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之鋒:料洗腦工程在教界捲土重來

曾在2013年接受左報專訪,聲稱「在教育局工作十多年……到學校接觸學生,會更有意義……如果我在學校做10年,可以培養過千學生,比較在教育局,做多20萬份文件,最後都是拿到碎紙機碎」的教聯會前副主席蔡若蓮,履新教育局副局長,被傳媒追問其政治聯繫,竟然大言不慚欺騙公眾,聲稱自己「無黨無派」。即使蔡若蓮未曾加入政黨,但早在有上萬會員的教聯會擔當愛國教育重要推手。既然教聯會曾經出版聲稱共產黨「進步無私團結」的洗腦教材,以及發起反佔中大聯盟成立「舉報罷課熱線」等往績,說領導全港最大親中教師組織的蔡若蓮獨立於任何政治派別,也實在說不過去。 瞞得了自己 瞞不了港人 若然愛國愛黨理直氣壯,又何須隱瞞其建制背景和親中立場?也許這跟教聯會過去的言論尺度有關。雨傘運動前夕,為了打擊中學生罷課,教聯會竟把學民思潮形容為黑社會、毒販和伊斯蘭「聖戰」分子,結果引來社會各界甚至是建制派嘩然。恐怕蔡若蓮也深知理虧,若她以教聯會「又紅又狂」的取態擔任官員,繼續發表如此令人心寒的言論,只會為她的從政仕途引來災難。難怪她急於劃清界線,只可惜她作為教聯會前副主席,的確要為過去多年的教聯會立場負責。只能奉勸蔡女士無謂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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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移交20年 中港台民主運動必須匯流

早前台灣立法院委員成立「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筆者聯同3名香港立法會議員參加交流會,惹來左派陣營群起攻之,「勾結台獨勢力」;而部分論者也以為香港民主運動只屬中港之事。北京經常號稱要「統一台灣」,卻又顧忌港人到訪台灣及厭惡台灣議會關心香港。若然北京是尊重「國人」,何不應台灣呼籲,民主轉型?亦何不仿效台灣就着「白色恐怖」作「轉型正義」,對反右、文革、六四屠城的罪行作反省及獨立調查?在統獨的偽命題外,不可不察的是,香港主權移交20年,民主運動的世界連結愈益重要,要守護中港台三地的民主、自由及人權,必須共同推動三地的民主運動。 於香港,國際連結的重要,至少可從《中英聯合聲明》講起。1980年代,中國為了聯合聲明出台時得到世界支援,四出尋求國際支持;但1997年過後,爭取國際首肯的另一面,就是孤立政策。北京對內大賣「勾結外國勢力論」,對外警告各國「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對台政策同出一轍,在國際上孤立民主力量,繼而動輒指摘民主力量的匯流是「勾結」或是「獨派抬頭」,要求各方不得關注其民主、人權、自由。北京的外交策略,都是其統治方針的延伸,扼殺公民社會的連結,阻止三地在民主、人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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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連結何罪之有?

主權移交即將踏入20周年,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5月3日於華盛頓舉行國會聽證,末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和我們有幸參與其中,藉此機會陳述我們對中國打壓香港自治的憂慮,以及為何國際公民社會需要關注香港民主進程。 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和科頓(Tom Cotton),在去年11月與我們於國會山莊會面,談到香港人權狀況的挑戰和困境,包括人大釋法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以及中國大陸跨境扣押事件,也提出國會議員可研究重新提出雨傘運動期間曾經草擬,但卻因會期不足關係而擱置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今年2月,他們便聯同民主黨參議員本卡登(Ben Cardin)宣布,以跨黨派的姿態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透過法案條文表明,若香港居民因參與非暴力示威而遭到逮捕或拘禁,美國政府不得因此對他們拒發簽證,以及給予總統權力阻止打壓香港民主人士入境,甚至凍結他們的美國資產。若然法案成功通過,將會是美國自1992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後,首次調整和更新對港的外交政策,促使政府當局在經濟貿易層面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同時,直接呈現他們對香港人權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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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過後,仍須堅持民主路

