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刻舟求劍到逆水行舟

2017年6月,香港人被各種「回歸20年」的討論和回顧淹沒。我個人對這種年結式/十年結式的「回顧」一直興趣不大。我總覺得年月是時間的單位,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和社會變遷沒有因果關係,於是20年不見得比19年或21年更值得反省回顧,12月也不應比11月更有回顧價值。很多社會變遷都是持續性的,用「齊頭」的數字作結不見得是最好的框架。用文件或文字來規定社會在某段時間的變遷,像「50年不變」,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多年來最重要的變遷是什麼? 這篇文章的截稿恰好定在6月30日,好像是某種命定要寫點和「回歸20年」有關的東西。這段日子給人問了很多相關問題,令我不禁想:這許多年來最重要的變遷是什麼? 一直以來,一國兩制的最深層次矛盾,是中港在政治價值上的差距,或者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港人主流在政治價值上的差距。我會問:二三十年來,這差距拉近了麼? 一國兩制基本構想上着眼的「兩制」差異,最初當然是經濟性的(「兩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中國內地和香港最大的差異在經濟制度、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上,而原有法制、司法獨立和法治、各種人權和自由,是香港經濟制度重要的政治配件。在一國兩制原構想下,這些政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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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心與恒產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費格遜(Niall Ferguson)所著的《金錢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2008年)是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此書除了用非常簡易、門外漢也可以明白的語文,扼要地討論了各種世界上資本主義財金工具(例如股票市場、債券、各種衍生工具)的源起和演化外,對很多制度都有政治角度的解說和分析,以及討論其和政治、政府政策的相互關係。我這類政治學出身的人讀來特別有興味。 擁有物業是否民主政體構成的重要條件? 費格遜書中第五章談到房地產市場(Safe as Houses)時,有一個有趣的論斷。他認為說英語的國家的人特別重視置業,以致不少都是「擁有資產的民主體系」(property-owning democracies)。且不論早年英美等民主國家,只有擁有資產(土地或房屋,或有繳交相關稅項)的人才能投票,由羅斯福「新政」(New Deal)年代開始,共和民主兩黨都視協助人民置業為重要政策目標(因而是少有的跨黨派共識),列根年代甚至把置業視為「美國夢」的一部分,因此多年來美國政府會用各種不同的政策優惠來協助人民置業(例如美國是最早有按揭稅務減免的國家)。背後的理解是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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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同的威權想像

民主派在十二月時一舉奪下三百多個選委,帶來了以今次特首選舉推進民主的憧憬。在這個撲朔迷離的特首選舉中,我最近常在想,不同的選舉結局,可以帶來怎樣不同的威權政府。 我說的是兩種不同的威權主義想像。不要弄錯,無論是曾俊華或是林鄭月娥當選,都不會動搖現存的威權體制。曾俊華自然在意識形態上較接近民主派,但重啟政改或推翻8.31 ,必須中央根本改變對港政策。今天來看,這些似乎都相當遙遠。 政綱都不重要 第一樣應可肯定的,是各項政策政綱應該是不重要的,因為大量選委可以未看政綱便決定提名誰了。以兩人各項政綱之近似度和過往方針,大家可以不用期望社會經濟民生政策有很大變化,誰人當選都只會是新自由主義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resource-driven,這應該也是社民連反對曾俊華的基本理由了。 主要分析方向,是看兩人在選舉中分別的支持基礎。假設是:特首要向其主要支持者負責,當選後回應其訴求,正如多年來我們假設地產商對誰當特首有極大影響力,因而會造就地產霸權一樣。 林鄭至今約兩個月的「選舉工程」,最突出的,是差不多完全沒有嘗試爭取反對她的人支持她,例如民主派的325選委,差不多是不屑爭取。說是we 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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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退潮之際反倒退

