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多少?如何管? 全面管治權與港人治港

回歸20年,中央與香港特區在權力關係方面,如果是圍繞「管」的問題上,大概可以分為3個階段。 管?還是不管?(第一階段) 由1997年至2003年,是「管」還是「不管」的問題。因為香港過去在經濟和管治方面的巨大成就經驗、中央對董建華的充分信任,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還在很大程度上倚賴香港,中央總體上是按照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在1989年所說的「河水不犯井水」的意思,採取「基本不管」或「盡量少管」的方針。 要管 有什麼法理依據?(第二階段) 但從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香港經濟開始,董建華政府其後幾年施政不當,引起了廣泛社會不滿,以致2003年23條立法失敗,50萬人上街示威抗議,導致在2004年12月, 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向董特首當眾訓話,希望他領導的特區政府「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 那些年應是中央由考慮以致決定改變「基本不管」或「盡量少管」的方針的時候;而要「管」,就要先解決法理依據的問題。這個工作並不困難,因為鄧小平早在1980年代制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政策時,已明確說明中央不是把什麼權力都放棄,而要「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事實上,《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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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當選特首面對的管治挑戰

林鄭月娥以777票當選為下屆行政長官。她是否及如何能夠帶領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境? 「贏選舉,輸民意」這句說話當然是事實。但過去4年來,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任司長時的民望都在前列,可說是叮噹馬頭。只不過在近月選舉期間,因為曾俊華形象工程做得好,而林鄭月娥被指有中央「欽點」及有關方面對她的支持工作做得拙劣,導致兩者民意差距拉開。所以這個民意支持度的比較只是短期相對而言,並非因為林鄭月娥本人一直不受多數市民歡迎所致(有別於如果梁振英尋求連任的情况)。 根據民意調查顯示的民望隨時可升可跌,何况以往3名特首在競選時的高民望,可在其後的任期內急速下跌。反之,新當選特首如果上任後工作表現好,亦可重新提高民意支持。故此,現時的所謂「輸民意」,並不會成為林鄭月娥上任後面對的最大困難。 未來半年民意能否攀升是關鍵 但是,我們也可以由此入手,指出林鄭月娥在今後半年內,即4月至6月的候任和組班期間及上任後的頭100天內,能否爭取民意支持度逐步以至顯著上升,是下屆特區政府能否改善管治和施政的起點。 這不單是林鄭月娥作為下屆行政長官的個人前景問題,也不是可擴大至下屆政府的施政成效的問題,而是關乎在今後的關鍵5年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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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特首在頭100天應做什麼?

問特首參選人:如當選上任,你在首100天內的優先工作次序是什麼?你將會向社會傳播什麼重要信息,包括你的領導風格、如何改善管治及提高施政成效、如何重建互信、如何回應市民對改變帶來希望的預期? 美國特朗普宣誓上任美國總統後,即在改造過的白宮網頁上,提出了新一屆政府在頭100天的優先政策列表。 自從1933年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提出「首100天」(the First 100 Days)的概念,並在其上任後頭3個月成功在國會通過一些重要法案,奠定「新政」(the New Deal)的基礎以後,歷屆美國總統上任後的頭100日內所計劃和開展的重點政策,都成為美國社會特別是傳媒所十分重視及關注的焦點。 傳統智慧以及日常生活工作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好的開頭將會使其後工作較為順利。當然現實上,這並不表示以後都會一帆風順,但一個壞的開始必然令跟着的工作倍加困難。諺語亦謂「第一印象是持久的」(first impressions are the most lasting)。 全港市民都期待改變 在香港現時的情況下,為何要向特首參選人提出這份試卷? 首先,因梁振英不會競逐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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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議題的專業管理

行政長官和教育局長最近在處理學校的港獨議題上,需要好好地平衡行政手段、教育目標和專業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管理之間的關係。在中學和大學新學年開始之際,突然冒出20多個聲稱鼓吹港獨的中學生組織,而據報大專院校將逐一湧現支持港獨的學生會。這的確令人擔心:港獨思潮、組織和活動是否會在中學和大專院校蔓延?為了盡快防止這個可能性,行政長官表示明確的反對態度、教育局長邀請辦學團體代表見面商討,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學校有沒有討論港獨的空間、教師如在校內鼓吹港獨會否被取消註冊教師資格等問題上,兩人的言論前後不一致,令辦學團體和前線教育工作者甚為困擾。這種令人無所適從的混亂,顯示了在倉卒之間採用行政手段的不足,需要同時從教育目標和專業管理的角度,去更有效地應對及解決問題。我們要面對一個現實,社會上的對立政治已波及校園。中小學是未成年兒童和少年求學成長的地方,必須保護免其淪為政治場所。