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是Hidden Agenda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擔任發展局長時推出所謂活化工廈計劃,原位於牛頭角的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一而再的被逼遷,好不容易在觀塘現址重新運作,卻在5月7日被入境處人員放蛇。適逢該晚有來自英美樂隊參與演出,入境處人員以四人未取得工作簽證,違反逗留條件將他們拘捕;而Hidden Agenda的場地負責人則被指聘用黑工,被入境處人員召來的警察拘捕。作為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已多次被地政署干擾,被指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查此條例源自港英年代,跟嚴苛的公安條例一樣,此條例同是五十年前的六七暴動後通過的,亦即是說六七暴動的遺害,五十年後仍然窒礙香港民間自發創辦的事物。但這是另一課題,這裏要討論的是一直干擾Hidden Agenda運作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實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產物。到了今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無不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事實上在曾蔭權年代,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香港經濟六大支柱之一。 很明顯,從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而言,Hidden Agenda這類民間自發創辦的表演場地理應受到有關方面鼓勵,絕對不應受干擾和打壓;尤其是Hidden Agenda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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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黑夜還是香港黎明

猴年的第一日晚上,旺角出現自1967年以來最激烈的警民衝突。衝突的起因源於香港的勞苦大眾趁着新春期間,在街頭擺賣,增加收入。這種做法由來已久,而有關當局一向採取容忍態度。個別地區因而形成久違的夜市,當中以深水埗的桂林街夜市最負盛名。兩三年前,每逢新春,社交媒體便會出現大量有關桂林夜市的照片和當事人光顧桂林夜市的見聞和感受,好不熱鬧。但去年(羊年)的新年未到,食環署人員便在桂林街架設鐵馬,到了羊年的年初一、初二等日子,食環署更如臨大敵般,派出大量人員進駐桂林街。食環署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阻止桂林夜市出現。社交媒體的反應當然是怨聲四起,有人十分有創意地發起「人人是小販」的撐小販行動,但無甚作用。今年的情况大致相同,食環署人員同樣事先進駐桂林街,務必阻止夜市出現。但桂林夜市難產,旺角卻因為警察捉拿小販而導至激烈的警民衝突。不知警察一方是否以為捉拿小販,毋須出動多少警力,在隨後的警民衝突中,警察一方一度罕有地處於以寡敵眾的劣勢。根據個別現場人士在社交媒體上憶述,警民衝突爆發後,個別小販依然繼續買賣。事實上,從電視畫面見到衝突範圍和激烈程度完全超出保護小販所需的力度。衝突由警察捉拿小販而起,但接着的衝突卻顯然與小販無關;因此無論是梁振英或警務處長盧偉聰,在事後只是譴責參與衝突的民眾為暴徒,完全沒有觸及為何在猴年大年初一的日子,警察要捉拿小販。激烈衝突無助減少小販被打壓另一方面,必須向聲稱為了保護小販才不惜跟警察激烈衝突的「本土派」提出這樣的質疑﹕激烈衝突後,政府便會改弦易轍,改變一直打壓小販的做法嗎?由港英年代開始,有關當局除了捉拿小販和充公小販的貨物以至生財工具,還不斷醜化小販;連小學的正規課程亦包括醜化小販的內容,不少「名校」的校規更嚴禁學生光顧熟食小販。假如「本土派」立志要政府改變打壓小販的做法,跟警察激烈衝突不但無補於事,更把問題從對小販種種不合理的打壓轉移到激烈衝突本身。年初一的激烈衝突後,社交媒體的討論焦點就只在於當晚的激烈衝突,小販被打壓的問題反而好像無關痛癢!鑑於小販一直被有關當局醜化,部分人對打壓小販不但無動於衷,更可能拍手叫好。