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軒:「放榜」是甚麼一回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其實是一件什麼性質的事情?我們很易忘記,它也是一個分配資源(常說的「公帑」)的社會機制。它決定了一筆龐大的公共資源,要分給誰,不分給誰。 六萬多個剛成年、踏入人生第18個年頭的年輕人,忽然意識到身邊每個同齡的人,都變了競爭對手:每四個少年,將只有一人,在放榜後可獲得總數約80萬港元的資助,讀完一個學士課程。資助學士學位的成本,減去學費後的大約金額,是80萬上下。其餘三位少年,將得不到這筆人們時常忘記了的資助。將他們分開的,就是一場公開試的成績。 後者得不到的,不只是一筆公共資源,也是參與一次每人成本近百萬的學習和成長歷程。每年約有15,000位年輕人(今年大概就是25%人),在這樣的資源分配機制下,可去讀一個成本達百萬港元的學士學位——他們可說像中了獎,在18-22歲期間,可參與一次價值過百萬元的四年成長歷程。其餘的人,失去了這筆公共資源和這機會。 社會上75%的年輕人,因為公開試成績不在前列,是否就不應得到相等份量的公共資源,去支持他們在18到22歲期間的成長和學習呢?那成長和學習模式,是否必要像學士學位或現時高等教育的模樣,當然可以斟酌。可是,單就分配而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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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先訪西九說明甚麼?

習近平離開香港機場和酒店後,第一站,就是去西九文化區。他到香港後,真正到訪的地點,首先就是西九。那說明什麼? 那說明,無論文化藝術工作者這些年多有心都好、多希望逃避政治在這塊土地「發展香港文化和藝術」也好,從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戶西九那一刻開始,所有的努力,必定被一個事實蓋過和抹去:西九文化區,正式被定義為國家耀武揚威的空間,這片臨海土地首要的功能,變成symbolically和physically展現天朝的權力,其他的硬件和軟件不過在拱照。故宮空降之後,這片土地的格局已很清楚:西九附近就是不惜工本興建、接通中國的高鐵總站(並因一地兩檢,將有中國執法人員在內)。 今年初我曾在澳洲訪問西九文化區前CEO連納智,他對故宮博物館空降的猛烈批評,可說是從文化藝術的專業角度出發,指出其嚴重不合常理、不合程序和有違文化理念之處。為何不合理至極的改動也可上馬?今天習近平到訪西九,可說正式把故事本來就很明白的另一半,顯現出來:那是文化藝術全盤讓路予國家意志和sovereign power的結果,需要很強的公民社會和專業精神,才有可能抵抗。近二十年來有關西九的爭辯、角力和演變,最終竟這樣一槌定音收尾,落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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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宣言,並致在香港渴望民主的人

3,777,891這數字,是明年香港登記選民中,無權選特首的公民人數。因為落選,我將會是這3,777,891人之一。我相信進入了特首選舉提委會內的1,194名、今天當選的選委,跟我們這3,777,891人,應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我們之間,不應有部份公民比其他公民高人一等。這是我參選至今,最堅守的信念。因此,我堅信,即使我成了1,194位特權份子之一,我的行為也應只受民主運動的原則約束。而我參選,從頭到尾,最大的目標,也是為了陳述,那些應該是怎樣的原則。換句話說,如果反對小圈子選舉,但又要參選成為特權份子(選委),是為了什麼?有什麼應該做,有什麼不應做?我相信最重要的原則有兩點:第一,要成為特權份子走進去,是因為小圈子選舉的確會發生,而當它發生的時候,在內的選委有特別的位置,可以抗爭和以行動推倒和衝擊這場假選舉。(當然在外的我們也應全力抗爭)第二,要成為特權份子走進去,只是為了從內破壞小圈子選舉、製造流選,而不是為了享用他人沒有的、選特首的權利。如果進內而真的投票,就是真正參與小圈子選舉選特首,授予其認受性,很難說自己是「反對小圈子選舉」了。支持民主的朋友,不應投票選特首,不應運用其他公民和選民沒有的、被剝奪的選特首的權利。讓民主派選委走進去,是為了推翻假選舉:先投廢票(或不投票),然後抗爭,才符合民主運動的倫理。不論選委選舉結果如何,這些都是重要的底線和原則,希望所有當選選委的朋友能慎思,也希望所有跟我一樣,沒有選特首權利的公民,也共同思考我們可以有什麼行動,而民主派選委應該如何行事——我們有責任影響後者的行為。感謝支持過我的朋友們,也謝謝Politics1001學者抗命團隊的戰友。如認同這些原則和底線,希望你能將這短文給朋友,尤其是當選選委的朋友,謝謝。 特首選舉 選委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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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方法:超越藝術和建築的Assemble

