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的身段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香港的公務員稱為「GS」。本港公共醫療政策規定,好些昂貴的醫療項目,如俗稱「通波仔」的冠心血管成形術,需由病人自費(如病情危急則另當別論)。因此,除非病人經濟狀况欠佳跌入安全網,得到社署資助,否則病人需要考慮自己的財政能力,再決定是否接受該項治療。但如果病人是公務員,則通常可獲政府全數資助,他們自然就不必有財政顧慮了。於是,醫院裏面會不時出現這樣的對話:「姑娘,我是GS。」「喔。醫生,原來他是GS,不用煩惱錢的問題了。」我是個執拗的人。每次聽見這樣的對話,我就渾身不舒服。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香港政府為其公務員團隊提供優厚的醫療福利,本屬無可厚非;令我渾身不舒服的,卻是那兩個刺耳的英文字母。「GS」,是「government servant」的縮寫。不知道什麼時候,香港的公務員開始自稱為「GS」,而同樣地我們也習慣這樣稱呼他們了。各位看官認為沒什麼問題嗎?筆者倒還記得那些年頭,小學老師教我公務員的英譯應是「civil servant」,從沒有聽過什麼「government servant」的。時至今日,公務員事務局依然沿用英治時期的英譯——Civil Service Bureau。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本質上的分野。「servant」可譯作僕人、侍奉者。「civil servant」是服務公民的侍者,即是公僕;「government servant」自然就是服侍政府的奴僕,就是衙差了。公僕和衙差一般民主社會而言,這不算是很大的差別。然而香港的政治現實當中,政府並非民主產生,而且還是個明顯地與香港人價值觀相悖的極權政府。社會大眾的利益與當權者的意向,出現愈來愈多的矛盾。公務員往往需要在「服從命令」和「社會公義」之間作出取捨。管治班子和問責官員的質素低落已經是公認的事實,如果連基層公務員都抱着「服侍政權」而非「服務公民」的心態工作,無疑是非常危險的。早前裁定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參選資格無效的新界東選舉主任何麗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底她是在「服侍政權」還是「服務公民」,香港人都看在眼裏了。最近,眼前又有另一個例子:候任立法會議員因為向「官商鄉黑」宣戰,而受到死亡威脅。同為候任議員的何君堯,居然認為這是他自取其咎,「公開自己掌握套丁資料,是將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鄉紳梁福元甚至公開表示「黑都唔緊要,係合作」。於是朱凱廸至今仍然每日居無定所、朝不保夕。作為公務員,執法部門的抉擇來了。港人不需王朝馬漢 而是三俠五義在這沒有包青天的年頭,香港人需要的不是唯命是從的王朝馬漢,而是明辨是非、仗義執言的三俠五義。這一次,警方究竟會一洗頹風盡快破案,將發出死亡恐嚇的兇徒及其幕後的操盤勢力繩之於法,挽回作為「公僕」的聲譽?還是會繼續做門面工夫,然後放任鄉黑勢力目無法紀、橫行香港?我們且拭目以待。「公僕」乃是崇高神聖的身分,「衙差」卻只是讓人頤指氣使的走狗。各位公務員,慎之。作者是杏林覺醒發言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 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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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天琦案看三權分立

即使社會就梁天琦、陳浩天等人被拒參選一案,已有廣泛討論,但直至今天,其嚴重性仍然普遍被嚴重低估。他們都說,這是「對法治嚴重的衝擊」。筆者認為,這樣說還是太溫吞了點。這次絕不是「梁振英政府又再利用法律打壓異見聲音」,或者「rule by law而非rule of law」如此屢見不鮮的荒唐事。而是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直接而粗暴的干預,是關乎香港憲政基礎的頭等大事。憲政基礎 三權分立哲學家孟德斯鳩早在18世紀就在《法意》(The Spirit of Laws)裏指出,「歷史告訴了我們當任何人擁有權力,就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權,就必須施以有效制衡」,繼而提出「分散權力」的概念,為後世三權分立的憲制訂定基礎。香港一向奉行三權分立,而三權互相制衡。即使張曉明主任不同意,也不會改變這一事實。例如,司法機關(法院)擁有裁決政府政策是否違反法律的權力,防止行政部門推行違法政策。近年常見的JR(judicial review)是三權分立的彰顯。又例如,當立法機關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時,特首作為行政機關首長,擁有解散立法會的權力(這也是香港奉行三權分立原則之餘,也是行政主導的例子之一)。