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好賣,一是作家得獎,一是作家死掉 倫敦書店店員答問錄 文:黃熙麗

「其實不需要因為這個獎,才開始讀他的書吧?」在倫敦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全英國最大的書店Foyles,店員沒好氣道,一邊把滿車的石黑一雄作品上架。另一位店員用手推車運來幾包書,扛米似的把書放地上,數來有二三百本,填滿半個書架。書店不設「翻譯小說」或「外國文學」專區,譯作或英語原著都放在一起,以作者名字排序。有婆婆拿着石黑的書問,為什麼名字是日本人,可是書上沒寫譯者名字?店員搬得有點喘氣:「因為他本來就是英國人呀。」時為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獲諾貝爾文學獎翌日午後。這天沿查令十字路逛書店,店員們對石黑獲獎均是淡然。我好奇,作家的寫作養分,來自怎樣的書店? Foyles店員:我們昨天知道他得獎已預備存貨 董橋筆下形容Foyles為「世界最大的書店」,於1903年於查令十字路開業,2014年遷到現址,燈火通明的六層大樓。就算獲獎,他的書依舊靜靜放在一樓的小說區,按作者排名的書架上,佔一層半,倒是每年都大熱但倒灶的村上春樹,常年獨佔一個書架。才半天,有數種作品已清空,於是店員推來滿車的書補貨,又另開一個書架,數百本都是石黑的書。「我們昨天知道他得獎已預備存貨,每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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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英:如果港大看得起自己

「1969 年,我們學生也曾『佔領』陸佑一晚通宵,討論大學教育應是怎樣。」林超英說,他讀大學時,大學要怎麼辦教育,學生會爭取由下而上「話事」。 當年的台上有陳婉瑩、吳靄儀。翻查資料,當年學生會會長是楊永強,還有著名人類學家科大衛。時為林超英入讀港大第二年,他自言只是「o靚」,實情曾任理學會主席。「當時學生會組成University ReformCommision(大學改革委員會),寫的報告學校又真的會收!後來有Dean of Students(即Dean ofStudent Affairs 學生事務長)都是當時提出的,你們要多謝我。」說罷,笑得得意洋洋。 坐在校園一角,我們兩個相隔四十年畢業的舊生,以記者跟受訪者的身分重回舊地,談的是最近港大理學院為「善用資源」而取消「天文學」及「數學及物理」兩個主修科,其中天文學主修,更是全港獨有。校方表示,過去5 年這兩科的畢業生每年只得1 至6 人,學院有責任更妥善分配教學資源。消息一出,林超英連日公開批評港大理學院「失去靈魂」。 說到激動處,他一拍枱面,引來路過的同學張望。「最令人火起是,理學院的Dean說the students v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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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 戀殖到何時?

Powerpoint簡報有預設樣式(template),大家有沒有想過,城巿也有「預設樣式」可「複製、貼上」,而香港也是這種規劃概念的產物? 時間回到四百年前,英國於全球建立殖民城巿(settler city),在各地「貼上」不少城巿「預設樣式」,大多以教堂為中心,以「十」字般的四條大路向外擴張,並在周邊圍上綠化帶——今天香港的綠化帶(green belt)規劃,概念正由此而來。 儘管香港不全照辦煮碗,其概念仍有跡可尋,如最早建立的港島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便以西環、上環、中環、下環(今灣仔及銅鑼灣)劃分;油麻地作為九龍首個新城市,初代佈局也參考過「預設樣式」,本來的構思是一條主要大路,沿路發展成長方形城巿。 規劃的「殖民意識」不僅在於城巿設計,更是「由上而下」的霸權。 本土研究社的陳劍青說,其實香港至今仍未走出殖民思維:「殖民式規劃在最近的《2030+》、橫洲也看到,政府當原來的地方是白紙一張,把(在規劃圖紙)畫好的東西『貼上』就行,忽視甚至剷走原有的人和歷史文化。」 橫洲發展要剷平三條村,《2030+》填海會影響東大嶼海岸生態。 香港,有沒有第二條發展的路?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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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票X民主洗禮

