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史達人﹕讀歷史 尋回港人身分路

港史達人高馬可(圖:李紹昌)躁動之時,不如讀歷史。萬事有因,歷史川流不息,尋得來龍,自有去脈。四年前,港英龍獅旗於七一遊行中受注目,更有人舞旗到中聯辦示威,惟除了港澳辦主任魯平批評鼓吹港獨者是「傻瓜」,香港人大都不當一回事。四年後的今天,「港獨」卻令政府草木皆兵。教育局稱,教師鼓吹港獨或被「檢討其註冊資格」;六名立法會參選人亦因港獨立場,被取消資格。「二○一六年,是港人有史以來首次認真討論港獨。但諷刺的是,這竟發生在香港回歸中國後。」著有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簡史》),梳理香港百多年殖民史的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Carroll)說。「港獨」思潮背後是近年漸強的本土意識,「人們最近都在關心廣東話的未來,這陣子多了許多廣東話字,像小巴車身的廣告。這是七十年代,我小時候沒見過的。」高馬可父母是美國人,他卻在香港北角長大,讀蘇浙小學,會說廣東話。真普選中共從未承諾過前幾天英國駐港總領事吳若蘭在facebook直播,一些港人留言要求英國收回香港。訪問中,高馬可說,緬懷前朝,有時是因不滿現狀,「六十年代的台灣,有人讚美日本殖民統治,其實也借此批評蔣介石。」回歸十九年,由舞龍獅旗到提出獨立,港人的不滿愈見強烈。最大的一次爆發,是二○一四年,中央通過八三一框架「全面落閘」後,「我要真普選」的雨傘運動。港人疾呼「我要真普選」,認為說好的「民主」貨不對辦,但高馬可反問:「中共何時承諾過民主?」他理解港人憤怒,傘運期間,亦多次到金鐘送食物。「香港人當然有充分理由憤怒,但我非一面倒認為中方食言,他們其實從未作出任何承諾。」他說,《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模糊,「其實並無確實說明香港會變成怎樣」,卻為港人帶來期望。翻開《香港簡史》,當年《中英聯合聲明》(《聲明》)談判前後的爭議,或已為今天埋下伏線。八十年代初,英方不斷嘗試推動香港政改,惟中共一直反對英國在港推行普選,視政改為英國九七後操控香港的計謀,亦擔心香港實行民主,會引發內地提出同樣訴求。中英未達成共識一九八四年,港英政府提出代議政制改革,於八八年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九七前逐步擴大直選比例,被新華社駐港代表許家屯斥責違反《聲明》,意在九七後染指香港。(翻查新聞,許說:「有人不按本子辦事,要將香港成為獨立政治實體或半獨立政治實體。」)最後,英方妥協,承諾在一九九○年《基本法》公布前,不會推行大型政改。事實上,中英於《聲明》中並未達成共識,《聲明》本就有不少灰色地帶,以便各自表述,例如香港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卻無說明何謂「現狀」;雖說「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選舉」定義卻各有說法,許家屯甚至稱「協商」也是一種選舉,《基本法》亦同樣模糊。高馬可在書中指出,中英對《聲明》及《基本法》各有詮釋,中方堅決維持香港殖民晚期的政制「現狀」,特別是立法局功能組別,因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反對任何民主政改議題。另邊廂,末代港督彭定康不斷利用灰色地帶推動政制改革,引來中方不滿。可見中共反對普選的立場,其實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高馬可出生於冷戰期間,在英國統治的香港渡過童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又回來當大學教授,見證香港的新舊交替。(圖:李紹昌)法治是殖民統治後期的事港人的憤怒,除了來自政改碰壁,還有法治屢受挑戰。最近,梁天琦等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廉政公署前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盛傳因調查特首梁振英涉收受巨款而被降職。「若問香港人,香港與內地有何不同,大家會答:法治。但法治何時開始成為香港特質?」高馬可認為,在百多年殖民統治中,法治確立僅最後二十年的事,「港英時代,由二十年代大罷工到六七暴動,常有人未經審訊就驅遂出境,中文傳媒亦常被審查。」「我很難說梁天琦的事在港英治下會否發生,但首先,在殖民時期,他們連參選機會都沒有。我們也別忘記,當時僅有少數華人進身政府高層,首位女性及華人布政司陳方安生的出現,已是彭定康年代。」翻查資料,一九八二年,香港才有首屆區議會選舉;八十年代中期,逾半高官仍為外籍人士;九十年代初,香港才出現首個政黨並首次直選部分立法局議席。殖民歷史要看多遠?「港督麥理浩一九七一年來港時,已知道香港要回到中國手中,他在十年任期內做的事,都是讓香港愈來愈好,好得讓中方難以駕馭。」「香港勝在有ICAC」的廉政公署,亦是其中之一。高馬可說,七十年代,政府成立廉署反貪,以建立管治公信力,惟香港自百多年前成為殖民地起,歷任港督從無正視貪污,「我是歷史學者,看的不止是近年的事。我覺得,問題是很多人只看殖民時期最近十至十五年,但其實香港走了許久的路,才去到這一步。」香港去殖化最成功地方歷史學家看的,不止近年,也不限一地。若由全球政治脈絡下看香港,回歸過程其實十分順利,「這又是另一個諷刺,去殖化(decolonization)可以很棘手,香港是全球去殖化最成功的地方,港人卻高興不起來。」「若我們看一九四七以來其他獨立的前殖民地,印度雖成功去殖,卻分裂成印度跟巴基斯坦,暴力事件不絕。不少非洲前殖民地也問題叢生,成功例子之一是加納,也有不少流血衝突。」他說,香港的交接沒有流血或暴力衝突,甚至政府高層的變動亦不算大,「唯一失業的政府高層,就是為了失業而來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憤怒 源自大陸化「在全球去殖化的大視野下,其實香港的路走得非常不錯。