事實上,食環署在羊年前積極部署阻止桂林夜市出現的做法,源自深水埗一些建制派區議員聲稱接獲當區居民投訴,因而要求食環署介入。假如「本土派」要改變政府打壓小販的政策,便不能有勇無謀,必須提出一套可行的小販政策。危健康損市容乃偏見政策倡議卻絕非「本土派」的優先選擇,他們往往傾向直接行動。但小販面對的問題,除了政府的打壓,還有部分市民的偏見。現時在香港的街頭還偶然可以見到食環署的告示,上面寫着:「光顧無牌小販,危害健康,損市容。」由於早在港英年代已停止小販發牌,因此絕大多數的小販都是無牌小販,但危害健康之說則純屬危言聳聽。光顧炒栗子或烘焙番薯的無牌小販絕對不會危害健康,栗子對腎臟甚有裨益;番薯則是高纖食物。相反連鎖店售賣的炸薯條之類的食物含有反式脂肪,那才是危害健康。至於損市容之說則屬莫須有的罪名,像桂林夜市根本就是任何人煙稠密的大城市必然出現(除非是有關當局嚴厲打壓)的城市景觀,何來損市容?但食環署那個有違常理的告示正好說明政府以至部分人對小販的偏見,要糾正這種偏見,勇武的直接行動恐怕只會幫倒忙!應有具說服力的小販政策倡議毋忘初衷是兩傘運動之後仍保持生命力的詞彙,旺角的激烈衝突既是為了保護小販應有的權益,那麼順理成章應有一套具說服力的小販政策倡議;尤其是雨傘運動締造了佔領街頭長達79天之久的紀錄。不過在雨傘運動期間,佔領街頭純屬與當權者周旋的手段,完全沒有顧及佔領街頭本身的意義。小販在街上擺賣正好是佔領街頭,可說是雨傘運動參與者的同路人,不過小販佔領街頭無非為了謀生,而小販佔領街頭的舉動一方面挑戰政府不再發牌的政策,另一方面則直接損害地產商的利益。此外為了得到最有利的位置,小販自然會佔領人流多的地點,容易造成阻塞。因此一套具說服力的小販政策倡議首先要處理阻塞通道的問題,否則無法被當區居民接納。要解決此難題必須發起一次由下而上的地區民主規劃。具體的做法是仿效現時規管紅van的做法,在全港18區制定小販禁區,實際的方案可以不止一個,最後由每區的選民投票決定。不屬禁區的地方,小販可以自由擺賣,當然前提是政府恢復發牌。當每區都制定小販禁區,政府便再沒有藉口拒絕恢復小販發牌。重奪使用街道話語權小販的營運必然涉及佔領街道,迫使政府恢復小販發牌的意義不限於撐小販,更在於重新奪回街道(reclaim our streets),重新奪回使用街道的話語權。這些年來小販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備受忽視,最顯淺的例子是違例泊車跟小販在街頭擺賣同屬阻街,但前者完全毋須顧慮被充公車輛,但小販一旦被捉拿,除了罰款,貨物及一應生財工具(如手推車)全數被充公。迫使政府恢復小販發牌,其實是堵塞香港自詡是法治社會的嚴重缺失。無論如何,保護比雞蛋還脆弱的小販,磚頭絕對不適合,更何况磚頭就是用來起高牆!假如香港社會終於開始討論一套完善的小販政策,旺角黑夜可以變成香港的黎明!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14日)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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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雨傘運動生產的異質空間

持續超過50天的雨傘運動刻下除了要面對法庭頒布的禁制令所列明的清拆指令外,更要處理11月19日凌晨時分,個別參與運動的人士衝擊立法會大樓,損壞了大樓的部分玻璃外牆。雖然類似的野貓式行動並非首次發生,過去的50天斷斷續續出現有關運動策略的爭議;但衝擊立法會的行動除了給予反佔領的人和建制派更多口實,更令運動一直享有的道德高地嚴重受損。雨傘運動秉承港大教授戴耀廷倡議的公民抗命,以和平的方式抗爭,為的是一個沒有篩選的特首普選。衝擊立法會大樓有別於先前的野貓式行動,因為破壞公物,不再是和平的手段。相對於法庭禁制令指明的清拆行動,衝擊立法會大樓對雨傘運動的影響和傷害遠為深遠。但誠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指出,他雖然不能理解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行動,但卻理解行動背後的情緒。他指雨傘運動歷時超過50天,但政府完全忽視運動的訴求,個別按捺不住的參與者才會不理後果,衝擊立法會大樓。可以預計,衝擊立法會大樓的盲目行動一方面會招徠警方、政府和建制勢力的嚴厲聲討;另一方面更會引起參與運動的人士之間的激烈爭辯。由於陰險狡猾的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對運動採取拖字訣,在曠日持久的情况下,佔領港九主要道路的做法,積聚不少民怨。