爭取民主的戰場,從來不限於今天灣仔會議中心的小小密室,而在香港的每個角落。 時間回到兩天前,特首選戰還沒塵埃落定,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的銅鑼灣時代廣場。 人頭攢動,水泄不通,人潮中心,是「一號特首候選人」的曾俊華。「All in one!」「薯片叔叔加油!」黑壓壓一片人海中,身形嬌小的張禎娥教授看不到薯片叔叔,只聽巿民的歡呼,仍感受到大家的熱情。 「想不到曾俊華有這麼多人支持,也許是在沒有選擇時,更加好想好想,好渴望選擇的心理。」她嘆道。 張教授是南韓仁川大學中國華僑文化研究所的所長,早於二○○○年已開始研究香港,一口廣東話流利得很。今次來港觀戰,與99.9%的香港巿民一樣,當一回名副其實的「花生友」。 香港人記得,不久前才看到南韓總統朴槿惠下台,為其民主體制而羨慕。由今天的香港談到七十年代的南韓,我說,過去幾十天,看到民間與小圈子選舉的割裂。張教授卻說,在香港,她看到公民社會的希望。 張禎娥教授見巿民對曾俊華的熱情,不無驚訝,她嘆道,「香港人真的好渴望有選擇。」(圖﹕楊柏賢) 香港人的想法:有一個希望 訪問當天,嶺南大學公布民意調查,53%的人支持曾俊華,但諷刺的是,69%的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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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達人﹕香港,一直是「世界的香港」

剛出爐的《香港2030+》規劃說,要鞏固香港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並「加快拓展與華南地區在基建方面的聯繫」。由十年前討論興建高鐵、港珠澳大橋,到今天講《香港2030+》規劃,上至全國人大常務委成思危,下至坐的士遇到的司機,每次發展帶來爭議,總有人說香港「被邊緣化」,「東方之珠」將隨北京、上海發展沒落。但當我們討論香港「被邊緣化」時,哪裏才是中心?又或者,當我們講「國際化」,是否只流於基建、商業交流?香港大學名譽教授、歷史學者冼玉儀說,香港於百多年前已是國際都會,這種國際性不僅見於政府政策,也見於文化、社交等日常生活。香港,一直是「世界的香港」。以前讀女拔 學生多元共融冼玉儀笑言自己是「舊中國時代」的產物,因她生於一九四八,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前一年。她於香港土生土長,父親是馬會會員,家中常有外國賓客,說話夾雜英式英文。「我讀的DGS(拔萃女書院),就像香港社會的縮影。學生好多元,有由上海來的同學,有葡國人、印度人、香港貴族人家,也有普通家庭。我們知道誰是誰的子女,但都會玩在一起。當時有很多很混血兒同學都好窮,也有不少孤兒。同學有人信猶太教,有人信天主教,什麼(宗教)都有。」以前社會流動性好大訪問前我們說好以香港的人脈關係為主題,她說,以前香港的社會階梯較闊,當年一年學費五十二元,一包即食麵才賣一元。「那時候DGS的學費很便宜,收生背景十分不同,社會流動性好大,不論是什麼背景,都有機會發揮自己。」拔萃女書院近年轉成直資,「我認為學校的辦學理念,不需要將學校變成五星級酒店。」而香港由來是個多元共融的城市,「以前我們較inclusive(共融),香港是個open port(開放港口),right?不論你來自什麼地方,都一視同仁受教育。一八八二年美國排華,我們覺得不公平,現在我們歧視人,為什麼就覺得好公義?」東西文化不只東西冼玉儀研究現代中國及香港歷史,特別是慈善機構、商人、文化、傳媒及移民史,出版多部著作。退休前,她是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的副總監,亦是研究資助局人文學科小組成員。多年來,她是古諮會、皇家亞洲學會香港理事會的成員,亦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榮譽顧問。自二○○六年,她主理「香港記憶」歷史檔案庫,收集及整理香港歷史、文化的資料。我們常說香港東西文化交匯,她會挑戰這句老話:「香港還有日本、印度、泰國、東南亞的人,好多時我們都視而不見,就算印度人在香港住了幾代,也不當他們是香港人。」「什麼是東?什麼是西?若我們只講東、西,是否二元化了?例如日本就影響香港的飲食文化好深,香港人用電飯煲多過日本人,出前一丁在香港大受歡迎。」她所編輯的新書Meeting Place指出,香港入口的日本食物,比美國還多。有法制 自由港都說是歷史機遇塑造了香港的獨特位置,冼玉儀說:「香港成為殖民地不久,已有世界性城巿的雛型。」天時、地利,造就「世界的香港」。「香港是個open port(自由港),沒關稅。澳門就有好多稅項、通關文件,而且會歧視非天主教國家和非葡國人。」而且香港水深港闊,是大家選擇的重要航線中心。香港跟從英國法律,早於一八六三年已有公司法,亦有保險法,「很多外國合約都由香港的法庭處理,中國要到一九○三、四年才有公司法,當年在內地租界做生意,若要成立有限公司,也會來香港,因香港早期已有法制管制各方面商業活動,所以香港是最早有股巿交易的地方。」消息流通 金融中心法制完善,令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是少數可以自由交易外幣的地方。清末時,內地還是用銀,美國華僑帶金回家鄉,要在香港兌換成銀。」翻查資料,當時金、銀、英鎊、美元、各種歐亞貨幣、日本銀元等,都可在港通行及匯兌,這亦與香港消息流通有關。「當時許多船隻來往香港,互通消息,像廣州來的船,會告訴其他商家廣州的米價貴。後來有了電報,更是方便。」一八七○年,香港已有電報接通越南、英國等地。此外,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初,正是晚清政府海禁之時。「國內不讓人出洋,但來香港算不上出洋,而你來了香港,要出洋就無人管。當時英國解放奴隸,就要由印度、中國找勞動力,引入華工到南美的種植園工作。此外,一八四八年,美國發現大量金,很多華人出洋到美國尋金,不少都是廣府人。