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力量會衝擊特首選委會嗎?

隨著人大831落閘、真普選被封殺、雨傘運動、旺角事件以至立法會選舉「洗牌」,在新形勢下,民主派還應否派人參選特首?有趣的是,急於表態的並非民主派自己,而是建制派。曾鈺成作為建制派代表人物,早前撰文(《必有勇夫》,9月12日AM730)借兩個虛擬人物的對話,討論泛民應「造王」不參選特首,以換取建制派候選人答允一些要求;還是應「陪跑」參選令選舉有競爭。文章的重點在於結尾,將參選的泛民標籤為中環或西環重賞出選的勇夫。明顯地,曾鈺成的用意,似乎是要及早封殺泛民參選之門;但值得深思的是,為何他不希望民主派參選?若然北京只容許一位建制派參選,等同已明確欽點特首,民主派是否參選已無相干;但假如北京讓一名建制派人士入閘與梁振英競爭,便大有可能形成反梁之勢,那麼無論挑戰梁振英的是林鄭月娥、曾俊華還是曾鈺成自己,只要民主派不參選,要爭取民主派二百多個選委的支持,一定比梁振英容易。反之,若民主派有人入閘,便會置民主派選委於兩難:應支持沒有勝算但民主理念一致的民主派參選人,還是為了「造王」而暫且放下民主原則投給反梁建制派?屆時要爭取民主派選委支持將會困難重重。另一方面,若泛民沒有人參選,將更有利反梁陣營營造和風,製造出特區政府、建制派與民主派能夠合作的印象。若曾鈺成親自落場,便可以其與泛民有得傾的形象,爭取民主派選委支持,以大團結的姿態打擊梁振英,甚至能夠迎合北京的暖風;即使曾鈺成不參選,他仍可協助拉攏民主派選委支持梁振英的對手。由此路進,便不難理解為何曾鈺成要封殺泛民入閘。無獨有偶,主流泛民也抱有近似的想法,欲以ABC﹝Anyone but CY﹞作為選委會選舉綱領,務求贏得最多的選委數目,在特首選舉時不派人參選,集中民主派選委的力量「造王」,阻止梁振英連任,日後與特區政府的關係也可以稍為緩和。無論是曾鈺成為首的建制派,以至主流泛民也希望反梁「造王」,但試問特首之位涉及龐大的權力、政治和金錢利益,北京連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也要強力操控,特首選舉豈容民主派成為關鍵少數?在1200名小圈子選委中,只要北京發揮影響力,會拿不到601張鐵票嗎?若然北京對港政策繼續強硬,即使最終反梁成功,他朝重啟政改時831落閘框架依舊,一切的和風只會幻滅,屆時泛民只會處於更尷尬的境地,進退失據,舉步維艱。「造王」與「陪跑」,沿於傳統的政治思維。但隨著「中港權力關係」取代了「民主化」議程,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全面抬頭後,新政治力量將不甘於在選委會體制內打轉。在「造王」與「陪跑」之外,新政治力量能否為特首選舉注入新想像,為民主運動帶來新方向?〈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李健勤(《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特首選舉 選委會 2017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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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令香港年輕人疏離中國?

