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令香港不再宜居?

日前思匯政策研究所發表研究報告。研究在香港、新加坡和上海各訪問了超過1500人,發現有66%的香港人覺得香港並不是一個小孩成長的理想地方,相對上海和新加坡各只有16%和13%。有42%的港人說有機會的話會離開香港;上海和新加坡,分別只有17%和20%說會離開。七成的香港被訪者,覺得香港的生活環境在惡化。思匯用的概念是「urban well-being」(姑譯為「城市福祉」)。調查的範圍包括市民對城市一些物質面向(例如房屋、醫療、教育、治安)的觀感,也包括一些較主觀的面向例如政府質素、歸屬感等,結果發覺香港市民最不滿的是房屋、教育、管治質素。這研究結果對於住在香港、有觀察和關心香港近年社會發展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意外,只是有較確切的比較數據而已。近幾年香港再興起移民的討論,很多人討論的不是香港的經濟是否繁榮、是否「搵到食」,而是整體的生活質素,以及香港這個城市所承載的價值。無論是國際的指標、思匯的標準,或者中文大學自10多年前開始建立的生活質素指數,政府管治質素都是生活質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着社會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香港市民會更重視不同層面的生活質素。若干年前,香港有些部門提出香港作為「宜居城市」的概念,但近年好像很少再提這概念了,可能政府自己也不大覺得香港「宜居」。把握假期離開香港,已經成為年輕人和中產的主要生活模式。有一些生活質素是客觀的,香港一直都不大理想,例如居住空間狹窄、空氣質素惡劣、環境衛生欠佳、教育制度壓力極大而缺乏選擇等,都可以令人覺得香港並不宜居,覺得如果有選擇應該離去。但這些都是香港持續多年有的問題,也不一定在近幾年持續惡化。近年更多人覺得難受的是城市表現的精神面貌每况愈下,尤其是有家庭子女的會考慮:子女在香港長大,是不是對他們最理想呢?這城市能不能給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很簡單的說,父母要教導子女誠實做人,但我們知道特區的高層是不可以用來作表率的。子女長大到某個階段,父母要教子女關心時事,但我很多朋友現在都覺得看本地電視新聞是很難受的,父母和小朋友一起看新聞時,要警惕不要衝口而出某些不當語言。林榮基是一個受迫害的人,坦誠的說出他的經歷,大家第一時間會擔心他的安全。父母可以教子女誠實做人嗎?又例如,父母應當教小朋友犯了錯誤要坦然承認,然後承擔後果。我們小時候就被教導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1990年代的《古惑仔》電影也會說「錯就要認,捱打要企定」。然後,政府委任的調查報告說官員集體失職,然後一班高官說是「制度的錯」拍拍屁股就走了,完全不需承擔責任。你當然可以跟兒子說《古惑仔》電影都是騙人的,以及說……華盛頓其實很笨?或者說,不認錯的最叻只可以做特區的高官,承擔責任才可以做總統?管治質素漸侵蝕生活質素香港已進入一個階段,管治質素逐漸侵蝕我們的生活質素。我近年的體會是:年輕一代和我們一代的一個不同之處,是他們有較多機會到外國遊歷、生活和交流。這些經驗往往會令他們對香港更不滿,因為他們明白城市設計和規劃、管治作風和意識形態,以至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是可以有很多可能性的。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物質繁榮和有很多方便,但在生活質素和管治質素上,很多都未及水平。有選擇的話,很多人都有離開選擇更佳生活和管治的想像。選擇不離開可能只是一種不忿氣或者本土意識。一個可以與思匯的調查作參照的是東亞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的結果。東亞民主動態調查從10多年前開始,以同一套核心問卷在東亞不同地區重複測試民眾的政治態度變遷。現在已擴至19個地區,完成了4波的調查。由於研究方法和問卷內容大致不變,可以作跨國的比較,也可以測知政治價值如何隨時間變遷。筆者是香港區調查的負責人之一。比較香港第三波調查(2012年底)和第四波調查(2016年2月到4月)的數字,最突出的結果之一是香港民眾對不少制度的信心大大減退。附表反映一直信心很高的法院也不能倖免,但跌幅已是最小的了。政黨和立法會等本來評價不高(是國際普遍現象),跌幅有限,但其餘不少的制度的信心,均大跌近20個百分點或更多。不足10年 願移居外國者直線上升有趣的是,東亞民主動態調查,其實是有問一條和思匯的研究相類的問題的:「如果有機會,請問你願唔願意搬到其他國家居住?」第四波調查的結果是10.1%「非常願意」、31.7%「願意」,加起來「願意」的百分比是41.8%(加權後)。和思匯的問卷用字不一樣,但得出差不多完全一樣「願意」的比例。和思匯也許不同的是,我們的調查自2007年第二波、2012年第三波一直有問同樣的問題(2001年的第一波則沒有問)。2007年底只有3.4%表示「非常願意」、24.8%表示「願意」,即共28.2%表示「願意」。第三波在2012年底進行,有5.5%表示「非常願意」、27.9%表示「願意」,即共33.4%表示「願意」。換言之,不足10年內,願意移居外國的人直線上升,從2007年28%到2016年的42%,增加達10多個百分點。是什麼因素令多了這麼多人覺得香港不再宜居,要趕快逃離?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20日《明報》觀點版 移民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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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爾薩斯到全民退保

今年的聖誕假前後,下定決心看點書,抽出時間啃完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兩本共1000多頁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腐化》(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福山的這兩本「大歷史」著作,縱橫捭闔,從史前時代談到現代,地域上覆蓋由中國到中東,主要是談政治制度如現代國家、法律制度和問責制度的建立的過程,為什麼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歷史軌迹會不同等。從政治學角度看,書中可議之處甚多,不在此詳細討論。我這裏只談其中兩頁書。我看到《政治秩序與政治腐化》的448至449頁,談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引發我不少對香港的思考。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為人熟知,簡單的說,就是他相信人類未來的人口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只會以算術級數增長,換言之生產力增長追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因而預示人類未來會遭遇疾病和饑荒,災難重重。