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年後的公共行政:得到權力 失去了表現和信任

缺乏改革,只重視收緊權力與政治控制(political control),是回歸後香港公共行政的特色,也是其問題所在。 如果過去的20年是一個香港倒退的故事,那麼公務員制度及公共行政在回歸後的轉變,是相當有力的寫照。在大家的記憶裏,類似南丫海難、鉛水事件、七警事件、多項基建工程延誤和嚴重超資、高官包括了前任特首及前政務司長因貪污入獄等事件,均是在回歸前難以想像,成為了清晰可見的公務員表現倒退的鐵證。 回歸後公僕因龐大影響力樹大招風 依然記得,在1997年回歸前夕,香港的公務員被廣泛地視為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最優秀的公務員團隊之一,無論是市民還是專家及學者也認為它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回歸前公務員在香港管治上的重要角色,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主權移交慶典的台上一幕已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中英雙方的肯定。當時的全港公務員之首的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身穿上最搶眼的紅衣,坐在台上的最正中央,平均分隔了分別坐在兩旁的中方和英方官員。這個格局和安排,充滿了政治的象徵意義,清楚地反映公務員是當時香港管治的靈魂,是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及回歸後的管治延續性的核心。 可惜,回歸後公務員因龐大的影響力,最終樹大招風,引發在新的

詳情

民主低潮 在地抗爭——由民主生活化開始

從特首選舉後的政治發展來看,民主運動恐怕會暫時步入一個低潮。如何熬過這個民主低潮的漫漫長夜,將是香港民主發展必須要跨過的一個重要關卡。 對於民主低潮降臨的預測,是基於以下因素的考慮。首先,林鄭月娥即將出任特首,雖然她也有「好打得」的稱號,但一般人預期相對現任特首來說,她不會過分好勇鬥狠,至少在打擊異己的手段會較為文明。而且由於她是政務官出身,始終是港英年代的產物和培養出來的人才,應對一些香港的核心價值如法治和反貪污等,仍能堅守一些基本的重大底線。以她的經驗和政治智慧,也相信再一次觸怒香港人、爆發另一場大型抗爭的機會相對為低。 政壇普遍一陣「和解」之風 事實上,除了透過法律途徑,去追究雨傘運動的組織者和主要參與者的責任外,政壇在梁振英宣布不再連任後,普遍也吹起一陣「和解」之風,從連長期被拒之於內地門外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也可以破天荒地獲准進入內地考察,便可見一斑。還有,整體來說,香港人的政治文化仍相對溫和,曾俊華在特首選舉中獲得如此熱烈的支持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啟示。預計在林鄭月娥上任後,不少香港人仍然會表現得相當之有耐性,給她一段施政蜜月期,看看她能否做出一點成績,才決定對新政府的

詳情

政府未來5年:用資源隱藏撕裂 逃避制度問題

在林鄭月娥正式當選特首後的第一刻,很多香港人關心的問題,並非她的具體政綱,而是她在未來5年,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動機去修補香港社會的撕裂。這反映了兩大問題:第一,是過去5年在梁振英政府領導下的香港,它的撕裂確實情况十分嚴重;第二,更為有趣的是,這證明了很多人擔心她不能有效地停止及修補香港的撕裂,而這正正是很多市民不支持她任特首的原因的核心所在。 雖然她在當選後便立即發表演說,表示會盡力修補撕裂,可是這對幫助解決大家的憂慮十分有限。依然記得,言猶在耳,現任特首梁振英在當選後,也立即在台上說過類似的話,結果在他任內,香港社會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分化和撕裂。林鄭月娥的外號是「CY(梁振英)2.0」,值得留意的是,這「2.0」的意義,並非指「另一個梁振英」這麼簡單,而是一個進化版—— 一個因工作能力更強、對政府的運作更加熟悉,因而比正版梁振英更具破壞力的「梁振英」。 選舉歷練過程 沒在林鄭身上發生 雖然比喻可能有點誇張,但市民的憂慮絕非全無理據。本身,選舉是一個對政治人物十分重要的歷練和成長的過程。因為要盡力地爭取每一個人的支持來擴大自己的勝算,所以必要學懂謙卑。再加上要不斷爭取政見和價值未必完全和

