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警民衝突 特區已陷「劣治」

2016年2月8日至9日的旺角警民衝突事件,警員開槍,衝突升級,開槍的鏡頭播放,驅使更多市民加入抗爭的行列。縱然是次衝突早已平息,梁振英政權及其支持者迅速及刻意重複使用「暴亂」、「暴徒」定性事件,警方以暴動罪拘捕及起訴示威者,但事件早已反映特區政府已經由「不能管治」倒退至「劣治」。不少評論用「不能管治」來形容當下梁振英政權,但此概念實有誤導。梁振英主要依賴中聯辦、政團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及地方的社團聯會,加上他競選時及任職後在不同專業及社會界別中的支持者,之後被委任官方諮詢機關及各大專院校的校委成員或校董,梁振英成功建立他的權力網絡,並透過網絡入侵不同的範疇,旨在把他認為對他的權威及統治構成威脅的人剷除,無論是不發電視牌照給王維基,到港大校委會否決委任陳文敏。結果,梁振英造就無綫一台獨大,而無綫新聞及其資訊節目更成為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的官方喉舌,專業操守早已喪失。在大學層面,院校自主早被特首委任的成員及明哲保身的在校成員蠶食得體無完膚。社會回應當下局勢的3個選項如果「劣治」旨在把自身的權力無限膨脹,變得「地位超然」,甚至希望為明年的連任作充分的準備,社會回應當下的局勢,有以下3個選項:(1)逆來順受:因為他們深信梁振英的背後是中聯辦,中聯辦的背後是中共,香港人根本無法抗拒,有人怕亂影響生計,有人一味用「討厭」/「唔識政治」做藉口,於是他們的沉默與無知,鼓勵了特區政府施行劣治;(2)消滅良知與認知:由林鄭月娥的「官到無求膽自大」,到袁國強的「無一地兩檢打擊經濟效益」,加上主流親政府媒體歌功頌德、推波助瀾,對反對的觀點視而不見、扭曲抹黑,劣政猶如癌細胞加速擴散;(3)抗命不認命:由2014年政改,到佔領中環演變成雨傘運動,不少香港人堅信命運自主,由示威抗議,到在地佔領,旨在迫使特首、政府回應民意;可惜,政府不但拒絕回應,更利用恢復日常生活及社會經濟秩序為藉口,鎮壓民間的抗爭。政府不但不深切反省,反而領導層的官員不斷抹黑自欺欺人,甚至利用警隊打壓民間的抗爭,導致警民關係不斷惡化。警隊被利用 成政治工具當警隊被政府利用成為政治工具的時候,警隊的任務不再是維護法紀以恢復秩序,而是充當統治者的武器,旨在阻嚇及消滅統治者認定為威脅統治的勢力及行動,特別是針對梁振英政權的示威。2014年的七一遊行,遊行的領頭車司機及負責人被指違反「不反對通知書」等罪被捕,被警方沒收身上手機,嚴重侵犯私隱;之前的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示威,示威者被反黑組探員帶上警車後多次毆打,包括打心口、扯頭髮及掌摑。執法人員故意使用暴力針對或虐待示威者,以「捍衛公權力」及「維護法紀」為藉口,將憤怒及仇恨發泄在示威者身上,既可以殺雞儆猴,恐嚇其他人如果參與反政府示威,必然會有如此下場。過程中不斷認定對方是人渣、敗類、滋事分子、罪犯、暴徒,甚至是「恐怖分子」,他們的工作正是要「替天行道」,為社會「除害」。以語言及肢體虐待被捕人士,在弱者身上展現個人虛假的「英雄主義」、「正義感」、「除暴安良」及「威猛」的形象,純粹滿足一己的虛榮及權力慾。加上長官的鼓勵及監警會的無能及偏袒,進一步助長歪風。合理化暴力執法 靠親政府媒體要合理化警察暴力執法,唯有依靠親政府媒體,借助政府官員及社會經濟精英的言論,不斷強調被捕人士及示威者為「暴徒」、「暴民」、「滋事分子」來掩飾。建制派政團及組織在地區不斷宣傳,街邊的橫額、貼在公眾地方的文宣、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探訪問候受傷警員以建立正面形象,同時也為了選舉爭取支持者。部分親政府組織利用社交平台不斷鼓吹類似「開槍殺暴徒,市民支持你」等言論,唯恐天下不亂。上述的舉動,不單止加速摧毁警隊專業及中立的權威形象,間接為日後更大規模及激烈的不服從運動,奠定堅實的基礎;更多人質疑警察是維護法紀,還是知法犯法?警隊是否尊重法治,還是破壞法治?警方是執法機關,還是政治工具?最重要的是,當更多人不再容忍劣法,不再容忍暴政及暴力,再不懼怕警察暴力執法,前仆後繼,加上前線警員的「意外」反應,引致參與者死亡,到時特區政府的領導層及親政府媒體無法編織謊言掩飾事件,掩飾事件背後的暴力,掩飾事件背後的罄竹難書的劣治。當政府再製造事端及衝突時,不單止無法抹黑反對勢力,反而為自身埋下政治炸彈,帶動劣治機制背後的價值觀(暴政及暴力合法化、合理化及正常化)崩潰,才是特區政府的死穴。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2月18日《明報》觀點版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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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不搞事、非政治?

