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力爭真退保 拒絕背書假諮詢

180名學者於2015年11月17日在《明報》發表了〈「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方聯署聲明〉,強烈要求扶貧委員會將「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納入退休保障諮詢文件,讓市民能對不同的退休保障方案有全面的認識以及能有真正的選擇。然而,扶貧委員會最終於12月22日發表了《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諮詢文件,文件並沒有將學者方案納入諮詢範疇之內,反而以龐大的開支恐嚇市民,並偷換概念將全民退休保障方案的「供款」變成是「徵稅」,而避談不同方案的籌資安排。文件有強烈的預設立場,並非為市民提供一份詳實及平衡不同觀點的文件,顯示政府無意真正引領市民進行真正的討論,只作門面的假意諮詢。所以參與聯署的學者們決定不參加政府主辦的諮詢活動,拒絕為政府的假諮詢背書。「惠及全民」制度 長者生活無後顧之憂香港需要一個「惠及全民」的長者生活保障制度。這正如香港有「惠及全民」的公立醫療制度以及公立教育制度一樣,學者建議成立「全民養老金」,旨在為香港所有的長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令長者免於擔心自己的積蓄會坐食山崩,又或子女會無力供養。長者能每月獲取基本的養老金,使其生活無後顧之憂。其要點如下:(1)全民性:所有年滿65歲及以上的香港長者,毋須資產及入息審查,均合資格領取。計劃可「惠及全民」,以體現長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每位香港長者的基本權利。對於有人提出全民性計劃是向富人派錢的說法,新計劃可參考現行領取高齡津貼的做法,合資格的長者需主動提出申請。(2)基本保障:以2016年計,每月領取的金額為3500元,其後金額按通脹調整。有關水平是參考了民間團體對全民養老金水平的計算及由2013年至今的通脹。(3)即時生效及開始儲蓄:由2016年開始供款,並即時向合資格長者發放全民養老金。愈早實行有關政策,愈能發揮這計劃的集體儲蓄功能。這計劃不是西方社會所通行的「隨收隨支」(pay as you go)計劃,而是世界銀行所支持的「部分預籌款項」(partially pre-funded)計劃。利用人口未完全老化的黃金機會,實行籌資以應付未來人口更老化階段的資金需要。(4)三方供款:政府將現行社會保障開支(包括長者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按老人人口增長率注入計劃。勞資雙方現行每月的強積金供款各減為2.5%,同時為新計劃各供款2.5%。現行強積金戶口中的結餘保留在個人戶口毋須注入新計劃。這三方供款安排及比率,並不會額外增加勞、資、官三方的供款壓力。只是更好運用現時勞資雙方在強積金的供款以及政府在社會保障有關老人生活保障的開支。(5)政府責任:由於政府延誤計劃實施日期,應補償自2013年至今的累計基金,所以應要在2016年為計劃注入1000億元的種子基金。政府已經為實行退休保障預留500億元基金,我們的方案只需政府在2016年一次過多撥出500億元便能令方案財政可持續。(6)大企業責任:大企業應對現行已經退休的長者有更大的承擔,盈利超過1000萬的企業每年繳納的利得稅應額外增加1.9%以注入計劃。現時的長者長期為香港的繁榮作出貢獻,而當中最大的得益者為現時香港的大企業,大企業較中小企應承擔更大支付全民養老金的企業社會責任,以體現公平和公義。按學者方案的推算,在2016年全民養老金的支出為495億元,收入為1709億元,首年結餘為1213億元(註)。到2036年全民養老金的支出首次超出收入0.6億,將由2036年3146億元結餘支付。到2062年,當年開支超過收入93.5億,但有關赤字隨着長者人數下降而減少,至2064年赤字減至91.2億,而全民養老金的結餘仍有1682億。上述數字是按政府2015年9月份人口推算2015至2064年的老人人口及勞動力人口,我們相信若政府的人口政策有效,勞動力人口數字將較政府的預算為高,全民養老金將會有更高的結餘。所以不會出現所謂「爆煲」的情况。勿只討論政府既定議題諮詢文件不單沒有納入學者方案,更誤導市民將全民養老金的「供款」變成是「徵稅」,以大幅加稅的後果來恐嚇市民不要接納全民退保制度。學者對政府弄虛作假的諮詢嚴重不滿,所以拒絕參與,拒絕為將來不合理的退休保障政策背書。我們呼籲市民不要被政府諮詢文件所誤導及恐嚇,不要只討論政府既定的議題例如8萬元的資產審查水平是否合理;反而要細緻認識全民養老金的民間方案,若認為值得支持,要大聲發聲及參與行動,向政府宣示民間的共識和力量。要求本屆政府懸崖勒馬,把握最後黃金機會,在任期內承諾推行全民養老金。註:由於億後小數點後的數字按四捨五入原則計算,所以結餘的整數會按此調整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月5日《明報》觀點版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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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洪:評2015施政報告——政府弱得只剩下錢?