當然,不代表人們不值得擁有更多,但應分得到的和真正得到的,很多時候是兩回事。」他認為,港人的憤怒,除了來自沒有「真普選」、對經濟的擔憂,還有所謂「大陸化」。「其實,我不太理解,當人們說『大陸化』時,意思是什麼。」香港與其他殖民地之別,在於去殖而沒有獨立,卻是回歸中國。「我們都甚少提及香港曾是殖民地,講『去殖化』。我們沒意識到,現在發生的是『去殖化』,大家討論的卻是『大陸化』。」他補充:「我很難想像,如何去殖而不『大陸化』。」香港、大陸之別,源頭甚遠,但肯定的是,自中共立國,為保留香港作為對外窗口,一直「河水不犯井水」。「自一九四九以來,中共最成功的政策,就是容忍香港繼續當英國殖民地。當年大躍進、三反五反都一團糟,但其間中共基本上都讓香港偏安一隅。」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剛出版,該書主要由港大歷史系退休教授Priscilla Roberts編輯,高馬可亦有參與編輯,收錄全球十一位學者分析香港冷戰時代的文章,由政治、外交到經濟、文化皆有。《香港簡史》敏感內容被刪當香港人說「大陸化」,也許是擔心法治、言論自由倒退如內地。二○一三年,中華書局將高馬可的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二○○七年出版)翻譯為《香港簡史》,被發現刪去敏感內容,如李柱銘批評把港人交給中國,等於把猶太人交給納粹、多數港人「寧受英國殖民,不想被中國統治」等,引來審查疑雲。高馬可當時身在英國,收到記者電郵查詢,方知有兩個版本。中華書局對他解釋,刪減版只印了四十本,「他們說是用來測試內地巿場,希望內地出版商有興趣出版。」中華稱誤將「內地版」拿到書展,賣了三十七本,餘書高馬可從未見過。內地版改字眼但中華書局在內地應有發行網絡,何不自行出版?高馬可笑說:「對,有人說我可能太好蒙混,但我覺得譯者真的譯得很好,我很感謝他。若他們事先問我,我很可能會答應。其實,就算現在的版本面世前,我已答應將天安門『屠殺』(原文為massacre)改為天安門『事件』。他們說『事件』是內地較常用的說法,我同意。這是兩難,你願意略作修改,讓更多人看到,還是無法出版?」他希望讓內地讀者了解香港如何複雜而引人入勝,「內地讀者對香港的歷史印象頗片面,像是鴉片戰爭中被英人竊走、被壓迫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天堂、遍地黃金的城巿等。」「我覺得這未必與學術自由有關,因我其實願意略作修改。我在意的,是他們沒先徵詢我同意。不過,最後反倒讓這書在書展中變成熱門書, 我也很高興。(大笑)」反而他認為,九七以來,最讓他憂慮的是銅鑼灣書店店員「被失蹤」事件。「最可怕的是,(中共的)這些說法沒一個說得通,而我覺得,中共甚至根本不介意人們信不信。」他說,過去中共像與香港有無形協議,放任港人「你想做什麼都行,甚至賣政治書都可以,但現在這協議像似已打破。」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於二○○七年出版,總覽香港百多年殖民史。二零一三年,中華書局翻譯成中文版《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被傳媒揭發刪去敏感內容,書局解釋刪減版本是「因應內地版權洽談需要」而製的樣書,即時回收。現巿面流通及公共圖書館收藏的版本均是完整版。二○四七的香港走向哪裏?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在無香港代表下,為香港前途一錘定音,被喻為盲婚啞嫁。回歸十九年,不少當時未出生的年輕人提出「前途自決」,甚至獨立。「我不評論香港應否獨立,但香港獨立的唯一可能,就是中央同意,惟中央不會同意。就算香港能政治獨立,亦不易生存,因香港在殖民時期已靠內地供水、食物。而且就算獨立了,港人治港,商界、地產界仍有很大影響力,不能解決所有當下問題。」包括貧窮、貧富懸殊。香港特質如何保留?「五十年不變」已不可能,二○四七的香港,走向哪裏?「我不知道。《聯合聲明》簽署時,人們的假設及希望,是中國會變。這些年來,中國在經濟上變了很多,政治卻沒有變過。某些方面,習近平甚至有點走回頭。但我認為,香港再次回到中國治下,與中國愈趨融合同時,保留自身特質十分重要。問題是,香港的特質正是由其殖民經歷而來,如何將之保留?」筆者在殖民統治下長大,對殖民統治似魚在水中,渾然不覺,對港英歷史更是知之甚少。高馬可在本地學校讀小學、初中,他笑說:「我直到做博士研究前,對香港的歷史也一無所知!你要知道,殖民政府不想教歷史,因為小孩會問,為什麼我們是殖民地?」這位歷史學者,原來以前中史科年年不合格:「這麼多朝代全都得背!」但他笑說,常於校內的歷史科比賽得獎,「因為不用背得那麼辛苦嘛。」讀歷史,不在背誦,而在思考。香港人,如何尋回來時路?圖:李紹昌、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1日) 歷史 香港歷史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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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記達人:別失去對世界的好奇

