泛民支持者往往對建制派的樁腳網絡為之側目。殊不知對岸的台灣選舉制度穩上軌道,樁腳文化同樣相當成熟。他們的樁腳固然會派蛇齋餅粽、一車車旅遊巴動員鄉親父老參加政黨活動;而選舉時的角色和功能與香港的政黨樁腳並無二致,甚至比後者發揮得更淋漓盡致。政黨樁腳在香港意指忠於所支持政黨的區議員、業主立案法團或民間組織等;於台灣,一樣有宗教團體、工商業聯會等幫忙拉票,而把樁腳作用無限放大的,是地位類似我們區議員的「里長」。社區保姆 民生無小事台灣以「里」或「村」作為最基層的地方行政單位,源自日治時期的保甲制度,「十戶組一甲,百戶組一保」。「里」與「村」的等級一樣,只是前者用於直轄市等城市範圍,後者則在鄉村中使用。「村」有村長,「里」當然也有里長。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區,約百戶可算一里;但亦有如台北般人口密度極高的城市,一里便包括數千戶。因此有些「里」下面還分「鄰」,不過「鄰長」既非選舉產生,又只是義務性質協助里長辦事,每鄰只由數戶至百戶組成,權力有限,作為樁腳的能力亦很有限。里長與香港的區議員一樣,由所屬地區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去年年尾的九合一選舉,選出的9個級別公職人員其一就是里長。雖然依法並無薪金,但每月可獲台幣4萬5千元的「事務補助費」,作為服務居民的支出之用。香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憂慮,香港區議員趨向淪為「社區保姆」,其實台灣的里長早已是名副其實的社區保姆。不管里裡的大小事務,上至協助政府推行政策,下至里民雞毛蒜皮的日常小事,都可以與里長扯上關係:里內有紅白事,要上門敬酒送行;居民之間有紛爭,猶如長老出面調停;街道有積水,市民首先想到的是找里長;登革熱安排逐家逐戶噴藥滅蚊,負責的也是里長……蛇齋餅粽 再加個午餐正因為與每戶居民的聯繫如此緊密,「不是成為里長就會成為樁腳,而是里長的服務特質,有了樁腳的條件,」台大政治系教授趙永茂分析。有時候不是里長收了好處,故意要幫哪位候選人拉票,而是原本對投票欠缺想法的居民,往往會基於對里長的信賴,主動徵求意見。當然,不少里長都會好好利用人際網絡這個渾厚資本,與政黨候選人「互惠互利」。里長在候選人當選後所得的,可能是政府內幕消息,較快知道政策走向、外判工程的招標細節,或者仗著立法委員的身份「喬(斡旋)事情」,少不了還有白花花的鈔票;而負責的只有一樣——為候選人助選。助選固非只是發發文宣,陪同候選人家訪,更要充分地展現作為里長的動員力,以及對每位里民的熟悉程度。頭戴劃一款色帽子、身穿統一T恤的長者,被一輛輛旅遊巴送去參加政治活動,香港人看在眼中十分反感,媒體也曾以此作新聞報導,而這情況在台灣見怪不怪。不論藍綠的競選活動,都可以看見一批批黃帽子公公、紅帽子婆婆,蹣跚地從旅遊巴下車,跟著什麼什麼里的旗子走一兩條街道,到達活動場地後自顧自地聊天,直至政治明星出場,反射動作地搖旗吶喊。活動完結後,他們再跟著木牌走一段路,上旅遊巴等待車上的免費便當。曾見過有政黨在台北辦大型造勢晚會,竟然有大批南部的里民來撐場。他們乘搭里長安排的旅遊巴即日來回,免費全國一日遊,當然深夜回到家時也是滿載而歸。這類動員方式的進階版是「走路工」,即是收費假扮支持者,香港傳媒偶有揭發政黨使用的手段,在台灣已經成為歷史悠久的名詞了。舉頭三尺 里長盯著你里長真正的作用還不是動員居民參與競選活動,而是精準地掌握每戶里民的投票取向,預算可為候選人「穩袋」多少張選票。過年過節或遇上喜慶,里長向里民送禮送紅包,本是台灣習俗中常見之事,造就前者名正言順以物質買票的機會。遇上選舉年,端午節、中秋節均是送紅包的好時節,明晃晃的紅包在粽子和月餅之間,兩聲「拜託拜託」,居民便明白里長的意思。紅包通常按該戶的選民人數算,每人有數百至數千元台幣不等。但不一定每戶都會收到,收到也不等於份量一樣。里長會根據他過往的觀察和記錄,例如哪戶剛娶了大陸媳婦,哪戶剛生了孩子而生活拮据,推敲某些選民已經是囊中物,只需例行地表揚一下;某些還猶豫不定,應該如何切合家庭的需要加重力度鼓勵鼓勵;某些是死硬派,無謂浪費力氣。有台灣朋友笑說,到鄰居家看看有沒有某政黨的日曆,如果沒有的話便知道沒收過里長的紅包,屬於死硬派。我很自然地問:「這不是賄選嗎?」「里長總能找到原因發紅包,誰能證明是與選舉有關?即使查證里長買票,又如何證實里長與候選人的勾結關連?到最後還不是里長一人背黑鍋而已。」臨近大選,台灣這段時間便爆出不少疑似賄選的新聞,包括嘉義縣太保市有里長連同其母親和姐姐,涉嫌以每票台幣500元,要求6名里民投票給海區某立委候選人。6名里民承認受賄,並上繳15票共7500元的現金,里長胞姐其後遭還押候審。里長制度真正恐怖的地方,不是有名堂進行賄選,而是在地方架構上早已安排好一個你的鄰居,時刻「關心」你,暗中留意你的動態,然後把你的一舉一動記錄在名冊上,你不能拒絕也無法避免。當他搖身一變成為政黨樁腳,這本名冊便會落入「關心」你手上一票的人手上,你的嗜好特徵、何時結婚生子、家中狀況一目了然。投票好像是你自由的選擇,卻是受到監視和操縱的起因,Big Brother隨時在你左右。 選舉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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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戰ABC:半世紀的社會撕裂

