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新密件三看六四事件

在之前兩篇文章中(1月7日、2月4日《明報》),筆者已抽絲剝繭分析了去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新解封一批涉及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機密文件。特別指出了當中引述「來自鄧小平方面」關於「200人的死亡可以換取中國20年和平」的所謂「權威」消息,可信度非常低及可疑,接下來再分析其他內容。 當年在華西方情報機構或手足無措 當時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在密電中還提及,第27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或觸發軍中各部隊內訌。但英國時任駐美大使Antony Acland在6月7日密電中指出,縱有多項證據顯示第38集團軍與鎮壓行動保持距離,不過中情局未有證據顯示,軍中冒起了另一股勢力,對於傳媒指中國或爆發內戰的揣測表示懷疑。 這段內容已證明幾乎完全失實,並且顯示了英國對華情報工作水平不宜高估。當然類似情況也出現在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甚至當年算是相對了解內情的美國中情局。英方文件引述中情局消息,指解放軍未至於出現另一股反政府勢力,對爆發內戰的可能表示懷疑,是上文唯一正確之處。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上月中情局也解密了六四檔案。內容除呼應英方指第38軍沒有參與清場的同樣謬誤外,卻反而指出軍隊曾發生內訌和交火。同樣消息皆

詳情

從英國新密件再看六四——八六學潮

上文(1月7日《明報》)說到去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新解封了一批涉及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前後,中、英、港、星(新加坡)四方的機密文件。這是繼前年加拿大類似文件後,另一份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六四官方資料。除了3份未解封、涉及當年「香港應變計劃」文件外,現在能看到的大概可總結為不能不信,但不可盡信,因為歷史已證明有些失實,還有些值得商榷。 文件對分析香港事務方面也許參考價值較大,但對研究六四事件的價值,看來遠較加拿大文件為低。從中可見這個曾經世界一流的情報強國,對當時中國局勢的掌握,有點不盡不實,起碼遜於美加兩國。推而廣之,就有理由相信倫敦對九七問題及保障港人權益方面,會因此而受到影響,產生一定程度的誤判了。下面再來具體分析一下部分文件中值得商榷之處。 「200人死亡說」與「八六學潮」 英方文件透露,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嚴當天,英國時任駐華大使唐納德發電報到英國外交部,談及當天與美國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施拉姆共晉午餐,聽到後者指鄧小平近日透露的內部消息:死200人換取中國20年和平。暫且不說筆者前文提出的疑點,先從其他角度探討一下,鄧的「200人死亡說」只是可信性成疑的孤證,起碼無法推翻2

詳情

從英國新密件再看六四

去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新解封了一批涉及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中、英、港、星(新加坡)四方的機密外交文件。這是繼前年初加拿大官方公開有關六四事件的解密文件後,又一重要歷史佐證。事過境遷,今天在掌握更多資訊後,再細閱相關文件描述,當然知道有些與事實不符,但也有一些新發現,特別是可透過「外交高手」英國人的視角,了解當年英美等國高層的某些思維,對分析當今時局,亦不無裨益。由於內容眾多,而筆者又專門研究六四事件,因此打算從密件當中的兩點,管窺當時的一鱗半爪。「200人死亡說」的可疑文件透露,美國國防單位收到三大情報:中國政府無法避免流血衝突;政府醫院人員已被召回工作單位;解放軍獲指示採取一切手段平息事件。在戒嚴當天(5月20日),英國時任駐華大使唐納德發電報予英國外交部,談及同日在北京,曾與美國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施拉姆午餐,對方指有消息人士向其透露,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近日曾表示:「200人的死亡可以換取中國20年的和平。」這段話實在令人滿腹疑團,所以筆者亦十分同意陶傑先生在專欄中的質疑。作為官方內部文件,光這一部分證言已經比較粗疏,有理由懷疑在公開前有沒有經過刪改。首先「三大情報」內容雖然與事實比較接近,但在美國國防機構之中,專門蒐集外國軍事情報的單位眾多。按其字面理解,是否暗示情報單位中歷史最短、成立於1961年豬灣事件後古巴導彈危機之前、設於五角大樓內的國防情報局(DIA)?連這一點都語焉不詳。另外戒嚴當天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與美國學者施拉姆共晉午餐,對方所引述的消息人士到底是何方神聖?權威性又如何?有沒有第三者可作為旁證?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所謂「200人死亡說」的可靠性。然而相關文件並無提及,故難以進一步從美國方面追查下去。即使這名中方內幕消息人士可信,但唐納德在什麼場合聽到轉述?這個三手消息會否輾轉聽錯?會否施拉姆或這名中方人士有意說錯?甚至是否中南海有意通過此人放出假消息,企圖減少所受到的西方譴責?又或者與當時英國在華投資、與香港前途有沒有兩國利益方面的內在聯繫?這一切都成為難以進一步研究的孤證,只能說多了一個新觀點作為參考而已。有必要刨根問底 還歷史公道絕對不是希望六四時軍隊殺人愈多愈好,只不過新解密的「200人死亡說」,的確與鄧小平視人命如草芥的性格迥異,更加與各種消息來源盛傳至今的「20萬人死亡說」,相差達1000倍之多。因此後人很有必要刨根問底,還歷史一個公道,為爭取民主而犧牲者,以及無辜被殺、被捕百姓爭回應有的權利和尊嚴。為此,任何新證據、新觀點,與之前不同的說法及細節上的變化,都不能夠隨便放過,這是我們一代人的責任。(二之一)作者是澳門軍事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7日) 六四

