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文:香港革新論)(下)

一. 自治之理想:內部自決權? 政治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尋求改變;因此成功之政治社會運動,必須提出最具正當性之訴求和論述修辭(Legitimate claim and rhetoric),方能為運動本身建立和維持正當性(Conferring and maintaining legitimacy),以動員和團結最大力量,實現改變。而在現時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自治」仍然是較能獲得大多數香港人、國際社會甚至中國大陸社會所接受之正當性訴求。 自治的英語詞彙是Autonomy或Self-government,其核心內涵是指「一個地區或社群,不受中央政府或鄰近地區或社群的介入,自行組織其事務的能力」(the ability of a region or community to organize its affair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neighbouring regions or communities)。自治的實際操作和細節,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安排,難以有一個四海通行的自治模式;但總體來說,自治必然涉及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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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文:香港革新論)(上)

1989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以《悲哀的香港人》為主題,探討六四事件前後,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節目中,小市民歐先生的一席話,頗能反映香港人的時代心聲: 「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對中國前途充滿憧憬,主觀希望中國藉著這場民主運動,可以一夜之間民主起來,屆時毋需再為九七問題擔心。當時我也覺得香港很有希望,因為若這些學生爭取到自由民主,很明顯,若內地政策也是民主自由,香港必會跟隨這政策走。」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人既無法自決前途,只好寄望中國走向民主化,從而令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可以有更大空間 ── 這種對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正是「民主回歸論」之核心主張。 「民主回歸論」之思潮,為未能自決前途之香港人,在矛盾與無助之中,找到心靈曙光;也驅使香港人全情投入八九民運,期盼「以改變中國前途、去改變香港前途」。六四屠城後,「民主回歸論」之中港良性互動想像,本來已難再有說服力;但隨後鄧小平再度啟動經濟改革,加上主權移交初年北京奉行不干預路線,令香港人對中港良性互動疑中留情,仍期盼中國會走向政治開明,讓香港能夠爭取到空間,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主。 但由2003年起,中港關係卻悄悄地有所變化。五十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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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自治,何需「實質任命權」

特首選舉雖已結束,但縈繞整場選舉的「實質任命權」爭論,仍然繼續發酵。上週,特首梁振英撰文回應教育大學學生的文章,重申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權是實質而非象徵性的,又指「實質任命權」是源於香港的自治權「遠較其他國內外城市」為高,所以特首必須獲得中央高度信任。梁振英這番言論,不但顯出他對自治概念的誤解,更反映「實質任命權」與「高度自治」之間的矛盾。 所謂自治,本質上是一種「地方分權」(Decentralization),即中央政府將部分權責和資源下放至下級政府。在學理上,地方分權又可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行政(Administrative)、財政(Fiscal),和政治(Political)分權。行政分權即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某些範疇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權,例如教育、醫療和福利等;財政分權,是中央把部分收入撥給地方政府自由運用,或容許其自行徵稅;而政治分權,則是中央把地方行政首長由中央委任改為由當地居民選舉。地方自治要稱得上健全(Robust),就必須充分落實行政、財政,和政治分權,三為一體,缺一不可。例如一個地方政府即使獲得廣泛行政權,但如果財政仍事事仰賴中央撥款,將無法充分運用權力;又例如地方政府即使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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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法治,抵抗香港司法澳門化

七警案引發新一輪政治風暴。警察協會發起萬人集會,表明對判決結果的不滿。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天朝主義者群起攻擊香港司法制度,其中《環球時報》批評判決反映了香港司法體系「延續了殖民地的色彩,並沒有像香港政府一樣建立起對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忠誠」;《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顧敏康的專訪,質疑外籍法官杜大衛判刑過重,指出「香港的法官有外國籍的、更多是港英政府培養出來的 …… 這種制度顯然存在商榷的地方,那就是立場問題可能影響他們對案件的判斷」;《南方周末》也批評事件顯示「香港公職人員的香港認同與中國認同問題」。這些對香港外籍法官制度的批判,在大陸媒體和香港親中團體中廣泛流傳。 法官也是人,不會完美,也會有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史坦福大學著名學者Jonathan Levav,曾於2011年與其他學者發表研究,指出法官在疲倦和飢餓下,判刑會較重;在短暫休息後,判刑則比較輕,也就是說明法官也逃不出一般人的限制。正正由於法官並非完人,香港法院的完善上訴制度,就是保障受刑責的人也有申訴渠道。可是,顧敏康對七警案審判的批評,並非基於審訊的程序安排,也不是其判辭內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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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放眼全球,香港只北望神州?