我們永遠不知道,生命何時會突然甩個急彎,直飈高速公路,向未知的風景進發。一九六六年,非洲烏干達山區一個小帳篷。牛津畢業的地質學家,帶着驚訝,拆開皺巴巴的信封。「我的建議很簡單。若你覺得自己能寫,那麼,收到這封信當天——不是明天,也不是下個月,辭職回英國,找份地區報章當記者去。」接到信時,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二十一歲,今年七十二。這半個世紀以來,他掛着英國《衛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等記者證,差不多跑遍所有國家,寫了二十多本書。二○○六年,因對新聞及文學的貢獻,獲頒大英帝國勳章。「這輩子,我活得再愜意不過了。」一頭白髮(用他的話來說「所餘無幾」)的文思淼,眼鏡後的藍眼睛,笑意慧黠。一封回信改變人生他長駐過愛爾蘭、美國、印度、南美、香港,其間周遊各國,由政治、科技到旅遊、美食都寫過,也為《孤獨星球》供稿。在美國華盛頓報道過水門案,是唯一目擊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英軍向示威者開槍,十四人死)的英國記者,在南美的英屬福克蘭群島坐過三個月牢,也試過由英國牛津一路開車到印度新德里,由倫敦坐火車到香港。這一切,都緣於旅行文學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變性前為James Morris)寄給他那封信,確切來說,是回信。當年文思淼大學畢業,被採礦公司派去非洲找銅礦。丁點銅都沒找到,卻讀了隨手借來的書《珠穆朗瑪峰加冕》(Coronation Everest)。作者莫里斯隨首名征服珠峯的人、英國攀山家希拉里(Edmund Percival Hillary)出發,記錄其攻頂經過,與同行鬥智鬥力,將報道傳率先傳到英國,趕及在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加冕當日刊登。「生命中某個剎那,會改變你一生。讀了這書,我想當作家,去有趣的地方,認識有趣的人,環遊世界,拿的不是地質學家的小槌,而是鉛筆跟筆記本,像你現在般。」於是,他寫信給莫里斯:「我能變成你嗎?」想不到,曾為記者,當時已是名作家的莫里斯,竟認真地給這位陌生的年輕人回信。收到信翌日,他就辭了職,坐車到機場,上了當天的飛機回倫敦。以為牛津畢業,入行不難,卻花了半年,才有地區報紙肯請他當初級記者,報的都是綿羊今季賣幾錢等小新聞。「但這些訓練,讓我掌握新聞的基本原則。」「你要力爭上游,名字要印在大篇幅的報道上。」他有科學底子,因此專寫科技專題,賺來更大的版面,兩年多後,轉到有百多年歷史、記者跑遍全球的《衛報》。入行時,他寫信給莫里斯。對方回信:「不是吧?你來真的?」然後給了他三個錦囊。「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永遠別失去對世界的好奇(sense of wonder)。你會見到不同的人,很容易會厭倦,憤世嫉俗,千萬不要這樣。這世界是個奇妙的地方,每天都有驚喜。」文思淼盯着我手上的筆記本,眨眨眼:「第二,是別顧着寫筆記。若我來做這訪問,就一個字都不寫,到你出門,就立即寫下要點、談話的氣氛。當然,要公正準確。」莫里斯最後一個錦囊,是叫他每月把見報的文章寄上,「批改」後寄回給他。「你要盡量用不同角度看事情,公正持平(fair)。」文思淼說,這是當記者最重要的事。說真話的記者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英軍向示威者開槍,十四人死,被稱為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他在現場目擊全程,在報道中寫「軍隊對人群不必要地(needlessly)開火」。上至國會,下至公眾,都對他口誅筆伐,「軍隊不會無故開火」。當年他才二十七歲,「我只是個嘗試說真話的記者。報社很支持我,但那感覺是,孤身面對全國壓力。」惟他一直堅守立場。二十六年後(一九九八年),首相貝理雅要求重新調查事件。二○一○年,報告出爐。首相於卡梅倫在發布會說,軍隊「不必要地」(needlessly)向人群開火,向死者家屬致歉。一周後,他收到一位老太太的信,其丈夫是他家的家庭醫生。文思淼這才知道,當年的報道見報後,祖母每次去看病,都被人辱罵,說你孫子膽敢污衊我們的軍隊。「她守口如瓶,只對我先生說過。我希望你知道,她在天上,一定為你感到欣慰。」採訪戰爭變階下囚他跑遍世界角落,曾在西非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採訪,睡在倉庫,吃香蕉和老鼠度日,染了瘧疾,也試過坐破冰船去南極為《國家地理雜誌》寫專題。但最深刻的,要數在南美英屬福克蘭群島,因採訪戰爭而下獄。一九八二年,他在印度收到電報,急召他回倫敦。國際版總編說:「南大西洋有點小麻煩,阿根廷要攻打英屬福克蘭群島,你去瞧瞧。」於是他到那邊,找當外交人員的舊同學吃飯,「我知道他為英國當間諜,就問,阿根廷是不是要打過來?他答,明天有飛機去島上,你可以上機,但不知道能不能回來。這已是明顯線索。」於是他上了當天的飛機。稿件被即場撕掉過了兩天,正吃着早餐,英國駐當地總督打來,着他趕快去總督府,「用跑的!」到了總督府,士兵的臉都塗上了油彩,嚴陣以待。總督給他看電報:「情報表示阿根廷的軍艦正駛來攻打群島,祝好運。」阿根廷於翌日凌晨攻入總督府,「我躲在總督的牀下底,躲機關槍子彈。最後他的首席秘書,用牀單綁在棍上,舉白旗投降。」兵慌馬亂間,文思淼拍到不少照片,還寫好了報道。阿根廷切斷了島上通訊,他把報道交給即將被遞解出境的總督,着他挾在長靴裏帶出去。到了機場,稿件卻給搜出來,即場撕掉。於是他問總督的十七歲兒子:「我知道這很私人,但你穿平腳還是三角內褲?」「三角。」「很好。我有捲菲林,你幫我藏在內褲裏偷運出去。」英軍被繳械的獨家照片,隔天晚上登在倫敦所有報紙上。被判間諜罪文思淼在三天後去到阿根廷本土,打探當地海軍如何備戰時,跟兩名記者在巴塔哥尼亞(Patagonia)被捕。阿根廷政府在他的筆記本上發現其間諜朋友的電話,以間諜罪判他入獄。「你每早跟殺人犯一起刷牙洗漱,感覺像活在另一個時空。最難過的是孤單寂寞。」三個月後,英軍戰勝,文思淼才獲釋。當年的驚險,這位記者前輩說來不無自豪:「像莫里斯說的,你不會很有錢,但會過很有趣的人生。」他微笑道:「我希望你也會。」在別人生活中參演一角看他的書,聽他講故事,像看電影。也許每個記者都有這樣的一個場景。一九六九年,我還在紐卡素的地方報紙工作。有個大人物遇刺,要凌晨停機改版。雪很大,回家路上,走過一間間房子,裏面的人各有生活。兩小時後,他們會收到報紙,看到我的文章,有人會哭,有人會沒事兒繼續過日子,但總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一些改變。我覺得很有力量(powerful),同時也有種責任感。無數人,素未謀面,你卻能在他們的生活中參演一角,這是當記者最美好的事。被邊緣化的香港文思淼熱愛中國文化,喜歡活字印刷,曾自學中文。