現在加州、加拿大、澳洲、美國東西岸都有許多華人。」翻查資料,經香港到美國,比取道歐洲快一半,不少經香港出洋的華人,遺體也經香港東華醫院,運回內地落葉歸根。有別於中國現代社會「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當時一邊是清末(政權),一邊是殖民地,所以太平天國時,香港沒有受到影響。」亂世中借來的太平,吸引不少中國、外國人來港,其中之一是在一八七四於香港創辦首份華資華文報紙《循環日報》的王韜。一反千年來「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王韜卻在香港發現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現代社會,「an alternative of modernity, an alternative Chinese society(另一種形式的現代化、另一形式的中國社會)」,體現於香港的高度商業化,社會地位與資本和金錢掛帥,而非官位。社會發展仍是要靠人脈?Alternative of modernity指各地的現代化皆有不同形式,但亦有人說「現代化」只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當年商人透過成立東華醫院,運送華工遺體回鄉等慈善活動建立人脈,支撐社會發展。今天,過分重商,政官商合謀的體制廣為詬病,冼玉儀對今天種種不予評論,但說國際人脈猶可見於生活日常,「你有沒有家人在外國?以前我們好少人會這樣問,現在就會問,因為有好多國際人脈,都在幾代人之間成形。」「國際化」只流於基建那麼,當大家都討論香港被邊緣化,歷史如何助我們思考未來?「不要把事情想得兩極化,當年香港是自由出入的地方,但也有貨物走私,有人運軍火。我不談未來。是否我們自己邊緣化自己?」她解釋:「例如我們在香港,文化上有好多資產,買到好多大陸的書,可以看到的電影比國內多。其實我們好自由,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當我們討論「被邊緣化」,是恐懼被國內城巿取代,還是擔心失去香港的「國際化」?但當我們講「國際化」,是否只流於基建設施、娛樂文化?訪問完結,記者來回咀嚼,很想知道,王韜如果得見今日香港,又會有什麼領會。文﹕黃熙麗圖﹕劉焌陶編輯﹕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12月2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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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鈔票 改寫香港銀行史

(受訪者提供)現在我們去旅遊,去銀行就能換外幣;土豪要一擲千金,在支票上多寫幾個零就是,方便得很。時間回到二百年前,若你生於清朝,住在還沒有銀行的香港,要外遊的話,到哪裏換外幣?若要做大買賣,難不成要一箱箱銀子搬來搬去?歷史學家大都認為,香港要到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東藩匯理銀行開業,才有第一間銀行,直到一張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的神秘鈔票現世,才有人質疑這說法。三大線索鑑定神秘鈔票(林準祥博士(圖﹕黃熙麗))這款鈔票全球僅得三張,其中只有一張是完整的,遠至大英博物館亞非館館長,近至內地貨幣學專家,都無人知其詳情。香港博物館專家顧問、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林準祥花了兩年抽絲剝繭,追查鈔票的來歷,發現這張印了中、英雙語的鈔票背後,原來是二百年前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究竟這張鈔票有何特別?這張神秘的鈔票首次曝光,是出現在已故香港錢幣研究會會長毛景安所著的《中國紙幣歷史》(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Currency)第二冊中。此書於七十年代出版,當年毛景安也不知其來頭,只在書中說,估計這張鈔票是來自錢店(money shop)的。追查下,林博士發現另外兩張同樣版本的鈔票,三張鈔票分別來自加拿大、台灣及香港的資深收藏家,惟僅得一張已簽發,「你看鈔票的編號,數量不少,有三千二百八十張」,可惜現時只剩一張完整版本傳世,碩果僅存。他曾找大英博物館的錢幣專家Joe Cribb請教,對方確認鈔票是真的,惟不知詳情。鈔票無法取樣化驗,要靠鑑定工夫,林博士說,看鈔票要看四件事:紙張及水印、印刷廠及雕版、銅版設計及印刷方法、文字。紙張及水印鈔票的水印,是以早期的印鈔方式所造,以銅線勾勒出線條,再灌入紙漿形成凹凸的印痕,這張鈔票就打上廣東銀行(Canton Bank)的水印。「中國無水印發明,嘉慶後的鈔票也沒有水印,而且票上沒寫中國錢莊名字,而是英文的Canton Bank,證明這不是中國本土產品。」此外,鈔票上寫的日期是一八一九年,惟直到一八二三年,清代才有匯兌銀票的票號,因此,林博士推斷鈔票並非出自本地人之手。