無論閣下是否喜歡與他人作比較,也不會對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感到陌生。惡性競爭,並不一定需要倚賴自身進步,只要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倒敵方;良性競爭,則可以從對方身上學習長處,改善自己不足。 那麼,新加坡有什麼地方,值得香港學習呢?這看似是個老掉牙的問題,但答案仍可以有所不同。近日,新加坡政府未來經濟委員會發表「未來經濟報告」(The CFE Report),提出七大策略發展策略,當中首要強調經營穩固和多元的國際網絡,當中包括與東盟經濟共同體成員國(ASEAN)、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國加強貿易和投資合作、成立全球創新聯盟等。雖然這份報告在字面上,仍提及要與中國打交道,但明眼人也不難看出,報告的重點,是強調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內,否則只會被別人牽着鼻子走。 事實上,新加坡矢志鞏固面向全球的國際網絡,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新加坡作為小國城邦,只有透過多邊合作外交平衡,才能在多國環伺下,實現相對的最大自主。在愈來愈多國家把本土化等同於反全球化的年代,新加坡看似反其道而行,但這種成功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拓展國際網絡與保障本土利益,並無必然的衝突,兩者甚至能夠相輔相成。這種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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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分那麼細,梁振英2.0與曾蔭權2.0都一樣

近日特首「選舉」炒得熱烘烘,不但成為港人茶餘飯後的話題,傳媒全力催谷,各「候選人」更又攪造勢大會,又推眾籌為競選工程籌集經費。忽然間,全城假戲真造,仿佛民主已經降臨香港。建制「候選人」落力營造「選舉氣氛」倒是不難理解,但最令人汗顏,卻是無份投票的市民們何以出錢又出力? 作為一個選民基礎只有千二人的小圈子選舉,即使要印郵通,也不過千二份,算上公關等開支,對離職前年薪三百多萬的曾前司長來說, 也只不過九牛一毛。正如不少論者都說過,曾前司長搞眾籌絕非為錢,而是為這個基本上市民零參與的「選舉」,營造「有份參與」的假象,讓人捐了錢,就感覺投了票。至於港人何以落力捐款,其實也不難猜測:狼英的高壓統治未完,又見林鄭步步進迫,此時突然殺出一個看似幾聽民意的曾俊華,不如一千幾百低成本買個希望。說穿了,其實跟每逢金多寶攪珠 前在投注站外排隊落注的人龍差不多,都是希望刀仔据大樹,搏一搏。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曾俊華(以及其他有能力入閘的候選人)跟林鄭月娥與梁振英,又是否有根本上的不同?正如學者方志恒早前指出,隨著北京的天朝主義的步步進迫,威權主義早已悄然襲罩香港。在這個連民選議員都能隨便「取消資格」的政治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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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主義與國族主義真的水火不容? 

自英國公投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後,不少投票結果分析,都指出兩次「黑天鵝」的出現並非偶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全球化所害的工人階級,對受惠全球化的建制精英大舉反抗。全球化之下,工業和資本移離本土,工人失業但無法轉型到高端服務業,最多只能投身低薪的勞動密集服務;同時,精英受惠於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增長,生活富足,沒有注意到全球化對其他人帶來的影響,只看到發展中國家人民受惠於外來投資。全球化帶來的移民,除非擁有獲得本國承認的技術,否則會被逼和原來的失業工人搶低薪職位。 對這些全球化受害者來說,利益既失,無物可輸(特朗普語,Nothing to lose),投個會出頭教訓精英、反全球化、抗拒移民的人(哪怕是小丑)去當總統,或脫離歐洲,最好不過!有趣的是,工人階級成為特朗普所代表的國族主義路線的鐵桿支持者,原來理應代表工人階級的美國民主黨,卻成為了全球化的代言人。這種吊詭的局面,說明了當今左翼主義者的困局:到底是要在全球範圍推動左翼議程,還是先在本國範圍內落實左翼議程?前者就是左翼全球主義(Left globalism),實質上只會淪為主張開放邊界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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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成為中美角力場嗎?

