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蛋騷亂」非「六七暴動」:與善治分水嶺的距離

在猴年大年初一的旺角騷亂,又稱「魚蛋騷亂」,是香港歷史上,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暴亂和武力抗爭,事後也有很多分析把兩者比較。雖然兩者有其相似之處,但若直接引用六七暴動的經驗,來指出勇武抗爭必然可以迫使政府就範,走向善治,這是一個過於簡單的結論,當中也忽略了六七暴動和今天香港的時空的不同之處。旺角騷亂比喻六七暴動 美麗的誤會六七暴動的一場腥風血雨之後,帶來了港英管治的黃金時期及30年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的光輝歲月。因此,香港人的內心對六七暴動始終有很大的情意結,對武力抗爭亦有憧憬,希望香港可以一如六七暴動一樣,在黑暗過後,可以看見希望和光明。暴動可以是管治的分水嶺,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它會把管治帶去一個更好的轉向,還是更差的境界,面臨現有制度及核心價值的進一步及更徹底的瓦解。把旺角的騷亂比喻為六七暴動,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任職記者的張家偉,便著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而且亦設有英文版,同由香港大學出版(註)。透過訪問見證及參與事件人士及研究解封的檔案,書中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及分析,來幫助比較六七暴動與今次「魚蛋騷亂」的分別。首先,六七暴動的規模遠比今次的「魚蛋騷亂」為大,也持續了多日,顯示社會的不滿程度遠遠比今日為廣泛及嚴重得多。而且,這種不滿的情緒不止是集中在年輕人身上,而是跨越整個社會的不同階層。可以大膽地說,當時除了佔少數的精英及資本家外,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皆對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感到失望及不滿。有趣和諷刺的是,當今日對政府的不滿程度及廣泛性仍遠比1967年為低的同時,主流社會對六七暴動示威者所使用的暴力的不滿,卻可媲美今日對「魚蛋騷亂」的暴力場面的批評。張在書中明確表示,正正是六七暴動示威者的暴力升級,使到他們逐漸失去了主流社會的支持,最後使大部分市民選擇繼續支持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以維持社會穩定。改革動力 九七後不再存在六七暴動的結果,大家自然十分清楚,是成為了香港歷史的分水嶺,港英在暴動之後推行了多項的社會改革,寫下了一頁頁不朽的殖民地政治神話。張在書中訪問了當年有份處理暴動及推行改革的港英高官姬達(Jack Cater)。張問姬達若沒有六七暴動,會否減慢當年改革的步伐,姬達的答案既簡單又坦白,斬釘截鐵地說,若沒有六七暴動,根本沒有可能出現任何改革。可是,歷史弔詭的地方往往是,當它可以用來鑑古知今,極具參考價值的同時,卻因每個不同時空皆有其獨特性,而不可能完全複製。香港在六七暴動後的善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中英兩股勢力的平衡。當年維持香港的穩定皆對中英雙方有利,而六七暴動亦在後期因失去北京的支持及祝福而告終。可惜,這種微妙的權力制衡所帶來的自由空間及改革動力,在九七後已不再存在。基於今天香港所處的時空及處境,均和六七暴動有很多重大分別,恐怕沿用武力抗爭作為主流模式的路線,來推動歷史進程,未必能換來同一個結果。暴力過後會出現的,未必是1967年的分隔惡治與善治的分水嶺,而是和平與暴力的分水嶺,是半威權政體,步入全面極權統治的分水嶺。這並非是純粹從道德的角度出發,一刀切地指出凡是使用武力的都是不理性,所以絕不能考慮;相反,這是從一個以目標為本,透過非常實際的考慮而得到的結論。只有人民才有足夠能力開創新時代使用武力來迫使政府就範的最大問題,是無可避免地同時合理化武力的使用,認同了以暴易暴,使政府更有理據隨意使用武力鎮壓。由於在武力上,政府通常是佔有一個絕對的優勢,使用武力來抗爭,對抗爭者來說,即使在初期可能得到一些小勝利及以牙還牙的滿足感,到頭來,始終如同自掘墳墓。雖然如此,政府也不應狂傲,因為若政府主動將暴力升級,也會引起社會的極大反彈。可以明白,如果「治亂世用重典」是可行的話,歷史上就沒有極權政府會倒台了!由此推測,當權者會比任何人更希望抗爭者首先將武力升級,因為這使他們有藉口使用更大的武力鎮壓抗爭者。此外,亦可藉抗爭者所使用的武力,再透過主流傳媒來無限量地放大,在社會上製造更多恐懼,使更多聲音支持更嚴苛的法律,來收窄,甚或奪取人民的種種自由及權利。武力非首選,因對當權者的最大傷害,並非磚頭或槍炮,而是他徹底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及信任。只有人民,而非少數的抗爭者,才有足夠能力把當權者推翻,帶來一個新制度,開創一個新時代。只有少數人參與及只依靠武力的抗爭,即使最後成功把當權者推翻,所帶來的往往也只是改朝換代,往往是由一個新的獨裁者取締舊的獨裁者,而非新制度的誕生。要有獨立及精密的思維除了以上的分析之外,很多對「魚蛋騷亂」的擔心,均是它的出現和過程,和最近一齣電影《十年》內的其中一個故事《浮瓜》的劇情十分相似。《浮瓜》的故事是說由中央親自來編寫一場政治暗殺,目的是使市民恐懼,香港愈亂愈好,使到《基本法》23條可以成功立法。既然劇本已一早寫好,香港人所要面對的,是如何不跌入這個預設的陷阱,逃離那宿命。要做到這點,只可以反其道而行,逆當權者所預期的行為,即是所謂「你估我唔到」的境界。但是,集體行為的其中一個難處是,在人群中往往會使人失去個人的冷靜頭腦及獨立意志。因此,要在這場和當權者的博弈中勝出,所需的不止是革命的激情,還要有獨立及精密的思維,才能最終在這鬥智鬥力的競賽中勝出。註:張家偉(2012),《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作者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15日)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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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打破公共個人界線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文:黃偉豪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21日)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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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地化就是命運自主

