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安老院種票問題

區選臨近,最近傳媒廣泛報道「安老院種票疑雲」,引起社會人士嘩然。有線新聞記者揭發,有入住院舍的嚴重腦退化長者懷疑「被登記」,而成為選民。安老院職員更曾於上屆選舉集體帶院友前往投票,甚至指示他們應該投票予某一候選人。而長者的家人,卻一直對事件懵然不知。當長者的孫女發現問題,並向選舉事務處提出取消登記時,處方卻回覆取消要等待至2016年年中,即來屆區選之後方能生效。其後,記者更加發現,同一院舍負責人旗下的9間安老院,均有大量長者以安老院地址作選民登記,最高登記率高達34%。近日出現多宗的同類報道,社會輿論懷疑有人種票,引起廣泛關注。公民權利杜絕種票 兩方平衡標準宜嚴首先我們必須認同,不論長者年紀有多大,亦無損其公民權利。就如所有其他香港成年人一樣,其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提名權都應該獲得尊重。但是社會卻必須思考:如何在保障公民權利的同時,又能夠有效杜絕有人透過院舍,利用嚴重腦退化患者,或其他認知障礙患者等「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或稱MIP)手中的選票,以達其政治目的。要明白問題的原委,就要首先釐清「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概念,及其界定標準。根據香港法例第136章《精神健康條例》第2(1)條,「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定義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的人」。而根據香港法例第542章《立法會條例》第31條,任何人被裁定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即告喪失其登記為選民的資格。一般情况而言,「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大概屬於4類殘障人士:嚴重認知障礙 (如嚴重腦退化症)患者、弱智人士、精神病患者,及因意外或疾病(如中風)導致腦部受損的人。這些患者的病情是否嚴重至精神上已達喪失行為能力的程度,則一般由醫生作出判斷。以醫療程序為例,日常醫生為病人施行若干帶風險的治療之前,務必先得到病人本人同意,方可執行。但若該名病人屬於以上4類病人之一,取得病人同意之前,醫生有責任先行界定,該名病人是否精神上有足夠的行為能力。一般而言,醫生會根據既定標準進行判斷,例如:病人是否明白該醫療程序的執行原因、後果及風險?病人是否明白所有其他可行的治療方案?病人是否有能力清楚理解以上各項資訊,甚至用自己的語言覆述一次?病人是否有能力分析利弊,並為自己作出最佳選擇,然後將其選擇準確表達?基於議會選舉的複雜性,以及其牽涉的重大整體社會利益,以上用於醫療系統的嚴格判斷標準,放諸選民登記之上,也絕不為過。選民登記茲事體大 安老院舍毫無角色就實際執行的角度而言,我們的社會當然不可能為每一位選民先進行認知能力測試,再確認其選民資格。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由每位有意投票的公民主動自行登記(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當然不會有動機自行登記,此類人士則會自然淘汰)。但如果由於行動不便、讀寫困難等其他因素,而必須假手於人時,該名人士的至親或者監護人(基於他們與當事人的親密關係,我們有理由假設,他們最為了解當事人的價值觀、政治理念等等),則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代理決策者(surrogate decision maker),可以為當事人進行選民登記。而安老院負責人或營運者,既非其親人,亦非監護人,當然無資格為院友作出選民登記的決定。因此,在選民登記這類重大決定中,安老院可謂毫無角色可言。由安老院主動為長者登記成為選民的做法,必須盡快取締。利益衝突疑竇重重 堵塞漏洞維護議會再者,安老院為長者作選民登記,更牽涉多個潛在的利益衝突:長者會否因為害怕安老院職員懷恨在心,甚至報復,即使不想登記做選民,也勉強同意登記?基於相同理由,長者其後的投票意向會否「順理成章」地,受院舍職員左右?這些主動為長者作選民登記的安老院背後,會否和參選政黨有利益關係?這次事件不但揭露選民登記制度的漏洞,突顯選舉事務處的處理手法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更加惹人疑竇:究竟是誰在背後推動這些院舍,為長者進行集體登記?其政治目的何在?選舉事務處未有及時補救措施,是否反映政府縱容甚至默許這些利用無辜長者的行為?堵塞以上漏洞之必要,不但在於維護區議會、立法會等選舉結果的認受性和合法性,更為議會權力基礎免受質疑,保持三權平衡至關重要。為此,筆者有以下3點建議:一、選舉事務處應當盡快翻查《臨時選民登記冊》,為以安老院地址作登記地址的選民意願作出核實;二、選舉事務處應當建立制度,明文規定安老院不可為院友進行選民登記。並落實執行,定期到安老院抽樣巡查,如有發現違規者,可考慮停牌處分,以收阻嚇作用;三、最後,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我們除了自己登記做選民以外,更應為入住院舍的至親,到選舉事務處的網站覆核其選民身分,避免他們的公民權利被他人利用。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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