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國教是教育界捍衛一國兩制的責任

上訴庭法官張舉能就梁頌恆游蕙禎兩人案件判辭,修正了原訟庭法官「釋不釋法都一樣」論點,認同了人大就《基本法》釋法權力及影響,也把對香港實行的一制——普通法制的理解,放在「一國」——大陸法制的背景之內。短短一周,港獨派被彭定康與張法官連摑兩巴掌,把他們由黎丘丈人(註1)摑回「現實政治」(realpolitik)。今日學生圖以港獨求善治是緣木求魚之說,社會應適時補偏救弊。不過,最多機會去給學生補偏救弊的教育界,又能否充分履行它的導正責任呢?課程非政治化錯失導正機會香港公民教育自1985年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啟動,推行至今30年有餘,中間經歷了主權移交。港英時期的教師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牀休息,翌早一覺醒來就成為中國香港的教師,到了7月2日上課就要去教導學生成為「有為的中國公民」、「未來特區的主人翁」。教育學翹楚Michael Young指課程是社會現實(social facts);課程的編排也建構出正規知識(legitimate form of knowledge),也將部分知識非正規化。香港的公民教育課程本應要回應「一國兩制」這社會現實,強調學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分。回顧過去8份公民教育課程文件,不單沒有強化學生個人的公民身分和政治身分,反而偏向進一步的德育化(moralization)及非政治化,本世紀初把公民教育改為「德育及公民教育」是明顯例子。「三綱八目」、「五倫五德」當然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內涵,但內地與香港關係不止是文化層面,還有社會及政治互動。受制於兩地區隔與本地恐共情緒,香港課程單以空泛「中國人」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作為課程目標;討論兩地議題,基礎政治知識的課時也少,到了高中階段才以批判性思維去學習現代中國。我們的課程是否負責任地充分體現「一國兩制」這社會現實呢?不討好也應負起轉化公民責任即使在先進民主社會也會有敏感問題,例如美國的墮胎、宗教及性取向的問題,加拿大的性取向議題,教師也懼怕家長及校長反對而避免討論。研究顯示模棱兩可的政府立場,只讓教師迴避爭議。學術界認為政府有責任營造教師安心環境,官方要說明清晰立場。回到香港,「政治不入校園」符合香港家長口味,學校亦可「唔做唔錯」,但「學校不談港獨」就不等於學生對港獨無知。學生在互聯網上尋找偏頗甚至錯誤的資訊,教師是有責任去導正,即使工作並不討好。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劃剛公布《充實公民教育政策》報告(註2),促請政府在課程、教學支援及師資方面着手,給予學校空間、資訊、支援及「紅線」,培養為香港積極建設、關心社會的中國公民。基本法是一代人千辛萬苦談判而成的憲制文件,教師應負責任地去認識、捍衛、轉化,讓學生認知自己的政治身分,欣賞自己的中華文化,了解「一國兩制」的社會現實,並負上對「一國兩制」的基本責任。註1:黎丘丈人,出自《呂氏春秋.慎行論.疑似》,比喻困於假象、不察真情而陷入錯誤的人註2:研究報告見www.hongkongvision.org.hk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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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之後 要重建一國兩制論述

選舉是全港最大型的公民教育,學生及青年不論家庭背景、學校課程,只要對時事有所關注的都會觀察選舉的一舉一動。然而,今屆立法會選舉有政團堂而皇之倡議港獨,加上梁天琦風波的助力,港獨論述對這一代青年來說不再是一件陌生的事。只表立場沒有論述的反港獨面對港獨挑戰,親建制的媒體也不是新兵上陣。翻查過去資料,兩份主要愛國報章早在10年前已反擊港獨,尤其是在2007/2008年普選爭議與「五區總辭」之時,分別有65篇及143篇社評及署名文章批評港獨。及後每年增加,到了2015年已有813篇署名文章及101篇社評「抗獨」。這個數字反映愛國者滿肚子墨水去文鬥嗎?不。多年筆戰經驗只是不停重複表態。在2013年至2016年4月,每年有50%至80%「抗獨」文章引用中國憲法或《基本法》,引用地區比較由過半數下跌至不足一成,引用民調及經濟數字是少之又少。