但與此同時,《基本法》第52條亦規定,若重選的立法會仍有三分之二的多數議員投票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則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粗暴篩選 動搖分權其實,立法會選舉如有準候選人被懷疑作虛假聲明,選管會大可循法律途徑控告該參選者。但這一次,政府透過選舉主任,一個行政機關的技術官員,一封電郵,就扼殺了立法機關參選人的參選資格,是直接朝孟德斯鳩的臉摑了一巴掌。此例一開,就等於任由「三權合一」正式開始。行政機關強行向立法機關施暴,將一半的立法會議席,由真正普選,突然退化成有篩選的假普選。只是這一次用作落閘的,不是8.31人大框架,而是選舉主任大人的電郵。選管會權傾朝野,其禍無窮。閣下有沒有去過維園喊過一句「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不是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嗎?「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指日可待。到時候別說參選權,可能連閣下的投票權都給選管會剝奪了呢。這與支持港獨與否無關。這是憲政基礎問題,不是政治取向問題。而選舉主任如何選擇「信納」參選人誠信的標準,就更是匪夷所思。有大搞「建國論壇」的參選政團獲准參選,明言不再提倡港獨的卻又被拒。堅拒簽署確認書的泛民政黨都可以出閘,決定簽署的卻又反而不獲批准。說穿了就是「人治」兩字而已。近年不少人說「伊朗式民主」,君不知,伊朗的總統選舉裏正正就是如此,參選者必先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的篩查方可出閘成為候選人。委員會由12名伊斯蘭教士組成,亦非民選機構。而其篩選條件,就是必須擁護「伊斯蘭革命體制」,並對「對立國和國教的基本宗旨的理解和忠誠」。換言之,就是閣下必須讓憲法監護委員會「信納」你的「擁護」,你才有機會面對選民。很面善吧?行政干預 其禍無窮不過,這些「呢度唔係法庭,唔需要證據,我對眼就係證據」式的粗暴手法,只是讓這場摧毁三權分立的戲碼,進一步淪為大台水平的低智肥皂劇罷了。筆者始終認為,社會往後的討論,應當集中在「有人決意要摧毁香港三權分立的憲制基礎」之上。也只有在這個高度,進一步的討論,也才有其應有的意義和內涵(又,倘若喪失三權分立,獨立是否唯一出路,容後再談)。最近有朋友閒談間悲從中來,說可以幾乎肯定,未來香港的司法及立法獨立還有法治精神都會完全消失,繼而23條立法,抗爭者坐牢的坐牢、流血的流血、放棄的放棄、移民的移民,公民社會終將解散;如是者,5至10年後香港就會變成另一個深圳。我無情的回答說:「發夢啦你。」誠然,香港百物騰貴,舖租地價更是領先全球。如果喪失三權分立以及法治精神等的制度優勢,香港競爭力則肯定遠不及其他城市。到時候,還可能會有一群激烈抗爭者的餘勇,類似西藏新疆的垂死掙扎的餘民,苦無方法之下唯有自焚抗議。於是,連僅有的社會穩定亦都失去了。當我們還活在「三權分立」的美夢當中,這個重要的憲政基礎已經搖搖欲墜。而「三權合一」的結果,絕不是港獨分子受打壓這麼簡單。今日深圳,明日香港?你想得美。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7日) 梁振英 港獨 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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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彭鴻昌先生伸出橄欖枝——醫者的自白書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現已進入最後階段。在保皇黨的護航下,如無意外,草案將會按照劇本順利通過。不過,真相總是愈辯愈明,現在社會多點關注,討論更深入,總比無聲無息、不明不白地讓草案悄悄通過,強一點。在過去的幾個月,我們受盡多方責難,也不斷被人抹黑。身為組織的發言人,筆者無論面對怎樣的抹黑詆譭,一直都可以昂首挺胸、理直氣壯的作出反駁。因為我知道,戰友同仁當中,出於私利才挺身抵抗的人,一個都沒有。我同時深信其他絕大多數同業,向醫改惡法說不時,懷抱的都是捍衛病人權益的醫者心腸,而不是甚麼星球月球。我等維護民康之心,可昭日月。醫生的共業但是種種指控當中,唯有一項,我是無可駁斥的。有人說:「面對積壓的醫務投訴個案,還有醫醫相衛的嫌疑,十幾年了,你們醫生都做了些甚麼?」每次聽見這問題,我都語塞。對,無可否認。這是我們香港醫生的共業,是我們欠了香港人的債。雖然民意調查顯示,有八成醫生希望醫委會改革;雖然啟動程序改革醫委會這法定組織,責在政府和立法機關,也不是我們醫生說了算,但業界過去多年未能致力推動改革,回應社會訴求,實難辭其咎。樹大有枯枝,筆者甚至不會否認,業界內亦確有抗拒改革,奢望可以醫醫相衛的害群之馬。正是因為這樣,才讓人家有可乘之機,政府才可以利用病人苦主的委屈和怨氣。