我們後來當然知道,歷史並沒有如他預測般發展。福山慨嘆馬爾薩斯的理論「來早了」,因為他的人口論寫在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前夕,他未能預計工業革命及其後生產力的突破,因而他預言的悲觀狀况並沒有出現。福山反而覺得馬爾薩斯的邏輯可能適用於21世紀初的狀况。他指出很多現代科技的突破都在生物醫學範疇,而這些科技的突破會延長人類壽命,令人類的平均生產力下降。隨着醫學發展,退休後的人壽命延長,但往往帶來的是生活質素下降、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以及社會照顧的成本增加,這將會成為很多現代民主國家的挑戰。如何判斷資源分配?我看這兩頁時愣住了(這兩頁當然其實並不是全書的重要論據):這不就是香港的寫照嗎?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香港是個很弔詭奇怪的地方。從各種指標來看,香港人生活快樂指數很低、生活壓力奇大、居住環境擠迫、空氣質素差,在貧富懸殊和缺乏退休保障下,不少老人家年老無依,絕對不是會帶來長壽以及適合退休後生活的地方;但香港偏偏是全球平均壽命最高的地方之一,這應該和我們全民、高質而又廉宜的公營醫療系統有相當關係。但問題正出在這裏:香港全民的先進醫療、貧富懸殊的社會環境加上社會保障不足,令不少長者要不快樂的生存一段很長時間,而社會照顧的成本亦因此大大提升。隨着人口老化但平均壽命不斷上升,香港人整體上生活在「老年」或「退休後」的總時間亦會不斷增加。如何令老人家們有尊嚴和快樂地生活,是重大的問題。在報上看到,養和醫院將會用30億元買新的質子電療儀器,可以減低治癌的副作用。我當然知道養和是私家醫院,但我也想到30億如果用在協助長者渡過晚年,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那麼究竟應該如何判斷應把錢用在醫療、退休保障,還是其他社會服務?應該用什麼機制決定呢?在大部分發展水平和香港相若或更高的西方國家,這答案應該很簡單:透過普選的民主機制來決定資源分配,是較合理和有認受性的做法。在選票壓力下,這些國家通常會建立較全面的退休和各類社會保障,當然也不會忽視醫療,因為醫療服務是全民不論貧富都受惠的。但醫療成本快速上漲,是先進國家共同面對的挑戰之一。香港特殊的政治情况則是:政府非由普選產生,老人家「無票」下,其利益自然相對受忽視;而一直倚賴老人家選票的政黨,也不見得會特別支持老人權益,更沒有主動出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政府在沒有真正開放討論下,已經封掉了「全民」退休保障的門了。其實3000多塊一個月已經很卑微的了,老人家要快樂和有尊嚴的生活,是需要有更多社會資源投入的。我沒有怎麼跟進全民退保的各項方案細節計算。我一直覺得這是意識形態問題而不是技術計算問題。在2016年作各種模型去推斷2064年的公共開支和社會模式,中間牽涉很多對未來數十年社會發展的假設。我們根本沒有可能準確預測未來50年香港社會如何變化(例如究竟2060年香港人平均壽命會多長呢?),硬要推測2064年的財政和社會狀况,大家都會變成馬爾薩斯了。我覺得奇怪的是,着眼2064年會不會「爆煲」,是很不「香港人」的思考方法。香港人什麼時候有這麼長遠的眼光呢?香港人什麼時候這麼相信規劃,要規劃50年後的政策和社會狀况呢?香港其他政策,我們都沒有考慮到50年後會怎樣。現在考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和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是否符合50年後的社會需要呢?我們為什麼不首先去考慮,如何設計一套制度,令從2016年到2064年都會進入老年或渡過老年的香港人,可以在其間較快樂和較有尊嚴的生活呢?這裏包括2064年會差不多70歲的黃之鋒,包括「唔死會100歲」的我,也包括所有現在讀這篇文章的你,都一定會在其間進入退休年齡以至渡過晚年。我們是不是應該首先處理2020年的人是否有快樂和有尊嚴的生活的問題呢?請提出方案解決未來10年問題說根據什麼什麼推算2064年會「爆煲」,這不是什麼科學推算,而是推搪,把照顧現代人的社會責任,用馬爾薩斯式的簡單推論邏輯,推搪給一個未可知的未來。50年內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可以有極大變化,現在都無法預測,只能靠到時的社會再去討論、政府再去調節,因時制宜。現屆政府連2020年是否取消功能組別都推搪是下屆政府的事,居然叫大家着眼2064。請提出方案,解決未來10年的問題吧。延伸閱讀: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sation of Democracy(London: Profile Books, 2015)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4月25日《明報》觀點版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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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聯盟

比較政治學和民主化研究近年的一個潮流,是研究威權政治 (authoritarian politics)。原因之一是民主化的個案已逐漸減少,而混雜型政權和威權政治帶來的一個研究疑惑(research puzzle):冷戰結束後,自由民主已成為很多地區的普遍價值,並且差不多沒有另一套政制模式在全球的意識形態層面可以跟民主模式抗衡(與冷戰時代蘇聯模式可以抗衡不一樣)。專制政體在沒有民主自由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下,究竟是如何維繫其權力的呢?獨裁者持續統治的最佳策略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不少,其中一部頗受談論和引述的,是麥士達和史密夫的《獨裁者手冊》,副題為〈為什麼惡行總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主旨是:獨裁者總希望永遠保持大權在握,什麼才是持續統治最佳的策略?作者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對所有當權者來說,有3類可能的支持者——名義上的選民(nominal selectorate)、真正的選民(real selectorate),和足以勝出的聯盟(winning coalition)。無論民主政體或專制政權,都要得到關鍵的聯盟支持,才可以繼續掌權。如果在民主政制,「名義上的選民」包括所有可以投票的選民,但其實每個選民的影響有限;「真正的選民」是令當權者足以獲勝的選民數,最多是僅過半數的投票選民(在各種選舉制度下,其實往往不需要有一半票)。「足勝聯盟」其實範圍更小,可能是指某些政黨及主要團體或社會力量的支持。專制政權不需要面對民主選舉,因而「足勝聯盟」狹窄得多。當權者並非真的「一個人的武林」,而是必須倚賴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支持才能延續權力,可能包括地主、財閥、武裝力量等。