扭曲概念是不少政府,特別是在言論及思想受控制的國家的當權者的慣性做法。所以,當中國在鄧小平年代開始用市場化來進行開放改革的時候,雖然明明是採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政府卻仍然堅持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近的一個同樣例子,莫過於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視為一個去殖民地化的過程,但環顧世界各地的去殖民地化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走向命運自主的過程,和香港的經驗大有不同。香港的「再殖民地化」認為香港在九七後所經歷的整個過程是一個「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的過程,其實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香港所真正經歷的是一場「再殖民地化」(recolonization)的過程,更悲哀的是由始至終,香港仍未曾有過真正的「命運自主」(self-determination)。有國內的官員最近提出香港要去殖民地化的言論,這陣冷冷的北風一吹,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立即不敢怠慢,連自回歸18年以來,本身安然無事及成功過渡的舊郵筒上的皇冠徽號,也被指是不合時宜,而要被移走或遮蓋。擴闊一點地看,當年殖民地年代留下來的高官及政務官精英,不少也身陷絕境,有身為公務員之首的突然「被請辭」,要在一夜間消失,更有同是港英年代高官,本以為已成功過渡的,如今竟然要鋃鐺入獄,更加震撼的當然是前特首如今也面對刑事指控,隨時成為另一個階下囚。這些去殖民地化的舉動,比起郵筒上消失的皇冠徽號,來得更狠、更狼,及更使人心寒。但理性一點來看,以上所出現的,頂多是一個「去英國殖民地化的現象」,而非一個真正及全面的「去殖民地化」。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整個香港回歸的過程中,權力從來沒有交到香港人的手上。回歸後,由於中國操控了香港在政治及經濟上的重要權力,更貼切的形容是香港在出現去英國殖民地化的同時,出現了一個以中國主導的「再殖民地化」現象。不獨指政權自主 而是人民自主在香港的主權要由英國轉移至中國的過程中,香港由始至終要面對的難題是如何在沒有獨立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關於這一個難題,很多早一輩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包括了劉兆佳,在上個世紀的1980年代,已經相當重視及展開研究(註1)。而中國之所以提出用「一國兩制」的突破性概念來解決當時的香港的前途問題,正正是要在面對香港「不能獨立的非殖民地化」的難題下,尋找妥協及出路。由於香港不能獨立,所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解決香港在九七後的管治問題的答案。雖然中國是擁有香港的主權,但由於歷史等的種種複雜因素,香港和中國在發展階段、制度、價值及文化上有着重大的差異,所以不能視香港的主權交還至中國,便自然達至命運自主,自動脫離了作為殖民地的厄運。而且,重要的一點是,在聯合國和國際法的命運自主原則中,所指的不獨是指國家或政權自主,而是人民自主。所以,每個政府都必須要透過自由及有競爭的選舉,得到人民授權,才有資格代表人民發言,而不被視為一個外來的政權,甚至比殖民地的原先的宗主國更要差的高壓政權。在國際法的討論中,包括了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案,早已反映去殖民地化與命運自主的密切及絕對不可分割的關係(註2)。簡單來說,殖民地主義(colonialism)的意思主要是指外來的統治和佔領,而殖民地本身的最大價值,就是向自己的宗主國服務,提供種種的利益。所以,在概念上分析,「殖民地化」是指外來的統治,「去殖民地化」就是要命運自主,而非香港當前所面對的命運。因此,由中方的官員來說出香港要「去殖民地化」,就更加使到整件事變得不倫不類,因為他們是在推翻自己,一方面拒絕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又要去殖民地化,顯示自己的一知半解,立場矛盾。盲目去殖 帶來身分文化危機要界定香港如何去殖及是否去殖成功的最大難題,莫過於要先界定何謂「香港」。很多原先是來自英國的制度和價值,甚至當中還包括了一些在全球化下的普世價值,早已深入民心,落地生根,成為了香港的一部分。因此,在未了解,亦未清楚何謂「香港」的情况下,去盲目追求所謂的去殖民地化政策及工程,最終只會帶來香港人的身分、文化及價值危機,甚至是自我否定,造成「去香港化」、文化空洞化,甚至是中國化及赤化等,很多人都不欲見到的負面結果。中國及香港的分歧,當中最重大的就是價值的不同,就連如何界定何謂「香港人」、何謂「中國人」、何謂「愛國」等基本的問題上,也有南轅北轍的理解。例如,在界定何謂「香港人」上,中國普遍所採用的定義是種族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用膚色及種族來界定何謂「香港人」、何謂「中國人」,即只要你是華人就必須要接受自己「中國人」的身分。但香港早已和倫敦、紐約等的國際大都會一樣,在全球化下,採用了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定義,只要大家均擁有同一的價值及願意遵守同一的遊戲規則,不論是什麼膚色及人種,大家均可以是「香港人」。根據劉兆佳在1980年代的分析,香港要成功達到「沒有獨立的去殖民地化」的必要條件,是要有有效的政治改革,及培訓足夠的政治人才,使到在一國兩制下,可以有真正的港人治港,不是「西環治港」,更加不是北京或中央治港。香港人可以享有高度自治,除了國防及外交外,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做到真正的命運自主。可惜,香港的政治改革及民主化一直被中央封殺,使到原本的劇本完全失效,所需的政治改革及人才培訓,只有開始,沒有繼續,更沒有完成。一覺醒來,在過去18年,一直在發生的只是一場「沒有獨立的再殖化」。註1:Lau Siu-kai. (1987). 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 the unfinished political reform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ccasional Papers No. 19,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註2:Thurer, Daniel, and Thomas Burri.(2008). Self-Determination.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nline document:http://opil.ouplaw.com).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日) 身份認同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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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奇蹟告終:中港應保持安全距離