如果你先前沒聽說過來自英國的Assemble Studio,也許現在你也聽到他們的名字了。2015年12月7日晚上,這個由18位年輕人組成的工作室,得到了英國(甚至是全球)最觸目和備受關注的當代藝術獎Turner Prize(一般被華文媒體翻譯為透納獎)。也許你早就知道,從五月他們被提名至今,不只得獎呼聲最高,從媒體的報道量來看,更讓人誤會他們早就得獎了。Assemble這個建築和設計團隊在被提名後深受全球關注,除了因為他們從沒自許為藝術世界的一員,讓部份人感覺他們忽然從邊緣走到舞台中心,同時也因為欣賞他們已久的評論人,趁此機會大力發聲引介(他們在建築領域中嶄露頭角)。然而,我們不能忘記,Assemble受關注,更因為媒體發現他們的「作品」時,跟所有人一樣意外:他們帶著極良善意念、通過建築設計促成小型社會改革、塑造出不同階層同時稱頌的空間,原來這樣的烏托邦嘗試還在世間存在,而且已經由一班青年人持續實踐五年多了(被提名Turner Prize的藝術家,必須是50歲以下,而Assemble大部份成員還不到30歲)。 12月初Assemble的成員首次在香港演講(場合為Business of Design Week),圖為演講成員Paloma Strelitz 及 Lewis Jones。投影幕上是Assemble團隊18人的合照,他們正在「組裝」東倫敦工作室旁新建的空間Yardhouse.這樣的烏托邦故事,可能才是Assemble受到關注的最大原因。他們會讓人想起二十世紀初誕生,至今將近百年的Bauhaus。不過如今社會關懷和設計的融合,不一定再以宏大的現代主義視野去實踐;Assemble相信的是簡單不過的在地研究和親力親為,二十一世紀的新烏托邦,由拋開僵化的做事方法,徐徐建立。先從他們在Turner Prize入圍展覽的裝置說起。每年被提名Turner Prize的四位藝術家,都會在英國一家公共藝廊展出,讓盡量多的觀眾,在獎項公佈前看到入圍者的創作。也正因為這流程,Turner Prize作為藝術獎項有較顯著的公共性,大眾每每在觀展後,公開議論作品的好壞,讓評論和審美成為年度話題。Assemble被提名,特別因為他們在利物浦市Toxteth區投放大量心力參與的Granby Four Streets計劃。通過這計劃,他們與已經長時間落力爭取保留和改善一個房屋群的居民和公民組織通力合作,不僅讓一個被遺棄的社區在建築方面重生(他們共同翻新了十所房子),也與當地居民共同嘗試復興該區的社區經濟,為本已一步一步自我充權的社群提供更多助力與機會。Assemble經常強調,他們的介入,建基在當地人本已點子特別多(resourcefulness),他們只是由此出發。怎樣可以把這樣在地的計劃,放到藝廊中?Granby Four Streets計劃 (source: Granby Street Workshop official website)Granby Four Streets計劃 (source: Granby Street Workshop official website)Assemble深明美妙的過程與協作關係,才是他們創作的靈魂,所以在格拉斯哥的Tramway (今年Turner Prize入圍展所在),他們並非展出各種文件和記錄,而是以此機會再一次與社區共同邁進。趁此機會,Assemble與Granby Street居民正式開設了他們構想已久的一家社會企業,通過短時間學習,讓大家生產一些帶有Granby Streets設計元素的家品,在店子和網上售賣,既令一些居民可以他們享受的工作維生,也讓營利再投放到社區建設和讓當區青年學習的藝術培訓。在藝廊裡,他們為提名而佈置的展覽,就是這所Granby Street Studio的陳列室,從評論可見,多種手作產品美得人人讚嘆,似乎是所有人離開展覽後的共識。其實,這些「產品」本來會被製作,全因Granby Street的房子初期被遺棄後,屋內許第部份都被移除了,Assemble跟在附近被拆卸房子的工地,撿來建築材料,造出居民喜歡的門柄、花槽、牆磚等,而且因為全是與居民一起手工生產,每次製作出來的成品都稍有不同。Assemble在意的總是在團隊介入前,居民已漸漸建立起的DIY力量,他們可如何助一臂之力(而非高高在上地插手),也在意設計項目完成後,整個社區的生態。被提名後,他們最先做的事,就是跟居民商議該如何回應,Granby Street Studio就是他們的答案。Assemble為Turner Prize而造的展覽內容,是一所Granby Street Workshop的陳列室(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Granby Street Workshop)Granby Street Workshop製成的產品(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Granby Street Workshop)Granby Street Workshop運作時的模樣(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Granby Street Workshop)這個團隊的魔法是什麼?在許多相關訪問中,我們讀到的答案,皆平凡之至,綜合起來,不過是他們有種執著,但求設計出來的空間,是使用者全心喜愛的。不過僅是這簡單一點,已是我們身處城市中絕大部份空間所無法滿足的。建築行業的運作流程、成本的制肘、專業的約束,讓「設計」到建造,作為一個流水作業的程序,總是與用者有距離。要解決這個問題,Assemble就從什麼都親力親為開始——這意味著他們從生產建築的物料,到一手一腳把建築物「砌」出來的建造過程,也由團隊的成員去參與。因此,對他們而言,在地不僅是慣性地添加諮詢或多聽意見等「行貨」,建築,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從頭到尾都在場」的漫長過程,在每一個環節都用力思考何謂「良好實踐」(good practice) ,出來的成品在對人和對事,才沒有半分出錯的可能。