隨着區議會選舉日近,不少政團及候選人用不同的口號吸引選民,包括聲稱自己「不搞事」、「不偏激」、「唔玩政治」、「富經驗」、「苦幹」、「實事求是」、「有成績」、「服務社區」、「為民生」、「為你做事」。而不少地區、街坊、專業及文康組織,更公開支持某些候選人,部分成員更充當義工,投入選舉工程。但是,這些組織背後,又豈止支持某候選人這麼簡單?還是早已「政治化」,成為政團的樁腳,甚至支持梁振英?建制派衛星組織的特徵自1997年回歸前後,親北京陣營的政黨及工會刻意經營地區工作,期望由下而上建立在地區的影響力;但他們明白市民對親共(俗稱左派)政團及工會組織有戒心,於是透過成立地區的居民組織,實則是建制派陣營的衛星組織、親共政團及工會組織在幕後管理及提供資源。開始的時候以服務街坊為宗旨,逐漸建立與當區居民的連繫。根據筆者近幾年的田野研究的發現,這些建制派的衛星組織,有以下的特徵:.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及財力,組織及舉辦不同形式的康樂活動,節目豐富;.活動純粹集中於提供服務、消閒旅遊及吃喝玩樂為主:由蛇齋餅糉、美食大會、廉價境外旅遊、跳舞太極八段錦,到派環保袋、米、麵、罐頭,甚至派生雞;.活動的目的,在於吸納街坊,用物質及服務作誘因,維繫關係及支持的基礎;.隨着街坊重度依賴組織提供的物質服務,部分活躍的街坊更充當義工,發揮「蒐集情報」的功能。例如,當組織舉辦旅遊的時候,會協助收集參加者的居住地區、大廈、性別、家庭狀况、年齡層,透過閒談觀察他們的政治取態,從而評估該區居民的政治取向的分佈,以便日後安插合適的人士參選;.蒐集參與活動人士的個人聯絡資料,加上現時智能電話普及,更可成為聯繫及宣傳的渠道。這些衛星組織,能利用不同形式的名義及身分成立及註冊,其名稱更有相近之處,例如:.社區:某區各界協會、某區街坊福利會、某區工商業聯會、某區工商團體聯盟、某區居民權益聯會;.宗族:某同鄉總會,或某鎮同鄉總會;.社群:某區各界婦女聯會、某區耆英聯誼會;新界某大陸省市青年體育會、某某青年關愛協會;.專業:香港某藥業協會、香港某大陸省份或市社團總會;.大陸省市:香港某市聯會、香港廣東某某同鄉總會;.學校:香港某城市聯誼會、青年會、校友會、某中學校友會;.文娛康樂:某某(中華)文化總(協)會、某某聯誼會。不能否認,建制派政團及工會組織藉着龐大的物質資源,及回歸後泛民在地區的建設不斷萎縮,造就前者在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擴展之餘,一方面成立不同形式的衛星組織,全方位吸納不同背景的社群。此外,建制派又收編現存的街坊、社區及專業組織,成為其衛星組織網絡的一部分。以同鄉會為例,透過中聯辦的安排,組織回鄉旅行團,或者是主動提供資源給組織舉辦活動及維持營運。結果,不少組織為了生存及發展,紛紛加入建制陣營,甚至內部領導被「愛國愛港」人士取代。「不搞政治」是夜行人吹口哨筆者在15年前,曾參與某一個教育團體,經中聯辦安排,到廣東省偏遠地區的某一所學校義教英文。結果,該團體不斷在中國大陸舉辦英文科義教團,而負責人的言論不單變得親政府,負責人的妻子後來在某一間左派學校擔任要職。在2012年特首選舉,該組織全力支持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期間,更以「專業」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支持反佔中。在一般人眼中,這些「非政治化」的專業、地區、社群或文娛康樂組織看似獨立,可是,當有政治需要的時候,就撕破「非政治化」的外表,變成挺特首、挺建制派、挺建制派「獨立」候選人,充當樁腳搞「政治」。例如某省同鄉總會的其中一個團體會員提及「積極團結和發動校友鄉親參加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在2012年周年會員大會暨新春聯歡致辭中強調「區議會選舉前後積極協助特區政府登記選民和助選,成績蜚然,表現出色,廣受社會各界讚賞」;該會更積極參與2014年反佔中、保普選大遊行。另一個位於九龍區的街坊福利會,梁振英曾在其會堂舉行答謝會;在今年會慶中文藝晚會的致辭部分,更邀請某民建聯區議員發言,內容強調佔中衝擊社會及經濟,為了「有一個安居樂業、和諧的社會。在11月份的區議會選舉中,要團結一致、齊心為香港的和諧穩定投票」。從上述的例子印證不少聲稱非政治化及只講服務的組織早已政治化,成為建制派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候選人強調「不搞政治,只做實事」,只是夜行人吹口哨而已。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0日) 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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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不搞事、非政治?