詳情

南海仲裁與香港的關係

7月12日全球矚目的海牙國際仲裁法庭,關於菲律賓提出的南海仲裁結果正式宣布,菲方仲裁訴求成立,結果比意料中更一面倒。這一裁決對全球大多數愛好和平,堅決維護國際法尊嚴,反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反對歷史決定論式霸權主義人士,是個很大的喜訊;對維護世界和平及促進地區長久安全,起了良好的示範作用。只有孤立得要自欺欺人的中國大陸,才會倒打一耙、指鹿為馬地怪罪於美菲等國及海牙法庭不公,還要幕後發功,拉攏自稱的所謂66個國家為中國政府背書。中國特色的外交紅衛兵們又再粉墨登場,扮演新世紀的義和團,不惜四面樹敵鼓吹與全世界為敵,主張發動戰爭血洗支持仲裁各國,軍方與外交部亦摩拳擦掌文攻武衛。如此瘋狂行為已完全撕下和平崛起的偽裝,與法治文明為敵,提前暴露出軍國主義的法西斯獠牙,更見國際仲裁的必要性。正如外長王毅所言,是回到正軌的時候了,不過指的應該是中國政府自己才對。中國不擅國際法 與菲國交手高下立判中國自鴉片戰爭至今,除民國時代有起色外,都不屑於亦不擅長鑽研、使用國際法。今次交手中菲對此高下立判,中方一直被動捱打,除了繼續念代代相傳、早已被國際社會唾棄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歷史決定論外,就只會虛弱地抓住國際海洋法公約第298條仲裁排除性聲明這根稻草來反擊,有如中菲強弱地位互易。中方自知理虧還要輸打贏要,天天濫用鋪天蓋地流氓般的語言暴力,把莊嚴的國際裁決和國際法稱為「一張廢紙」,連半點大國風範都沒有,十足王毅在加拿大的丟人表演那樣,令全世界嘩然。國內退出海洋法公約的呼聲亦甚囂塵上,《環球時報》還要小家子地像港台娛樂圈狗仔隊那樣,挖出仲裁法官的所謂獨家背景,編織出一幕幕各國聯合圍堵中國的陰謀論,企圖進一步洗人民的腦袋。裁決對南海各爭議國同具約束力實際上公允地說,今次裁決對南海各爭議國,都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不過這些內容全部被中國傳媒過濾了,令人產生外國集體欺凌中國的錯覺。例如在長達479頁的裁決書中,法庭宣布中國自稱的「九段線」違法,岩礁亦不能演繹成島嶼,無法擁有專屬經濟區。但同時亦指出,包括中國的美濟礁,台灣的太平島,越南的南子島,菲律賓的中業島、西月島、北子島等等,全部都是礁石,均不能擁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只能擁有12海里領海。這一裁決對各國都有不同程度影響,對越南和菲律賓擁有島礁最多的兩國,是頗為巨大的打擊,不利影響絕對不下於中國,只是復仇烈火瞕目的民族主義者看不到而已。唯一要批評的,是法庭對台灣的太平島判決失當,亦有違國際法精神,因為它是100%符合海洋法的天然島,且處於台灣幾十年來實質有效管治。這一結論對該島歷史、地理、法律條文及精神都有違背,太過一刀切,無視現實地歸類為岩礁,實屬誤判不公,法庭應予更正為妥。港人對判決須有獨立思考在狹隘民族主義狂飈再起時,別忘記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如何對待法治與自己的子民,羽翼漸豐時就會如何對待國際社會。有沒有真正依法治國,與會否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以及遵守國際遊戲規則,其實是法治的一體兩面。今次仲裁的結果,徹底把中國所謂依法的招牌打了個稀巴爛。所以全世界請不要忘記,50年前的紅衛兵在互相仇殺之餘,是怎樣仇外的。也請記住一年前「709大抓捕」,是怎樣瘋狂打擊全國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這是中國法治的倒楣日,也是律師家屬倡定的「憲法死亡日」。一年前後的兩件事看似無關,實際上卻是一脈相傳。所謂依法治國,無論對中港來到今天都已荒腔走板。自人大8.31決定及銅鑼灣書店事件後,香港人對南海仲裁判決,必須有進一步的獨立思考與認識才對,而不是拿自己家中的菲傭泄憤,中了狹隘民族主義的毒而不自知。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1日) 中國 南海 南海仲裁 中國外交