Assemble的「自建」原則,體現在他們的名字(Assemble解作「組裝」,而他們總是自行組裝所有計劃的建築物),也體現在他們身處的工作室上。團隊在東倫敦的辦公空間Sugarhouse Studio,從頭到尾都由他們自己建造。就在設計之初,他們已決定讓這空間既私且公,讓工作室內外皆有讓人舉辦文化活動的公共空間,帶動所處地區的生氣。可以如此特立獨行地行事,也許並無一定法則,不過團隊全部成員都沒有去考建築師牌照,已是鮮明的宣言:離開專業的體制,一定程度上讓他們能以最開放的方式去實踐理念。他們以身作則,說明沒有專業認可,不代表他們不能「更專業」地從事建築:所謂專業,更是一種對每個環節都細加反省、深入研究的反體制實踐。Assemble部份成員本科在劍橋大學讀建築,及後就沒有繼續在學院和業界爭取更多認可,從畢業起就全力將所學直接轉化為實踐。同時,他們部份成員,沒有建築學背景,親證在地的建築,所需的不只是建築知識,「跨學科」對Assemble而言亦是關鍵詞。從他們選擇介入的空間,就可見到他們的關懷和視點,都是從社群出發的。他們參與過數次與兒童遊樂設施相關的設計項目,而正是在公共建築中往往只被當成「例行工事」的部份。在格拉斯哥東面Baltic Street一片爛泥地上,他們與住在該區的孩童及家長,齊心協力把小孩心目中理想的遊樂場建造出來。當地超過半數兒童活在貧窮線之下,而社區中讓兒童玩樂的設施嚴重不足。在此,齊心協力的意思,是他們甚至教小孩鋸木和搬運等建設工作,小孩們也為構思和建造自己的玩樂空間而樂在其中。每隔一段時間,這樣的協作設計過程就會再來一遍,好讓遊樂場也一直跟小孩的需求共同「成長」。今年,他們應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 之邀,在其會址藝廊創作和展覽,藉此思索公共兒童遊樂場的轉變。在研究過程中,他們關注戰後公共房屋那些多由混凝土所造,危險重重、看來瘋狂的遊樂設施。雖然如今已被捨棄,它們卻充滿可塑性,也有讓兒童極喜愛的元素在內。平常擅把建築材料成本大降的Assemble,這次決定重製三組曾經存在過的遊樂設施,把它們在藝廊中並置,不過「重製」時用上自己研發,以泡沫塑料(foam)為基礎製成、軟而有彈性、樣子卻像極混凝土的物料,「混凝土」變成色彩吸引和絕對不會讓人碰傷的建築材料。無數到過那展覽的家庭,都一家大小享受了無比歡快的玩樂嬉戲經驗。這些計劃,都教人無法不希冀,所有社區中的遊樂設施,都可交到Assemble手上。Baltic Street Adventure Playground的建造過程 (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Assemble Studio)Baltic Street Adventure Playground的建造過程 (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Assemble Studio)皇家建築師學會展覽The Brutalist Playground現場皇家建築師學會展覽The Brutalist Playground現場除了遊樂場和「自家製」物料,Assemble對城市空間的關注,總是落在邊緣和被國家與市場放棄的地方,他們總有力通過設計,讓公共性在這些地方重現。Assemble通過協作設計而成的空間,總是得到所有人熱情擁抱,他們的魔法何在呢?可以說,Assemble的魔法,其實就是沒有魔法可言。他們只是完美地示範了,如果藝術可以改變世界,不過是因為藝術意味著以不一樣的方法做事,在每個環節都不遵照一切既有範式,只執著「做好事情」(更好,是活潑地做好事情)。他們告訴大家,改變世界,靠的可能就是一點一滴「用不一樣方法做事」的個人和集體。就此而言,Assemble實踐的,已不只是「建築」;如果「建築」在這個時代總是意味著關注明星建築師(Starchitect)、高樓和昂貴的設計項目等,Assemble相信的就是被「建築」遺忘了的基本步,同時亦是在所有領域(包括「藝術」)都經常被遺忘了的行事基本步。Assemble時常在論述中反對個人主義和明星化,以這精神去詮釋他們得獎消息的話,與其說他們進一步得到了掌聲和肯定,不如說得獎的是一種他們象徵的、反向的時代精神:改變世界需要的不是資本、宏大的理念或明星與領袖,而是跨領域的協作、在地的商討和不默守成規的行事方法。是夜,得獎的是所有由下而上,讓創意藝術去除光環的在地改革者和所有像Assemble般慢慢地移山的團隊。—延伸閱讀http://mad2016.mad.asia/本地藝術機構Make a Difference Institute (MaD) 將在明年1月邀請Assemble成員來港http://assemblestudio.co.uk/Assemble的官方網頁資料非常齊全,特別可看他們如何簡潔地說明他們的理念:‘Assemble are a collective based in London who work across the fields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They began working together in 2010 and are comprised of 18 members. Assemble’s working practice seeks to address the typical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places are made. Assemble champion a working practice that is interdependent and collaborative, seeking to actively involve the public as both participant and collaborator in the on-going realization of the work.