詳情

後真相年代的真相:執迷不悟是人類本性

當真相再也敵不過謊言,試問再有什麼方法可以化解不同群體之間的分歧和對立?在這個政治紛亂、充滿爭議、滿佈不安的年代,真正最使人擔心的問題,並非單純只是反精英和反既有的秩序力量的冒起,而是背後愈來愈多人,拒絕接受真相的奇怪現象。 自充滿謊言的特朗普正式當上美國總統後,世界也宣布已步入了一個「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在這樣一個年代,最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很多人根本不願意去接受真相,寧願選擇活在由謊言建構出來的自我世界觀當中;有時更不單止是逃避現實,甚至強辭奪理、理直氣壯地去歪曲真相,把大話強稱之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就是執迷不悟。 一個全球現象 香港不能倖免 以上的問題絕對不止是局限於美國,已逐漸擴展為一個全球的現象,香港也不能倖免。在香港的政治上,也有同樣的情況出現,特別是近期有關法治的爭論,包括了極富爭議的七警打人案。這案的特別之處,正正是真相無助解決爭議。 在這案中,明明真相早已被電視台的新聞片段所反映,並已被數以百萬計的電視觀眾親眼目睹。而且,香港有一個十分成熟的司法體系,法治的概念一向已十分之清晰。在法律下,什麼行為是合法和不合法,

詳情

完美獨裁 仍需完美順民配合

在人大第五次釋法當天,中大校園內發生了以下有趣的一幕:在人流最多的地方之一的大學港鐵站旁,學生會努力地用擴音器,呼籲同學關注人大釋法事件對香港法治的破壞;可惜,無論在人數、聲勢及獲得的注意力上,學生會同學卻遠遠不及在旁邊「dem beat」宣傳文娛康樂等活動的同學。這校園內的簡單一幕,正正是香港政治現象的完美縮影。無論政治上如斯變天,民生卻仍舊繼續,彷彿是絲毫沒有受影響。即使有知識分子、熱血青年及部分有醒覺性的市民,如何吶喊、聲嘶力竭地希望爭取社會上其他市民的注意,最終所得到的和應和認同,仍是寥寥可數。除了慨嘆在一個仍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年代,作為一個追求政治理想的改革者,是何等寂寞和孤單外,更使人想起最近剛剛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學學者林根(Stein Ringen)的著作《完美的獨裁:21世紀的中國》(註)。因為書中的重要論點之一,就是一個完美的獨裁的形成,其實也需要有完美的順民去配合,不獨正中了目前中國政治體制的要害,也反映了目前香港的政治現實。權力的雙向性在書中,林根認為單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獨裁」(dictatorship)等字眼來形容當今的中國,雖然尚算正確,但卻過於粗糙和籠統,未能精確地捕捉和描述中國政治制度的神髓。他也指出用「專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國體制是太過溫和。所以,面對中國的特殊情况,他便創造了「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一詞。作為一個「管控專制」的國家,中國成功的地方並非只在於她什麼也控制、一切也要在政府的掌控或默許下進行,而是達到這個「管控專制」的模式的手段,不是只靠暴力和高壓,而是成功地令人民自覺控制自己的所思和所想,人民不需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便自動自覺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這令人產生中國「沒有那麼獨裁」的錯覺,起碼在她的人民心中,便有這種自我安慰和自我催眠的感覺。因此,林根便稱中國為「完全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的典範,也以此作為他的書名。