但是,學校同時又是教育學生的地方,在傳授知識及幫助他們學會學習之外,也要教導他們有理性思考能力、明辨是非。是否容許校內論港獨 應讓校方決定無論是政府官員、辦學團體或學校領導,隨便說一句「學校沒有討論港獨的空間」、「禁止在學校討論港獨」,是放棄了學校應教育學生理性思考的重要功能,拱手將意識形態影響讓給校外的激進分子和港獨人士。青少年的本性,是追求成長為獨立自主的成年人。採取高壓式的行政手段,不准說、不准問、不准討論,只會令他們沒有機會接受正面教育,讓他們更加反叛,流向港獨群組。是否容許在校內討論港獨,應讓各個中學辦學團體和校方領導去決定,但我們亦要體諒校長和教師大多對《基本法》、一國兩制、身分認同、港獨等政治議題缺乏深入認識,並會擔心沒有能力去主持有關討論,害怕動輒得咎。故此教育局和教育團體有責任去組織、推動、支援或鼓勵學者專家去編寫有關「為何要維護一國兩制」、「為何要反對港獨」的論述和參考材料,要有說服力,避免八股式宣傳,擺事實講道理,供應學校採用,甚至可為學校提供座談會講者。2012年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在政治風波中被擱置。青少年在身分認同問題上迷失,港獨思潮有可能蔓延。下一屆政府有責任去面對挑戰,思考和研究在公民教育中,如何加強國民身分認同的內容,並可令社會大多數人接受(這不一定是以科目形式進行)。至於大學方面,由於學生都是成年人,政府應該尊重院校自主,而大學當局亦只能表示反對港獨的立場,盡力維護校園內的學習環境。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最近作出聲明,指出大學管理層認為港獨不切實際,亦不符合大學最佳福祉,大學絕不容許暴力,以及帶仇恨或冒犯性行為進入校園;但重申學生享有一國兩制下賦予的言論自由,當中包括敏感議題。這個論述無疑是專業和恰當的。特區政府不應企圖指令各大專院校怎樣做。有人戲言現任行政長官是「港獨之父」,是否如此是見仁見智;但回歸10多年後,在他任內,港獨思潮、組織和行動在青少年當中出現和擴散,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特首不單要負起防止港獨繼續發展的政治責任,更要負起公共行政方面的專業領導管理責任。幾年來的身分認同問題,發展到現在的港獨問題,特首是否應該領導有關部門進行反思檢討?是否應該深入調查研究原因,找出有效的應對策略、政策與辦法?是否應該尋求改善施政和政府運作的方法,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是否應該諮詢支持一國兩制的各界團體和人士的意見,爭取社會共識?是否應在行政會議上認真討論如此重大的議題,聽取成員們的建議?治大國若烹小鮮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之一,是政府和各行各業的管理質素。專業管理講究細緻、分析、數字、概念、道理、程序、效率、效益、法例、規則等,因此重視研究討論、比較不同方案、評估得失、徵詢專家和有關人士的意見、參考有關規章法例、遵守專業道德與慣例、預期各種風險等等。在社會複雜多變的情况下,我們期望特首和問責官員不是依賴倉卒決定的行政手段(有時會接近粗糙),更要堅持有效的專業管理。今屆特區政府推出的「零雙非政策」、「港人港地」、選管會增加參選人簽署「確認書」的要求等等例子,都反映了這種考慮不周全,以致引起更多問題和質疑的行政手段的缺點。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講的就是精細的專業管理。對於身分認同、國民教育、港獨這些意識形態和政治議題,對於充滿理想熱情和缺乏耐性的年輕一代,更加需要認真、細緻、靈活、耐心和聰明的處理。(編按: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在校園內如何對待港獨話題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政府限制主張港獨者參選,以及限制港獨理論在校園傳播的措施是否有效?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開學在即,我們從「校園與港獨」專題作為開端,希望逐步帶出更寬闊的視角。)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日) 教育 港獨 校園與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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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可強:《學苑》編輯隔代對話(下)──香港民族論、中國夢與特首普選

筆者在上篇談到「香港民族論」的錯誤觀點,今篇將討論香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的重大意義。《學苑》 編輯和一些年輕人即使對當前的中國政府和狀况有多大的不滿,又何必要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分呢?以鄙視、歧視、否定和排斥的眼光及態度去看待及對待當今中國和內地人,而沾沾自喜於香港人的所謂「優質文化」,正正是違反了公民民族主義所標榜的價值,就像不少美國政客和傳媒那般看待東方和其他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香港民族論》中所提到的英國政治學者Montserrat Guibernau也說過:如果國民論述是建基於排斥、非人化(dehumanization),及描繪非國民者是「敵人」和「威脅」,就會鼓勵仇外主義和種族仇恨;這種民族主義容易導致排擠異同、自我優越的狹隘國民定義。更何况是針對原本是同文同種的中國國民?一些內地文化和有些內地旅客的行為不符合現代文明的要求,在素質上有待提高,這是事實;但如果我們從任何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隨着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和教育水平提高,以及與較先進文明增加接觸交往,國民素質自然會逐步提高。曾幾何時,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人到西方國家旅遊時,何嘗不是被西方人視為不守規矩、沒有禮貌、貪圖小便宜和喧嘩吵嚷的「劣質」(但有錢花)的遊客?香港自中國晚清和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都是以其先進一面影響和促進中國大陸的進步及與現代文明接軌。