所謂有危必定有機,在中國正面臨自開放改革以來,其中一個最嚴峻的經濟考驗的時刻,也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機會去思考中港關係,及為香港重新定位。我們應要撥亂反正,認清過分的「中國化」及盲目和太快的中港融合,只會帶來「禍國害港」的嚴重後果。相反,保持香港的獨立性,以確保香港的獨特優勢,反而更有利香港和中國雙方的發展。這一個「安全的距離」,對於目前在經濟上處於危機四伏的中國更為重要,隨時發揮一個可使中國絕處逢生的功能。 股市爆破 非一般正常波動曾幾何時,中國的經濟奇蹟(China’s economic miracle)成為了世人的熱話,甚至有不少人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可以無窮無盡地高速增長,最終國力超越美國,完成中國的「大國夢」。可惜,近日發生的由股市爆破暴跌所引發的中國經濟危機,卻告訴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殘酷現實,就是中國的經濟奇蹟已面臨幻滅,除非中國決心推行制度化的改革(institutional reforms),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放緩將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結果,甚至整個經濟的制度有崩潰的可能。我們不應對中國經濟奇蹟的幻滅感到突然和驚訝,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是否稱得上為奇蹟,也有十分多的爭議。例如,不少的經濟學家,包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曾經指出,東亞及中國的經濟起飛,所反映的只是早已家傳户曉的基本經濟定律。簡單來說,中國因為擁有龐大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下,資本家不斷追求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以極大化自己所得的利潤。在這原則的運作下,中國便最終成為了舉世知名的世界工廠。中國今天的經濟下滑,其實也在理論預料當中。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會使生產成本上漲,因此,亦是基於基本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原則,尋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便會開始移離中國,把生產基地遷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我們近年見到了越南和孟加拉等國的經濟崛起,正重複中國經歷過的發展階段。中國要經濟繼續發展,就必須在經濟模式上升級及轉型,和其他高度發展的國家一樣,進入後工業化階段(post-industrial)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以知識、制度及技術,而再非廉價勞工及超低的生產成本作為競爭優勢。中國面對的今次經濟危機的最危險的地方是,這並非一般正常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破產。當舊有的發展模式已到了極限而不適用時,而中國又拒絕所需要的改革,這才是問題核心的真正所在,及今次的危機為何如此嚴重及揮之不去的原因。 維持專制經濟轉型 不可兩全其美中國面對今時今日的田地,不少熟悉中國的情况和發展的學者早有預期。當中最為人所知的,包括了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早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廣為人所關注,題為〈即將來臨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註一)。這一篇文章,如它的題目所指,一早就預言了今次的危機。沈大偉認為由於中國面對的是一場結構性的危機,並非時間可以自行把問題解決,而是必須進行制度性的改革。可惜,現時中國的態度卻是只想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但又拒絕推行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正正是這種既頑固而又不願意接受現實的心態,使到沈認為中國能自行走出危機的機會不大,只會愈走愈深,不能自拔。沈大偉指出中國拒絕進行改革,來使到自己的經濟可以成功轉型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現階段所需要的已不再是經濟範圍的改革,而是必須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舉例來說,中國要進入知識型經濟,首先必定要放寬人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減低對他們的政治控制及監察。而且,今日中國所面對的不少經濟問題,包括了貪污腐敗及權貴濫權等,根本所反映的是政治問題遠多於經濟問題。換句話說,中國面對的兩難正是又要維持極權的專制統治,拒絕政治改革,但又想要經濟成功轉型的互相衝突,不可兩全其美的不可能任務。沈大偉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唱衰」中國。早在2013年,在他的《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書中(註二),他早就指出中國根本未有足夠的軟實力及硬實力,和美國一樣,可以成為全球大國(global power)。即使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開放改革和發展,以現時的實力而言,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半桶水」的大國(partial power)。綜合沈的分析,中國無論是現狀或將來均是較灰暗和可悲的,隨時有機會在大國夢未完時,已面對倒退和不穩,前景使人擔憂。 