讀者常聽到的理由,由最經常到較經常的,分別是:「外部勢力挑起港獨」,文化、民族修辭如「血濃於水」等,國內依靠論如食水及糧食問題。多年以來,香港建制派來來去去都是這一兩花招,而且就民族問題、自給自足問題等,港獨派已有清晰反駁的理論。今時今日,到了大是大非時候,建制派只奉行「雙不政策」——不參與、不接受,最終造成「有人出聲、沒有對話」的局面。一國兩制教育已經在崩壞邊沿近日中大進行民意調查,只有不足七成受訪者支持香港「維持一國兩制」,15至24歲組別更有近四成支持港獨。香港政府多年來積極於讓學生認同自己國民身分,在2015/16學年,教育局內地交流計劃亦為小學生花了1770萬元、中學生花5280萬元,大專生也有1190萬元,讓6萬多名學生接觸內地。不論「前測後測」比較、「有去與未去」的比較,早有研究顯示,內地體驗式學習可以釋除學生對內地的偏見、認識內地的實際情况。理論上,港府在內地交流的支援沒有「白給了」,那為什麼香港青年會「阿崩叫狗」——愈叫愈走呢?公民教育及國民教育之間有歧義是一國兩制獨有情况。一般來說,「citizenship education」本來就是要連結個人與政府及國家。基於香港特殊情况,教師少提學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互動,多談國家錦繡山河、文化認同。在基本法教法套,多見到的是認知的、背誦的、單向的知識,讓學生了解基本法對港人生活的影響,卻未有深入談及幾個國民教育核心問題:(1)為什麼要一國兩制,而不一國一制、聯邦制、邦聯制或獨立?(2)香港特區在中國發展層面有什麼參與?(3)為什麼一國兩制對香港及居民有利,如何保障這個利處呢?過去港人有一套「中華情意結」去蓋掩這些政治現實問題。不論國內誰掌權,天災必定出錢出力;不論持何政見的選民,不會大大聲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為國家、民族利益,愛國商人甚至會違背自己利益而付出。可惜這個「中華情意結」慢慢因為血緣、全球化等原因失去蓋掩作用。下屆政府面對這一代無根青年,無可避免要重建一國兩制論述,並在這場辯論中只可勝不可敗。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8日) 身份認同 一國兩制 港獨 中國人 中華情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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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的無良「本土」意識——請正視香港少數族裔教育福利

近日便利店店東受傷至離世的新聞充斥各大媒體,不少政客卻利用兇手的膚色大推反難民政策,宣泄種族歧視言論。即使證實行兇者為加拿大籍越南人,部分團體也公然到現場「抽水」繼續誤導公眾。被遺忘的建設者首先,我們要先弄清楚一點:在港南亞裔、東南亞裔是否全數都是難民,或只享福利沒有貢獻的懶人?1945年全港人口約有50多萬。因為國內紛爭戰事,大批難民搬來,僅在1945到1950年的5年間,人口增加4倍有餘。在這批「新移民」來之前,香港是一個「真.國際城市」。因為法律及其他殖民政策吸引人從西方、遠東來港。英國會議員Henry Norman爵士形容香港當時滿街都是英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Norman, 1895)。商人J. J. Smith在1883年的遊記也讚許香港是「世界上最國際性的城市」(Smith, 1883)。今天我們口中「少數」族裔給香港的貢獻卻是偉大的。帕西人麼地爵士和律敦治是本地著名慈善家。前者有份創立香港大學,後者及其家族大力支持醫療服務,捐出巨款開辦醫院。在商業方面,著名的律敦治洋行為帕西人開的洋行,鴨都喇利洋行為印度人創立,猶太也有富商大衛.沙遜。在保安方面,他們積極參與香港義勇軍。元朗新田更設有廓爾喀軍人墳場以紀念俗稱「啹喀兵」的尼泊爾僱傭兵。港英政府亦從旁遮普一帶招聘錫克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加入警隊。不少在港南亞裔、東南亞裔比起華人更加土生土長。然而,回歸後,社會對他們的子女可以說是「以怨報德」。非華語學生教育福利之缺乏回歸後,香港教育漠視香港多元背景。一刀切實施母語教學、中文能力成為了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及公務員考試的必要要求。少數族裔社會經濟地位被慢慢壓低。DSE難過的核心科目不止中文,通識亦是。「現代中國」與「今日香港」兩個單元不算容易,英文教材又少,英文寫的新聞及評論選擇也不似中文般多。