隨着區議會選舉日近,不少政團及候選人用不同的口號吸引選民,包括聲稱自己「不搞事」、「不偏激」、「唔玩政治」、「富經驗」、「苦幹」、「實事求是」、「有成績」、「服務社區」、「為民生」、「為你做事」。而不少地區、街坊、專業及文康組織,更公開支持某些候選人,部分成員更充當義工,投入選舉工程。但是,這些組織背後,又豈止支持某候選人這麼簡單?還是早已「政治化」,成為政團的樁腳,甚至支持梁振英?建制派衛星組織的特徵自1997年回歸前後,親北京陣營的政黨及工會刻意經營地區工作,期望由下而上建立在地區的影響力;但他們明白市民對親共(俗稱左派)政團及工會組織有戒心,於是透過成立地區的居民組織,實則是建制派陣營的衛星組織、親共政團及工會組織在幕後管理及提供資源。開始的時候以服務街坊為宗旨,逐漸建立與當區居民的連繫。根據筆者近幾年的田野研究的發現,這些建制派的衛星組織,有以下的特徵:.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及財力,組織及舉辦不同形式的康樂活動,節目豐富;.活動純粹集中於提供服務、消閒旅遊及吃喝玩樂為主:由蛇齋餅糉、美食大會、廉價境外旅遊、跳舞太極八段錦,到派環保袋、米、麵、罐頭,甚至派生雞;.活動的目的,在於吸納街坊,用物質及服務作誘因,維繫關係及支持的基礎;.隨着街坊重度依賴組織提供的物質服務,部分活躍的街坊更充當義工,發揮「蒐集情報」的功能。例如,當組織舉辦旅遊的時候,會協助收集參加者的居住地區、大廈、性別、家庭狀况、年齡層,透過閒談觀察他們的政治取態,從而評估該區居民的政治取向的分佈,以便日後安插合適的人士參選;.蒐集參與活動人士的個人聯絡資料,加上現時智能電話普及,更可成為聯繫及宣傳的渠道。這些衛星組織,能利用不同形式的名義及身分成立及註冊,其名稱更有相近之處,例如:.社區:某區各界協會、某區街坊福利會、某區工商業聯會、某區工商團體聯盟、某區居民權益聯會;.宗族:某同鄉總會,或某鎮同鄉總會;.社群:某區各界婦女聯會、某區耆英聯誼會;新界某大陸省市青年體育會、某某青年關愛協會;.專業:香港某藥業協會、香港某大陸省份或市社團總會;.大陸省市:香港某市聯會、香港廣東某某同鄉總會;.學校:香港某城市聯誼會、青年會、校友會、某中學校友會;.文娛康樂:某某(中華)文化總(協)會、某某聯誼會。不能否認,建制派政團及工會組織藉着龐大的物質資源,及回歸後泛民在地區的建設不斷萎縮,造就前者在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擴展之餘,一方面成立不同形式的衛星組織,全方位吸納不同背景的社群。此外,建制派又收編現存的街坊、社區及專業組織,成為其衛星組織網絡的一部分。以同鄉會為例,透過中聯辦的安排,組織回鄉旅行團,或者是主動提供資源給組織舉辦活動及維持營運。結果,不少組織為了生存及發展,紛紛加入建制陣營,甚至內部領導被「愛國愛港」人士取代。「不搞政治」是夜行人吹口哨筆者在15年前,曾參與某一個教育團體,經中聯辦安排,到廣東省偏遠地區的某一所學校義教英文。結果,該團體不斷在中國大陸舉辦英文科義教團,而負責人的言論不單變得親政府,負責人的妻子後來在某一間左派學校擔任要職。在2012年特首選舉,該組織全力支持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期間,更以「專業」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支持反佔中。在一般人眼中,這些「非政治化」的專業、地區、社群或文娛康樂組織看似獨立,可是,當有政治需要的時候,就撕破「非政治化」的外表,變成挺特首、挺建制派、挺建制派「獨立」候選人,充當樁腳搞「政治」。例如某省同鄉總會的其中一個團體會員提及「積極團結和發動校友鄉親參加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在2012年周年會員大會暨新春聯歡致辭中強調「區議會選舉前後積極協助特區政府登記選民和助選,成績蜚然,表現出色,廣受社會各界讚賞」;該會更積極參與2014年反佔中、保普選大遊行。另一個位於九龍區的街坊福利會,梁振英曾在其會堂舉行答謝會;在今年會慶中文藝晚會的致辭部分,更邀請某民建聯區議員發言,內容強調佔中衝擊社會及經濟,為了「有一個安居樂業、和諧的社會。在11月份的區議會選舉中,要團結一致、齊心為香港的和諧穩定投票」。從上述的例子印證不少聲稱非政治化及只講服務的組織早已政治化,成為建制派選舉工程的一部分。因此,候選人強調「不搞政治,只做實事」,只是夜行人吹口哨而已。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0日) 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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