印刷廠及雕版、銅版設計及印刷方法林博士發現,鈔票應是以當年的文具紙所印,中間有極小的英文字寫着「E. Thorowgood & Co. London」,他翻查英國的檔案資料,相信是當年的英皇室文具供應商Edward Thorowgood & Co. London,「這間公司亦承接私人印鈔,我再比較英倫銀行的鈔票,『We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sum of 』的字眼跟英國的鈔票差不多,因此推論這張也是鈔票。」林博士將之與清代鈔票比較,發現其印刷仔細,應是以銅版雕成,而非其他嘉慶年間的鈔票,以木板所印,進一步推斷是英資。文字鈔票中英對照,分別根據中英文的語言習慣排印,中文直書,英文橫書,中文有清朝嘉慶的年號,於一八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以英文簽發,支付一千元(dollars)。「dollar應指西班牙銀元(當時流通的國際貨幣,有如今天的美金),等於現在港幣二十至三十萬,並不是小數目,應是貿易買賣之用。」此外,鈔票寫有Entd…Jxxxx Credit,應是Entered Just (Jointed) Credit,已收訖銀元之意。(1806年的西班牙銀元(本洋)(受訪者提供))( 香港製造的銀幣(1866-1868)(受訪者提供))巴斯人與香港銀行史至於Canton Bank的水印,林博士找遍中英文資料,也沒有廣東銀行的記載,最後「破案」的關鍵線索,就剩鈔票上的簽名:Ready Money & Co.。「我估計是外資,因是英文,不是美國就是英國商人,但當時美國商人尚未冒起,應是英國資金。我翻查了英國的人名、公司名,最後發現,鈔票由Ready Money 家族公司簽發。」瑞迪滿力(Ready Money)家族是英屬印度的巴斯人(Parsi),巴斯人原是波斯遷移至印度的少數民族,信奉拜火教(祅教)。這張鈔票是首張在中國使用的外資鈔票,不僅將香港的銀行發展史再推前數十年,更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巴斯人在港歷史。「巴斯人在鴉片戰爭後好低調,但他們對香港的影響力不少。」早於十八世紀,香港開埠前,巴斯人已活躍於香港。開埠早期,近四分之一的進出口經濟活動均由巴斯人包辦,近代在港的著名巴斯人有麼地、律敦治及羅旭龢,而天星小輪、電車公司最早期的股東,也有巴斯人。中環擺花街、結志街是巴斯人的聚居之處,政府更特意於聖士提反灣劃地,作為祅教墳場。(一八七○年代在香港影樓拍照的巴斯商人(受訪者提供))巴斯人的救急錢清末,政府曾禁止東印度公司在華售賣鴉片,後者遂找巴斯商人作為買賣中介,巴斯人甚至曾參與走私鴉片。此外,東印度公司亦有不少其他生意由巴斯人充當馬前卒。鴉片為英國帶來巨額收入,高峰時期,廣州一年有千多萬銀元進出,東印度公司以匯票買賣銀元,巴斯人亦因此成為蒐羅銀元的大買家,他們甚至可操控銀元買賣的息口。鴉片戰爭後,巴斯商人更是中國首批銀行的主要股東。在華巴斯人中,又以瑞迪滿力家族的名聲最盛。瑞迪滿力家族早於十八世紀已來華,是第一代來中國營商的巴斯人。他們以Ready Money為名,源於英國對外開戰時,他們將一箱箱銀元送到東印度公司的營地,解東印度公司燃眉之急,故被稱為Ready Money,意即救急錢,其後以此為家族名字自居。翻查資料,一八一九年,其中一名家族成員由孟買到廣州,於外國人聚居的夷館開設辦事處。林博士認為,當年的「廣東銀行」鈔票正是由此發行,「相信是當時廣州銀元短缺,不足以應付貿易,他們才自組公司發行鈔票」,由鈔票編號推論,鈔票發行量不少,而且寫上「已收訖」,相信最少於廣州流通,有一定認受性。除因瑞迪滿力家族當時已有雄厚資本,支撐鈔票信用的資金,部分也來自以現金交易的鴉片買賣。十九世紀的香港已是金融中心?這張鈔票發行之時,亦是銀元交易的金融中心由廣州漸潮轉移至香港之始。翻開歷史資料,最初來港開業的銀行都只是分行及代理行,總部都不在香港,而是廣州或上海。惟一八五○年代,廣東先有天地會發起「紅巾之亂」,後有廣州夷館縱火事件,多間外商及銀行的辦公室都付之一炬,損失慘重,所有西方銀行才將總部搬來香港。而巴斯人也隨着轉移至香港,開埠初期的英印資本銀行,不少股東都是巴斯人,包括香港首間銀行東藩匯理銀行、今孖素銀行、有利銀行和現仍營業的渣打銀行。小小的一張鈔票,背後是香港成為金融中心前,在華巴斯人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文﹕黃熙麗圖﹕黃熙麗、受訪者提供編輯﹕王翠麗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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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如何死得好好哋

考試可操練試題,表演可綵排,唯獨死亡無法排練,而人人終須一死。我們自小就上興趣班學琴棋書畫,卻從沒學過如何面對死亡,不論是自己的,還是身邊人的。那麼,如何死得好?早前我們報道過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受政府委託,審視香港的臨終照顧,院方剛完成電話調查,訪問了一千零六十七名三十歲以上香港巿民,橫跨不同年齡、學歷,了解大家想「怎麼死」。研究發現,當生命走到盡頭,我們不願痛苦地「賴活」,而是希望安適、有尊嚴地「好死」。可是,生死之間,除非是猝然而逝,那道「順其自然」的界線大部分時候並不乾脆。病人和家人要怎樣準備?醫生又要如何支援配合?生死那條界一個資深醫生,也是家人的取捨「我感受很深,是有位婆婆『通波仔』後因醫療事故過身,原來婆婆已九十九歲。老人家去到什麼情况下還要通波仔?當然要看身體情况。」