這個獨裁「完美」的地方,正是它有「完美順民」,自願地去接受和配合它的管治,不需要長期透過武力鎮壓來支撐其政權及維持政局的穩定。在大大省減管治的成本之餘,也有助增強政權的合法性,鞏固了它的長期管治能力。這本書的啟發性,除了是掀開了中國政府能長期維持它的獨裁管治之謎外,便是清晰地指出了權力的雙向性:一個權力關係能夠長期維持並有效運作,不可能只單靠有權者從上而下的施壓,而是也要依賴受權者已默許及接受了這種權力關係的存在,放棄了掙扎及反抗,甚至變本加厲地去主動配合,使制度的運作變得流暢和完美。情况就如林根書中所描繪的中國一樣。目前的香港,面對人大不斷釋法、法治面臨淪陷,所謂的一國兩制,在中央的權力變得絕對超然、完全不受制衡下,也彷彿日漸蕩然無存。處於這種情况下,和中國國內的「完美獨裁」相比,在制度的硬件上,香港和中國已愈來愈相近。慶幸不同是,在人民是否已完全變成順民、放棄挑戰這個「完美獨裁」並主動配合上,仍有一些距離。可是,使人憂慮的是,從大學校園內你有你孤身關注人大釋法、我有我繼續聲勢浩大地「dem beat」來看,願意配合「完美獨裁」、在這大時代下選擇繼續「正常生活」的人,可能已愈來愈多,而堅持發聲抗爭的人似乎愈來愈少。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警號。政治的改變絕不能單靠一腔熱誠抗拒「完美獨裁」的形成,不甘心做順民,便要認清政治的改變絕對不能單靠一腔熱誠。政治上從不存在「邪不能勝正」的道理,而只有優勝劣敗的常規。因此,支持民主的人不能只憑自己站在道德上的高位,便認為自己會得到支持及獲得最後勝利,而是需要策略上的配合和實力上的加強。在策略上,如何扭轉社會上的分化和兩極化,包括了逆轉泛民與本土及自決派的割裂,以及整個民主派內部的碎片化現象,將會是首要任務。這個社會撕裂的現象其實始於雨傘運動,這場運動雖然成功地喚醒不少香港人,但卻把香港分裂成以較年長一輩為主的保守板塊,及以年輕一代為首的進取板魂。而當不少人歸咎雨傘運動的失敗,是因「不夠勇武」的時候,卻忽略了整個運動期間,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一直少於半數市民,最終有助政府成功輕易清場。如何學會向政治立場不同的一方伸出橄欖枝,加強合作和團結,正正是爭取民主的非建制派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但也是他們在能力和態度上最弱的一環。要知道,即使他們如何不喜歡非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也好,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仍然是經由地方直選、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來的。這情况就如美國的新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樣:無論他如何不知所謂也好,也是因為有很多美國人投票給他,他才可以成為總統。要反對他的最佳策略,並非不承認選舉結果,因為這等同推翻民主選舉制度,輸打鸁要;而是了解選他的支持者對現狀的不滿及面對的種種難題,正視他們的需要及為他們提出解決辦法,才是最民主及最有效、在下一屆趕他下台的方法。無論在美國或香港,不斷指罵自己不喜歡的政客或其支持者,恐怕只會於事無補,更加深彼此之間的仇恨和鄙視。削弱一國兩制 將帶來嚴重後果一國兩制的建立,是確認了兩種不同的制度對香港和中國的重要。它的削弱和消失,將會對香港和中國帶來嚴重的後果。人大沒有自制地不斷和粗暴的釋法,已使在制度的硬件上,香港和中國的「完美獨裁」愈來愈相似。目前只差的恐怕便是「人心回歸」,香港人甘願做「完美順民」的一步。註:Ringen, Stein(2016), 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4日) 中共 人大釋法 完美獨裁

