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各界別 以社會包圍政權

民主派在選委會取得325席後,社會焦點隨即轉到各特首熱門,就連民主派選委本身,也在討論應否提名候選人等議題上。過分聚焦跑馬仔遊戲,容易令我們忽略了重要的戰略議題:民主派是如何在專業界別取得佳績?民主派有能力在選委會拿更多議席嗎?如何結合體制內外的路線推進民主運動?雨傘運動後,不少人民主覺醒,努力開拓成立傘後專業團體,陸續出現法政匯思、杏林覺醒、前線科技人員等新團體,他們打破了傳統保守專業機構(如律師會、會計師公會等)的議題壟斷,在各界別相關議題上發聲。各傘後專業團體在所屬界別「在地抗爭」,組織連結業界人士關注政治議題、監察制衡政府守護核心價值,擴大了民主派在各專業界別的陣地。這些努力更反映在選之上,民主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成功攻下視為梁粉陣營的建築測量規劃園境界,並高票守住會計、資訊科技等界別;再到今次的選委會選舉,這些傘後專業團體全面動員參選,正是民主派得以橫掃各專業界別的重要原因。傘後專業團體的出現,開拓了民主運動的新想像 —— 以界別為基礎,成立團體和組織群眾,長期在界別內「在地抗爭」,關注各項議題和監察政府,在地守護核心價值;選舉時則以界別為據點,動員群眾搶攻立法會功能組別和選委會,以「社會包圍政權」的方式爭取民主自治。有學者近日撰文,指「因中共現時勉強維持這個成本甚高、成效成疑,而認受性又低的制度,中央倒不如去重新考慮一個較為民主的特首普選方案」。正正要不斷提高管治成本,才可迫使中共妥協,落實「真普選」方案。然而,「沒有實力,就沒有話語權」,假如民主派能從選委選舉得啟示,持續組織群眾和擴大各界別的民主陣地,就真正有可能透過「社會包圍政權」,迫使北京在政改上讓步。擴大專業界和社區陣地故此,民主派應把握選舉佳績,持續深化各專業界別陣地,同時擴大社區陣地、以重奪十八區區議會為目標(兩個區議會界別合共有117張選委票,現時大部分由民建聯壟斷)。另一方面,在本地中小企較多的界別:如批發及零售界(今屆已有民主派出選立法會和選委)、飲食界(過去也有民主派積極為小商戶、持新鮮糧食牌照的街市商販登記搶攻立法會)、旅遊界(謝偉俊過去也是通過小型旅遊公司成功搶奪議席),建立商界陣地。今屆民主派在工程界也搶得半數(15席)選委,可繼續努力;也可進攻個人為單位的中醫界(今屆民主派已小勝3席);勞工界、體育文化界(最近的藝發局選舉中,民主派也曾成功奪得不少議席)也可呼籲更多相關團體登記成為選民,相信下屆民主派有望爭奪更多選委票。這就是「社會包圍政權」、體制內外配合的本土民主運動進路。文:林立志(《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特首選舉 選委選舉