保住香港的重要性在中國要面對如此重大挑戰的時刻,香港更應與中國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特區政府的官員及領導人不要進一步把香港「大陸化」、「中國化」,及停止任何消滅或削弱香港的文化、歷史、特色和優勢的「去香港化」的行為和政策。首先,香港的整體發展水平比中國高,要香港向中國學習,本身已是一個奇怪及難以理解的說法,只會帶來香港向後倒退的反效果。更重要的是,香港若要在中國的發展遇上危機的時候提供知識、技術,及資金等的幫助,便先要自行不要成為問題或危機的一部分,否則香港不但不能幫助中國,更恐怕自身難保。即是說,香港若要能夠幫助中國,它一定不能成為中國的腐敗和落後制度的一部分。其實,以上所說的,不外乎是「一國兩制」背後的理念。長久以來,也是「香港好,中國好」,只有保住香港,才能幫助中國,兩者的關係是共生、並存及互惠。在中國的經濟及政治正進入一個不穩定及充滿變數的階段,有智慧的中央領導人及本地的重量級建制派人士,更應了解保住香港的重要性。只有香港守得住,中國才會有前途!註一: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註二:Shambaugh, David.(2013)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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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社區比改變香港更難

文:黃偉豪、陳慧華很多參與過雨傘運動的年輕人,在運動過後,紛紛成立了不少的新興政治組織,希望將雨傘精神散落社區,讓民主和自由在每一個社區落地開花。即將在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便成了驗證這「傘落社區」策略是否成功的試金石。「傘落社區」要成功,背後的基本假設是市民,特別是作為雨傘運動中堅分子的年輕人,對社區有莫大的歸屬感及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社區,從而積極投入參與。針對以上的假設,本文便從市民對社區歸屬感和影響力作為切入點,探討香港社區層面的政治參與,從而分析「傘落社區」策略將要面對的挑戰和困難。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於今年5月至6月進行了兩項意見調查(註一),量度市民對自己社區的歸屬感,及自覺對改變社區及改變香港的影響力。問卷採用了荷蘭學者A. M. Curley(註二)的「社區信任、規範和互助(TNR)」(trust, norms and reciprocity)指數,來量化社區歸屬感。這指數由5條有關社區觀感的問題組成,包括:「你的社區十分適合你居住」、「在你的社區,你覺得安全」、「你的社區令你有一種家的感覺」、「能夠在這個社區居住對你係非常重要」和「你期望在現時的社區長期居住」。年輕人對社區歸屬感最低結果發現,以5分為最高分,受訪者對「社區歸屬感」的分數是3.80分(見表一),可見整體來說香港人對社區歸屬感並不算低。 表一亦同時分析了「社區歸屬感」和年齡的關係,發現年齡和社區歸屬感有明顯的正向關係。一般來說,受訪者的年齡愈高,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亦隨之而增加,例如在60歲或以上群組,社區歸屬感平均分最高,有4.07分。但是,值得我們憂慮的是,屬於18至29歲的年輕人群組對社區歸屬感最低,只有3.52分。當「傘落社區」把不少的希望放在年輕人的身上時,運動本身是否可以有效把年輕人在雨傘運動中,發揮出來的對香港的強烈歸屬感,全數地順利轉移至社區層面,成為了一大變數。表二列出了「對社區影響力」及「對香港影響力」的分數,同樣是以5分為最高分,整體受訪者對社區影響力的平均分是2.54分,對香港影響力是2.84分。可以看見,影響香港的平均分竟然比影響社區為高,顯示受訪者認為改變社區比改變整個香港更難。對於改變近在咫尺的社區,居然比改變香港更難,實是一個既無奈而又荒誕的現象年輕高教育程度者充滿無力感表二更分析年齡和教育程度與對社區及香港影響力的關係,發現愈年輕及愈高教育程度的受訪者,愈感覺到自己有能力影響香港。但十分諷刺地,愈年輕及愈高教育程度的人,又愈感覺到自己不能影響社區,充滿無力感。相反,年長及較低教育程度的人士,自覺對社區的影響力較高,相信是反映他們對社區的既有秩序的認同,這一點將會為「傘落社區」運動所希望推動的改革帶來阻力。年輕人和高學歷人士對社區的疏離感和無力感,很大程度上是源於現行的區議會制度的局限。雖然經歷了多次的檢討及改革,區議會仍然只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諮詢組織。更正確來說,香港只有地方行政,而沒有地方議會及社區層面的政治參與。在現行制度並不給予足夠的參與機會下,即便年輕人滿腔熱血、知識分子充滿理想,也難以在社區發揮。一般而言,先改革制度,增加社區的參政空間,是加強歸屬感及降低無力感的最有效方法。可惜,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下,這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傘落社區」運動如欲繼承雨傘運動的精神,使民主的理念和精神可以在社區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所需要面對的難題正是如何在沒有制度改革下,增加市民對社區的關心和參與,特別是透過雨傘運動達至政治醒覺的年輕人、專業人士及知識分子,驅除他們現有的冷漠和無力感。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因為本文的調查是在5月及6月間進行,結果及分析早已反映了雨傘運動的效應。因此,「傘落社區」的支持者,再不能一廂情願地相信單靠雨傘運動的神奇力量,便足以在即將來臨的區議會選舉中擊敗建制派,創造奇蹟。要贏,在未來的幾個月,仍然有一段頗長及崎嶇的路要走!註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分別於5月4日至13日、5月23日至31日及6月1日至4日進行意見調查,透過電話訪問18歲以上的香港市民。註二:Curley, A. M.(2010)Neighborhood Institutions, Facilities, and Public Space: A Missing Link for HOPE VI Residents’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pital?. Cityscape, Vol. 12, No. 1: pp. 33-63.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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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的進擊:都是互聯網問題?