詳情

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毛澤東思想基調檄文

上文(5月28日)說到毛澤東在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後一段時間,對待蘇共全面批判斯大林的做法,其實並非後來外界想像中馬上全盤否定,大概有一半支持或模糊的態度。但自從報告2月出台後,國內外形勢在餘下10個月發生很大變化,尤其是向毛忌諱的方向發展,從而促使他完全改變了對蘇共的態度。這不但令他急於推行新一輪的整風即反右運動,且成為4年後中共蘇共徹底決裂的導火線,進而改寫了後來的冷戰歷史。這一年6月波蘭波茲南市工人要求加薪被彈壓,然後匈牙利共產黨及人民受到蘇共否定斯大林主義啓蒙,爭取命運自主結果受到蘇軍大規模鐵腕鎮壓。11月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在演講中,不但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崇拜,更批判由社會制度催生的斯大林主義,引起包括中共在內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大論戰。暴露「與人鬥其樂無窮」思維日益恐懼的毛澤東在年底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矛頭已轉為針對「全世界出現了反蘇反共高潮,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混亂」,「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尖銳化表現」,「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那些離開無產階級專政而高談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要求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作者按:即後來毛澤東定義的黨內走資派)」,「當前的問題是教條主義(作者按:其意思其實更接近於官僚主義)還沒有肅清,又來了修正主義思潮,而且來勢兇猛」。那麼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中共應該怎麼辦呢?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思維暴露了:「我們要硬着頭皮頂住,不僅要頂住,而且要反擊」,「主要鋒芒是反對修正主義(作者按:在國內主要是指黨內高層的走資派,在國外則是指蘇聯修正主義,簡稱蘇修)」,「把斯大林這把刀撿起來,給帝國主義(作者按:當時還未把蘇聯定義為「社會帝國主義」,所以專指美帝國主義)一刀,給修正主義一刀(作者按:其實已暗指赫魯曉夫領導的蘇共)」。至此毛澤東對待蘇共報告的少許溫情默默已一掃而空,企圖由自己重新樹立斯大林主義權威,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同時向黨內、蘇共、美國吹響反右、反修、反帝三大戰場反攻的號角。毛認為這三大國內外危機,決定了他必須推行「新三反」。這篇文章的重要研究價值在於,它是毛澤東往後20年的思想基調和主要檄文之一,奠定了翌年反右運動的主軸,以及10年後文革的思想根基,歷史意義非同一般。1956年國內政治形勢又如何呢?其實〈再論〉一文出台前個半月,即鐵托總統演講後4天,毛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有一些與〈再論〉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重要說法。為什麼在後來的文章中反而沒有寫進去?這點尚待研究考證。毛在發言中重提一年前被他打倒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認為這些裏通外國的更危險敵人,潛伏在中高級幹部中,隨時準備配合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進行「反革命復辟」。毛十分害怕:「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毛這種把國內外問題作主觀臆測、無限上綱的鬥爭習氣,在建國前已經萌芽。「高饒事件」鞏固了他的判斷,終於在文革中發揚光大,劉少奇、林彪成為被打倒的同類最高代理人。「毛式大民主」毛還全盤推翻了10年前自己在抗戰結束前後,為了反蔣奪權作出的「新民主主義」論述,認為「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毛的獨裁專制思想至此完全表露無遺。為了預防和反擊,毛首次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去對付「資產階級大民主」,亦即文革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述前身。毛式大民主是如何操作的呢?「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狠狠地鬥一下」,也就是文革時全國流行的「鬥、批、改」,「鬥資批修」、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與人鬥其樂無窮」。附帶的好處,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自延安時期開始,毛對官僚主義者已毫無好感,只不過從他的鬥爭順序來說,反右、防修、防止反革命復辟是主要的,是與反帝並列、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但官僚主義嘛,是次要的「人民內部矛盾」,只要借群眾之手輕輕教訓一下,繼續感恩戴德地為我所用,願意乖乖地當個奴才,那就功德圓滿了。鬥爭方式早在文革前10年現形這就是毛式拉一把、鬥一把,以民治官、以民鬥民的封建權謀平衡哲學。可見這樣的統治思維和鬥爭方式,早在文革前10年已全部現形,只是黨內外都未加以注意預防,繼續奉之為神明,終於演變成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全民浩劫。再追溯下去,其原始思想又來自於秦朝加明朝的嚴刑峻法,法家為主、儒家為輔的封建理想國。從毛自小學習的內容,曾崇拜洪秀全和孫文等,皆是其雜家式的吸收對象。不過這離開文革主題比較遠,屬於另一個研究範疇了。但研究文革歷史的人,必須記住1956年是中國政治思想急轉彎的開端。(下篇)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6月17日《明報》觀點版 文革 文革五十年