到了現在,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與國際接軌,並與各國頻繁交往,已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分子及愈來愈重要的成員,已經及將會更多地受到西方和全球化的影響。當然,中國近30多年的發展經驗,亦已經引起世界各國(包括西方)不少學者、傳媒、政界及其他人士的反思與討論。相反,香港發展自回歸以來停滯不前,現時小部分人更且自我劃地為牢,企圖選擇由中國最國際化和最先進的城市,退縮到只顧本土利益,閉關自守,與中國割斷的小「城邦」或「國家」,不單是完全不顧實際,更會把香港引向絕路。 中國夢無疑中國多年來出現的貪腐嚴重、人權沒保障、司法不公等現象和事件經常出現,令人失望以至氣憤;但中國能在30多年內從經濟陷於崩潰邊緣,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且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令8億農民中的6億人有社會保障,產生了全世界最多的中產階級人數(瑞士信貸銀行估計,全世界有10億人屬於中產階級,中國佔了三分之一;而中產階級的興起是推動民主發展的重要因素,已為世界各地的政治發展歷史證實)。 中國現正開展全面深化改革,加強與世界各國來往及參與國際事務。大勢所趨,必然的發展方向只會是逐步走上開明、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化道路,但這需要時間和13億人的共同努力,也將會是一個相當複雜、曲折、反覆和艱巨的過程。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即中共成立100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中國成立100年(2049年)建成現代化國家。十八大又確立了包括「國家: 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也就是習近平主席所倡議的「中國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對於這些「核心價值」,我們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亦可提出修改和補充建議,但它們事實上包含了人類追求的理想。試想一想,一個10多億人的中國如能在下一個30多年相當程度地實現這些核心價值,建成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現代化國家,將會對世界和人類作出多麼巨大的貢獻! 香港特首普選的重大意義同學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以及對不公義的事情進行抗爭的精神是可貴的,但與其出於憤恨、蔑視、排斥等情緒,去追求虛妄和錯誤的「港獨」或脫離中國的「自決」,不如讀好書,學好本領,去幫助香港逐步建立成為一個有良好管治的優質民主社會,盡力去保持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和最先進的城市(或其中之一)的地位。這樣的香港,這樣的香港人,才能真正保護香港人的利益,才能有效地維護「一國兩制」,才能繼續對促進中國的全面現代化作出貢獻。在當前的香港政改問題上,泛民政黨和人士太受自己所設的「真假普選」的簡單二分法所蒙蔽,而漠視了世界所有國家在建立民主制度時,都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和不同的模式(美國黑人直至1964年才享有投票權,但美國一直都被視為是先進的民主國家)。即使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議比較保守,但由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比起由1200提名委員會成員選出的辦法是一大飛躍,是邁向民主的一大步,而且一旦有了特首普選,只會推動歷史繼續向更民主的方向走。這不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道理嗎?又試想一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轄下,香港特區將可以成為中國第一個城市以普選選出首長,這對於13億國民將會產生有多麼深遠影響的示範作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都明白以上兩個道理,而贊成香港人接受人大常委會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泛民政黨和人士為什麼反而不明白呢?我們不單要實現2017年的特首普選,並要繼續爭取改善制度,還要幫助改善香港的管治,建立優質民主,才能有效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進而在促進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發揮我們香港人的積極作用。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1968年《學苑》總編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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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可強:《學苑》編輯隔代對話(下)──香港民族論、中國夢與特首普選