運動急需注入新的思想資源。運動秉承公民抗命的思想泉源,現在運動到達重要的關口,除了公民抗命的主張,更需要補充新的思想理念。回顧運動的初衷,是要撤回人大常委8‧31的決議,重新啟動政改諮詢,最終希望為香港締造一個沒有篩選的真普選。在很多方面而言,雨傘運動是典型19世紀各種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運動,上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柯在他主講的法蘭西學院公開講座指出,19世紀是歷史的世紀,20世紀則是空間的世紀(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html)。福柯的講法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第一個層次恰好也是歷史轉變的層次;19世紀承接着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餘威,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思想理念或意識形態輪番衝擊既有的體制和秩序,重大的歷史轉變甚至是烏托邦都恍若指日可待,人們對歷史充滿期盼。20世紀卻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1914年爆發的戰爭粉碎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想法,社會主義革命淪為由類似秘密組織的革命黨秘密推動,革命亦淪為新的獨裁統治取代舊的獨裁政權。對新自由主義者而言,就連20世紀後半部出現的福利主義和福利國家,也是災難;總的來說,整個20世紀雖不至於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但卻沒有任何事情令人對歷史產生期盼,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東歐變天等事件,只是令人鬆一口氣,不是令人驚喜;更何况蘇聯、東歐和德國的巨變之前發生了六四血腥鎮壓。規訓社會 建基於空間佈局另一方面,正如《帝國》一書的兩名作者指出,福利主義其實是規訓社會的胡蘿蔔(監獄和精神病院則是大棒)。規訓社會的概念來自福柯,20世紀是空間世紀的想法和規訓社會的概念相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着眼於歷史轉變和改造歷史,福柯則把目光擴至空間的問題上。福柯受邊沁(Bentham)的全景敝視的監獄(Panopticon)設計啟發,指整個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模式實乃溯源於這種設計。全景敝視的監獄把囚犯關禁在個別細小的囚室裏,犯人之間無法看到對方,但高居在監獄中心塔內的獄卒卻可以隨時察看個別囚犯的一舉一動。全景敝視的監獄設計迫使囚犯把監獄的規訓秩序內在化了,換言之規訓社會其實建基於特定的空間佈局和間格,這些特定的空間間格有其特定的社會功能制約着人們的一舉一動。適齡學童必須送到學校受教育,不能留在家中;生病則送到醫院,死亡也要送到醫院得到證實。相對於歷史世紀,空間世紀的意思是說,與其停留在19世紀的思維方式,追求烏托邦式的歷史轉變,不如把目光放在空間的佈局和空間的間格怎樣規訓人們的一舉一動。福柯在是次公開講座中提出了heterotopia的構想,把之譯作異質空間雖然未能表達福柯想說的全部意義,但每當討論現代社會的問題時,中文詞彙往往十分貧乏;為了方便討論,只能退而求其次了。福柯說的異質空間是指一種能擺脫規訓社會賴以形成的特定空間,福柯似乎呼籲人們與其再醉心於改變歷史,倒不如致力於締造異質空間,擺脫規訓社會的重重制約。對於當前處於重要關口的雨傘運動來說,異質空間的構想值得深入探討,超過50天的抗爭運動,已經在不知不覺間建構了福柯說的異質空間。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設在金鐘佔領區的自修室,一般而言,學生自修室設於學校或公共圖書館,但設在平日交通繁忙的夏愨道卻完全將日常的生活秩序倒轉過來。在沒有任何計劃下,金鐘佔領區出現了連儂廣場和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藝術裝置,外國的媒體甚至以sudden explosion of art(藝術突然爆發)來形容。