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爭議,折射兩種身份認同的碰撞

六四爭論,撇開了當中的黨派攻伐和情緒語言,核心是兩種身份認同的碰撞 ──「香港中國人」與「純粹香港人」兩種身份認同的衝突。六四事件,毫無疑問是一場血腥鎮厭民主運動的人類慘劇。為六四死難者哀悼,聲討中共政權,以至期望事件得到公正評價,都體現了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但過去廿多年來,悼念六四在香港之所以發展成為全民政治集會,相信並非單純建基於普世價值,而是由於六四事件,與香港人有著特殊關連 ── 我們必須坦率承認,香港人不會刻意紀念南韓光州事件和緬甸8888事件,這兩場同樣發生在1980年代的民運慘劇,卻會每年大規模悼念六四,根本上源於某種的中國民族意識,即一種「香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中國民族意識:香港中國人八九民運時,香港人全情投入參與,百萬人上街聲援;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原來出生和成長於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透過支持和參與八九民運,在情感上與中國大陸重新連接起來。八九民運最終以悲劇收場,但它帶來的政治遺產,是一種「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對不少親身經歷過八九民運的50和60世代(即當年20至40歲的香港人)來說,這種「香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是深印在腦海之中的時代烙印,並主導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運動論述 ── 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港兩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國」的理想(建設民主中國);香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有特殊責任,民主中國也是實現民主香港的策略(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而香港人擁抱「文化中國」,不等如認同「政治中國」,強調要以香港的方式愛國(愛國不愛黨)。香港主體意識:純粹香港人但近年北京改變對港政策,不斷加強干預香港事務,卻令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出現重大變化。在中國因素的氣旋籠罩下,中國不再是昔日溫情脈脈的祖國,而是被視為侵蝕香港自治的天朝宗主。由捍衛香港而引發出來的政治能量,塑造和強化了一種「純粹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 香港人身份,不再被寄託於中國人身份之下,而是代表著一個獨特的政治社群(甚至部分人進一步稱之為「香港民族」);在香港主體意識的浪潮下,年輕一代不再寄望從中國尋找香港前途問題的答案,而是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和香港的土地連結起來。今天,青年人主體意識爆升,支聯會卻依舊把六四悼念和中國民族意識綑綁起來,自然為年輕一代所抗拒;而隨著連接中國的情感紐帶斷裂了,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愛國不愛黨」等論述,亦難以再對「天然本土」的青年人產生道德感召 ── 這就是2013年「愛國愛民」口號引發反彈、2015年大學生不再以學聯名義參與六四晚會、以至今年各大專學生會全面退出支聯會活動的客觀脈絡。身份認同是個人選擇抱持那種身份認同,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也往往反映著時代變遷。上一輩總不能將自己的中國民族意識,強行硬塞給年輕一代,甚至動軋口誅筆伐惡言相向。青年人也要認識昔日塑造上一輩身份認同的時代背景,並在「愛國民主觀」和「中國無關論」之間,認真思考中國因素與香港前途的關係,有理有節地深化本土論述。世代對話,大抵是今天香港所欠缺的。【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 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六四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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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上任,折射港台命運共同體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原意是以尊重台灣實況的務實態度,以一國兩制來處理統一問題,並藉在香港和澳門實施作為示範。