詳情

未來4年,用社會包圍議會:不能重蹈第一波的覆轍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結果,重點不單是世代交替,更加是政治上的基本範式轉移(paradigm change),象徵舊有着重精英的高高在上的代議政治的沒落,着重個人和平等的直接參與式的民主的興起。在這範式轉移下,當這一批如朱凱廸和羅冠聰等的社運領袖進入了議會後,未來的4年,香港若要成功落實一些重要和積極的轉變,一個可行而又必須的方向,便是用一個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社會包圍議會的運動。但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上,這其實已不是社會運動力量走進議會的第一波,如何克服建制的吸納和突破鳥籠議會政治的枷鎖,也是新一代社運領袖在進入議會後必須面對的難題。畸形政制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在立法會選舉後,很多的評論均分析各方勢力的議席分佈,從而估計香港未來4年的政治形勢。可是,若以這個角度出發,所帶來的分析是既沉悶也狹窄。因為擁有三分之一的關鍵議席的否決權仍然是處於被動,香港未來的4年仍只會和過往一樣,處於停滯不前的膠着狀態。更加重要的是,這個角度的分析忽視了近10年興起的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由零三七一、反高鐵,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透過社會去凝聚力量,從而包圍建制,迫使政府轉變的趨勢。由於制度上的先天不足,香港的政治制度的本質,仍然停留在1980年代的階段,是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下的政治妥協和互相分贓的產物。「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和「馬照跑,舞照跳」的口號背後的潛台詞,便是維持各方的政治勢力,和當時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不變。所以,真正大變的只是主權,由英方換了中方,但所有回歸談判時的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卻得到確認和保留。這亦解釋了為何在主權更換的變天下,香港的一眾既得利益者,如富豪、地產發展商、新界鄉紳地主等,在回歸後的影響力和財富不但絲毫無損,更有增無減。但畸形和荒謬的政治制度,雖然足以阻止公眾的利益和市民的聲音進入政府的權力核心,但卻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透過社會上的自由和空間凝聚力量,用社會運動等種種方式和手段,包圍建制及議會,迫使建制內的精英與既得利益者面對現實,正視及回應社會的訴求。對於用社會包圍政府一點上,政治學者Simon Tormey教授所著的《代議政治已死》(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註1)一書甚有震撼力和啓發性。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由於社會環境及生活條件的重大改變,這包括了教育水平的上升、互聯網的出現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化等,均使到依賴精英(elite)及尊重層級(hierarchy)的年代正式宣布過去。甚至更進一步來說,不少人對建制及精英產生極大的不滿和負面情緒,因為他們既是既得利益者,也長期佔有了政策制定權,必須為目前社會所面對的種種不公義和不合理的問題負上責任。以上的情况所帶來的結果,便是政治上的參與的範式轉移,依靠精英的代議政治的年代已經過去,人民更踴躍於透過投票以外的直接途徑,包括了社會運動或網上動員,一些無領袖(leaderless)和無固定組織(organizationless)的方式,來繞過傳統的精英和政治組織,來參與政治。Tomrey認為這合理地解釋了為何不少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長期偏低,但近年人民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的關注的活躍度(activism)反升的矛盾情况。他更認為這是一個把民主制度變得更民主,促使直接民主運動興起的可喜現象,有效增加每個人對政治和社會的投入和付出。社運領袖走入建制 或多或少自投羅網今次立法會選舉,沒有強大政黨背景及支持的候選人能高票勝出,引證了這股反精英的代議政治之死的現象已來到了香港。事實上,早從「雨傘運動」中如「你不代表我」及「自己香港自己救」的主要口號,已看到了預告的迹象。這是一個有代理人、沒有領袖、人民不會盲目聽從任何人指揮的年代。由於人民才是主人和領袖,所以任何今天站在台上看似呼風喚雨的所謂「領袖」及其組織,也有「快上快落」的風險,這也解釋了「雨傘運動」後的「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的快速衰落的原因。因此,當一個議席的數目只是停留在總數的70分之一的時候,新時代的成功關鍵已不是議席的數目,而是抓緊社會上求變的脈搏。不過,在樂觀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歷史帶給的經驗和教訓。這已不是第一次有社運領袖透過選舉進入議會及建制。它的第一波是出現在上世紀的80、90年代,當時的港英政府正積極以代議政制的方式推行民主化,先後設立了區議會及在立法會引入了地方直選的議席。當時的社運領袖在思考是否參選時,也面對了兩難及一番掙扎。社運的起源就是不再信任現有的制度,目標便是把它改變。所以,社運領袖參選,選擇走入建制,或多或少是有自相矛盾和自投羅網的意味。進入議會一方面很容易使社運領袖的意識形態被同化,意志及力量被議會的程序慢慢吸收和消磨,但最諷刺的莫過於透過自己的參與,變相否定了自我原先的價值,增加了對手制度的合理性及公信力。而當年出現的情况,正是代議政制成功吸納了社會運動,使之後香港的社運出現了一段頗長的真空期。每人也站出來出力 才能帶來改變曙光社會已變,政府不可不變。可惜,「刻舟求劍」是經常被引用來形容香港的政治發展的四字成語,比喻現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實况存在着重大的距離。當香港的社會狀况明顯已向前發展了不少,出現了廣泛和強大的政治醒覺,連當天無知的小孩也轉眼長大,當權者卻仍然固執,不願意接受轉變,只停留在自己沉醉的年代,尋找一個過時而又不存在的制度。在當權者執迷不悔時,一個由下而上,着重每人也站出來出一分力的直接式民主,由人民取代精英,由社會包圍議會的策略,才能為香港帶來希望和改變的曙光。參考資料:(1)Simon Tormey, 2015. 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載於2016年9月19日《明報》觀點版 2016立法會選舉

詳情

割讓:一個比港獨更離經叛道的激進概念?