麥士達等的理論是在專制政權下,當權者透過分發利益給各盟友以維繫支持,於是希望維持的聯盟愈小愈好,最好是「僅僅夠贏」(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因為這樣聯盟內的每個單位可分得的利益就最多,也較容易維持盟友的忠誠。獨裁政府往往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而會減少公共投資於教育醫療等項目,因為沒有權投票的人民都不在「足勝聯盟」範圍內。相反民主政體由於「真正選民」眾多,會多作公共投資以收買人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教育和醫療等大眾受益的範圍的資源和水平通常較高。作者就用這框架解釋了現世中不同國家很多不同的社會和外交政策。「地產霸權」論述解釋不到現狀這個框架,用來解釋香港一直的政治經濟狀况都很有效。選舉委員會制度,香港700萬人都不是選民(無論是「名義」或「真正」選民),理論上只需要組成一個601人的聯盟,就可以穩操勝券。在現有選委會組成下,只要得到香港最主要的幾個大財閥和中央的支持,親北京政團歸隊,這個「足勝聯盟」就可組成了,民主派和各社會團體或專業界別的利益代表,都可以被摒在「足勝聯盟」之外。這是我們一直用的「地產霸權」論述。但以近年的政治發展來說,或者說面向2017年特首「選舉」來說吧,這個「地產霸權」論述似乎不大有效,因為城中頂級富豪不支持梁振英,傳統商界如自由黨跟他關係惡劣,皆眾所周知,最近連「藍血貴族」鄧永鏘也出言嘲諷。鄉事派說不滿要組黨,工聯會3年多來「被走數」的政策不在少數。執政者沒有大灑金錢令大量市民受惠以建立支持和公信力,但又令大資本家很不高興。3年多來,電視觀眾、小學家長、領展租戶、魚蛋小販、港大師生校友,都不斷的被趕往反對政府的道路上。雖然理論上說執政者情願「足勝聯盟」愈小愈好,但總不可能不斷的為自己製造敵人吧。「地產霸權」的論述解釋不到現狀,現况更接近像劉細良等的論述,梁振英一直的策略是挑動社會矛盾分化,把社會推向動亂邊緣,以此合理化自己用強硬手段鎮壓,以及令中央信任其以強硬路線連任。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國兩制」制度下,原來香港的執政者甚至不需要拿得香港的政治精英支持,而是只需中央領導人支持便可連任,「足勝聯盟」只是最高領導一個人,或者只是政治局常委(7人),或政治局常委的過半數(4人)。差不多沒有港人是受益者如果這邏輯成立的話,獨裁者延續權力,施政方針可以完全違反香港所有人的利益,甚至不用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支持。問題是:這種方略差不多沒有香港人是受益者。商界不會獲得額外利益,而社會不安一定對其營商不利。特區政府長期民望低下,縱使是親梁政團也要在選舉中「硬食」。新東補選,民建聯周浩鼎被問了多次都不敢答是否支持梁振英,可思過半了。就以最近的「一帶一路報告書」(亦有人把這叫作「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標示的路線來說吧,究竟將香港大量的公共資源,「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否真正符合香港大眾或甚至香港商界的利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帶一路」的經濟成效很多人懷疑,不少投資者都抱觀望態度。香港從來沒有充分討論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突然變成施政主要方針。香港的公共資源運用,竟然完全不是本地的考慮,究竟誰是得益者?施政方針差不多沒有本地的得益者而可以延續統治,這已經違反所有政治學的邏輯了。只是,香港10多年來算是離開了國際的政治視野,但自雨傘運動到李波事件,被英國史無前例狠批違反聯合聲明,在國際形象和外交上不斷製造麻煩和困難,這樣管治下去,最高領導人也不見得是得益者了。延伸閱讀:Bruc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註: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包括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劉志成、新思維黃成智、民建聯周浩鼎、獨立的梁思豪、西貢區議員方國珊、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及公民黨楊岳橋。)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2月22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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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傘落社區的考驗

雨傘運動約一年後,各方有不少的檢討總結,也有不少評論指其實一年來都沒有很好的把運動檢討總結。兩星期後的區議會選舉,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次政治裁決。近年來區議會選舉其實愈趨「非政治化」,意指政治議題除了2003年以外,對選民的影響愈來愈小。但兩星期後區選結果揭盅,各方評論必然不會針對400多個選區的具體地區情况,而會視為總體的政治氣壓計。如果泛民戰績不理想,「傘兵」又沒人當選,便會被詮釋為選民不認同佔領運動而「票債票償」。如果泛民「獲勝」(有一定議席增長也應該視為「獲勝」了),便可能被詮釋為年輕選民受雨傘運動刺激而醒覺,視為對民主派的強心針。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次區議會選戰對香港民主運動未來路線的啟示。對運動路向的啟示一直以來,很多人以為2017年普選特首的希望幻滅,加上佔領運動的經驗,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政治運動會出現「範式轉移」,最正常的想像是激進路線會更有市場,放棄建制內爭取的手法,而用更反建制(例如不合作運動)的手法作抗爭等。但令筆者意外的是,佔領結束後不少人提出的卻是要打好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選戰,包括部分傘後組織參與區議會選舉。佔領過後,民主運動反而強調議會選舉是很奇怪的(不是說「議會失效」嗎?)。泛民政團成立的目的就是參與選舉,要回到選舉和議會並不奇怪,但經過大規模佔領後連不少「傘兵」也強調要聚焦議會選舉,則比較奇怪了。這只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處境的一種無奈:政治參與空間和建制位置都這麼少,可供公開競爭的有公權力的位置,其實一直只有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普選議席,不能輕言放棄。新參政者要一展拳腳,區議會選舉也是一主要出路。從運動的角度看,「傘落社區」的概念是回到公民社會「深耕社區」,當然可以是民主運動或民間社會的新實踐路向。