但隨著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走樣,自治權不斷被削弱,連相對親大陸的上任總統馬英九亦表明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令香港與台灣的關係日漸淡化,香港在台灣問題上仿似失去角色。然而,只要認真留意新任總統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不難發現香港與台灣其實是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台灣總統蔡英文正式上台,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在其就職演說中,民主二字出現了24次,突顯台灣的民主選舉、民主制度和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作為民選總統,如此一來固然是要以民主這個台灣人共同的核心價值來團結大眾,同時亦是在向對岸宣告台灣與大陸的不同,台灣的民主絕對不容侵犯。過去兩、三年,從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到香港的佔中運動,將香港與台灣的政治關係重新扣連。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人,在太陽花運動時提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警告,擔心失去民主自治的香港會成為台灣的未來,就連蔡英文亦親身出席聲援佔中運動晚會,顯示台灣人對香港政治狀況的關注度大大提升。蔡英文政府上場,應該意識到台灣難以獨善其身,大陸壓制香港民主自治之餘,也定必同時干預台灣的民主自由,港台命運因此唇齒相依,港台的互動勢必增加 ── 畢竟,如何在中國天朝主義下捍衛自主,始終是港台人民共同的時代挑戰。除了民主自由,蔡英文在經濟發展方面也提出了新方向,其中「新南向政策」,主張放棄以往依賴單一市場的舊思維,促進與東協、印度等的區域合作,加強彼此的科技、文化及經貿往來,以擴大經濟規模。無論面對中、美還是日,只針對單一市場發展不但令風險增加,過份依賴更會被牽著鼻子走,將經濟自主斷送,可見蔡政府頭腦相當清晰。反觀特區政府又如何呢?昔日的國際化逐漸褪色,市場越趨單一化,難道特區政府眼中只看到一帶一路,面對世界大市場卻瞎了眼?若然香港失去了經濟自主,台灣人又會怎樣看?大陸政府必須認清,香港有真正的民主自治,才有助於台灣民眾放下對大陸的反感,有信心可以繼續過著民主自由的生活。特區政府亦必須知道,台灣的經濟發展方向,就是香港最好的借鏡,香港必須走出去,以鞏固和發揮在國際上的軟硬實力。港台這個命運共同體的未來,就看兩地人民能否在中國因素的氣旋下,走出一條自立自主之路。【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 李健勤 《香港革新論》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台灣 蔡英文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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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在為族群矛盾煽風點火?

上星期,一名中國大陸婦人涉嫌在沙田港鐵站外,推跌及襲擊一對港人母女,令該名母親後腦着地昏迷入院。該名大陸婦人日前於裁判法院提堂後,法庭職員竟然封鎖停車場入口讓被告秘密離開,警方更被揭發調派私家車將其接走。即使是前特首曾蔭權、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或現任特首梁振英到法庭應訊,也未曾使用特別通道,一名涉嫌對港人施襲的大陸婦人,卻享有此等貴賓式待遇,不禁令港人慨嘆,難道「香港人條命係賤啲」?筆者無意對此作民粹式判斷,而是想藉此事件指出,這種「大陸人在香港高人一等、享有諸多特權」的觀感,很可能左右著香港本土主義的發展,甚至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學者 Beata Huszka指出,本土論述的建構,從來不是統一、單向、由某些政治精英說了便算的過程。相反,一個論述的形成,往往是不同論者互相整合、較勁的結果。而哪一種社群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被廣泛接納成為主流,取決於人民對當地少數族群的觀感。若然大眾普遍認為少數族群對該地區構成威脅,傾向「排外」(Exclusive)的身份認同便較容易成為主流(例如以血緣與種族為依歸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反之,則傾向形成一種較為「包容」(inclusive)的民族身份(例如主張價值認同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假如外來族群被視為與外部力量(例如中央政府)有著某種政治聯繫的話,也會令本地人傾向把外來族群視為威脅。