醫患本同心,但他們卻為求通過修例挑撥離間,製造對立,破壞醫患之間的重要互信關係。遺忘的共識回想半年前,我們初次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代表見面,其中也包括了彭鴻昌先生。我們雖然就政府建議(當時還是張宇人的私人草案)各自持不同意見,但我們也很快地找到共識了。我們的共識就是:「醫委會必須大幅改革,而最理想的方向,是把審訊醫務投訴、判決、處分等的司法職能,從醫委會分拆出來」。這不單是病人代表的意向,也是我們杏林覺醒、以至許多醫學業界持份者的理想願景。因為我們都深知道,唯有一個獨立、且有高度病人和公眾參與的偵訊組織,才是真正解決醫醫相衛,和提高審訊效率的治療良方。換言之,醫生與病人的訴求和願景,本來就一致。只是,有人刻意製造本來不存在的矛盾罷了。甚至現在,即使大部分病人組織與我們就草案持完全相反的立場,我們依然十分尊重病人組織的意見,甚至非常支持他們加入機制,參與審訊投訴,讓公眾與業界一起監察我們的專業。筆者常舉的例子:一個廚師的好壞,不應該是廚師業界說了算,食客也應該有發言權。所以我們擔心的,當然不是彭鴻昌他們加入醫委會。我們擔心的,是改革並不能把這些真正的病人聲音帶入醫委,反而引入了政治傀儡,作為特首操控醫委會的工具。屆時,真正為病人發聲的代表就會被棄如敝履。梁振英治下,過橋抽板的事,我們還看得少麼?重新的起步筆者現在說這些,並不是想說服病人組織和我們一起反對草案(反正,文章刊登的今天,醫改風波很可能已經塵埃落定了),而是希望能重新建立醫患之間的互信關係。因為打從事情開始至今,最令我們痛心的並不是那些抹黑惡言,卻是醫患雙方,被人硬生生的拉到對立面上。無論草案通過與否,我們都要面對一個事實:醫委會的架構仍然跟能夠「解決醫醫相衛、提高審訊效率」的理想願景相距甚遠。所以,杏林覺醒正積極連絡不同的持份者和工會,籌組專案小組。希望在本屆立法年度之後可以繼續推動社會和業界討論,並在達成共識後向政府和立法會施加壓力,著其盡快開展下一次醫委改革的立法程序。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邀請包括彭鴻昌先生、何喜華先生和林志釉律師等,不同的病人權益代表,加入小組參與討論和政策研究。只有逃出別人設下的離間計,才能重新回到醫患互信的起點,盡快開始朝著理想的醫委會改革,邁步向前。而事實上,如上文所言,醫患之間本來就有共識,攜手合作的土壤,從來都存在。事情其實不難辦到,不過既然政府不肯做,我們就自己做、認真做。我們這一輩的醫生,願意和所有的前輩們,一起償還我們的債。只希望不算太遲。作者是杏林覺醒發言人原文載於2016年7月14日《明報》觀點版 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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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與王維基給我們的啟示

娛樂圈是個有趣的世界。有誰會想到,一塊不合規格的防火布,一個空前的公關危機,竟然會讓黎明重新成為最炙手可熱的潮流指標。但是,當眾人驚歎黎先生的公關技巧和迅速反應,然後把他捧上天時,危險的警號正在悄悄響起——香港人正在極速習慣荒謬,香港人對香港的要求正在急劇下降中。試想一下,黎明其實都做了什麼?他不過是在給予正常的反應而已。事情搞砸了,立刻誠實道歉,承擔責任,本來就是正常的做法、基本的道德。我們小時候,都讀過華盛頓斬櫻桃樹的故事吧?可怕的是,什麼時候開始,「誠實」兩字已經變成不可多得的高尚情操了。謊言作常態 誠實成高尚當然,這並不是黎明的錯,甚至也不是香港人的錯,只是我們大概都累壞了。香港人看得太多每天說謊的官員、不停卸責的政府,荒謬絕倫,無日無之。疲勞轟炸的結果是,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我閹割着。我們不知不覺地下降了本來的標準和要求,下意識地讓自己習慣荒謬,讓日子變得似乎沒那麼難過。於是我們慢慢的習慣了說謊的社會常態,然後當我們突然發現,原來還有黎明這種正常的公眾人物存在時,才會深感驚為天人。大家都說「撐黎明開誠布公」,也有人說「撐食環署公正執法」。這是何其危險的癥兆。你的孩子準時交功課,你會不會「撐孩子」?醫院的醫生護士不收紅包,你會不會「撐醫生」?不會。因為交功課、不受賄,都只不過是常態,沒什麼好撐的。我們覺得要「撐黎明」,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撒謊、卸責,視之為常態,然後自我閹割了基本的道德標準。這不是十分危險嗎?可是,繼黎明公關事件後,另一輪更可怕的自我閹割的事例,剛剛就出現在香港人的面前了。王維基高調宣布考慮參選立法會,公開宣稱其政綱為「ABC」,即「Anyone but CY」。甚至連梁家傑也對張德江說「香港今天的困境,我們所面對的困局,其實梁振英是罪魁禍首」,表示撤換特首就是當前要務云云。彷彿,整個政商界都視梁振英為香港唯一的問題所在;彷彿大家都認為,只要解決了梁振英,就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甚至是,彷彿為了達到撤換梁振英的目標,香港人應當不惜付上任何代價。