華人子女通識成績不好,可以補「名師」,但又有幾多「名師」可以提供英語授課?學習環境不理想以致輟學、出席都成問題。華裔學生有近三成能接受大學教育已經叫苦連天,尼泊爾裔只有7.7%,巴基斯坦裔更只有不足5%。早前與屯門中學校長討論才知道,不少非華語學生來自「一帶一路」民族,但因為他們有「3粒星」而不合資格獲「一帶一路」獎學金。想好似本地華裔學生般,到國內升學,但因為他們沒有特區護照,不能享有港人的學費優惠。究竟,政府當他們是「外國人」還是「香港人」呢?華人生育率低,南亞裔、東南亞裔人口遠比香港整體人口年輕得多,是未來學生的「不少數」。然而,社會沒有給予他們一個公平的升學機會、向上流動機會。假若他們真的誤入歧途,我們只懂大聲指摘而不好好反思,真的後悔莫及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3月24日) 教育 少數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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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應先了解訴求 撤TSA未必能回應家長

近日網上要求取消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群組連結區議會選情,逼候選人表態。部分候選人,包括建制派及無黨派人士也紛紛發起簽名運動以求個安心。在適當時候為政策作檢討,本來是公共行政中平常不過之事。諷刺的是,因為正值選舉季節、政府低民望及其他政治考慮,這個檢討TSA的運動亦無可避免地被異化。事實上,檢討TSA也不是局方首次,2011年及2014年都進行兩次檢討,先將小六TSA改為隔年舉行以減輕升中學生及教師壓力。2014年為免學校間不當比較,局方不再向個別小學發放學生達標率(但答對率提供作教學改進參考),更為免學校誤以為TSA為懲罰基準,局方又把TSA在學校表現評量中剔除。不同訴求套上TSA名號 未必可完全解決教育局長吳克儉邀請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作出報告。然而,TSA問題經多日發酵,令不同訴求都套上TSA的名號。總括近日相關帖子,主要問題有五:(1)制度問題:需不需要為學生作基本能力評估?需不需要每年評估?如不需要,如何決定哪年哪些學生不被評估?(2)考評問題:TSA考試是否過深,考核內容是否無關?程度水平如何釐定,有無脫離基本能力原則?(3)學校問題:學校為什麼要逼學生操練TSA?學校有否要求學生做過深或過多TSA練習?(4)教師問題:需不需要以基本能力評估作為改善教學參考?參考有沒有用?教師有否落實?(5)學生問題:如何紓緩學生考試壓力?如何紓緩學生家課壓力?以上五大問題,除了首3個之外,委員會是無權無責去解難的,包括最挑起家長不滿的學生壓力問題。然而,即使取消TSA也不保證學生有更多玩耍時間。剛宣布不參與TSA的私立小學發表聲明指,不參加TSA讓學生更能專注應付影響升中派位Pre-S1考核(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一個考試缺席只為了把時間準備其他考試,那學生壓力紓緩又有多少?同時,市場上有不少小學補習社以「贏在起跑線」、「想子女未來住在銀湖天峰還是太和」等廣告作招徠,市場供求清晰反映家長價值取向。即使有家長團體想還孩子童真,「baby-kingdom」的朋輩比較與虎媽文化已深深植根在家長心脾,學業高壓發於肌理。檢討委員會公布什麼也難保學生平安。要正視壓力源頭 尤其瀕臨被殺學校市場上出現練習本反映了學校及學生感受到TSA壓力。再而,這TSA壓力難以用其他教學法去面對,要用快捷但無趣的重複操練去解決。如果學校真心相信TSA不用作標籤學校組別,不為殺校指標。即使學校遜於全港平均,也可平常面對,從而制訂合適學習能力及基礎較弱學生的教學策略。結果,有學校就是把「驗身紙」看成「死亡證」,為了達標而加操。回顧2003年殺校文件《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殺校唯一指標是收生人數,TSA成績不作考慮。那是什麼原因令「驗身」有壓力呢?了解到有部分區內印象較差學校,每年向家長公布該校TSA成績以吸引家長選讀。因此,同區差不多印象的學校被迫「自爆」,以圖洗脫「吊車尾」的惡名。雖然TSA小三全港達標率約85%,一般學校都不用操練就可以「過骨」,但對於少數瀕臨被殺的學校,高壓操練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是理性壞結果,局方不容忽視。TSA連結教學專業 不宜全面取締3次TSA,包括小三、小六及中三是一個有進度有層次的教學評估。