大約10多年前,研究民主化的學者開始爭論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現退潮。由1990年亨廷頓開始提的「三波民主化」論述,頭兩波都是有一個大漲潮、有一個大退潮的。第三波民主化由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開始,到了今天超過40年。近幾年學者的共識是:全球正在民主化的一個大退潮中。 民主退潮已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剛很快地看完一本由戴雅門和柏特拿編著的《民主在倒退?》(Democracy in Decline?)的小文集,書中不少都是近年來在Journal of Democracy討論有關民主是否退潮的文章。大約10年前,不少學者不願承認民主在退潮,還會爭論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應該從哪時開始計民主在某國是進步還是退步了,或者說某些國家從來就不是穩固的民主體系等。到了2010年爆發「茉莉花革命」,樂觀情緒更令人覺得民主沒有退潮,而可能「阿拉伯之春」會帶來「第四波漲潮」。但幾年下來,「茉莉花革命」並沒有真正的帶來民主化,各國中其實只有突尼斯有民主進步,到了今天不少國家如埃及或巴林,甚至比以前更高壓,更遑論被內戰蹂躪的敘利亞了。 戴雅門要我們「直面民主的退潮」(facing up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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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點燈的「選舉」

都說研究香港政治,其中一個概念困難是如何把現有政體歸類。說是Levitsky和Way的「競爭性威權政體」,但香港沒有真正產生政府的選舉(不公平的也沒有);說是以前關信基和劉兆佳說的「自由專制」(liberal autocracy)吧,則「自由」的一部分好像已經有點靠不住;說是「選舉型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則「民主」固然談不上,我們連真真假假的產生政府的選舉也沒有。 最近幾個月的特首「選舉」的發展,令我疑惑非常:這究竟算是一種什麼樣的「選舉」?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明白這個制度邏輯的:這是一個中央在考慮了香港主要財閥意見後,挑定人選,然後選委確認的過程——至少首兩名特首是如此。到了2012年有明顯轉變,中央可以容許兩名可接受的候選人作某種競爭,以政綱或各種公開活動,爭取民意和選委中不同利益集團的支持(不包括民主派選委),然後在最後作決定,再由選委確認。這個改變,本來應該是打算為可能在2017年推行「先篩選、後普選」的特首選舉作準備的。 一種「放風政治」 到了2017年特首「選舉」,過往幾個月,某陣營的主要策略一直都是「嚇走對手」,聲稱中央已選定某人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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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的危機

特朗普當選,對很多人是難以接受的事實。號稱「最大的自由民主國家」,選出一個不少言論立場都違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這其實反映了現代自由民主體制面對的深層危機。而這危機,不光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當選,而是現代西方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已經無法應付急速轉變的選民文化,民主體制亦未能承載人民的期望。「不滿的公民」問題西方的歷史悠久、發展水平較高的民主國家,近10多年來一直面對所謂「不滿的公民」(disaffected citizens)的問題。