新一屆立法會中,不少候任議員都相當年輕,例如只當了數月議員的楊岳橋,成功再度當選;鄭松泰首次參選,就成功高票當選。有趣地,這兩位年輕議員,分別代表著新世代民主反對陣營的不同訴求 —— 前者主張「香港自治、內部自決」,後者則主張「永續基本法、香港建國」。巧合地,鏗鏘集原來在2005年時,曾經同時訪問了他們。當時,兩位年輕人在訪問中,同樣展現出認識中國的熱切渴求。他們當年隻身遠走到北京大學攻讀碩士,親身體驗中國的生活與文化。對比今天的楊岳橋和鄭松泰,他們對中國的態度以及身分認同,都發生了巨大轉變。我們不得不問,是什麼驅使兩位曾經對中國充滿熱情和想像的年輕人,在深入認識和了解中國,卻主張「香港前途自決」甚至是「香港獨立建國」呢?香港人對中國曾經有著強烈認同。香港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根據港大民調的數據,在2008年到達頂峰;當年很多香港人,也為京奧的中國健兒熱烈打氣。胡溫兩位領導人2002年上任,也曾經激起了港人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期盼。然而,從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至今年以自決與獨立為主軸的立法會選舉,連串事件見證了香港人當年對中國的認同,早已經煙消雲散。早前,中文大學的民調更加顯示,近4成年輕人支持港獨。由當年的「開明中國」想像,到今天的「天朝中國」想像;由當年大叫「結束一黨專政」,到今天的「香港前途自決」與「香港獨立建國」;由當年關注建設民主中國,到今天只著眼中港區隔。香港人對中國認識越深,香港與中國越融合,年輕人卻對中國越疏離,可是北京以及其在地協力者(Local Collaborator)卻仍然期望,可以用各種維穩手段扭轉港人心意。事實上,北京越介入香港事務,中港之間的「中央邊陲矛盾」(Center-periphery cleavage)反而越激烈  —— 北京越維穩香港越不穩,已經是寫在牆上的答案。「中央邊陲矛盾」強化了香港主體意識,形成了「自治共同體」的強烈情懷;就連當年隻身走到北京,渴求認識大陸的兩位年青人,今天都變成了香港民主反對陣營的領頭人物。香港人的中國心,恐怕不會再重燃了。文:柯衍健@《香港革新論》【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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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浪潮  威權陰霾籠罩香港

在無綫電視劇《巨輪II》中,羅信記老闆羅威信因告發黑幫馬文泰賣地溝油,遭後者插贓嫁禍勒索七百萬元,不斷擾騷羅信記的職員,還在羅信記十七周年晚宴中「踩場」,結果羅威信屈服,繳交贖金和道歉,以換回被插贓嫁禍的影片抄本。這個橋段顯示出,捍衞公義可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在播出羅威信屈服那一集前,香港政壇就出現了現實版的《巨輪II》:致力追求土地公義、敢於挑戰新界鄉紳利益的朱凱廸,在立法會選舉前接到死亡恐嚇,且在選舉後發現遭人跟蹤,須攜同妻女避難,唯有報警尋求保護。先姑勿論朱氏的政綱是否合理,他也應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去發表他的觀點。反對朱氏政見的人士,理應提出理據和事實去反駁他,而非試圖滅聲,這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規範。不過,在今日的香港,由過渡時期建立起來的文明政治,已經逐漸而我們遠去;取而代之的,則是日益粗暴的武力威嚇。立法會選舉前後,除了朱凱廸遭受死亡恐嚇,還有本民前梁天琦被長期跟蹤、自由黨周永勤遭恐嚇被迫退選,熱血公民黃洋達在地區活動遭黑社會恐嚇等事件,顯示政治暴力浪潮已席捲香港政壇 ── 以往暴力事件多涉及傳媒人,例如凸周刊梁天偉、陽光時務陳平和明報劉俊圖,當中涉及的原因複雜,唯極少涉及參政人士及其政見;2006年民主黨何俊仁遭受暴力襲擊,也被認為是涉及某富豪的爭產案,而無關何俊仁的政見。這種以武力恫嚇,取代理性辯論的趨勢,變得日漸普及,自然與香港日漸走向「選舉專制政體」有關。「選舉專制政體」的特徵,在於當權者既想透過選舉鞏固認受性,卻又不欲真正開放政權,於是就用上各種威權手法,去壓制和打擊反對派,除了選舉種票、政治檢控外,暴力威嚇也是常見手段。例如,2000年津巴布偉總統選舉,穆加貝以拘禁綁架、暴力威嚇、襲擊殺害等手段,來阻止反對派的勢力壯大。又例如,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執政期間,就成立了準武力黨派組織「玻利瓦圈子」(Círculos Bolivarianos),在地區監視市民和恫嚇反對派。在政治暴力浪潮下,香港政治已初見非洲化、拉美化的跡象,北京卻還能夠奢談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嗎?【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楊庭輝@《香港革新論》(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朱凱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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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自決抬頭,反對運動不再一樣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破紀錄的58%高投票率,抵銷了建制派的組織票優勢,令反對陣營得以保住「兩個否決權」── 可否決修改議事規則保住拉布權(地區直選多數)和可否決政改方案(議會三分之二多數)。