我拿出他為漢學家李約瑟寫的傳記《愛上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的中譯本,他笑說:「別說英文書名,我先猜猜是哪本。」因喜歡中國,一九八四年,文思淼由倫敦利物浦街站的九號月台上火車,一路坐到紅磡的二號月台下車,留在香港,直到一九九七後才離開。到現在,他來香港,還習慣到半山跑步。鄧永鏘爵士創立的中國會,裏面的圖書館,是文思淼選的書。聲援書商 爭取言論自由八十年代,他隨英國外相賀維Geoffrey Howe就香港前途問題訪京。他曾在其他訪問表示,認為北京會變成中國的華盛頓,上海是紐約,香港卻只是新奧爾良,是對外窗口,卻僅此而已,當時港督彭定康並不同意。回首香港回歸以來的變化,他說:「我覺得香港正在被邊緣化,一如我所想的。」最近,銅鑼灣書店五人因賣內地政治禁書,被中共拘禁,書商林榮基仍躲在安全屋。「這是為什麼我答應來書展——為了幫忙聲援書商,並提醒這裏的人,他們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外面的人全都感受到。」他在書展出席鄧永鏘爵士主持的Open Public Forum,回家會繼續埋首新書History of Precision(精準的歷史),「精準這概念,源於一七七五年的英國,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但我們很少留意。我會追溯它至今的歷史。」留守抽屜的信紙當年莫里斯那張薄薄的信紙,還在他家裏的抽屜。「這就半個世紀了,像過了很久,又沒多久。我今年七十二歲,我猜到你七十歲時也會發現,我都去了哪些地方呢?生命像不停加速。我活了精彩的一生,多謝珍跟她的書。」我說,真羨慕。他大笑:「不用。我的人生在走向終點,你才剛開始呢!這世界,是個奇妙的地方。」圖:李紹昌、網上圖片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24日) 訪問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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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現場:一個精靈球收服世界 分析Pokémon Go 十萬伏特電能效應

(小精靈會隨時隨地出現,玩家除了捉小精靈,也要到不同地方尋找精靈球等必需品來「升呢」。圖為香港玩家玩Pokémon Go的截圖。右圖由網吧老闆提供。)7月15日,10:00am。早早校鬧鐘爬起來,守着iOS App Store。頁面刷新了一次又一次,10:15am,我終於放棄。臉書上一片哀鳴:「我要捉比卡超呀!」香港人望穿秋水,卻第N次發現「香港推出Pokémon Go」的消息仍是誤傳。Pokémon Go(PG)在全球掀起熱潮,推出首周已有逾千萬次下載,美國有報告指出,活躍用戶比Twitter還多,平均花費的時間比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還長。Pokémon Go以AR(Au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配合GPS定位,連接虛擬與現實,小精靈隨時隨地出現,大家要在真實的街道上找精靈,再用精靈球捕捉。PG最近在美國、澳洲、新西蘭、歐洲部分地區推出,一時間全球為之瘋狂,有人捉小精靈時抓到男友劈腿,有退役軍人出外捉小精靈時抓到通緝犯,有人發現屍體。連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也特意到玩家聚腳的道館(Gyms)造勢拉票;與Niantic Labs一同發行PG的任天堂迎來33年來最大單日股價升幅(近25%)。紐約有薄餅店「課金」買小精靈誘餌,招徠玩家,生意起死回生,有人計算其成本比僱人發傳單還便宜,似乎開拓一片新商機,連巴西里約熱內盧市長帕埃斯也公開呼籲小精靈進駐,促銷奧運門票。熱潮席捲全球,香港就算未正式推出,已有約4%Android用戶由第三方連結安裝(有報道指這些聲稱由已發行地區版本破解而來的「偷雞版」附有病毒)。比卡超這十萬伏特電能效應,是如何煉成的?玩的不是遊戲,是回憶高峰數碼娛樂有限公司總裁淘滿慈(Victor)估計,PG若在港推出,應輕易攻佔遊戲下載榜首位。「遊戲用的GPS定位跟AR已有遊戲用過,關鍵在於寵物小精靈(新譯:「精靈夢可寶」)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版權)。PG的創意,是將題材跟技術完美結合,寵物小精靈的故事是捉小精靈,在現實世界捕捉小精靈,對大眾來說一定很新穎。」其實,開發PG的Niantic Labs在2012年推出過AR多人連線遊戲Ingress,玩法更高階,一直是同類型遊戲的人氣首位,直至PG出現。PG的吸引之處不在技術,而是故事。問某位熱愛日本文化的同事有沒有玩過PG,他說沒看過卡通,還酷酷拋下一句:「我是看高達的。」每個世代各有文化回憶。Victor說,PG不少核心玩家,是現在約廿歲的一群。PG滿足大家捉小精靈的童年幻想,玩的不是遊戲,是回憶。早前任天堂要為小精靈改名,「寵物小精靈」改為「精靈寶可夢」,「比卡超」變成「皮卡丘」,引來逾六千人聯署反對,甚至有人發起遊行,可見回憶的力量,可惜任天堂未有理會。像身在德國的港人羅小智(化名),在Game Boy還是黑白畫面時,已玩過相關遊戲,「能再玩一次實在太好了!」小智說,遊戲鼓勵你走出去,像是你就是訓練員,很有代入感,甚至有人出動遙控飛行器捉精靈。由以往抽紙牌對戰,到現在於現實世界捉小精靈,Pokémon不只是遊戲,更是一個社群。紐約90後華裔女生Annie在社交媒體上載廣東話拼音名字的小精靈,引來逾萬人轉載。她自小在美國看小精靈卡通,打Game Boy遊戲,「我是為Pikachu而玩PG。向來最鍾意的小精靈就是Pikachu,所以一定要捉隻返來」。她說,捉第一隻精靈(小火龍)時剛好想吃叉燒包,於是改了「charsiewbao」。她任職設計,「放工之後食個飯就帶埋班朋友四圍去捉,這個星期我們每晚花五至六小時。其實是好疲累,不過太好玩,停不下來。有車的朋友會駕車,無車就搭地鐵加行路。