將上述理論放到香港,我們看到近年發生一連串的事例,正在加強一種「大陸人與中共關系密切、在香港高人一等、享有諸多特權」的公眾觀感:「巴拿馬文件」揭發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外甥女、國務院前總理李鵬女兒等多名「紅二代」已經悄悄取得香港身份證,歌唱家毛阿敏亦涉嫌利用單程證審批的漏動移民香港;曾經在入境事務大樓縱火造成兩死四十四傷的施君龍,不但已經於早年移居香港,更被揭發於與建制派關係密切、被指協助賄選、並於專責協助大陸人獲取單程證的建制派團體任職;加上前述大陸婦人在涉嫌襲擊港人後所享有的諸多優待,凡此種種均一再加深「新移民與中共關系千絲萬縷」與「大陸人在香港享有特權」等政治觀感。而這些觀感持續累積的後果,就是令香港人對大陸人的猜忌日深,同時亦令新移民在香港出現社會問題時,往往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筆者相信,絕大部份本土論述也不是排外(例如《香港民族論》與《香港革新論》都是建基於相對包容的公民價值論),存心歧視大陸人的論者也只屬少數,但若然有一天排外主義獲得更多支持,香港被閹割的邊境控制權,以至特區政府處處「顧全大陸」和種種偏幫大陸人的行徑,絕對是罪魁禍首。面對族群矛盾升溫,與其「哭濕一包紙巾」,倒不如對準政權,以爭取重奪單程證審批權和其他出入境控制權,作為根治族群矛盾的起步點。〈延伸閱讀〉Huszka, Beata (2014) Secessionist Movements and Ethnic Conflict: Debate-Framing and Rhetoric in Independence Campaigns (London: Routledge).【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Zi5MhJ【《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何俊霆(《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中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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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與香港媒體芬蘭化

明報前執行編輯姜國元被裁,引起明報員工強烈不滿,並於五月二日發起「夠薑集會」,要求明報管理層撒回解僱決定。姜國元被裁,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廣泛的回響,折射香港人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擔心。而這份擔心,無疑緣於高權移交後,香港媒體被赤化的趨勢。近年,台灣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的理論框架,研究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而本地學者方志恒將其框架套用到香港,指出中國大陸除了在政制問題上對香港的直接施力(direct influence)外,也一直以「政治與經濟吸納」的方式在香港間接施力(indirect influence) ── 即透過統戰在社會各界安插「在地協力者」,以發揮「中國因素」的影響力。不幸的是,在眾多界別之中,香港的新聞界正是被「中國因素」氣旋全面籠罩的「表表者」。本地學者陳智傑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中,整理了香港傳媒大亨與北京的政治聯繫,發現除了壹傳媒集團以外,幾乎所有的主要報章、電台和電視的老闆,都獲委任為人大與政協等職務;近年甚至出現中資直接收購《南華早報》和亞視等案例。在「政治吸納」以外,中國大陸龐大巿場所提供的商機和利益,也是北京「經濟吸納」香港傳媒的利器,《明報》老闆、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其名下的「常青集團」便在中國大陸有高達30億港元的鉅額投資,業務包括木業、礦業、石油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端傳媒2016年4月25日報導)。北京透過全方位的「政治吸納」和「經濟吸納」,已成功將香港絕大部分的傳媒大亨統戰為「在地協力者」,然後再以此為槓桿去影響本地媒體運作 ── 由張曉卿空降馬來西亞媒體人鍾天祥任《明報》總編輯,引發多次篡改頭版和姜國元事件,正正突顯「中國因素」下的微觀管理介入,即以管理和營運考慮之名,透過「在地協力者」間接操控《明報》的編輯自主。政改一役與本土思潮堀起後,建制派多次明示與暗示,要透過王卓祺教授所指的「芬蘭化」來安身立命;在「芬蘭化」的趨勢下,香港媒體被自我制約,要避免與中國大陸產生磨擦,以換取自治空間。不過,世界銀行以及不同的報告都指出,香港的優勢除了法制完善外,資訊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香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更是香港吸引外資和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一環;「中國因素」持續侵蝕香港新聞自由,必然削弱香港的獨特性和長遠競爭力。要革新保港,捍衛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是不容有失。