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訟判決正確 梁游上訴會敗

梁頌恆、游蕙禎司法覆核案的判辭已經出台,政府勝訴。梁、游二人都決定上訴。仔細查閱區慶祥法官的判辭,法官對事實的判決(即是梁、游二人是否客觀上正確地根據法律宣誓)是沒有任何錯誤的。梁、游二人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去指出或陳辭去反駁說他們的宣誓是合乎法律標準的。而且上訴庭一般不會去審理原訟庭法官對事實的判決,因為法官在判斷事實上有一個優勢。原訟庭法官有機會看見證人如何陳述口供以辨別證人的可信程度,亦有機會審視文本證據原件,所以原訟庭法官比起上訴庭法官對事實的判決更有優勢。如此一來,梁、游二人的上訴只能是基於原訟庭法官的法律錯誤。這個案中最大的法律爭議點就是法院有沒有遵從三權互不干預原則(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or Principle of Margin of Appreciation)。三權互不干預原則法院尊重行政、立法和司法在憲制上不同的角色,明白行政和立法機關有他們自己的考量。所以當有關於經濟民生社會政策方面的事項,當行政和立法機關需要在個人權益和短缺的資源中作出選擇和取捨,法院認為這些政策問題應該給予一個由民主選出的行政或立法機關去處理。所以在有關於經濟民生社會政策方面的事項,法院都不會參與或介入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的決定。一旦出現有如此案件時,若果事項是立法機關引發的,法院就不會審理而把問題回饋給立法機關。所以,由經濟民生社會政策所以衍生出來的司法覆核,法院通常是不干預的。但若果立法會所訂立的法律毫無理由地侵犯人權,或是這經濟民生社會政策問題嚴重地剝削個人權益時,法院亦會義不容辭地干預。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一)(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二)(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三)(劉進圖)在Le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06) 4 HKLRD 211一案中,立法機關所訂立的《刑事罪行條例》第118C條刑事化雞姦行為。任何男子與21歲以下男性肛交,或任何年齡在21歲以下男子與另一名男子作出肛交,即為犯罪。但是異性一男一女之間的性交最低年齡為16歲。案件中的梁先生在20歲時與另一男子肛交,被刑事檢控。梁先生提出司法覆核,理由是雞姦罪第118C條違反《基本法》第25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香港《人權法》第1條(男女權利一律平等)、第14條(任何人之私生活受法律保護)及第22條(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及受法律平等保護)。梁先生一審得直,律政司上訴至終審庭。律政司陳辭時指出法院並沒有對立法機關所訂立的法例的審判權,因為應該保障什麼年齡的男性是應該由民選的議會去決定,而基於三權互不干預原則,法院不應行使審判權。法院不接納政府陳辭,指出凡有明顯種族侵權、性別侵權或性取向侵權,法院就應該干預;如果法院沒有找到任何侵犯基本權利的理由,法院的責任就是罷免違憲的法律;雖然法院必須尊重立法機關(因為它代表了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意見),法院還必須意識到其保護少數群體免受多數人壓迫的作用;因為政府沒有強而有力的證據去說明為什麼男性市民基本權利受到剝削,這種剝削是違憲的,所以第118C條違憲。在Kong Yunming v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2013) 16 HKCFAR 950一案中,2005年孔允明女士從國內來港定居,與丈夫團聚,但不幸地丈夫就在她來港第二日去世了。2006年,因為孔女士並沒有在香港居住滿7年,她的綜援申請被拒。其實早在1940年代香港政府就已經推出住滿10年的要求作為綜援申請的條件。並於1959年減少至住滿5年,亦於1970年代減至一年。但自從2004年開始綜援政策要求所有申請人要在香港居住滿7年才能領取,結果孔女士的申請被拒。孔女士申請司法覆核,理由是這個7年的要求違背基本法第25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36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及第145條(香港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以及香港人權法第22條(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及受法律平等保護)。原訟庭拒絕孔女士申請,上訴亦被駁回。孔女士上訴至終審法院。政府大律師陳辭時表示政府香港需要一個恒常可持續的社會福利機制,而因為香港人口一直老化,所以一個7年長的等候期才能為庫房帶來足夠盈餘,去繼續支持這個恒常可持續的社會福利機制。終審法院一致認為政府並沒有提出足夠證據顯示由一年加到7年的等候期會帶來多少儲備,而且政府福利政策容許18歲以下兒童可以毋須住滿7年去領取綜援,而成人卻有這住滿7年的要求是不合理;况且證據亦顯示18歲以下領取綜援的人口比成人高出很多,所以成人所帶來的儲備亦很有限。終審法院一致裁定7年居住要求違憲,並裁定孔女士上訴得直。梁游上訴不應得直梁、游上訴案完全不是政府社會經濟民生政策的所衍生的司法覆核,而是關乎立法會議員個人權益的問題──就是他們兩人能否根據法律合法地成為立法會議員。所以原訟庭正確地不應用三權不干預原則去判處梁、游不符合《宣誓及聲明條例》的法律要求,並正確地宣判他們個人的議員資格被褫奪。作者是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中華司法研究會理事、大律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7日) 立法會 游蕙禎 人大釋法 梁頌恆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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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和決定合憲 違憲審查應敗訴