兩樣都好方便。星期六日可以捉夠八至十小時」。「紐約有好多好多人玩,我們建立了好幾個Facebook Groups,大家每日都會分享他們的收穫、時間、地點。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精靈。 我去過布魯克林同曼哈頓幾個大公園、海邊、碼頭。 如果捉到超罕見、超強CP(戰鬥力)的精靈,就會跟我team人去打低其他人的gym(道館),拿exp+獎(經驗值)。」「宅男都要行出街」傳媒人曾志豪也下載過「偷雞版」,但只在自家飯桌捉了一隻小精靈,再沒精靈出現。他笑言不是粉絲,「只是因為這幾天新聞實在炒得很誇張,而(遊戲)的玩法實在好新鮮。你問我這個遊戲的最大好處是什麼,就是不會再匿埋在屋企打機,宅男都要行出街。」小智亦認為,遊戲是鼓勵大家走出去,探索身邊的事物。Annie說:「PG最好玩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四周圍去,新地方, 舊地方,乜都得。讓我想起我們13、14歲簡單又開心的時光。Pokémon在90後、80後心目中的地位一定唔會係三分鐘熱度就無咗件事。無論是搭地鐵,行街,返工,吃飯,喝酒,人人都在玩。我真的沒見過全城迷戀一個遊戲到呢個程度。」一般手機遊戲的生命周期約兩至三年,而Pokémon由Game Boy時代至今歷久不衰,「現在有七百多隻小精靈,一日捉一隻都兩年,由這個角度看,可以延續下去」。Victor認為新鮮感會退卻,但其後設計公司會推出新功能吸引玩家。立法會捉小火龍? 香港高樓影響定位有記者曾以「偷雞版」在立法會捉到小火龍,若正式推出,或引發萬人包圍立法會。不過,小精靈來到香港,也要面對土地問題。Victor說:「玩法的特性是要周圍捉小精靈,外國的建築物較矮,澳洲等地更是較空曠,GPS誤差較小。」建築物遮擋會影響GPS定位,誤差達五十米。「香港太多高樓大廈,小精靈的位置放在哪裏會較準確?香港要做得好,要按地圖特性,看看小精靈會否放在港鐵站附近,也要考慮小精靈出現的時間,若在返工時間出現,都無理由走得甩去捉小精靈吧?」現時iOS跟Android遊戲下載榜的首三位,只有一個港產遊戲,還是參考日本某遊戲的。PG大熱,Victor認為,數碼娛樂產品的關鍵,在於原創版權。像憤怒鳥(Angry Birds),遊戲大熱後,推出電影、主題公園,香港也推出憤怒鳥蛋糕,開發商現時僅三至四成收入來自遊戲。(住在紐約的90後華裔少女Annie,替小精靈改了廣東話拼音名字,引來網民熱烈轉載。小火龍(上)、奇異種子(下)分別被她命名為「叉燒包」和「韭菜包」。(圖片來自Annie的Instagram戶口「pokemonyc」 )虛實混合的未來香港也有不少明星、卡通人物,也做到PG的技術,但暫未有成功例子將版權與遊戲技術融合,令投資者卻步。政府有資助業界聘請員工,也會出資在東京、美國的遊戲展設立香港館,他希望有團體像歐美的遊戲、電影協會般,促成不同界別合作,惟最需要改變的,是文化。他說,香港與日本、台灣的遊戲文化不同,在家長眼中仍是負面,「若你經常打機,會被人叫宅男。台灣不是這樣,遊戲公司在我入行時規模不大,現已有逾十間上巿公司。這是良性循環,讀書叻的人都會想投身這行業,但香港不是」。全球為PG瘋狂,是否打了開新的「藍海」巿場,吸引平常不打機的玩家?Victor說,智能電話比Wii普及,其實已開拓了巿場,但遊戲的未來,應是MR(Mixed Reality,混合實境)。數碼遊戲約十年一變,「早期是CD-Rom,2000年出現網路遊戲,2008年左右有手機遊戲,2017年可能是VR、AR、MR」。他相信未來一兩年將解決VR器材笨重的問題,AR的運用將遠比PG厲害,像微軟的HoloLens,可以做到像電影《Iron Man》般的效果,「我相信MR是未來」。若想體驗,Victor的公司正於將軍澳PopCorn舉辦活動,讓大家以VR「瞬間看地球」。我們習慣機不離手,手機是現代人新長出來的器官,不僅讓我們通訊、社交、收集資訊、打理生活,現在PG用的AR科技,讓我們透過電話屏幕,接通另一個世界,讓我想起電影《我左眼見到鬼》中有陰陽眼的鄭秀文。隨着虛實混合的MR出現,屏幕中的小精靈、手裏的蘋果、天空的陽光,什麼才是真實?我們是否已踏入《廿二世紀殺人網絡》裏,活在虛擬世界的序章?曾於大學任教社會學的蕭亮思博士是Niantic Labs上一個AR遊戲Ingress的玩家。她說,AR跟以往的遊戲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建構了三層世界,第一層是physical reality(物質世界),我們拿着手機,走在街上會撞到燈柱。第二層是virtual reality(虛擬世界),當中有遊戲劇情,第三層是因遊戲而建構的社交世界,三層世界交疊互動。「PG的故事當然是有gimmick(噱頭),但現在就算你搭地鐵,看到人們都拿着手機,活是在第二、三層。因為大家現實返工都好悶,第一層興味索然,於是僭建第二、三層。」什麼是……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以GPS及相機鏡頭,讓手機屏幕的虛擬世界與現實接軌。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玩家需戴上全景眼罩,在虛擬世界中完成任務。MR(Mixed Reality)混合實境,結合AR及VR使用。同場加映:AR非新鮮 香港早有「撲蝶」app香港暫無小精靈可捉,卻有蝶可撲。早於2010年,日本已有iPhone App「iButterfly」,以AR捉蝴蝶,這些「蝴蝶」其實是優惠券。香港於2013年引進「iButterfly」,《明報世紀版》編輯袁兆昌曾在港鐵月台「撲蝶」,寫下一段「玩後感」:「無論有幾大隻比卡超隨街跳,都無法令我提起勁,下載那個風靡全球的app。聽見海倫在報館談論着這個遊戲,我想起香港也曾有過,我曾玩過,舉高手機四圍撲,手腕很累,容易起碰撞,很不健康。當年GPS配合手遊的科技還算是初階,為吸引乘客到商店購物,港鐵弄了個iButterfly讓玩家在月台捉蝴蝶!好一個梁山伯,又一個祝英台,一個個用手機撲蝶,不浪漫,又擾人。低頭忙着倒好,忽爾舉頭望光管,抓捕一隻,忽爾飛到女子的裙邊,怎麼辦。後來,港鐵又加價了,我一怒之下,刪除了它。比卡超,對不起,這並非你的錯,只是香港早就有過這款遊戲,並應用在被私有化的公共事務上,掃了興。」文:黃熙麗圖:遊戲截圖、受訪者提供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17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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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現場:危險的是人 不是迷你倉