事實上,「Anyone but CY」一說,可笑復可悲。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制度的問題遠比人選的問題重要。欽點作常態 換人即開恩本着「Anyone but CY」的原則,倘若他朝有日北大人決定放棄梁振英,轉而欽點葉劉淑儀為下任特首,我們是否就應該歡騰慶祝?難道,即使葉劉上台後隨即重推23條立法,港人依然要為着不用再看見面目可憎的梁振英而感恩戴德、叩謝天恩?非也。其實,打從雨傘運動以來,香港人大聲疾呼的都是「我要真普選」,而絕不是「我要換特首」。因為我們都清楚明白,唯有制度上的公義才能夠拯救香港。但今時今日,港人對民主的渴求居然會被矮化成「梁振英下台」5字。而不少普羅大眾竟然都對王維基如此低水平的出選政綱異常受落,正正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無意識地,自我閹割了對民主的想像和憧憬了。梁振英僭居特首之位4年以來倒行逆施,港人歷盡滄桑,無不恨之入骨。我們都太想梁振英下台了,甚至讓怨懟給衝昏了頭腦,因而本末倒置,放棄了對民主的渴望,也忘記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退而求其次,只求皇恩浩蕩,換了個主子,就心滿意足了。我們以「梁振英下台」為首要任務,就是因為我們已經默認了欽點、內定,視之為常態,然後自我閹割了當初對民主制度的追求。這不是十分可悲嗎?初衷豈能忘 港人當自持當年我們對董建華不滿,但當更不堪的曾蔭權上場,我們竟然又懷念「老董」了;我們對曾蔭權不滿,但當更不堪的梁振英上場,我們又懷念「貪曾」了。特首施政明明一屆不如一屆,而我們作為溫水中的青蛙,卻竟然會懷念數分鐘前的水溫。試想像,未來我們竟然要懷念梁振英這廝,那將會是一個多麼恐怖的光景。放棄對民主制度的追求(或者視之為次要),只會協助換屆後的政府成功騙取谷底反彈的民意蜜月期,然後我們又會再眼巴巴的看着不必接受人民監督的政府,在權力面前極速腐化,然後我們會再懷念上一任特首,永劫輪迴。然後香港就會在這輪迴之中,逐步淪落。所以要守護香港的第一步,就是要守護我們對民主的訴求和標準,切莫自我閹割。面對荒謬的狂潮,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堅毅自持。時刻緊記,我們追求的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不是執著於特首的人選為何。如果面對暴君,黎民百姓就得望天打卦,祈求賢君降臨,換了特首而不改制度,那根本就是封建時代的思維。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已經是105年前的事了。物換星移,蔡英文總統也剛剛宣誓就職了。香港沒理由為了梁振英,走回封建的舊路吧?原文載於2016年5月25日《明報》觀點版 黎明 王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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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晉董狐筆

《明報》的靈魂人物安裕,被突然解僱,固然荒謬;但報社管理層提供的交代,以及其後的明報在專欄作家開的天窗外加的編按「窗框」,更是此地無銀,欲蓋彌彰,無力可笑。黃某只有脖子硬,卻沒有尊子以點作畫的才氣,唯有長書千字文的煩氣。上星期開天窗後,今日願加入諸位賢達的行列,緊握筆桿子,以明報守護明報,在明報對抗明報。至關重要的第四權記者是個崇高神聖的專業。我們醫生照顧的,是個人的健康;但記者救治的,卻是一整個社會的生命。而傳媒生態就如一個社會的心跳速率,是重要的生命表徵。第四權的茁壯、多元和獨立,往往代表一個城市的健康。可是現下香港,北風凜凜,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傳媒審查和打壓無日無之。是以香港的新聞自由每况愈下。無國界記者公布本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在全球國家及地區之中排第69,依然處於低位。無國界記者認為中國資本入侵港媒趨勢令人極端憂慮。而根據最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日前發布的結果,反映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續年下跌,而當中巿民的滿意淨值更下跌至13%,創1997年9月調查開始以來的新低。香港社會近年的健康優劣,不言而喻。當權者無視社會的基本價值,一味揣摩上意,追求表面的和諧,固然絕非香港之福。而事實上,對於專權政府來說,整頓社會,必先整頓中產;整頓中產階層,會從不同的專業進行統戰。整頓專業界別,自然會向那些「不聽話」的專業開刀,如法律、醫療、教育、傳媒等。而整頓香港傳媒,自然是先從中文紙媒的翹楚——明報——着手了。面對如此北風,港人自當莊敬自強,迎風而立。可幸,自從安裕被炒,可敬的明報報人為我們作了很好的示範。他們的腰板挺得更直了。他們就是要讓我們閉嘴事情發生以後,他們當面質問總編鍾天祥「如果公司要節流,你係姜生(姜國元)上司,點解唔係你走而係姜生走?」