香港的傳媒工作者要緊守崗位、連結各界,在地抵抗赤化浪潮。〈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Zi5MhJ【《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文:柯衍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新聞自由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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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抗爭,才能重奪新聞自由

昨天新聞界發起「夠薑集會」,表達對姜國元事件的關注。我對《明報》有很特別的感情。因為2008年開始出道寫時事評論時,第一篇評論就是刊登在《明報》;之後定期在觀點版寫了8年專欄,一直到現在。沒有《明報》觀點版,就沒有今天的方志恒。上星期,我第一次在《明報》觀點版開天窗,表達我對安裕先生的支持;但是天窗雖然開了,原來2000字的專欄,卻「被縮小」成為400字的小方格。 今天《明報》管理層容不下安裕先生,也就是容不下編輯自主,也反映當權者容不下新聞自由。事實上,香港新聞界早已被「中國因素」氣旋完全籠罩 ──⚫ 香港的報紙、電台、電視的老闆,除了壹傳媒的黎智英,幾乎全部都是各級政協委員,例如有線電視老闆吳光正是全國政協常委、now TV 老闆李澤楷是北京巿政協委員、《星島日報》和《頭條日報》老闆何柱亦是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大陸巿場所提供的商業機會,更加成為香港媒體老闆與大陸當局利益共生的溫床,例如《明報》老闆、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其名下的「常青集團」便在中國大陸有高達30億港元的鉅額投資,業務包括木業、礦業、石油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北京不斷擴大對香港新聞界的「政經吸納」(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tion),已經形成一個「中港跨境權力集團」(Cross-border power alliance)。這種「中國因素」氣旋,就是導致媒體自我審查的源頭、就是造成編輯自主被侵蝕的原因、就是把新聞自由一片一片地割下的利刀。 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自由從來不會是壓迫者的恩賜,而是來自被壓迫者的爭取。」(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面對「中國因素」的壓迫,如果我們不願意投降,如果我們不願意妥協,如果我們不願意沉默,香港人別無選擇,只能在地抗爭。新聞自由的堡壘從來不是一天建成,今天的集會只是過程中的一小步。香港人需要《明報》以至每位新聞從業員堅守陣地,每天在編輯室的前線抵抗自我審查;香港人更需要公民社會連線作戰,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合力抵抗「中國因素」。 唯有不斷的抵抗,我們才能一點一滴地,重奪屬於香港人的新聞自由。〈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Zi5MhJ【《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 新聞自由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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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捍衛兩制,不等於漠視稅制正義

「巴拿馬文件」外洩,香港成為焦點,因為香港是Mossack Fonseca律師行最多活躍客戶,也是牽涉最多協助離岸公司成立的中介機構的地方。當中還包括現任和過去中國領導人的親屬,運用香港居民身份或者住址開設公司和買賣交易。這側面道出香港的金融優勢:資金流通、資訊流通、法制穩健、稅制簡單、稅率較低、開立公司手續簡易快速。這個優勢衍生了不少金融、會計、法律業務職位。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也從香港「金融優勢」中得到龐大益處,例如大量海外企業/資金透過香港進入大陸市場,又或者協助大陸企業/資金經香港走出去。香港甚至是大陸權貴的資產集散地。這種特殊的金融優勢,是上海、深圳等大陸城巿所無法代替,客觀上也是制約北京不敢過度壓迫兩制的重要因素,是港陸博弈的關鍵籌碼。當然,金融中心帶來的社會成本不容忽視。有一派左翼論者稱,香港的稅制和公司資料保密,提供誘因給本地和他國財團富豪規避稅項,累積財富,另一方面減少本地和來源國的應得稅收,政府結果要另立新稅支付公共開支,受害的是難以規避稅項的中下階層。此外,只看港陸博弈,是忽視跨境資本和利益角力。即使設置離岸公司和協助轉移資金不違法,但也不道德。筆者同意香港要打擊洗黑錢,而且稅制應該要合乎公義,能者多付,以支付公共服務和建設,促進財富再分配。