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use the contact details below.’http://www.granbyworkshop.co.uk/在Granby Street Workshop的網頁上,既可看到這新成立社企的第一批產品,更可作網上訂購。http://www.tate.org.uk/context-comment/video/assemble-turner-prize-2015-tateshots每年Turner Prize都會為被提名藝術家拍攝一段精采的短片簡介他們,Assemble那段讓人看到Granby Four Street計劃的實況,非常值得看。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原文題為<改變世界的方法:超越藝術和建築的Assemble(剛出爐的Turner Prize 2015 得主)>,現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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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襲後:當我們回答一個壞極的世界

這幾年,時時都想,在現今世代,在近在遠,旁觀他人的痛苦,世界發生悲慘事故,一個人作出怎樣的反應,才能秉持人文關懷,而不失批判思考?如果要教孩子,應教他們這些時候該怎麼反應?1. 在爭議聲中,可能有人會認為沉默才是最好。然而,我們不應抹殺在這些時刻的表達與發言,公開討論世上教人難過與憤恨的事情,是一種公共的集體學習,共同去承認這個世界不如意、甚至壞透了,是關心世界的起點。2. 沒有平凡的個人,該因為集體間(國與國、社群與社群)的仇恨、歧見和利益糾紛而枉死,平白無辜失去了生存的權利,這大概是人道主義的底線。然而這一點也反過來讓我們再自我提醒,意識形態和思想的衝突,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是讓人互相殘害的重要成因。3. 可是,也不能就此不負責任地疾呼,所有的意識形態、宗教都是可憎的。任何人生於某一文化,其信念可能從小習得,也可能是長大後讓那人安身立命的終極思想,是文化的重要部份。把「極端」的、鼓吹暴力、有違人道的思想派系,從與其相關的思想體系區分開來,理解它獨特的衍生背景,而不要標簽特定的族群和思想系譜,比僅僅痛斥宗教更重要。(例如讓ISIS催生的瓦哈比派基本教義派,是伊斯蘭教的少數,但總體而言許多人對伊斯蘭教都是不願認識的)4. 殘殺無辜者,刻意促成恐懼,讓人活在不安定之中,無論前後因果如何(是否復仇,是否策略算計),也是世界公民該共同譴責的,但這種譴責也應形成一種對國家和跨國體權力的監察,在個人能夠實踐公民權的位置,以同樣的道德立場,注視各種政權的行為,同時也對暴力之間極度的複雜的因果關係,有一定理解(近年許多有關反恐、西方與其他者的電影,就是突顯這種前因後果的複雜性)。5. 歷史告訴我們,在悲慘事故發生時,原本就處於弱勢、但不相關的群體,總有更大機會成為代罪羊,受到加倍的攻擊留難。盡力協助制止這樣的傾向,理清問題,將有助討論。這個世界時時都有多重的事實,例如施行恐襲者的確可能是通過難民問題的處理而得以入境法國,但苦困的難民在事故後將受到加倍的仇恨,兩者都可以是事實。6. 每個人對他方慘劇發生時哀悼、感傷、同情和表達支持的情緒都不一,確實很難去說,怎樣的公開表達,其程度和形式才是恰當的。在這個時代,許多這樣的情感,都通過社交媒體給予的特定機制和儀式去表達,這些形式,每個時代都不同,共同的哀悼,一定程度上也是培育同情心、互相關懷、提醒對世界保持關心,形成世界性共同體情感連繫的方式。當然,我們也可意會到,在共同表達之外,通過更多的討論和互動,有可能更進一步認知到他人對事件的想法為何。7. 在真實的情感和表達之上,也可以保留一種自省,即我們的情感,的確強烈地受媒體所形塑。影像、消息的密度、社交圈子的反應,也會深刻地改變我們對世間悲痛事的反應。其實,這不是否定情感,反過來說,是進一步去體會,情感是很受外在環境影響的,無論是感受的深刻程度,或是選擇表達的方法,都無可避免地經過了無數過濾。8. 如果認知到這些過濾,一方面去肯定哀悼與憤恨的情感,也可更加確認,這仍然是個有中心與邊緣的世界。個人接觸的過濾機制,讓我們「自然而然」地對世界一些角落知道得更多,故也同情得更多。世界有著這樣不平衡的結構,除了在權力和經濟的結構上,也通過很深刻的資訊習慣和媒體不對等,細微地調控著我們的日常情感。在一個有無數資訊搶奪我們注意力的世界,這是難以避免的,但認知到這點,也是邁向更全面、更自主地、平衡地了解世界的一步。9. 不論那是殖民主義的後遺、西方中心主義、差異和距離、或是經濟實力的結果也好,因為資訊差異帶來的情感差異,真實得來,同時也讓我們自我體味到,世界當下的結構,是充滿層級的,而這本來也是世界不完美的反映。正好因為這種不完美,反過來讓人看到盲點,也是好事。如果通過一場發生在「中心」的慘劇,讓人間接地見到「邊緣」的慘劇,同時看到中心與邊緣持續被不平等地注視,我們就從世界一點的壞,看到那種壞遠不止於此。10. 也許,整全地認知,近似的壞事在世界不同角落都持續出現,也會讓我們體會到那些「突發事故」和鋪天蓋地吸引我們注意力的事件,雖然是契機和觸發點,讓人直視世界之崩壞,但未必能最有效地啟發對不美好世界的關心和行動。只讓注意力牽動的機制,容易讓我們忘記了,跟breaking news同等的惡事無日無之。在這非常demanding的時代和崩壞的世界之中,不只借力於這些事故和壟斷性的注意力機制,自行建立關注和介入世界的恆常模式,可能反過來才不致讓人失去改變的希望,直視當下的人類處境。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原題為〈當我們回答一個壞極的世界〉,現題為編輯所擬 巴黎恐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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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襲後:當我們回答一個壞極的世界