對於此事,連日以來明報記者更是如實報道,篇篇到肉,毫不忌諱。須知道,裁減一個安裕,只是他們的手段;毁掉一張明報,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就是要讓寒蟬效應蔓延報社,以至整個傳媒行業,最終讓港人都人人自危,然後閉嘴專心賺錢。他們就是要讓我們閉嘴,難道我們就乖乖閉嘴了?不。明報的前線員工示範了,港人面對極權應有的正確態度。就如劉進圖先生所說的「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他們無懼寒流,恪守專業,好一群鐵骨錚錚的新聞工作者。抗爭就是堅持日常不少人建議明報記者們罷工,筆者有所保留。所有認為罷工能夠成為更大的談判籌碼的說法,都是基於一個假設:他們在乎明報。而明顯地,對於明報的生死,他們根本不屑一顧,甚至是除之而後快。他們恨不得,所有的記者都無限期罷工,甚至集體辭職,然後明報就關門大吉了。或者甚至更壞的情况是,他們乾脆吸納新一批根正苗紅的記者寫手,為明報換血,改造成為另一張《大公報》、《文匯報》。所以,既然他們的目的是要破壞,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應該是堅持,而不是放棄。就像明報員工現在做的,堅持原來每日在做的事:說真話。堅持說真話,然後他們就會發現:原來香港的報人都不是寒蟬,任你如何解僱打壓,報人還是會昂首挺胸,做好每一篇報道、每一頁報紙。然後那一天,他們會放棄對媒體進行操控,那麼抗爭才算成功了。是的,是很不容易的一條路。但面對日益荒誕的社會,香港人如選擇身土不二,挺身面對,本來就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你想容易嗎?移民逃跑最容易了。以明報守護明報筆者不贊成明報的報人罷工。但無論如何,就像當日港大校委風波裏,社會討論同學應否罷課一樣,筆者始終認為我們作為外人應當尊重明報人的集體決定,並全力支持。因為他們愈想砍掉明報這棵大樹,我們就應當更努力的保護她,讓她茁壯生長,迸發新枝。明報是你的私營企業沒錯,但香港是我們所有人的香港。你敢在我們的香港撒野,我們就敢在你的報紙反擊。放馬過來吧。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5月6日)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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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醫委會改革的郵包炸彈

最近大家都在擔心內地人帶子女來港打疫苗,會導致供不應求。但與此同時另一樁更重要的醫療新聞,似乎在香港人眼皮底下悄悄溜過了。此事一旦成真,其影響可能比疫苗不足更為深遠——政府已經就醫委會改革刊憲了。張宇人早前就改革提出所謂「4+0」方案。之後政府吸納其建議,並正式刊登憲報。政府建議修改《醫生註冊條例》,將現時醫委會的業外委員由4名增至8名,全數由特首直接委任。關鍵是,此舉將令特首委任議席超過半數。屆時醫委會將會成為特首的一言堂,後果不堪設想。但一直以來,張宇人和政府都辯稱,此舉並無政治考慮,更以「引入海外競爭,改善服務」、「增加醫生人手」和「解決醫醫相衛」等等作為掩眼法,企圖瞞天過海,為操控業界開路。今天我們來看看,以上這些論述究竟能不能夠站得住腳,抑或其實又是愚弄港人的語言藝術?通過政府方案 可改善醫療服務水平?張宇人和政府都不諱言,醫委改革,是為將來降低海外醫生來港門檻鋪路。他們聲稱透過大幅降低門檻,吸納海外醫生即可改善醫療服務。他更高調指摘業界反對其建議是基於私利,是保護主義。他為我們扣上「排外」的帽子,指我們抗拒改革,是想做「月球人」、「星球人」甚至「日球人」云云(編者按:即分別每月、每星期或每日賺100萬元)。但筆者認為,大幅降低海外醫生來港門檻,以期改善公營醫療系統瀕臨崩潰之困境,可謂藥石亂投。首先,香港的醫療服務絕大部分由公營醫療系統提供。以住院病人為例,全港九成三住院病人皆由公營醫院照顧。而根據往績,不少海外醫生成功來港註冊之後,都會投身私營市場。而外來醫生長期逗留於公營醫療的比率,遠較本地畢業醫生為低。但政府偏偏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拒絕承諾吸納將於明年畢業的大批醫科畢業生(這些醫生還是用公帑培訓出來的呢),另一方面卻不惜降低來港執業醫生的水平,也要聘用海外醫生。所以很明顯地,如果有人以為讓政府操控醫委會,再大幅降低門檻輸入海外醫生,就能夠改善一般市民得到的服務水平,如公營醫療的輪候時間,簡直可謂癡人說夢了。而且,對「4+0」方案反感的,卻不單是私人執業的醫生,還包括我們大部分公營醫療體制內的同業。公院醫生定額支薪,卻每天超時工作。眾所周知我們早已不勝負荷。可以想像,如果大量輸入外地醫生,我們理應樂得減少工作量吧?又何苦大力反對?說得直白一點,我們可謂「做又卅六唔做又卅六」。如果不是為了維護民康,我們又怎會對降低輸入外地醫生的門檻如此反感?須知道,一旦醫委會成為特首傀儡,繼而為了吸引外地醫生而「將貨就價」大幅降低門檻,屆時大量外地醫生湧入(所謂「外地」,其實主要來自哪個地方,讀者應該不難想像),到頭來受害的其實不會是我們醫生,而是每一個求醫的香港人。