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民主意識提升,公民愈來愈不滿意當權者的民主表現,例如他們覺得民選政客講一套做一套、不能實踐政綱和真正代表民意,以及既得利益操控政府過甚、民選政治領袖都會犧牲和出賣普通民眾的利益、行為往往違背傳統自由民主精神等。「不滿的公民」覺得傳統政黨和枱面上見着的政治人物,不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價值。為了抗議政治現狀,他們訴諸直接行動(例如佔領)抗議,把票投給「素人」或新生政黨,甚至支持極端或激進政治主張的新力量。他們覺得正常的政黨輪替根本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於是希望有更「出位」的政治領袖,希望可以「shake things up」。選民覺得傳統政治找不到出路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世上各國受壓迫的人民,10多年前紛紛把票投給左翼的政黨和候選人(最佳例子是拉丁美洲產生不少民選的左翼總統);到了近年,不少弱勢和不滿的選民把票改投給右翼的、主張排外的政治力量。更多的選民覺得傳統的政治找不到出路,於是愈願意接受「另類」的選擇。當然,沒有證據顯示右翼當政真的會解決他們的困境和壓迫,因為資本壟斷和既得利益的優勢不會輕易因選舉結果改變,社會上的各種不公和壓迫對民選政治也有極強的抗力。透過民主政治改變公共決策,未必便能抵擋各種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衝擊。特朗普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有某種話語應該是對不少美國選民很奏效的:他經常說「those in Washington……」(那些在華府的人),利用一般民眾對主流政治和當權者的不滿和厭倦、渴望變遷的心態,鼓動他們投票把非主流的人送進權力中心。相較之下,他個人的道德問題便變得沒那麼致命,因為不少選民覺得長期在華府打滾的人,也不會是什麼好人。這個情况其實和5年前的香港有點相似。有不少人當年支持梁振英,因為他們希望帶來改變,因為他們相信當時香港的狀况已經爛透,而應該只會蕭規曹隨、一直處於建制權力中心的唐英年一定不會帶來改變,於是心理上支持梁振英「博一博」。5年後的今天,他們當然可以清楚看到梁振英帶來的改變了。政黨失選民信任 傳媒與民意脫節前陣子在看一本書,是《衛報》前記者格雷活(Glenn Greenwald)寫有關他採訪斯諾登「吹哨」的經過。斯諾登執意要找英國(或者非美國)的傳媒作泄密,因為他覺得美國的所有主流傳媒都和華府太熟、關係太密切,找他們的話可能未揭密他的人就消失了(而斯諾登說揀香港發布,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身處的地方,是一個其人民與他同樣珍惜政治價值的地方,他的印象是香港雖然受中國的高壓統治,但卻努力奮鬥維護某些基本政治自由)。特朗普當選暴露的危機,是現在美國的主流政治和政黨,已經慢慢流失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主流傳媒更和新的民意走向有脫節現象。這種趨勢在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一段時間,英國的兩黨壟斷輪替在2010年已經結束,脫歐公投充分反映政治精英無力掌握民意走向,只是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以全球注目的相當戲劇性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各國政治精英似已找不到應付方案在網絡世代,選民的觀感變得相當快,快過主流傳媒和政治精英可以掌握的速度。各種社會的主要建制,都已經變得「離地」而無法掌握和管理這種極快轉變的選民情緒。於是民選上台的朴槿惠可以民望跌至5%,然後網上謠傳她辭職,很多人即時便會相信、轉發。問題是:當這種快來快去的民意找不到有效的載體,要持續推動建制改革,其實是相當困難的。結果是周而復始的失望而再找尋出路,而主流政治和群眾愈走愈遠,無法掌握民意也就無法以政策回應。格雷活的書,以這段作結:「即使最堅決的活躍分子往往也會陷入失敗主義。現有的體制似乎太強大、難以挑戰;正統似乎根深柢固、難以撼動;似乎有許多既得利益者努力要維持現狀。但是,我們要在怎樣的世界生活,不應是由一小撮精英黑箱作業決定,而是由我們人類集體來決定。吹哨揭密、政治採訪和各種運動,正是為了推進人類思考和做決定的能力。」這段看似很合香港人用的東西,說的可是美國呢。這是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對現今民主建制的評價。