這決定了基本政局,將大致維持不變,即反對陣營仍然有力守住底線,包括可透過拉布阻撓惡法,也足以拉倒「8.31決定」之類的假普選方案。換言之,現時爭持不下的政局,相信會繼續一段時間。基本格局不變,但整個反對運動仍然出現深刻變化。80、90年代已晉身議會者,除了梁耀忠外,幾近全部落馬(李卓人、馮檢基、何秀蘭等);多名政黨新人和社運人士,首次參選就成功出線(許智峯、譚文豪、朱凱迪、羅冠聰、劉小麗等)。但世代交替,只是表象變化;真正的改變,是反對運動議程,由過去30年以雙普選為主軸,轉變為以前途自決為核心。綜觀整個反對陣營,在地區直選成績較佳的政黨,普遍主打香港前途議題,包括公民黨(內部自決 / 5席)、眾志列陣(外部自決 / 3席)、青年新政(香港獨立 / 2席) ──民主黨是這個趨勢的例外,其5個議席在相當程度上,得力於地區樁腳和《蘋果日報》動員。這種變化,自然是反映兩年前「8.31決定」後,香港政治的本土化趨勢,即「中港權力關係」取代了「民主化」議程,令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全面抬頭。由新東補選到立法會換屆選舉,不足一年時間,香港政治光譜已經變天,正形成類近加泰隆尼亞、格陵蘭、南提洛爾等海外自治區的「地域性政黨體系」(Regional party system) ── 未來反對陣營將分成「內部自決」(傳統泛民)、「外部自決」(眾志列陣)、「香港獨立」(青年新政)以至「香港建國」(熱血公民)等不同派系。前途自決抬頭,反對運動已不再一樣。北京既無法在選舉上擊敗反對陣營,口袋中的錦囊像重啟政改更換特首之類,也不足以應付各種前途主張。中南海的官員們,現在相信都抓破頭了。文: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立法會選舉 本土派 2016立法會選舉 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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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中港權力關係——8.31決定兩年後的香港政治

今天(註:文章原刊於2016年8月31日)是「8.31決定」兩周年。「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由網絡討論和書籍出版,到堂堂走進現實政治舞台,說起來不過就是兩年前「8.31決定」後,所快速發展起來的趨勢。立法會選舉在即,在各種令人目眩的政治迷障背後,我們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政治,值得從頭再看「8.31決定」的意義和影響。政制改革,向來被視為香港政治的核心議題。但由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到2014年全國人大通過「8.31決定」,這30年間的政制改革爭議,都圍繞?一個主軸,就是「選舉制度的民主化」,包括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數目和功能組別存廢,以及特首普選的時間表和提名程序等等。民主化 還是中港權力關係?政改之爭,無疑涉及「選舉制度的民主化」;但由於香港並非可以自決選舉制度的主權國家,而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自治區,選舉制度如何設計,最終必然歸結到中港權力關係——即香港人可以有多大程度,不受宗主國控制,自主選舉政府首長和議會。換言之,政改固然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問題,但真正核心卻是中港權力關係(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的問題。有趣地,過去30年的政改之爭,「中港權力關係」這個核心問題,卻恍如《哈利波特》的佛地魔般,成為了大家不敢直呼的禁忌,各方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卻總是避而不談。於是,政改被看成是單純的「民主化」問題,泛民主派說政改是落實普世人權、要符合國際標準,建制陣營說政改要循序漸進、要保持社會穩定,實際上雙方都把真正矛盾掃進?底。而2005年及2010年的兩次政改,由於只涉及立法會民選議席的有限度改革(區議會間選方案、「超級區議員」方案),而未有根本觸及特首和議會的自主性問題,於是「中港權力關係」這個佛地魔,仍然得以繼續隱身。真正進入問題核心及至2013年,特首普選正式進入議程,由於特首手握《基本法》下的自治權,一旦特首由北京控制的選委會,改為由巿民普選產生,將直接改變現行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明白不可能再迴避問題,於是連番出手,逐步揭開其不容許香港自治的底牌——先是2013年3月,喬曉陽率先發表講話,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而提名委員會將肩負把關責任;同年11月李飛訪港,重申對抗中央的人不能擔任特首,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由提名委員會作出「機構提名」等等;2014年6月,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最後是「8.31決定」,正式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憲制決定的方式,劃下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北京不會容許香港人完全自主選舉政府首長,香港自治權只能由北京信任的「愛國愛港代理人」行使。