是否一個概念被視為「政治不正確」,或違反現有的法律的時候,便一定是絕對不可取,連任何的討論空間也不應該存在?如果是的話,我們必須要慎重思考,當中所犧牲的思想自由和理性分析,及在激辯的過程中,所引發的思維和創意,會否比這個所謂「邪惡」的概念,對社會帶來更沉重的代價,和更深遠的破壞?概念「政治不正確」 討論空間也不應存在?在立法會的提名期間,由選管會推出的「確認書」所引發的風波,使到「港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為了一個極之敏感的字眼。如果「港獨」已是激進和邪惡,近似「割讓」的概念,把自己的領土給予另一個國家管理,就肯定是更離經叛道。而提出的人並非泛泛之輩,而是新鮮出爐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在他的心目中,香港更是一個透過「割讓」給先進大國,而取得輝煌經濟成就的成功例子,值得全世界效法。Romer在經濟學上擁有卓越的成就。他的研究專長是經濟增長(economic growth)和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更被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未來得主的熱門人物。基於他的專長和研究興趣,他提出的「割讓領土」的概念,也是為了推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公平一點來說,雖然在意義上相當相似,Romer在提出他的理念和構思的時候,所用的字眼並非「割讓」,而是英文的「Charter City」,中文可以譯成「特區市」。其實,「特區市」的概念並不新鮮,由於Romer剛剛被委任為世銀首席經濟學家,他的主張和理念亦突然被國際傳媒高度關注起來。Romer早在2009年,已在他的TED演說中(註),提出這個概念。TED的名字的由來是「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3個英文字,是國際著名以演說等方式推動新思維及概念的機構。「特區市」正屬於這一類的創意理念,和很多的創意理念一樣,它具有一定的爭議。「特區市」的操作內容是,一個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可以把一部分的領土交託給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例如先進的歐美國家來管理,以促進經濟發展。這由外國政府管理的領土,便是一個「特區市」。認識了他的構思後,便不難發覺真的和「割讓」——把自己國家的領土雙手奉送給另一個國家的概念——十分接近。更貼近一點,亦與在清朝末年,列強瓜分中國期間,在上海出現的外國租界十分相似。但Romer主張以城市作為他的概念的單位,因為他相信一個小區或「幾條街」實在太少,不能成大業,但一個國家的面積又往往太大,所以城市才是最有效推動經濟發展的單位和動力來源。「特區市」可以成功的秘訣,並非是一套「懶人」或「蠢人」的哲學,只是把自己的部分領土,交給先進的國際管理,神奇的事情便會自然發生,跟着國家便會富強和進步。「特區市」的背後,也有堅固的學理支持。Romer認為一個國家的成功和發展,需要兩種不同的概念(ideas)來支持和配合,一是科技(technologies),另一是制度(rules)。簡單來說,前者主要是指外在的科學技術等「硬件」,而後者則是如何把社會管治得井井有條、繁榮安定的「軟件」。而設立「特區市」,便是最快由成功的國家輸入有效制度的途徑,Romer甚至稱之為「改變制度的制度」(rules for changing rules)。為了不需要強迫不願意的人改變自己原有的制度,Romer的建議是在人口較少的地方設立「特區市」,使願意接受新制度的人自行加入定居。這亦可使舊有制度和「特區市」的新制度,進行公平競爭,為人民提供更多選擇。Romer亦強調他的構思並非殖民主義,因殖民主義所強調的是強迫(coercion)和殖民者的優越(condescension),而兩者均非「特區市」的性質。退一步看清楚,香港由一個小漁港,在回歸前能夠發展至一個國際級的大都會,更建立了重視平等及自由的法治和其他管治制度,香港的成功故事,和Romer的「特區市」根本是同出一轍。在Romer的心目中,回歸前的香港正正是證明他的「特區市」的概念,是絕對有效和可行的活生生例子。九七前的香港,正是中國領土、英國管理,結果成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驕人成果,亦為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帶動了無限生機,名副其實是一個「香港好,中國也好」的雙贏局面。有趣的是,如果我們認真地思考Romer的概念,把它發揚光大,進一步應用在香港之上,時光可以倒流的話,在1997年7月1日出現的應該是「香港收番中國」,而非「中國收番香港」,使到於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可以被推廣至中國的其他地方。最起碼,是可以考慮給香港「吞併」鄰近的中國城市,使更多人能受惠於香港的優良制度。如果我們硬要放棄客觀的分析,任由激情甚至盲目的意識形態來主導思想的話,Romer的概念絕對可以被視為大逆不道、賣國求榮、喪權辱國。在想到香港愈來愈因「政治正確」而被日益收窄的言論空間的時候,突然擔心Romer在履行世銀首席經濟學家的職務的時候,若要訪問香港,也會被要求簽下「放棄提倡國家分裂主張」的「確認書」,否則被拒絕入境。失去想像空間 步向衰落與死亡Romer在他的TED演說的終結前,語重心長地說了以下一句話:「除了放棄想像,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阻礙我們傳播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雙贏辦法。」(There is no roadblock, there is no impediment, other than a failure of imagination, that will keep us from delivering on a truly global win-win solution.)作為一個研究經濟和城市發展的學者,相信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想像的自由」對一個城市的前途和發展的重要。當一個城市失去了多元和包容,失去了想像的空間(a failure of imagination)的時候,也是它正逐漸步向衰落與死亡的開始。註:Romer, Paul.(2009)”Why the World Needs Charter Cities?”, TED(www.ted.com/talks/paul_romer)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日)