筆者在上篇談到「香港民族論」的錯誤觀點,今篇將討論香港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的重大意義。《學苑》 編輯和一些年輕人即使對當前的中國政府和狀况有多大的不滿,又何必要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分呢?以鄙視、歧視、否定和排斥的眼光及態度去看待及對待當今中國和內地人,而沾沾自喜於香港人的所謂「優質文化」,正正是違反了公民民族主義所標榜的價值,就像不少美國政客和傳媒那般看待東方和其他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香港民族論》中所提到的英國政治學者Montserrat Guibernau也說過:如果國民論述是建基於排斥、非人化(dehumanization),及描繪非國民者是「敵人」和「威脅」,就會鼓勵仇外主義和種族仇恨;這種民族主義容易導致排擠異同、自我優越的狹隘國民定義。更何况是針對原本是同文同種的中國國民?一些內地文化和有些內地旅客的行為不符合現代文明的要求,在素質上有待提高,這是事實;但如果我們從任何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隨着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和教育水平提高,以及與較先進文明增加接觸交往,國民素質自然會逐步提高。曾幾何時,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人到西方國家旅遊時,何嘗不是被西方人視為不守規矩、沒有禮貌、貪圖小便宜和喧嘩吵嚷的「劣質」(但有錢花)的遊客?香港自中國晚清和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都是以其先進一面影響和促進中國大陸的進步及與現代文明接軌。到了現在,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與國際接軌,並與各國頻繁交往,已成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分子及愈來愈重要的成員,已經及將會更多地受到西方和全球化的影響。當然,中國近30多年的發展經驗,亦已經引起世界各國(包括西方)不少學者、傳媒、政界及其他人士的反思與討論。相反,香港發展自回歸以來停滯不前,現時小部分人更且自我劃地為牢,企圖選擇由中國最國際化和最先進的城市,退縮到只顧本土利益,閉關自守,與中國割斷的小「城邦」或「國家」,不單是完全不顧實際,更會把香港引向絕路。 中國夢無疑中國多年來出現的貪腐嚴重、人權沒保障、司法不公等現象和事件經常出現,令人失望以至氣憤;但中國能在30多年內從經濟陷於崩潰邊緣,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且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令8億農民中的6億人有社會保障,產生了全世界最多的中產階級人數(瑞士信貸銀行估計,全世界有10億人屬於中產階級,中國佔了三分之一;而中產階級的興起是推動民主發展的重要因素,已為世界各地的政治發展歷史證實)。 中國現正開展全面深化改革,加強與世界各國來往及參與國際事務。大勢所趨,必然的發展方向只會是逐步走上開明、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化道路,但這需要時間和13億人的共同努力,也將會是一個相當複雜、曲折、反覆和艱巨的過程。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即中共成立100年(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中國成立100年(2049年)建成現代化國家。十八大又確立了包括「國家: 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社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也就是習近平主席所倡議的「中國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對於這些「核心價值」,我們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亦可提出修改和補充建議,但它們事實上包含了人類追求的理想。試想一想,一個10多億人的中國如能在下一個30多年相當程度地實現這些核心價值,建成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現代化國家,將會對世界和人類作出多麼巨大的貢獻! 香港特首普選的重大意義同學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以及對不公義的事情進行抗爭的精神是可貴的,但與其出於憤恨、蔑視、排斥等情緒,去追求虛妄和錯誤的「港獨」或脫離中國的「自決」,不如讀好書,學好本領,去幫助香港逐步建立成為一個有良好管治的優質民主社會,盡力去保持香港作為中國最國際化和最先進的城市(或其中之一)的地位。這樣的香港,這樣的香港人,才能真正保護香港人的利益,才能有效地維護「一國兩制」,才能繼續對促進中國的全面現代化作出貢獻。在當前的香港政改問題上,泛民政黨和人士太受自己所設的「真假普選」的簡單二分法所蒙蔽,而漠視了世界所有國家在建立民主制度時,都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和不同的模式(美國黑人直至1964年才享有投票權,但美國一直都被視為是先進的民主國家)。即使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議比較保守,但由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比起由1200提名委員會成員選出的辦法是一大飛躍,是邁向民主的一大步,而且一旦有了特首普選,只會推動歷史繼續向更民主的方向走。這不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道理嗎?又試想一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轄下,香港特區將可以成為中國第一個城市以普選選出首長,這對於13億國民將會產生有多麼深遠影響的示範作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都明白以上兩個道理,而贊成香港人接受人大常委會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泛民政黨和人士為什麼反而不明白呢?我們不單要實現2017年的特首普選,並要繼續爭取改善制度,還要幫助改善香港的管治,建立優質民主,才能有效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進而在促進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發揮我們香港人的積極作用。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1968年《學苑》總編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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