這幾年,時時都想,在現今世代,在近在遠,旁觀他人的痛苦,世界發生悲慘事故,一個人作出怎樣的反應,才能秉持人文關懷,而不失批判思考?如果要教孩子,應教他們這些時候該怎麼反應?1. 在爭議聲中,可能有人會認為沉默才是最好。然而,我們不應抹殺在這些時刻的表達與發言,公開討論世上教人難過與憤恨的事情,是一種公共的集體學習,共同去承認這個世界不如意、甚至壞透了,是關心世界的起點。2. 沒有平凡的個人,該因為集體間(國與國、社群與社群)的仇恨、歧見和利益糾紛而枉死,平白無辜失去了生存的權利,這大概是人道主義的底線。然而這一點也反過來讓我們再自我提醒,意識形態和思想的衝突,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是讓人互相殘害的重要成因。3. 可是,也不能就此不負責任地疾呼,所有的意識形態、宗教都是可憎的。任何人生於某一文化,其信念可能從小習得,也可能是長大後讓那人安身立命的終極思想,是文化的重要部份。把「極端」的、鼓吹暴力、有違人道的思想派系,從與其相關的思想體系區分開來,理解它獨特的衍生背景,而不要標簽特定的族群和思想系譜,比僅僅痛斥宗教更重要。(例如讓ISIS催生的瓦哈比派基本教義派,是伊斯蘭教的少數,但總體而言許多人對伊斯蘭教都是不願認識的)4. 殘殺無辜者,刻意促成恐懼,讓人活在不安定之中,無論前後因果如何(是否復仇,是否策略算計),也是世界公民該共同譴責的,但這種譴責也應形成一種對國家和跨國體權力的監察,在個人能夠實踐公民權的位置,以同樣的道德立場,注視各種政權的行為,同時也對暴力之間極度的複雜的因果關係,有一定理解(近年許多有關反恐、西方與其他者的電影,就是突顯這種前因後果的複雜性)。5. 歷史告訴我們,在悲慘事故發生時,原本就處於弱勢、但不相關的群體,總有更大機會成為代罪羊,受到加倍的攻擊留難。盡力協助制止這樣的傾向,理清問題,將有助討論。這個世界時時都有多重的事實,例如施行恐襲者的確可能是通過難民問題的處理而得以入境法國,但苦困的難民在事故後將受到加倍的仇恨,兩者都可以是事實。6. 每個人對他方慘劇發生時哀悼、感傷、同情和表達支持的情緒都不一,確實很難去說,怎樣的公開表達,其程度和形式才是恰當的。在這個時代,許多這樣的情感,都通過社交媒體給予的特定機制和儀式去表達,這些形式,每個時代都不同,共同的哀悼,一定程度上也是培育同情心、互相關懷、提醒對世界保持關心,形成世界性共同體情感連繫的方式。當然,我們也可意會到,在共同表達之外,通過更多的討論和互動,有可能更進一步認知到他人對事件的想法為何。7. 在真實的情感和表達之上,也可以保留一種自省,即我們的情感,的確強烈地受媒體所形塑。影像、消息的密度、社交圈子的反應,也會深刻地改變我們對世間悲痛事的反應。其實,這不是否定情感,反過來說,是進一步去體會,情感是很受外在環境影響的,無論是感受的深刻程度,或是選擇表達的方法,都無可避免地經過了無數過濾。8. 如果認知到這些過濾,一方面去肯定哀悼與憤恨的情感,也可更加確認,這仍然是個有中心與邊緣的世界。個人接觸的過濾機制,讓我們「自然而然」地對世界一些角落知道得更多,故也同情得更多。世界有著這樣不平衡的結構,除了在權力和經濟的結構上,也通過很深刻的資訊習慣和媒體不對等,細微地調控著我們的日常情感。在一個有無數資訊搶奪我們注意力的世界,這是難以避免的,但認知到這點,也是邁向更全面、更自主地、平衡地了解世界的一步。9. 不論那是殖民主義的後遺、西方中心主義、差異和距離、或是經濟實力的結果也好,因為資訊差異帶來的情感差異,真實得來,同時也讓我們自我體味到,世界當下的結構,是充滿層級的,而這本來也是世界不完美的反映。正好因為這種不完美,反過來讓人看到盲點,也是好事。如果通過一場發生在「中心」的慘劇,讓人間接地見到「邊緣」的慘劇,同時看到中心與邊緣持續被不平等地注視,我們就從世界一點的壞,看到那種壞遠不止於此。10. 也許,整全地認知,近似的壞事在世界不同角落都持續出現,也會讓我們體會到那些「突發事故」和鋪天蓋地吸引我們注意力的事件,雖然是契機和觸發點,讓人直視世界之崩壞,但未必能最有效地啟發對不美好世界的關心和行動。只讓注意力牽動的機制,容易讓我們忘記了,跟breaking news同等的惡事無日無之。在這非常demanding的時代和崩壞的世界之中,不只借力於這些事故和壟斷性的注意力機制,自行建立關注和介入世界的恆常模式,可能反過來才不致讓人失去改變的希望,直視當下的人類處境。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原題為〈當我們回答一個壞極的世界〉,現題為編輯所擬 巴黎恐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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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後雨傘運動 政黨民間的互信?