特首梁振英發表任內第3份《施政報告》,分別以「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來回應民主、經濟及民生。在民主發展方面,民間對梁在施政報告中有關政制及民主方面,不會期望梁會有重大的立場改變,遵奉《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原則不變的主調,並未能為解開政治死結及增加政府認受性,大家基本沒有期望,所以亦談不上失望。在經濟發展方面,主要內容仍是環繞金融、專業服務、高增值航運,創新及科技,解決爭議服務等行業,大部分只對高學歷、高技術及高人工的人士有利,對於較多低學歷、低技術及低人工的行業如旅遊、餐飲、物流、零售以至創意產業並沒有任何新的發展建議。未來經濟發展策略及格局,仍會延續香港過去金融及房地產獨大的局面,經濟多元化遙遙無期。有關發展未能解決香港經濟二元化,為低薪、低技術工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對於施政報告中了無新意的經濟發展策略,市民對出身於商界的梁振英表示失望。在民生方面,原先大家估計,政府為提高低落的民望會在民生問題方面有所作為及建樹,對於退休保障、房屋及青年發展等作出具體的改善,亦是事前政府吹風的重點。可惜,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我們看不到政府在民生問題上有具體的措施和方案去回應市民的訴求,政府只能動用財源,成立這樣及那樣的基金,顯示政府回應及解決問題的「誠意」,但沒有具體的政策、措施及細節,令人質疑政府是否有決心及能力去解決相關問題,還是以公關手法去平息市民對民生問題的不滿。在退休保障問題,梁表示認同應改善有需要的市民在退休後的生活保障。為突顯決心和承擔, 政府預留500億元。但對於周永新教授團隊所建議的「免審查、全民劃一金額」的老年金建議,政府表面沒有質疑,但行文則表示社會有相當多意見反對任何免審查方案,認為資源應投放在最有需要的長者,以及提出計劃的財務可持續性及誰來付鈔等問題。雖然以社會人士意見作口實,但似乎這是政府本身的立場和看法。基於否決周教授的「全民老年金」建議,希望回到改善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的方案,才是政府背後的立場,這亦是為什麼周教授報告提交後,政府遲遲未作回應,要等現在才決定在2015年下半才開始諮詢的原因。其實,只要是有心的市民或官員細心閱讀及分析周教授團隊提出的論據及分析,就知道就全民性、可持續性及誰來付鈔的問題,周教授以及其他團體提出的方案已經有詳細的數據和分析。正正是民建聯及新民黨提出,單靠政府稅收來支付有審查的改善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的方案,財政上政府的負擔最重,反而是財政上最不可以持續,反而,有勞資官三方供款的社會保險全民養老金方案財政可持續性較強。 全民退保是政治問題政府提出的有關問題,在研究報告中其實經已有詳盡的答案,所以筆者再作另外的研究或分析對現有周教授的研究報告並不尊重,若政府不同意報告有關分析和結論,應提出自己的數據和分析,不應在假借市民之反對來作拖延之舉。實際上現時退休保障要實施全民老年金,關鍵是商界的反對意見,尤其是金融及保險界擔心失去管理部分強積金的利益,所有現時推行全民退保制度不是一個技術及可行性的問題,而是一個要處理不同界別利益、不同立場的意見的政治問題。面對商界有可能出現的反對意見,政府並沒有管治意志、方法和技巧,去作出游說或影響,只能用一空泛的諮詢來回應民間多年的訴求。並未有具體的方向希望可以達成社會老人人口大增,個人長壽風險大增的問題。政府並不是指定500億為未來實行全民退保制度的種子基金,很可能只是用來改善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空有基金,缺乏管治的意志、方法和技巧,難道特區政府弱得只剩下錢?單靠「誠意」,並不足以轉變民心。作者是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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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洪:雨傘運動是什麼?不是什麼