稅制不公,打擊民主制度和社會團結。上周五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研討會,其中一位嘉賓是惠理集團謝清海,他亦直言貧富懸殊導致本港社會不穩。然而,政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放在香港,發揮金融優勢和稅制正義,儘管有矛盾,但政府可以居中調和。過去幾年政府財政收入豐厚,民間和各派別政團也同意增加公共支出,並且把一次性紓困措施成為經常性開支。縮小大型工程規模,又可以減少非經常性開支。只要輕微調高利得稅和薪俸稅(或增加累進效果),政府就可增收以十億計的收入。這些措施也可收窄貧窮差距,社會共享經濟發展的好處。問題是管治權力被官商聯盟把持,拒絕回應民間訴求。因此,關鍵是如何務實地平衡「金融優勢」與「稅制正義」。香港不應放棄金融中心角色,因為金融中心需要各項有形無形建設,如健全法制、資訊資金自由流動,是香港與北京角力的籌碼,也是保障港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基石──當然,香港人時刻也應思考,尋找其他既帶動經濟,創造職位,又可以加強優勢地位的產業,減少金融地產壟斷,爭取中產和基層支持。一旦放棄金融中心角色,香港的獨特性和籌碼就會消失。同時,香港亦可盡更多國際責任,防止洗黑錢和透明化財務資料。金融管理局已發出有關逃稅活動的反洗錢管控措施指引,並會審查銀行的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香港也與不少國家簽訂雙邊稅務協議,交換財務資料以打擊避稅。我們要監察這些協議和指引,有否切實執行,改善稅制正義。革新保港,我們需要發揮「金融優勢」,卻不等於要漠視稅制正義。〈延伸閱讀〉【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https://goo.gl/aAAKqv【《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易汶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一國兩制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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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主,香港才能真正自治

《十年》奪得金像獎最佳電影,一眾親建制的電影老闆慌忙「補鑊」,拋出千奇百趣的言論:有的要求金像獎改制;有的形容為「電影界最不幸的一天」,政治綁架了專業云云。「花生」過後,值得香港人正視的是,如何重振港產片市場,製造下一套、甚至更多套《十年》。天朝中國下的香港電影二十年前,香港電影業以華南文化圈(港澳台星馬)為腹地,面向全球華人市場,雄霸亞洲、虎視歐美。但是,當CEPA簽定後,帶動了合拍片潮流,純港產片已經買少見少。電影於大陸上映,票房動輒過億,老闆們當然趨之若鶩,旋即「一路向北」,反而成為香港電影的催命符。龐大的中國市場所附帶的是,大陸當局苛刻的審查制度,為了迎合「天朝宗主」的口味,電影的創作空間、題材變得單一,大多是「邪不能勝正」、「惡人自有惡報」等完美結局。當香港電影要進入大陸,因為創作空間所限,電影變得離地,漸漸失去本土題材及特色,港人難以產生共鳴;而當我們的電影業只能仰視天朝宗主,那麼香港除了政治和經濟受制於人,就連文化自主都也都失去了。重振港產片由觀眾做起《十年》大收旺場,掀起全城訂票熱潮,加場再加場後,現在依然一票難求,令更多港人留意本地電影製作。最重要的是引發社會討論,重塑港產片的定義:作品不單以本地電影工作者為骨幹,更要視港人為首要觀眾,故事是寫給香港人觀看。《十年》觸及赤化危機,寫出港人的憂慮,正是電影優勝之處。無疑,引人入勝的題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觀眾願意真金白銀入場支持,正是這份群眾力量燃起港產片的新希望。要放棄大陸市場,當然既不現實,又沒有需要,但除此之外,港產片真的沒有其他市場嗎?當然不是。香港電影在東南亞粵語區,仍有相當競爭優勢,華南文化圈是可行的出路,當地華人仍然相當熱愛香港味濃厚的流行文化。《十年》在香港贏盡口碑,此所以能殺出香港,即將在台灣和新加坡公映,就証明了本土題材的電影不代表內向,反而更能引起海外華人巿場的關注。可能不少朋友認為,相比荷里活大作,港產片的製作,仍然有段距離。試想想,數個月前,港人撐港足,難道覺得港隊會踢入世界盃決賽週嗎?相信不是,反而只是單純認為,撐自己人是理所當然;同樣地,港產片亦需要港人支持。這份群眾力量足以向電影工作者派定心丸:演員放心演戲、投資者放心投資、電影院放心上映,證明港產片是有市場的,進一步重建香港文化軟實力。最近有多套港產片現正上映,值得大家關注。重振港產片由港人做起,老套也要說句:「自己電影自己救」。〈延伸閱讀〉【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https://goo.gl/aAAKqv【《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鄺英豪(《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港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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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混淆武力分裂與言論自由