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醫療體系、政策及管理學部臨床專業顧問雷兆輝說。「醫生,是醫人『生』,好多時是盡力讓病人有希望,有時沒希望,都想病人試。不過,到了某一步,我們都要回頭思考,為什麼要這樣做。」雷兆輝是資深醫生,曾任醫管局新界東醫院聯網風險管理及質素保證總監。但他也是別人的至親,最近送別了幾個親人,其中一個患腦退化,「神志清楚,只是吃不到東西,沒理由不幫他,於是插了胃喉」。至親在家休養,後來病情惡化,呼吸困難。「他沒投訴,但看着他不舒服,我的心也不安。若他有天離開,我會接受。我們不會突然明天不餵食,只是若到了一個地步,不插人工呼吸就不能生存,我好清楚,that’s the end of the end。人工呼吸維持多三數天是否值得?像高校長(高錕),現在情况還可,只是有時發燒。我們不會不理會,也會照用抗生素,但若病情更差要插喉,他們都好清楚不會這樣做,視乎家人點畫這條線。」患腦退化症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已簽署AD(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若日後昏迷,不願勉強維生,而是自然去世。不過,饒是見盡生死如雷醫生,要與家人畫這條線,也不容易。「兄弟姐妹未必個個看法一樣,要決定何時停止嘗試?有時說好了情况怎樣要怎樣做,最後關頭又突然改變主意。」不是人人都有親人是醫生,而且不少病人由得悉惡耗到離世,僅得半年至數星期,倉皇中如何決定要不要插喉、用呼吸機,何時開始紓緩治療?「所以醫護人員要做多一點。」雷醫生希望加強醫生培訓,醫生日後可提供中立的建議及分析,助病人及家人做決定。醫生 要懂得講「死」雷兆輝試過在醫院聽到病人家屬的對話,說醫生問她要不要切除父親的腿,讓他感受很深,「其實醫生應解釋是血液循環不好,切了可阻止惡化,不切,幾星期就要離開……我們好多時候將責任給了家人,不懂幫病人分析好處壞處,幫他們決定。」。「見過有老人家吃不到東西,是否要插胃喉或在肚中開洞?若由病人自己提出,叫子女簽(AD)接受紓緩治療,其實好辛苦。有兒子簽完,到父親去世才感到後悔。現在我們是不懂得講給家人知,其實這情况下,做多做少都不會影響結局。賽馬會撥款,就是要訓練醫生懂得與病人對話。」「我常說,求婚前也先要談情說愛。講這些(臨終照顧)也是。一個人有病時,醫生已可漸進式講,初期可做什麼,後期可試什麼。最難是何時將希望適當地調低,若知道只是假希望,就如實讓家人知道。最後一段路,有人是六個月,一年,有時不容易估;癌症大致準確,但心肺衰竭等不易估計。」除了專業醫護意見,他說,要讓紓緩治療及在家去世成為可行選擇,還需不少支援。「在自己家中牀上安詳離開是好事。但好多人未深思在家過世的情况,病人可能呼吸困難,有些人會抽氣好久,在醫院的好處,是有藥物紓緩。我可以請私家護士,但是否人人有能力、資源?第一家中要有地方,第二要有醫護照顧,像台灣就會送氧氣上門,此外,也要考慮有否親人陪伴,有否醫生肯上門看病人。」一個人死 一個家庭的事要好死,除了照顧身體,照顧情緒同樣重要。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陳麗雲教授說,一般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有臨牀抑鬱及憂慮要看精神科醫生,末期病者達六成,而末期病者的家人達七成,甚至有病人去世後,家人自殺身亡。因此,她負責的賽馬會安寧頌計劃,就為家人提供情緒支援,鼓勵他們一同與病人討論病情,訂下ACP(預立醫療自主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其中一個個案,是確診患鼻咽癌、六十六歲的練先生。他確診時已是晚期,但化療無效,而且腫瘤已生到腦幹旁,若繼續嘗試下一步的電療,或會失去視、聽力及活動能力,經社工輔導,一家人決定不做電療,改做紓緩治療。「他鍾意影相及聽音樂,詳細考慮後決定不做電療,反而影好多靚相,同家人去旅行玩,出席女兒的婚禮。」最後一家人把握時間相處,練先生在最後數天才入院,安詳離世。她認為,要做到「好死」,家人要一起計劃,而醫院並不適合末期病人。「醫院是急救的,末期病人應去療養院。若香港有上門護理,加強社區服務,家人就有時間在一起。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病人一入醫院,情况就走下坡,不能動,肌肉就會萎縮,不能活動自如,就要用尿片。香港每年四萬多人死,如何令這些長者死亡時,不是活在恐懼中?一個人離世,是一個家庭的事。」觀念改變 談死不再忌諱大家會想「怎麼死?」據調查發現,原來,近九成巿民若確診患絕症,會選擇紓緩治療,而捨以痛苦的急性治療(如插喉)延長生命,而且愈年長,愈傾向選擇紓緩治療。此外,出乎意料,有三成巿民希望在家去世,而不想死在家的,主要不是怕影響樓價,而是怕麻煩家人(見圖表第三部分)。值得留意的是,政府曾於二○○九年就AD立法諮詢,惟二○一二年食衞局表示談論臨終照顧及死亡仍是部分人的忌諱,市民普遍對AD不完全熟悉,未再推動立法。不過,今次調查或反映社會觀念已變。雖然逾八成巿民從未聽過AD,對「善終」認識不多,惟當巿民了解何謂AD後,七成人認同應在確診絕症後設立AD,若AD具法律效力,更有逾六成人會訂立AD。其實,近九成巿民同意醫護人員應直言自己的病情及臨終照顧計劃,顯示大家對死亡已非想像般忌諱。「最後半年」 港人進出三次醫院《經濟學人》早前發表的死亡質量指數分析八十個地方的善終質素,香港排第二十二,落後於英國、新加坡及台灣,原因之一正是紓緩治療不足。雷醫生說:「五福臨門的第五『福』,是壽終正寢。」