在近年一部極受歡迎的日本漫畫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批人築起了高高的圍牆,用來保護自己,免受巨人的襲擊,意為可以從此安逸。怎知,多年後,巨人也成長了,變成更高更大,把原本的圍牆也打破,從此這批本意為單靠高高的圍牆便可永世無憂的人類的噩夢,便宣布正式開始。這部漫畫名為《巨人的進擊》。走出漫畫,跳回現實,我們的香港也出現了「年輕人的進擊」,而這幅高牆,正正是把社會上絕大部分人也排斥於外的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圍牆雖高,但也有倒下的一日。高牆雖然高,但也擋不住已經成長,不再是無知小孩,而是已成為「巨人」的年輕一代。年輕人在社會上的一連串的抗爭中,均是走在很前,甚至是擔當着領導的角色。在當權者眼中,年輕人就如漫畫中的巨人,是破壞秩序的怪物,甚至有當權者稱身邊有朋友,因為害怕年輕人,而移民離開香港。面對年輕人的進擊,慣於安逸的當權者的即時反應是去逃避及否認現實。他們把這一連串的激烈抗爭,視之為年輕人成長期的正常反叛行為,或認為是因思想未成熟而受人唆擺所作出的愚蠢行為。當以上的假設均遭否定後,最新的引致年輕人「過激」的罪魁禍首便被指是互聯網。「都是互聯網問題」成為了當權者自我開解的最新詞彙。在這裏,且讓我們把有關的政制爭議暫時放下,去研究一下「都是互聯網問題」的說法又是否可以站得住腳。在探討有關年輕人的問題上,中文大學的政治與行政學系及亞太研究所,在今年的5月尾,舉辦了一次「年輕人與公共政策」的國際學術會議,邀請了一眾的海外及本地學者,就着會議的議題,發表論文及交流意見。當中一個參與會議的國際學者,是來自英國的David Buckingham教授,他是年輕人與互聯網研究的權威之一,最新的相關著作包括了由麻省理工(MIT)出版的「公民網絡:年輕人,互聯網及公民參與」《The Civic Web: Young People, the Internet, and Civic Participation》一書(見參考資料)。由於筆者本身的研究範疇也包括了互聯網,亦是今次國際會議的召集人,所以把握了不少機會,在會議期間和Buckingham教授深入討論互聯網對年輕人公民參與的議題。西方年輕人對主流政治參與度不大Buckingham教授認為有關互聯網對年輕人的公共參與的作用的討論,有不少誇大的說法,大大高估了年輕人對主流及傳統政治的熱誠及互聯網的功效。他在《The Civic Web》(公民網絡)一書中,為7個歐洲國家,包括了英國、荷蘭、西班牙、瑞典、匈牙利、土耳其及斯洛文尼亞,進行了研究及比較分析。他得出的整體結論是,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中,因對傳統代議式民主所產生的無力感,一般年輕人對主流政治的參與和熱誠度並不大,甚至出現冷感及漠不關心的情况。更深入一點地看,年輕人往往並非完全不想參與或不問世事,只是傳統的政治制度給與他們很大的疏離感和無力感,他們看不出如何單靠手上的一票,可以有效驅使政府改變現有的政策,從而帶來年輕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年輕人眼中,給成年人所壟斷的主流政治,也未見得對他們最關注的生活上及社區性的議題,例如綠色生活、動物權益、社區設計及管理,有太大的關聯。互聯網只是扮演「使能者」角色至於互聯網對於年輕人公民及政治參與的影響,Buckingham教授的結論是互聯網只是扮演了一個「使能者」(enabler)的角色,使到本身有參與動機的年輕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吸收更多的相關資訊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正正因為互聯網只是擔當着使能者的催化角色,這便解釋到為何在互聯網的世代,在差不多所有年輕人均上網的時候,「政治冷感」與「政治激情」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會同一時間在年輕人身上出現。把年輕人的冷漠或激進,都歸因於互聯網,是一種自欺欺人,不肯面對現實,找出問題所在的逃避行為。當權者要逃避及不肯面對的,始終是去檢討及反思現有制度的不公平及不公義。這種「都是互聯網問題」的思維模式,使決策者忘記了一個缺乏參與渠道的制度,往往「離地」而不貼身的政治議題,而非多姿多采的網絡世界,才是年輕人選擇逃避或疏離的原因。同樣道理,決策者亦忽視了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及不公義的社會及經濟制度,才是使年輕人不滿及衝擊現有制度的主要原因。所以,失效的政治制度及脫離年輕人的公共政策討論,才是青年人不能正常地參與政治的主因。使人同樣感到驚訝的是,在「年輕人與公共政策」的會議上,雖然講者是來自香港及不同的國家,但均得到一個共識,就是全球很多的國家均沒有「年輕人政策」,亦不重視年輕人的參與。原因是主流、建制或是「成年人」的政治,均着重維持現有的既得利益及政治格局。在國家及政權的眼中,敢於挑戰現狀,追求公義,理想及轉變的年輕人,絕對是一種威脅,即使不主動去打壓或「再教育」,也要把他們好好隔離,以免破壞大局。誇大互聯網效用 逃避檢討現有制度總結以上分析,把「年輕人的進擊」看作純粹是互聯網的問題,是一些誇大互聯網的效用,從而逃避檢討現有制度問題的做法。認為「年輕就是問題,年少就必定無知」,把所有制度上的問題均歸咎於年輕人,是既錯誤而又不負責任。這種做法,與當年很多的西方的極權國家,把所有反對自己的異見人士,均視為精神病患者,逼他們強制接受治療,並無太大分別。青年人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若他們的成長,就是學會因循苟且,放棄希望,我們得到的也只會是一個沒有進步和沒有希望的社會。參考資料David Buckingham and Shakuntala Banaji. (2013) The Civic Web: Young People, the Internet,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民主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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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組織力量難敵有組織強權