在很多公認民主體制較成熟的歐美民主國家,他們的民主表現已經滿足不了人民的期望了。對民主要求很高的公民,對各種常規的政治參與程序不存厚望,覺得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只是某種「必要的惡」。但各國的政治精英,似乎已經找不到應付方案。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各國右翼抬頭,看來只是這種危機的前奏。反民主制度邏輯的政治變遷,恐怕會陸續有來。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1日)其實文章:「青政抵死」是低層次的想法?(袁海文) 民主 民粹 右翼 特朗普 2016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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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建基本法 中港愈走愈遠

說這次是人大「釋法」,也許是最誤導的一種說法,因為已經是把《基本法》的某些內容加料重新寫一次了,怎麼還可算是「釋法」呢?現在用的是第158條的名義,做的是第159條的東西。基本法第104條中的「依法宣誓」就只有4個字,怎麼可以變出一大篇文章來呢?整部基本法,都沒有「監誓人」這個公職,怎麼可能就加插一個這麼大憲制權力的角色,可以「一誓定生死」,決定立法會議員以至所有公職人員能否就任呢?這就是傳說中的黨委書記嗎?從8.31決議,到確認書,到今次「釋法」,都一脈相承,是為了不容許某種政治傾向的人出任有權力的公職。前兩者是制度上製造一個可以不讓某些人參選的關卡,後者是不理你幾萬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言行不合心水,一樣可以把你打掉。徹頭徹尾的人治九七以來,5次釋法,只有第四次關於剛果案是由法院提請,算是符合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因而反對聲音最少。第二次(關於政改)和第五次都是人大主動釋法,第一次和第三次則是由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同樣不符合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每次釋法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由上而下設定新的規定改變基本法的內容,其實是一種僭建。2004年釋法把啟動政改的三部曲變為五部曲,今次在宣誓程序上加上這許多限制,說是為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時的「立法原意」加以解釋?能說服誰呢?證據呢?這只不過反映政權今天當下的政治需要而已。說到監誓人可以判斷宣誓者是否「真誠、莊重」(選舉主任就是這樣做呀)地宣誓,而決定民選代表可否當議員,那已經是徹頭徹尾的人治了。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法律和憲法都是上層建築。共產黨既然號稱「代表全國人民」,便可以主導所有這些制度架構,於是法律只是為政治服務,可以為了政治需要而把法律和憲法肆意改變,甚至將之用作高層權力鬥爭的工具。一國兩制、香港的司法獨立和高度自治、國際形象,以至未來發展都可以犧牲,全都只是這次權力鬥爭中的某種附帶損失(collateral damage)。中共對法律的看法和香港的西方法治精神相異,是一國兩制最大的深層次矛盾。把政治工程包裝為法律行為,對香港的法治制度和精神、香港人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信心,以至一國兩制,造成最大的破壞。一國兩制的最大矛盾和困難,是中港之間的政治價值差距;準確一點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香港人民間的政治價值差距。香港人重視法治、人權、自由、民主、程序理性。一國兩制,本來的設定就是要保護這些價值在香港可以維持,令生活方式可以50年不變。暴露中港政治價值鴻溝如果問為什麼近幾年港獨思潮蠭起,你也許可以說梁振英是「港獨之父」吧;但港獨的「老祖宗」又是誰呢?自2008年來,中港在政治價值上愈走愈遠。近年來中國對異見和言論自由愈加高壓,而香港(尤其年輕一代)隨着人民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提高、世界民主思潮影響,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愈來愈多,這政治價值的差距愈來愈大。