香港人,值得死得好一點。排行第二十二的實况到底是如何的?現行任何居於家中或社署旗下安老院的重病者,遇有「冬瓜豆腐」,身邊人會打999召救護車。一旦送院前身亡,便將被送到公眾殮房剖屍進行刑事調查。不然的話,進到急症室便會接受心肺復蘇(也許會按裂胸骨)、喉管餵飼、靜脈注射等頗痛苦的急性治療。折騰半天,待情况穩定送上醫院病房。有研究指出,因安老院缺乏醫療支援,長者常因肺炎、發燒、進食不足等併發症進出醫院,香港人去世前半年平均要入院三次,約住院二十八日。換言之,這循環要發生三次,你才走完最後一程。而且臨終一刻,家人也許受限於探病時間未能相伴,剩你獨自在嘈吵擠迫的病房嚥下最後一口氣。試行計劃 直入療養醫院有見及此,醫管局新界東聯網於二○一二年試行「安老院舍晚期醫護服務先導計劃」,由醫生與病人及家人制訂ACP。當長者情况轉差,院舍會聯絡專責護士評估病情,直接入住沙田醫院,不用經急症室。一般晚期病人的住院日數跟其他內科病人差不多,平均約十四天。沙田醫院是療養醫院,探病時間彈性,並提供個人化照顧,病人可帶喜愛的物品及播放心愛的音樂。晚期病人繞過急症室直接入院的比率,於去年已達七成。■小知識Advance Directive 預設醫療指示在有人見證下訂立的醫療指示,如病危時要否施行心肺復蘇;無法進食,要否插喉;不能呼吸,要否用呼吸機等。讓病人保留自主權,日後就算不省人事,家人和醫生都了解其意願。在英國、台灣等地具法律效力,香港則未有立法。Advance Care Planning 預立醫療自主計劃比預設醫療指示範圍更廣,包括照顧計劃,如住院或在家進行紓緩治療、由誰照顧、甚至臨終要穿什麼衣服等安排。Palliative care 紓緩治療以藥物、物理治療等減輕末期病人的痛楚及不適,着重病人的舒適及心理需要,而非以延長壽命為首要目標。文﹕黃熙麗圖﹕李紹昌、受訪者提供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0月2日)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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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達人陳美齡:落地學放手試 孩子自立是這樣煉成

陳美齡(Agnes)十四歲出道,成為紅遍港日的歌星,十九歲赴日,三十九歲成為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誕下三名兒子,其後於各地大學任教,一直是全日本唱片銷量最高的外國歌手,直至三年前才被韓星打破紀錄,不久前戰勝乳癌。放手達人陳美齡(圖﹕鄧宗弘)她的人生有不少訪問題材,但她說,一生最大成就,不是當歌手,不是成為博士,而是將三個兒子培育成材。最近在港推出新書《50個教育法 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放下名校光環,她要講的,其實是如何培養孩子成為好學自立、有國際視野的人。Agnes式教育法踏進Agnes的家,才發現過去不少報道都是在她家裏做的訪問。飯廳放滿一家照片,她拿起二十年前抱著小兒子的照片,往牆上父親的照片一指:「看,髮線是不是跟我爸很像?」說著笑出了一隻小虎牙,與舊照中如出一轍,正是我們看了許多年,熟悉不過的招牌笑容。(圖﹕鄧宗弘)Agnes重視家庭,當藝人最忙碌的日子,仍每天給兒子做飯。她長居日本,每次回港都住在娘家,在家做訪問,除了方便,也可多陪伴家人。讓孩子體驗不同事物她對教育的重視,也來自父親。十九歲時,她毅然放下如日中天的事業,負笈加拿大讀心理學,只因父親一句話:「錢財、名譽如流水,只有知識無法奪走。」這位「教育媽媽」是史丹福教育學博士,結合教育、心理學理論及個人心得,創造出「Agnes式教育法」。例如小孩三歲前,應盡量讓他們體驗不同事物,刺激連接腦神經細胞的突觸(synapse)生長,提高大腦「轉數」;而孩子個性於十四歲大致定型,宜於初中前把握時間培養良好人生態度。教孩子自我肯定書中由育兒態度到實戰都有所詳述,但她認為,「首要是教會孩子自我肯定能力,若能接受自己,人生會快樂好多。」不懂得自我肯定的孩子,容易與人比較,「永遠比上不足,我們又總忘了比下有餘。」出於自卑,孩子會妒忌強者,又會看不起弱者。「若自我肯定能力高,懂得由衷讚美別人,真誠為他人高興,人生會較多喜悅。」自覺有價值敢於發問她舉例,其中一個兒子小時候,曾回家跟她說:「媽咪,你知唔知佢跑得幾快呀,全校最快呀!」「咁你呢?」「我邊跑到咁快!不過我問佢點解跑得咁快,叫佢下次教我!」Agnes說:「這很重要,別人跑得快,他不會自覺渺小,反而會請教別人。不擅長的也不放在心上,因他們自覺有價值,也敢於發問,所以學習好有優勢。教育最重要是了解自己生而有價值,接受自己的好處、壞處。」這是幼子到史丹福考筆試當天,母子倆自拍,現在幼子已入學。「他還抱怨為什麼不選一張拍得他『靚仔』一點的呢!」Agnes笑說。(受訪者提供)認可孩子最真實模樣不過,Agnes也在本地名校畢業,坦言要在香港做到好難。「特別是競爭激烈的社會,像香港、日本、內地,父母擔心子女不夠人『鬥』,要補習、入名校,怕蝕底、起步慢,子女會好大壓力。你不會事事比人強,又一定有人比你強,這才糟糕。整日令孩子當失敗者角色,令他們自信心低許多。」「好多時候,父母、先生(老師)都會比較。成人覺得要比較才更有競爭力,其實細蚊仔需要知道,自己是有價值的人。」每人成長期不同,「有快有慢,但到成人時都差不多,所以應鼓勵孩子,競爭對象是昨天的自己,而非別人。」她小時候也自卑過。「直到開始做義工,才有好大轉變。