但單就這次選戰的初步觀察,首先所謂「傘兵」的人數不算很多,所佔不及總議席的一成(即覆蓋的地域不足一成),其次是不少新候選人落區,做的事情和政綱卻非常傳統,宣傳手法和長期打地區選戰的泛民候選人差不多,例如沒有很多真正很「本土」的政綱,或者激進的訴求或手法,甚至多談佔領運動的亦不多見。單從選舉所見,看不到運動路向上的突破,此其中當然有例外:像姚松炎或朱凱迪那種較長期在地,強調由下而上的組織居民以建設另類的社區模式,和傳統泛民手法差距較大,但這也只是少數人而已。庶民經驗的時刻近年來,隨着世界各地人民民主意識提高,無論在民主政體或專制政體,當公民認為政府違背人民意願時,常爆發大規模的抗爭。像太陽花學運、埃及或香港式的佔領或「廣場」式的抗爭近年愈來愈普遍。Krastev指出,這些運動與19世紀、20世紀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革命不同,往往沒有一套整全的社會藍圖,來長期推動社會改革。以雨傘運動為例,除了團結在「我要真普選」這個大橫額下外,參與者會各自提出各種社會訴求,但不會成為一種總體綱領來推動改革。原因之一是不少參加佔領運動的都是「素人」,沒有長期參與政治運動的經驗,不會受統屬在「藍圖」的框架下思考。以現在民間運動崇尚自發、平面化、反組織、反權威的走向而言,要在大議題上形成共識將非常困難。參與者大眾的共識,可能只在抽象的「我要真普選」層次,是一種相對空泛的西方民主政體想像或者基本政治權利的層次,連具體方案大家都不容易有共識。用Krastev引述法國學者Breaugh的說法,像雨傘運動這種廣場抗爭是一個「時刻」(moment),而不是「運動」(movement),是一種公民能量的爆發,是一種「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這些能量沒有組織化,但留下了人民行動可以改變世界的希望。這種「庶民經驗」在香港自2003年後愈演愈繁,公民能量在爆發後散落民間,成為下一階段的力量和充權的基礎。問題是,有沒有很好的組織基礎可以承載這些能量,令它們可以在公民社會持續參與?有沒有政治參與的渠道可以讓這些能量發揮?公民運動選舉勝選的矛盾「傘落社區」遇上了區議會選戰,很快便會發現一個矛盾:公民運動的邏輯和選舉勝選邏輯的矛盾。上面所述的「傘兵」在選戰中創新不多,一個重要原因是候選人理解若要勝選,政綱內容、宣傳手法、政治路線都需要為大多數人所接受,自己縱有嶄新的理念、激進的手法或立場,在選戰中都要服膺主流。公民社會強調人民的自發性、意識提升、主動參與社區營造,並以政治參與方式改造社區,於是重要的應是地區選民的意識覺醒,以及主動投入社區營造,而不一定要爭取大多數支持。多年以來,區議會的運作、區議員的工作模式和選舉文化,令選民習慣了期望區議員包攬一切:替他們提供服務和福利、解決個人困難、代理他們的各類地區訴求和需要、為他們爭取權益,他們「到時到候」提供選票作交換條件。到了選舉,如果一邊的候選人希望不斷鼓動居民參與,自行發掘問題和動員改善環境,但另一邊的候選人說「這些我全都可以幫你搞掂,你只要投我一票」,勝負之數,不言而喻。當然,「傘落社區」的概念本來就是從小眾做起,慢慢改變人民的文化和行為。要量變累積成質變,甚至能贏選舉,需要大量人民的移風易俗,以這次選舉的短暫「落區」時間自然是不夠。我一直覺得關鍵並非今屆「傘兵」的成敗,而是有志之士能否在敗選後持之有恆的在社區長期持續參與,才有移風易俗的希望。風物長宜放眼量,今屆區選當然是泛民政團能否緊守陣地的重要一役,對「傘落社區」而言,這應該才是開始。延伸閱讀:.Ivan Krastev, “From Politics to Protest”, Journal of Democracy, 25, 4(October 2014):5-19..Martin Breaugh(2013), The Plebeian Experience: A Discontinu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Freedo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9日) 選舉 後佔中 區議會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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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公正與政權穩定

區議會選舉愈來愈近,傳媒和政團揭露不少可疑的選民登記。大家發現選民登記冊可以出現各種想像不到的登記地址:酒店、商業地址、工作地址、已拆卸的大廈、20層大廈的28樓,當然還有燈柱。經過2011年區議會選舉後傳媒揭露大量種票個案後,上述例子很難不令人懷疑是有組織的舞弊行為。令人沮喪的是:選管會似乎不能給人信心他們可以杜絕相關問題,結果引來大量投訴,耗用相當的法庭資源來作查究和裁決。更重要的是,當市民懷疑選舉不公正,對政權和管治都有不良效果。選舉指引的寫法可是不含糊的:《立法會條例》第28(1)條列明,選民需「通常在香港居住」,而「登記申請中呈報的住址是他在香港唯一或主要的居所」。這裏說明了要能登記為選民,要「經常居港」,於是說自己經常離港要登記在酒店,其實選舉事務處不應接受。條例列明登記的應是「住址」,是一個「居所」,於是工作地點或者「不是住人的地方」,都不應接受登記。如果容許工作地點作登記,其實一個老闆可以大量登記下屬作某區選民以影響選舉,容易造成舞弊。 無家者的選舉權報章曾經查證:「登記在燈柱」的選民沒有固定居所。我認同無家者的投票權利問題是需要解決的。投票權是基本的公民權利,窮人不應因為不能負擔固定居所而喪失投票權。但「登記在燈柱」可以引發很多問題。在公眾眼中,如果燈柱都可以登記為選民地址,那應該沒有什麼東西不可以了:公園長椅、沙灘上的太陽傘、街邊的垃圾桶……那如何查證和防止舞弊呢?我覺得需要讓無家者有登記選民的機會,但選民登記的地點,起碼應有兩個標準:一是要能防止舞弊,例如負責部門可以查證是否有選民作如此登記,以防止種票。第二是選民登記地址應該是一個候選人或有關當局能接觸選民的地方,否則這個登記地址在選舉上有什麼意義呢?大家沒可能寄信給一支燈柱,候選人也不能家訪一支燈柱。如果選民真是無家者,可能沒有很好的方法,我能想到的只能是由民政事務處提供某種聯絡機制,例如某個郵箱(我明白原則上郵箱本身不可作選民登記)作收信用,令政府和候選人有起碼的機制接觸該選民。 選舉公正影響政權穩定事實上,有關選舉公正(electoral integrity)的研究近年愈來愈多,原因之一是近20年全球的選舉民主政體(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數目在增加。這些政體的特點是政府和立法機關往往由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但選舉可能不甚公平和自由,各種安排或規定偏袒執政黨,或有操控和舞弊的情况出現。政治學者Pippa Norris近年研究了多個有選舉的國家的選舉公正問題,包括老牌的民主國家和民主化沒多久的國家。她根據世界價值觀調研(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發現,人民最普遍的不滿是選舉開支的不公平,即某些政黨經常擁有遠超對手的金錢資源,其次是傳媒偏袒,通常是指執政黨獲得較多而較正面的報道,當然各種舞弊和操控,都是不滿的來源。Pippa Norris的研究反映:對選舉公正的印象會影響人民其他的政治態度,包括影響政權的認受性、對政府的滿意度、民眾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暴力的態度。