雨傘運動是民主覺醒運動不是革命;這運動要求個體自主,不是要求香港獨立;它是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不是無政府主義;雨傘運動力量是源自市民大眾,不是外國勢力影響;它是能動者的覺醒,不是由螺絲釘組成的群眾運動。雨傘運動最重要的是一場價值反思的運動。雨傘運動是民主覺醒運動不是革命。運動最成功之處是促進參與者的民主意識覺醒,學生及市民在意識覺醒後,透過集體討論及集體行動,繼而去思考及建設香港應有的民主政治制度。雨傘運動的組織者及參與者並沒有意圖和行動去推翻或取代現政府;而且絕大部分運動參與者均恪守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基本沒有暴力推翻政府的傾向,所以雨傘運動跟傳統革命和顏色革命性質基本不同。例子1:雖然運動中參加者提出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但學聯最後願意與林鄭月娥談判,可見學生並不是要全面否定現政府,現時仍希望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分歧。例子2:有學生表示就算梁振英下台而政治制度沒有實質的制度轉變,亦不會接受而退場。所以學生要求不是現行官員問責下台,如外國顏色革命的改朝換代,由一群精英替代另一群精英。參與者的要求正正是朝向制度的「建設」,而並不是「革命」急風暴雨式的「破壞」。雨傘運動是要求個體自主,不是要求香港獨立。雨傘運動強調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實踐「命運自主」。強調個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是後現代主義、後物質主義的新社會運動特色。運動強調要反思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這亦導致運動參與者有「沒有大台」、「沒有領導」、「××××不代表我」的表述。雨傘運動明顯帶有後現代社會運動「眾聲喧嘩」、「多元文化」的特色,運動的主調是有強烈個體的傾向,並不是一個統一的集體。運動的參與者對中國的態度及立場非常紛紜,有支持民主回歸、有支持一國兩制、亦有支持本土自主等等,處於中港關係的政治光譜相當不同的位置。然而,要求「香港獨立」,並不是大部分參加者的共識和要求。例子:學聯每每被本土派如陳雲等人批評為「左膠」,被指分裂本土運動,要下地獄云云。這正正表示學聯與大部分群眾並不支持香港獨立。雨傘運動正在實踐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並非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况。在金鐘的雨傘廣場,我們看到的是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學生不單管理和分發由市民捐來的物資,更主動分類收集垃圾,開設自修室。廁所中亦有義工長駐做清潔及提供用品。整個廣場是一個由公民社會自發管理的社區。透過自我管理的過程,公民之間建立了信任、規範及信息。這不是嘉年華會,也不是無政府主義的亂局,而是高質素公民共同生活,接近烏托邦式的社區。公民之間彼此團結、互助、共享、分擔。無外國或境外勢力影響雨傘運動力量源自市民大眾,並無外國或境外勢力影響。運動最大的資源是人數和民心。每一個市民帶兩支水來,或捐20元,而且是每兩三天來一次的話,物資站便有源源不斷的水供應,而且不是留守的學生和市民,飲的是自己帶來的水。物資站的水自覺是留給留守的人。運動的物資便是靠小市民捐助而不是依靠外來勢力的支持。運動的持續性及生命力是源自它是一場全民參與的公民運動,得到廣大的市民大眾支持。所謂運動持續及資源多證明有外國勢力影響只是抹黑的伎倆,並無實據支持。例子1:朋友A去中環雜貨店買大量掃把,捐給在金鐘現場做清潔的義工,在舖內她遇到一個年輕人也是去買掃把,店主一問知道是支持金鐘的,便二話不說給八折優惠,A更邀請年輕人一起搭的士,讓他省一點交通費。例子2:學生B有一天太晚要回中大,沒有港鐵,要坐的士,由於現金不夠,到中大時跟的士司機說要叫同學拿錢下來。司機也是二話不說:「同學,你拿回錢,錢可以下次再用,這是我一點心意支持運動。」雨傘運動是能動者的覺醒,不是由螺絲釘組成的群眾運動。「命運自主」所強調的是個人的自主及主體性。這亦是社會學在能動者(Agent)與結構(Structure)的二元辯證關係中所強調能動者的角色與功能。能動者既是結構的一部分,但亦是改變結構的動力所在。當大量的年輕人及市民自己主動及自動在運動中去尋找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工作以及思考自己可作出的貢獻。她/他變成了一個自動、自發、自主的主體。她/他所迸發出的光芒,絕不單是運動中一個被領導、被誤導或被控制的螺絲釘所能比擬。