我跟細蚊仔玩,他們不會將我與別人比較。原來我這樣渺小,但只要花點心思,都有人因我而快樂,像給了我一個自我肯定的原因。(大笑)」要讓孩子學會「別人是別人、我是我」,敢於與人不同,肯定自己,父母要付出無條件的愛。若說「你做到了XX就給你獎勵」,就有了附帶條件,孩子會覺得做不到就沒自我價值。不管成績、運動表現如何,「認可孩子最真實的模樣」,對孩子極為重要。不斷餵食知識孩子會嘔Agnes於三十歲下嫁經理人金子力(左二),三十一歲誕下大兒子和平(右一),三十四歲二兒子昇平(中間)出生,四十一歲誕下小兒子協平(左一)。現在,三個兒子都已工作、上大學,她說要開始新的人生。(受訪者提供)在香港當小孩,由學前班到大學都爭個頭崩額裂,「補充練習無間做」,過去的學年有多名學生自殺。Agnes質疑,連初小學生都得做功課到深夜,很有問題。「小學生尤其是低班,一日最多做兩三個鐘,很夠了!我們吃東西都要消化,不停地餵,會嘔、會病、會死!」她說,年幼的孩子無法一夜間消化知識,若學校如此,她會幫孩子做功課,「細蚊仔要玩嘛!家長考考他,知道他明白了(課堂)就可以。先生太貪心,他們不是想着學生,而是學校的名譽,催谷成績。這不是為了細蚊仔,而是為了學校。」功課應好玩玩樂時學習香港的小孩因苦讀而睡不夠,Agnes的小孩卻是為了玩而晚睡。她的教育法,正是要寓學習於玩樂。「我不想孩子覺得學習痛苦,痛苦就不想做。有時他們顧着發掘周圍的知識,功課做得遲,但我情願讓他們玩完才做功課,做完去睡。」「我不會說,『你做完功課就去玩吧』,做功課成了去玩的條件,不是開心的,是責任。功課應是好玩的,玩樂時應是去學習的,搞到佢亂晒大龍!(大笑)」她會花心思讓孩子覺得功課好玩,像學習「下雨」的課題,下雨就帶孩子到公園跳水窪、找蝸牛。「玩到全身濕透,回家洗澡、吃點東西小睡。睡醒了,他們還是很有興趣,功課先放一旁,又拿出百科全書來,看看全球哪裏最多雨,將所學的立體化。小腦袋不停轉,像馬拉松。」生活就是遊樂場寓學習於遊戲,也是親子的快樂回憶。要學地心吸力,就一起造水球,Agnes說來仍忍不住大笑:「然後猜情尋,輸了要到樓下去,其他人在上面扔水球。猜的時候,嘩,好緊張!」由大小水球下墜的速度,孩子學會重力跟體積的關係。Agnes家的遊戲很多,像鬥講成語,「他們要知道別人的答案對不對,又上網找成語,可以跟爸爸鬥足一星期!」吃橙時教除乘法她說,最重要是從小培養學習習慣。「小時候教會他們如何找知識、如何將知識立體化,他日讀書時就懂得。兩三歲時,我已開始教他們好多東西,但全都像玩的,像吃橙時教除、乘法。」就算考試也要好玩,母子一起扮老師出題目,以熟習課題,「考完了,他們會興奮地告訴我,哎呀,『貼』中了呀!」《50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作者:陳美齡;翻譯:陳怡萍;出版:三聯書店;美齡細語:www.facebook.com/AgnesChan.Life(圖﹕鄧宗弘)自立自理 對生命各有看法香港有不少「直升機家長」會陪子女去求職面試,Agnes卻是個「放手媽媽」,早早培養孩子自立。她從不要求孩子定時做功課,若有朋友來,可玩完才做,家裏也沒固定做功課的地方,甚至趴在地上寫作業也可。但她提醒孩子,按時交功課是他們的責任,有活動就自行安排時間,「想要過上日日不同、張弛有度的生活,就得開動自己的腦筋」,因為「學習是為你自己而學的。」除了學習自我管理,也培養判斷力和隨機應變能力。帶孩子工作 引起在職媽媽爭議她是天主教徒,卻沒迫三個孩子信教,並以他們對生命各有看法而自豪。她認為,到孩子上中學,父母就應退一步,讓孩子開拓自己的天地。「到了初中,孩子的世界已非父母最重要,開始朋友較重要。」因此,她十分珍惜親子時間。以前儘管每天都要出外工作,也堅持為孩子準備三餐,甚至在長子還是嬰兒時,帶着他工作,在日本引起在職媽媽的爭議,名為「Agnes事件」。「也許很多在職媽媽的心理跟我一樣,很少時間與孩子一起,所以好珍惜。就算是主婦,孩子在家的時間也很少,同樣要珍惜。」為省下時間陪孩子,她去理髮會要求髮型師只剪不洗頭;買衣服找造型師代勞或網購,買菜則光顧會送貨上門的合作社。但育兒不易,博學、用心如她,也有不完美之時。長子在大學開學禮當天,跟她抱怨高中時沒去看他當主角演音樂劇。Agnes本來要駕八小時車到洛杉磯開會,卻在開了三小時後折返,跟兒子道歉。「我無法將時光回頭,一世都後悔。」用盡智能愛心去愛她說,不是每個人一出生就會當父母,大家都從碰壁中學習,「但不要緊的,細蚊仔會知道。你用心帶,用無條件的愛去愛,細蚊仔一定成長得好。你不需要讀好多書,只要用盡自己的智能跟愛心,小孩一定能回應你。」現在三個兒子都成人了,在美國生活,她笑說:「兒子離家好失落,現在我(去剪髮)可以洗頭,(店員)仲問我要否按摩?當然好!」日本常地震,她擔心孩子缺吃的,「有什麼可以放很久又有營養?於是買了好多蜜糖,現在都沒人吃,哈哈!」「人過不了關,歌卻可以」不過,Agnes說,正要開始新的人生,想享受生活,也要貢獻社會。這也是為什麼她在育兒同時,堅持發展歌唱事業,為聯合國當親善大使出訪各地。「我覺得,自己的人生不止是自己的。每個人的人生都應有意義。」她的意義,是以音樂作為溝通橋樑。當年她隨母回家鄉貴州,聽到小孩唱她在台灣錄的《歸來的燕子》,十分感動。「人過不了關,歌卻可以。可能因此上天給我機會去唱歌,我未必唱得全世界最厲害,但我找到自己的目的。」前幾天,她到電視台錄影,唱出道名曲Circle Game,見到不少老朋友。「像人人都回到了少年時,像我去看Paul McCartney,講不出的感覺。」說着又笑起來,那個笑容,跟十八歲的她一模一樣。文﹕黃熙麗圖﹕鄧宗弘、受訪者提供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8日) 親子 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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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攝影師 以生命按下快門