我們作為行內人,春江水暖鴨先知,可以預見到醫委會一旦淪陷將會為市民帶來的種種惡果,所以才發出警號而已。解決「醫醫相衛」 唯「4+0」方案可行?無可置疑,社會上有要求醫委會改革的聲音。因為現時醫委會的組成,4名業外委員、24名醫生,實在極不平衡。因此社會有「醫醫相衛」的質疑也無可厚非。這是事實。而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面對增加業外人士比例的建議,我們其實非常歡迎。社會公眾和醫生共同監察和維持醫療專業水平,也可說是世界潮流。對此,筆者從來沒有聽過來自業界的反對聲音,甚至連香港醫學會都發新聞稿表明「向來支持增加業外委員」。事實上,我們認為醫委改革也是必要的。因為一個更有公信力的醫委會,將會是建立醫生病人更大互信的重要基礎之一。這是公眾常有的一項誤解。連傳媒巨擘鄭經翰先生也曾經撰文,質疑業界抱殘守缺、抗拒改革。在此我們必須澄清:其實業界歡迎醫委改革,也擁抱改革。我們反對的,只是政府以此作為藉口,粗暴操控醫委會罷了。換言之,一方面無論社會公眾還是醫生,都希望能夠增加業外委員比例;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維持委任和選舉產生委員的現有1:1平衡,以防止有人隻手遮天。重要的是:以上這兩個希望,其實並不互相違悖。在增加業外委員比例的同時,但新增業外委員的產生辦法為何,以至現有的委任議席有否修改空間,都是關鍵所在。業界曾經有人就新增業外委員的產生辦法作出不同建議,例如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由終審庭委任,或由具代表性的病人組織互選產生等,以防止行政機關獨攬大權。另一方面,梁家騮醫生提出、杏林覺醒亦表示支持的「6+6」方案,可以同樣提升非業界成員比例一倍之餘,又巧妙地維持現有平衡,更進一步大幅增加整體醫委會人手,亦十分可取。最近更有人提出新增委任業外議席之餘,可以削減現有的委任醫生議席,此消彼長之下,亦可避免委任議席過半。強推醫委改革 其實是政治任務?總而言之,增加業外委員比例,又同時維持議會平衡的可行方案不但存在,而且還可以說是選擇眾多。這些方案都可以達至多方共贏,有助維護民康。但政府偏要捨易取難,放棄共贏而選擇矛盾,挑起無謂的爭端,堅持採用爭議最多的「4+0」方案。政府此等不合邏輯的做法,讓人懷疑,其實改革並非其真正的目的;甚至愈來愈多輿論相信,政府真正目的乃是繼企圖染指律師、教師和社工專業後,假借改革醫委之名,安插親信,進一步全面操控香港各個階層和專業。難怪有現任立法會議員形容:「方案就像是一個政府寄給市民的郵包炸彈。從外表的包裝看來,似是一個普通不過的民生議題,但其實內裏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任務炸彈。」刊憲之後,政府急於本立法年度內,計劃完成有關醫委改革的立法程序。假如我們掉以輕心,一旦輕率接受了政府的醫委會改革方案,拆開郵包炸彈的話,那爆炸可不是鬧着玩的。作者是杏林覺醒成員原文載於2016年3月30日《明報》觀點版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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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新東議席更重要的東西

有很多事情完結後,退後一步,才會看得清楚一點。立法會新東補選塵埃落定。背負傳統泛民的沉重包袱,但又抱有革新思維的楊岳橋,憑着出色往績、議政能力,及過人魅力險勝周浩鼎。代表本土派勇武路線的梁天琦,在補選前急速冒起,終以高票落選,雖敗猶榮。泛民保住了所謂「關鍵一席」,本土素人初試啼聲成績不俗,整個反建制陣營可謂一片皆大歡喜。可是歡樂過後,現實的殘酷就逐漸浮現。泛民勢危 謙卑唯楊事實上,這次選舉結果可以視為選民對傳統泛民黨派發出的最後通牒。票投予楊岳橋者,明顯未必全然認同泛民。在所謂「顧全大局」的拉票策略底下,有不少選民選擇楊岳橋,乃是希望阻止周浩鼎入局而已。相反,梁天琦所得的6萬餘票,相信也有不少是不滿泛民過去表現,以選票作出的無聲抗議。如果出選的不是出類拔萃的楊岳橋,在泛民乏善足陳的拉票策略之下,極有可能落得慘敗收場。從此角度考慮,再加上對手建制派明顯未盡全力催票,泛民未來的情勢其實非常不利。倘若泛民各持份者不聞不問,沉醉勝利而不加反省,9月立會大選將是岌岌可危。可幸的是,楊岳橋懂得謙卑自省。作為勝選者,楊雖勝不驕,有大將之風。他甚至以幸運來形容自己的當選,並在勝選感言中不諱言,自言得票當中不少乃是含淚選票。言下之意,選民的支持並非必然,傳統泛民是時候放下「大佬心態」,不能再怪人家「界票」了。楊岳橋承諾為泛民帶來改革,其成效我等引頸以盼。但起碼,謙卑可以更加強大的道理,楊岳橋已經為泛民好好示範。讓我們拭目以待。本土和寡 虛心唯梁另一方面,梁天琦可謂時勢造英雄。「本民前」在其他本土派系如熱血公民和青年新政等一致力挺之下,初出茅廬即取得可觀票數。梁天琦本人當然居功至偉。他一洗過往本土派在公眾眼中野蠻、排他的暴徒形象,在鏡頭前面文思敏捷,以青澀坦誠的印象讓人眼前一亮。