詳情

制度的錯:進入研究管治失敗的年代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鉛水事件調查報告中,出現了「制度的錯,無人負責」的荒謬現象。不合理的地方,不是制度不會出錯,而是竟然無人需要負責。制度雖然重要,但從來也不是從天而降,也是由人所創造出來。而設計制度,確保制度不會出錯,正正是決策者及管理人的重要工作。因此,制度失效,他們絕對是責無旁貸。而研究失敗的制度(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s),也成為了學術界中的重要新議程。現在人類最大危機就是制度失效現今的世界充滿危機,進入了問題爆發的年代,甚至使人有末日降臨的憂慮,這是很多人的共同感覺。即使一個普通人,不需要太留意時事,也很容易察覺到危機的存在,例如:全球暖化的環境危機嚴重影響了地球的生態平衡,金融及經濟危機造成了失業、貧窮和不均,全球性的食物及衛生的問題更加帶來了瘟疫和死亡。處身於這個充滿了危機和問題的年代,有些人甚至被迫走向另一個極端,刻意去避開時事,少看新聞,來增加自己在亂世中的安全感。雖然他們的做法有點自欺欺人,但背後的心態是絕不難去理解。制度的目標,就是要為人類和社會解決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問題,免除我們活於恐懼與憂患之苦。一個充滿問題的年代,其實也是一個制度失敗的年代。現在世界上人類面對最大的危機,就是制度的失效,導致我們進入了一個管治失敗的年代。有關公共政策及管治的學術圈子,也開始由離地抽空、帶點理想主義的良好管治的研究,轉向較為灰暗但更為現實的失敗制度的研究,希望為我們病入膏肓的制度,尋找到藥到病除的靈丹妙藥。由研究成功,轉向研究失敗,所代表的不獨只是學術潮流的轉向,也反映世界的發展確實正朝着走一個不良的方向。在2015年,美國兩位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Aseem Prakash和Matthew Potoski,在學術期刋《規管與管治》(Regulation & Governance)中(註),便開設了一個專題特輯,探討失敗制度這個題目。Prakash和Potoski指出,制度失敗絕不是新鮮的事物,末世快將降臨的想法也存在已久,慶幸地,到了今天,人類的社會也是在如常運作,世界並沒有走向末日。可是,以上的觀察並不代表一切的憂慮也只是庸人自擾,我們不需要過分緊張。真實的情况是,他們認為和以往相比,目前我們面對的制度失敗的情况,仍有多處必須關注及嚴肅面對的地方。民主只是建立成功制度第一步第一,制度失敗已成了一個全球化的問題,絕非所謂發展中的國家或被視為較落後的地區獨有。連一向被視為制度優越的先進國家和地區,例如美國和歐洲也再難獨善其身,她們甚至是不少危機,包括了金融海嘯的源頭。這一點有兩大重要的含意和啓示。首先,這表明了西方的先進國家近年也發生了制度倒退的現象,所以研究制度失敗,並不局限於研究為何落後的國家不能建立先進的制度,也應包括為何原來先進的國家,本身有效的制度,會突然出現逆轉,轉向墮落和衰亡。另一個重要的啓示是,由於先進的國家的制度也出現了問題,解決制度失敗的模式,再不能依靠傳統的想法,把西方的成功經驗,原汁原味地移植至世界各地。