認為選舉不公的人民,通常較多對政府不滿,以及懷疑政府的正當性。覺得選舉不公正的人,較易會對整個民選制度失去信心,因而政治參與的意欲(例如投票意欲)也會較低。覺得選舉公正的人,較多會覺得「任何時間都不應該犯法」,但覺得選舉舞弊普遍的則較少這樣想,甚至會投入更多的抗議活動,而這些政體也更容易面對各種暴力抗爭。這現象應該不難解釋:如果民眾覺得選舉基本上是公平的,他們會比較信任選出的議會可以代表民意和比較「順氣」,比較願意遵守政府和議會制訂的遊戲規則。反之如果他們覺得選舉根本是受操控的,服從政府和法律的意欲亦會下降,甚至可能有人會訴諸違法或暴力手段表達意見,政府管治會更為困難。 政制事務局應問責自殖民地年代引入選舉,港英政府的一直立場是「置身事外」,自稱在選舉中是中立的,公務員執行選舉事務時不會偏袒任何一方。但在梁振英月前呼籲「vote them out」之後,表明了政府高層希望某些派別在選舉中獲勝,要市民相信政府在管理選舉時能保持中立更形困難。現在政府差不多把選民登記的相關責任推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但如果市民覺得選舉機關不能確保選舉公正,或者懷疑他們處理舞弊「放軟手腳」,會質疑整個體制的公正性,那是會影響整體制度公信力和管治穩定的政治問題,不能當單純的行政和執行問題處理。選舉事務處有基本責任確保選民登記冊正確無誤,而不是倚賴別人投訴然後由法院核實。我相信部分問題源自選舉事務處資源不足,不能主動抽查可疑個案,以至要被動的用寄信回信的方式測試選民身分(但如果我在某住所種下10票,替他們回信又有何難?這不能防止舞弊的)。政黨中人的理性選擇是先投訴,因為「寧枉勿縱」,而法院亦發現事實上有不少問題個案,證明現有機制有不少疏漏。如果處方資源不足不能解決問題,但事關重大,便應向局方爭取更多資源。當選舉公正已經成為危害制度信心的體制問題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應該問責,不能永遠躲在中立招牌的選舉機構後面不出來解釋和處理。延伸閱讀:Pippa Norris, Why Electoral Integrity Matter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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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決定論的終結

近日報章專欄的一次筆戰,環繞所謂「民族性」的討論。這是令人很頭疼的課題:以21世紀社會科學的標準,「民族」已經是不容易界定的東西,還要替「民族」定性,然後用所謂「民族性」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更是困難。「文化決定論」之類的理論,政治學上一直都有,但分析上問題多多,不能解釋很多政治現象。例如不少學者早年認為某些文化的基本價值與民主理念相違,不利孕育民主思想,自然也不適合推行民主政制,但隨着民主政制愈來愈普及,這些論斷一一被推翻。「文化」解釋民主方法學上有問題例如,早年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國家不適合民主,主要證據是二次大戰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主要的天主教國家,都是法西斯主義國家,而民主國家則大多是新教背景。這種論斷隨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南歐和南美的天主教國家大都民主化,不攻自破。亨廷頓在廣為人引用的名著《第三波》中,也說過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不適合民主,但那又如何解釋日本、台灣、南韓等國家可以發展穩定鞏固的民主體制呢?如果你說這些國家不是「儒家」文化,那什麼才算呢?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用一個國家(「民族」就可能更大了)的「文化」作為解釋,方法學上有不少問題。首先,很難界定哪些特性才算是某個「文化」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國文化是不是就可以等同儒家文化呢?是「華夏」還是「小農」文化呢?如果是後者,那麼工業化了的華人社會還是不是「小農」文化呢?又哪些才算是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呢?如果沒法很清楚的界定,便很難科學化地測試,文化解釋很多時變了一種方法學上稱為「剩餘的解釋」(residual explanation),即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解釋不到時,便說「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了」、「希臘人就是這樣的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這其實什麼也沒有解釋,是某種無法否證(falsify)的論斷。靜態分析 並不合理此外, 用民族文化特質來作主要解釋,其實是一種靜態的分析,即是假設某民族的人的思想價值和文化特質長遠不會大大改變,例如不會因現代化、國內的歷史政治事件、在全球化下受其他地方的思潮價值等影響而改變。這種假設很簡單地想想便知道是不合理的:如果歷史政治事件不會根本的影響文化和價值觀,那麼這些民族最初的文化價值觀從何而來呢? 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今天的德國人,經過許多年的歷史變遷和社會價值改變,應該很多特性都已經不同了——這還要假設大家能界定什麼是「德國人」(即是我寫的時候會想:究竟普度斯基和奧斯爾是不是「德國人」呢? )。以文化或種族來解釋或預測某社會是否適合民主,相關的理論在學術討論上已邁向終結。近年隨着跨國的民意調查研究愈來愈普及,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學者團隊可以用同一套有關政治價值的問卷,在世界上不同國家,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重複測試。這些調查的結論是民主價值已為普世接受,「文化」或種族因素並不重要。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約10多年前大膽的提出全世界都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的論調。他的主要立論基礎正是多項跨國的政治價值調查中,反映全世界的人民對民主價值的支持,並不因種族、地域、文化或宗教信仰而有很大差異。正如中東產油國由於多年來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不少人認為伊斯蘭文化或回教信仰與民主價值不相容。但近年多國的調查反映,在民主國家內,回教徒對民主的支持不比其他宗教的人為低,即例如在德國的土耳其裔人,不見得會比其他種族的德國人不支持民主。此外,不同「文明」(如果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下的「文明」作界定基礎)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度也差不多沒有差距(其實地理上,不同大洲的指數是差不多沒有分別的)。