詳情

當毛澤東遇上六四事件

各位讀者見到上面這個標題,大概十居其九都會先入為主地以為筆者嘩眾取寵,居然在一份著名的知識分子大報上惡搞穿越,玩弄歷史,欺騙世人,應受唾罵,對吧?不過筆者相信只要論據充分,何妨暫時拋開正統史學,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基礎上,多角度分析研究爭議性問題,擺脫沉悶的線性思維,為血腥沉重的血淚史注入一點活力與新養分,相信反而有助於回過頭來,進一步看清主流歷史的對與錯。這總比因為27年前那段歷史太沉重血腥,認為與身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缺乏興趣繼續關注,從而令當權者鬆一口氣,要來得有意義吧?「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對於陸續有人一朝得志,忽然忘記,又有人不斷宣揚,要求新世代主動跟27年來偉大的民間抗爭運動及其歷史切割,不應再用傳統無意義的方式悼念民主先烈,以此作為世代交替先進性的標誌,來彰顯其本土自主意識的獨特,那請先讀一讀上述兩位先哲的金句,再從普世價值和人類良知的角度,獨立分析、撫心自問,自然就不會人云亦云。今年是毛澤東去世及其領導的文革結束40周年,而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發生在這之後13年。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兩者當然不可能在同一時空中相遇,由毛澤東決定這場自發民主運動的結局。但不妨從毛的性格及其講過、做過的事,去研究毛、鄧二人,在對待群眾運動時的手法,到底會否相同?毛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2015年4月24日,筆者在本報神州論壇〈牢記六四 毋忘四五〉一文中,已簡介了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中,毛澤東只是下令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負責清場行動。面對200多萬聚集民眾,官方只動用1萬名首都工人民兵、3000名民警、1600名北京衛戍區步兵。以銅頭皮鞋、皮帶、木棒作武器,抓獲388人,拘捕了其中十分之一人,打傷了數百人。其間沒有人帶槍,當然由始至終未開一槍。這是偶然的嗎?非也,早在1950年代反右運動,其實已提前反映出毛澤東將會在19年後結束事件的底線。他當時的講話就是最好的證據。1957年1月毛在內部講話中曾警告說:「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作者按:筆者在去年4月3日本報神州論壇〈段祺瑞侄孫(六四)被殺 成大時代縮影〉一文,已嚴肅否定了這一以訛傳訛的主流說法),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這段話清楚表示毛尚有自知之明,十分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從此威信掃地。他認為黨外勢力就是要逼他走這一步,所以絕不能上當。還有沒有更早的證據呢?當然還有。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在《炎黃春秋》前社長杜導正所著《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有云:「1990年9月27日上午,蕭克一位秘書對他說,去年六四時,蕭克等7位老上將上書中央,反對開槍鎮壓。那時我們在蕭克身邊,七上將上書後,仍有幾位上將來電要簽名。我們答:你們自己上書吧。蕭克在旁補充說,王平也上書了,是單幹。他說,事後李先念給張愛萍打電話,說國家已到生死關頭,不開槍不行。張愛萍答:我沒感到什麼生死關頭。以後王震打電話給張愛萍批張上書事。張答:我是接受歷史教訓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老百姓哄搶我軍繳獲的軍用物資。我們急電中央,請中央指示能否開槍。毛主席答:你們這是要中央承擔開槍的責任,辦不到!要不要開槍?你們自己決定。這位秘書說,蕭克上書後,心情非常沉重。6月3日夜聽到大街上槍聲大作,蕭克難過地說:這下完了!以後兩餐飯吃不下去。」這一段既有歷史,又有歷史中的歷史精彩內容,進一步把毛在建國後反對動用軍隊向人民開槍的歷史加以旁證,並把時間再前伸到約1948年建國之前。為什麼他在這一點比鄧小平英明?也比鄧小平害怕呢?原因在於毛的封建帝皇思想比鄧嚴重得多,對中國歷史認識也深刻得多,至死前仍在看《明史》、《二十四史》,自然明白中國歷史遍佈農民起義,明白農民這樣的水能載中共的舟,亦能覆中共的舟,所以才不敢向人民開槍,更遑論動用坦克了。精於借刀殺人 更具封建色彩但毛不直接開槍,卻精於借刀殺人,文革中發動工農和學生鬥垮官員、知識分子和右派,更具有封建色彩。故此兩人處理群眾運動孰優孰劣,實無從說起。只能說毛若能活到六四,天安門應該真的不會死人,但事後大規模監禁、批鬥、勞改,情况不一定更好。至於傳聞雨傘運動中,當局沒有開槍的原因,其實上面已多少能找到答案。不過如果勇武抗爭是把成功寄託在這樣的浮沙之上,只能說太天真太儍。還是那一句,要抗爭就要知己知彼,先好好學習中國古今歷史吧。自以為跟歷史劃清界線,文革早已發生過,結果就是被毛澤東利用了10年。希望下一個10年不會這樣。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1日) 六四 毛澤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詳情