這版面在雨傘運動之前,曾持續刊出香港新一波民主運動要員的訪問稿,在八十多天佔領運動落幕之後,要再選出受訪對象,自然更不乏人。此際選擇訪問一位泛民立法會議員,也許在不少人眼中不算「正路」,尤其刻下「黃絲帶」群眾多覺得政黨及議員愈加「離地」,金鐘佔領區清場當日就多有網民及「村民」質問坐着等待拘捕的泛民議員「做過什麼」。機緣巧合下筆者在運動期間多次與陳家洛接觸,側面目擊他「做過什麼」,尤其是他時時在金鐘佔領區通宵逗留,與不同單位接觸。例如他就曾多次落力幫忙筆者也有參與的,保存佔領區創意物品的工作,有時凌晨也見他在四方奔走。 可能的關鍵詞:團結可能更教人意外的是,陳家洛連續兩次在清場時留至最後一刻被警察拘捕﹕先是在金鐘,在那之後四天又在銅鑼灣。金鐘清場翌日,筆者在立法會外竟遇上他,其時已全副筆挺的西裝,跟還在留守的佔領者聊天。若要說泛民跟雨傘運動的距離,陳家洛好像是例外,要說他是「走出象牙塔」的教授,他也老早就選擇了組黨從政之途,捲進民主運動之中,他有份創黨及擔當過黨主席的公民黨畢竟已有八年歷史。要談抗命時代新的政治格局、民間與政黨的互動,陳家洛未必是最明顯的人選,但又那樣恰如其分,如不善忘的話,就會記得2009年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他就是主要推手之一。家洛也坦言,那時是香港公民社會與政黨最有良性互動的時刻。專研東歐民主化、在大學課堂裏主要教歐洲政治的他,總不忘在文章中大談希望政治(politics of hope),受訪之時還是對各派各階層團結一致推動民主,流露出近日社會上鮮見的樂觀,對他來說,團結,還是可能的關鍵詞。 全民運動總是「試」在金鐘被捕當天,家洛並無一早就坐在中環方向的路障,反而在他口中的「東防」了解村民想法,多批知名人士相繼被捕,他遂回到最後排。他早就盤算了,要留到最後的最後。早有決定要在運動中被捕,除了因三個佔領區都有自己的學生,認為這是「應有之義」外,那份心理準備還連帶到他對全球民主運動的通盤觀察。「我在早年就有自覺,在一個獨裁政權下爭取民主,總得負起一定責任,這其中一定包括當權者對我們的反應……是故一直有被捕的心理準備,我看這是別無選擇的。」家洛把被捕作為「接受一份責任」平淡道出,似是外在於有關該被捕與否的繁瑣爭議,卻與他察看東歐道路後的結論不無關係。「當年在波蘭,我太太的幾名家人,例如是我的姨仔也試過因參與民主運動,被關進監牢中,所以妻子也會明白與撐我。若不是孤立地看香港,現在是必經的階段,數十年寸進之後到了十字路口,爭取自由民主用改良漸進的方法已不行,這跟東歐80年代的狀態差不多。」家洛指研究古今中外的民主運動,開始對全世界的民主運動都有強烈的感情,也讓他時刻自覺每人也是這「大運動」裏的參與者。「我可能有讀書人的包袱,看過歷史,總覺得要容讓大家去試不同的方法,去推進民主運動。所以我贊成大家什麼都先試試參與,而這正是需要全民參與的時刻。」他說這看似「阿媽係女人」的理解,背後的意涵是「既然每次參與都意味着去試,就不要輕易否定他人的方法,要試不同的行動,建構全民運動,總是要這樣試出來的」。然而雨傘運動中每見群眾分裂,政治光譜拉開,不信任多了,誰也說服不了誰,怎辦是好? 愈不信任 愈要組織「還有群眾對大台萬眾齊心地呼應的想像的話,確是過於保守了,而且對民主運動作為有生命的有機體,也不是最理想的方法。在香港的政治發展歷程中,缺乏信任是一種常態來的,我們不信任政府、政黨、政客,不信任組織……我們不能騙自己,要明白互不信任可能是『應分』的,因此才要花工夫建立信任。」他認為,民主運動參與者間的不信任愈是明顯,反而愈側映出組織的必要,「沒有組織即是沒有溝通,運動很難找到突破位。波蘭團結工會的組織就是很『闊落』的,多年磨合才協調到不同聲音,不要以為有像華里沙或哈維爾等領袖就能解決問題,事實上他們也受過無日無之的批評與指摘。香港也要明白,我們要共同經歷運動成長的過程」。民間愈來愈多聲音指政黨遠離民間主導的民主運動,即使有協調各方的組織冒出,政黨還能否有一角色?他也坦言,政黨原該是民主運動中跟群眾合作的「natural partner」, 現在政黨不被信任,他身為議員,雖感唏噓,但也樂意「站後一點、站遠一點」。但這是否意味着在「抗命時代」中,政黨只有這站後站遠一點的角色?「我倒是相信我們要積極地問我們有什麼新角色,而不僅是否定政黨。怎樣才算是更實在地深度跟民主運動結合?確實,80年代入議會以來,政黨時有脫離群眾。我進入議會,本身就是希望在這些關鍵時刻,從政者不會從『主場』缺席。『主場』是什麼呢?不就是街頭運動、佔領運動、公民運動等,我們不能缺席。但要做到這點,(政黨)一定要有轉化過程,我不會看輕這難度,你看連長毛這樣一以貫之,也偶爾被罵。但我真的可以理解,我們與民間組織一齊去『砌』一些東西出來的互動可能還不夠。」他總是強調,不能因被罵就跟民間運動保持距離,不能消極,政黨不能變得更保守,「如果民間社會是進步(progressive)的,我們嘗試幫手,走進去,才是積極的態度」。 做不做特首?做!陳家洛熟知民主化是何許事,又有積極與民間互動推進運動的視野,難怪每每被建制報章針對,指他是「顏色革命」專家,又指他有選特首的野心。問到他這一點,他沒半點忌諱,笑言沒什麼好害怕回應的。「公民黨早就說過要以成為執政黨為目標啦!我們不能只是(在議會裏)消極否決,不能只是在野,必須提出另類看法,直指怎樣才算是管好香港。當然,這困難與斜度,我們未必有足夠力量去跑上,所以才更要同民間社會裏的團體討論,吸取養分。」家洛說他會大膽指出自己想過要當特首,因為這是每一個在運動中的人都要想的問題:「Call to service吖嘛!人人都要有被感召的準備。我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問他們有無想過有天早上醒來, 五星紅旗升不起,有無想像過歷史重擔要忽然落在他們身上。要想像它(威權政府)倒下來,要有alternative,搞運動就是要有alternative……所以如果你問我,有天可以做特首,做不做?做,一定做!這樣才可逼自己多行幾步,我覺得否則就只是在迴避。」他相信,香港愈來愈多人從小就有這種思維,就像在美國三歲小孩也會戲言長大後要當總統,是民主運動成功的必要條件,「所以不止是我一個,我總是呼籲所有參與政治的人,都要有被感召的赤子之心和從政的心理準備」。 盼被認為「參與民主運動的香港公民」陳家洛對民主運動的熱情,梳理了他在雨傘運動兩個多月來的參與,為何稍稍異於其他「泛民」成員。