不同國家或社會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差距,往往根源於教育水平等發展指標,多於「文化」本源。以文化作解釋,前提是人民的價值觀是很多東西的基礎,例如以為人民必先孕育民主價值,然後才可以發展民主政制。這種論據早在40多年前魯士圖(Dankwart Rustow)已經反駁過:政治文化可以是制度的產品,即如今天很多西方國家的人民認同民主價值,是他們實踐了很多年民主政治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的民族本來如此,或者在民主化前便已全民擁抱民主價值。200多年前美國的西部牛仔一言不合拔槍相向,不見得他們有很高的民主素養了。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顯示阿拉伯人可以有很強的民主訴求,到最後埃及人民打不過軍隊,那大概和民族性沒有關係。全球化影響民眾培養「解放的價值」經過多年反覆研究後,學者如杜爾頓(Russell Dalton)等近年的總結是:很多政治價值都可以因為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而改變,而近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全球的民眾都培養出「解放的價值」(emancipative values),指向自由、自決、充權、發聲,自行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近年全球不同地區爆發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無論已經民主的社會(像荷蘭學生佔領大學)、正在爭取民主政制的群眾(如香港或中東),甚至基本人權未獲保障的國度(如中國),群眾覺得權利受侵犯,政府漠視民意,都會直接起來行動抗爭,這種自我解放的價值,已經跨越地域界限和「文化」藩籬,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政治趨勢。延伸閱讀Russell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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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消失的未民主社會

英國大選結果對英國的傳統政治是很大挑戰。自由民主黨議席大幅流失,蘇格蘭民族黨崛興,傳統「兩黨半」體制受挑戰,亦反映傳統政黨未能回應人民的價值轉變,這將成為推動英國政黨改革的一次重要選舉。 對民主體制信心的下滑自上世紀6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民選領袖、政府、議會、政黨的信心(confidence)持續下降。人民信心下降的原因很複雜:首先,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提升,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要求提高,不會盲目相信政治領袖。生活改善令「後物質主義者」增加,傳統政黨的綱領不能回應他們的訴求。而當傳媒和網絡發達,人民更清楚看到民選政府各種弊端,信心流失,加上不滿政黨層級化的參與,覺得政黨和議員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和民主的理想脫離愈遠,選擇用更直接的方式例如社會行動參與政治。簡單點說,這是因為西方民主政體在社會進入後工業和高度發展階段後,人民意識提升,覺得民主體制的實踐和理想相差甚遠,令他們對正規的參與體制的信心下降。從民主角度這是正面現象,因為人民的民主要求提高,迫使政體提高民主素質以滿足他們。 未見其利先見其弊香港是極少數有極發達的資訊、高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未有民主政制的後工業城市。香港的困難之處是:人民未真正體驗過民主政制的運作,但已經對民主的一些核心制度如議會和政黨失去信心。 非民主體制的信心香港自1990年代政黨開始發展,由於政制發展停滯和各種制度設計刻意窒礙政黨發展,令政黨不能成熟及發展正常功能,但20多年下來人民卻會看清政黨的各種問題;例如發覺政黨中人道德水平不會比常人為高、政黨會出賣選民、政黨不一定實踐競選承諾等。這些在西方國家已是「常識」了,但西方人民知道民主制度運作,政黨仍是不可或缺,因為需要專業政黨組織政府,只是民間要加把勁直接參與和監察其運作而已。香港人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弊」,看不到議會和政黨最重要的組織政府功能,缺點看得一清二楚,對這些體制的信心自然更低。香港多年的民調反映,市民對議會和政黨信任甚低,但對警察、法院、廉政公署、公務員體系的信心則甚高。港人對政府的信心一直並非建基於民主程序,而是某種專業理性的決策和執行模式,但近年的發展進一步惡化,這些一直頗受信任的體制的形象都迅速破損。這些都是行使公權力的最重要機構,是人民直接感受政府管治質素的渠道。Pharr和Putnam的跨國研究反映,在成熟民主體制下人民因不滿政府和政治領袖表現而喪失信心(confidence),但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卻沒有降低,對維繫民主社會非常重要。人民自由結社是公民社會重要的基礎,因為人民透過結社來集體參與政治和集結資源,而互信則是組織結社的基要條件。公民社會理論指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而人與人間的連繫倚賴社會信任。如果社會環境令人民互不信任,很難組織成熟的公民社會。香港人對政黨信心下降,把希望寄託在公民社會,但令人擔心的是公民社會近年的發展趨勢,亦在不斷的破壞社會信任(social trust)。近年社會內不同立場的群體互相攻訐,不乏肢體和語言暴力、人身攻擊,有不少人還是自言支持民主普選者,而往往攻擊同一陣營中人的兇狠程度,比攻擊另一陣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社會彷彿充滿憎恨,而推動某些人作政治參與的,往往不是對某種理想社會的嚮往,而只是對某些群體或政治實體的憎恨。 公民社會的公民性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告訴我們:專制時期的公民社會發展水平,對民主化後民主政體是否能鞏固有很大幫助,原因之一是較成熟強大的公民社會有助監察政府,防止民選政治領袖濫權,原因之二是成熟的公民社會較能孕育求同存異的文化,有利在民主化後用民主及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和政治矛盾。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除了是一個自行組織免受國家宰制的公共空間外,其概念還包括它應該是civil的,即以文明的方法共處和解決分歧。學者Whitehead便指出黑社會雖然本質上是民間自發,但由於用uncivil的方法解決問題,只能當成uncivil society。