你可以禁絕任何口頭宣傳「香港獨立」的人出任議員,但不會令港人歸心,客觀效果是令港人愈走愈遠。收回主權近20年,香港人(尤其是沒有怎麼經歷殖民統治的年輕人)愈來愈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人心回歸」的工程完全失敗。你可以看看國民黨威權時期的台灣,不單禁絕台獨思想,連學校內講台語也是禁絕的,最後又怎樣呢?你無論重複多少次「中央有誠意落實一國兩制」、什麼「基本方針不變」,搞一次這樣完全違反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僭建基本法,完全暴露了中港政治價值上有不可修補的鴻溝。你希望港人支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他們究竟應該支持哪一個時空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呢?如果一國兩制不單代表沒有真普選,還代表中國政府可以隨意改變遊戲規則和破壞高度自治和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制度,那還如何可以吸引年輕人支持一國兩制呢?李飛說,他相信過若干時間後年輕人會看清楚;現實是,因為你們,他們昨天就已經看清楚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8日) 基本法 一國兩制 世代 人大釋法 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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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危險是習以為常

近年的民主化研究,開始確認全球的民主化已進入困境,所謂第三波的退潮(the third reverse wave)已出現。有關的提法在大約10年前開始,後來因為2009至2010年爆發了「阿拉伯之春」,樂觀情緒高漲而暫為緩和,但「阿拉伯之春」沒有真正令中東民主化,部分國家如埃及更出現倒退,令學界的判斷出現轉變。所謂第三波退潮,倒不是說有大量國家由民主變成專制,而是不少專制國家更加高壓(例如中國),不少半威權國家愈來愈牢固(像俄羅斯),民主素質(quality of democracy)的不同層面例如法治和公民自由等持續惡化,令人覺得距離自由民主的政體之路愈來愈遙遠。最大危險是習以為常不同學者認為半威權政權的最大陷阱,是在長期半紅不黑的狀况下,很多人出現「過渡疲勞」(transition fatigue),喪失動力持續爭取制度改革。另一問題是民眾對很多不合理安排習以為常,慢慢接受現狀視為常態。群眾對各種不公義事件或自由權利的侵害,初則憤怒,繼而習慣,然後冷漠和接受現狀,並將之合理化以自我解嘲,最後是對出來抗爭的人持一種鄙視嘲弄的態度。半威權體制由是可以永續,以至持續鞏固。香港的有限選舉帶給人驚喜的地方,就在於像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或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偶爾會有一種能量的爆發,顯示很多市民仍然存有希望,覺得自己的力量可以改變政治前景。我日前看電視新聞,俄羅斯國會選舉前訪問某選民,她說覺得投票沒用,因為政府似乎已經控制一切。事實上這選舉當然不是無關痛癢的,普京的政黨就在這次投票率不足五成的選舉中多贏了超過100席,拿得超過四分之三議席,因而可以隨意修憲了。ABC之外的政治議程這次立法會選舉迸發的公民能量,如何可以承載以推動社會改革進步呢?今屆立法會選舉,主要議題其實只有一個:反對梁振英連任。投票支持反對派候選人的選民,希望增加制衡、反對和抗爭的力量。港獨議題雖然引人注目,但是由於不少候選人其實都沒有明確表明支持港獨,選舉論壇也未見有效的辯論,並沒有真正成為主要選舉議題。在ABC的大纛下,很多民生問題和政策討論都在這次選舉中靠邊站,而代表基層的力量(包括一眾基層民主派如民協、街工和工黨,和建制派的工聯會)都戰績低落。但近數月的政治發展都顯示:梁振英似乎已經喪失所有的政治支持,而對近月來各種不利形勢和醜聞,差不多完全沒有還擊之力,也不見有政治力量出來支撐他以扭轉頹勢,甚至有傳言說他將連當候選人的資格也沒有。對公民社會和反對派而言,如果梁振英明年連任,當然只能走向全面的抗爭,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基本自由、社會自主與香港自治。如果梁振英競逐連任,短期目標也會是盡力以各種方法阻止其連任,包括在選委層面作各種的合縱連橫。但如果梁振英根本連選也不能選呢?那麼反對派的短期和中期目標還剩下什麼?