例子:同是在佔領,同是在堵路,當你看看在雨傘廣場各參與者自信及陽光的面容,與在《蘋果日報》報社門口圍堵報紙出版的帶備口罩、低頭、避望鏡頭的「群眾」相比,便知到社會運動中「能動者」及「被運動者」的重大分別。最後,雨傘運動更重要的是一場價值反思的運動。是次社會運動最大的變革不在於制度或結構的轉變,而在於民心的轉變,在於公民的民主意識覺醒。參與者並沒有徹底揚棄舊制度、舊生活。 每天早上,從帳篷走出來,她/他們會換回上班及上學的服飾,繼續上班或上學。他/她們並不要頭破血流的革命。只想守護現時爭取回來的實質及心靈空間。參與運動之後,每名參與者的心境、價值不同了。這價值反思會引起對自身、對社群、對政策、對香港進一步的反思和行動。能動者很可能再不會孤單。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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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洪: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 ——回應「民主回歸派」落幕的說法

蔡子強在《明報》提到他在8月31日晚上舉行的集會看到我和一群學者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蔡說看到我在台上「一臉黯然」,他覺得心酸。其實當日參加集會的學者神情都有點肅穆,當天集會中間下了一場大暴雨,黑雲籠罩着維港上空,天氣加上政治的低氣壓同樣令人窒息。大家不禁要問「香港民主,究竟路在何方?」對我肅穆的神情,蔡子強的解讀是「那不單是黃洪,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蔡在事前或事後並沒有找我談過我的心境。若說這是他對我的解讀,倒不如說是他對我們這一代曾於1980年代參與學運中人的情感投射。而民主回歸派已經落幕的說法,近日亦不斷出現。若落幕是指一個時代過去,我可以接受;但若說我們「一代人的理想已經幻滅」,則有可商榷之處。 民主回歸「派」成一派嗎?我和蔡均曾先後於80年代在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擔任職位。我是第13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外務副會長,而蔡是第16屆副會長及17屆會長。蔡表示我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其實我對當年學生會致信趙紫陽,以至更早的時候以個人身分去機場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示威,我只是覺得做了一個青年學生應該做的事。事前或事後我不覺得我們做了什麼大事,也很少以「民主回歸派」的中堅自居。我相信,就算我們不去發聲,歷史的軌道不會有什麼大轉變,中國最終仍然會收回香港。香港回歸肯定不是由所謂「民主回歸派」一兩次示威或致信所促成。我們一群大學生沒有這個企圖,亦沒有這個影響力。我對蔡子強對「民主回歸派」的說法,大部分表示同意,但亦有小部分,但可能是非常核心的部分並不同意。首先,蔡用「民主回歸派」來概括這一代人。「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蔡子強再指出「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讀到這裏,我基本同意蔡子強上述的論說——支持「民主回歸」的這一代,對中國是有感情、有承擔的一代,希望香港與中國能在民主發展路一起往前走。蔡接着指出:「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雖然蔡子強已表明這是「民主回歸派」中的一些人有上述立場,但我相信這主要是蔡子強及認同「中間溫和協調」路線的朋友的看法,並未能全然反映這一代人的不同走向。其實,我認為「民主回歸派」這個說法有基本問題。因為參加過80年代學運的一代,在六四事件之後,對中國的看法或對「民族」原則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分歧,所以根本未能稱得上為「派」。 這批人當中有羅永生對民族立場的反思和批判,認為香港要去完成「未完成的解殖」;有羅沃啟以普世價值的人權標準來守護香港,反對中國任何不合人權標準的干預;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亦有像蔡子強、馬嶽集中研究香港的政治發展,也有葉建源成為泛民派的立法會議員。此外,在這批人當中亦有人成為建制派,如張家敏成為政協代表而梁美芬則成為立法會議員,並一再為中央的做法護航。