(阿富汗首位女攝影記者Farzana Wahidy(受訪者提供))曾經,在阿富汗,拍照是罪。自一九九六年塔利班執政,方圓六十五萬平方公里,再無快門聲。直到五年後(二○○一年),美國入侵,塔利班失勢,記者才能光明正大拍照。惟政局混亂,至今他們仍面對各方勢力恐嚇、襲擊。二○一六年才過了三分之二,已有十名記者遇害。數天前,曾獲普立茲獎的攝影記者Massoud Hossaini在首都喀布爾(Kabul)遭遇恐襲受傷。Massoud的太太、全阿富汗首位女攝影記者Farzana Wahidy亦曾遭恐嚇,她說過,儘管面對性命危險,仍會堅持以鏡頭為被滅聲的人發聲。紀綠片追蹤四名攝影師即將在港上映的紀綠片《鎖不住的鏡頭》(Frame by Frame)到阿富汗追蹤四名攝影師,包括Massoud跟Farzana,還有紀實電視攝影師Wakil Kohsar及被譽為阿富汗攝影之父的Najibullah Musafer,講述當地記者的困境,獲二十一項國際大獎。Najibullah曾冒險於塔利班治下偷偷拍下多張照片,成為碩果僅存的歷史紀錄。導演Alexandria Bombach說,影片於二○一三年拍畢,花了近三年進行後期製作,其間記者面對的威脅愈見嚴峻,過去一年更是情况最差的一年,由個別記者在街上遇襲,到電視台總部成為塔利班的軍事襲擊目標,去年一月有滿座的電台員工巴士遭炸彈襲擊。政府無力保護記者,不少施襲勢力甚至跟政府關係密切。不過,儘管性命朝不保夕,他們仍勇於揭露社會不公義。(攝影記者Najibullah Musafer(受訪者提供))當地首位女攝記 流淚拍下自焚的她我有想過要否賭上性命做下去,但我在做的事(拍攝阿富汗女性)只有我能做,不能不繼續。Farzana Wahidy在電影中說。在阿富汗,不少男性不許妻子拍照,而且男女之別甚嚴,因此能自由出入婦女社交場所的Farzana,是少數能拍攝女性的記者。片中,她到醫院燒傷部拍攝「自焚」的女病人,儘管已獲官方批文,醫生仍不許她在病房拍照,稱有「有勢力人士」的家屬在病房中,若拍照,不僅醫生自己,連整間醫院都會成為襲擊目標。後來,Farzana採訪到一名「自焚」婦人,揭露「自焚」的真相。原來,不少「自焚」個案其實是嚴重家庭暴力,像片中受訪者,由丈夫的母親倒下燃料點火,最後逾六成皮膚燒傷,康復後被迫離婚,此生再無見過女兒一面。Farzana流着眼淚,舉起相機拍下對方哀傷的一刻。「女性也是社會的一分子,或許,仍有許多女性,希望有人講出她們的故事。」Farzana為弱勢發聲的執著,來自她小時候被滅聲的經歷。二十年前,塔利班上台,推行多項極端政策,強迫婦女帶上頭巾及面紗,並不准女性上學。當時十三歲的Farzana走在街上,因沒有戴面紗,被一名陌生男子在街上跟蹤,對方更抽出鐵線當街鞭打她,母親就算在旁,也只能着她逃跑。至今,Farzana走在街上仍有心理陰影,「總是要逃,卻不知道在逃避什麼」。(Wakil Kohsar走訪下水道等地方,拍攝隱君子的生活。他說:「這些都是我們每天經過,但視而不見的現實。」(受訪者提供))恐襲以外 讓阿富汗人展示他們的世界除了Farzana,紀錄片中另外三名受訪者也各有故事,其經歷除了造就今天他們對攝影的堅持,也折射出阿富汗的戰火,如何改變幾代人的人生。像Massoud如何在恐襲現場忍着悲痛,拍下後來獲普立茲獎的作品,並與相中人一家結下不解之緣;小時候生活尚算安穩的Wakil,為何到裁縫店打工八個月,存錢買下第一部相機開展他的攝影人生;還有Najibullah為何冒着生命危險,也要記錄當下的阿富汗。導演Alexandria說:「攝影的威力,在於展示真實。新聞自由是監察政府的重要機制,他們希望揭露真相,並向外界展示阿富汗人堅強的一面。其實,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也是人。這群記者在做的事,可以為社會帶來重大改變。」這也是她與拍檔Mo Scarpelli到阿富汗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初衷:「我希望透過電影,改變西方及其他方對阿富汗的看法,因人們通常只想到自殺式炸彈,而片中展現一個不一樣的觀點。這部電影是個平台,讓當地人展示他們的世界。」(導演Alexandria Bombach(左)、Mo Scarpelli(右)(受訪者提供))第六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鎖不住的鏡頭》(Frame by Frame)導演:Alexandria Bombach、Mo Scarpelli場次:九月二日及八日(第一場設粵語口述影像)詳情:hrfilm.amnesty.org.hk文﹕黃熙麗圖﹕受訪者提供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8月2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攝影 電影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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