可是本民前的論述顯然未盡完善,甚至在楊岳橋的妙語如珠下更見薄弱,因此得票雖多,仍屬小眾。例如「抗爭無底線論」如何能夠說服群眾?敵視記者的抗爭手段,究竟是意外,還是初衷?又,年初一的某些無理和不人道的暴力(如鬧市縱火,或向倒地不起的警察繼續猛烈攻擊等)的出現,本民前作為行動號召者是否應當檢討以及負責?諸如此類,本民前及本土派必須仔細思考,否則難以服眾、難成氣候。可喜的是,梁天琦懂得虛心求進。在選戰期間,梁天琦多次公開感謝楊岳橋幫助,亦可以見到梁不斷修正改善自己的論述中的死穴(如「抗爭無底線論」,逐漸演化成「對等暴力論」,後來又再解釋「無底線」只是指自己的付出無底線等等)。作為素人,他自知政治資歷不足,修正改善並不是什麼羞恥的事。他知道無論任何形式的抗爭,都需要更廣大的群眾的支持,都需要堅實的理論基礎,都需要同路者。梁天琦甚至在落選後提到客觀現實是,面對暴虐極權,「和理非非」和勇武抗爭兩條路線應該並存;兩條路線都同時有人在走,公民社會跟政權談判時,才可以有更多籌碼。這句話是一些自稱本土派政客及其支持者,多年來說不出口的真話。虛懷若谷、打破成見、不斷進步、不再排他,梁天琦似乎開始為本土派找到出路了。讓我們拭目以待。默契尊重 拒絕懦弱這次新東選戰期間,我們見識到楊梁兩人的風度與氣量。楊梁縱然路線不同,但兩人不慍不火的君子之爭,實是近年香港政壇的一泓清泉,也是對兩方針鋒相對的支持者的當頭棒喝。針鋒相對,其實是源自於我們的懦弱。我們懦弱得不夠膽去相信,有一天,我們會得到足夠多的香港人支持民主的一套;有一天,蛋糕會變得夠大,足夠大家一同分享;有一天,在不同道路上為民主努力的人,可以進行君子之爭,不必含淚,沒有大局,因為「保皇派」已經被邊緣化,無論競爭如何激烈,贏的都不會是那些假惺惺流眼淚的小丑。因此至今,有很多人依然視泛民及本土陣營的合作協調為天方夜譚。但如果我們再勇敢一點,其實簡單的默契和尊重已經足夠令互相耗損的惡性競爭,變成相得益彰。筆者由衷盼望楊梁二人能夠成為橋樑,讓香港人在追求民主的路上,可以兩條腿走路。假如反建制的不同陣營從此學會互相尊重,主宰仇恨而不被仇恨主宰,在不久的未來,我們將成功保護遠比新東議席來得更重要的東西——香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3月2日)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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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屈辱

上周三是難得的公眾假期,逾1300位醫生不用上班,卻依然穿着白袍到了伊利沙伯醫院,想要醫治這個瀕危的醫療制度。自醫管局於1990年成立,25年以來新入職的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皆為醫管局僱員,而並非以公務員身分受聘。政府多次向醫護人員承諾,醫管局僱員的薪酬水平會與公務員保持掛鈎。尤其2009年,醫管局決定跟隨公務員減薪的時候,時任醫管局行政總裁的蘇利民先生,向醫管局員工發公開信,指出減薪不單是要與社會各界共渡時艱,更是要「與公務員薪酬體制保持掛鈎,以保障將來能與公務員一同加薪」。但現屆政府居然厚着臉皮破壞承諾,學了董伯伯的那一套,說什麼掛鈎已經「不存在了」。出爾反爾 欺人太甚其實,今次的加薪風波暫時影響的都只是職級較高、資歷較深的同事。而且涉及的加薪幅度,也不過是3%而已。同事感到如此憤怒,明顯不是因為那區區3%的薪酬,而是因為政府今次實在欺人太甚,使我們得不到起碼的尊重。因此有不少同事甚至表明,就算成功爭取加薪,將會把追加薪水全數捐予慈善機構。寧願分毫不取,亦要取回公道。在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帶領的首輪行動之後,醫管局管理層於翌日的會議中通過支持加薪。不少傳媒形容事件是「成功爭取」。但若留心細看,政府官員其實依然維持態度強硬,堅持「政府不會增加對醫管局撥款」,其後甚至有人隨即放出風聲,指醫管局將會增加如急症室等的醫療服務收費。這果真是我們作為醫者所樂見的成果嗎?拒增撥款 犧牲病人自加薪風波爆發至今,政府一直推卸責任。官員們二話不說,嘗試把醫生薪酬問題的責任,推卸到醫管局其總裁的身上,企圖逃避責任。但其實醫管局員工的薪酬,一分一毫都來自庫房,政府又怎能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假若政府繼續「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口裏說支持醫管局加薪,另一方面堅持不增加對醫管局的撥款,即意味着兩件事:一、政府將以此3%加薪為糖衣,落實薪酬脫鈎的政策,未來將更明目張膽要醫管局以至其他政府資助的公共事業(如教師和社工)跟公務員體制永久脫鈎;二、加薪問題將會變成零和遊戲,「塘水滾塘魚」。加薪予醫生的金額,可能要從將來改善醫療設備或者服務等的開支中扣減。醫生事事以病人為先,我們連靜坐都要提醒同事反覆確認沒有臨牀工作在身才可出席。如果要犧牲病人利益換取加薪,試問我等醫者又怎能接受?醫療乃民生大事,由庫房增加對醫管局的撥款,以挽留日漸流失的專業人才,維持公共醫療服務,本為天公地道。