兩年後回看,「8.31決定」的歷史意義,在於終結了30年來圍繞「民主化」的表象爭議。它毫不含糊地勾畫了北京心目中的「中港權力關係」,將各方一直以來避而不談的問題,完完整整地揭示開來。而當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所有不甘於俯首稱臣的香港人,都要走上本土化之路,尋求各種擺脫北京框架的前途想像。這就是「自治」、「自決」、「建國」、「獨立」等前途主張,在過去兩年由論述走向行動的時代背景。因此,「8.31決定」後,香港人才真正進入「中港權力關係」的問題核心,各種本土論述遂有如雨後春筍:憲制上,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新政治路線,包括提出「內部自決權」的「本土自治路線」(泛民中青代的《香港前途決議文》);倡導香港先城邦建國,再與中國結成主權邦聯的「本土建國路線」(「熱普城」聯盟);以及高舉「香港獨立」旗幟、期許香港能夠完全獨立於中國的「本土獨立路線」(香港民族黨、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憲制以外,各種探求香港各方面自主性的論述,也開始大行其道,「經濟自主」、「規劃自主」、「移民自主」、「供水自主」、「文化自主」等議題,已經不再是禁忌。當然,各種本土論述前途想像,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化,但當香港人選擇直視問題核心,就不會再翻老黃曆看日子。而「重構中港權力關係」,也必將取代以往的「民主化」議程,主導未來的香港政治走向。香港正經歷30年未有的政治大變。文: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31日) 一國兩制 831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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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奧運看香港的國際地位

今屆奧運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開幕禮上,泳隊女將歐鎧淳手持特區旗,率領港隊進場,獲中外傳媒盛讚為最美持旗手。有趣地,此事亦令全球觀眾注意到,原來香港在奧運有自己的代表團;不少外國人嘖嘖稱奇,紛紛在社交網站上討論,有人說不敢相信自己所見,有人聲稱香港不過是個中國城市,甚至有人好奇香港是否已經從中國分離!大部分香港人看到這些帖文,相信會感到啼笑皆非,但這其實反映一個嚴重問題:全球社會對香港的獨特身份及自治地位,在主權移交19年後,依然所知不多。如果日常有留意國際傳媒的報導,不難發現外國記者經常將大陸和香港混為一談。譬如經濟新聞,即使大陸和香港是兩個經濟體,國際傳媒在報導大陸經濟時,卻不時用上香港照片,或把香港的國企指數,簡單當為大陸股票市場的指數,甚或標題是講大陸經濟,內文卻其實是談香港經濟 ── 雨傘運動相信是明顯例外,國際政治記者就明確區分,這是香港的社會運動,而不是大陸。整體而言,香港在國際傳媒眼中,越來越被歸類為「中國大城市」。然而,香港有特殊的國際地位,在很多不同的國際組織,譬如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奧委會,都以「中國香港」的名義,擁有獨立成員身份,而不隸屬於「中國」。《基本法》第150至第157條清楚說明,香港在經貿、航運、通訊、文化、體育等對外事務上的自主性,包括以不同形式參加各種國際組織、簽署雙邊協議 / 國際公約、設立駐外經貿辦、讓外國在香港設立領事機構等等。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對外事務自主權,相信遠遠高於大部分的海外自治區(例如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全球社會卻對香港的獨特地位所知甚少;更不堪的,是隨著北京不斷侵蝕香港的獨特性和核心價值,世人只見不可一世的天朝中國,而不見還有自主性的香港。香港原來的全球城市角色日漸褪色,越來越多人相信香港已全面受到中國控制。長此下去,香港的國際地位將被動搖。一旦全球社會不再認識或認同香港有本身的自主性,那麼香港原來一直扮演的亞洲中心、全球城市等角色就會被遺忘,而香港將逐漸淪為一國一制下的「中國大城市」。要扭轉局面,依靠梁振英政府結果必然是徒勞無功。民間社會要自己主動走出去,宣傳香港的自主性,聯繫世界,教世人重新認識香港,此之謂「民間外交」。文:黃冠能@《香港革新論》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 里約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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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港獨運動的真正推手?