美國總統特朗普尚未上任,已頻頻以台灣問題向北京施壓。早前,特朗普先是接受台灣總統蔡英文賀電,繼而又再炮轟中國,為何不能與軍事裝備的大客戶通話,已經令北京十分頭痛;特朗普剛剛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再打台灣牌,說在看到中國改善貨幣操縱及貿易政策前,不會承諾遵守「一個中國」政策。美國政界早就醞釀改變數十年來的對華合作政策(Engagement policy),全方面抗衡和壓制中國崛起;特朗普上台不過加速了這一個進程,而台灣自然是美國制衡中國的重要槓桿。香港人需要思考的是,香港會否成為中美另一個角力場? 親中媒體總愛宣傳美帝資助香港反對派,實情卻是自主權移交以來,美國對香港的興趣,僅限於維持一國兩制的平穩。此所以前年香港政改一役,環顧外國政府,英國高調支持,美國雖然沒有公開表態,但字裡行間,總希望泛民不要否決;佔領運動期間,美國政府更加低調,似不欲香港問題影響中美關係。如果台灣是美國制衡中國的「不沉航空母艦」,則以往香港連作為中美關係的一張牌,恐怕都說不上。但在中美新冷戰的格局下,香港問題卻有可能成為中美關係熱點。 首先,香港特首選舉在即,刻下正是香港政局最敏感時刻。以現時特首選委會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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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香港規劃自主全面失守

上星期,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備忘錄》,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創新科技園。根據協議,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業權單屬於香港特區政府,表面上解決了河套地區業權爭議,可讓特區政府全權發展河套地區(雖然特區政府需要負責河套地區整個項目的基建開發費用,包括土地平整、興建道路運輸網絡等),避免了在土地業權不清下,河套地區發展因兩地同時宣稱擁有土地業權而出現的法律風險。問題是,硬件上河套地區的業權單屬於香港特區政府,但軟件上的政策安排,以致發展模式,皆是跟隨回歸以來中港融合的大主軸,衝擊香港在《基本法》下的規劃自主和城巿管理格局。譬如說,政府提出將來的創新科技園內,會提供河套區出入境的便利安排,容許特區政府與深圳政府認可的人員,以類似APEC商務咭,令他們通關時更方便。這種行政便利的安排,固然須得小心處理,否則只會變成既影響本地人才就業,亦導致大量非本地人員從內地湧入,最終香港的創科人才變成最大輸家。誠然,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原則上必須全方位吸納世界各地人才;但香港不同於倫敦、紐約等人口完全自由流動的大城巿,香港在《基本法》下擁有完整的出入境和居民戶籍制度,因此在對外吸納人才之餘,必須同樣照顧本地人員的就業機會,港深創新科技園能否做到這種平衡?再者,創新科技園背後其實牽涉到香港與深圳的經濟互動,特區政府已明言「落馬洲河套地區鄰近深圳,而深圳近年的創新科技發展出色,在此地發展創新科技,令兩地有協同效應」。如上文所言,回歸以來香港一直走在中港融合的道路上,回歸不少的政策互動(如CEPA 及自由行),帶來中港兩地更為頻繁的的經濟活動,亦逐漸改變香港的城市發展和空間布局,假如創新科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那麼河套地區發展創新科技園,正正代表著整個香港經濟進一步北移,只會令香港的經濟自主全面失守。當香港經濟全面向北望、而失去全球視野之時,我城的自治空間又會剩下多少?最後,整個港深創新科技園項目的制訂過程,充滿了各種疑團。河套區的發展在香港社會討論已久,政府就此曾多次進行公眾諮詢。其中,2015年2月政府公布河套地區公眾諮詢最終結果時,曾明確定出「河套地區發展可考慮以高等教育為主,並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計劃把整個河套區87公頃土地主要劃作高等教育用地(22公頃)、高新科技園區只佔少部分(8公頃)。但現時政府突然公布的項目,卻變成了「香港和深圳將在佔地87公頃的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科技園」,霎時間就把歷時數年的公眾諮詢結果一筆勾銷,當中政府到底基於甚麼理據,自行改變公眾諮詢結果?主權移交以來,粵港合作、深港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滬港合作、京港經貿等區域平台,在沒有香港人的監察下,到底改變了多少香港原來的發展計劃?特區政府的規劃自主還剩下多少?香港作為全球城巿,必須推動區域合作、但不等同接受區域融合;香港需要面向中國、但更需要走向世界。如果香港不能自主規劃城巿發展,即使有天民主普選實現了,香港人也不可能真正自治。文:施家潤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 中港關係 一國兩制 發展 土地 創科 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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