即使不提這些藝術裝置,單是在旺角或銅鑼灣這兩處全港最熱鬧繁華的商業區紮營露宿,已是匪夷所思。單是這一點或許福柯也會同意超過50天的雨傘運動在有意無意間已建構了福柯構想的異質空間,即使運動無法迫使當權者撤回不合理和不合法的人大常委決議,卻成功建構了異質空間。商場豪宅 空間佈局單一化或許個別讀者會認為成功建構異質空間的講法頂多是精神勝利,並無實質意義。問題是雨傘運動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會尊重公民權利,隨時和任意拒絕公民入境的政權。要求這樣的政權讓步,讓香港的政治局面徹底改變無異於與虎謀皮。雖然雨傘運動由開始便是抱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決心和勇氣,但現時運動必須另闢途徑,何况異質空間的想法絕對不是精神勝利,因為在香港的歷史裏,卑微的小販曾經同樣締造了異質空間。今日在地產霸權和領匯霸權的主宰下,小商戶捱貴租不在話下,要在旺角或銅鑼灣見到小販擺賣比晚上見到流星雨恐怕還要困難。但筆者求學時,旺角的奶路臣街、花園街、洗衣街等,隨處見到流動小販擺賣;通菜街更設了固定的小販攤檔,因而出現女人街的別名。固定的小販攤檔其實是有關當局為了控制流動小販而設的,隨着流動小販絕迹街頭,香港市區範圍內早已再沒有新的固定小販攤檔(天水圍的天秀墟不知是否還存在)。在旺角佔領區,參與佔領的人士早已自行組織,走入旺角社區,了解社區內對雨傘運動的觀感之餘,亦一併解釋雨傘運動的意義,爭取諒解,被普遍接納是運動的出路。深入社區和異質空間的構想不但沒有衝突,更是相輔相成。今日香港的不同社區都面對空間佈局單一化的問題,到處都是一式一樣的連鎖店。市建局負責的重建項目完工後,不是矗立大型商場,便是屏風式豪宅。在網絡世界早已有人發起支持小商店、唔幫襯連鎖店的行動,但這些行動卻不及要求有關當局恢復流動小販發牌般徹底。不過恢復流動小販發牌是有爭議的議題,雨傘運動要深入社區正好可以找出社區內對此議題的意見。另一方面雨傘運被批評阻住他人搵食,要求恢復小販發牌恰好是為了讓草根市民容易搵食,但最大的意義在於小販是城市地景和風貌的締造者,小販締造的地景有別於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雨傘運動爭取沒有篩選的真普選,無非是為了打破現時香港幾乎任何事情都是由上而下的局面。永久保留異質空間換撤離總而言之,異質空間的構想絕對不是精神勝利,更是雨傘運動的上乘出路。除了以締造異質空間之名深入社區外,更可以以永久保留雨傘運動建立的異質空間作為撤離的條件。當然在政府沒有任何讓步的情况下提出撤離有如政治自殺,甚至是自我放逐,但不要忘記福柯說的異質空間不單止是某處地方,而是heterotopia,從字詞的構造和根源(etymology),heterotopia和utopia屬同一層次的理念(福柯的公開講座的題目是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面對冥頑不靈,任意剝奪公民權利的中共政權,爭取真普選如同建立烏托邦般虛無,反而不及福柯設想的heterotopia實際。永久保留雨傘運動建立的異質空間可包括要求重開公民廣場、保留連儂廣場和在雨傘運動中盛放的藝術裝置,要求合情合理之餘,亦能涵蘊超過50天的雨傘運動的豐富意義;更何况撤離不表示運動結束,而是運動有意識地建構福柯設想的heterotopia。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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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田北俊作為隱喻

剛辭去自由黨黨魁一職的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因勸導特首梁振英自動請辭而被中國大陸的全國政協委員會褫奪全國政協委員。消息公布後,田氏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辭去行會一職,間接阻止董建華強行在立法會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再次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英雄。連田氏的反佔中立場也無阻金鐘的佔領者向他歡呼,或許在香港刻下的政治環境下,但凡有勇氣講真話的知名人士都會被視作英雄。但以隱喻來形容田北俊的所作所為和得到的對待除了更恰當,更可以促進思考,尤其是思考香港當前的處境。