詳情

換特首後,香港政局的變與不變

梁振英不連任,曾俊華辭職參選,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伺機而動。換特首既成定局,香港政局會何去何從?我沒有水晶球,更沒有內幕消息;只能從宏觀政經格局,嘗試釐清發展脈絡。北京近年的對港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天朝主義,學術上可稱為「政權建構國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 ── 即以復興「中華集權帝國」(Centralising Chinese State)為綱,透過在政治(以人大䆁法等中央權力控制政局)、經濟(將香港納入中央經濟規劃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國民教育推進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層層推進,務求將香港這個邊陲地區,吸納入北京的直接管治範圍;而梁振英這個人,不過是天朝戰略的忠誠(或加碼)執行者。事實上,這種天朝主義思維,不但主導了北京的對港政策,也貫穿了對台政策、以至南海問題等等。天朝主義治港,既是北京的主戰略,就不會輕易改變(除非中國政治本身出現劇變);但主戰略不變,戰術卻可按時勢調整 ── 換特首,大抵就是北京戰術調整的反映。戰略不變下的戰術調整北京的戰術調整,客觀上可緩解三個層面的壓力。一是香港反對運動的壓力,由佔領運動、政改表決、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選委會選舉,反對運動既未被北京壓下,更有遍地開花之勢;此時北京拿下梁振英,就能奪去反對運動的重要焦點,更可順勢贏得部分民意。二是香港建制陣營的分裂壓力,梁振英上台以來,本地資本和公務員一直抵制,反梁建制派更以ABC集氣,衝擊北京在選委會的控制權(北京在上屆選委會,只能控制689票);此時北京拿下梁振英,就能紓解建制陣營的分裂危機,以利重新團結建制派。三是國際壓力,特朗普未上台,已啟動醞釀已久的對華政策調整,北京將面對美國的全方位壓制;香港是四戰之地,此時北京拿下梁振英,也能起緩和香港問題國際化之效,在中國四面受敵之際,穩住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活門。梁振英不連任,最終不論是曾俊華、林鄭月娥、還是葉劉淑儀接任,都不礙北京戰術調整的劇本(誰人當選的分別,只在於戰術調整的幅度,以及建制各派系的利益分配),再伺機推進「天朝吸納邊陲」的主戰略。梁振英不連任,香港人高高興興地慶祝了一個周末;但短暫歡愉過後,香港人要記住北京天朝主義籠罩的格局,其實絲毫未變。但梁振英被迫棄選,畢竟証明了北京在香港,仍然未能予取予攜;香港民意和反對運動只要積極動員,配合有利的宏觀政經條件,還是能夠有力一戰。香港人現在需要做的,不是跟隨北京「換特首」的劇本起舞,而要把握北京在戰術調整之下,所帶來稍瞬即逝的寬鬆時機,擴大在體制內外的民主陣地,為下一波的本土民主運動做好準備。文: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特首選舉 梁振英棄連任

詳情

褫奪議席,香港政治威權化

繼游梁二人的議員資格被取消後,律政司聲稱在沒有政治考慮之下,入稟高院覆核另外四位民選議員的宣誓。當然,律政司的切入點,可以是微觀和技術性的法理考慮。不過,如果當中沒有政治考慮,為什麼政府不一併處理宣誓也有錯漏的建制派、以至其他也在宣誓作政治表態的民主派議員呢?這說明律政司的行動,根本目的要劃下權力紅線,要介定那一種政治宣稱可以在議會出現。政府無需狡辯,這本身就是帶著政治目的的行動。環顧世界,很多容許選舉存在的「選舉威權政府」(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s),都會用各種方式,褫奪反對派的參選資格和議席, 讓政權保住議會控制權之餘,也選擇性將某些反對聲音排拒於議會之外。排拒反對派進入議會,主要有兩種效果,第一是鞏固政權優勢,第二是分化反對派。「選舉威權政府」排拒反對派的手法多樣,有軟有硬,玩弄法律程序(hand-tailor legal instruments)則為常見。在西非國家多哥,1992年曾有反對派領袖Tavio Amorin被軍方擊斃;在科特迪瓦、肯尼亞和贊比亞,政府就以國籍為由,禁止部分反對派參選;在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負責審查和批准總統參選人的資格;在俄羅斯,2012年總統大選時,中央選舉委員會曾以公民聯署提名違規為由,排拒反對領袖亞夫林斯基參選。宣誓風波,意味香港政治迅速威權化;政權對反對派的打壓,已跟多哥、科特迪瓦、肯尼亞、贊比亞、伊朗、俄羅斯等「選舉威權政府」等量齊觀。必須指出,各地「選舉威權政府」多在「選舉前」,以參選程序排拒反對派;香港政府卻別出心裁,不但在「選舉前」以確認書篩選參選人,「選舉後」更以宣誓程序為由,隨意褫奪當選議員的議席,論對民意的踐踏、對程序的玩弄,香港政府實在青出於藍 。以制度之名合理化褫奪議席說到底,從參選確認書、人大釋法、到收緊宣誓規定,香港政治已全面威權化,香港縱仍保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先進經濟地位,政治上已淪為與其他威權政府同出一辙。而北京透過釋法收緊對反對派空間,除了港獨言論外,今次再次入稟高院,將更多北京不喜歡的言論和反對派人士踢走,進一步將原本已有利於北京和建制派的立法會選舉,醜陋地以法理之名鞏固政權的優勢。歸根究底,北京和港府是要劃一條清晰權力紅線,要反對派表明自己願意在線圈以內或以外;而這個辨別過程,則必然會使反對派力量分散。當台灣仍在威權年代時,就曾禁止黨外人士參選,要參選人表明與黨外人士沒有關係;烏干達也帶類似的措施。而今次香港的宣誓爭議,則要反對派歸邊,表面上要擁護基本法,實質上是要擁護《白皮書》的「一國先於兩制」原則,要願意做「忠誠反對派」;若有任何越界行為,北京和港府將毫不手軟打壓。有趣地,北京卻同時發出泛民人士可以申請回鄉證的訊息,就更有一手硬一手軟的作風,目的是要分化反對派,以及知道那些反對派可以統戰。在北京和港府的不斷分化和打壓下,香港反對陣營更要團結一致,並重新思考「體制內」(立法會、區議會、特首選委會)和「體制外」(社區、專業界、學校等等)的政治策略,在天朝的壓境下尋找革新保港之路。文:柯衍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詳情