台灣學者吳乃德在《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一書的序中說:「民主運動是齣道德劇。」很多民主運動是靠表現道德力量感召群眾,喪失了道德力和civility便會流失支持。 專制帶來的憎恨專制政府令人民憎恨政權及其追隨者,令不同政治傾向的人民互相憎恨(部分是因為沒有選舉機制去疏解矛盾)、令人民互相猜忌,猜測各人「是人是鬼」,以至令公民社會內出現嚴重分化,影響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對長遠建構民主社會相當不利。如果運動基礎不是某種良好社會的願景,而只是建基於憎恨,因而採用uncivil的方法,只會令社會信任處於低水平。縱使有一天憲制上建立了自由選舉制度,要重建社會信任不容易,也會損害民主的素質。民主運動的弔詭是:你爭取民主時,是一併替反對民主的人爭取的,因為他們其實是人民的一部分,你不能把他們除掉。有一天香港有了真正民主政制,很多長年反對民主的人,還是要和支持民主而長年奮鬥的人一同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學習如何以民主方法調和各種矛盾。最近的思考是:香港應該已錯過了全面民主化的最有利時機。香港如果跟台灣南韓般在1990年代走向全面民主,可能20多年後的今天,大家一樣會像台灣人般討厭主流政黨、擁抱素人政治,期望新力量挑戰傳統政黨。但香港的發展軌迹不同,未建立民主政體,對民主體制信心和社會信任便因各種因素被破壞,民主前路倍覺艱辛。 ◆延伸閱讀Susan Pharr and Robert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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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的前景、制度和誠意

不同研究機構的民調,反映數月來支持和反對政改通過的比例相當穩定,原因應該很簡單:事情沒有很大變化。 問題的本質中央和泛民在2017年特首選舉上的分歧,一直是質性的分歧(qualitative difference)。中央政府要的是控制普選的過程和結果。自2013年底李飛講話已經表明,中央要確保所有特首候選人能為中央接受(或曰「愛國愛港」),而泛民要的是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提名制度,令有一定實力的人都可以參選。兩者沒有中間點。在這前提下,任何所謂中間改良方案,要增加競爭性或減低可控性,都難為中央接受。你想「白票守尾門」嗎?這輪的方案把尾門也封掉。所有改良方案,底線都是中央可以控制過程及結果。 關於制度政府說現方案已在8‧31框架下引入競爭,例如說提委可以投暗票、投2至N票、提名門檻降至120人可以容許10人入閘等,但這些都是無關痛癢的。首先,只要中央仍然可以控制689票,無論其他511人如何投票,中央還是可以完全決定哪3個人進入普選階段的。這就是中央的底線。提名門檻降低至十分之一是沒有用的,因為最終只會有3個候選人嘛。用回賽馬的比喻:10匹馬入閘然後3匹馬出閘,相對於5匹入閘3匹出閘,哪個馬迷會覺得公平一些呢?提委會投暗票當然作用不大。君不見2012年特首選舉也是投暗票?何曾把票投給泛民?據說政府游說泛民,說當每名提委有2至N 票,以2012年為例,唐英年的支持者便可能把餘票投給何俊仁。這個推論很有問題:支持唐英年的會把票投給何俊仁,前提是他們覺得何俊仁不會贏。如果泛民參選人在民調中有三成支持,各建制派提委是不會放他/她出閘的。縱使我們假設提委都有自由意志,當有N名參選人時,提委的理性選擇應是先把第一票投給自己最支持的人,然後把第二或第三票投給最弱的參選人,以增加自己支持的人普選中得勝機會。全用N票根本是不理性的,因為這和沒支持任何人沒有分別,還可能間接踢走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我縱使不問為什麼這1200人有特權篩選這基本問題,這制度下提委的策略盤算只會扭曲民意,民望高者反而易在提名階段被擯出局,根本不是能合理反映民意的制度。 關於前景有人問:否決後,泛民如何保證可重啟政改五部曲呢?答案當然是沒有保證,因為連中央保證現在大家都不會信,又有誰能保證呢?但林鄭在報告中清楚說明,今次通過了便滿足了基本法45條的憲制責任,承認這是「袋一世」,卻保證了今次通過了便很難再改。無論政改通過與否,如果要2022年落實沒有篩選的普選制度,其實還是要在2019年至2020年重啟政改五部曲。至於中央會否容許,視乎當時的民意壓力和對港政策了,有很多「未知之數」。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憲制問題。從憲制角度,中國憲法和基本法也可以修改,五部曲當然可以再啟動。要留意的是,憲制上,重新啟動的責任在中央和特區政府。中央和特區官員經常強調基本法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那麼落實基本法45條和68條也是憲制責任。這次政改通不過,中央和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繼續提出能拿到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的普選方案,跑不掉的。 關於態度和誠意對長期關心香港政治發展的人來說,這次政改最「難頂」的,在於中央一直用一種天朝主義的丁蟹精神來跟你說話。中央一直堅持自己操控結果的需要,對民主陣營代表的民意一直置若罔聞,定出比民建聯還保守的8.31方案,然後對港人說「不要就沒有了」,不要是你的責任,根本沒準備拉近雙方的政治距離,是很難令港人服氣的。馬傑偉1996年的《電視與文化認同》一書中的研究說,多達28%的被訪觀眾覺得丁蟹的行為像個共產黨員。丁蟹的特長是明明自己橫蠻無理,但有自以為是的一套邏輯解釋,而每次邏輯都可以不同。不聽別人說話之餘,永遠覺得自己偉大正確。就算打人或打死人,都是別人不對;方進新拿起摺櫈自衛變成是方先拿摺櫈打他,明明是官員害怕面對反對聲音,說成是反對派害怕官員接觸市民……就像這次單是口號已令人「忍唔住笑」的「一定要得」宣傳,官員「離地On車」高高在上向人揮手、出席親政府團體集會當是落區、「非公開落區」然後靠官媒發相,完全顯現不到接觸市民和游說反對者的誠意,然後反過來叫人放棄理想。如何能說服港人?人惡人怕天不怕。走着瞧吧。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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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政改兩個月諮詢期結束,建制陣營在 8‧31的緊箍咒下,拋不出什麼有吸引力的改良方案,於是出現所謂「權威人士」吹風,說如果政改否決原地踏步,梁振英便很可能連任,然後硬推23條,泛民否決政改變成了幫梁振英一把云云。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說法。如果這真是中央的態度,那代表中央把梁振英連任和23條立法視為最最最恐怖的手段,恐怖程度足以驚嚇到民主派議員和很多民主支持者放棄原則支持「袋住先」,而在中央官員口中是憲制責任、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23條立法,也突然變成恐怖手段了。