制度失敗已成為了全球的問題,不是部分國家失敗的問題,不能依賴由成功國家向失敗國家輸出制度和經驗來解決,而是需要全球不同國家的共同參與和集體智慧來處理。除了制度失敗有全球化的趨勢外,與過往相比,制度失敗也出現於多個政策範疇,包括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因此,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制度失敗只是代表政治失敗或政制失效,特別在香港的情况下,單純地相信只需要建立民主的政制,便可解決一切的難題。不少的制度失敗個案,特別是很多香港人關心的公平、公義和貧富不均的問題,也是在民主國家中常見的。因此,民主雖然重要,往往只是建立成功制度的第一步,而不是全部,不能保證制度不會失敗。另一個不尋常之處是,制度失敗不等同於國家失敗;更正確來說,是它已超越了國家失敗,因為連過往對管治起了重大作用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同樣出現了失敗的情况。兩位作者所提出的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近年飽受神父戀童癖性醜聞所困擾的天主教教會。以這一個問題作為題材的電影Spotlight(《焦點追擊》),更成為了本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電影。正如電影的其中一個重點所指,神父性侵犯小童可能只是個別神職人員的個人操守問題,但當教會存心隱瞞真相,卻絕對是制度的問題,也是這個制度問題替社會帶來最重大的傷害。因此,制度失敗之所以這麼嚴重,正正是因為制度失敗除了是政府失敗以外,也蔓延至社會失敗。在這個充滿危機和問題的年代,當市民感到孤立無援、徬徨無助的時候,政府無能失效,而公民社會的組織,包括了宗教團體,也失去了公眾的信任的時候,他們又再可以有誰依靠呢?最終成為了「制度難民」,只好自救或聽天由命。不能讓失效蔓延至社會作為開啓一個新研究議程的文章,它也有使我們為香港的管治作出反思的地方。當中值得我們去緊記的是,雖然政府的失效是明顯的,但千萬不能讓這個失效蔓延至社會。在社會愈是分化和撕裂下,這一點就愈是使人憂慮,而這情况相信在愈接近9月立法會選舉會愈是嚴重。為團結而團結、以「大局為重」作藉口而壓抑不同的意見是絕不可取。但在只有制度,而非個人,才有足夠的能力解決社會上的危機和複雜的共同問題的時候,我們始終需要建立一套共同的價值系統及大家接受的遊戲規則,來解決分歧和促進合作。否則,在有民主前,只會互相指罵;有了民主後,只會帶來多數人的暴政,而彼此之間的矛盾卻從未化解。註:Prakash, Aseem and Matthew Potoski.(2015)”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s?Toward a New Agenda in Governance Studies”. Regulation & Governance. Vol. 10(2):115-125.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3日) 管治