這幾天坐車經過東區走廊,隔着海,也看到對岸的九龍灣冒着黑煙。除非在工業區上班,否則大家不會特意到這些沙塵滾滾的地方來,直到近年工廈有各式藝術團體、工作室、遊樂場所進駐,我們才又重新留意工廠區。就如放置舊物的迷你倉,被遺忘在城巿角落的一幢幢遭北移工業遺棄的工廈,超額承載着這城數百萬人的欲望。又一個土地問題。斷捨離不易,盒子家居又無地方,迷你倉滿足了你你我我的儲物慾。從此不用飛台灣也能渡「文青」小時光。想與三五友人私密聚會,工廈有各式主題party room。愛刺激嘗鮮,由室內滑雪場到室內沙灘還有泡泡足球桌上桌球密室逃脫射箭場,任君選擇。觀塘有兩幢相連的工廈,像是這種多用途空間的縮影。近四十年樓齡,十五層空間,建築老舊,近年卻進駐過各式新行業:特賣場、室內沙灘、密室逃脫遊戲室、平衡車場、泡泡足球場地、桌上桌球場地、模擬賽車場、立體照相館、舞蹈教室、布藝工作坊、乒乓球教室、花藝工作坊等。現時還有三個不同的迷你倉集團在不同樓層營運。以顧客身分向A、B集團查詢,兩倉佈局大同小異,縱橫交錯的走廊,數不清有多少道門,有如迷你住宅。每間「房間」與「鄰居」緊密相連,打開門,有「房間」「劏上劏」,分成上下格,像日本的膠囊旅店。「房間」高六尺,以鐵絲網封頂,透過鐵絲網,可看到天花上的消防花灑。據法例,1973年後落成的新式工廈需安裝自動灑水系統,1973年或之前落成的舊式工廈則獲豁免。這幢工廈建於1978年,本身已有消防花灑、消防喉。走廊盡頭有滅火筒,也有逃生出口指示圖。兩間倉都24小時開着冷氣,恒溫恒濕,不見陽光,其中一個更以鐵板封窗。兩邊的職員都說,租客憑電子卡24小時自出自入。數年前,有男子到迷你倉執拾物件,病發昏迷失救喪命,至翌日才被其他租客發現,其實租客要放什麼進去,職員都管不着。B集團貼出數張通告,提醒客人安全事宜,日期是大火發生翌日。A集團的職員則說,公司會加配滅火筒,但強調與大火無關。記得有近日參與救火的消防員說,火場的火五顏六色,即是倉內什麼物料都有。A、B倉的職員都提醒我,租用時要簽協議書,不能放天拿水、壓縮氣體等危險品。但細問下,租客其實毋須登記放置的物品。前消防處長、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發言人林振敏強調,每個地方環境、用途不同,若非親身察看,不能個別評論。不過,他根據某集團迷你倉網站的360度分店實境圖,指出迷你倉有幾個潛在風險。「首先,若迷你倉位於舊式(建於1978年前)工廈,危險性大增,因為沒有花灑,就像今次的四級火現場。就算有花灑,迷你倉是封閉式還是開放式?若是封閉式(頂層密封),水就灑不進去。就算是開放式(頂層不密封),貨物若堆到天花,一樣發揮不到作用。其次,迷你倉的空間用得太盡,佈局很差,沒有預留空間做其他逃生出口。若發生火警,消防員爆開其中一個倉救火,其他倉的貨物就會倒下,會阻塞晒通道。」「貨櫃運貨都有清單,迷你倉有沒有?」迷你倉大火引發工廈消防問題的討論,但林振敏說,不管工、商廈、住宅,每個單位的用途、環境、人流都不同,各有風險,不等於工廈就更危險。但無論什麼單位,都應由軟、硬件方面改善消防安全管理。「我們要做風險評估,再安排補救措施,硬件方面,大型迷你倉,可能要做兩層花灑,除了天花,倉庫內都要有花灑。」軟件,就是日常營運。「就算運貨的貨櫃,都有張清單,迷你倉有沒有?知不知道放了什麼?不知道。若有租客放天拿水、油漆、風煤樽,一個單位如此,兩個單位如此,你想想有多危險?倉裏有人吸煙怎麼辦?這就要煙霧探測器。就算有滅火筒,不同種類的火,也要用對滅火劑。」「迷你倉不危險,是人的行為令它危險。營運者其實有權限制租客放什麼。營運者是否有收錢?所謂有權有責,有收錢,是否有責任做風險評估,將(火災)危險降低?」林振敏說,現時消防處主要透過發牌制度,規管不同地方的消防設計,像肇事的迷你倉,不需領牌,便無從規管。「香港有許多像迷你倉般,未受發牌制度管制的行業。工廈現在流行開迷你倉,早兩三年流行war game場,現在有band房,有沒有領牌?今年可能興呢樣,出年又興第二樣,未必全都要領牌。」工廈是年輕人和藝術團體經營志業的實驗空間,潮流來來去去,像觀塘這幢兩幢工廈,行業五花八門,種類比大商場還多,但前兩天,我和林振敏想去看看特賣場或其他單位的消防情况,卻發現不少已結業或搬遷。「既然社會的變化這麼急速,我們能不能有個regulatory reform(修例),要求所有營運者,不論什麼行業,都必須確保消防安全?」他說,這是參考英國於2005年的Regulatory Reform (Fire Safety) Order,營運者需聘請專業的消防工程師做風險評估,改善消防管理,再向政府申報。該條文列明,除了少數地方獲豁免(例如住宅、飛機、船),其他地方,不論是否營商,都需由營運者負責消防安全。若違例,營運者需罰款甚至入獄。本身是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參閱該英國法例後,反建議政府應研究開設新種類牌照給新行業。「現在好多行業都無法分類,因為當年訂立法例時,好難預計有新興行業。我們現在有娛樂場所牌,有食肆牌,是否要有band房牌,或更多新種類牌照?」他說,社會急速轉變,法律永遠追在時代背後,「如法律未能處理,是否應由政策局用政策解決問題?問責官員應有高瞻遠足的能力,提出修例,或用行政手段幫手。」政策活化工廈惟無相應支援林鄭月娥任發展局長期間,為配合活化工廈的政策,特意向城規會申請修例,容許迷你倉經營而毋須再向城規會申請。楊批評,政府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卻沒相應工具助社會應付隨之而來的問題,「不同年代的工廈消防設施都不同,政府是否可以用行政手段,例如要求符合一系列條件,才做迷你倉?