在這場只有1194人投票的特首選舉,最後林鄭月娥以777票當選。中共完完全全操控香港選舉,把不少朋友的幻想或美夢打破,反映香港民主運動步向艱難時刻。 爭取民主的路仍然慢長,需要我們堅持下去,或許你會感到失落和泄氣,但我仍衷心希望,所有渴望香港邁向民主的同路人,未來五年不要因為林鄭當選,便選擇放棄香港。 除非,你對香港的一切經再沒有感覺。 面對全世界最穩固的獨裁政權,香港奪回民主的路,從來比任何國家崎嶇,而香港的民主進程,說實話也是取決於中國國家主席的對港政策,多於香港特首的管治手腕。 與極權抗爭,從來不是一朝一夕,我從不責怪任何離開社運,嘗試找回喘息空間的朋友,畢竟考慮和際遇總讓我們向現實妥協,但既然民主不是一天達成,需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奮鬥,一代又一代人付上代價,我們就會在未來,與仍願意跟我們同行的人,一起肩擔起這個重任。 可能在特首選舉一役過後,你們不再對青年人寄予厚望,打算票債票償,甚至寧願政府DQ羅冠聰(怎能因為政見分歧而縱容政權DQ任何一位民選議員?),但我們已準備好在未來五年,於社區、街頭、議會和國際社群,述說我們在民主運動的成長,證明香港眾志的蛻變。 五年時間,我們會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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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違反法治精神的司法覆核

政府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已迫在眉睫,包括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在內的4名議員,將於5個星期後(2月6至10日的其中兩天)上庭接受審訊,迎接律政司長袁國強、特首梁振英提出的司法覆核。更重要的是,高等法院將於審訊之後一周即6個星期後正式裁決,到底4名並不主張港獨兼且完整讀畢誓辭的代議士,能否保着議員資格。當袁國強和梁振英能夠動用政府無盡資源聘請頂級大律師,用盡方法在法庭引證4人必須被褫奪議員資格;相反,4名議員卻要四處募捐款項,憂心官司一旦敗訴,將要賠上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費用,估計金額超過1000萬元,隨時面對破產危機。與此同時,或許你會認為香港尚有法治,我們實在毋須心憂;可惜現實是香港法官需要依據人大釋法作判決,而人大釋法在本質上就是破壞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所以當法治這個看似是香港神聖不可侵犯的核心原則,已在中共打壓香港高度自治時被嚴重侵蝕的話,香港人不要以為單純地把事情全盤拱手相讓法庭,最終可以心安理得地獲得一個必然公正獨立的判決。因為在判決之先,香港的法律已被人大粗暴篡改和重新詮釋。正因如此,眼見納稅人辛勤工作所累積得來的公帑,如今居然淪落得被行政機關濫用,在司法程序裏開展一埸強弱懸殊的政治清算,實在證明香港人在法庭判決前的30多天不能繼續事不關己地坐以待斃。除了在大方向上反對政府取消議員資格,未來30多天的抗爭運動理應聚焦民氣,把焦點對準提出司法覆核的律政司長袁國強,要求這名政治任命問責官員,認真地面對民間「撤回司法覆核」的訴求,別再以「法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化妝,掩飾自己作為特首政治任命的問責官員。即使擁有法律專業看似較為獨立,其實在提出司法覆核取消議員資格一刻,已證明他的舉措是有政治考慮,亦要跟隨毫不尊重法治精神的人大釋法,對民主派議員進行政治清算,把手握合共18萬票的議員踢出議會。最後一點不得不提,特首選舉提名期同樣在6個星期後的2月14日開始,相信法庭判決4人案件的結果,會直接影響當刻政治形勢。我只寄望325名民主派選委不是眼光狹窄得只關心自己專業界別利益,而是目睹議會作為民主運動最後一條防線,如今也搖搖欲墜的時候,能在考慮提名和投票取向時,呈現對來屆政府守住民選議席的訴求,並團結一致反對政府取消議員資格,不應縱容幾名特首參選人,繼續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為理由,迴避自己對覆核的取態。作者是香港眾志秘書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7日) 宣誓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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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 中共奪走香港人的自決權