以即將來臨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為例,反對派要發動人參選,短期內號召口號當然是ABC,但這群手握投票特權的非建制派選委,將來投票時,除了ABC外的投票標準是什麼呢?要選出一個什麼樣的特首,以什麼方針和政策綱領管治香港到2022呢?如果梁振英不會連任,3個月內,可能貫穿整個立法會選舉的議題就會完結。新的危險與制度改革這是一個新的危險。經歷過梁振英後,小圈子產生一個曾俊華或者曾鈺成,大家都已經額手稱慶,舒一大口氣。慢慢公眾會習以為常的喪失了改革體制的動力,只將希望寄託在一個沒有那麼糟糕的人身上。這不是沒有發生過的。2005年董建華下台,曾蔭權上台後令社會動員短期內靜了下來,但2005至2012年曾蔭權當特首的7年,正是新自由主義最肆虐的時期。領匯上市、貧富懸殊加劇、中港加速融合,房價高升,累積很大的民怨至梁振英一朝。然後周而復始,民怨爆發,差勁的領導人下台,新的較受歡迎面孔捱它兩三年,然後管治危機再現,但體制沒有改變,甚至因為各種扭曲已經愈陷愈深,民眾可以接受的扭曲也會愈來愈多,社會其實已經比前倒退了。新一代抗爭者進入議會,會有更多持續的有效抗爭,可以繼續暴露現體制的不公義不合理,令不民主的政體持續陷於危機中,但要推動根本的政經制度改革,需要有更深的思考和新的進路。我甚至覺得香港的政治現况已到了某個狀况:反對派已經不需要挑戰現體制的認受性,因為大家都知道它的認受性已經所剩無幾;不需要再暴露政府高層缺乏誠信,一個已經在破產狀態的人是不能再破產的;也不需要努力暴露政權的危機,因為政權會主動為自己製造危機。問題是:政權出現危機不代表我們可以改變制度,有新的制度取而代之。我們除了重複的暴露現體制「唔掂」外,究竟如何可以推動根本的制度改革?下一階段的綱領揭露橫洲事件後的官商鄉黑當然重要,但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只是整個腐敗體制的冰山一角,大家都會知道現存的政經體制不改,同類的事件會持續出現,因為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辦法,本來就是造就大量官商政與其他既得利益集團互相勾結的制度基礎。反對派和公民社會,是時候思考在下一階段如何結集力量,提出新的綱領和主張,可以在「倒梁」之後推動根本的制度改革。第一步可能是思考如何把2017年的特首選戰,變為指向消滅選舉委員會制度的戰爭。不要讓自己參選選委,變得熟能生巧,令公眾對這台戲習以為常,年復一年的看下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6日) 梁振英 特首選舉 2017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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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選舉」的分化陷阱

一直以來,不同學者研究香港政治,都覺得難為香港的政體分類,因為香港固然不是民主政體,但一直都有相當的公民自由和完整的法治,而立法會的「部分選舉」一直都是相對公平地進行的,和不少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或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那種操控選舉和經常侵害人權有所不同。香港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但近3周發生的事情,反映香港已經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明目張膽的操控選舉以影響選舉結果。確認書的安排和剝奪參選人參選權,都是沒有法理基礎的。《基本法》和現行選舉法例,都沒有列明立法會參選人不可以宣揚港獨(23條尚未本地立法),也沒有授予選舉主任權力判斷參選人的政治立場是否符合基本法,或者簽聲明時是否「真誠」。是否「擁護」基本法是主觀情感,不是某選舉主任可以主觀判斷某人現在或將來是否擁護的。選舉主任的解釋,根本就是以政見篩選參選人,本質上已經違反了國際上對自由選舉的標準。港視發牌、8.31決定和這次的剝奪選舉權,是一脈相承的。政權要把不喜歡的人踢出局,不讓他參加競爭,這過程可以完全是任意(arbitrary)的。踢出局的標準是什麼,沒有人會告訴你,因為標準隨時可轉,2月和8月就已經不同了,而且標準都是迎合當時的政治需要的,政治需要隨時可轉換,不說明對政權最有利。機制和標準,都只是服務政權的政治目的,隨時可以順手拈來。對反對派而言,正因為這種手段沒有法律根據,所以最難應付。這代表法律已經不是政權的底線。政權甚至沒有道德底線。它的原則很簡單:為了鞏固權力,它可以不斷的改變遊戲規則。