80年代學運的一代,過往共同的經歷,以及過往共同樸素的民族感情,也不能說無法識別出一群人來,所以有「派」。但是,這些人後來對中國有不同的認識、反省、立場,以至行動。可以說,這一代人基本在六四事件之後走上各自的道路,「派」不成「派」。若真的要說出現「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其實早於六四事件後便完成了。 幻想,不是理想,破滅六四事件之後,我已經向自己說要放棄一些幻想。中國政情的狀况,以至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更令我決心要放棄自80年代中期對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的幻想。對於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我絕不是理想幻滅,而是幻想破滅。理想與幻想雖一字之差,但非常關鍵。在過去25年,我的3個幻想逐一破滅。我的第一個幻想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能夠茁壯成長,帶領中國走向正面的政治改革,令中國人享有民主、法治與自由。可惜胡耀邦、趙紫陽兩位較開明的領導人,先後被打壓與被迫下台。之後「胡溫新政」談到政治改革,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一年復一年、一屆復一屆,黨內健康力量茁壯成長變成鏡中花、水中月。中國政治改革也顯得遙遙無期。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令我放棄幻想,知道香港和中國要有民主,不能寄望共產黨內健康力量的成長。因為,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缺少真正民主制度去監察及制衡掌權者,健康力量根本不能成長。第二個幻想是中國為了讓香港的「一國兩制」向台灣作示範以達成和平統一,所以中央對香港不會作太過分的干預,起碼要維持表面的「兩制」。可是,澳門回歸後的政治格局,以至服貿協議中大陸與台灣的互動,充分顯示大陸藉經濟手段以達到操控政治的目的,無論在港、澳、台均已經愈來愈熟練。內地政府已經毋須作出要盡力保留香港「兩制」的表象,也不需要香港作為示範,而是直接與台灣的政府與群眾互動。中國不用香港對台灣作示範,不是不知道會嚇怕台灣人;而是維持「不統不獨」的局面不單是對台灣的最佳選擇,亦同時是對中央某部分鷹派也是最好的選擇。可以說,有戰爭的可能性而不是步向和平統一,更符合鷹派的利益。第三個幻想是中央會逐漸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並不是要由「資本家專政」、並不是在政治制度和運作都要以保障資本家的話事權和決定權為先。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及社會快速發展的原因,並不是由於資本家話事當權,而是由於權力分散、不同階級的意見和利益可以交換和調和,避免出現嚴重的階級衝突,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得以再生產;分享政治權力才是社會整體利益所在。人大常委對政制改革的落閘,恐怕不單是表面上所說,怕會有不愛國不愛港的人做特首。而是由於更深層原因,是怕出現讓資本家不放心的人做特首;這才是為什麼提名委員會要沿用選舉委員會組成的真正原因。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已清楚傳遞了上述信息。實際上,這已不單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和位置問題。30年來香港資本組成最大的變化是國內不同的壟斷資本已經進駐香港;現時國內壟斷資本不單在經濟上與香港壟斷資本合作,更要在政治上合謀,希望持續地掌控香港的政治權力。中央政府、香港本地資本及在港投資的內地資本實在置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害怕失去現時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為他們所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害怕分享政治權力。幻想破滅,才能放下包袱;抹乾眼淚,方可重新出發。