日後若放寬工廈用途發牌(新種類牌照),是否可以為租客或業主提供支援,像是基本的消防指引,或由消防處提供專業意見?」巿民關注消防問題,工廈人同樣人心惶惶,擔心日後經營更難,又付不起商廈租金,無處可去。不過,亦有人希望政府與消防處藉今次機會,釐清對工廈不同用途的規管,讓他們有規可循,才能合法經營。楊岳橋亦認為,開設新種類牌照,方便消防規管,也讓經營者有法可循:「發牌時,政府可以選取幾項客觀準則,列出基本的要求,例如不同人流密度要怎樣,佔用空間多少又要怎樣。這些可以用附件形式列出,方便更新,或授權消防處長彈性處理」。土地用途概念要與時並進要與時並進的,除了發牌制度,還有土地用途的概念。楊岳橋說,香港最特別之處,是每幢大廈都有地契,規限空間用途,例如住宅、商業、工業等。「但隨着很多新行業出現,政府是否願意重新定義『工業』甚至『土地用途』的概念?band房如何算是工業?泡泡足球算不算工業?像Hidden Agenda,當年輕人創業做得好地地,卻被地契規限。」本港最大型的獨立音樂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近日再面臨結業危機,負責人無法應付商廈的高昂租金,但租用工廈單位,又因地契列明「不得進行工業或貨倉以外任何用途」被地政署追擊;想租工廈地舖,卻只能做食堂,無法申請娛樂牌及酒牌,合法經營。工廈不僅承載我城的消費慾望,也是人們經營志業的地方,若政府有意推動文化、創意和藝術發展,除了最後僅批出124宗的活化工廈個案(截至今年二月底,總共215宗申請),還有誠意做些什麼?如果看不見的法律漏洞最後會變成灼眼噬人的熊熊烈火,我們能否在火災發生前做些什麼?大火翌日深夜,政府開記者會。大半個編輯室的記者都圍在電視前看直播。熒幕上,消防處長黎文軒咽哽:「我哋唔會做任何事去令同事犧牲。」下方的滾動字幕劃過:「殉職,遺下一名七歲兒子。」香港人不需要英雄。我們只願所有消防員每次出動,都能齊齊整整返局,回家與家人吃頓便飯,陪孩子到公園玩,平凡而幸福。張耀升、許志傑。這是九龍灣迷你倉四級火,兩位不幸殉職消防員的名字。文:黃熙麗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2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迷你倉 迷你倉大火 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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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香港「去政治」管治由雙十暴動引出

踏入蟬聲啁嘈的六月,網上又再掀起六四悼念問題的論戰。隨着本土意識抬頭,今年的討論陷入「中港之爭」,年輕政黨青年新政批評,香港失火,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卻去關心中國如何在廢墟中重建民主,是「不分輕重」。社民連則回應,鄰居縱火波及自家,以為隔離火源可自保,是「自欺欺人」。香港能否建成「防火牆」置身事外,將是另一場爭論,但香港早於戰後四、五十年代開始,已被國共政治角力「火燒後欄」,卻是不爭的事實。要回溯港人政治認同的起承轉合,雙十暴動是其中一個值得留意的轉捩點。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就香港過去發生的多次暴動做研究,由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開始,到最近年初二的旺角街頭衝突都有探討,我們的通識報道也隨着他的步伐分期進行,今期我們先與他談涉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部分。「後政治」管治模式的緣起戰後香港一直是親國民黨的右派與親共產黨的左派的戰場,只是隨着雙十、六七暴動,兩派分別衰落,加上港英政府刻意「後政治」的處理,才造就香港以看似「中立」的姿態,以便在國共之爭甚至冷戰中獨善其身。所以,在歷史的脈絡中,雙十暴動是第一個分水嶺,不僅確立港英「後政治」的管治姿態,而細看雙十,又似是雨傘運動的前生。所謂「後政治」的管治模式,意思與一般人說的「去政治化」相近,但張少強教授認為「去政治化」本身亦是一種政治操作,表達上以「後政治」統稱港英殖民政府的管治手段更恰當。「後政治」的操作仰賴將自己塑造成行政管理人的形象,其實是借政治以外的外衣,達成政治目的,「殖民政府以管理主義轉化殖民主義,『keep law and order』,改善民生,帶動經濟發展,以此掩蓋發生在香港的政治爭拗。追求經濟發展,看似與政治無關,背後卻正是出於最切合宗主國利益的政治盤算,以免捲入(國共)左右之爭,才能與中共、台灣鼎足三立。」正是這種管治方式,塑造了港人看似只追求「發展主義」的政治意識,追本溯源,一切可由五十年代的雙十暴動說起。一九五六年:貼中華民國國旗被撕觸發暴動二戰後的五十年代,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席捲全球,香港這彈丸之地亦是左右派的戰場。張教授說,不少論述中,戰後的香港是只求「衣食足」而不理政治的難民社會,但其實來港難民中除了有親共的左派,亦有來自國民黨背景人士。港英政府解密的檔案中指出,政府曾派警隊政治部監視這些政治活躍分子,發現有右派人士為國民政府籌組游擊隊、運送軍火,搜集情報等。除了暗地裏的戰略活動,右派人士為保持聲勢,亦不遺餘力進行公開的政治宣傳,「民間最重要的行動是鬥掛國旗,而當時右派的動員力更高,雙十暴動亦是由此而起。」出現搶掠、縱火、毆打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李鄭屋徙置區的居民不滿職員撕走貼在牆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圍毆職員,警方鎮壓不果,反觸發深水埗、旺角、油麻地、九龍城及荃灣一帶先後爆發暴動,「他們不止搶掠,更到左派診所毆打職員,同時有黑社會加入,逼路人及駛經車輛上的人買(中華民國)國旗。」