此時卻有人獻計,指應增加急症室等的醫療服務收費,進一步把醫生放進磨心,企圖將一心討回公道的醫生同事們,抹黑成「為了一己私利罔顧病人福祉」的自私之徒。其心可誅也。利用醫生 挑起矛盾數天前,是筆者普通不過的一個當值日子。當日由早上8時開始工作,例行巡房後,於學術會議研討病例,午飯後為門診病人服務,下午5時後開始當值工作。晚上10時下班回家的途中,接到電召後折返醫院,為一名心肌栓塞病者進行緊急手術。工作29小時後,回家已是凌晨2時多。稍睡數小時,翌晨又開始新一天的工作了。以上不是特例,更不是筆者的個別經歷,而是很多公院醫生的工作日常。我們辛勤工作,為的是救傷扶危、服務市民,並不是為了得到誰的認同。但我們萬萬想不到,埋頭苦幹換來的卻是來自政府一次又一次的侮辱,甚至還被利用作為磨心,變成「人民鬥人民」的棋子。親愛的林鄭司長,閣下以為飲鉛水是屈辱?我們這才是屈辱呢。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8日明報觀點版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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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讓學生付帳

上星期五,筆者在港大中山廣場,給大家說了一個小故事。故事內容主要關於數星期以前,筆者進行的一個心導管手術。特別在於,早在手術進行前,我的這位病人其實已經死了。準確點說,那是一位腦幹死亡的病人。作為心臟科醫生,我的任務,就是遵循病人生前的意願,為他盡快進行心導管手術,確認其心臟健康。一經確認,再交由負責移植隊伍搜尋合適對象。幸運的話,這位已經去世的病人,就可以挽救另一名瀕危病人的性命,遺愛人間。筆者向聽眾細細分享,這一段有點像鬼故事的經歷。冷冰冰的手術室內就只有我和這具「屍體」,還有一位協助手術的護士。但可能是由於我們只一心想着要盡快完成手術,以提高珍貴器官可用的機會,也可能是因為這具屍體,有着願意捐出身上所有器官的偉大靈魂,手術過程一點也不可怕。反觀今日香港,許多達官貴人卻與這位病人恰恰相反。他們空有健康的大腦,自命聰明絕頂、人中之龍,甚至坐擁大學教職。衣冠楚楚的胸膛中卻是一副壞心腸,腐爛發臭,中人欲嘔。由此推想馮敬恩出席的多次港大校委會議,比之那天晚上的手術室,必然讓馮同學更為之心寒。筆者分享這個故事,不但是為了更加形象化那十數名校委金玉其外的腐敗,更是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發會眾思考:我們真正的敵人是誰?究竟是出席了多次令人心寒的會議,然後深感港大已面臨危急存亡之秋,繼而以「泄密」呼喊求救的馮同學?還是泯滅良心的12校委,以及為其撐腰的幕後政治勢力?自從港大校委否決陳文敏任命以來,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馮同學透露的會議討論過程極其荒謬無稽,因此輿論最初的方向,大都傾向集中諷刺否決任命的種種可笑理由。其後,卻由於未有即時見效的抗爭手段出爐,討論開始漸漸失焦,甚至出現「集會喊口號無用」,或者直接怪責學生「為何還不罷課」等的論調。 與其指點炮轟 不如反思自省眼見香港的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岌岌可危,筆者和很多港人同樣都心焦如焚。但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只有現屆同學們,才擁有談論罷課與否的資格。要知道,長期罷課雖然是「大殺傷力武器」,但相對地,同學們亦要負出高昂的代價。我們既不是現屆港大學生,已不用再爭取學分,也不必擔心校方秋後算帳,如果隔岸觀火要求同學們罷課,這未免有點慷他人之慨了。與其指指點點,耗費精力炮轟同學,倒不如我們大家一起反思自省,自己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身為港大校友,能不能發動身邊的校友更加關注事件,積極參與甚至策劃未來的抗爭行動,阻止李國章繼任校委主席?身為其他院校的師生,既知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能不能聯合行動向政府施加壓力,修改大學條例?身為普通市民,能不能夠幫忙讓事件得到更多社會關注,讓更多自以為事不關己的港人認識到,作為學術自由的橋頭堡,港大一旦頹然倒下,直接受害的將會是所有香港人,讓港大師生不必孤身上路?倘若有日港大同學毅然決定罷課,我們固然應當全力支持。但如果同學們審時度勢,決定以其他方式爭取公義,我們也須當體諒,給予他們思考和喘息的空間。畢竟,香港是我們大家的香港,要一眾莘莘學子獨自面對一眾魑魅魍魎,為着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而替我們付帳,我們於心何忍?作者是杏林覺醒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0月14日) 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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