人大釋法權無限 香港自治成虛幻

北京以人大釋法應對宣誓風波,至今仍然餘波未了。有關人大釋法對「一國兩制」的損害,坊間討論極多,主要指出《基本法》第158條賦予人大常委無限權力任意解釋《基本法》,使高度自治淪為浮沙之塔。這一點自然是無需爭辯的事實,但如果我們將目光擴大到其他地方的自治政體,當能對香港自治的困局有更深刻體會,也有助香港人思考應該如何爭取改革人大釋法。環顧世界,類似香港的自治政體,其實為數不少,英國的直布羅陀,芬蘭的奧蘭群島,和丹麥的格陵蘭都是表表者。這些自治政體,各自也有類似香港《基本法》的小憲法,也面對憲法的解釋問題。但他們與香港最大的分別,就是宗主國是民主國家,本身已有獨立的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法律解釋權,而且亦有機制防止宗主國單方面解釋自治法。以芬蘭的奧蘭群島為例,它雖然不像香港般有自己的法院,仍須依賴芬蘭的司法系統,但由於芬蘭自己實行司法獨立,所以任何對《奧蘭自治法令》(奧蘭群島的小憲法)的解釋,均在專業和政治中立的法院進行;而且由於芬蘭是歐盟成員,法院對《奧蘭自治法令》的任何解釋,均可受歐洲人權法庭覆核,以確保合乎人權標準。而英國的直布羅陀雖然規定其憲法最終由英國樞密院解釋,但憲法亦訂明解釋應先由直布羅陀本地法院提請,樞密院不能主動釋法。丹麥的格陵蘭的更特設仲裁委員會,處理丹麥中央政府與格陵蘭對《自治政府法令》的爭議。委員會由七人組成,丹麥和格陵蘭政府各提名兩人,另外三人由丹麥最高法院法官出任。每遇爭議,先由丹麥和格陵蘭政府提名的四人協商解決,仍未能解決者則由三名法官委員裁決,這使丹麥中央政府無法單方面釋法,削弱地方自治。香港的狀況則大有不同,《基本法》158條賦予人大常委無限釋法權,能隨時主動釋法。更甚者,人大常委會並非司法機構,而是立法機關,在一黨專政下,絶大部份委員均是共產黨員,根本不可能獨立專業地解釋法律。按奧蘭群島、格陵蘭、直布羅陀等地的經驗,唯有設立足夠的憲制保障,防止中央政府任意解釋自治法令,地方自治才會有真正保障;而香港的困局,正是《基本法》並無足夠的憲制保障,去制衡北京的釋法權,遂令香港自治成了一場虛幻。要捍衛我城的自治地位,就要爭取修改《基本法》,加入足夠的憲制保障,例如改革「基本法委員會」港方成員的提名方式,由現時特首、立法會主席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聯合提名,改為由香港人普選產生(或由全面普選後的立法會提名),使委員會能真正反映香港人的聲音,而不是作為北京的應聲蟲或傳聲筒。當然,現時天朝中國強勢壓境,一切改革建議,都是空中樓閣,落實無期。但香港人仍然必須開展討論,以待將來機會一到,就能聚焦爭取將人大釋法這把懸掛在港人頭上的刀削平,甚至移除。〈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吳凱宇(《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人大釋法