它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沒有道德或法律的牽制,背後只是赤裸裸的權力考慮和計算。反對派的兩難這對長期鬥爭的反對派來說,造成某種兩難。長期堅持自己的原則當然是道德高尚的要求,容易贏取民眾的支持;但如果你明知球證和賽事主委都是對手的人,對手隨時可以在比賽期間改變遊戲規則,你是不是永遠堅持你打的是宇宙最強的戰術,一直不變就一定會戰勝呢?但是,如果你不斷因應對手改變遊戲規則而改變原則,那麼你不是變了和你最鄙視攻擊的政權中人一樣嗎?重要的是:政權是可以不斷改變原則的,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原則沒有底線只有權力,反對派要號召群眾建立理想社會,是不可以跟他們一樣的。政權要的其實不是反對獨立或防止什麼,是要顯示權力,令你屈服。他不斷改變遊戲規則,令人無奈地習以為常。慢慢,民眾覺得梁天琦承認不再推動港獨,和李波、王宇等人在電視「認錯」那樣正常地無奈、無奈地正常。然而結局都是一樣的:梁天琦口頭上改變了原則仍然不能參選,李波「認了錯」仍然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Levitsky和Way為人引述最多的文章”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反覆論述了競爭性威權政權有不同的競技場域(arenas),不是完全的受控,而令反對派可以用作抗爭,其中一個場域是選舉。選舉威權政權通常有選舉,有些可能不是全面普選(像香港或伊朗),有些是並非公平公正的選舉,政權透過各種方法巧取豪奪,目的是操控結果以維持權力,像香港這樣以提名或註冊規定將某種政見人士排拒在外的做法,國際傳媒都覺得太熟悉了。這種「部分選舉」(partial election)有兩個特點:第一,政權需要保留某種選舉令其有一定認受性,以向國際社會顯示政權獲得人民支持;第二,這些選舉很少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因為政權害怕民意能忠實表達時,他們會被攆下台。像現在政權這種明目張膽操控選舉,另一難搞之處是他們似乎已經置選舉的認受性不顧,如此厚顏是非常難應付的。有限度的選舉其實是把雙面刃。樂觀的學者認為反對派可以利用定期的選舉對政權施壓,包括對國際社會突顯政權的不公不義:選舉縱使不是完全自由和公平,但執政黨要重複的交出施政成績以賺取民意支持,有機會犯錯而帶來改變政權的契機。Levitsky和Way則指出部分的選舉可以是不利改革的,因為民意會覺得已經有一定的表達渠道,令反對情緒降溫,而反對派亦會因為爭奪有限的選舉席位而出現分化,反而不利推動全面民主化。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面對這個「部分選舉」的兩難。早於1982年區議會引入「部分選舉」,壓力團體便辯論是否應參與這有限選舉來進入建制。民主派的前輩告訴我,1980年代民促會時代的民主派,兼職搞民主運動時是比較團結的,因為大家都在建制外;到了立法局有直選議席,分歧便開始出現了。當政權容許某些人參選,又不容許某些人參選,有些支持港獨的可以選另一些又不可以選,第一個直接的效果是分化了反對派。這明明是不公平的選舉,為什麼還要參與?繼續參與不是對被逐出門的不公平嗎?除了策略的鬥爭外,還有「誰是人誰是鬼」的猜忌。在「部分選舉」的政體內,不同反對派其實在競逐相近的票源,有人不能透過選舉獲得政治資源,對其他反對派組織有利,本身就是一個帶來分化的結構。面對不公的遊戲和被操控的規則,不同人有不同反應和對策,大家都覺得自己正確,但在長期選舉威權下沒有人可以真正證明自己是走了正確的路線,於是長期虛耗在內部鬥爭之中。退出選舉 教訓沉重多年來世界各地的反對派面對過無數這樣的分化鬥爭,全面退出選舉的教訓是沉重的。反對運動完全退出建制,往往令資源和政治空間萎縮、民意代表和發言平台被佔,於是只有無奈地繼續把這個不公平的遊戲玩下去。像在香港,政治空間太狹小,「部分選舉」的席位是絕無僅有可直接面對群眾而公開競爭的公權力位置。面對選舉愈來愈不公平,各反對派也只能抗議完後照樣抽籤,然後開始宣傳自己的號碼,令人相當無奈。延伸閱讀: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April 2002, pp.51-65.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8日) 選舉 基本法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部分選舉 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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