不單讓教育局可以了解教育政策成效,更是學校改進的客觀基礎。現時,各校有一個指定專用戶口可以了解考生表現和資料詳盡的評估報告。報告之細緻不止整體成績,更能解答數學的幾何學好了嗎?中文閱讀如何?各科學習範疇的表現又如何?這細緻結果可結合學校報告分析,檢討教學策略,回饋教學。考評局曾在2008年5月進行問卷調查,其中96%回覆的受訪學校確認教師有參考TSA的數據以作改善教學計劃。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COTAP)在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中,說明了何謂卓越教師:「有效使用評核結果改善教與學,在同一年級或某個學習領域,善用此等評核結果,為全班、各組別學生以至個人作課堂策劃。」在小學階段,科組教師最多可面對兩次TSA。透過觀察同一組學生的進度,學校可以有實證去檢討及改進教學。小三評估結果約在半年後發放,教師亦可以在學生小四時調整教學面對Pre-S1考核。即使在2012年起,小六TSA作為隔年評估,在非評估年份學校可自願參與。2014年自願參與的小學也有近半百,難道他們是白考的嗎?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4日) 教育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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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斷言「香港負擔不起政治爭拗」

近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更曾催發了長達79日的佔領運動。特首梁振英在5月的特首答問大會上,表示香港社會負擔不起無休無止的政改爭拗。當然爭拗難以讓政府(而非商家)掌握全球經濟發展機遇。不過,香港社會是否真的負擔不起無休無止的爭拗呢? 統計證政治爭拗影響極微在統計學裏,線性回歸(linear regression)有助驗證兩個變項是否相關,利用此法便可驗證政治爭拗與經濟發展是否呈「負相關」,即政治爭拗是否不利經濟發展。筆者以港大民調計算的特首民望淨值、特區政府滿意程度淨值以及特區政府信任程度淨值(以半年計),作為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代表香港的政治爭拗嚴重程度。經線性回歸分析後,發現在2000年(註一)至2014年間,三者與同期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實質變動百分率均無任何線性關係(註二)。同時,結果顯示在1997年至2014年間,上述3個變項與恒生指數半年變動百分率無關(註三)。 奉行自由經濟 政府角色有限香港一直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經濟政策,政府甚少直接干預市場運作,而商界亦鮮有在跟從政府指導下發展。雖然主權移交之後,特區政府較以往更多參與市場,如1998年政府入市「打大鱷」,但總體而言,政府干預仍然很小。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數十年來政府消費開支佔GDP比率均在11%或以下,近10年此數字亦徘徊在9%左右,顯示政府在香港經濟中佔很小比重。除了土地發展、交通運輸、公共事業等少數領域外,政府很少對自由市場設下限制,而政府亦不會「落場」經營企業,這與透過淡馬錫控股持有不少重要企業的新加坡截然不同。香港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角色,只是促進發展、規劃經濟、提供有利經濟發展的條件,例如政府設有投資推廣署,向外資推廣香港市場,亦設有不少駐海外經貿辦事處,促進香港和外國的雙邊貿易,但這些措施均屬輔助性質,亦不受政治爭拗影響。因此香港社會即使受不同政治爭拗困擾,或許不利政府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方向,推出新的經濟政策,但其影響絕非部分親特首人士口中般嚴重。 政爭實屬正常 毋須過於擔憂要數「政治爭拗」、「社會撕裂」嚴重的表表者,大概非比利時莫屬了。比利時因為黨派林立,曾多次出現國會無法籌組新政府的情况,甚至曾於2010年至2011年間,出現長達589日的「無政府」狀態,其間只由權力有限的看守政府統治,堪稱世界紀綠。不過,比國似乎沒有因政治僵局而拖慢經濟發展,在「無政府」狀態最烈的2011年,比國錄得1.6%的GDP增長,與同年歐盟整體GDP增長相若;而在2005年至2013年計,比國經濟增長有6年是優於歐洲整體。