詳情

特朗普上台牽動香港前途 

美國大選,特朗普意外勝出,將成為下任美國總統,震驚全球。特朗普言行出位,但深得反建制白人選民支持,顛覆美國國內政治之餘,更將衝擊全球政經格局。前港大學者、憲法專家佳日思在比較自治政體著作《Practising Self-government》中指出,由於自治政體多在全國政治中處於弱勢,如要長期維持自治地位,就有賴於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和關注。香港人要建立和維持真正自治,就要思考國際因素;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走向,必定與香港前途息息相關。競選期間,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其政見帶有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特朗普明言美國不應繼續當「世界警察」,他認為美國過往花費太多精力和資源於國外,影響了國內建設和發展。特朗普特別欣賞俄羅斯強人總統普京,在全球推廣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看來不為這位商人所重視。他上台後,美國還會花多大力氣,督促中國改善人權?以後天朝中國「欺凌」香港(紐約時報語),美國政府會否連口惠而實不至的聲明也不發一個?特朗普於政綱提到重新發展美軍實力,但他的焦點似乎都放在「伊斯蘭國」及其他恐怖活動,較少提及南海以至亞太區情況。唯一例外是他的兩個政策顧問,在選前一天於《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發表文章,指特朗普將加強美國海軍於亞太地區的部署。特朗普及其智囊都在競選期間,更多次明言各盟友不可以繼續依賴美軍,而必須有合理的軍事或金錢付出。特朗普會延續、還是改變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經濟上,特朗普也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認為TPP不利美國本土經濟。TPP本來是奧巴馬重返亞洲策略的核心項目,刻意排拒中國,藉以拉攏亞洲各國。如今特朗普當選,奧巴馬也只好放棄任內推動TPP的計劃。TPP胎死腹中,會如何牽動亞太區的政經格局?整體而言,特朗普的競選政綱並不重視亞洲,甚至要改變為亞洲盟友提供保護、制衡中國的一貫政策。美國如果真的淡出亞洲,會否做就空間,讓中國可以乘時爭取佔據?亞洲各國如果不能依靠美國霸權保護,會否被迫倒向中國?這些趨勢如果成真,整個格局將對香港十分不利,一來香港加入TPP以幫助中國打開圍困的功能全失,二來亞洲各國如果倒向中國,香港的處境會否更加孤立?當然,特朗普與中國不乏潛在矛盾。特朗普的選舉主打貿易問題,經常抨擊中國搶去美國工業和職位,又偷取美國專利技術。他明言當選後,將立即將中國列為貨幣操控國,並增加中國貨品入口美國的關稅,以縮減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如果中國作出報復,中美之間將開打貿易戰。如果中美爆發貿易戰,中國現時已經疲弱的經濟,必將雪上加霜,香港經濟也會被牽連。屆時香港是坐以待斃,還是能夠以世貿成員身份居中調停、緩和衝突,甚或加強中國貨物到美國的轉口貿易,以減低報復性關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並重新突顯香港自治的重要性?最後一點必須密切觀察的,是《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前景(下稱《政策法》)。《政策法》代表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香港自治的承諾和支持,對香港前途至關重要。特朗普會否延續《政策法》?甚至推動兩黨議員醞釀中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從未提及香港議題,意味存在極大可塑空間。當然,以上分析都建基於特朗普的競選政綱,正式上台後特朗普會否調整策略,甚至改轅易轍,尚未可知。無論如何,香港人必須密切留意國際因素,以更立體的策略推進本土自治運動。〈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文:黃冠能@《香港革新論》 美國 2016美國大選