我們這一代正正認識到民主是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不能等待有權者良心發現而削去自己的特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資本家唯利是圖、力求保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已經愈演愈烈。以上種種,必須要靠民主制度的建設來減輕其負面影響。雖然幻想破滅,但我們這一代對在香港實踐民主的理想,不敢忘記,不想忘記,也不會忘記。在8‧31集會,我最感動的時刻是集會結束,與會眾一起唱Beyond的《海闊天空》。歌聲響起「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時,我已熱淚盈眶。幻想或破滅,民主理想未敢忘!作者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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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洪﹕坊間對終審法院裁決的誤解

 2013年12月17日終審法院裁決2004年政府將申領綜援的資格由居港1年收緊至居港7年的做法是違憲的,有關政策改變違反了《基本法》第36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這是5名終審法院法官的一致判決,判辭中詳細論述了判決的理據。 可惜,很多市民包括年輕的網民,並未用心細讀有關理據,便只根據在網上及傳媒的片言隻語,便作出負面的評價,甚至是攻擊性的言論。亦有些言論認為法院的判決會進一步加深中港、本地與新來港人士之間的矛盾。 首先,我認為法院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不單將錯誤的行政措施改正回正軌,更重要的是彰顯了公義,法院為弱勢社群守護了其《基本法》所保護的權利,也不會害怕行政機構以及市民的不滿。法官的判決亦維護了人權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所以我請大家細細閱讀判辭,才作出合理的回應。 判決的主要理據是要根據《基本法》第1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而作出。要修正或限制第36條所保障的權利,必須有合理的社會目標及不能過分限制原有的應保護的權利。而政府2004年的修正並不符合這標準,所以被判敗訴。判辭亦一一細談國際人權公約及酌情權的問題,對香港日後的福利行政有重要指導作用,值得一一細閱。 很多人擔心有關判決會大幅增加新來港人士的福利,以致大量吸引他們來港。法院在判辭中經已明確指出,由於綜援制度所保障的是「基本生活」的維持,是基本人權,有關判決不涉及其他生果金或公屋福利,以至投票等政治權利,其實不同的政策可要求受惠市民有不同的居港年期,沒有原因要一定訂在7年的界線,要視每項政策的目標而定,這亦是法官所強調。且,最後單程證的限額經已有所規定,新來港人士的數量不會因所謂福利吸引力增加而增加。 法院的判決會否增加中港矛盾及本地與新來港人士之間的矛盾,這不應是法院考慮的理由,我反而覺得法院的判決給我們上了憲法的一課。在社會中我們與不同社群交往,都應採取包容的態度,每個人在不同時空、不同處境都有機會成為弱勢社群,學會人人平等,學會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社會的分歧和矛盾才會化解,而不是避而不談,矛盾就會解決。 有關終審法院對政府收緊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居港年期作出違反《基本法》的判決,無論是傳媒或坊間均有很大誤解,基於這些誤解,市民得到錯誤的印象,並做出錯誤的判斷,實際上有關分析並無事實根據,只是基於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的看法。 ●誤解一:是次判決會影響到非永久居民可以使用綜援之外的其他福利,尤其是公屋。 例子: 「這不僅僅是對非永久居民在綜援上鬆綁,而且會影響到對非永久居民在其他福利包括申請公屋的限制。公屋一般輪候都要3年以上。一旦非永久居民以《基本法》第36條再起訴訟,有這次綜援裁決作先例,將很容易勝訴。」(《蘋果日報》2013年12月18日,李怡) 「終審法院裁定港府現行規定居港滿7年方可申請綜援的政策違憲,新移民只要居港滿一年便可申請綜援,下一個被挑戰的可能是同樣有居港滿7年限制的公屋申請政策。」