是「沒有組織,更有力量!」,還是「沒有組織,那有力量?」在「雨傘運動」後,承接在運動中響起的一遍「不要大台」,「你不代表我」,及「不要領袖」等聲音,社會上接連出現了反對「有組織」力量的行動。由於很多對於現有組織的衝擊,均有點「有破壞,欠建設」及「拆咗先算」的心態,而並非以更新、更好、更強及更有代表性的組織來代替舊有的組織,使人擔心在「後雨傘運動期」,香港的民主運動及社會力量,正被分化及瓦解,進入了一盤散沙,各自為政,以致互相攻擊的戰國時代。更深層一點,我們應該去思考在推動香港的民主運動上,欠缺組織的社會力量,是否可以更有效達至民主這個重要目標。以上的問題,答案顯而易見,就是團結就是力量,無組織的力量,始終難敵有組織強權。在所有民主化的研究上,均強調有組織及有策略的力量,特別是一個獨立自主而又團結的公民社會,對於爭取民主的重要性。由此來引伸,聰明的獨裁者,往往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勢必用盡一切的方法,包括了分化、滲透、統戰、利誘及強權高壓,來破壞公民社會及瓦解所有不甘為其所利用的有組織力量。一個典型極權國家的特色,正正是「強政府,弱社會」!說到這裏,不得不重提由張藝謀執導,梁朝偉、張曼玉、 李連杰等巨星有份主演的電影《英雄》。這部電影是以戰國末期,多個刺客,包括了由李連杰飾演的武林高手「無名」,企圖刺殺秦王的故事為主題,但背後卻隱含了不少的寓意和啓示。當中最精彩的一幕,是電影的最尾一段,秦王在鬼門關前,竟然成功說服「無名」放棄刺殺自己,甚至使「無名」自願放棄逃走的機會,甘心在秦王的眾臣面前死於萬箭之下,以保住秦王的威信。「無名」決定不殺秦王,是因為秦王說服他沒有了自己的強權所帶來的秩序和穩定,一個無組織,互不信任及仇視的社會,只會大亂(即七國咁亂!),帶來更多殺戮及生靈塗炭。從這一幕,爭取民主的人士應當汲取的相反教訓是,只有一團結自主的公民社會,而非個別「好打得」的英雄人物,才是消滅獨裁者的致命武器。否則,消滅了一個獨裁者,出現的只會是「天下大亂」,或是出現為了防止「大亂」,而被迫對獨裁者「支持住先」的怪誕現象。因此,放棄「組織」,只是獨裁者為抗爭者設下的陷阱!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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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告急! ——港民主運動缺乏的兩大成功條件

在當前香港政制改革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認真地探討為何現時支持「不符合民主原則」的「袋住先」方案的民意,竟然超越「企硬」爭取「真普選」的民意,使到在香港支持民主人士的人數,忽然由一直以來的大多數人萎縮至少於半數,到達了一個歷史性的新低位。探討問題有如何嚴重,我們先要了解過往的民意情况。回歸以來,多間學術機構所做的多次民意調查,每每發現在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問題上,有多達七成,甚至以上的市民表示支持。就是因為這強大的民意壓力,加上寫在《基本法》內的憲制責任,迫使政府不得不重視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可惜,「雨傘運動」似乎成為了香港民意的分水嶺,成功地把原先七成的民意瓜分成兩部分。這不單是大大削弱了向特區政府及中央爭取民主的民意壓力,這兩股分裂或被分化出來的勢力,更加可以是互相對抗,形成了極之嚴重的內耗。 多元混戰 議題混亂互相攻擊民意分化的情况,在「雨傘運動」之後,不止沒有改善的迹象,更向其他相關議題擴散,及發展成實體世界裏的行為和對立。例如,在「雨傘運動」後出現了多間大學的學生要求退出「學聯」的「退聯」潮,可以預計在討論「六四」悼念活動,在香港本土與中國內地的事務的定位及關係上,又定必再揭起一場激烈的爭論。這次在政改方案上的民意分化,也可以被視為是「雨傘運動」的趨勢的延續。重要的一點是,以上的一切皆多是由傳統泛民陣營分裂出來的內部鬥爭,非直接由建制派發動的外部攻擊。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抗爭,也由過往壁壘分明的泛民與建制的二元對立範式,演化成多元混戰的亂局。它所帶來的負面結果是,爭取的議題混亂及不清晰,爭取的力量是軟弱及互相攻擊。這對香港要成功爭取民主,絕對是一件很壞的事。從一個負責任的老師的角度,重要的東西和論點,不妨一提再提,一直至重點完全被明白為止。因此,在探討「民主告急」這問題及現象上,筆者便在這裏破例一次,重提曾經介紹過的由Erica Chenoweth和Maria J. Stephan所著的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為何和平抗爭會成功:非暴力衝突的策略邏輯》一書(見參考資料)。在書中,根據對全球自20世紀起的多場民主運動的分析,兩位作者除了強調和平抗爭對爭取民主的重要性外,更多番指出一場成功的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大量及多元的公眾參與(mass and diverse public participation)。亦即是說,作者認為民主運動要成功必須達到以下3個條件:第一,和平而非暴力的抗爭方式;第二,得到社會上的大部分市民所支持及認同;第三,支持民主運動的公眾的背景必須多元化,來自社會上的不同角落及階層。