當毛澤東遇上六四事件

各位讀者見到上面這個標題,大概十居其九都會先入為主地以為筆者嘩眾取寵,居然在一份著名的知識分子大報上惡搞穿越,玩弄歷史,欺騙世人,應受唾罵,對吧?不過筆者相信只要論據充分,何妨暫時拋開正統史學,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基礎上,多角度分析研究爭議性問題,擺脫沉悶的線性思維,為血腥沉重的血淚史注入一點活力與新養分,相信反而有助於回過頭來,進一步看清主流歷史的對與錯。這總比因為27年前那段歷史太沉重血腥,認為與身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缺乏興趣繼續關注,從而令當權者鬆一口氣,要來得有意義吧?「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對於陸續有人一朝得志,忽然忘記,又有人不斷宣揚,要求新世代主動跟27年來偉大的民間抗爭運動及其歷史切割,不應再用傳統無意義的方式悼念民主先烈,以此作為世代交替先進性的標誌,來彰顯其本土自主意識的獨特,那請先讀一讀上述兩位先哲的金句,再從普世價值和人類良知的角度,獨立分析、撫心自問,自然就不會人云亦云。今年是毛澤東去世及其領導的文革結束40周年,而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發生在這之後13年。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兩者當然不可能在同一時空中相遇,由毛澤東決定這場自發民主運動的結局。但不妨從毛的性格及其講過、做過的事,去研究毛、鄧二人,在對待群眾運動時的手法,到底會否相同?毛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2015年4月24日,筆者在本報神州論壇〈牢記六四 毋忘四五〉一文中,已簡介了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中,毛澤東只是下令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負責清場行動。面對200多萬聚集民眾,官方只動用1萬名首都工人民兵、3000名民警、1600名北京衛戍區步兵。以銅頭皮鞋、皮帶、木棒作武器,抓獲388人,拘捕了其中十分之一人,打傷了數百人。其間沒有人帶槍,當然由始至終未開一槍。這是偶然的嗎?非也,早在1950年代反右運動,其實已提前反映出毛澤東將會在19年後結束事件的底線。他當時的講話就是最好的證據。1957年1月毛在內部講話中曾警告說:「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作者按:筆者在去年4月3日本報神州論壇〈段祺瑞侄孫(六四)被殺 成大時代縮影〉一文,已嚴肅否定了這一以訛傳訛的主流說法),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這段話清楚表示毛尚有自知之明,十分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從此威信掃地。他認為黨外勢力就是要逼他走這一步,所以絕不能上當。還有沒有更早的證據呢?當然還有。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在《炎黃春秋》前社長杜導正所著《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有云:「1990年9月27日上午,蕭克一位秘書對他說,去年六四時,蕭克等7位老上將上書中央,反對開槍鎮壓。那時我們在蕭克身邊,七上將上書後,仍有幾位上將來電要簽名。我們答:你們自己上書吧。蕭克在旁補充說,王平也上書了,是單幹。他說,事後李先念給張愛萍打電話,說國家已到生死關頭,不開槍不行。張愛萍答:我沒感到什麼生死關頭。以後王震打電話給張愛萍批張上書事。張答:我是接受歷史教訓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老百姓哄搶我軍繳獲的軍用物資。我們急電中央,請中央指示能否開槍。毛主席答:你們這是要中央承擔開槍的責任,辦不到!要不要開槍?你們自己決定。這位秘書說,蕭克上書後,心情非常沉重。6月3日夜聽到大街上槍聲大作,蕭克難過地說:這下完了!以後兩餐飯吃不下去。」這一段既有歷史,又有歷史中的歷史精彩內容,進一步把毛在建國後反對動用軍隊向人民開槍的歷史加以旁證,並把時間再前伸到約1948年建國之前。為什麼他在這一點比鄧小平英明?也比鄧小平害怕呢?原因在於毛的封建帝皇思想比鄧嚴重得多,對中國歷史認識也深刻得多,至死前仍在看《明史》、《二十四史》,自然明白中國歷史遍佈農民起義,明白農民這樣的水能載中共的舟,亦能覆中共的舟,所以才不敢向人民開槍,更遑論動用坦克了。精於借刀殺人 更具封建色彩但毛不直接開槍,卻精於借刀殺人,文革中發動工農和學生鬥垮官員、知識分子和右派,更具有封建色彩。故此兩人處理群眾運動孰優孰劣,實無從說起。只能說毛若能活到六四,天安門應該真的不會死人,但事後大規模監禁、批鬥、勞改,情况不一定更好。至於傳聞雨傘運動中,當局沒有開槍的原因,其實上面已多少能找到答案。不過如果勇武抗爭是把成功寄託在這樣的浮沙之上,只能說太天真太儍。還是那一句,要抗爭就要知己知彼,先好好學習中國古今歷史吧。自以為跟歷史劃清界線,文革早已發生過,結果就是被毛澤東利用了10年。希望下一個10年不會這樣。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6月11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毛澤東