(東方報業民意調查,2013年12月23日) 法官在判辭第43段指出,是次判決將綜援的領取資格由1年增加至7年的限制是違反《基本法》第36條的規定,是基於The restriction will only be held to be disproportionate if it is manifestly without reasonable foundation,意即引用《基本法》第36條指出原有福利是否受到過分的限制的主要準則,在於「有關限制過大而缺乏理據基礎」。 而引用《基本法》第36條來評定政府的福利政策改變有否違憲,第一個條件是這福利政策是限制了有關福利。 現實上,香港申請公屋的資格在1997年前要求「在配屋時,大部分(包括申請人)家庭成員必須在港住滿 7年」,簡單來說,若4人家庭要求至少有3人居港滿7年,3人家庭要求至少要有兩人居港滿7年。在1999/00年度,有關要求改為「在配屋時,申請書內至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包括申請人)須在港住滿 7年並仍在香港居住」。亦即是說,4人家庭至少有兩人居港滿7年,3人家庭仍是至少要有兩人居港滿7年。此後,申請公屋有關居港年期的規定沒有再改變。有關政策的改動是稍為放寬申請公屋的資格,而不是限制了有關資格。 所以,綜援有關居港年期的規定是收緊,而申請公屋對居港年期是放寬,兩者基本性質相反,所以有關是次綜援政策收緊的案例,是不可能引用到公屋政策所規定「在配屋時,申請書內至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包括申請人)須在港住滿 7年並仍在香港居住」,因為政策修改並沒有任何加強限制。所以我的意見是,法院根本不會受理以《基本法》36條為理由為申請有關公屋的居港規定作司法覆核的理據。 大家應小心細讀終審法院法官的判辭,搞清法院判決的依據,而不要誇大其影響,並作無謂的擔心。 ●誤解二:香港的福利愈好,會愈吸引更多的新移民來港。 事實持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必須經批准方能來港,而且近年差不多有兩成的餘額並沒有使用(見附表社聯所蒐集的數字)。可見,新來港人士的數量並不如很多人想像中那麼多,會用盡所有150個配額。 我們要評論事情,必須基於事實,而非基於想像和判斷,希望傳媒和市民可以細心閱讀終審法院的判辭,才對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作出評論。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及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評台fb:https://www.facebook.com/pento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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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洪﹕坊間對終審法院裁決的誤解

 2013年12月17日終審法院裁決2004年政府將申領綜援的資格由居港1年收緊至居港7年的做法是違憲的,有關政策改變違反了《基本法》第36條——「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這是5名終審法院法官的一致判決,判辭中詳細論述了判決的理據。 可惜,很多市民包括年輕的網民,並未用心細讀有關理據,便只根據在網上及傳媒的片言隻語,便作出負面的評價,甚至是攻擊性的言論。亦有些言論認為法院的判決會進一步加深中港、本地與新來港人士之間的矛盾。 首先,我認為法院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不單將錯誤的行政措施改正回正軌,更重要的是彰顯了公義,法院為弱勢社群守護了其《基本法》所保護的權利,也不會害怕行政機構以及市民的不滿。法官的判決亦維護了人權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所以我請大家細細閱讀判辭,才作出合理的回應。 判決的主要理據是要根據《基本法》第1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而作出。要修正或限制第36條所保障的權利,必須有合理的社會目標及不能過分限制原有的應保護的權利。而政府2004年的修正並不符合這標準,所以被判敗訴。判辭亦一一細談國際人權公約及酌情權的問題,對香港日後的福利行政有重要指導作用,值得一一細閱。 很多人擔心有關判決會大幅增加新來港人士的福利,以致大量吸引他們來港。