可惜,用以上的三大條件來評核香港當前的民主運動,香港是絕對不合格的,因為在三大條件當中,香港頂多是符合了第一個「和平抗爭」的條件,後兩者均達不到。用以上民主運動的成功的三大條件的角度來分析,「雨傘運動」在推動香港的民主運動上既有得,亦有失。一方面,它成功地宣揚了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文化,亦加深了很多人對民主的付出及投入,願意以更高政治風險的行動,例如佔領,來向政府施壓,爭取民主。可惜,由於種種的原因,包括了佔領的策略,時間,長短等種種安排,帶來了分化的源頭,使到原先七成支持民主的民意漸漸成了二元的對立,達不到社會上大多數人均支持同一場運動的條件。在最高峰時,支持佔領行動的市民也不過半數。到了第三個成功條件——支持者多元化,一直由支持「雨傘運動」到現在的反對「袋住先」的市民均是以年輕、高學歷及較高收入的人士為多,表示運動仍不能深入社會各階層。這3個條件,除了有實證的數據及個案支持之外,均有其背後的合理解釋及重要原因。第一及第二個條件的原因十分明顯。堅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因是,武力是獨裁者的最大武器和最大優勢,而以暴易暴亦與民主運動本身所代表的價值互相衝突。而若一場民主運動只得社會上的小部分人支持,也沒有可以能有足夠的力量推翻極權政府。 運動支持者多元化意義重要至於第三個條件,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必須有多元性,也有其深層的重要意義。如前所說,香港堅持爭取真普選的人士,主要是年輕、高學歷及收入較高,這種情况,從樂觀的角度看,現在只餘下較窮,年紀較大及較低學識的人才繼續相信政府。但從策略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對民主運動足以致命的嚴重缺陷。爭取民主的過程,無疑是當權者與民主運動人士的一場角力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必然包括了互相鬥法,及從對手的優點及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從而進化的情况。因此,民主運動支持者的多元化的好處,是可以帶來策略上的多元化。當民主運動成員多元化的時候,每一個運動的支持者均可運用自己獨有的背景、才能、專業所帶來的技能和智慧,來創造各有風格和特色的爭取民主策略,運動的策略自然變化多端。這個時候,只是代表社會上一小撮人,主要是權貴和既得利益者的極權政府,面對多元化的民主運動策略,便難於預計及招架,變得被動及「捱打」。其實,當初在獅子山上掛上「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條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及突破,可惜其後的策略卻缺乏變化,無以為繼。多元化也有另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防止報復或清算。當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是多元的時候,當權者便難以在社會上把他們逐一追蹤及認出,然後打擊,孤立及進行報復。以此道理來引伸,當「雨傘運動」的領導者和主力參與者主要是來自學生組織及大學,他們自然會是在運動後重點被追擊及打壓的對象。這符合了理論的預期,也恍似符合正在發生的現實,只有達至成員及支持者多元化,香港的民主運動才能有效脫離這無奈又悲情的現狀和佈局。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參考資料:Chenoweth, Erica, and Maria J. Stephan.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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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誰來代表香港? 一個分贓與自救年代的降臨

在一個經常強調「誰也不代表誰」的年代,究竟又有誰能代表香港?能夠為香港的真正和整體的利益而發聲和努力?香港今天所面對的眾多問題,包括了自由行及反水貨客、房屋問題及貧富不均等政策上的難題,其實也只是真正問題的表象,問題的核心是,自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已失去了一個有效的制度和原有歷史背景,使擁有權力的人有動機和誘因,用香港整體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和制訂政策。在任何地方,當控制國家或政府權力的人士,根本已喪失了為整體利益而努力的動機和意志的時候,這個國家或地方,其實已進入了一個「無人駕駛」的狀態。在這個大環境下,通常會出現兩類各走極端的情况,就是有權力的人士,會借用政府的名義來騎劫國家機器,不斷地「尋租」(rent-seeking)及濫權,以權謀私,公器私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及使自己的家族或利益集團的權力得以永恆地延續下去。而生活在這個不幸社會的無權者及一般普通市民,在不能夠有效影響政府及其政策的情况下,只能自求多福,想盡方法在這亂世下「自救」,奮力掙扎求存。一個「分贓與自救」的年代就是如此形成。不幸地,以上所描述的畫面,似乎和現今的香港的發展方向極為相似。例如,今日的自由行政策可以被理解為地產商及零售業的「分贓」行為,而政府在袖手旁觀,拒絕承擔其整合及平衡社會各方利益的應有角色下,市民唯有被迫「自救」,這解釋了為何會有市民自行組織反水貨客活動。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了亞洲地區的鄰近國家,例如菲律賓和印尼,發展了很多年,但依舊處於「發展」的階段。