他反覆強調,政黨和議員的「帽子」,只是他眾多身分的其中之一,他想用盡所有可能的不同身分,實踐他多年來心目中的「第一身分」——「參與民主運動中的香港公民」,也希望這身分成為愈來愈多公民認同的身分。也許只有全民確認這身分,他有關互為信任、「乜方法都試試」,政黨與民間良性互動的滿腹想像,才能好好落實?「我從讀大學以來,已累積了在民主運動中參與不同角色的經驗,也許因為這樣,比較容易就能易地而處,不會輕率地指出他人的不是」。今夕何夕,這種自覺,不論在今後會被指為「貼地」還是「離地」,都是讓民主運動推進成全民團結運動的鑰匙。家洛的履歷讓他看來是個「非典型泛民」,或許在民間與政黨建立後雨傘運動的新信任過程中,可起一定角色。家洛笑言,他連樓也沒有買,養大五個孩子,根本負擔不起,多年來只在大埔租屋,也搬了幾次。這句十足貼地的話,好像也讓筆者更理解,兩個多月來他在雨傘運動能有持續而高度的參與。有關「你做過什麼」這帶挑釁意味,而每每被拿來質問泛民議員和政黨的問題,他總是樂於娓娓道來地回答,用民間運動的尺來量度自己。也許,踏入新一年,後雨傘運動的民主抗爭,若要繼續深化和保持動力,政黨和泛民既要在群眾逼他們回答這問題時,有回答的準備和胸襟,也能時刻反省那答案是否能追上全民「撐起雨傘」的時代。答﹕陳家洛立法會港島區民選議員,二○○五至○六年有份籌組公民黨,曾任黨主席兩年。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任教科目圍繞東歐。妻子是波蘭人,育有四女一子。問﹕黃宇軒「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發起人,佔領區清場前,蒐集區裏藝術物品作學術研究及保存。曼徹斯特大學地理系博士研究生,鍾情城市研究,現於演藝學院人文學科系擔任講師,副業是藝術家、策展人、寫字人。文﹕黃宇軒編輯/王芷倫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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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給那群熱愛香港的醫生,和你們的同業

今天為數達五百名醫生,在報紙上刊登聯署聲明「痛心疾首」,批評香港佔領運動,並把佔領者比喻為癌症,蠶食香港核心價值。簽署這聯署的醫生,包括中大臨床腫瘤學系教授莫樹錦,對癌症極為熟悉的醫學學者和專家們、為數不少,定當比平常人更清楚,這樣的比喻有多不恰當。學術界早已對錯誤引用醫學比喻,有所分析:諷刺地,來自生物醫學專業的從業員,在使用有關身體、病症等有機隱喻(organicist metaphor)時,往往用得最不精準和最任意。將佔領運動比喻為癌細胞,並對之苛責,意味著什麼?舉足輕重的文化評論人,也曾患上乳癌並在2004年與世長辭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30年前已在廣為人知的著作《疾病作為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提到,癌症是其中一種最常被濫用的疾病隱喻之一(除了肺結核和愛滋病外)。她書寫這些分析,正因她曾於1967年在自己著作中,用了癌症作隱喻來談論社會時政,後來發現她對癌症病人作了傷害(‘It slandered cancer pateients’),故開始自我反省,研究人們如何使用疾病隱喻。如果簽了聯署的香港醫生們,認為香港刻下似是患上了癌症,因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被蠶食」,而且必須盡快好起來,這樣的宣言,意味著什麼?它意味了一群醫生對癌症作了草率的道德判斷,為癌症進一步加上了不必要的負面形象,意含病人需付上一定責任,並不惜一切盡快康復等。這些也許都不是醫生們希望擁抱的想法。這樣的比喻,其實對癌症病患極不尊重,也是有違專業和醫德的。敢問你們有否想過,站在街頭、或在幾個佔領區的香港人中,就可能有癌症病患者?同時,有多少癌症患者的家屬,就在街頭?把佔領運動比喻作癌細胞、癌症,實在對闡明香港當下面對的政治問題,並為香港社會帶來較好的局面,全無幫助。這比喻一方面不會讓我們更了解香港現在的情勢,另一方面是對癌症病人的傷害。同時,如果要憑專業醫學知識去認真判定和分析,這比喻有多不合之處、有多錯位,想必醫生們定比大家更清楚。近日,我們的城市已有足夠多的抹黑、簡化和錯誤的比喻,實在不必、也不應在此際把醫學專業的知識倫理也腐化。謹以此短文作一簡單呼籲,敬希這群熱愛香港的醫生們,能夠收回言論,或至少收回不必要的錯誤比喻。最後,也謹在此引用《希波克拉提斯宣言》(The Hippocratic Oath),這則每個醫生在執業前都應當宣誓的諾言,希望跟醫生們互勉:但願你們都以對待病人和自身專業應有的嚴肅態度及使命感,看待熱愛香港、追尋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學生與公民們;或至少不以醫學的隱喻,來攻擊他們。「准許我進入醫業時: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的顧念…我將要盡我的力量維護醫療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慮介乎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即使在威脅之下,我將不運用我的醫業知識去違反人道。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約言。」- 《希波克拉提斯宣言》一位極敬重醫學專業、站在社會科學角度研究傳染病的市民上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佔領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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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凌晨四時,學生仍在帶頭,為香港爭民主