要求法院頒令重啟政改第二階段諮詢的梁麗幗申請司法覆核,指出諮詢文件以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即「落3閘」為法律基礎,而此相關基礎與《基本法》所列明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有牴觸,而現時的政改諮詢正正是基於人大常委會框架,所以入稟要求法院頒令撤銷現時的政改諮詢,及就重啟政改作出相關指示。我們先討論香港法院對人大釋法或人大決定有否違憲審查權;若有,再論人大8‧31決定是否違憲。 (A)香港法院對人大釋法或人大決定有否違憲審查權? (1)根據終審法院在Ng Ka Li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No. 2) [1999] 1 HKLRD 579的判決中說:「我等在判辭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終審法院雖然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最終解釋權,但是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依據或者違反基本法或基本法的程序,終審法院應該還是有權作出違憲審查。因為2004年的人大釋法無疑是一項釋法,終審法院無權對此釋法進行違憲審查。但是2014年人大8‧31決定不是一項釋法,而是一項由2004年的人大釋法伸延或引伸出來的決定,其法律地位不能等同人大釋法所以不一定能避開違憲審查。舉例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違反基本法第18(3)條,強行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一項全國性法律而此全國性法律並不關乎國防、外交或屬於香港自行立法的法律時,對於這個決定,終審法院應該是有違憲審查權的。除非全國人大常委會運用基本法第158條釋法權力,強行解釋基本法第18(3)條令到此項全國性法律能夠被解釋成符合第18(3)條的要求,終審法院才沒有違憲審查權。 (2)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出內地機關和香港雖同屬於一個中國之內;但是香港有自己的法域,而內地亦有內地法域,所以香港法院對其他法律領域內的行政決定無審判權。這樣的理解不完全正確。澳洲和香港之間的確是有存在清晰的外國法域分野。香港法院無權司法覆核澳洲本土的行政決定,亦無審判權司法覆核澳洲駐港總領事館對一名香港人作出不授予澳洲簽證的行政決定。外國領事館可以根據基本法第157條申請設立但在基本法內並沒有被賦予權力或功能。反觀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在基本法內有多項權力、功能和責任,在行使權力時亦有相當程序規範。所以,不能以外國法域的原因完全排除終審法院對這些機構所作出行為的違憲審查權。 結論就是終審法院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沒有違憲審查權,但是對於不是釋法的決定和行為似乎終審法院保留了違憲審查權。 (B)人大8.31決定是否違憲? 在未有審視司法覆核申請起訴書時,我姑且推測違憲的理據。要審視人大8‧31決定是否違憲,要從政改「五部曲」說起。所謂「五部曲」就是: (1)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 (2)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是否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 (3)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並經由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4)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 (5)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自此,基本法附件一第7條本來原文已經載入「五部曲」中的最後3步,就是通過,同意,批准。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對基本法附件一第7條提出解釋。把第一二部曲寫入基本法附件一第7條,成為現在的「五部曲」。2004年人大釋法第3條規定: 「……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 2014年人大8‧31決定節錄如下: 「一、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 (一)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4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第一道閘) (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第二道閘)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第三道閘)……」 梁麗幗所提出的憲法挑戰是2014人大8‧31決定違反2004釋法。其司法覆核的理據應該是: 2004年人大釋法只是要求人大作出決定是否對普選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進行修改。2014年的人大8‧31決定只能說「是」或「否」。所以8‧31決定第一項訂明普選辦法能夠修改就可以了,責任就完成了。其餘所說的,包括第2項及之後等等都是多餘的,違反2004年人大釋法的,所以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但此理據因下列原因不能成立: 人大常委會不受其之前行為和決定約束 (a)國會主權原則(Principl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國會有權任意立法及廢除法律,上屆國會定案對現屆國會無約束力。2004年人大釋法時是以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首的中央政府,當時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是吳邦國;2014年人大8‧31決定時政府已經換屆,是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政府,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張德江委員長。現在國會或全國人大常委會當然有主權去修改甚至推翻2004年的決定,所以說8‧31人大決定一定要活在2004年釋法的框架內,是違反國會主權原則。 8‧31決定屬人大常委會內部規程 (b)法院對國會立法程序並無審判權:British Railways Board v Pickins [1974] AC 765(英國法院對一項有英國國會所立的,但立法時違反了國會內部議事規則的法案,並無審判權);Leung Kwok Hung v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2014] HKCFA 74; [2015] 1 HKC 195(泛民議員總辭引發五區「公投」耗費公帑,特區政府提出修改「立法會條例」加入條款,規定無合理解釋而請辭的議員請辭後6個月內無法被重選;而梁國雄議員在立法會將要通過這條修訂時「拉布」,立法會主席「剪布」而梁議員提出司法覆核,法院判決司法無權管轄立法會主席剪布決定)。退一步說,假設2014年8‧31決定真是違反了2004年的人大釋法,這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內部規程問題,根據「三權分立」原則,香港法院無權質詢全國人大常委會內部規程問題。 結論是2014年8‧31決定沒有違反了2004年的人大釋法,就算有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內部規程問題,香港法院無權審理。 作者是大律師、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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