有趣的是:這個說法承認了現在的1200人選舉是由中央操控,香港民意對結果沒有影響力。它也承認了如果「先篩選,後投票」,縱使只是3個建制派揀1個,那麼中央很支持的梁振英便會在有限度的民意表達過程中落敗了。換句話說,這是在告訴所有人,中央現時是在支持一個他們明知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人當特首。這種奇怪邏輯,難怪只能用「權威人士」來發表了,開名的話我想連權威都沒有了。 誰還會信中央重視香港民意?經過首輪政改諮詢、8‧31決議、雨傘運動期間中央的回應,誰還會相信中央真心重視香港民意,決定誰當2017年特首時,香港民意會是主要考慮呢?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香港的特首沒有民意基礎,只能倚賴中央維繫其權力,在中港關係的很多問題上,根本不能有效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就像限制自由行的問題,梁振英這邊廂說要檢討自由行,一上北京,變成了要「照顧內地遊客感受」了。以現在梁振英在香港之「威信」,和對中央的倚賴,沒有人會相信他會在中港利益衝突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當中央可以透過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未來的「先篩選、後投票」產生的特首,權力倚賴同樣會令選出的特首把港人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重複的放棄港人利益。就算是所謂「一人一票」產生,當未來特首只會站在中央一方,管治權威亦會很快破損,危機重複出現。 一國兩制與中港區隔自1980年代以來,為了令香港人安心,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精神是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立區隔,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區隔。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條文,一國兩制最基本要義是把兩個經濟制度區隔:內地的社會主義邏輯不會侵犯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1980年代很多香港人恐懼兩地經濟差距太大,會有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於是要有基本法22條預先審批內地人來港;害怕會要求香港補貼內地,於是香港的財政系統和稅制要獨立;害怕回歸後會喪失人權自由法治,於是要用基本法第3章明文寫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保持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一切一切,都是希望令香港人覺得中港之間有足夠的區隔,令他們覺得九七後生活方式可以維持不變。回歸10多年,由於中國迅速「走資」,兩地經濟體制的區隔已愈變得不現實。社會生活層面,回歸前很多生活上的區隔,其實都是主權分隔的人為結果,隨着中港很多生活水平拉近,交通方便,而國際都會的競爭模式又向擴大區域發展,像呂大樂所言,區域融合的趨勢已難以逆轉。中國和香港在人口、資金和其他「重量」上都太懸殊,讓其自然融合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擊。要照顧香港人的情緒和保護原有生活方式,需要更大力的以政策作主動區隔。這種政策區隔很難要求中央政府去做,因為按理他們不一定從香港人角度考慮問題,這需要特區政府更強力的代表香港人的處境、利益和意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問題是:特區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哪裏? 港英時代的港督自主性不少人憧憬港英年代香港有相當的自主,只反映他們不熟悉殖民歷史。且不說1958年之前,香港的財政預算是倫敦批准的,或者說民主政制發展等大問題上沒有尊重港人民意,香港當年起地鐵和起新機場,何嘗有諮詢香港人?當年玫瑰園計劃原預算2000億,也是在《施政報告》宣布便上馬了。以今天標準,這些都完全不可接受。但針對港英歷史的研究,的確反映不少事件上,港督會以地方官員角色抵抗倫敦的命令(例如倫敦希望香港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港督會陽奉陰違「打斧頭」)。問題是:港督當年抵抗倫敦的政治基礎何在?白加殊(Robert Bickers)等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港督能有較大自主性,主因之一是英國殖民地和外交部的官員不大掌握香港的具體情况,因而需要倚賴「在地」的殖民地官員的知識和合作。余嘉勳(Gavin Ure)就1918至1958年的港督和倫敦的交涉的研究反映:歷任的港督主要策略是和香港的非官守議員結盟,因而可對倫敦聲言得到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以至民意的支持,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沒有民意支持 無法建立區隔這些狀况都不會在回歸後的香港出現。中央官員對香港太近太熟悉(起碼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會覺得一定要靠香港人「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是因為支持中央政府才服從特首,特首沒有能力擺平香港的政治矛盾,反而要靠中央替他擺平。當特首沒有香港民意支持,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其實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政治基礎的。他不能扮演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中間人,因而沒有能力調和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矛盾。選舉委員會選出和「先篩選、後投票」,梁振英或不是梁振英,其實是沒有很大分別的,關鍵在於特首對中央的權力倚賴,以及他不能真正代表香港民意。但中央可能正是看中這要點:他們不希望香港特首可以不靠中央,挾香港民意建立權威來跟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希望香港特首永遠倚賴中央才能建立其權威。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根本難以紓解中港間的矛盾,也將跟一國兩制原有的精神愈走愈遠。 ◆延伸閱讀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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