詳情

後雨傘運動的負政治能量:互聯網與青年參政

立法會選舉臨近,由雨傘運動所催生出來的政治力量,特別是由年輕人作主力的政黨及政治團體紛紛成形,宣布參選。當舊有的泛民政治力量非常積極地希望團結各方勢力,實行「雷動計劃」來爭取最多的議席的時候,在另一邊廂,不少由年輕人領軍的政治團體反應冷淡。這種方向和態度的對比與落差,早在雨傘運動中的內部矛盾與張力中反映出來,可以說是「不要大台」、「無組織」、「無領袖」及「你不代表我」等的精神的延續。這不禁使人一問:由雨傘運動所激發及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所產生的將會是更多的團結與建設,還是更多的分裂與破壞?雨傘運動後的政治改變在雨傘運動中的一幕,很多人還是歷歷在目。在2014年9月28日的清晨,當佔中的發起人戴耀廷在金鐘的政府總部外,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的時候,大量在場的年輕人紛紛不滿而離開。最終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在他們面前下跪,並說出「贏就一齊贏,輸就一齊輸」的一句說話,懇求他們不要離開。如果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的一幕是代表了市民與政府的關係的斷裂,佔中三子進場、年輕人即時離場的一幕,便象徵了年輕人與傳統泛民力量的分歧和割裂。歴史往往是充滿了弔詭與諷刺,正如計劃了多時的「佔領中環」根本從來未有發生,最後真正出現的反而是「佔領金鐘」。而佔中三子在運動正式啓動的一刻,已失去了領導的地位,變成了精神領袖,最後他們的地位及角色更差不多完全被學聯及前學民思潮的「雙學」所取代。當然,更諷刺的是「雙學」自己的地位很快亦由雨傘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其他政治力量所挑戰,而使其影響力大不如前。雨傘運動後所出現的政治改變,不止是政府與市民的鴻溝及要求香港與中國切割的本土運動,也是新興本土及年輕人政治力量與傳統泛民勢力的切割,更加是新力量的內部不和與競爭。互聯網虛擬世界入侵實體政治由於新興而又具號召力的政治力量多以年輕人為主,互聯網的影響力與他們的政治形態及信念便變得息息相關。互聯網對人及其思想與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在社會科學中十分重要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議題。雖然一個確實的因果關係及當中的詳細過程,還是有賴更多的研究去建立和確定,但已經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並非單純是一種中性的科技或工具,只幫助人類更有效率地完成原有的工作和任務;更重要或是更意想不到的是,互聯網更加成為了一種改變人類思想的工具(mind-changing tool)。所以,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已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的專門研究(註1)。與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緊密接觸,可以為人的態度、價值、對外間世界的了解以及與其他人的互信及相處,帶來重要的轉變。「我曾經說過若要解放一個社會,我們只需要互聯網。但我錯了!」(I once said, “If you want to liberate a society, all you need is the Internet.” I was wrong.)這句話不是出自一個普通人的口,而是由在「阿拉伯之春」中,在埃及成功透過互聯網動員群眾,推翻獨裁政權的社運領導者Wael Ghonim所說(註2)。他如此感慨,是因為他一直想像的和諧民主社會,並沒有因為獨裁者的倒台而出現。獨裁與暴政過後,他見到的,反而是由互聯網的迴音谷效應(echo chamber)所促成,一個更個人化、自我中心、人人自以為是、充滿矛盾與互相指摘的社會。這一種無領袖、無組織、無協調、無妥協、無合作的現象,並不是埃及獨有的情况;自雨傘運動後,香港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換句話說,互聯網上的虛擬世界,已入侵了實體政治。一個混亂的時代由此誕生。雖然香港的政治形勢在「後雨傘運動」的年代,已經歷了很多翻天覆地的轉變,可惜,我們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仍未有任何轉變,而泛民與建制的支持者在人口的比例上,亦不見得有很重大的變動。即使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願意站穩支持民主的一方,向當權者及建制派說不,我們也不能抹煞的一個事實是,香港的社會上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口,是政治上傾向保守,而支持維持現狀及反對改革。改變他們的思想,必定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及游說工作,我們亦沒有可能當他們不存在,或期望他們在香港一夜之間消失。在如此的局限及現有的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下,新興的年輕人政治力量及傳統泛民的互不協調,只會互相競逐相同的票源,亦使一心想透過選票來推動民主的市民,處於一個左右為難的尷尬情况。最終,只會換來一個「三輸」,即自己輸,泛民內的對手輸,連支持自己的選民也輸的局面。但最可怕及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並非支持者的選票不能成功轉化為議席,而是連立法會三分一的議席也守不住,失去了對政治改革的否決權,形成任人魚肉的慘况。到時,得到最後勝利的微笑,只會出現在自己敵人的臉上。政治仍是妥協的藝術即使科技的發展如何一日千里,但由始至終,政治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政治仍然是一種妥協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是使一大群人,即使擁有不同的意見、立場和利益,依然可以互相尊重、共同合作、和平共處。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不能成功阻止由互聯網所帶動,深入不少年輕人思想及政治文化的個人化、對抗性、不接受組織及領袖,甚至不願團結及合作的傾向,變成了實體政治的主流的時候,後果可以相當嚴重。由雨傘運動釋放出來的力量,有可能成為一個摧毁一切的核彈,多於溫暖心靈及溶化隔膜的陽光。註1:Adam Joinson, Katelyn McKenna, Tom Postmes and Ulf-Dietrich Reips, eds.(2009)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Psychology.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註2:http://www.ted.com/talks/wael_ghonim_let_s_design_social_media_that_drives_real_change/transcript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8日) 互聯網 政黨政治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