詳情

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1956年

上文簡單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共頭兩次黨內鬥爭史。雖然其規模及殘暴程度跟文革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不過那種敵我不分、真假不分、善惡不分、人鬼不分、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邪惡種子,當時就已播下,到建國後遇到更適合的政治土壤,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快速蔓延全國。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到1966年文革之間,除了1950年代初的鎮反、三反、五反等針對舊政府黨、政、軍漏網人員,即所謂反革命分子的全國性抓捕工程外,僥倖未擴展成為全黨、全國、全軍、全民的瘋狂政治運動。然而文革的思想源頭,正是在國共內戰開始的1946年,與文革開始的1966年之間,即1956年不幸萌芽了。事情的發生,要進一步追溯到反右運動之前的蘇聯及東歐集團。今年正是這一影響全球社會主義陣營的一系列大事60周年,可惜人們普遍都忘記了,以致只知文革不問源頭,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探索精神。因為歷史從來都是環環相扣的,切忌割斷之間的聯繫,孤立地去做表面文章。1956年2月24日晚蘇共二十大秘密會議,中共代表團並未參加。會後不久西方傳媒開始披露內容,3月10日《紐約時報》陸續刊登全文,新華社馬上翻譯,中共才發現一場政治大地震來臨了。一周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10人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國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毛當時反應不像後世研判,而未對此持完全否定態度。據吳冷西回憶,毛雖未閱畢全文,但初步定調兩點:一是指揭了蓋子,即揭露了蘇共及斯大林諸多弊端,有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此是好事;二是捅了漏子,指內容及方法上過了頭,有嚴重錯誤,用現在的政治術語就是政治不正確,那當然是壞事了。由此可知,毛此時的心態是喜憂參半,這跟後來反右運動開始時心態很相似,思路亦有連貫性。換個角度,這亦反映了毛對斯大林的內心想法:雖然厭惡,但絕不能在黨內否定,更遑論黨外了。所謂對領袖功過「三七開」、「六四開」等黑白二分評價,逐漸由評價斯大林開始形成。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 刺激毛澤東由1956年開始這種傳統,就一直延續到中共至今對毛的歷史評價,以及對鄧小平的評價。亦要注意自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後,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對黨內重臣疑神疑鬼的想法: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這些在黨內外足以功高震主的左右手,全部都是被他處處防範的「中國赫魯曉夫」,分別在反右和文革受到毛的迫害。按毛的思路和心態去理解,他們主要被視作應該打倒的類別之一: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即使劉少奇表面罪名是「叛徒、內奸、工賊」也罷。總之生前畢恭畢敬、死後可能全盤否定的黨內隱患,都必須在他生前剷除。可笑的是在斯大林眼中,毛澤東同樣是當時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半個鐵托或準鐵托」,即半個修正主義或準修正主義分子罷了。毛初期這種對蘇共秘密報告相對溫和、有條件地接受的態度,反映在同年4月〈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後來被解讀為「引蛇出洞」的「雙百」學術方針。但同年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已依稀可見其心態逐漸發生了轉變,這中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大事?對毛帶來了哪些更恐懼的思想衝擊?使其政治態度由相對開明、局部接受否定斯大林,變成完全不能接受?其對文革又提前埋下了哪些影響深遠的種子呢?(中篇)原文載於2016年5月29日《明報》觀點版 毛澤東 中國 文革五十年