本來,「發展」是一個暫時的身分和過渡的階段,但不幸地,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卻往往成為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看似無法突破的身分。很明顯,發展所需要的不單止是時間,更重要是一個有效促進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制度,使擁有權力的人,真的以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框架來思考,不是只顧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來分贓,不斷牟取私利。現今世上的所有國家或地方,只要有政府,一定有它的官方統治者或元首。但是,一個擁有或壟斷了政府權力的人,是否會真正運用其權力來達至整體利益,卻可以是完全兩回事。筆者有一個學生,曾參加了一個有不少國家官員參與的國際領袖訓練活動。回來後,這個學生和我分享他的活動經驗時提及一個使他印象深刻的觀察,就是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私下交談的時候,他們往往熱中於炫耀自己的財富和個人成就,但卻較少見他們為國家的落後和苦難而憂心。這正正是國家或整體利益缺乏了代表的典型現象,官員往往關心自己的政治分贓及利益,多於自己國家的發展。在這些國家裏,可能出現很多的富豪,但整體社會則仍是貧窮和落後。回顧香港,在九七後,香港很多富豪的身家均屢破紀錄,但香港整體卻出現倒退,在多方面被競爭對手如新加坡拋離,市民的生活也愈來愈困難。港「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在學術上,若一個國家或地方政府能夠不受少數人操控和不被利益團體所騎劫,有效制定有利社會整體利益的政策,這能力被稱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在這分析的角度下,香港在九七後所出現,政策向權貴和少數的利益團體傾斜的現象,可以視之為香港的「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但大家千萬不要把「國家自主性」這個學術概念,與國家主權、「港獨」,甚至是「香港建國」等概念和論述混淆。「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所強調的是政府的政策與整體利益的聯繫,所以一個地方政府或城市,也可以在其自治或憲法下的權力範圍,擁有「自主性」。畢竟,任何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均應對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而不是為一小撮人服務。在由Evans, Rueschemeyer和Skocpol 合編的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重新引進國家》)一書中(見參考資料),便對「國家自主性」這個概念有詳細的討論和分析。當中的爭議,是單憑民主的選舉制度,是否就足以保障一個政府的「國家自主性」,使它不會被社會上屬於少數的權貴和利益團體所壟斷和騎劫,從而犧牲公衆利益。作者們認為民主選舉的最大弱點是,要在選舉中勝出,必須花耗大量的金錢及人力物力,因而先天地使社會上的精英、權貴及利益團體享有優勢。因此,要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加強「國家自主性」,一個不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高質素、高效率、廉潔和公平的公務員隊伍也絕不可少。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在九七前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由於有一隊相對優質的公務員團隊,加上港英的殖民地政府是外來政權,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定的認受性,以維持其有效管治的微妙歷史和環境因素,殖民地香港的「國家自主性」才得以勉強維持,政府的政策不至於全面向大財團和利益團體傾斜。可惜,在九七後的香港,這情况便來了一面倒的惡化,沒有民主的同時,公務員的隊伍也日趨政治化。九七前後的「國家自主性」的最大對比,也可以從政府的行政長官的角色的重大轉變中看出來。九七前的港督,是由英國政府派過來,可謂「從天而降」,不屬於任何本地的利益集團,可以用較中立的角色參與政策制訂。相反,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是透過四大界別的利益團體的「小圈子」選舉產生出來,整個選舉制度的最終目標根本就是要保障,甚至是鞏固利益團體在社會上的利益。這情况下,我們又如何奢望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會全力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呢?在這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尷尬年代,我們除了問誰來代表自己外,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參考資料:Peter B. Evans, Diet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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