詳情

在天朝壓迫下革新保港 ── 人大釋法後的香港本土運動

人大釋法,成為事實。北京已經肆無忌憚,以「中央權力」之名,長驅直入香港。自釋法的消息傳出,面對強權壓迫,身邊朋友都有無力感之嘆。我個人對此不太感意外,不是我已經麻木了,而是香港人應該能看通今次釋法,不過是這幾年來天朝治港格局的延伸 ── 北京既要緊握香港管治權,又要利用香港為其政權服務,就要用盡《基本法》下的「中央權力」,劃下一度又一度的權力紅線,方能兩者兼得;因此白皮書(重新劃定中港權力關係)、831決定(就特首普選劃下紅線)、以至釋法(就立法會議員資格劃下紅線)等等,都是在這個劇本下,或遲或早都會出現的情節。真正令我慨嘆的是,青年新政的盲動冒進,既自行糟蹋了正面確立其路線的機會,也讓北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輕鬆劃下新的權力紅線。香港自治欠憲制性保障主權移交十九年後,《基本法》的缺憾已經充分暴露。《基本法》所建立的自治制度,其根本問題是欠缺「憲制性保障」(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所謂「憲制性保障」,是指保障自治的憲制條文,用以防止中央隨意干預。例如,《奧蘭群島自治法令》(Act on the Autonomy of Åland)中,設有「奧蘭代表團」(Åland Delegation)的對等仲裁機制(由奧蘭議會和芬蘭中央政府各派兩名代表,加上奧蘭總督合共五人組成),和雙重修憲門檻(任何對奧蘭自治法令的修改,必須同時得到奧蘭議會和芬蘭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格陵蘭自治法令(Act on Greenland Self-Government)中,則確認了格陵蘭人為國際法下享有自決權的「人民」(People),並設有七人仲裁機制(由格陵蘭政府和丹麥政府各派兩人,以及丹麥最高法院三名法官組成)。《基本法》既未設有任何明確的「憲制性保障」(註),又讓全國人大掌握凌駕性的釋法權(第158條)和修法權(第159條)、以至中央政府握有緊急狀態宣布權(第18條),即等同說香港自治的實際範圍,最終取決於北京是否「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 ── 如果北京堅持單邊主義,全國人大除了釋法外,理論上亦可以修改任何《基本法》條文,甚至在一夜之間廢掉整份《基本法》。以往民主派的設想,是一方面寄希望於「民主中國」,期望中國民主化後,會為香港自治帶來更大保障;另一方面則爭取與北京對話,希望建立中港良性互動關係。但隨著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這些設想都已經脫離現實。由於《基本法》並無有效的「憲制性保障」,當北京不再自我克制後,干預之手隨即長驅直進,香港幾乎無險無守。戰略調整社會包圍政權天朝中國全面進襲,激發了香港人的守土自決意識,反對陣營出現了「內部自決」(傳統泛民)、「外部自決」(眾志列陣)、「香港獨立」(青年新政 / 本民前 / 香港民族黨)以至「香港建國」(熱血公民)等不同路線。各路線對香港前途雖有不同主張,共通點都是追求香港的真正自主,拒絕臣服於天朝中國。但由於當前中港實力懸殊,所有路線的推進,實際上都處於膠著;最壞的情況,甚至是北京先行以「中央權力」,例如以人大釋法下的宣誓效忠程序,全面控制所有政權機關(特首選委會、立法會、區議會、法院、公務員等等) ,剝奪反對陣營的所有席位。在天朝壓迫下,香港人如何革新保港?1939年,佛朗哥政權統一西班牙,即時廢除加泰隆尼亞的自治地位,並且厲行同化政策,加泰隆尼亞書藉被銷毀,加泰隆尼亞語被禁止公開使用,加泰隆尼亞的領袖被監禁或被流亡。面對政權壓迫,加泰隆尼亞人並無埋怨「XX已死」,而是咬緊牙關抵抗到底;先後透過成立各種民間組織,在政權以外開拓民間社會,以捍衛加泰隆尼亞人的主體意識,包括發動「童軍運動」(Scout Movement)讓青少年學習加泰隆尼亞文化、成立文化組織「Òmnium Cultural」提倡加泰隆尼亞文學創作、組織「新歌運動」(New Song Movement)創作加泰隆尼亞語流行曲、利用天主教會宣揚加泰隆尼亞文化等等。加泰隆尼亞人就是這樣,頑強抵抗了佛朗哥政權三十多年,並透過經營在政權外的民間社會,壯大了加泰隆尼亞的本土運動。結果當1975年佛朗哥政權結束、西班牙重建民主之時,加泰隆尼亞的本土運動已經全面復興,遂能一舉爭取到重建自治政府。在天朝壓迫下,香港人需要有智慧、耐性和堅毅;要在鎂光燈外,耐心開拓民間社會,以社會包圍政權的戰略,推進本土民主運動。時間永遠站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一方。[註] 也許《基本法》的「類憲制性保障」,是第5條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以及第158條規定任何修改「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但何謂「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及「基本方針政策」,一直未有清晰界定。文: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人大釋法