由此可見,經濟不一定受政治爭拗牽連。環顧全球,政治爭拗乃自由、民主社會的必然產物,香港雖非民主流播之地,但《基本法》保障市民享有言論、結社、集會等種種自由,故政治爭拗乃正常不過。固然近年政治爭拗愈趨激烈,而影響政府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方向。早前政改議題爭論持續20個月,確實令政府難以聚焦發展經濟;不過,政府統計處公布2014年第四季,即佔領運動期間,本港GDP仍錄得2.4%的實質按年增長,可見毋須過分擔憂政治爭拗對經濟的影響。香港政府與其擔心政治爭拗損害香港經濟,不如致力保障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維護香港的良好營商環境,保持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香港經濟自然得以好好發展。註一:政府統計處《本地生產總值》年刊並未載有1997年至1999年間季度GDP數據,故是次分析未能涵蓋之註二:p值分別是0.157、0.132及0.240;p值大於0.05,即表示兩個變項無關註三:p值分別是0.950、0.916及0.906作者馮智政是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蔡偉德是香港政策研究所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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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智政:雨傘心死令外部勢力干預合理化

「收美國佬錢搞亂香港」或許在雨傘運動之前,對政黨傷害甚大,但運動之後卻未必。佔領70多天後,學聯、學民思潮等組織疲態盡露。政府堅持寸步不讓的意志,維護了中央及人大的尊嚴及權威,捍衛了一國領導。雨傘運動只能在有限時間、有限地方中落幕。1960年美籍華人史學家周策縱撰寫《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時,提出以思潮及文獻去了解五四運動由來及影響,突破了當時「事件式」有始有終的紀錄,反映社運不會因清場而結束,其思想影響深遠。同理,雨傘運動之後,政府必須面對雨傘遺下的思想價值改變。 佔領70多日後的心死香港政策研究所民意調查中心在佔領第62天政府總部外,訪問了16歲以上雨傘運動集會參與者。對於佔領運動的重要假設:以香港經濟發展作籌碼來爭取中央政府開放民主政制的做法,只有少於三成示威者(29%)傾向認為這做法有效。超過六成示威者(62%)對於2017年能夠實現特首普選悲觀。比較在同年5月進行的全港住戶調查,只有三成受訪者感悲觀為高。估計雨傘之前,普遍市民對中央政府開放本地民主政制都是心存懷疑,雨傘之後卻變成心死。「細路仔『扭』玩具瞓街,你估阿爺一定畀玩具你啊!」許多反佔領人士,尤其是年紀較長的叔叔嬸嬸,指摘示威者自大無知,是被寵壞的小朋友。然而,受訪的示威者卻沒有這「大香港」的前設,只有約三成人認同中央政府重視香港。綜合以上結果,佔領62日後,示威者是感覺無助、無力抗爭。 不再「一家人」 兩地關係現實主義抬頭示威總有完結一日。迴避政治問題令香港人重新思考中央香港兩地關係,由以前普遍的「一家人」血親關係,慢慢變成「現實政治」的兩地關係。 雨傘後,部分受訪的示威者更認同城邦自治及港獨言論立場,分別有31%及25%,無改變的約60至70%。大部分在雨傘運動後更認同上述言論的,不是自治派、港獨派支持者。言則,在雨傘運動後部分受訪者由絕不認同城邦自治及港獨,改變為幾不認同。筆者監察調查時亦有與示威者對話,發現示威者在兩地問題上苦無對策。兩個多月「白佔」令示威者知道政治上講道理、講價值而沒有政治手腕是不會有效的。與示威者對談,談普世價值、良知公義的時間很短,討論策略、國家局勢的時間較長。有別於過去反高鐵、反國教的左派青年,雨傘之後兩地現實主義經已抬頭。 苦思新籌碼、台灣選舉與英國議會的啓示「外部勢力」一直被各政團視為政治地雷,學聯也怕被扣帽子才拒絕美國國會邀請出席聽證會。然而,民間對此態度卻是有所動搖,尤其是特區政府企硬之後。不少藍絲帶在反對佔領時,都帶有一種「咁做無用」「香港憑什麼同阿爺爭」的心態。相信「小香港」的形象是雨傘運動後跨政見的共識。巧合地,雨傘運動尾聲遇上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與無黨派人士推出「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的旗幟。國民黨失利後,鷹派國內媒體《環球時報》態度突然變軟。