上周五,香港出現了史上第一個以香港獨立為訴求的大型集會,數以千計市民出席。另一邊廂,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日前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超過一成七受訪者支持港獨,在十五至二十四歲群組中,支持率更接近四成。事實上,自2011年以來,各種以香港為本位的「國族論述」如雨後春筍,而日前由香港民族黨發起的「捍衞民主香港獨立」集會的歷史意義,在其意味著香港國族建構已經踏上最後一里路;以往的香港國族主義,縱有其民情與論述基礎,卻往往流於學術理論,就算有政治行動,亦鮮有開宗明義以「香港獨立」為主要訴求(更多是以「自治」、「自主」、「自決」等較迂迴的方式暗示之)。一方面,陳浩天一反「本土派」過往的勇武形象,舉辦「和理非」集會,為港獨提供了一個相對地「低成本」的非暴力選項;同時,陳亦為獨立運動交出了確切的行動綱領。重要的是,在集會之後,香港獨立,已經由一個長久的政治忌諱,變成一個香港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參與的政治運動。然而,何以香港會在這數年間出現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台灣學者吳叡人博士早前於國族理論研究的權威期刊《Nations and Nationalism》發表文章,指香港、沖繩和台灣三地,都正經歷不同程度的中央霸權壓迫,使三地人民的身份認同與利益受到威脅,因而激起了反抗性的國族主義運動。而陳浩天於集會當晚的講辭,正正引證了吳的分析:「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察覺到,現在的香港,己經不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這十九年來,我們不斷被壓榨、不斷被折磨,被政府殖民。……今次我們五位參選人被取消資格,其實只是冰山一角。我們不斷去尋找我們的路,我們看見這一切一切的淪落。我們很想找一條出路,而我自己覺得,香港獨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自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淪落,言論集會自由承受極大威脅、傳媒與新聞工作者被打壓、自由學者遭受無理留難、廉潔傳統瓦解、選舉舞弊疑雲層出不窮、警隊誠信盡失,政府不但漠視民意,更日益變本加厲。單是過去一年,已經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三跑、高鐵、醫委會、校委會、選舉委員會等事件。各種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與制度,被中共及其代理人肆意破壞、踐踏,以致急速敗壞。與此同時,民主之路依舊遙遙無期;2014年的人大決定,將所有溫和改革路線堵塞;日前選舉主任的政治審查,更將參選立法會這類「絕頂溫和」的選項也進一步扼殺。當所有體制內的途徑走盡,在體制外找方法,尋求獨立,就成為不少對北京絕望、卻不願放棄香港的人的唯一出路。港獨,正正就是北京將香港人逼到絕處後,所引來的必然反應。事到如今,港獨運動已經形成,將來會否成為主流,還看港府與北京的造化。若然北京繼續扼殺香港自治,以強硬手段步步進逼,可以預期,打壓越大,港獨呼聲也勢必越大。延伸閱讀:吳叡人:〈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Nations and Nationalism》(2016年7月28日)。何俊霆:〈何以人心不「回歸」?〉,《信報》(2015年9月15日)。【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WeMaker)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何俊霆(《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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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變篩選,選舉操控籠罩香港

立法會選舉是兵家必爭之地,各方勢力為求當選,勢必扭盡六壬。近日,民主動力委託港大民意研究中心的首輪民調結果已經公布,不過,政治是一天也嫌長的,更何況是兩個後才投票的立法會選舉。能夠改變立法會選舉結果的因素,當然首推政治醜聞。不過,現時具震撼性的政治醜聞尚未出現,而為立法會選舉揭開序幕的,卻是選管會要求候選人簽署確認書,承認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份確認書還提到,若參選人作虛假的聲明,須負上刑事責任。換言之,公開支持港獨或外部自決的參選人,可能會在日後遭到法律追究。確認書一出,便遭律師出身的泛民政治人物口誅筆伐,指它欠缺法理的基礎。如要尊重法治,須首先尊重司法獨立。正如香港政治學者馬嶽在〈選舉事務處,你有權審查嗎?〉(2016年4月19日,《香港01》)一文所指,只有法院才能定斷擁護港獨的人士是否具備參選立法會的資格,選管會現時所做的,已是越俎代庖的嘗試。再者,選管會毫無先兆地推出確認書,即使有人提出司法覆核,也不可能在提名期完結前完成審理。從陰謀論的角度看,選管會可能利用法律未釐清的地方摸水摸魚,藉此協助製造白色恐怖。