詳情

2047不只是地契問題

銀行公會在上週公開指,本港2047年的批地期限屆滿,可能影響銀行的按揭政策。想當年,也正是按揭、地契等的問題,導致港督麥理浩訪京,就著香港在1997年後何去何從向北京「摸底」,從而開啟了香港前途問題談判。今天,歷史的軌跡已在重覆,「2047香港前途問題」也正式宣告揭開序幕。2047所涉及的地契問題,自然與香港的土地買賣制度有關。在香港,所有土地都是由政府永久擁有,所謂買地其實只是獲得政府批租土地的「使用權」,而所謂的土地擁有人其實只是該土地的「租用者」。一般來說,政府批租土地的年期分為3種,分別是999年(主要位於港島舊區例如中上環、山頂、灣仔、北角等)、75年(港島其他地區及舊九龍即界限街以南)及99年(新界及新九龍即界限街以北)。過渡時期,北京為穩定人心,提出1997年7月1日至2047年6月30日內租約期滿的土地,毋須補地價、只需要繳交應課差餉租值3%的年租,就可繼續租用。問題是,大部分批租土地將於2047年6月30日到達批租年限,屆時政府是再容許免補地價續租、收回土地、抑或要求大筆補地價?地契不明朗,正是今次銀行公會要求港府盡快釐清政策的底因。事實上,銀行公會「自爆」對未來批出長年期按揭有保留,和當年中英雙方開展香港前途談判的觸發點完全一致,歷史經已開始重演。港督麥理浩在1979年訪京,原因之一,正是按揭、地契問題。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向中國租借新界的期限,將在1997年完結。商界、銀行界在1970年代中,便非常擔心他們的投資、購買的地皮、相關的借貸,是否仍受法律保障。顯然易見,在這個問題釐清之前,商界對跨越1997年的各種投資項目,將會非常有保留。這便是當時所謂的「1997大限」。為此,麥理浩便需要搞清楚港英政府能否批出超越1997年的地契,以至新界地區能否續租,而向北京一問,自然也便引出了整個「香港前途問題」。今天的時局也是如出一轍。2047涉及的地契、按揭問題,最終都歸結到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即香港現有的自治權,能否得到永續 ──《中英聯合聲明》第3條第12款規定,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規定《基本法》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基本法》第5條則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基本方針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最基本就是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普通法制度、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等等,能否超越2047;再說白一點,就是香港能否永續自治,以至2047年到底我們是由「香港特區政府」還是「香港巿政府」來管治的問題。就此,北京和港府絕對需要拿出一套說法來,否則,只會導致更大的信心危機。港人也要做好和北京談判的準備 ── 以現時北京對港的高壓政策來看,如要為香港爭取永續自治,甚至更大的自治權,香港人將要面對一場艱苦之戰(Uphill battle)。〈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周日東(《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2047

詳情

重思香港自治的國際因素 ── 從《美國香港政策法》說起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早前發表年度報告,批評中國不斷干預香港自治,持續侵犯一國兩制。報告建議美國政府,若香港自治繼續受威脅,便應考慮修改《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港府隨即回應,指外國不應干預香港事務。這是主權移交以來,美方首次高調提及可能修改《政策法》,值得我們藉此重思香港自治的國際面向。國際監察一直存在《政策法》是美國政府於1992年頒布,訂明1997年主權移交後,美國政府繼續視香港為政治、經濟政策與中國不同的地方,繼續享有貿易優惠,及進口美國高科技產品 ── 前提是美國政府需要每年就香港自治進行評估。正如政治經濟學者孔誥烽和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多次指出,雖然北京老是批評《政策法》干預中國內政,卻從中獲得了大量好處。例如,由於美國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美國對敏感科技產品出口到香港的限制,就遠比到中國寬鬆得多,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出口管制,取得先進科技的重要渠道;而中國透過在香港開設公司,輸入外國敏感的科技產品,更是公開秘密。根據《政策法》,美國政府需要對香港的自治狀況,進行年度評估;曾有評論指2003年港府之所以擱置廿三條立法,正是因為北京考慮到《政策法》,以及香港的戰略價值,令其有所忌諱,不敢強行立法。其實,除美國透過《政策法》持續監察香港自治狀况外,前宗主國英國也會每半年發表報告,歐盟委員會亦會每年撰寫報告 ── 當然,香港自治地位本身,也實質上奠基於1984年簽定、並於聯合國備案的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換言之,香港自治與國際因素,一直以來都密不可分。自治有賴持續國際監察比較政治文獻一早指出,持續的國際監察,是自治政體得以持續的條件之一。意大利轄下的南提洛爾(South Tyrol),就是明顯的案例。1948年,意大利國會通過南提洛爾自治法令,但在初期,南提洛爾的自治並沒有真正得到落實,意大利人仍然繼續操控南提洛爾的行政及財政事務。結果南提洛爾人多次發起大型抗爭運動,奧地利政府(南提洛爾前宗主國)亦多次向聯合國遞交議案,要求國際社會關注事件,協助南提洛爾人。結果意大利政府於內外壓力下,最終在1972年開始修改自治法令,令南提洛爾逐步走向真正自治。巴布亞新幾內亞轄下的布干維爾島(Bougainville Island),在2000年成立了自治政府後,也有賴鄰近國家新西蘭、澳洲、斐濟等國家的持續監察及參與。就連美國的自治政體波多黎各(Puerto Rico),之所以能在1952年確立自治地位,也與聯合國在二戰後持續監察和積極跟進有關。因此,前港大學者、憲法專家佳日思在比較自治政體著作《Practising Self-government》中就指出,由於自治政體多在全國政治中處於弱勢,如要長期維持自治地位,實在有賴於國際社會的持續監察。每當提及國際社會監察,香港人往往聯想到「外國勢力」等負面字眼。但香港要建立和維持真正自治,港人在思考中國因素以外,亦必須重思國際因素,以更立體的策略推進本土自治運動。〈延伸閱讀〉《美國香港政策法》周年報告:https://goo.gl/NFQPCY英國政府的半年度報告:https://goo.gl/Qpg1YO歐盟委員會的周年報告:https://goo.gl/oQ3TMc【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鄺英豪(《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美國 美國香港政策法