「香港憑什麼」的答案可謂顯而易見。(網上圖片)加上,雨傘運動吸引教育程度較高、較中產、國際人脈關係較廣的示威者,他們在早階段已利用自己網絡及知識把示威文宣翻譯成多國語言,好讓外地媒體報道。雨傘尾聲,適逢英國國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聯合聲明》問題,並接受香港市民視像作供,部分香港市民毫不忌諱地廣邀朋友參與。我曾問一些不積極參與雨傘運動的人:「如果政黨真的收美國佬錢,你點睇?」。他輕笑一下,答:「Whatever works」。作者為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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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智政:雨傘心死令外部勢力干預合理化

「收美國佬錢搞亂香港」或許在雨傘運動之前,對政黨傷害甚大,但運動之後卻未必。佔領70多天後,學聯、學民思潮等組織疲態盡露。政府堅持寸步不讓的意志,維護了中央及人大的尊嚴及權威,捍衛了一國領導。雨傘運動只能在有限時間、有限地方中落幕。1960年美籍華人史學家周策縱撰寫《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時,提出以思潮及文獻去了解五四運動由來及影響,突破了當時「事件式」有始有終的紀錄,反映社運不會因清場而結束,其思想影響深遠。同理,雨傘運動之後,政府必須面對雨傘遺下的思想價值改變。 佔領70多日後的心死香港政策研究所民意調查中心在佔領第62天政府總部外,訪問了16歲以上雨傘運動集會參與者。對於佔領運動的重要假設:以香港經濟發展作籌碼來爭取中央政府開放民主政制的做法,只有少於三成示威者(29%)傾向認為這做法有效。超過六成示威者(62%)對於2017年能夠實現特首普選悲觀。比較在同年5月進行的全港住戶調查,只有三成受訪者感悲觀為高。估計雨傘之前,普遍市民對中央政府開放本地民主政制都是心存懷疑,雨傘之後卻變成心死。「細路仔『扭』玩具瞓街,你估阿爺一定畀玩具你啊!」許多反佔領人士,尤其是年紀較長的叔叔嬸嬸,指摘示威者自大無知,是被寵壞的小朋友。然而,受訪的示威者卻沒有這「大香港」的前設,只有約三成人認同中央政府重視香港。綜合以上結果,佔領62日後,示威者是感覺無助、無力抗爭。 不再「一家人」 兩地關係現實主義抬頭示威總有完結一日。迴避政治問題令香港人重新思考中央香港兩地關係,由以前普遍的「一家人」血親關係,慢慢變成「現實政治」的兩地關係。 雨傘後,部分受訪的示威者更認同城邦自治及港獨言論立場,分別有31%及25%,無改變的約60至70%。大部分在雨傘運動後更認同上述言論的,不是自治派、港獨派支持者。言則,在雨傘運動後部分受訪者由絕不認同城邦自治及港獨,改變為幾不認同。筆者監察調查時亦有與示威者對話,發現示威者在兩地問題上苦無對策。兩個多月「白佔」令示威者知道政治上講道理、講價值而沒有政治手腕是不會有效的。與示威者對談,談普世價值、良知公義的時間很短,討論策略、國家局勢的時間較長。有別於過去反高鐵、反國教的左派青年,雨傘之後兩地現實主義經已抬頭。 苦思新籌碼、台灣選舉與英國議會的啓示「外部勢力」一直被各政團視為政治地雷,學聯也怕被扣帽子才拒絕美國國會邀請出席聽證會。然而,民間對此態度卻是有所動搖,尤其是特區政府企硬之後。不少藍絲帶在反對佔領時,都帶有一種「咁做無用」「香港憑什麼同阿爺爭」的心態。相信「小香港」的形象是雨傘運動後跨政見的共識。巧合地,雨傘運動尾聲遇上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與無黨派人士推出「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的旗幟。國民黨失利後,鷹派國內媒體《環球時報》態度突然變軟。「香港憑什麼」的答案可謂顯而易見。(網上圖片)加上,雨傘運動吸引教育程度較高、較中產、國際人脈關係較廣的示威者,他們在早階段已利用自己網絡及知識把示威文宣翻譯成多國語言,好讓外地媒體報道。雨傘尾聲,適逢英國國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聯合聲明》問題,並接受香港市民視像作供,部分香港市民毫不忌諱地廣邀朋友參與。我曾問一些不積極參與雨傘運動的人:「如果政黨真的收美國佬錢,你點睇?」。他輕笑一下,答:「Whatever works」。作者為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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