法院在判辭中經已明確指出,由於綜援制度所保障的是「基本生活」的維持,是基本人權,有關判決不涉及其他生果金或公屋福利,以至投票等政治權利,其實不同的政策可要求受惠市民有不同的居港年期,沒有原因要一定訂在7年的界線,要視每項政策的目標而定,這亦是法官所強調。且,最後單程證的限額經已有所規定,新來港人士的數量不會因所謂福利吸引力增加而增加。 法院的判決會否增加中港矛盾及本地與新來港人士之間的矛盾,這不應是法院考慮的理由,我反而覺得法院的判決給我們上了憲法的一課。在社會中我們與不同社群交往,都應採取包容的態度,每個人在不同時空、不同處境都有機會成為弱勢社群,學會人人平等,學會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社會的分歧和矛盾才會化解,而不是避而不談,矛盾就會解決。 有關終審法院對政府收緊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居港年期作出違反《基本法》的判決,無論是傳媒或坊間均有很大誤解,基於這些誤解,市民得到錯誤的印象,並做出錯誤的判斷,實際上有關分析並無事實根據,只是基於社會歧視和社會排斥的看法。 ●誤解一:是次判決會影響到非永久居民可以使用綜援之外的其他福利,尤其是公屋。 例子: 「這不僅僅是對非永久居民在綜援上鬆綁,而且會影響到對非永久居民在其他福利包括申請公屋的限制。公屋一般輪候都要3年以上。一旦非永久居民以《基本法》第36條再起訴訟,有這次綜援裁決作先例,將很容易勝訴。」(《蘋果日報》2013年12月18日,李怡) 「終審法院裁定港府現行規定居港滿7年方可申請綜援的政策違憲,新移民只要居港滿一年便可申請綜援,下一個被挑戰的可能是同樣有居港滿7年限制的公屋申請政策。」(東方報業民意調查,2013年12月23日) 法官在判辭第43段指出,是次判決將綜援的領取資格由1年增加至7年的限制是違反《基本法》第36條的規定,是基於The restriction will only be held to be disproportionate if it is manifestly without reasonable foundation,意即引用《基本法》第36條指出原有福利是否受到過分的限制的主要準則,在於「有關限制過大而缺乏理據基礎」。 而引用《基本法》第36條來評定政府的福利政策改變有否違憲,第一個條件是這福利政策是限制了有關福利。 現實上,香港申請公屋的資格在1997年前要求「在配屋時,大部分(包括申請人)家庭成員必須在港住滿 7年」,簡單來說,若4人家庭要求至少有3人居港滿7年,3人家庭要求至少要有兩人居港滿7年。在1999/00年度,有關要求改為「在配屋時,申請書內至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包括申請人)須在港住滿 7年並仍在香港居住」。亦即是說,4人家庭至少有兩人居港滿7年,3人家庭仍是至少要有兩人居港滿7年。此後,申請公屋有關居港年期的規定沒有再改變。有關政策的改動是稍為放寬申請公屋的資格,而不是限制了有關資格。 所以,綜援有關居港年期的規定是收緊,而申請公屋對居港年期是放寬,兩者基本性質相反,所以有關是次綜援政策收緊的案例,是不可能引用到公屋政策所規定「在配屋時,申請書內至少一半的家庭成員(包括申請人)須在港住滿 7年並仍在香港居住」,因為政策修改並沒有任何加強限制。所以我的意見是,法院根本不會受理以《基本法》36條為理由為申請有關公屋的居港規定作司法覆核的理據。 大家應小心細讀終審法院法官的判辭,搞清法院判決的依據,而不要誇大其影響,並作無謂的擔心。 ●誤解二:香港的福利愈好,會愈吸引更多的新移民來港。 事實持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必須經批准方能來港,而且近年差不多有兩成的餘額並沒有使用(見附表社聯所蒐集的數字)。可見,新來港人士的數量並不如很多人想像中那麼多,會用盡所有150個配額。 我們要評論事情,必須基於事實,而非基於想像和判斷,希望傳媒和市民可以細心閱讀終審法院的判辭,才對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作出評論。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及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評台fb:https://www.facebook.com/pento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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