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指出,在思想的領域裏,隱喻的意義有如現實世界的廢墟一樣。田北俊說自己是一名會說不的建制派,但像他這樣會說不的建制派卻是獨一無二,亦即是說在香港的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代表性,毫無象徵意義。但作為隱喻,田氏所盛載的意義卻十分豐富。就以他勸喻梁振英自動請辭一事,誠如田氏自己所言,合情合理。建制派的政治目標清楚簡單,無非是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建制派支持梁振英的前提是後者同樣會維護建制派的既得利益,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擺出一副以全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的姿態,因而未有得到相當部分香港財閥的支持。後來因為主要對手唐英年爆出僭建醜聞,梁氏在候選人公開辯論時窮追猛打,並指出問題不但是僭建問題,更是誠信問題。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之;梁振英當選特首不久即被揭發同樣犯了僭建。更甚者,梁氏面對一己僭建的醜聞時,諸多推搪,企圖敷衍了事,梁氏的誠信瀕臨破產。另一方面,梁振英上任後的人事任命,予批評者用人為親的口實。在處理免費電視牌照一事中,梁振英更違反促進競爭的商業原則,以出現過度競爭的藉口,拒絕向表現最進取的香港電視發牌。凡此種種,處處表示梁振英絕非稱職的特首人選。及至政改,更因為梁氏處理不當而直接和間接引發目前這場世界知名的雨傘運動。 田氏成隱喻,建制成廢墟建制派的目標無非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但眼前來勢洶洶的雨傘運動卻是衝着建制派的既得利益。梁振英辭職有助化解運動,田北俊十分客氣地勸告梁振英辭職完全符合建制派的利益,可是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人和應!田氏說他獲得佔領區的人士歡呼一事,十分奇怪。更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陣營明知梁振英請辭有助化解運動,維持一己的既得利益,但卻無人和應田北俊合情合理的勸告。在思想的領域裏,田氏變成隱喻,而在現實世界裏,香港的建制陣營則成了廢墟!田北俊作為隱喻的另一優點是讓人們重新思考2003年的事情,如果今日的田氏失去全國政協委員的職銜後,灑脫地辭去自由黨黨魁的榮銜,全心為香港市民發聲,因而成了不少人心中的英雄;那麼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連半點自知之明也沒有的董建華政府依然準備強行在建制派佔多數的立法會強行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幸好田北俊果斷地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職銜,令反應經常慢三拍的董建華也要知難而退,兩者相比,2003年的田北俊簡直是超級英雄了。但當年香港的建制陣營一如今天一樣,同樣不知自己的利益所在。即使是田北俊,若果沒有七一大遊行的震撼,也未必醒覺到基本法23條立法的禍害。健全的市場運作有賴信息自由收發,基本法23條一旦立法,如同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辦報自由等香港社會的基石上重重一擊,更有可能妨礙信息的自由流通,令香港一向蜚聲國際的自由市場蒙上不必要的陰影。但整個建制陣營對基本法23條立法卻沒有絲毫危機感,就連要求當時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首先以綠皮書的形式諮詢,然後再改為白皮書的卑微要求也不願支持。今日,建制陣營中人以至政府高官開口埋口說香港核心價值。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直接危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整個建制陣營卻是無動於中。或許田北俊在事件中的確扮演了超級英雄的角色,但無論是蝙蝠俠、蜘蛛俠或超人等超級英雄電影,但凡要勞煩超級英雄打救的場面必定是令人揑一把汗的。2003年,毫無作為的董建華政府強行為基本法23條立法一事確是令人揑一把汗,因此才需要超級英雄打救。 