這些黑社會皆臂纏或胸貼國民黨旗,多日暴動中,「由敲詐財物到殺人放火,涉及大量主權宣示、政治復仇、國共對立,右派試圖在港剿滅左派、霸佔生活機會、搶奪工作地盤、擴大勢力範圍。因而,雙十暴動既令英國在香港的晚期殖民主義直接受內部威脅,也令英國捲入了當時國共兩黨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外圍鬥爭。」出戒嚴令 英軍鎮壓平息暴動港英政府雖即時派防暴警察以警棍、催淚彈、荷槍實彈驅散群眾,然而,當時全港警力只有約5,000人,其中300人為防暴隊,曾受防暴訓練的警員也只得1,260人。警方無法控制場面,政府惟有以戒嚴令封鎖九龍及荃灣,出動英軍鎮壓,才平息暴動。雙十的三重意義後雙十之一﹕右派由盛轉衰雙十暴動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雙十是右派勢力盛極而衰的分水嶺,「若1976年的左派暴動代表左派勢力高峰及滑落的轉捩點;右派就是雙十。」雙十中死亡、被捕及被定罪者比往後的天星及六七暴動都多(見表),右派的暴力行為不僅令他們失去巿民支持,成員在空群而出後被捕,甚至連台灣當局亦表態不支持。當時國民政府旗下的《香港時報》呼籲在港右派停止行動﹕「愛國精神之抒發,必須以理智為尺度……無論任何行動,自以顧全當地的社會秩序為第一義。」(《香港時報》,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右派自此大勢已去,日後六七暴動中的左派,下場亦如出一轍,「兩者同樣在總動員後被殖民政府清剿,又不被主子認同,加上失去民心,自此一蹶不振。」後雙十之二﹕港英「後政治」管治上場第二重意義,是港英政府確立「後政治」的管治姿態。事發時,港督葛量洪身在外地,回港後,他在電台廣播,宣稱英軍的軍事行動只維持法律和秩序,履行政府基本職能,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其後公開發表的事件報告中,亦將暴動描述為「巿政治安事件」。這說法絕無爭議餘地,表面上亦不帶政治色彩,既可避開冷戰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國共劍拔弩張下,讓香港置身事外,亦以「中立」的有效管理者姿態,避免民族主義的糾紛,以此建立管治的認受性。張少強說,英國直至九七,都以「後政治」的權力運作來掩護自身政治利益,以繼續把持香港。「把香港非政治化,政治變成行政、專權統治變成有效管理、意識形態變成經濟追求、階級對立變成縱向流動,民主改革變成民生改善,一切都儼如只有理性,沒有權術,只涉程序與技術。」後雙十之三﹕大增警力「防暴」第三重意義是港英政府銳意提升警力。當時警力不足以控制局面,出動軍隊平亂,是迫不得已,因會造成社會恐慌,更會觸動國共神經,幸當時國共皆自顧不暇,對雙十的反應僅流於外交口舌之爭。因此,港英政府其後大力提升警力,加強防暴能力。「香港是全球警民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與殖民政府的政治手段有關,因警察出動仍是民事(civic)範疇,軍隊則有政治意味。我們有犯罪的人,但沒有政治人物;我們有治安問題,但無政治問題。」張教授說,雙十暴動,與半世紀後的雨傘運動,儘管性質不同,卻有不少對照之處。當年港督葛量洪說「維持法律和秩序,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雨傘運動時特首梁振英以「堵路對市民生活造成長時間影響」為由清場,兩者如出一轍。「大部分政權,面對嚴重政治色彩的官民衝突,都會找個聽來必然正確的理據支持武力行動,就是要恢復秩序,回復正常生活,梁振英的講話與葛量洪相似,都是訴諸國家應有角色,是不具爭議的,但其實沒有處理真假普選方案的爭議。」但與當年不同的,傘運時警力已足以驅趕群眾。「佔中到最後,全靠警察仍願意執行任務,驅趕示威者,才成功清場。」基於香港夾在國共之間的特殊形勢,自雙十後的騷亂都是由警察鎮壓,是否因此成為政治工具?「由職權來說,警察從來都是國家機器,是國家用來控制社會的一部分,但其(使用武力的)目的是否獲社會接受才是重點,現在的警民衝突,大部分來自示威遊行。若巿民不認同政權,就在執行任務時連同政權一同被指摘。」由雙十到傘運﹕借愛國將黑勢力「合理化」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雙十還是傘運,都有黑社會出現。當年的右派一直與黑社會有淵源,活躍於香港的14K的部分成員更有國民黨背景;而傘運期間,亦有報道指有黑社會混入反佔中陣營,對佔領人士動粗。張教授解釋,政府要建立秩序,往往要用武力處理極端情况。「當政權受挑戰,需要動用武力,本身的武力不能達到目的,就要借助外力,而社會上可使用的武力來源,就是地下勢力。」這些地下勢力,可以借愛國主義之名將行為合理化,除了國民黨與黑幫14K有連繫,中國公安部前部長陶駟駒也曾稱「香港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張教授說:「為達政治目的,連黑社會的暴徒行為亦可包容,是華人愛國主義的現象。」由雙十暴動的脈絡,我們可以知道,港人過去多年看似只追求發展主義的政治意識,其實是港英政府的刻意經營。張少強的研究一直延續至最近的旺角衝突,將於香港民間學院Intercommon Institute講授《香港暴動與管治》課程。他說,香港由六十年代醞釀出本土意識,到八十年代要求「民主回歸」,其實港人並非「去政治」,年輕一代的六四討論,亦與他們認為「民主回歸」是「中伏」有關,因「平反六四」是逆向認同中共政權:「後生一代不吃這套,他們只要民主,不要回歸,希望香港自保,追求本土價值。我想,他們也在摸索,希望講得清自己的想法。」香港民間學院facebook:香港民間學院Intercommon Institute文﹕黃熙麗圖﹕黃熙麗編輯﹕高卓怡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香港歷史 雙十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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