中共官員過去曾對「民主自決」口誅筆伐,但像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那樣投書至國際媒體,在《華爾街日報》刊登〈自決在香港是個「偽命題」〉一文也實在少見(《明報》10月20日轉載)。作為中共官方近來首篇在國際社會回應香港自決訴求的文章,在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之際寫出「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同胞從未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回歸祖國後香港同胞才能真正當家作主」的觀點,實在值得港人駁斥當中謬誤。作為中共喉舌,宋哲把「自決」定性為誤導迷惑公眾的錯誤概念,甚至認為此舉是別有用心地把香港引向極其危險的未來。但根據1945年和1960年分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大會《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本來已經清晰列明殖民地人民能夠自決前途,在解殖過程發動公投定奪主權憲法。接着,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1971年正式加入聯合國以後,翌年就成功把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剔出聯合國認可的殖民地名單,引致香港失去自決權。而當時的各國取態、決議過程、會議文件、程序有否正當性也是至今無人得悉。及後,中共阻止香港代表參與香港前途談判,引致香港前途拱手相讓予中英兩國閉門定奪。香港主權在1997年從英國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政府當然對這段香港人喪失自決權的歷史避而不提,中共也只懂搬出國家憲法,以「香港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說明香港屬於中國領土所以不得自決,與宋哲寫出「香港在鴉片戰爭前一直在中央政府連續有效管轄之下」也是同出一徹。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經歷數千年君權統治的「中國」,根本不能直接相提並論,只是中共偷換概念的伎倆,把它和大清帝國中央政府畫上等號,更是違反常理。歸根究柢,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之際,香港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只是1842年開始被大清帝國割讓出來的英國殖民地。這就證明香港本來具備國際法基礎實踐自決前途的權利,只是中共在聯合國黑箱作業,成功把香港剔除殖民地名單之外,剝奪我們本應具備的自決權。若然不想如同上世紀般重蹈覆轍,被動地縱容中共定奪港人未來,就必須在「50年不變」大限前夕,從而在「二次前途問題」來臨之際,累積籌碼實踐命運自主和民主自治的願景,讓香港人奪回自決主權和前途的權利。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2日) 中共 自決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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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問題論述革新

屆立法會選舉前夕,公民抗命尚是小眾行動,本土思潮仍未出現,而政壇和公民社會對民主運動的爭議,大概只有對應中共和中聯辦的策略差別,應該推動良性互動積極溝通,抑或直接行動抗爭到底,因為透過「政改五步曲」爭取下屆特首和立法會透過普選產生,仍是民主陣營的總體共識。但回顧過去4年,從2012年的反國教到2013年撐港視發牌,再目睹2014年的雨傘運動創造香港歷史,卻在2015年以無功而回的政改否決告終,既反映香港抗爭運動的範式轉移,亦呈現了泛民堅守30年的「民主回歸」幻想破滅。當下,無人再會相信重啟政改能夠換來普選。即使最溫和的非建制派,也不會再在參選政綱寫上「2020立法會普選」和「2022特首普選」,則解釋了為何在距離立法會選舉報名日尚餘約100天時間,泛民大黨紛紛摩拳擦掌,除了公民黨發表「本土、自主、多元」的10周年宣言,黨魁梁家傑支持香港人決定香港前途,更有作為傳統老牌的民主黨計劃發表「決議文」支持自決前途。雖然推動香港本位和自主自立必然無誤,但看着近日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卻表明自己不同意任何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主張,包括任何提倡香港並非實行「一國兩制」的政治主張,以及民主黨黨綱至今仍然保留「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發現所謂的新論述跟黨綱及議員說法存有矛盾,實在令人擔憂是否所謂革新,會否僅是為了取悅公眾的舊酒新瓶。「民主回歸」走到盡頭,錯不僅是誤判回歸可以帶來民主,而是在於九七大限前夕的主權移交和基本法制定缺乏民意授權。前者只有中英兩國密室談判,港人沒有任何參與角色;後者僅靠中共欽點的起草委員擬定。所以,若然今天需要祭出取代「民主回歸」的新論述,絕不應只在政治文宣高呼本土和關注二次前途問題的「永續自治」,卻含糊其辭地迴避「四七大限」後的香港主權和憲法如何產生。香港前途交由港人決定,絕不是順應時勢的廉價口號。作為相信「主權在民」的民主派,推動民主自決香港前途,實在沒有他選。原文載於2016年4月2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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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第三勢力的異同