田少變英雄,香港處境令人揑汗但田北俊這位超級英雄,一如電影的超級英雄一樣,沒有絲毫的象徵意義,有的就只是作為隱喻的意義。從隱喻的角度而言,由數名大財閥壟斷經濟命脈的香港和電影蝙蝠俠的Gotham City相差無幾,瀕臨於一夜間淪為廢墟的邊緣。如果認為這樣說有誇張失實之嫌,不妨把目光再放遠一點。當初起草基本法時,並沒有基本法23條的條文,後來因為中國大陸發生六四血腥鎮壓,引起香港社會極大反響,才急就章加上23條的條文。六四血腥鎮壓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形成的矛盾所至,基本法臨時增加23條的條文其實是變相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造成的矛盾暗地塞進基本法裏,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則是建基在這樣一部的基本法上。今日好像無法解決的政改風波同樣源於這部基本法,田北俊被褫奪政協委員職銜一事,不少評論已指出充分暴露北京當局的處事方針。但與其把田氏當作英雄,不如把他當作隱喻,因為這樣才能說明刻下香港無異於廢墟的處境。在香港,經常聽到一些知名人士高談必須實事求是,提出香港無異於廢墟正好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廢墟不表示沒有價值,相反世界上不少著名的歷史廢墟被聯合國評為人類歷史遺產。說香港是廢墟,意思不在於把香港看成是人類歷史遺產,畢竟香港是700萬人生活的地方。說香港是廢墟,用意是要理解淪為廢墟的因由,而最大的因由莫過於梁振英顯然是香港建制陣營的負資產,但整個建制陣營裏,就只有田北俊一人有勇氣勸告梁振英自動請辭!文/馬國明編輯/ 孫賢亮 丁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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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後佔中民主運動——公投恢復小販發牌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30"] 香港和平佔中全民投票[/caption]人大常委通過一個最保守,完全扼殺香港市民自由挑選特首候選人的政改方案後,佔領中環的公民抗爭已是如箭在弦上。無論佔中的公民抗命成效如何,面對北京政權強橫地封殺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繼續。但有法律效力的政改既然過不了北京獨裁政權這一關,香港的民主運動便必須另闢途徑,繞過北京政權的首肯。這條避開北京的民主之路其實早已在今年六月舉行的民間公投實現了,不要小看六月民間公投的作用,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門剛舉行了民間公投,但澳門當局卻巧立名目,拘捕主持民間公投的人士。正如主持民間公投的港大民意調查中心主任鍾庭耀博士所言,民間公投是一項社會資產,因此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繼續善用這項資產。在討論怎樣善用這項資產之前,不可不提自從佔中運動的意念提出之後,各種似是而非的反佔中言論紛紛出台。各種反佔中的言論中,以「幫港出聲」的言論最令人齒冷。不過「幫港出聲」的理念有其參考價值,香港的弱勢社群經常沒有發聲的機會,有人代他們發聲是好事。這類弱勢社群中,以流動小販這群體最需要有人代為發聲。無論是九七前或九七後,流動小販都是政府的打壓對象,連偏遠的天水圍天光墟也逃不過食環署的小販掃蕩隊的打壓。流動小販的罪名不外乎是無牌售賣和阻街,有關當局早已停止發牌,無牌售賣這條罪可謂強加在小販身上的。至於阻街,違例泊車也是阻街,但違例泊車只需繳交定額罰款,小販除了繳交定限罰款外,所有貨物和生財工具一律被充公。同樣是阻街,小販受到的懲罰嚴厲百倍。諷刺的是香港社會一向以香港是法治之區而自豪,但小販受到的對待卻說明流動小販在法律面前並沒有得到平等的看待。要為弱勢社群發聲,小販是首選的對象。 小販最需要公眾代發聲香港的民主運動既然卡死在以天朝自居的北京獨裁政權,要另闢途徑便必須結合香港社會裏的弱勢社群。說到底民主的意義無非是要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地方的政治藍圖,小販既是被壓迫的一群,香港的民主運動在與北京商討之路完全封閉後,唯一的出路便是結合香港被壓迫的社群。