詳情

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

5月16日,一般認為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黑色日子。這源於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亦即歷史上臭名昭著、俗稱的「5.16通知」。雖然在歷史學界,對這一天應否被視作文革的開端,目前仍然存有爭議,不過已取得多數共識已是不爭的事實。文革及之後半年澳門所發生的「12.3事件」,也成為了翌年香港「六七暴動」的推手及前奏。今日香港政壇一些仍然活躍的建制派大佬,亦即當年的造反派、港式紅衛兵,對此應該不會健忘吧?對這一天的印象應該特別深刻吧?所以要清楚今日港事的來龍去脈,讀者諸君又怎能不多認識文革的根源呢?中國處「亞文革」狀態了解歷史,才能更好地建設未來。目前兩岸關係面臨倒退、中外關係空前緊張、北京打壓港澳民主政制發展無所不用其極,是由於中國已再一次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處於「亞文革」狀態,是由於40年來對文革清算不徹底所致。今日要爭取民主,不能再以硬碰硬,而是要知己知彼,必須先了解中國現代史。要了解中國現代史,必須要了解中共。要了解中共,最好的反面教材就是文革了。今年合該是多事之秋,既是鄧小平等中顧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八老,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八六學潮30周年;也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及文革結束40周年,林彪事件45周年等等。當然還包括了下文所講到一段更早期的黨史。這當中都或多或少脫不了跟文革的直接或間接關係,而文革的思想根源到底又來自何處呢?記得當時最高官媒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流傳甚廣有一篇文章,名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而要了解文革的邪惡思想是從哪裏來,就必須先追溯到中共自己都不知道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還是流寇時期的艱苦歲月了。延安文藝批判 奠定鬥爭模式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要追本溯源,遠因乃是中共內鬥內行、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叢林獸性本質使然。早在南昌暴動3年後的1930年,毛澤東還未上台,王明在中央蘇區即江西瑞金根據地,就引進和活學活用斯大林在全國「肅反」的紅色恐怖統治模式。借口「清查AB團」,發動第一次打擊異己的殘酷政治運動,濫捕濫殺無辜首開中共特色暴政先河。抗戰進入相持拉鋸階段的1942年,滿腹經綸的毛澤東不思全力抗日,卻一方面思量如何加快與日軍的秘密談判,企圖進一步借日軍之手削弱國民政府,與國軍製造更多的小摩擦並擴大地盤、擴軍備戰,另一方面又把矛頭指向黨內。毛澤東親自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作為導火線,首次引爆對王實味等文藝界的批判,並進一步把目標轉向黨內高層,鞏固了自己的權力,清除了異己,埋下了個人崇拜的基因,奠定了日後黨內政治及權力鬥爭的基本模式,亦為建國後中共推行反右及文革等政治運動所全盤繼承。這方面的研究論述,首推高華先生的出色遺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文革的遠因,已有中外公認權威性的清楚說明,筆者就不在此班門弄斧了。(上篇)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文:黃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