政治選擇已成信仰台灣立法委員打架的場面,偶爾成為電視新聞頭條。其實台灣市民因政見不合當街大打出手,也是屢見不鮮。更誇張的例子,平民夫妻在選舉時,因政治立場不同鬧至離婚;公車司機與乘客閒聊政事,意見相左而趕乘客下車;甚至聽過剪髮師傅幫客人洗頭時,得悉對方力撐自己討厭的立委候選人,二話不說把滿頭泡泡的客人轟出店外……在台灣街頭,要找40歲以上的人做有關政治的訪問並不容易。大家每天都會看政事新聞,知道哪位政治人物鬧什麼醜聞,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政見,卻正因為太熟知台灣的政治環境,不會隨便與他人討論。作為少有法律保障言論自由的華人領土,台灣人反而自動噤聲。因為對於經歷過觸目驚心歷史變遷的台灣人,政治事務已經不純是國家大事,而是個人信仰。當香港人面對大陸文化的湧入而強調本土意識,台灣人早在67年前,當國民黨帶著200萬軍民撤退來台時,已經開始稱呼這群佔整體人口四分之一的群體為「外省人」。雖然相對「外省人」而言的「本省人」,只不過是在國民黨未登島時,日治時期或之前同樣由大陸移居台灣的華人,但兩者於台灣的身份理解、民族意識在先天上卻相當迥異。歷史傷痛無法忘懷原本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於日本在1945年8月二戰投降後,被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順勢「接手」。國民黨在1949年帶來的不但是中華民國國庫的黃金白銀、古董文物,更是一整個國家政府人員和大陸的上流人士。他們登島後自然成為管治階層和上層階級,台灣人常說的「軍、公、教(即是軍人、公務員、教師)」此等待遇較佳的職位,當時超過九成均由外省人佔據,國家政策也嚴重傾斜。在本省人眼中,國民黨是來台灣搶奪他們資源和土地的土匪。有一位本省伯伯向我形容「他們還搶我們的女人,因為本省男人窮,女人都為了過上好日子,跑去做外省人的妻妾。」最令本省人咬牙切齒的是1947年2月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和其後長達38年的戒嚴歷史,成為台灣人腦海中無法磨滅的白色恐怖年代。有人解釋為國民黨要平定當時日本人撤走後,動盪紛亂的台灣社會;也有人認為是國民黨用暴力穩固政權,對非同一鼻孔出氣的本省人加以威嚇和打壓。不論原因為何,近半世紀的恐怖經歷帶給本省人的教訓,不再限於資源分配的不公,而是切身性命的安危。整個群體由骨子裡對國民黨政權以致外省人充滿厭惡和仇恨,以本土派為旗號的民進黨正是以此起家。「當時我還沒上小學,鄰居走來求我媽媽照顧他的孩子,但我媽媽也無能為力啊。」年逾50的楊女士是第二代外省人,她父親當時在政府中擔任中階公職,素來交好的本省籍鄰居求助,楊女士的媽媽也只能狠心劃清界限。「彭一聲便把門關上,第二天他們全家都不見了,」楊女士現在說來仍猶有餘悸,鄰居最終是全家被抓還是移民避禍,至今還是一個謎。藍天綠地堅信不移像楊女士般同情本省人處境,不認同國民黨強權做法的外省人不少,不過她還是加一句「當時(混亂)的社會環境,政府也是無奈被迫應對。」長期作為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外省人,儘管不是1949年跟隨國民黨打天下,背負「反攻大陸」的使命而渴望統一的軍人,也因家族的關係網絡,甚至社會中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對立標籤,而堅信青天白日滿地紅是他們唯一應該支持的政黨。正如一名剛滿20歲的第三代外省籍青年說:「我們都是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這亦是在現時幾乎沒有台灣人願意回歸中國的情況下,國民黨仍有為數不少基本盤的原因。歷史包袱帶給台灣人的傷痛和恐懼,是羨慕對岸人民能普選總統、驚訝他們何以不好好利用言論自由的香港人難以理解的。藍綠均有支持者的家庭,飯桌上永遠不談政治;40後、50後的同學會,總是忌談選舉。支持民進黨的兒子笑說,他的父親每次投票前都會嚴辭命令他投給國民黨,兒子不但不提出理據反駁,反而唯唯諾諾假裝答應,「不然還可以怎樣?反駁的後果便是吵架。反正到時我在投票站給誰蓋印,他都不會知道。」當時我聽到這情景,幽幽地想起藍絲家長與黃絲子女經歷傘運洗禮後,政治也成為他們當中的忌諱。到什麼時候,香港人也會變成同聲同氣才願意放膽討論,嗅到氣味有異馬上賠笑說今天天朗氣清。台灣人常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在社會撕裂的進程上,也許是「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然而,我們並沒有台灣人血海深仇的歷史。儘管是與生俱來所背負的族群枷鎖,你不看見台灣青年也正在漸漸擺脫嗎?文:青蛙 選舉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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