因此民間公投這項社會資產可以用來舉行一次香港政府應否恢復小販發牌的全港公投,當然民間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但透過舉行公投,贊成恢復發牌的人士須大動員,解釋恢復小販發牌的社會意義。正如佔中引發社會對公民抗命的討論,舉行應否恢復小販發牌的公投亦必然引發有關城市權利(The Rights to the City)和城市空間間格的討論。此外,贊成恢復發牌的陣營必須面對一旦重新發牌,怎樣規管小販的問題。這種討論客觀上有如向北京示威,雖然北京提出一個令人徹底失望的政改方案,因而令香港的政制原地踏步。除了選委會的極少數人士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能參與特首選舉。但透過民間公投而引發的討論,香港社會向北京說明,即使不能選特首,亦可以參與香港社會的決策! 民主派獲重要地區議題或許讀者會認為筆者的見解有點兒阿Q精神,關鍵是當民間公投的結果顯示有多數人贊成恢復小販發牌,在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便獲得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現時全港十八區的區議會全由建制派控制,民主派團體只餘零星的議席。民主派在地區層次全面退卻,一個經常被提出的原因是抵擋不了建制勢力的「蛇、齋、餅、糉」攻勢。這個原因雖然成立,但「蛇、齋、餅、糉」攻勢奏效,無非是因為區議會的層次缺乏如佔中這類黑白分明的議題。恢復小販發牌的議題或許不能跟佔中相提並論,但一旦恢復小販發牌在民間公投中得到多數人的認受(要得到這個結果當然涉及大量有關小販正面意義的探討),從事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須要仔細探討怎樣說服當區的居民接受小販在區內擺賣。流動小販一方面方便當地居民購物,但亦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滋擾,更何况香港的城市發展愈來愈像一個患上潔癖的人,因此必須解決滋擾的問題。一個可行的做法是參照現時運輸署規管紅van的做法,現時香港多條交通幹線都禁止紅van使用。其他道路亦設有禁區,限制紅van上落乘客。除了這些限制外,紅van的運作大抵由行內人士自行決定。一旦恢復小販發牌,在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可以廣泛收集區內居民的意見,在某些交通樽頸位置設立禁區,絕對禁止小販擺賣,某些地方則設立時限等,總之是精心安排,讓滋擾減到最低。恢復小販發牌後,只要在地區層面妥善安排,把滋擾減到最低,小販便能在香港的街頭名正言順的重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爭取恢復小販發牌和妥善安排小販在全港十八區擺賣的議題上,建制派是綁手綁腳的。建制派無非是香港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代理人,香港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是地產商,恢復小販發牌直接損害地產商的利益。恢復小販發牌,捱不起貴租的小商戶可以索性做小販,轉而在街頭擺賣。長此下去,商舖的租金必定會下調。 北京封殺下 公投體現民主猶記得2012年的特首選舉,民主黨的何俊仁代表泛民參選,他的主要政綱是抗衡地產霸權,但他卻沒有提出任何足以抗衡地產霸權的措施。為長期被打壓的小販社群發聲,爭取恢復小販發牌是對抗地產霸權最有效的方法。建制派既是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倒自己的米,爭取恢復小販發牌。在這項議題上,民主派團體絕對佔了先機。舉行公投是最能體現民主的方法,北京封殺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社會卻可以運用公投來體現民主。當然可能無無謂謂地舉行公投,但恢復小販發牌是嚴肅的議題,政府每年花費大筆公帑維持一支專門掃蕩小販的小販掃蕩隊。但小販無非是一群教育程度有限的勞苦大眾,以自己的方式謀生之餘亦惠及附近的居民。佔中之後的民主運動必須為長期被打壓的小販社群發聲!文×馬國明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小販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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