香港民族黨上星期宣佈成立,不單引來一班親中愛國人士大力貶斥、要求懲治,政府亦發表聲明指港獨言行違反基本法,會依法處理。甚至有論者基於憲法不針對個人、言論自由等原則,持平地說幾句公道話,居然也被大肆攻擊,令人概嘆四維不張、法治崩壞。其中有言論指出,口頭提倡港獨,就好像以言語性騷擾他人,不能包括在「言論自由」之中。此種類比純粹偷換概念,用心惡毒。性騷擾言語一出口,就已經做成傷害,當然足以構成性騷擾。但口上說說港獨、寫寫文章,難道中國就被分裂了嗎?如果是真的,那國家主權是有多脆弱呢?兩件事情根本就不能如此類比。再者,如果言論與基本法不一就可以被追究,那麼就要請大陸當局馬上把曾經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的大陸各級官員繩之以法。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明文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假如表達一下意見就構成犯罪,那豈不是天天都有大陸官員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嗎?單單言論上倡導港獨,而未有實際武力或犯罪行為,別說是基本法第一條,連當年的國安條例(廿三條)草案也沒有違背。草案條文第2B條清楚說明,只有藉嚴重危害中國領土完整的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或進行戰爭,而將中國的某部分自中國的主權分離出去,才屬分裂國家。按條文的解釋,「嚴重犯罪手段」,即指危害任何人的生命、導致任何人受嚴重損傷、嚴重危害公眾人士或某部分公眾人士的健康或安全」、導致對財產的嚴重破壞、嚴重幹擾電子系統或基要服務、設施或系統 (不論屬於公眾或私人) 或中斷其運作等。而進行戰爭則必須是武裝部隊之間發生公開武裝衝突或作出公開宣戰。按此分析,即使有人示威遊行要求港獨,甚至呼籲罷工罷市,只要沒有使用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仍然算不上分裂國家罪行。當然,日後香港民族黨會不會干犯任何法律,這些難以預料。但單憑現有的資料,政府是沒有任何法律理據去對民族黨作出檢控。現時民間眾多言論為民族黨辯解,是為自由和法治而發聲,而不是為港獨護航。如果當權者連這樣簡單的概念也弄不明白,只懂繼續高壓管治,則港獨行為早晚弄假成真。〈延伸閱讀〉【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https://goo.gl/aAAKqv【《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房吉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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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主,香港才有下一個十年

《十年》獲獎,真正值得香港人深思的,是爾冬陞導演所揭示的自我審查,到底如何侵蝕了香港電影業的自主?主權移交前,香港電影業以「華南文化圈」(港澳台星馬)為腹地、面向全球華人巿場,建立了東方荷里活,也成就了我城的文化軟實力。主權移交後,CEPA帶動了合拍片潮流,卻成了香港電影的催命符 ── 龐大的中國大陸巿場所附帶的,是大陸當局對題材的審查和限制,結果當香港電影業一頭裁進大陸巿場後,香港電影亦變得不再「香港」,日漸失去以往的本土題材及特色。「經濟吸納」(Economicco-option)以外,自然也少不了「政治吸納」(Political co-option),成龍(全國政協)、洪金寶(雲浮巿政協)、曾志偉(江門巿政協)、周星馳(廣東省政協)等明星,以及洪祖星(南平巿政協)、吳思遠(上海巿政協)、唐季禮(雲南省政協)等電影人,一個接一個走上廟堂,更不要提林建岳(全國政協)等電影投資人了。香港電影業是一面鏡子,映照著我城的困局。當香港電影界被「中國因素」吸納了,我城的文化自主也就失去了;同樣地,當香港經濟各行業被「中國因素」吞噬了,我城的經濟自主也同樣消逝。誠然,香港永遠無法完全排拒「中國因素」,但假如香港的定位只是「中國香港」,而不是「世界香港」的話,失去了經濟自主和文化自主之後,即使有一天「真普選」實現了,香港也不可能真正自治。要自立自主,香港需要的不單是政治革新,更需要經濟和文化上的革新。▋延伸閱讀要自治,就要走我們自己的路/方志恒https://goo.gl/t5NIGk南望「華南文化圈」── 從電影業看香港的區域發展戰略/方志恒http://wp.me/p2VwFC-gI7文: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 港產片 電影 十年 金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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