詳情

重奪我城歷史,港人才能重奪自主

教育局提出修訂初中中史課程,削減古代治亂興衰部分、增加文化史和香港史;諮詢文件更認為加入「香港發展」可有助「確立國民身份的認同」,又指新修訂有助學生均衡接觸中國政治與文化,達至「古今並重」,此次修訂固然引起社會質疑騎劫歷史教育,試圖讓「國民教育」借屍還魂;同時亦再次引發我們思考,以「香港主體史觀」重構香港史,是如何的迫切。教育局是次修訂,將中史分為古代、近世、近代、現代四個時期,當中以「政治演變」、「文化特色」、「香港發展」貫穿時代,而初中的有約150教節,但香港部分只有15節,即只佔十分一,比例上固然少得不合理;更為關鍵的,課程修訂延續了以「大中華史觀」看香港史,將香港史視作中國歷史的附庸,有意無意貶抑香港主體意識。例如「課程大綱」只談所謂「華夏的起源」的「中華文明」,明顯傾向給學生灌輸「大中華主義」的歷史觀。學者John M. Carroll在《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一書中,已批判英殖民史觀不重視歷史脈絡,只強調港英政府對香港各種貢獻,忽略華人地位和重要性。但反觀現時的修訂,比英殖年代那種1841年英人來港開拓成自由港的「殖民地史觀」更不堪。而在「香港淪陷與抗日活動」的課題中,課程大綱並沒有詳細交代所涉為何,令人質疑是正要引入近年大陸那套歌頌和誇大中共功勞的愛國抗日論述,而未見論述二戰時英軍、加拿大軍、香港民兵為保衛香港的犧牲。誰控制了歷史,就控制了思想。主權移交前後,以「大中華史觀」撰寫的歷史書如雨後春筍,大部分作者更為未有實質了解香港或懷有政治目的的大陸學者,一面倒貶低殖民統治,灌輸「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思想。現在教育局的課程修訂,不過是這套「大中華史觀」的延伸,志在將歷史教育變成政治工具,以強化國民身份為幌子,向學生植入愛國思想,最終只為壓抑近年日益高漲的香港主體意識。面對鋪天蓋地的愛國歷史教育,我們唯有從「香港主體史觀」出發,書寫香港角度的歷史書。台灣學者蔡榮芳撰寫的《香港人之香港史》,可謂開「香港主體史觀」風氣之先。近年,多位年輕學者紛紛以香港人的角度,重新書寫香港史的不同部分,例如鄺健銘的《港英時代》、鄺智文的《孤獨前哨》和《老兵不死》、徐承恩的《城邦舊事》,都是難得的香港史著作。政治,從來不止於政制。如果香港人不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任由別人來我們撰寫的話,香港的自主根本無從談起,香港人身份也會慢慢被「大中華天朝主義」所消融。〈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林立志(《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教育 歷史 歷史教育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