諷刺的是,這個陰謀論得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的印證。劉兆佳強調,確認書能起「政治制裁」的效果。說白一點,政府就是要篩選參選人。政治學上有所謂「選舉專制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的概念,即當權者透過各種操控,打壓反對派壟斷選舉。除了香港人熟悉的種票和幽靈選民外,篩選參選人也是常見的選舉操控手段,例如在2012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時,「中央選舉委員會」便透過審核候選人資格的程序,篩走多名獨立反對派領袖,包括當時聲望極高的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從而令普京可以輕鬆地贏得選舉,再度入主克里姆林宮。在香港,各種選舉操控例如中聯辦協調配票、老人院種票、掌心雷等等,已不是什麼新穎的事:但選管會推出確認書,卻是一個新的發展 ── 以往好歹都會偽裝中立的選管會,現在也明刀明槍地靠邊站,淪為俄羅斯式的選舉篩選委員會,意味香港已經無限接近「選舉專制政體」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面對當權者肆無忌憚的壓迫,香港人必須力挽狂瀾,團結守住立法會關鍵少數議席,並連結公民社會聯合作戰,抵抗全方位的選舉操控!〈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文:楊庭輝(《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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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建制」志在維穩   

近期傳媒最關注的政治人物,非民建聯鍾樹根莫屬。自他不獲民建聯推薦出選立法會港島區後,大家也關注他會否真的退黨參選。但其實鍾樹根更值得討論的,是他近期大力宣傳的「本土建制」主張。近年,本土思潮迅速崛起,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港人身份認同日益強烈,而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卻日趨薄弱,有團體甚至直接主張港獨。為回應這股思潮,建制派亦開始提出自己的本土論述,試圖爭奪「本土」的話語權。其中鍾樹根近期就打出「月是故鄉明,要本土,不要分離」的口號,亦在報章和社交網站闡述其「本土」主張。他的「本土」理念主要有三項重點:其一,鍾樹根試圖強調「本土」飲食和娛樂等與政治理念無關的元素,並把這些香港特色等同中國各省市之間的文化差異。例如他說『愛「本土」與愛中國,兩者沒有矛盾。正如香港人愛香港美食、上海人愛滬菜,北京人愛京菜,都是出於「月是故鄉明,酒是故鄉醇」的道理』。其二,他試圖將「本土」與中國文化扣連起來。雖然鍾樹根承認香港是國際城市,融合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特色,但他認為「中華文化始終是香港『本土』文化『根本的根』。所以講『本土』不能與內地分離」。他又以年初一「魚蛋革命」中的魚蛋也是源自福建做例子,說明中港兩地密不可分。第三,他試圖否定自由、法治和人權等核心價值,在主權移交後受到嚴重侵蝕的事實【註】。類似鍾樹根的「本土建制」論述,亦見於其他建制派人士的言論,例如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上月曾說,香港的本土意識就有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愛家鄉德州的牛仔文化一樣。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上月訪港時亦說「月是故鄉明。鄉土情懷人皆有之。我是東北人,我愛我的家鄉;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這種「本土建制」論述,表面上肯定香港本土特色,但實際上卻內藏陷阱,處處意圖淡化香港的獨特性,而本土意識的核心,就是認同和堅持香港獨特性。但「本土建制」的論述,卻刻意淡化港人最珍視的本土獨特性,即自由、廉潔和法治等在地核心價值,更無視這些核心價值近年被北京和特區政府逐漸破壞的事實。同時,「本土建制」刻意放大香港本土特色與中國文化的連繫,忽視不少香港核心價值皆源自本地,例如自由源於港英政府自70年代開始相對寬鬆的管治手法,和不少為擺脫中共暴政而逃港的居民對自由的追求;廉潔則源自港人抗議警察貪污,迫使港英成立廉政公署的歷史。最關鍵的是這套「本土建制」論述,完全無視港人因強烈的本土意識而衍生的政治想像,包括永續自治、修憲制憲、自決、以至獨立建國。說穿了,「本土建制」的主張項莊舞劍,志在維穩,目的是要奪回本土話語權,試圖以鄉土情懷淡化香港的獨特性,阻礙香港主體意識的建立。香港人必需看清其中陷阱,免受迷惑。【註】:鍾樹根:〈重釐「本土」定義,釋放積極元素〉,《文匯報》,2016年4月25日。〈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吳凱宇《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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