對於蔡英文當選總統,坊間可謂毫無懸念,畢竟她從宣布參選一刻開始便是長期居於民調榜首,民進黨乘着蔡英文「母雞帶小雞」效應,也成功在立委選戰中實現「藍天變綠地」,奪得六成議席,首次雙雙實現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政黨輪替。坊間早已預料民進黨將會全面執政,亦相信抱着保守價值的國民黨根本不能稱職擔當在野黨,所以台灣公民社會便分別籌組時代力量和社會民主黨投入選舉,盼望在體制內以「第三勢力」的旗幟監督民進黨以及促成良性競爭。當太陽花學運領袖黃國昌領軍的時代力量在立委選舉奪得5個議席,成立不足一年便晉升為國會第三大黨,促使「第三勢力」成為一時佳話,香港泛民主派也因此表示他們受此啟發盼與傘兵協調參選立會。或許兩地的確存在互相借鑑的可能性,如台灣的時代力量主張國家地位正常化,以及社民黨爭取落實資本利得稅,而香港的青年力量亦推動自決「二次前途」,還有城鄉共生連線推動綠色生態環境,反映港台兩地的公民社會代表一旦投入競選,均會帶出比現存反對黨更激進的政治觀,或是更為靠攏左翼和弱勢社群的經濟觀。然而,誤信民進黨和第三勢力的互動範式可照辦煮碗地應用在香港,實在是異想天開,亦忽略兩地之間的差異。台灣第三勢力的崛起,就是為了制衡即將執政的反對黨,但香港的反對黨卻未見得有執政的可能性。民進黨可以統整在野勢力的競選部署,但不見得香港的最大在野黨有如此能耐。泛民在評估來屆立法會選舉的協調可能性時,除了認清香港公民社會與自已的關係,對比起一岸之隔的第三勢力與民進黨實在是差天拱地,更重要的是認清新興勢力和泛民必會存在競合關係。坦言,新興勢力故然寄望與傳統陣營分進合擊,合作拉寬光譜和開拓群眾基礎達至理想目標,但泛民也必須明白「協調」除了是用作進行選舉部署,還是一個機會讓代議士重新思考自已與民間的關係與定位,以回應新世代的論述和去中心化的組織模式,否則立法會議員在過去4年與公民社會愈來愈脫節的狀况,只會一直惡化下去。原文載於2016年1月23日《明報》觀點版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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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世代更替 不應淪為舊酒新瓶

正當公眾仍在討論區選結果,尚在關注老將敗選和青年突圍的趨勢,版權(修訂)條例已定於下周審議,港府亦披露爆出港珠澳大橋和高鐵合共超支逾200億,公民社會已因着港府呈交的惡法和撥款忙得不可開交。隨着議題接踵而來,民間團體除了醞釀社會輿論反對「網絡23條」忽略開放式豁免,以及阻止「一地兩檢」縱容內地人員來港執法,更嘗試向泛民施壓促請他們持守反對立場(畢竟不少政黨上周均未就取態達成共識,亦有議員打算靠攏政府),甚至要求代議士透過拉布換取更多時間鼓動街頭抗爭。一直以來,公民社會均與傳統泛民展開競合關係,傳統泛民確保可在議事堂投下反對票,而激進泛民則憑着拉布等進取做法與社運組織保持默契,但這種議會街頭抗爭的分進合擊卻老早出現死胡同:只要立法會不廢除功能組別,容讓「保皇黨」佔過半數議席,所有毋須分組點票的議案均會順利通過,包括水炮車、「網絡23條」、高鐵追加撥款。面對容讓民主陣營漸現疲態的死胡同,以地區扎根或專業形象自居的主流泛民政黨實在不想背上拉布阻礙民生的罪名,在議事堂裏只能投下反對票。另一邊廂,面對公民社會質疑他們為何不參與拉布,我大抵理解他們認為只要成功在20××年落實雙普選,就能阻止無理法案通過,故此現階段為免得失中間選民,流失支持普選的民意,在權宜之計下實在未能全面拉布。這種說法在3年、5年、10年前或許說得通,但當佔領和政改落幕已證實中共不願在政改框架作絲毫退讓,引致我們看不到什麼2022年落實雙普選的可能性,便說明「等待立會全面直選,促成泛民議席過半」大概只屬一廂情願,因為當下嚴峻的形勢就是要求港人在政改五部曲不會達至普選的狀態下抗爭。總括而言,既然民主陣營無可能在未來10年在立會奪得過半議席,面對着黑箱惡法和區域融合下的大白象撥款,如果不願放下對拉布的恐懼,以為被動地投下反對票便算是履行責任,那根本只是一個行禮如儀的反對派。其實港人只期望立法會議員盡力把關,寄望代議士用盡一切辦法阻止惡法強行通過,總好過只懂被動地投反對票。即使未來替拉布去污名化的過程很漫長,正如葉鴻輝所言 「香港愈畀人睇死就愈要有表現,就算今次我贏唔到,我都要阻住你出線」,但願來年進軍議會的泛民政黨第二梯隊,能有氣魄擔當一個稱職「守門員」,讓世代更替不會淪為舊酒新瓶。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5日) 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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