筆者9月27日凌晨趕到政總「後罷課集會」現場、四時前離去,僅綜合十一點觀察和說明,冀求讓更多即將醒來的香港人,明白多達數千名年輕的學生與及前去加入的市民,刻下在政總為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狀況。1. 學生和市民在受傷:現場唯一可見的暴力與有人受傷,是警察用警棍攻擊只原地停留的學生和市民,以及警察持續不斷地用胡椒噴霧讓年輕人面部嚴重受傷。2. 雨傘和水:因此,在現場的話,會見到不斷有後排的學生和市民,將雨傘和一瓶瓶的水傳到跟警察距離最近的人群;雨傘是為了減低胡椒噴霧射出時的傷害,而水是為了緩和痛苦。雖然如此,還是見到不少年輕人在被噴到後,表情極痛苦。每隔一陣,警察就會不斷地噴胡椒噴霧,企圖令人群後退。[caption id="attachment_6214"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   3. 舉高雙手:在場的學生和市民經常全體舉高雙手,以示大家手無吋鐵,且不會作任何行動——大家只是要站在原位,僅僅讓身體停留在那位置,以示爭民主的決心。僅僅站著,舉高雙手。但胡椒噴霧還是會一陣陣地向學生們射去。學生舉高雙手,靜靜站立,向前踏一步也沒有。而警察總是舉起「停止衝擊,否則使用武力」的牌子。學生沒有衝擊,胡椒噴霧的武力還是迎面而來。[caption id="attachment_6201"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caption id="attachment_6209"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 4. 「學生無罪」:現場最動人的口號,肯定是一句「學生無罪」,他們僅僅欲停留在此,表示決心,過去四天,他們從早到晚在政總學習,市民都來上課,大家都是這大課室的學生了。學生無罪。5. 保護同行者:現場學生這樣多,本來就因為大家都在此學習、集會,後來因為有同行者進入了公民廣場,就被極多警力粗暴對待,且有同伴被捕。學生停留在此,不過為了保護同伴——他們為了相同的理念,同渡了五個晝夜,同伴受傷害,大家互相守望,很簡單。新聞上有中二的學生受訪時說,與這樣持同樣信念的人在一起、爭取相信的價值,很美好。6. 守著急救站:為了互相保護,現場的迴旋處被指定為急救站,物資在內,受傷的人會過去。後來學生們怕急救站會受擾和被警察佔去,就一圈一圈地圍成人鍊,守著急救站,讓在內的人與物資俱安全。[caption id="attachment_6215"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7. 屬於公民的公民廣場:學生受粗暴對待,令得大家堅持互相守護,停在原地,本因有部份學生進入了已被封起的公民廣場。他們做的,不過是跨過圍欄,進入本來應該可以進入的、屬於市民的空間。這種行動,往往可以開啟最大的歷史轉變;這樣的行動不涉暴力,說到底只是把身體放到一處該當可放的空間而已。要強行把市民從空間帶走,才需要用到暴力、才突顯了什麼是暴力。同時,昨天政總批了給撐政府的維穩團體,學生罷課集會、上課的空間變得侷促,同時大量警力還在阻礙空間,難怪學生特別意識到,原本設計成公共空間的公民廣場被無理、無故封起。同時,坐進被圍封起的公共空間,也是顯現公民權利的重要行動。簡言之,學生們只是進入了,理應讓市民進入的公民空間。8. 停留:除了因為要守護理念相同,爭取公民權利的同伴,學生開始停留原地,手勾著手,免得警察衝進去拘捕學生和市民,明顯地在場的人喊「學生無罪」及「警察撤退」,也說明了大家只是要停留,直至政府和當權者願意與學生代表對話。學生們與老師們平和地集會、學習、離去,已持續了五天,政府視若無睹,甚至說學生太激動因而不能對話。而現在大家只是想留在原地,以示堅持。聽到一位學生對身邊人說:「我們停留在此,也許真民主就會來」。未必是這樣,但這是種信念。學生們用附近的鐵馬把自己圍著,他們要把身體停留在此,不讓警察傷害同伴和把他們帶走,僅此而已。[caption id="attachment_6199"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9. 人鍊、耐性:守在公民廣場入口那條路上,七到八排學生組成的人鍊陣,堅定不移,手勾手,就站在那兒,站了一整晚。他們的眼神,透視出非一般的耐性,仿似要說明「我們只是在此,警察請不要過來攻擊我們」。在這人鍊陣的第一排,大多是年輕的女孩子。[caption id="attachment_6216"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caption id="attachment_6217"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10. 防暴警察:學生來集會和上課五天,平和地停留,一部份人坐在公民廣場,其餘人散落各處,時而站著,時而舉高雙手以示和平。然後警棍打來了、胡椒噴霧進眼了。受傷的人後退一下,後排的人傳上救援物資,照顧受傷者。然後大家繼續時而站著,時而舉高雙手以示和平。然後,全副武裝,戴著頭頭盔、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來了。(近凌晨四時)[caption id="attachment_6210"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示威現場[/caption][caption id="attachment_6213" align="alignnone" width="199"] 示威現場[/caption]11. 的士:學生平時都省錢,「頹飯」就一頓、影印縮印又縮印,可是一部部的士還是一直駛到金鐘,放下一個個「遲來」的學生和市民。他們開始了,繼7月2日凌晨後,再一次成了先頭部隊,為香港人爭取民主,為這城市挽回尊嚴。也是在凌晨,天再次快亮。成年人,地鐵快開出第一班了。學生在帶頭行動、而受暴力對待了,老師和相關機構們,是否應考慮宣布星期一起全面罷課,聲援學生?預備佔中的人們,是否不應再等,立時與疲勞受苦的學生站在一起。這些都是等著所有剛醒來、或整夜無眠的公民急切回答的問題。除了問題外,等著這些公民的,還有上千位年輕的學生。 佔領 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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